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2004年，当时我23岁。那时，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知之甚少。在两周的时间里，我试着了解一切：北京的八达岭长城、紫禁城、圆明园，南京的紫金山，西安的兵马俑；但我从没去过上海以南的地方。当我回到美国并开始在耶鲁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时，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次旅行将如何改变我的学术轨迹，并最终改变我的人生历程。我原本的计划是写一部关于英国和德国历史的书，但在开学的第一天，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匆忙地在选课目录中搜索汉语入门课程。学习中文的过程甘之如饴，如此迷人而丰富的语言让我乐在其中。但除此之外，我当时还是漫无目的地学习，直到我在史景迁教授的中国史本科通选课上听到他的一番评论。他随口提到，历史学家对中英两国在鸦片战争前的交往了解不多。我于是明白自己要写什么样的历史了。我还意识到，通过自己在地理和语言上的“去中心化”，我能够将自己所描绘的历史“去中心化”。
这就是《史密斯先生到中国》的由来。本书的主人公虽然是三位名叫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的苏格兰人，但地理中心却是口岸城市——广州。在18世纪和19世纪，广州是全球重要的金融、商业、政治和文化发展中心。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以范岱克为代表的当代学者，他们将广州历史带到了世界史的舞台中央。这本书以他的作品为基础，进一步探索了英国在中国以及中国在英国的历史。
研究中国历史的学生和学者会注意到本书所用史料的不均。我希望在讲述这段历史时能有更多的中国声音。遗憾的是，18世纪广州的行商虽然与乔治·史密斯们以及其他类似的商人在社会和经济上往来密切，但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他们的确做过记录，但大多数没能保存下来。我之所以依赖清代的官方档案，是因为它们确实存在，但或许有一天，中国的学者们会通过仔细调查发现迄今未知的史料。加油！
韩洁西
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
2021年5月6日
序言
从17世纪到19世纪，经英国政府的许可和定期授权，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好望角以东的贸易。绝大多数英国人没有合法权利与印度、东南亚、日本和中国进行贸易。虽然一些人脉较广的商人设法从东印度公司获得自行交易的许可，但许多人选择完全无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大多数时候，东印度公司无法实施绝对的垄断，因而私人贸易很快成为亚洲海上商业景观的一种常态。“散商”（private trader）一词贯穿本书，它指的是那些未经东印度公司许可而在亚洲自行做生意的人。本书讲述了18世纪下半叶英国散商在印度和中国之间进行贸易的历史。
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对散商有所了解。关于欧洲在亚洲海上的商业和帝国主义活动，过去的大多数研究都以英国人和欧洲人组建的几个东印度公司为研究对象。虽然有些研究——例如霍尔登·弗伯（Holden Furber）、 P. J．马歇尔（P. J. Marshall）、艾米丽·埃里克森（Emily Erikson）和苏林·门茨（Søren Mentz）的研究——探讨了“私人贸易”（private trade），但他们倾向于关注东印度公司员工自行经营的副业，而鲜有甚至完全忽视对独立散商的考察。此外，这些研究通常关注的是印度，而不是中国。
不过，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历史学家开始更多地关注私人贸易。美国史学家，如乔纳森·戈尔茨坦（Jonathan Goldstein）和詹姆斯·费希特（James Fichter），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带头作用，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没有堪比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巨头；由于与亚洲的贸易对所有美国公民开放，前往印度和中国的美国人都可被定义为散商。对于中国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范岱克的宝贵研究，为广州贸易史注入了新的生机。他的著作激励了一代学人——苏珊·史楚普（Susan Schopp）、莫家泳（Maria Mok）、丽莎·赫尔曼（Lisa Hellman）和本杰明·阿斯穆森（Benjamin Asmussen）——深入挖掘美国、欧洲和中国的档案，以揭示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前围绕中国展开的全球贸易。
新近的学术研究强调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海上之散商的生活进行密切且持续的考察，《史密斯先生到中国》正是这一波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本书以散商为中心，将看似枯燥的账簿史料变成引人入胜的历史叙述，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工业革命前夕的大英帝国和全球贸易的理解。
本书非独力所能写就。在过去的十年间，我得益于许多人和机构善良大方的帮助。我有幸与耶鲁大学出版社两位优秀的编辑贾亚·查特吉（Jaya Chatterjee）和玛丽·帕斯蒂（Mary Pasti）共事，他们的敬业、专注和对我的鼓励使得出版过程充满乐趣。
我获得来自耶鲁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Woodrow Wilson Foundation）、中国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美国国家安全教育计划、富布赖特项目、耶鲁大学拜内克珍藏善本图书馆（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安德鲁·梅隆基金会（Andrew Mellon Foundation）、历史研究所（伦敦）、耶鲁大学詹姆士·包斯威尔文献特藏、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哈佛大学历史研究计划、以色列亚德·哈纳迪夫基金会（Yad Hanadiv Foundation）、特拉维夫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以及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Yale-NUS College）的资助。本研究得到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IG15-SR103号拨款支持。
感谢大英图书馆、拜内克图书馆和萨里历史中心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赫德利·萨顿（Hedly Sutton）、玛格丽特·梅克皮斯（Margaret Makepeace）、理查德·莫雷尔（Richard Morel）以及黛安·杜查姆（Diane Ducharme）为我使用档案指点迷津。
巴瑞特（Timothy Barrett）、凯特·特尔切（Kate Teltscher）、休·鲍恩（Huw Bowen）、马克·盖姆萨（Mark Gamsa）、乔丹·古德曼（Jordan Goodman）、彼得·克兰（Sir Peter Crane）、卫思韩（John E. Wills），王国斌（R. Bin Wong）、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陈国栋（Chen Kuo-tung）、许雅惠（Hsu Ya-hwei）、苏珊·史楚普（Susan Schopp）、莫家泳（Maria Mok）、丽莎·赫尔曼（Lisa Hellman）、王雨青（Eecheng Ong）、胡嘉映（Ho Gia Anh Le）、玛丽亚·达罗蒂娜（Maria Taroutina）、克里斯蒂娜·沃克（Christine Walker）、伊曼纽尔·迈耶（Emanuel Mayer）、塔兰·康（Taran Kang）、翁赐宁（Claudine Ang）、陈大荣（Tan Tai Yong）、马特·里戈（Mate Rigo）、顾史考（Scott Cook）、万百安（Bryan Van Norden）、岛津直子（Naoko Shimazu）、特雷弗·伯纳德（Trevor Burnard）、詹姆斯·费希尔（James Fichter）、普鸣（Michael Puett）、佩里克莱斯·鲁维思（Pericles Lewis）、丽贝卡·坦嫩鲍姆（Rebecca Tannenbaum）、查尔斯·贝林（Charles Bailyn）、布莱恩·麦卡杜（Brian McAdoo）、黄宇和（John Wong）、李嘉玲（Catherine Ladds）、安妮·鲁德尔曼（Annie Ruderman）、普拉桑南·帕塔萨拉蒂（Prasannan Parthasarathi）、濮德培（Peter Perdue）、罗伯特·特拉弗斯（Robert Travers）、凯瑟琳·威尔逊（Kathleen Wilson）、芭芭拉·哈恩（Barbara Hahn）、贝瑞葆（Robert Batchelor）、张万民以及张隆溪在本研究的不同阶段给予我宝贵的意见、批评和鼓励。我的研究助理赖伊浦（Lai Yikpo）和莎茉莉（Mollie Saltskog）同样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我能够学习中文并翻译本书所引用的中文档案得益于多位老师在语言方面长期的悉心教诲和鼓励，他们包括孔飞力（Philip Kuhn）、胡静（Hu Jing）、古柏（Paize Keulmans）、周雨（William Zhou）、沈建华、苏炜、林秋芳（Lin Chiu-fang）以及许多其他在耶鲁大学和台湾大学国际华语研习所（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的老师。他们使得学习这门极具挑战性的语言成为一种乐趣。
我有幸受教于一些出色的学者，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成长为一名研究者和教师。史景迁教会我如何发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弗朗西斯卡·特里维拉托（Francesca Trivellato）带我进入跨文化贸易和微观史的世界，尼古拉斯·斯宾塞（Nicholas Spence）向我展示如何研究家族史，P. J．马歇尔指引我阅读东印度公司迷宫般复杂的档案，范岱克教我如何成为广州贸易史学家。获得博士学位后，我遇到了几位很棒的导师——娜奥米·拉莫雷（Naomi Lamoreaux）、亚当·克卢洛（Adam Clulow）、欧阳泰（Tonio Andrade）和范岱克，他们的善意和对我研究的支持意义重大。
多年前，当我的博士生导师基思·赖特森（Keith Wrightson）批评我在学术上“兴趣泛滥”的时候，我暗自窃喜。他鼓励我走自己的学术道路，并教我如何进行人文写作。能成为他的学生，我深感荣幸。
追寻三个乔治·史密斯的环球足迹需要大量的旅行。我很感谢丽贝卡和格雷格·布伦希尔弗夫妇（Rebecca & Greg Rice-Brensilver）、利奥拉·汉泽和格雷姆·特雷纳夫妇（Leora Hanser& Graeme Traynor）以及艾利森和杰里米·科恩夫妇（Alison& Jeremy Cohen）在伯克利和伦敦为我提供住所。萧家的萧璇（Maggie）、萧镇安（Shaw）、萧瑜和陈美燕（Kenny）把我当作女儿和妹妹一样对待。他们的家犹如避风港，让我在台湾完成本书的写作。
最后，我永远感谢我的朋友和家人，唯望本书值得他们为我付出的时间、精力、资源和情感。
导言
18世纪中叶，三个同名为“乔治·史密斯”的苏格兰人从英国航行到东印度寻找财富。由于他们都有一个英国当时最常见的名字，时人以他们工作和生活的港口城市对其加以区分。本书讲述了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广州的乔治·史密斯和孟买的乔治·史密斯的生平。尽管他们可能听起来只不过是大英帝国在亚洲的一个集体隐喻，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历史学家对他们早有耳闻。这三位乔治·史密斯出现在许多历史著作的脚注中，但我们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许多历史学家（情有可原地）将他们混为一谈，以至于很难厘清他们的故事。1
了解这些鲜为人知的苏格兰人和他们隐秘的生活有什么益处？首先，他们的故事引人入胜。其次，他们为我们指明了一条进入18世纪下半叶全球贸易和大英帝国扩张的世界的独特通道。通过追溯乔治·史密斯们在全球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不列颠商业帝国的运作是如何在不同的区域同时开展和加强的。史密斯们的故事也使人们对18世纪90年代初英国第一个访华使团有了新的认识，因为使团的派遣及其几个主要目标似乎都源于几位乔治·史密斯。最后，或许有些矛盾的是，对这三位苏格兰商人的持续关注提醒我们，帝国的崛起不只是靠少数勇敢的英国人。史密斯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更广泛的行动者，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商政精英、妇女、儿童以及当地的英国社区，他们既是帝国的参与者，也是其成果的分享者。
在官方层面，中英之间直到18世纪的最后十年才有所接触。当时英国政府向北京的朝廷派遣了第一个官方批准的使团——马戛尔尼使团（Macartney Mission）。对英国商人而言，真正接触的不是中国的北方，而是中国南方的广州，那里是广东的省城，即欧美商人所熟知的“Canton”。英国政府决定派遣访华使团之前，英国商人在广州的商业贸易已有一个世纪之久，且获利颇丰。1600年，东印度公司获得英国国王的授权，得以垄断好望角以东的贸易，并在17世纪早期将贸易延伸到中国的东南沿海。2
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入中国的同时，不列颠群岛和中国都出现了政治动荡。1644年，就在英国内战爆发的两年后，明朝被推翻，随之建立的就是众所周知的清朝。改朝换代总是暴力、漫长、混乱的。直到17世纪80年代，明遗民在郑氏家族的领导下，以东南沿海的福建、台湾为据点，抵抗清朝。清政府直到政局稳定后才向外国商人开放通商口岸，而台湾郑氏政权寄望于“通过进口英国武器弹药”以增强其军事实力，于1670年允许东印度公司在台湾设立商行，几年后又在厦门设立商馆（factory）。3
1683年，清王朝最终平定台湾郑氏政权。东印度公司虽然失去了在台湾的贸易特权，但获得了它梦寐以求的东西：在中国大陆口岸的通商许可。广州很快成为东印度公司船只停靠的首选港口。在广州，东印度公司员工面对的是一个稳定且管理良好的官僚机构，它致力于支持和规范国际贸易。尽管中国的贪官污吏、贿赂以及高关税可能依旧让人颇有微词，但“广州体制”促进了跨文化贸易。4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为止，这一有序且高效的体制持续运作了150年之久。世界各地的商人——欧洲人、亚美尼亚人、印度人、巴斯人（Parsis）以及美国人——蜂拥而至，并在广州发财致富，都印证了该体制的成功。
东印度公司并不是英国在广州唯一的重要机构。17世纪后期，散商们来到中国的南部沿海。这些“自由商人”（free merchants）“港脚商人”（country traders）和“非法自营商”（interlopers，即侵害垄断贸易的散商，时人这样称呼他们）并非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但他们在东印度公司的阴影下生活和工作。例如，散商约翰·斯卡特古德（John Scattergood）在18世纪早期就与在广州的中国商人们形成了密切的商业关系，他们包括连官（Linqua）、晏官（Anqua）、戈德史密斯（Buqua Goldsmith）以及名字诙谐的“Pinkee Winkee”。5连官和晏官是福建籍的合伙人，作为东印度公司最大的货源供应商，他们的商贸网络扩展到荷属巴达维亚，即今天的雅加达。1715年，他们向斯卡特古德赠送两罐红茶和两段塔夫绸，以感谢他为“前往马德拉斯且在贵船歇脚的中国人”提供交通之便。6
18世纪中叶前后，散商大量涌入中国。按霍尔登·弗伯（Holden Furber）的说法，他们在印度洋掀起了一场“商业革命”。7 18世纪60年代，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扩大了，这可能是由18世纪中期英国对印度的征服所引起的。英国的私人运货商利用“新建立的政权和扩张后的资源基础”，创建了新的亚洲贸易网。8
关乔昌（Lamqua，活跃于1825—1860年间的中国著名画家，又称“蓝阁”“林官”或“琳呱”）《广州十三行图》（View of the Hongs at Canton）。布面油画，尺寸57.15厘米×81.28厘米×5.08厘米。由美国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于1931年购得，为奥古斯丁·赫德（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特藏，藏品编号M3793。美国马塞诸塞州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惠允使用，由马克·塞克斯顿（Mark Sexton）和杰弗里·戴克斯（Jeffrey R. Dykes）摄影。
三个乔治·史密斯正是在这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私人贸易和跨文化贸易的亚洲海域世界中经商的。然而，本书一开始并不是对乔治·史密斯们或散商的研究，它首先要探索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英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本研究自然从大英图书馆的东印度公司档案开始，那也是乔治·史密斯首次在文献记录中出现。他曾现身于孟买、广州、后来名为开普敦的殖民地、槟城、萨里、伦敦、苏格兰、马德拉斯、孟加拉和澳门。乔治·史密斯似乎是一个马不停蹄的世界环游者。这个活力充沛且行险徼幸的商人究竟是谁？他似乎无处不在，但其私人记述却无迹可寻。他的遗嘱、信笺、手账、日记都消失了，但对他的研究却不容忽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丹麦等国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学者对英国、中国、欧洲等相关档案进行深入的研究，三个形象各异的乔治·史密斯逐渐浮出水面。18世纪下半叶，他们都在印度和中国之间行商。孟买的史密斯甚至出现在中国的档案中；他被称为“大班士蔑”。9历史文献揭示了这些毫不起眼的史密斯是如何被卷入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包括亚洲的两次金融危机、一次与清政府的武装冲突、马德拉斯的军事政变、广州的人质危机、两艘军舰的对华派遣、东印度公司和英国议会对印度事务的正式调查以及英国使团首次访华的筹划。本书正是构建于史密斯们的经历、思想和行动之中。
对马德拉斯、广州和孟买的乔治·史密斯以及他们同类人的关注，使人的面貌得以呈现在一些本就复杂抽象的宏观过程之中，比如全球化和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扩张。本书的微观史方法不仅“用实实在在的人来充实我们的模型和理论”，从而使“抽象的进程、历史和地理”变得鲜活起来，而且还让我们能够用“过去人类行为中动态、具体化的例子来检验首要的（通常是理想化的）前提”。对乔治·史密斯们的关注，让我们得以“探索原本无法触及的事物”，并提醒我们，“帝国是建立在人们的血汗、眼泪和欲望之上的”10。
从史密斯们的角度来书写历史，有助于我们讲述一个大英帝国在亚洲扩张的新故事。通过史密斯们，我们可以想象，18世纪的大英帝国不仅仅是一个被消费主义、贸易和投射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力量定义的商业、文化或政治实体，还是一个由无数的金融交易、信贷关系以及欧洲人与身处帝国地理边缘的地方精英之间的互动所构筑与巩固的金融实体。当事情出了偏差，个体就会有新的盘算，并在国内外采取行动，向宗主国政府施压，有时（但不总是）说服政府支持他们的举措并更积极地在更广阔的世界进行干预。虽然历史学家们早已认识到金融与帝国主义之间的重要联系，但他们倾向于关注立足英格兰（特别是伦敦）的“绅士资本家”（gentlemanly capitalists）、银行家、金融家和投资者们，在他们看来，这些人通过在整个帝国的资本投资，影响了帝国政策，并促进了帝国扩张。11将关注的地理焦点转向亚洲海域的港口城市，新的经济参与者和经济体系就显现出来了。我们发现，通过将英国的私人资本（也就是白银）出借给印度的统治者和中国商人，散商和他们的委托人在印度和中国建立了庞大的金融市场。这一金融体系建立在向亚洲借款人发放高风险、高息贷款的基础之上，它最终引发了在广州和马德拉斯的重大金融危机。这种看似金融合作的伙伴关系，背后其实潜藏着弱点，可能会给参与者带来破坏性后果。互惠互利的金融交易和信贷关系可能会迅速演变成某种不同的东西，它带有帝国主义性质；跨文化信贷可以迅速变为殖民债务（colonial debt）。
在港口城市马德拉斯和广州，乔治·史密斯们向我们展示了英国私人资本的谋划和资本家对债务杠杆的利用如何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将权力的天平向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倾斜。欧洲国家崛起为世界列强的过程早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有些学者用欧洲在海军、军事、技术、金融和公司制度、甚至文化等方面的优势来解释“西方在东方的崛起”。12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已经深入到过去寻找欧洲地缘政治成功的深层根源。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学者选择“重新面向东方”（re-Orient），反而强调一直到19世纪欧洲和亚洲之帝国和社会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主张，“大部分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之预设……都是亚洲是最重要的”13。根据最新的帝国研究，欧洲的势力“微弱”，并且“是建立在与亚洲人和非洲人的密切互动之上的”；欧洲人努力“在以亚洲为主导的政治秩序中找寻一席之地”。14但欧洲人试图甚至有时成功地改变了与亚洲精英们进行经济和政治接洽的条件。观察这些微妙的权力变迁，洞悉帝国何以扩张，需要对帝国地理边缘的新型跨文化碰撞剖幽析微。通过把18世纪的英国散商置于故事中心，我们可以从独特的视角，准确找到那些使欧洲人得以在亚洲更有力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并最终使权力天平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的关键时刻和历史进程。
英国散商们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亚洲海域的港口城市，甚至深入到伦敦的英国政治权力中心。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是当时英国最重要的两位政治家，他们收到了大量来自散商们的信件和政策建议，其中就包括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和广州的乔治·史密斯。史密斯们的广泛通信使我们对英国首个赴华使团有了新的认识。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英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派遣使团是为了确保利润丰厚的茶叶贸易，并为英国出口开辟新市场，但我们仍然不知道英国政府为何突然将目光往东投向中国。为什么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的得力助手、监管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事务的政府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亨利·邓达斯不顾东印度公司的意愿，决定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散商们是英国首个赴华使团故事的核心；他们是其最积极的拥护者，派遣使团的想法可能就源自他们。在同是苏格兰人的亨利·邓达斯身上，他们看到了一位富有同情心、精力充沛的合作伙伴，他对自由贸易帝国的愿景与他们对私人利润和在亚洲更大机遇的追求相契合。邓达斯和散商们共同筹建了英国第一个赴华使团。
乔治·史密斯们还揭示了苏格兰人和苏格兰经济思想在英国对华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在包括印度在内的大英帝国中，苏格兰人无疑是无处不在的。15据历史学家汤姆·迪瓦恩（Tom Devine）的研究，“在帝国所有职业领域的统计记录中，苏格兰人的占比都很高，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印度具有高级军衔的人中，其占比尤甚”。161776年，一位在印度工作的英国散商发现，“全世界汇聚此地的外国人，要么是苏格兰人，要么是爱尔兰人”。17
三位来自苏格兰的乔治·史密斯证明，苏格兰人不仅如大量研究业已证明的那样在欧洲、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举足轻重，而且在中国也是如此。18尽管苏格兰人在驻华散商中占比特别高，但大多数关于在亚洲的苏格兰人的研究都聚焦于印度，“那里的推荐任命制（patronage）、人脉关系与苏格兰的东方主义等议题一直都是关注的热点”。19我们对在华苏格兰人有限的认知都来自于几个19世纪最著名的鸦片走私者和植物猎人的丰富传记与相关研究，包括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詹姆士·马地臣（James Matheson）和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20历史学家们对19世纪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之间第一次军事冲突）前的几十年研究兴趣浓厚，但却因此忽视了苏格兰人在18世纪对中国的介入。即便在华苏格兰人吸引了历史学家们的目光，他们也被误认为是“独立的英国人”或“一群居住在中国善妒的英国人”。21但“独立的苏格兰人”或“一群居住在中国善妒的苏格兰人”可能更确切。苏格兰散商在发展连接印度和中国的新兴的金融市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与亨利·邓达斯的关系，他们还影响了在伦敦制定的帝国政策。对三位乔治·史密斯及其同类人的细致考察，证实了苏格兰对18世纪大英帝国在亚洲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影响。22
对乔治·史密斯们的研究也将全球化进程及其对英国、印度和中国的各种参与者之影响和联系置于更清晰的视野之中。史密斯们使大英帝国内外区域间的关联变得了然可见。通过史密斯，我们看到英国对古老的中国商品——茶叶——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是如何为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商人在广州创造了商业机遇和金融挑战的。广州的资金流动性问题（liquidity）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来自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的私人资本解决的。18世纪中期，英属东印度公司对这些地方的军事征服为许多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创造了大量财富。为这三位苏格兰商人的微观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全球化视角，它通过将英国、印度和中国交错纠缠的历史置于同一镜头下，从而超越了大英帝国狭隘的地理界限。23
乔治·史密斯们是我们了解18世纪不列颠帝国全球史的引路人，但本书不仅仅涉及这三位苏格兰人。它也讲述了他们亚洲贸易伙伴——印度东南部阿尔果德的纳瓦布（nawab）和广州行商（Hong merchatns）——的故事，史密斯们与他们建立了长期密切的金融关系。它也是有关史密斯们的家庭和社区的故事。像当时的许多苏格兰人一样，三位乔治·史密斯很早就背井离乡。他们在印度遇到了他们的妻子和情人。他们的子女在马德拉斯、孟买、澳门和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即南非“好望角”）出生并长大；他们的儿子和孙子们在东印度公司谋得文职和武职；他们的女儿和孙女们嫁给了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和英国军人；他们的姐妹、遗孀和未婚女儿们继承了大量的东方财富，这使她们得以在英国作为独立的债券持有人和投资人而衣食无忧地生活。事实上，从源自亚洲的家庭财富中最终获益最多的可能正是史密斯们的遗孀和女儿们。经济独立的单身女性和拥有信托基金的妻子们可以安享富贵，她们赖以为生的投资可以“免受丈夫的任何干涉、管控、债务和约定”的影响。24史密斯们的家族与帝国广泛而持久的联系揭示了“英国的帝国势力何以成为包括几代妇孺在内的英国人之生活的一部分”。25
东印度的财富触及整个英国社区的生活。19世纪初，在苏格兰的福代斯（Fordyce），有很多姓史密斯的男孩（看来有不少）获得助学金，在一位“经验丰富的”教师指导下学习现代商业语言、数学和会计。福代斯任何姓氏的居民都可在一家新医院接受诊疗。他们还享受来自教区牧师的关照。这些重要社会服务的资金直接来自于孟买的乔治·史密斯。他把其私人的印度财富捐赠出来，为他的亲戚和邻居的思想、身体和灵魂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他把“帝国”带回了家。26
如果不是为了令人上瘾的中国茶，史密斯先生就不会去中国了。由于各种原因，英国的臣民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开始茶叶消费，这种对英国而言颇为新鲜的文化习俗将中国、印度和英国聚到了一起。27
随着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的行商们——即那些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机构——越发难以为日益增长的茶叶贸易提供资金，英国散商们就介入进来以填补金融缺口。乔治·史密斯们恰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英国的私人资本在印度筹集，然后以高利率放贷给中国商人。这种放贷行为导致了1779年的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进而刺激散商们利用英国的国家力量在广州进行积极干预。大约在同一时间，类似的事情也在马德拉斯发生。这并非巧合。广州和马德拉斯的金融危机都揭示了英国在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基地所实施的一种帝国模式。私人金融的纠葛逐渐削弱了当地精英的势力，并扩大了英国在亚洲的势力。
广州爆发金融危机后不久，我们故事中的第三个乔治·史密斯，即孟买的乔治·史密斯，卷入了另一场与中国官府的严重冲突之中。孟买的史密斯的“休斯夫人”（Lady Hughes）号商船上的炮手在鸣放礼炮时，导致附近一艘船上的两名中国人死亡，贸易停止了，而战争一触即发。
这些在广州令人不安的进展时常浮现在亨利·邓达斯的脑海之中，他正在思考英国利润丰厚的对华贸易之未来以及其在18世纪蓬勃发展的大英帝国中的地位。在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广州的乔治·史密斯以及其他散商们的建议下，他决定向中国派遣首个英国使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