[29] Summa Theologica，意大利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ommaso d’Aquino）的神学、哲学著作。
[30] 原文为英文，That is the question，引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31] 《圣经·新约》中记载，东方三王朝拜耶稣圣婴之后，希律王为了除去新生的“犹太人君王”，曾屠杀伯利恒及其周围境内两岁以下的婴儿，教会把这些婴儿视为殉道者，因此每年的12月28日为圣公会所称的“婴孩被杀日”（诸圣婴孩庆日），而在西班牙和一些拉美国家，这一天也是他们的“愚人节”。
[32] 西班牙愚人节的习俗之一便是把恶搞的纸片贴在他人背后，纸片通常会被做成人形。
[33] Vincent de Paul（1581—1660），法国天主教神父，毕生致力于服务穷人。
[34] 平足，在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中也有“蹩脚、蠢钝”之意，此处可能是一语双关。
[35] 《欧美插图版世界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Universal Ilustrada Europeo-Americana，即俗称的《西班牙百科全书》），由埃斯帕萨（Espasa）出版社出版。
II
奥莱加里亚阿姨还在等我。她因为不想给我留下冷掉的晚饭而没去睡觉，因为对像她那样吃那么可怕的东西的好人来说，单是想到可能会吃冷的饭菜就会起鸡皮疙瘩。我责怪了她，我对她说到头来不吃热的晚饭也没什么大不了，甚至偶尔我都可以不吃晚饭，说不定这样对健康反而有益。而且说到底，她这样熬夜到凌晨时分对她的健康没好处。
她一边看着我一边晃着脑袋，一点儿都没被我说服。
“我总是想着我们家的孩子，他跟你们一样为战争离家在外。”
这当然不是她第一次跟我说起她的外孙。我已经开始知道他的事情了。老太太坚定不移的信念我已很熟悉：“当有士兵住在家里的时候，我就想，我怎么对他，别人就会怎么对我们家的孩子。”但是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他在共和军的部队里服役。
那天凌晨，在我吃着她给我重新热过的晚饭的时候，她站在一旁看我吃，于是我问了她更多关于她外孙的事，其中包括他在哪个单位服役。可怜的老太太跟我说不清楚，她弄不清那些军团和连队的事，但是她说到军团这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在我们这方是没有军团的。最终我弄明白了他是在敌方服役。老太太分不清我们的区别，她觉得“我们都是一样的”，或许她说的在理。
她的外孙名叫安东尼奥·洛佩斯·费尔南德斯。老太太给我看过他的照片，照片上他穿着服役的制服或是节日盛装，他们这些人宁可被杀死也不会穿着平日的衣服拍照。照片上我们的安东尼奥·洛佩斯·费尔南德斯有点紧绷和僵硬，向前直视的目光跟嘴角勉强的笑容并不相配。这些被修改和放大了的（能看到眉毛和头发的纹路上炭笔勾画过的痕迹）照片被奥莱加里亚阿姨装在涂有金属粉的相框里挂在了墙上。有一张照片特别值得一提：那是第一次领圣餐时不可避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我们看到安东尼奥·洛佩斯·费尔南德斯穿着水手服，旁边有个年龄相仿的小女孩——十岁到十二岁的样子——穿着新娘的服装。不过那是上个世纪的新娘服，不可思议的土气跟过时。
“奥莱加里亚阿姨，我不知道您还有个外孙女。”
“那不是我的外孙女，那是我妹妹。”
“您的妹妹？跟您外孙年纪一样大？”
“她第一次领圣餐时，的确是我外孙那个年纪，但后来这可怜的小家伙死了……这都是六十来年前的事了。您知道吗？有段时间我在家里接待过一位借住的女士，就跟我现在接待您一样。她可是位真正的女士，堂·路易斯，她是村里的女教师。当这名女士搬去另一个村子的时候，把那个相框送给了我，但没有涂漆。我问每年都来村里给第一次领圣餐仪式拍照的摄影师，能不能把我的外孙和我的妹妹放在一起？愿死者安息。我还问他能不能让他们两人出现在同一张照片里，别白费这么好看的相框。他收了我二十杜罗替我做这件事，都看不出两张照片间的接缝。现在我把他俩放在了一起，就像我正看着他们一样，多好，是不是？这些摄影师做出这些好看的照片时就跟魔鬼没啥两样。总之，花了二十杜罗……”
可惜了这二十杜罗，但是，你又能对她说什么？何况她也不是这村里拥有蠢照片纪录的保持者。村长（罗西克司令重新任命的那个）在他家的饭厅里挂着一张胃部的X光片，那是他做胃部肿瘤手术时拍的。最后肿瘤是良性的，但那张X光片却形容可憎，跟患了癌症似的。村长把X光片装了框，并为此充满自豪之情。他向所有人宣称那张片子花了他三十个拿破仑[1]。此处倒是可以好好进行一番哲学思考：如果村长是对的呢？为什么我们脸的照片就得比我们胃的照片重要呢？
我去了城堡。城堡的仆役告诉我，“橡果”已经好多了，重新有了胃口。他们取走了马身上的粗麻布，因为那麻布让马太热了。女主人第一次没在大厅而是在她居住的侧翼接待了我。由于城堡太大，而她又没有侍女，因此她居住的地方便缩减成少数几个必不可少却朝向良好的小房间。我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想对城堡的那一部分一探究竟，但直到此刻那部分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严格关闭的。
那是有着几扇舒心的朝南大落地窗的房间，面朝村庄。从那儿能看到整个村落的瓦片屋顶，呈现出极浅的灰色，中间点缀着铁锈色的苔藓。从海洋般的瓦片中升起发黑的砖砌钟楼。如果你抬起头，就能看到城堡的箭楼，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凸起，上面满是燕子和楼燕的窝。我数了数有五十个。燕子们拿来筑巢的泥土已经褪色。女主人说这些鸟如果可能的话会连年利用这些鸟巢，只会做一些轻微的修补，如果这里面有哪个鸟巢跟城堡一样古老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城堡的这块地方打破了我所有的预想。这并不是说我期待着在那里见到会让人联想起“麻雀变凤凰”的那种浮夸而杂乱的奢侈景象，因为在想到她的时候我脑中从未有过类似的想法，但即便如此，看到那极其简单的摆设我还是感到很讶异。
房间内部就像修道院一样。她接待我的小客厅也充作饭厅用，朝向卧室。卧室很宽敞，但里面的家具不过就一张铁床、两把水烛叶编的椅子和一个伊莎贝尔女王风格的五斗柜。因为卧室门虚掩着，所以我能看得很清楚。在客厅—饭厅的一侧应该是厨房——门关着——而另一侧则是孩子们的卧室。四壁简单地刷了层石灰，地上铺的是普通的地砖，因红赭石而泛着红色。
她示意我坐到一把修士扶手椅上，在我和她之间隔了一张胡桃木的圆桌。桌子其实很小，想必是他们吃饭的地方。我们自然说到了磨坊主一家，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
“他们昨天来过了，我们已经谈妥了。他们明天就会住到阿尔贝内斯去。”
“我想圣地亚加应该会忘记那些闲言碎语吧。”
“可怜的圣地亚加当着我的面哭了起来。她人不坏，就是傻。在这样的村子里，因为蠢事造成的伤害要比坏心眼造成的伤害更大。”
我也告诉了她在连队里流传的闲话。
“我们有可能会离开奥利维。自从战争开始，我就从没有在同一个村里待过那么长时间。”
“可怜的人，你们想要一点平静也是很自然的事，但奥利维这么小、这么脏、这么消沉，又这么悲惨……”
一阵沉默降临。她朝开着的窗户外头望去。我们耳边传来忙碌的燕子们的叽喳声，它们一会儿离巢一会儿归巢。她望向更远的地方，那眼神就是当我们什么都没在看的时候那种空落落的失神的样子。但突然间她笑了起来，重复着：“这么消沉，又这么悲惨……”
那是让我受到伤害的笑声，我几乎怨恨地打断了她：
“对，奥利维很悲伤，您也是。但或许正是这悲伤如此吸引我。在头几天的时候奥利维让我感到压抑，现在我可以说出来了，不过如今我不会拿这里的荒野和光秃秃的群山去跟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交换。没有任何东西跟如此广袤的荒野的悲伤一样庄重、宁静，向天空敞开，这样的荒芜只会间或被矗立在黄黏土山岗上的栽有区区几棵柏树的修道院打破……”
“您怎么会喜欢这样一片土地呢？”
“这就跟我喜欢一首忧伤的乐曲或是11月的暮色甚或久远的回忆是一回事……又或者是一个有着丰富过去的女人。”
她不再发笑，却用带着某种嘲弄的好奇神情看着我。
“我们这些女人，乡下的女人，我们不会去想这一类的事情。我们操心的都是最家常的事：像是母猪长胖了没有，母鸡下蛋了没，菜园里的西红柿熟了没，炖锅里的菜能不能撑到下一次屠宰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想别的事呢？过去……一个女人一旦任由悲伤的回忆和事情摆布，痛苦就会朝她涌来……如果一个女人开始想起过去，过去会显得那么奇怪！我曾在那个地方，我曾做过这事或那事，这怎么可能？多年前我们曾经说过的话、曾经做过和曾经想过的事又将在何处停歇？我在巴塞罗那住了许多年，我能理解您，您也看到我能跟上您的谈话。但请您相信我：一个拥有过去的女人就是一发用过的子弹。如果有一发子弹没有中靶，您得有耐心。当一个女人拥有一段过去，便意味着她无可挽回地衰老了。我已经老了，我的人生是一场失败，这便是全部。您别在我身上寻找天籁之音，也别找什么11月的暮色，您别抱有幻想。”
那个炎热季节将要结束时的上午的阳光从落地窗斜射进来，照在挂在墙上的一面烛台镜浑浊的镜面上，反射出的光线随着领主夫人头部的移动不时停留在她像大麻一样的浅栗色头发上。她的头发束成了一根又粗又短的麻花辫。她一边说话，一边缝补着一条小裤子，那肯定是她孩子中小的那个的裤子。上午的时候，孩子们从来不跟她在一起，而是在村里到处跑。我站起身准备离开，我本想再说些什么，因为我觉得不能让她最后几句话没有回应，但是言辞未能来到我的唇边。
“上帝知道，”我轻声说道，“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女人……”
既然这是我真正能说出的话，我不知道还能跟她说什么。
“谢谢，您人真好，”她自然地回答道，都没从干着的活上抬起眼来，“您是在巴塞罗那受的教育，那里人们会关注我这年纪的女人，我知道那种习惯。尽管我知道说这话只是出于礼貌，但善意的言语总是令人感激的。”
“您认为我说这话只是出于礼貌？”
我激动地争辩，但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她抬起眼，带着某种不信任的样子看向我。
“当然是出于礼貌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您为什么要说那些？”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仿佛要看穿我的意图。我知道我不能再坚持，而且在那个时候她的眼睛令我分神。就在那时我发现她的眼睛并非如我想象那般是黑色的，凑近看时，那是一种荫翳的灰色，却又十分明亮，仿佛闪电掠过。
“您还很年轻。”她一字一句地说道，显然是意识到了我的慌乱，转头看向窗外。她的嗓音再次变得低沉而疏远，就像那天在那个日暮的路口，在逆光中那般。“您还很年轻。我都能当您的母亲了。”
“您别胡说。我有一个四岁的儿子，我都快三十了。”
谎言径自脱口而出，但说到底，我几个月前已经满了二十五岁，这难道不是快满三十了吗？
“那您认为我几岁？”
我犹豫了一会儿，但在我还没有时间回答之前，她那低沉的嗓音补充道：
“我已经过四十了。”
我再次体会到了小个男人跟高个子女人说话时的那种不适感。她重新拿起针做起缝补活来。
“您是个有教养的年轻人，知道要善待女人，但遗憾的是在这样的小破村子里却没什么机会表现。还会有人把这看成坏事。”
“我求您别再用这样的口气说话，这让我很难过。我感觉您是将我跟其他某个人混为一谈了。”
“其他某个人？您说的是谁？”
“我不是说具体哪个人，我绝对没有指任何人。我不是一个有教养的年轻人，而是恰恰相反。我已经在前线勉强熬了一年。您要把这事儿想得有多糟随您的便，可是我……奥利维拉……”
“你们真的很奇怪。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你们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在你们来之前，我在这一个废墟套一个废墟的大房子里平安度日。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比你们更明白，他们管我叫大房子里的老女人。这说法并没冒犯到我，他们就这样让我安稳地待在我的角落里。他们尊重我。”
“如果您认为我不尊重您的话，那我真是太遗憾了。”
“我没想这么说。”我第一次在她嗓音的音色中，还有她从手中干的活上抬起来转而看向我的明亮目光里感到了某种类似于温柔或感激的东西。
“这让我很心痛，请您相信我，奥利维拉。您使用复数，您说‘你们’的时候我的心真的很疼，就好像在您眼中我不过是营里随意哪个人，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这些人今朝住在这个村里，可谁又知道明天他们会在何处停留。”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想提到营。我指的是索雷拉斯。”
“索雷拉斯？有天您曾请我别再说起他。”
“是，最好别说起他。真的，最好还是别说。”
接下来是一阵尴尬的沉默。
“那咱们就别谈论他，”我说，“今天说得已经够多了。”我趁机补上一句，开始小心翼翼地告退。“请您记住，您永远有我这样一个好朋友愿意为您效劳。”
这句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句子而蹦出来的庸俗之言产生了远超出我期待的效果。她默默地看着我，仿佛那句话让她想到了什么：
“您真的愿意为我效劳？比方说，如果我请您办一件事，一件您可以办的事，一个对我意义重大的小忙……”
“您千万别迟疑；为了您，我愿意……”
“事实上，”她打断我，“你们才是村子的主人，因为奥利维已经成为前线所在地，因此实施的都是军事管辖。如果你们想的话，你们可以从我这里夺走城堡、土地还有阿尔贝内斯的磨坊，甚至那匹母马，外加我有的这几件家具。但你们也可以做相反的事。我想请您帮的那个小忙……不是现在，而是以后，作为律师，对您来说应该会很容易。这事儿咱们改天再说。”
“为什么不现在说？”
“因为我看您此刻太紧张了，您看您的手都在发抖。”
她那阴暗钢铁色的眼睛再次凝视着我。“她会想从我这得到什么？”我思忖着，突然我明白了她对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但她已经重新拿起了搁在裙子上的针线活不再看我。她将线穿过缝衣针，用牙齿咬断多余的线，静静地干起活来。当时我意识到在围绕着她的气氛中，飘浮着干净衣服的鲜明气息，那是满怀爱意浆洗和熨烫过的白衣服的气息，衣服收在雪松木或胡桃木的古老衣箱里时会放有一把薰衣草。之后，当我走下石阶，这一整座城堡里唯一用切割过的石块搭建起的部分时，从底楼吹来的新鲜空气夹带着地窖、麦草还有当作柴火的松枝跟桧树枝的气味，驱走了那股白衣服还有新婚夫妇的衣箱的味道。
今天奥莱加里亚阿姨午饭时给我做了“煮羊肚”，这算是当地的佳肴。这道菜照旧十分可怕，但你除了做出这菜让你觉得是天赐美味的样子并无他法。
这道菜用羊腹做成，里面填的是这可怜家伙自己的内脏。羊腹被缝上之后会煮上好几个小时。到吃的时候会把羊腹上的线拆开，冒出一股像从蒸汽火车头里窜出的热气，一股热烘烘的动物下水的臭气都能吓跑那些最自以为是的家伙，更别提这道菜能招来的整营整旅的苍蝇了。
8月11日
我在去修道院溜达之后正返回村里，在经过一间几乎位于村外的屋舍门前时听到了有人在拉小提琴。像是肖邦的曲子，但肖邦难道曾经写过小提琴独奏曲吗？不过，无论如何，演奏的技艺令人惊叹，充满无尽的表现力。天色逐渐转暗，乐曲声似乎融入了当日暮色里的光亮、气味和优美的消亡场景中。伏天在死去，当伏天死去时，我们心中某些东西也会死去。那场暴雨是对伏天的致命打击，从那时起，有些晚上睡觉时我得盖上毛毯。可是，到底是谁在拉小提琴呢？
我向实习医生打听，他惊讶地看着我。
“你不知道吗？是医生啊！”
“村里有医生吗？”
“营里的医生啊，真是的，普伊赫大夫。你是住在月球上还是怎的？他拉起小提琴来就像天使。”
“那个醉鬼？我还以为他只对酒桶感兴趣呢。”
“你错了。他是个极其敏感的人。”
“我觉得你是想让我认为他喝酒是为了忘却，对吗？”
“为什么不呢？有些话之所以会被反复提起恰是因为它们合乎现实。”
“好吧……那司令呢？”
“一个极好的人。”
“这一点没人会有异议，克鲁埃尔斯。我想知道的是他喝酒是不是也是为了忘却。”
“这点你可以确信无疑。所有喝酒的人之所以这么做都是为了忘却。”
“忘却什么？”
“忘掉通常来说他们都不记得的事。”
他无比平静地对我这么说。当他试图说服我医生、司令、加利亚特、蓬塞蒂他们这些“奶瓶爱好者”（这话是司令说的）喝酒都是为了在葡萄酒中扼杀空虚的情感，“跨出迈向宗教的第一步”时，他那玳瑁眼镜让他的脸比以往更像猫头鹰。
“那么，照你的说法，”我反驳道，“他们是正在踉跄前行。”
“你让我，”他坚持说，“觉得你并不感到空虚，你还从未感到过空虚。”
“你是想让我也喝醉吗？”
“咱们还是别继续这个话题了。”
我收到了特里尼的信，这是一封让我想起跟克鲁埃尔斯的那次谈话的信。“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直到现在你都在逃避幸福，似乎幸福让你心生恐惧……”“如果你愿意，咱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无论任何事，无论分离还是那些你让我经历的糟糕时刻……”“你还没意识到我的存在。我不想说你不爱我，但你过得就像我并不存在一样。抱歉我这么跟你说话，但有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我需要发泄。你并不因为在世上感到孤单而受苦，或者至少你还没觉察到你为此而受苦，而我却恰恰相反，我受不了这样的痛苦。一个月以来你连一行字都没给我写过……”
一个月了……差不多。
拉蒙，我隐隐怀疑我是个十足的坏蛋，比那个中尉医官还要差劲，他至少还会拉小提琴。而索雷拉斯在我身边都会像个圣人。从你离开之后你就对我的生活一无所知。甚至一个人进入圣胡安慈善兄弟会都会伤害到别人。你让我在那个家里如此孤独……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挨在一起睡的那张双人床吗？有时候我会突然惊醒，为了克服对黑暗的恐惧，我会拽住你睡衣的下摆。真希望你知道我有多想念你睡衣的下摆！你给我讲爸爸的故事，你见过他，你知道他死在非洲的细节。你讲起这些事的时候，语气稀松平常，极为简略，就像完成每日的普通任务一样。你从未想过在你走了之后，会留下我孤单一人就像迷失在森林里？从那时起，再没有人跟我说起过爸爸，就算说起也是支支吾吾，或是仿佛不经意间的只言片语，而这些都会伤害到我。茱列塔让我害怕，她那双眼睛像是要把我吸进去，而有天傍晚的时候，在花园里她那张嘴突然让我觉得像个吸盘。我们通常都会跟她、何塞·玛丽亚还有学校里的其他同学一起在那里玩耍。我觉得咱们的堂弟何塞·玛丽亚，那个可怜的尖嗓门小胖子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天色变暗时花园里的气氛变得凝重起来。由于其中一个当事人是茱列塔，也就是她的姐姐，所以我宁可认为他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我受不了茱列塔，当我们才十四岁的时候我就受不了她，因为她那么没脑子，总让我神经紧张。而那个落在嘴上的亲吻，那个我并不期待的吻……只是一个吻而已，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奇怪的是却可以在我们不再是孩子的时候留下那么多的回味。对我而言，那事揭示了人生中一个依旧令我反感的方面：那就是女性的魅惑。
一个性感的女人会对我产生妖魔一样的效果。
这事儿似乎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了，然而才不过是十年还是十二年前的事。咱们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变了这么多？但是特里尼却让人觉得她并未经历如此激荡的转变，她是在不经意间从小女孩变成了年轻女子。她家庭所属的那个派别出版过一份名为《爆破眼》的小报，那可能是唯一一份加泰罗尼亚语的无政府主义报纸。我曾经跟他们合作过，甚至和索雷拉斯还有特里尼一起上街贩卖这份报纸，但我从未看过。不过，每个星期我都会不出差错地把报纸通过邮局寄给咱们的舅舅，而说到底，我这么做无非是为了烦扰他，或至少通过这个举动，我就能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有一天，我们吃完午饭坐在桌边闲聊的时候，他叫我傍晚去他办公室见他。
你不可能忘记那些黑色的皮扶手转椅，看上去那么凄凉，还有档案柜上那尊但丁的胸像。舅舅当时正和会计在办事，我不得不坐在其中一把扶手椅上等了好一会儿，同时想象着但丁跟生产做汤用的面条间到底有什么联系。会计走了之后，舅舅终于抬起头，半是同情半是嘲弄地看着我。他从外套内口袋里掏出一份报纸，那自然是最新一期《爆破眼》，上面登有我的一篇长文。
“你觉得你让我睡不着觉了？我猜那什么‘发胖的猪’之类你是想着我写出来的。总有一天，你会后悔跟个无辜的人似的在这些蠢话上署上你的姓名。你就不明白，作为你的监护人，我可以把你送去教养院……”
那话在我看来似乎被荣耀的光环所笼罩，我将会是特里尼眼中的烈士。欧塞维奥舅舅继续说着，而我现在才明白所谓“教养院”只是他说来吓唬我的，但在那个时候，我却是当了真。他不时停下来检查雇员拿来的文件、数据和电报。“下周我们有股东大会，我得完成最终的账目，还要准备报告……”
又有一个雇员拿了份电报进来，他扫了一眼就把电报放在了桌上。
“又是一份马德里来的电报……好了，咱们来说说你吧。我知道你跟一个无政府主义姑娘常单独出去长时间散步。自由恋爱吗？也不错。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是个傻瓜的话就还不错。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得明白，作为你的监护人，我有个信任的人在看着你。要是有什么事发生的话，那责任可在我。或许你还没意识到这种自由恋爱如果没什么严重后果的话的确会很有趣。傻瓜一个，没错。那姑娘……”
他用剪刀拆开了一封有人刚给他拿来的信。
“呸，这个加拉加斯的联系人。如果你不小心行事的话，自由恋爱可有你好看的。总之，亲爱的外甥，我没有很多时间可以放在你身上。我要从股东那里获得信任票来扩大公司，事情有进展，但你知道吗？我得准备好报告、权衡话语、核实数据。”他点燃一支雪茄，向后靠到了扶手椅背上，眯缝起他那生意人不动声色的眼睛。“所以，我没有很多时间可以放在你身上，可遗憾的是，你却用些傻事来浪费我的时间，而我这里，”他随意指了指那些信件和电报，“还有千万的钱飘在空中。我跟你长话短说：我曾想过把你关到寄宿学校去，好替你避免一桩婚姻灾难，自由恋爱通常都是这样的结局，但我征询了加利法神父的意见，他表示反对。他说如果我把你关起来，我就会搞砸一切。”欧塞维奥舅舅笑了起来，似乎那想法让他觉得很好玩：“他认为你比我们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更像一个基督徒。”
加利法神父！我几乎都不记得这个耶稣会老教徒了。拉蒙，你还记得每个星期天弥撒过后他在路易斯派修道会上给咱们做的那些烦人的“训诫”吗？可怜的老头儿。跟你说实话，我当时挺失望的：我当不了烈士，也去不了教养院。但加利法神父说的那话在我身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离开舅舅的办公室后就去看他，反正卡斯普街上的修道院离得很近……他在他的房间里接待了我，那里依旧有通风不良的狭小房间所散发的臭味，就是当你还会拿这种事开玩笑时被你称为“圣洁气息”的那种味道。小桌子、水烛叶编的椅子，还有跟儿童床似的小铁床都和当年你跟我一起去的时候一模一样。他坐到了床上，叫我坐在椅子上。我觉得他比我最后一次看到时老了许多。
“我不是来听布道的，”我对他说，“而是来跟您道谢的。”
“我对你的道谢没兴趣，你自己留着吧。我只想让你听我几句话，不多，因为我知道你总是嫌我烦。”
他跟我说的时候，话里那种自卑感让我平静下来，就像是一个穷舅舅在“诈骗”一个富有而显赫的外甥。
“或许你没意识到我也有点无政府主义，”他微笑着，仿佛觉得自己在讲笑话，“教皇们的社会通谕……”
“加利法神父，”我打断他，“您不知道所有这些事给我造成的负担，工业革命、无产阶级、剩余价值、计划经济……”
“但你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我怎么知道！什么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愿我知道它是什么，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愿我能跟您说所有这些我一点都不在乎……无政府主义！我真想告诉您一切都源于索雷拉斯的一个念头，而他骨子里想要找的无非就是消遣……”
加利法神父疲惫而发红的小眼睛中的神情从惊讶转为愕然，又从愕然变成悲伤。
“可怜的路易斯……然而你已身处其中，无论原因是什么……那个索雷拉斯又是谁？你的一个同学吗？你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深入研究这些问题，认真对待它们。你让我害怕，路易斯，不是因为你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因为你不够无政府主义，我想说，因为你没有诚心诚意地对待这件事，诚心能拯救许多事。如果一个人知道如何选择的话，无政府主义中有许多优秀的方面。你……”
我大笑起来，因为从一个耶稣会教徒口中说出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辩词在我看来是那么荒唐。他淡淡地笑了笑，有一瞬间他的眼神让我觉得像是盲人的目光，说得具体点，是那个时候常在贝伦教堂附近乞讨的那个瞎子的目光。
“你舅舅跟我说起过你常跟一个女学生一起长时间散步。关于她，我只知道你舅舅告诉我的那些，说她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有不好的想法。你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吗？爱她，但是全身心地去爱，尽你所能去爱她。如果你不能再相信别的，至少可以相信无政府主义。这是相信和爱的问题，如果你相信某样东西，如果你全心去爱，你就会渐渐找到正确的道路。”
他再次用那样忧伤、疲惫跟恳求的目光看向我：
“路易斯，你确定你爱她，不会抛弃她吗？”
当我再次回到街上时，我唯一的感觉是因为曾经哭泣而羞愧。我想到了特里尼的家人，想到了《爆破眼》团体。“还好他们不会知道。”那特里尼呢？我才不会跟她说起这次愚蠢的会面！
第二天，我们去城堡公园散步。我们坐在一张长凳上，就在没有了叶子的椴树下面，距离普里姆将军的骑马塑像不远。公园里潮湿、寒冷而孤清。腐烂落叶的气味带来一阵如潮水般的伤感。我觉得自己老了：我就要满二十岁了。
“我要做我乐意做的事。他们都得让步。”
但是我内心有一个挖苦的细小声音在说：那加利法神父呢？我告诉特里尼那个耶稣会教徒已经站到了我这边，但我并未透露更多细节。可是从一个话题说到另一个话题，似乎都像是我在自言自语。我想那是因为特里尼在听我说话时很专注。那时的她才十六岁。最后我竭力想隐瞒的事还是被我脱口而出：我在跟加利法神父会面的最后，曾在他的怀里哭泣。
“你看，我是个懦夫，而且更糟的是我还是个荒唐的人。”
特里尼沉默不语。就在那时我跟她说起了拉蒙你，因为她就算听说过耶稣会信徒——你也能想象她听到的会是怎样的口吻——也不会听说过圣胡安慈善兄弟会。她一言不发入神地听我说。之前我从未跟她说起过你，这真是不可原谅，对吗？真希望你曾见过她的眼睛，拉蒙……那不是一双漂亮的眼睛，算不上漂亮，是圆溜溜的、单调的绿眼睛，十分平常，但当那双眼睛看着你的时候，却带有孩童般的轻信，准备好了相信一切美好、高贵和慷慨……的事情。
[1] 法国银币，合五法郎。
III
六头公牛跑了出来，
六头全不是好牛；
这就是为什么
修道院陷入火海。[1]
民歌，1835
8月13日
皮科连长组建了一个“共和国”，也就是说，一帮军官聚在一起吃饭。这是在奥利维组建起的第二个。几天前，司令和医生连同作为临时人员的加利亚特连长外加宣传员已经成立了第一个。
了不起的皮科举起了反酗酒的大旗，又由于他抽烟斗，于是烟斗成了我们兄弟情谊的标志，以应对我们对手的“奶瓶”。这名前校工在一群机枪手里发现了一个来自哥伦布酒店的厨师，就跟无数未受赏识的天才一样名叫佩佩特。他是个沉默而庄重的人。奥莱加里亚阿姨可不是这种“异类”的对手，为此我迫不及待地加入了“烟斗共和国”。不消说，实习医官也这样投入了烟斗事业的怀抱，跟他一起的还有两名机枪中尉。我们本可以建立起跟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的共和国，但在最后一刻出现了一名不速之客。这人就跟所有的不速之客一样，在头几天里俨然是人中俊杰。
这个加泰罗尼亚军队里的新英雄两周前来到了奥利维。我们以为他是来组建营里的通讯联络部门的，因为这是司令坚持向旅里要求的，我们当时需要的是一名通讯中尉。司令跟往常一样漫不经心，也没顾得上细看那些文件，单是知道此人名叫雷武利便感到满意了。他是穿着衬衣来的，衣服上也没有军阶标志，但牙齿间叼着一支大烟斗，而他的牙齿白得就像牙膏广告上那样。他的衬衣无可指摘，牙齿令人瞩目，而且最要紧的是他来的时候还头顶着跟所有通讯官员密不可分的文化人的光环。“世间的真汉子”，司令如此概括。
老谋深算的皮科虽然一直默不作声，但施展各种解数阻止这一颗罕有的“珍珠”去替“奶瓶共和国”出力。不过，就目前来看，我们倒是极乐意把这一收获送给对方。他成了我们中的诗人，他给我们朗诵他自己写的诗句，但他还是把我们全都绞死算了，因为我们一窍不通。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跟我们说我们是帮庸人，说什么波德莱尔已经落伍了，说什么我们没有“女性体验”。而且他还认定我们不会抽烟斗，并就这一话题跟我们上起百科全书一样的课来，不过最糟糕的是他这辈子从没当过通讯官，而是……一名政委！
当我们最终搞清楚事情原委时全都惊愕不已。
不是说他是个共产主义者，他连社会主义者都不是。惊愕并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新的政治烦扰的威胁，这意味着会有新的共和主义教育课程、公民权利和义务课。而他果然没过多久就在城堡大厅召集了整个营，包括司令、军官、士官和士兵们，就法西斯主义和共和主义给我们做了一次十分卖弄又颇令我们厌烦的讲话。在他才讲到一半的时候，睡意便向我们袭来。司令突然站起身来，他满面通红，用胳膊做了个手势，宣布道：
“他们是坏人，我们是好人，就是这么回事！这个我们都知道，不需要你告诉我们，我们都听腻了。要是你不想让我们不给你好日子过的话，你还是闭上嘴巴，去当通讯官吧！如果你不懂，那就去学！”
营里还有另外一件新鲜事，对我来说尤其有意思，那就是克鲁埃尔斯也认识加利法神父。克鲁埃尔斯管他叫加利法“博士”。虽然说到底我们俩之前虽互相不认识但都认识加利法神父并没什么特别的，但这事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种惊人巧合的效果。他跟我说了一些我之前不知道的事情：当针对耶稣会的法律颁布时，加利法神父不得不离开修道院，住到了他的一个兄弟家。他那兄弟在维克的平原还是吉莱里斯地区拥有土地，住在松树河谷的一间老式公寓里。克鲁埃尔斯说加利法神父在那里时就像一名世俗教士，还在神学院当过老师，克鲁埃尔斯是在他当老师的时候认识他的，所以才总会叫他博士。而加利法“博士”在我耳中听来却是那么怪异！而且我也很难想象他在宿舍之外的样子。自打知道我也认识加利法神父之后，克鲁埃尔斯就一个劲儿地说起他。
“他这个人有趣极了！”他对我坚称，而且很诧异我居然会觉得加利法神父在路易斯派修道会上的星期日“训诫”很烦人。
每一天每一周都让我觉得漫长无比，都像是在拖拖拉拉地往前走，而我试图靠营里的闲言碎语得到消遣，但有时候我仿佛不在其中，而是身处一种虚无的状态，就像受到了猛然一击，进而飘浮在半无意识之中。领主夫人的信令我沉迷。这女人难以捉摸：虽然住得近在咫尺，却通过邮局给我寄了封信！营里的邮递员给我拿来了信，邮戳是莫拉·德·阿尔布里奥内斯的，我压根不知道这村子在哪儿。是谁把信拿去邮局投递的？信上没有日期也没有签名，信的风格也很含糊，可以说我一点儿都看不懂。她在信里给我列出了被杀害的修士的名单：“这些人肯定是被杀害的，因为他们的遗体都找到了。”这让我想起了那天她跟我说起的要我帮的那个著名的忙，“这对您来说将会易如反掌”。易如反掌……一上来就这么说，而我却连是什么事都还不知道。我依旧几乎每天都去修道院，我查看那成堆的书籍，在圣器室和修士的宿舍里寻找文件。这简直就是大海捞针。这么大的一座修道院，被掠夺、被偷盗、被火烧，最终又被遗弃，这么多个月以来就这么朝四面八方吹来的风敞开着……其中最糟糕的是如果我找不到那份证明，我就被禁止去见她。“您别试图来见我，我不会接待您的。”这道禁令令我激动不已，甚至不觉得荒唐：我给她回了信，却已经不知道都给她写了些什么！那是醉了之后写的，但为什么会醉？这就是所谓的激情？但不管这是什么，这都是我在此之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我不清楚这样的感情有何价值可言，但我也不在乎。我只知道这是一种针扎般的欲望，就算跟她在一起必须得承受最为凶残的折磨，我也照样渴望她，甚至更想得到她……
我身处修道院的圣器室内，感到空气浓稠而滞重，仿佛一潭死水。我感到自己脱离于这个世界，似乎我真的飘浮在如水般滞重的空气中。圣器室有股上好木材的味道，是古老的雪松木的味道，那味道干爽而略带苦涩，那是……她的味道。她有些许白发，兴许就是四根，我数到了四根。我走上前去，感受着她发间的雪松气味。那四根纤细而扎眼又令人惊讶的发丝闪耀着光芒，仿佛蜘蛛在夜间纺出，却被我们在清晨借着尚未被日光蒸发的露珠发现。发丝很纤细，又很柔弱，清晨的蛛丝总是很脆弱的，然而那四根头发……她转过身去，拿起桌上的一块布料，我被诱惑着想去亲吻她的脖颈，就在耳朵的下方。可我并没有亲吻她，而现在我很遗憾我没那么做。我本该在那里用嘴唇去感受她汩汩流动的血液。她的血应该是热烈而奢侈的红色。她本会突然转过身来，我本会在她眼中看到无比惊讶的神情……或许是假装出来的惊讶，因为她很可能在期待着我早晚跨出这一步。显然圣器室的味道是由一口大柜子发出的，柜子自然是用雪松木做的，此刻里面已经空无一物，之前本该放有祭礼用的物品和衣服。圣器室直面大祭坛，就在《使徒书信摘录》的旁边。我寻找着那份神秘的证明。我已经检查过了大柜子的内部，当我半转过身的时候，雪松和熏香的气味险些令我发晕，就在那时我看到了那对干尸新人。透过圣器室的窄门，我只能看到他们。
有一天她也会变成这个样子？石榴花那般热烈而奢侈的红色，雪松和熏香的气味，所有这一切都会终结为这般费解的静止模样？某种下意识令我走出了圣器室，却迎面撞见了那具面露嘲讽的干尸，他似乎正看向上方，像是一个知悉巨大秘密却佯装不知的人。奇怪的是这家修道院看上去并没有闭眼的习惯，他们看着你，却看不见你……那张面带嘲讽的脸，歪斜着扮着怪相，就在那里，就在我面前，显得那么僵硬，而索雷拉斯和他跟我说过的那些事在此刻浮现于我的脑海，那些看似谵妄的话此刻却具有了意义。因为在我的饥渴和禁泉之间还隔着干尸，不是眼前那具干尸，而是我自己，我自己将会成为的那一具，还有她将会成为的那一具。我感到内心里对那张愤世嫉俗的脸翻腾着一股无声的怨恨，而我的口中溢满了唾液……
8月14日
皮科才发现雷武利不仅不是通讯官而是政委，而且还来自那支“平足旅”。在那里他曾是连队委员，现在他被升为营里的委员之后被推到了我们这儿。他也表明了自己代表的是哪个政党：恩普尔达[2]民族主义左派联合共和党。尽管似乎不可思议（在经历了我们见过以及正看到的事之后，还有什么会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呢？），但是在成百个让我们的生活苦闷不已的现存政党中，的确有一个政党就叫这个名字。
至于“平足旅”……或许最好在这里就这支我们谈论颇多的著名旅做一下说明。这是师里的第二旅（我们是第一旅），据说——因为当时我不在，所以我可不敢为此担保——在最近几次展开行动的时候，那支旅的长官找借口不参与行动。“由于，”他在公告中说，“尽管通过了体检，但大部分编入队伍的新兵都有扁平足，因此不适宜长途行军。”目前，这支旅负责的前线部分位于我们的南边，依据我的逐步发现，在他们旅和我们旅之间，从战争一开始便存在一种敌对情绪，起因多是源于政见不合，他们都是些头脑发热的人。
自从我们有了政委之后，司令为了让他瞠目结舌，总是坚持他自己关于“重建修道院秩序”的想法。
“我们旅为了卫生和文化而战斗，和那些平足的人组成的旅不一样。”他斜睨了政委一眼。“总有一天我们会把神圣的干尸，”这是原话，“通过庄严的仪式重新安放回他们的墓穴中。没有殡仪的文化就不能称为文化。从现在起就得认真琢磨什么样的葬礼进行曲是最合适的，也得考虑是否由掘墓那帮人来重新埋葬他们会更好，这样正是对逝者的公平补偿，因为，他们虽然死了，但依旧配得上所有人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