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消说，雷武利作为政委，不得不表现出积极拥护这一想法的样子。至于葬礼进行曲已经成了导致众人不合的种子，要记得我们在营里已经有了军乐队，一切的问题便都由此而生。尽管我们还没有伴奏的乐器，但已经有了乐队。这一葬礼进行曲的细节便成了仪式迟迟未举行的原因。结果皮科在外籍兵团的好日子里曾担任过几周的旗下长号手。不是说他识谱，他对乐谱一窍不通，而是他靠听就演奏出了《培尔·金特》中的《奥赛之死》[3]，这事儿让他真正地满心骄傲。他常在饭后闲聊的时候给我们哼这首曲子，好让我们不要质疑他往日的音乐荣光。而司令却是狂热的瓦格纳迷，主张演奏《齐格弗里德》[4]中的葬礼进行曲。此事最后交给普伊赫医生定夺，此人却不愿多费神，只想从中抽身，于是他肯定地认为如果非要在两首哀歌中选择的话，他喜欢威尔第甚于瓦格纳，“至少威尔第更有幽默感”。在乐队排练的日子里，他就把自己反锁在医务室并关上所有的窗板不去听。就在那里面，他拿小提琴演奏起肖邦的葬礼进行曲。
8月16日
由于昨天是奥利维的守护神纪念节，我们邀请了司令和医生来我们的共和国吃饭。他们一点的时候准时现身，还相互挤了挤眼睛。他们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吃饭期间，皮科一直盯着他们，但也没因此而耽误踩踏板。了不起的皮科想出了一个驱赶苍蝇的发明，“一个务实的家伙”，索雷拉斯曾这么告诉我。那项发明是种纸扇，大小跟桌子差不多，挂在天花板上，由四根竹竿做成的框架能提供必要的坚硬度。一根细绳穿过滑轮垂了下来，一头系在一块踏板上。皮科像名长老一样坐在桌首，随着他踩动踏板，扇子来回扇动，驱散了如云的苍蝇。在这项天才发明出现以前，成把的苍蝇会掉进碗里。
席间都是些泛泛而谈。医生告诉我们前一天他因为旅里卫生服务队的传唤不得不去了趟橄榄树堡。
“卫生队队长从军卫生处收到了一份通知。那是一份令人震惊的通知。你们想想看，就在咱们师的一个单位里，而且恰恰是在‘平足旅’里……”
他用眼角余光瞄了一眼政委，又朝司令挤了挤眼，轻咳了一声。
“好了，庸医，”司令说，“你到底要跟我们讲关于著名的‘平足旅’的什么事？”
“蔚蓝尿液病……一种古怪极了的疾病！据目前所知只有一起病例，但那是什么样的病例啊……老天爷，那起病例真是太吓人了！病人什么感觉都没有，而且自我感觉极好，‘没人能料想到他那样的行为’，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有天早上，也就是两天前，当他起床的时候，他发现制服变紧了，他努力地想穿上制服却穿不上去，他整个人在一夜之间肿了起来！他的裤子也系不上，裤襟门上的纽扣……先生们，我说襟门，是因为就是这么叫的，裤襟门上的纽扣还差一拃才能扣到相应的纽扣眼里……怎么，我们不能在这个旅里说到裤襟门吗？还有他的尿，尿液是蓝色的，蓝色哟，你们可注意听好我说的，因为这是一个不会出错的症状，就是蓝色的尿液。没过几个小时他就出现了垂死的样子，并遭受了可怕的痛苦……”
“好吓人的症状啊！”司令惊呼一声，“但从‘平足旅’那儿还能指望什么呢？我早就怀疑那个旅有瘟疫。你怎么想，雷武利？作为政委，你肯定已经通读了《黑格尔全集》。”
“黑格尔早就过时了。”政委以权威口吻说道。大家暂时不再讨论致命的蔚蓝尿液病，话题被转移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所体现出的黑格尔对其的影响，也就是你能想象得到的令我们醉心不已的微妙的哲学问题。
今天，雷武利显然一早就来到了营里的医务室，他穿着睡衣，面色苍白，心绪不宁，痛苦地冒着冷汗。
“那个可怜的家伙，”克鲁埃尔斯告诉我，“看着就好惨。我陪他去了宿舍，在他床头柜上的水杯里还有残余的可溶性靛蓝，那是一种会让尿液变成蓝色的无害物质。而他的裤襟门也开了线，之后又被缝上了，对了，是胡乱缝上的……”
8月17日
有一天的日落时分我又来到了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个路口，尽管才不到两个月，却已像是许久之前。两个月可以像两千年一样深邃，两个月前的那个傍晚让我觉得仿佛是世上的第一个傍晚那般遥远，有关她出现的记忆在我的过去埋藏得那么深，似乎已是我最为久远的记忆。
我在那里一直待到入夜。一只夜间的飞鸟——或许是夜莺——飞过或者说滑翔而过，几乎贴到了地面。它在路中央的地上收起了翅膀，似乎在等着我，而当我靠近的时候，它却又突然展翅起飞，安静得就像一只大飞蛾。白日的暑气迅速退去，微风带来一阵森林的粗粝气味，让我想起了她的秀发。当尚有一线天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把被绷紧了的痛苦的弓，头疼欲裂。随着夜色逐渐变得浓重，我身上的重量似乎也随之减轻，就像是弓弦松弛了下来。
吃过晚饭之后，我去街上乘凉。加利亚特拿着把吉他站在寄宿家的窗下。他是从哪儿弄来这把吉他的？
“小甜蜜，你想让我给你唱一首我们家乡的特别浪漫的歌曲吗？”
伴随着无尽的哀伤，他开始哼唱起来：
我们想要面包配大蒜，
面包配大蒜是我们想要的……
8月18日
我到阿尔贝内斯的磨坊去看看那家子好人如今怎么样了。磨坊比城堡本身更有城堡的气息。蓄水池的墙面用石灰岩凿出的方石砌成，五个世纪（我之所以说五个世纪是因为在门口能看到建造日期）的阳光将其镀成了金色。水池后面磨坊主他们住的房子也是用石灰岩石块建成的，唯一有开口的地方就是狭窄的石拱门和一扇有直棂的拱顶窗。屋前有一片不算小的菜地，一口泉眼半隐在一株枝叶极为茂盛的葡萄藤下。泉水沿着一根全身覆满铜绿的水管流出，注满一口发红的斑纹大理石砌成的水池，水池很粗糙，边缘已经被众多来此饮水的动物的嘴巴和无数在此搁放过的水罐磨损。有人告诉我说在加迪斯国会[5]废除领主权力之前，领主夫人的佃农们都必须来这个磨坊磨麦子。
磨坊主一家满面喜悦地迎接了我，他们告诉我“夫人”在上面，在“水车旁边”。说实话我没料到会在那里碰到她，我不敢上去……
“您要是不上去跟她打招呼，夫人会觉得您失礼的……”
都到这份上了，他们要给“夫人”留下好印象并且也要让我留下好印象又是为了什么！他们自然不知道她禁止我试图见她，显然我也没法跟他们解释这件事。他们给我指点了从菜园通向蓄水池后方高处的陡直向上的小道。
那个地方很漂亮，像花园一样被精心照料着：引水渠也就是“水车”倒映着近处的一大株垂柳和远处半坡上的一小片桧树林。孩子们在池里游泳，她坐在柳树荫下的一条石凳上看着他们。
因为她背对着我，正利用时间缝补一件衣裳，身子向着手里的活计微微往前躬，所以并没有觉察到我的到来。两个孩子嬉闹着，喊叫着，互相泼着水。他们小身子沾满珍珠一样的水滴，发出铜一般的光泽，透过柳树枝丫间隙洒下的阳光让他们掀起的水花散发出彩虹的光彩。
我悄无声息地向前走去，踩着水渠边缘长出的嫩草。草叶摇曳着发出如小铃铛般的细语。
“下午好。我没料到会在阿尔贝内斯遇到您。”
她半转过身来，被吓了一跳：
“是您？”
她深邃的目光仿佛在对我说：我没希望这么快就见到您。
“您把证明给我带来了吗？”当我坐到她身边时，她轻声对我说，小心不让孩子们听到。证明？我什么都想不起来，那夜间树林的气息，那闪闪发光的眼眸……
“您不回答我吗？”
“什么？”我傻乎乎地说。
证明？什么证明？她散发出树林和黑夜的香气，她的双眸令我目眩……
“我找遍了所有的角落，”我不得不努力集中注意力，“但没找到任何有一丁点像是证明的东西。您得相信我，我很抱歉。您不能给我一点更为明确的线索吗？您无法想象那里胡乱散放着多少书籍和纸张。”
那钢铁般的目光从奇怪变成了惊愕，又从惊愕转成了嘲弄，进而从嘲弄变成泪水与蔑视的混合。她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觉得我是不能指望您了。”
“但您甚至都没告诉我大概能在什么地方找到这份文件。”那种与比自己个子高的女人说话的不愉快感觉再次占据了我的内心。
“如果您不努力去弄明白的话……如果您不理解我的话，又怎么能希望我去理解您呢？”
她嘲弄的目光已经变成了一道炸裂的光芒，其间蕴含着模糊的允诺和含混的共谋。我的脑中一片晕眩。
“我理解您。我开始在理解您。您是冰做的，而且恰恰因为您是冰做的……”
“您别再说下去了。眼下我只在乎那份证明。我孩子的将来取决于它。现在您走吧，咱们要说的话都已经说了。您是个有礼而绅士的年轻人，对于这一点我确信无疑。您不会背叛一个可怜的女人的。”
一个可怜的女人？她可以是任何人，唯独不是个可怜的女人！我在我的卧室里也就是在奥莱加里亚阿姨外孙的房间里写下这些……那个我还不认识也可能永远都不会认识的安东尼奥·洛佩斯·费尔南德斯。落日在气窗的一格窗格间透进一道葡萄酒色的余晖，落在她的信上。一封写在横格纸上的信，就是那种女佣们常用的纸。信上的字迹透露出写字的手对此并不熟练，字写得很大，并不工整，一笔一画写出来的，字母间都是分开的。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封出自一个可怜的女人的信！在我的桌上，她的拼写错误在静寂里散发出一股新割青草清新而纯净的气息。
[1] 这是加泰罗尼亚历史上一起由斗牛引发的重要事件：1834年巴塞罗那建起了第一座斗牛场，当时出资建设的是一家慈善机构，其条件是斗牛的部分收入要用于慈善事业。但在1835年，也就是这座斗牛场开始使用一年之后，在一场不受观众喜欢的极差的斗牛表演中发生了几起严重事故，很多人走上街头，汇聚到兰布拉大道。人们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导致最后有几间修道院被烧毁，并有十名修士身亡。而这一教会跟社会其他领域间的矛盾引发的严重事件却拿斗牛中公牛过于温顺作为借口，因此才有了这首民歌。
[2] L’Empordà，加泰罗尼亚的一个乡，位于吉罗纳省。
[3] Peer Gynt，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之一，1967年出版，1876年首演，以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Edvard Grieg）的管弦乐组曲为伴奏，《奥赛之死》为剧中的一幕。
[4] 德国音乐家瓦格纳著名的连篇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第三联。
[5] Cortes de Cádiz，指1810年9月24日在圣费尔南多举行的宣布西班牙主权的首届国民大会，标志着旧王国的废除，之后在1811年即西班牙独立战争期间迁移到了加迪斯，因此被称为加迪斯国会。
IV
然而，它的确在动[1]
8月19日
有时我们的注意力会出现无法解释的漏洞。比方说：我怎么可能出入那间有蜂巢的房间那么多次，却从未注意过墙上一处炭笔写下的铭文？而且字还写得很大，上书：然而，它的确在动。
然而，它的确在动。无政府主义者们为了替伽利略的记忆复仇而写下了这句话吗？我不知道奥利维圣女村委员会的无政府主义者们是否曾听过伽利略的故事或是对天文学有什么具体的想法。那么，到底是谁有此闲情在墙上涂抹下这句博学的格言？我对此毫无头绪。
然而此事最不平常之处还在于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在铭文脚下的地上有一本我也从来没见过却十分惹人注目的对开本。它被落在成堆的书籍的一边，孤零零的，木质封皮上钉着钉，还包着羊皮纸。书脊上用哥特字体手写道：死亡之书。这是记载从1605年直到修道院那场动乱前夕去世的修士的登记簿，事实上在1936年7月17日还有一名修士自然死亡。那是修士们能自然死亡的多么美好的往昔时光啊！
我此前怎么会对这么厚实的一本对开本毫无察觉？
在最后一则死亡登记之后，（差不多从中间开始的）册页全是空白的，要不是因为一张肉色的卡纸条在靠近书末的地方露了出来，我也不会想到要接着往后翻。我顺着那个记号发现了另一个封面：《奉教区主教以及教区神父许可在奥利维梅尔塞修会修道院教堂虔诚缔结的婚姻之书。基督纪年1613》。
血液在我的脉搏里鼓动，仿佛锤子敲打着铁砧。突然间我就明白了下面这件事：
奥利维圣女——我在橄榄树堡的女房东曾经告诉过我——在乡里很受爱戴，并因为是幸福婚姻的保护者而著称，从小处来说，就跟咱们的蒙塞拉特[2]修道院是一个道理。无论是出于虔诚还是那种感人的信仰，许多情侣都申请在修道院而不是像教会法规定的那样在新娘的教区内结婚。修士们有一本簿册登记这些婚姻，数量并不是很多，从1613年的第一宗婚姻起总共登记了五十七宗。
8月20日
我被邀请去“奶瓶共和国”吃饭。当午餐接近尾声，其余人都在喝咖啡的时候，司令把我带去了他的卧室。
“听着，路易斯，”他把手指压在唇上建议我严守秘密，他的醉酒模样通常都是如此开场，“我得告诉你我生活中的一些神秘事件，可怕的神秘事件！如果说平足旅那些事……”
他蹑手蹑脚十分小心地关上房门，随后又查看了床底下和每把椅子的底下，以防有对手旅的间谍藏在那里，最后，在确保了这方面安全之后，他躺倒在床垫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不放走他前夜在一片橄榄林里——用他自己的话来讲——“钓到”的一只小鸮。
“这是一只我自己弄到的小鸮，你知道吗？但是它一口气能吃掉数量惊人的苍蝇。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留住它。那些人，”他含糊地朝饭厅那里指了指，“都是一帮醉鬼，他们一次次买醉，就像蝴蝶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一样。现在你会听到他们吐咖啡的声音。你别告诉任何人。”他再次把指头搁到了唇边：“我把糖罐里面装满了盐。”
“司令，我知道比您这些更吓人的神秘事件。”
“更吓人？在哪儿？床底下吗？”
“根本不是一回事。我说的是在奥利维修道院。”
“那些干尸！”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不是干尸，司令，幸运的是他们还活着，活蹦乱跳的。是两个极为可爱的小孩子。”
“我可不喜欢干尸的故事，路易斯……”
很难把他带去我想去的地方。我想如果我能让他骑上马，在露天骑上一阵就能让他醒醒酒，他略带醉意对我有好处，但不能醉成这样。
“司令，这两个孩子能否有父亲取决于您。您想想玛丽埃塔……没有父亲……”
此刻他用他乌黑的小眼睛专注地看着我，眼中很快就充满了泪水。
“玛丽埃塔不想让人杀死她的爸爸。不，不，这事她肯定不想。”
“那您就穿上靴子吧，司令。咱们别浪费时间了。”
我给他穿上了靴子，他也顺从地由我这么干，但并不松开那只小鸮。饭厅里的人正在吐咖啡，发出厌恶和笑得喘不过气的声音，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离开。
司令那匹他几乎从来不骑的马跑起来和“橡果”一样快，一路上我们都策马飞奔。一进圣器室，他就因为站不住脚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我会让乐队好好学一首葬礼进行曲，可不能跟死人开玩笑。皮科以为自己是谁？我才是司令，可不是他……”
“您说得很对，不过您听着……”
他打了一个酒嗝，饱满而低沉，悠长而有韵律，之后他看上去似乎冷静了一些，仿佛那个不同寻常的嗝让他的脑子清醒了一些。
“我投票给瓦格纳，你知道吗？我要的是货真价实的葬礼进行曲，得让我受到撼动。唉，有这么多干尸……”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司令，在这个柜子里有死亡和婚姻登记册。在婚姻登记中我发现了极其重要的一页。我恳请您对此多加关注。此事关系着两个无辜孩子的将来。”
这番话所起的效果超出了我的期待：他将最后那页登记证明看了一遍又一遍，眼里涌出的大滴泪水顺着两颊不断滚下。
“想想奥利维村的那些老妇，那些长舌妇人，把那两个孩子叫作‘私生子’……为什么领主夫人什么都不说呢？”
“因为怕大家不相信她，也因为他们这一婚姻纯粹的宗教性质。您想一下，司令，到此前为止在这儿发号施令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而说实话，咱们的名声也没好到哪儿去。而且正是在耶稣教会教徒看来咱们没有好名声。”
“改天我会让全营的人列队念玫瑰经祷文，这些教徒以为他们是谁？”
“没错，司令，我们都知道您正在做的都是为了秩序和文化，但是尽管这样，他们还是给咱们派来了一个政治委员，更要命的是他还来自平足旅……这么一来咱们一瞬间便声望扫地。”
“咱们会让惊吓继续发挥力量，路易斯，你就看着吧，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我会把你们从这个政委手里解放出来！混账东西！我是不是你们的父亲？我可是全营的司令！我守护着你们。你看，是我，你知道吗？是我趁他睡着的时候把他裤子的襟门纽扣拆了又缝上。医生想给我搭把手，但他喝多了，尽管把眼睛对成了斗鸡眼都没能把线穿过针眼，于是我不得不承担起这桩高级剪裁的精细活。”
“在政委走人前，咱们还得等一段时间，因为他就是个烦人精，得有人出来主持公道。为什么领主夫人什么都不告诉咱们？您得想到无论是修道院院长还是作为证婚人的四名修士都在第二天被杀了，或许她不知道修道院院长在被杀之前已经在这本册子上登记了他们的婚姻。她只知道没一个修士能活下来。”
“但是有些修士逃进了森林，所有人都这么说。”
“对，司令，我也曾期望在证明上签字的会是其中的某一个，但所有签字的人都死了，彻彻底底死了，我都核实过了。村里的人查验过尸体的身份。”
“那些幸存下来的修士虽然没有签署这份证明，但可以声明他们知道这场婚姻缔结过啊。”
“婚姻缔结的时候这些幸存下来的修士都已经跑了。至于那些还留在修道院里的人，您想想，司令，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把短工们都枪毙了。他们有四五个，都是村里最穷苦的人，修士们出于善心给了他们日工资。这些人穷得只有木屐可穿……”
这番话起到了打动他的作用，他的眼睛熠熠发光。
“你怎么知道的？你看到的吗？”
“是领主夫人告诉我的。通过她，我知道了所有的细节。无政府主义委员会杀死了村里的神父，领主害怕他们也会这么对自己，他这么想也是有理由的。他想要逃走，但是预见到如果失败会有死亡的风险，他便有了各种顾忌。他决定在逃走前跟他的孩子们的母亲结婚。这在奥利维村办不到，因为神父已经被杀，就剩下修道院了。委员会的人是七个外乡人，还不知道修道院的存在。村里人都对他们三缄其口，因为大家都很爱那些修士。当天晚上，领主给‘橡果’安上马鞍，身后载着领主夫人悄悄来到了这里。最年轻的那些修士都已逃走，修道院长和其余四名修士准备给他们举行婚礼。鉴于当时的情况，这是一场临终前[3]的婚礼。他们同样偷偷地回到了奥利维，就在领主把领主夫人留在城堡之后要打算逃走时，那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出现了……”
司令听我说着，表现得十分兴奋。
“当然了，这样一来活着的人里除了她自己再没别人知道这件事。全都死了……遇到这样的事该怎么办？你是律师，路易斯，你应该知道处理的手段，你给我提提建议。咱们得干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儿，表明咱们可不像平足旅一样都是耶稣会教士的对头。在我巴塞罗那的家里，就在我的床头有教皇为临终时所做的祝福……”
“咱们得先从证人那里记录证词。”
“证人？但你不是说他们全都死了并变成干尸了吗？”
“那些掘墓人还在，说不定他们知道一些详情。咱们会让他们招供的。”
一回到司令部，他就给了我审理人的任命。我见到了那六个家伙，六个不幸的家伙，只要不枪毙他们，什么都能招出来。他们一个个来司令部报到，都是一副被棒打了的狗的模样。档案匆忙建立起来。他们坐下签字时，画下了令人惊叹而又没完没了的花押。我觉得他们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只要无关枪毙他们就觉得高兴都来不及，根本不会再去追究。
有点失魂落魄的雷斯蒂图托把自己裹在一张双人床的床垫里，他老婆用细绳把床垫捆住他全身，只露出他的头和脚。整个奥利维村的人都从窗口探出来看他：“你到底在搞什么鬼，雷斯蒂图托？”“我的老天爷，为了让子弹别发出声响啊！”
我回到奥莱加里亚阿姨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尽管她已经没必要替我准备晚饭，但是不等到我回家她还是不会去睡觉。她坐在炉火旁的一把矮椅上，因为夜晚已经变得凉爽起来。可怜的伏天，它的荣耀同样阴晴不定……我坐到她的身旁，就像“烟斗共和国”成立之前我坐到她旁边准备做早饭一样。这个可怜的老太头几天给我吃的早饭特别荒唐，像是浸透了醋汁的金枪鱼干或是配有朝天椒的大西洋鲱，而我起床之后，除了烤面包片蘸加奶的咖啡之外吃不下其他任何东西。不过对他们而言，牛奶是给病人喝的，至于烤面包：“耶稣啊！太糟蹋面包了！”她一看到我用叉子戳着面包片凑近炭火就画起了十字。把像面包这么健康的东西给烤了……简直是亵渎神明。咖啡也得我自己煮，她连咖啡是什么都不知道。我给她尝过一次，她跟吐毒药一样给吐了出来。
“奥莱加里亚阿姨，您知道城堡那位夫人的事吗？”
“她可不是什么夫人，堂·路易斯。全村人都知道她是什么人。”
“村里人有可能会搞错。”
“怎么可能全村人都搞错？她是卡斯特尔人，是‘拉屎佬’一家的，人们就是这么称呼她母亲的。”
“这个我知道，奥莱加里亚阿姨。圣地亚加告诉过我；就算她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出‘拉屎佬’的女儿和领主夫人是同一个人。有些事情一目了然，千头万绪也会自己理顺。可怜的领主夫人……”
“她才不是什么可怜的领主夫人！要是你认识已经去世了的那位，愿荣耀降临于她，她才是真正的夫人，有时她来奥利维的时候，我们都会出去迎接她，就在原先标示边界的十字架那里。她十分淑女，会坐着有篷的骡车来，我现在仿佛就能看见那头骡子，它被野豌豆喂得饱饱的，灰色的皮毛闪闪发亮，日子过得比教皇还好。愿可怜的她在荣耀中安息。”
“让夫人还是骡子安息？”
“她到死都没想到会有女佣生下的孙子。我说的是老领主夫人，我觉得仿佛就在昨天村里人纷纷在说：‘她打了夫人一棍子。’可怜的老夫人没活多久，都没法在轮椅上动弹，而女佣靠棍子和老夫人的儿子瞒着她趁机成了女主人。老夫人死后的夏天，这个狐狸精就来了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挺着大肚子。所有女人的眼睛都在打量她。我们娘们儿之间全在议论她怀孕的事。”
“我能想象。”
“村里的年轻人对这一丢人的事可在意了，第二天一大早就把城堡的各扇门都给涂花了。”
“涂花了是什么意思？用什么涂的？”
“您觉得还会是用什么涂的呢？”
“太粗鲁了！”想到在这些人眼里特里尼和小拉蒙也是……我的上帝！太粗鲁了！
“领主看到这一切火冒三丈。他命令让那些涂抹的人自己把门都给清洗干净。由于领主平日让他们挣日工资，所以他们只能服从。”
“干得好，那些人干的事太肮脏了……”
“脏的是那些不要脸的女人，感谢上帝，在这些村里面我们还是基督徒。”
“可是还有孩子们在呢，奥莱加里亚阿姨，他们可什么坏事都没做。他们是无辜的。”
“无辜？他们才不无辜呢，他们是野种。”
和她争论是无用的，逻辑并不是她的强项。我试着通过别的途径达到我的目的。
“奥莱加里亚阿姨，您爱您的外孙对吗？”
“上帝呀！难道我不该爱他吗？”
“那如果您的女婿在死前和您女儿在特殊情况下结了婚，而婚礼是秘密举行的，那照村里人的说法，您的孙子就会是野种，他就不能叫安东尼奥·洛佩斯·费尔南德斯，而只能叫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
她用布满眼屎的眼睛看着我，不明白我的意思。她的外孙怎么会是野种？他怎么可能不姓洛佩斯？有些事情……对她想象力的要求太高了！
炉火在灶膛的石头上逐渐熄灭，在微弱的火光下，奥莱加里亚阿姨半张着嘴像是个巫婆。当我就这件事跟她讲述我的看法时，她惊讶地，几乎是惊愕地看着我。此刻已经很晚了，我可以安心去睡了。我的看法一旦被奥莱加里亚阿姨知道，很快就会在全村一溜烟地传开。晚风伴着蛐蛐叫从小窗吹入我的房间，浸润着逝去的伏天的气息。
8月21日
营里有了新鲜事。司令接到旅长的命令，明天务必全营集合。旅长要来视察。紧张、不安、恐慌，我们一整天都在操练。新兵们的训练状态实在乏善可陈，但错不在我们：我们不幸地将时间都浪费在了“奶瓶”和“烟斗”还有其他傻事上。哪怕是今天，尽管有恐慌，加利亚特和雷武利还是大吵了一通：各种过分和肮脏的话都互相骂了出来，而这一切全都是因为小酒馆里那个红发女招待梅利托纳。皮科不得不把两人分开。
“你们到底看中了她什么，能让你们糊涂到这种地步？”
“好吧，好吧，”肥胖的加利亚特红着脸，浑身是汗，“但你没注意到她从小酒馆一头走到另一头时那扭摆的模样吗？那可不是一般的手鼓手，那可是一个旅的鼓乐队队长！”
“既然如此，”皮科颇有哲学味地宣布，“我允许你们和平地互相砸烂狗头。”
各个连队都分开单独操练，我们连在晒谷场。但我们怎么可能在一天之内教会士兵本该在几星期内教给他们的东西？
天色已晚，我也很疲惫。因为今天这么多乱糟糟的事，在营里都没谈及今天村里的新闻。奥莱加里亚阿姨告诉我说：
“想想以前孩子们都会朝他们扔石头，而我们这帮老太婆总会说：‘活该，谁让他们是野种！’可现在才发现他们并不是野种，小可怜们……”
8月22日
胜利的一天！旅长向罗西克司令表示了祝贺：
“我祝贺您，祝贺您的连长和军官们，也祝贺各位士官以及整个队伍，这是一支能够参加战斗的成熟的营队。我们旅完全可以为此感到骄傲，而某个隔壁旅却会觉得嫉妒……”
视察是在修道院门前的平地上举行的，这是整个村庄境内唯一一片能容纳整个营变换队形的空地。有鉴于此，我们的司令想着要借这个机会庄严安葬那些修士们：还有什么机会能像这次一样庄严，会有全营列队、旅长和总指挥部成员出席呢？奥利维全村的村民都来了，占据了各处小山丘。各各他山丘就像一座蚁穴。村长身穿节日套装，简直就是一份服装图样：丝绸的黑色腰带，头上绑着的黑头巾也是丝绸的，崭新的系带麻鞋，权杖上垂着流苏。真是再庄重不过的一天。
旅长是名高大的中校，六十来岁的年纪，很有礼貌也很和蔼，且有一个特别之处：早在年轻时他便因为一场疾病（全旅的人都可以告诉你他的诊断）而掉光了所有的毛发，因此总是戴着一顶假发，眉毛也是画上去的。这让他看上去像个日本人偶，当然是个巨大的人偶。如果我告诉你说因为得过这“好家伙”的传染病让他在全旅的军官、士官和士兵心中享有巨大威信，你会相信我吗？“他可是条彻头彻尾的汉子！”“一个经历了磨炼的男人！”他的汽车在修道院门口光彩照人：我们司令那辆颇有功劳的福特车在一旁就像个穷亲戚。为了能让这两辆车开到门口，全营的人用尖镐和铁锹把路拓宽到了车道的程度。
骄阳下的平地上生气勃勃，而修道院里面则一片沉寂……全营循着连续的鼓声并依照军号声进行着队形变化。我看着我的那些士兵：“到底会是谁教过他们？”我寻思着。
立正号响起。随着军号声，新兵们都静立不动。村民间也保持着凝重的沉默。无政府委员会的那六个白痴就坐在村长身后，他们也穿上了周日的盛装。他们用无神而惊诧的眼睛看着那个佩满缎带和勋章的日本人偶，那眼神就跟一条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被从水里抓出来的鱼一样。日本人偶打呵欠时用无精打采的优雅姿势将手帕掩住了嘴巴。时候到了。是将属于神秘事件的一切还诸神秘的时候，也是重新摊开那块仿佛遮羞一样掩盖尸体的面纱的时候了。
在全营和全村人面前（“在军队和人民的见证下。”[4]公共道路宣传员说，看来他也上过神学院），那六个不幸的人将干尸塞回了墓穴。军乐队奏起了《奥赛之死》，知晓内情的人都斜眼看向皮科，而他却若无其事地抽着烟斗。他可不是一个会因胜利而自负的人。
当那六个倒霉蛋在一个泥水匠的指挥下封砌墓穴的时候，日本人偶不住地打着呵欠。但封砌的工作持续了太久，这整段时间让人疲累。当最后一块砖终于砌上时，人们开始纷纷散去，也就在那时，身为政委的雷武利自认为有必要给我们来上一段演说：
“从此刻起，在这些尸体之上将始终有精神飘荡，也就是说文化，因为文化和卫生与自由的、社会的和联邦的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但这样的民主不会是教士的。不，朋友们；不，兄弟们；不，同伴们；不，同志们，愿任何人都不要后悔：我们不是教士，但我们是自由的、彻底的和联邦的……我们是社会理想的中坚力量……”
没人在听他说话，村里人几乎都不懂加泰罗尼亚语，而我们都厌倦了这套说辞。就像有一天我们的司令所说的那样：“愿政委们别来烦我们，就让我们平静地打这场仗吧。”
旅里会留一个小队在修道院门口执勤，等着将修道院归还给它的主人，也就是梅尔塞修会。中校虽然小声却让所有军官都听到了他跟司令说：“平足旅那些人从来都不会有能力做出这么考虑周全的事，他们不懂什么叫秩序，也不懂什么叫文化……”我们全都得意地笑了，而中校朝我们挤了挤眼，并在上车前拥抱了一下司令。当他一走，所有队伍和村民都齐声鼓掌。所有人都觉得我们的中校亲切极了。“你们想想看，他可是曼列乌[5]人。”加利亚特告诉我们，他肯定这一消息来源可靠。
到了共和国的私密时间，皮科在吃晚饭时跟我们解释了关于葬礼进行曲的秘密：
“营队就像一对夫妇，他是司令，而我才是穿裤子的那个人[6]。”
8月23日
这一事件的成功令我们自己都感到惊讶：村长和治安官肯定地说他们之前就知道，他们曾听城堡领主亲口说过。司令对此事可是认真对待，不断征求新的声明。村长和治安官的声明使得资料更为充分，之后又添加了村政府成员们和执行官的声明。村政府秘书是唯一一个表示反对的人，他看上去像是个有进步思想的人，十分反对宗教婚姻，尤其反对临终时的宗教婚姻，但是司令把他和自己锁进一间房间，等到他们面谈完出来的时候，他表示同意其他人的意见。
我极想获得村政府、秘书处的所有有头有脸的人包括执行官在内的一致申明，因为考虑到此时的气氛，纯粹的宗教婚姻可能会承担不具备法律效力的风险。所有的头绪都被串联了起来，一切都有预见。我们既有符合教规的婚姻也有民事婚姻。
而奥莱加里亚阿姨给我的惊喜才是最大的：现在她也肯定地说她以前就知道这事！我的意思是她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事，我脑袋有点晕，于是我便问她是如何得知的。“是因为全村人都这么说啊。”这就是她的回答。他们最终也会说服我自己，难道俗话不就是那么说的吗：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7]？
我上到了城堡。她在小客厅兼餐室接待了我，而我一进去便发现了一个新的小细节：在那面大烛台镜下面压着一张证件照。那是一个四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的男人的照片，有一张平庸的圆滚滚的面孔，浓密的眉毛下是一双介于蠢笨和狡猾之间的小眼睛。这人很可能会被看作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的街道食品店老板。
“这是我丈夫，愿他安息。”
她说“丈夫”的时候极为自然。她穿了一件我从没见过的黑色丝绸背心，胸口挂着一枚镶有钻石的镀金吊坠。
“这是有一年我的圣人纪念日[8]时他送给我的。我以前不敢戴它，因为都是真钻石。”
“它很衬您。”
她的眼中闪烁出感激之情。孩子们的卧房门敞开着，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这个房间。房间有着欢快的气氛，是明亮的白色，未加修饰的天然——可能是桧树——横梁透出红色，贴墙摆着一口婚礼用的大箱子，是用松木做的，也是不加修饰的天然本色，箱面光洁，没有任何镶板和贴缝板条：这便是此地的风格，在这里，这还依旧是件常用的家具。在箱子的两侧各有一把水烛叶编的椅子，两张刷成鲜红色的小铁床摆在一间用一道简易拱门隔出的寝室内。床罩是红白粗条纹的印花棉布，跟挂在拱门上的门帘一样。两张小床之间是一个跟我在奥莱加里亚阿姨家用的一模一样的脸盆架。一股混合了薰衣草、苦扁桃仁肥皂、跟木梨或苹果一起摆放过的亚麻床单的气味透过那扇开着的门飘到我这边，一切都那么简洁、明亮而喜悦。
“我对您充满感激。多谢您，他们才会有姓氏和地位。您做了件大好事。”
我看着那两张小床在想：“我都没想过我是为了他们才做的这件事。”
“我很荣幸能帮您这个忙。现在我们能称呼您领主夫人了。”
“对这个我并不在乎，可这是为了他们。”
“我并不是为了他们才这么做的，我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是个虚伪的人。您很清楚……”
“我对您充满感激。”她打断我的话，声音就像是在低语。她侧着脑袋，就那么用眼角余光看着我，眼睛比以往更深邃更明亮。那样的眼神是要告诉我什么？我静静地啜饮着那道目光，不敢犯险踏入我们两人间的那片无人之地。对，我们就像被一小片无人之地隔开的两个敌人，静默变得愈加沉重。她突然间抬起头朝那扇始终半开半闭的窗户外头看去。燕子反复飞过，它们的啁啾并不能抵达那片无人之地，而只属于一个外面的世界。
“我想问您一件事，堂·路易斯。”
这个出乎意料的“堂”的称谓让我受到了伤害。
“我可没称呼您奥利维拉夫人！”
“最好这样，夫人这称呼并不适合我。得生来就是‘堂’才行。这一称谓从您脸上就能看出，您就属于尊贵先生们的门第。不，您不要试图否认。这能看得出来，这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强烈。我照经验就能知道。我想问您是否还需要再做些别的什么才能确保我孩子们的遗产继承。”
“得把所有的文件拿去公证员那里认证，再拿去最近的初审法庭办理无遗嘱指明的财产处理。最近的法院离前线两百公里，至于公证员，天晓得上哪去找最近的那个！”
沉默再次降临。我看着她，她看着远处，目光迷离，仿佛在沉思某件尚无法清楚表达的事。她深深地呼吸着，胸口随着每一次呼吸起伏，似乎正在吸进整个奥利维的空气，对她来说那是充满了回忆的空气。三个公用烤炉让空气中飘满了热腾腾的面包味，还混杂着别的像是麦草、清凉的地窖、绵羊、罗勒（奥利维村没有哪家的大小窗户不摆上种有罗勒的花盆用来驱蚊）的气息。每一种香气想必都唤醒了她心里种种短暂的情绪，那些情绪就好比秋季被路人脚步惊起的行将迁徙的鸟群。我一声不吭，等待着能为我开启她那如此封闭、充满禁忌又令我眩晕的内心世界里充满魔力的那个词，但是她也沉默不语，那个充满魔力的词拒绝为我到来。
“奥利维拉……您答应过我，如果我找到证明，您就会看我的信。”
她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就像一个熟睡的人被猛然叫醒了一般。她惊讶地看着我。
“对……您别以为我不记得。我已经看了您的信，当然也感谢您的好意。”
那句“当然”成了让我的心冻成冰的手术刀。
“您人真的很好，”她继续说道，再次看向了窗外，“我不知道要如何感谢您所做的一切。如果您认为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的话，会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
“您什么都不用谢我。我并不善良。我是……”
“我请您给我两天时间让我静下心来好好想想。您得明白在情绪这么激动的时候，我只能想到我的孩子。您站到我的角度想想，目前正在决定的是他们的命运。当圣地亚加给我捎来消息的时候，我都晕倒了。我以前从来没有晕倒过，从来没有，而且我将来肯定也不会再晕倒。您无法想象在等待这样的消息的时候神经有多么的不堪一击，尤其是当您倾尽全力的时候！不，您无法想象这些。在您的信中，您跟我说了一些亲密的细节，怎么说呢？一些换作我的话根本不会告诉别人的细节。我跟您说我不喜欢这样的表白，您不会往坏处想吧？我没必要知道这些。请您相信我，这些事是不该说出来的。”
“对您我什么都会说出来，哪怕是我忧伤的秘密。我想让您明白您在我心中的分量……”
“请您别继续说下去了……”她闪着钢铁般光芒的眼神比话语更有震慑力，“请别再说胡话了，请您听我说。既然您在那封信里跟我说了一些很微妙的细节，我就用另外一些来回应您。或许这样您能多理解我一点。请您还是别抱有幻想：您一点儿都不理解我！您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从第一天起就有这样的感觉。我出生在橄榄树堡，我的父亲是个没有田地的农民，是乡里最穷的人之一。我已经有些年头，有好多年没见过他了。我也不想见到他。而且，他也不住在橄榄树堡了，他在敌人的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