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的英国，“中国热”盛行。中国是大英帝国对“东方”想象的主体，英国社会更是被其别致且精巧的器具制品所吸引。1富人们依循中国的审美原则来设计和装点他们的庄园和花园。这种所谓的“中国风”（chinoiserie）至少是对中式风格的一种欧洲诠释。2新兴的中产阶级热衷收藏中国瓷器，文人则书写中国的政府、宗教和经济。到18世纪末，几乎人人都喝茶了。3
如果不是因为茶，史密斯先生或许就不会去中国了。英国消费者端起茶杯，无意间创造了吸引散商前往中国的商业契机。饮茶这种看似简单且无伤大雅的行为推动了新的全球金融体系发展，这一体系在依托印度鸦片之前就已经将英国、印度和中国联系在一起了。
虽然茶的历史始于中国，但我们经常把茶和印度联系在一起。自19世纪中叶以来，印度的茶园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茶叶。4茶树是阿萨姆邦的土产，当地一些部落用茶叶来酿造药用饮料，但这种植物直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开始人工种植，当时英国人对茶的喜好刺激了它的商业前景发展。5对英国茶客而言，野生的阿萨姆茶在口感上太过“糙粝”，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中国茶的味道。19世纪30年代，中国的茶种和茶农（其中许多是来自今天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海岸外的槟榔屿的海峡华人 ）被带到阿萨姆邦，英国的茶业由此在印度起步。6
英国的商人、植物探险家和科学家一直都在探索培育中国茶树的方法。1788年，英国皇家学会主席、英国皇家植物园裘园主任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建议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将茶作为“东印度公司种植和生产的对象”。7据班克斯所言，中国的茶生长在浙江和福建两省的丘陵中，其“出众的口味”得到广泛认可。“商品茶”（merchantable teas）生长于北纬26度到35度之间，其中红茶（black tea）适宜生长在北纬26度到30度，而绿茶更适宜生长在北纬30度到34度。如果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审视他们在印度的领地，他们会“发现这些领地气候多样，从热带灼热，到凉爽宜人……从肥沃到贫瘠的土地上，都有着无数勤俭节约、聪明能干的本地人在辛勤劳作，并对拿着也许远远低于其他人的工资习以为常。这里有着众多交错纵横的通航河流，仿佛有意将价格低廉的生产成果运送到商业中心”。班克斯建议公司的董事们将中国的茶树带到不丹山区附近比哈尔省的北部地区。他的计划需要中国茶农的配合，他希望能够诱导茶农们“将茶叶灌木以及所有的种植和生产工具同他们一起迁移到加尔各答”，在那里他们可以获得20英亩的土地。这些土地“处于和广州几乎相同的纬度，并已经按照种茶的要求清理和准备完毕”。班克斯认为中国的茶农会教比哈尔的“土著”们如何“种植和生产茶叶”。8他的设想直到19世纪中叶才得以实现。在此之前，英国的消费者只能依赖中国的茶叶。
在中国，茶叶的种植和消费要比伦敦著名的日记作者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1660年喝第一口“中国饮料”早了一千多年之久。9全世界称呼这种饮料的词要么来自中国南方的闽南语（tea, te），要么源于北方官话（chai, cha）。10汉代以前，四川的佛教僧侣们在寺院附近的山间种植茶叶。到了唐代，“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饮茶。11南宋时期，茶叶成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12
在中国，茶的加工和制作方式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茶杯、茶壶与用热水冲泡散茶，都是明代的创新。在14世纪以前，茶被烘制成团饼，研磨成末，继而以“沸水滴注、茶筅搅拌出汤花”，或配以姜、陈皮和不同佐料煮成茶汤。1316世纪出现各式的红茶（black tea，发酵茶），如小种茶（souchong）、武夷茶（bohea）和工夫茶（congou）。乌龙茶（Oolong）和白毫茶（pekoe）在略晚的18世纪出现。14
茶叶生产和消费的发展“全面重塑了中国文化”，并“重构了社会生活”。15明代的士大夫徐光启谈到茶对于17世纪的国家与社会之重要性：“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溥，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一助也。”16一个世纪之后的英国文人亦是如此高度评价茶对于英国社会的意义。
随着中国的茶成为一种英国饮品，福建和浙江的中国茶农们开始回应欧洲不断增加的茶叶新需求。17数以万计的苦力在“武夷山间运茶六日之久”，他们和内地商人、中间商一道构筑了从中国中部到广州的茶叶运输密集网络。茶叶从农场到市场，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它们将抵达广州，并在那里被卖给欧洲商人。18
17世纪早期，中国的茶通过荷兰商人引入英国。19但英国人对这种热饮的追捧要晚于其欧洲邻国。尽管在17世纪50年代可以买到“少量”茶叶，但直到接下来的十年，尤其是在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之后，茶叶才开始在英国和北美流行起来。20到1703年，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声称，饮茶已经在英国“各式各样的人中间”流行起来。21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茶叶需求，东印度公司在1739年进口了1,765,694磅茶叶。22这个数据“几乎可以肯定……只是占茶叶总消费量的一小部分”。另外每年还有200万磅茶叶，“还可能更多”，被走私到英国出售。23据政府估算，在1742—1745年间，有300万磅走私茶叶通过各国东印度公司所雇商人进入英国。24到1743年，饮茶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以至于当政府讨论“要向茶叶征税，并由每家每户按家庭内儿子的人头缴纳”时，当时的观察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宣称“这几乎不可能行得通；茶是如此的普遍，它比酒税更能引起强烈反响”。25自18世纪30年代起，茶叶价格开始走低，这使得更多的人能消费得起茶叶，尤其是红茶。26茶不再是一种奢侈品；同在中国一样，它已经成为一种必需品。
伦敦是英国的进口贸易中心，因此，伦敦人成为茶叶的早期消费者。1717年，托马斯·川宁（Thomas Twining）在伦敦开设第一家茶馆。27饮茶没有局限在伦敦，它很快传播到英帝国及其扩张的其他地方。28到18世纪40年代，“（茶叶的）大众消费在英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蔚然成风”，英格兰和威尔士人每年人均消费1磅茶叶。29在18世纪头几十年里，英格兰东北部诺森伯兰郡和达勒姆郡的绅士们经常饮茶。到18世纪40年代，北方中产阶级喝茶已是常态。30苏格兰亦是如此，那里的贵族精英们早在17世纪90年代就开始喝茶了。到1745年，苏格兰社会对茶的品种、价格和质量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偏好和认识。31在英属北美，18世纪20年代，超过半数家产在50英镑以上的城市居民家里有茶和茶具；1745—1754年，四成家产低于50英镑的城市居民也拥有茶和各式茶具。32到18世纪中叶，饮茶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习俗，包括那些“贫弱者（lesser-sorts）”在内，他们“也坚持喝茶”了。33
威廉·丹尼尔（William Daniel,1769—1837年） 《中国一景：栽培茶树》（A View in China: Cultivating the Tea Plant）,1810年。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惠允使用。
为什么茶会风靡不列颠及其大西洋殖民地呢？从实用的角度讲，茶是一种健康的提神饮料，且容易在家制备。煮过的茶比白水更安全、更有情调，而且与咖啡不同，煮茶不太需要精密和昂贵的器具。18世纪的头25年，茶的价格相对于咖啡也有所下降。34与其他诸如啤酒和麦芽酒等英国大宗饮品相比，含咖啡因的茶有充沛体力、提神醒脑之效，在某些社交情境下似乎已经取代了酒精饮料。如现代消费者所知，茶中的咖啡因会让人上瘾，加上糖之后更让人欲罢不能。35
茶有几点特性令人着迷。它充实了早期现代英格兰已经开始的社会和文化发展——例如，社交访问。对于人们，尤其是妇女而言，饮茶创造了一个可以在家里进行社交活动的机会。这可能意味着和家人一起在早餐桌旁话家常，或者是下午与来访的朋友、邻居一起喝茶。36茶桌很快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交摆设。1749年，乔治·文（George Vane）透露了他关于鲍斯夫人八卦的来源。他报告说：“茶桌上的人见了她日渐丰腴的体态，都说她打算再给家里添一口。”37茶具配件还推动早期现代英格兰的一个趋势，即餐具及其相应礼仪的精致化，这可以从日益流行的刀叉和金属盘子中得到印证。很多人乐于通过购买和展示崭新且富有异域情调的中式陶瓷茶杯和茶壶的方式来为自己的家产增值。38对于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和新贵们而言，饮茶所提供的仪式和符号使他们得以定义一种新的、以“体面”为特征的社会身份。这些仪式和符号揭示了整个社会群体的举止和社会地位，而在此之前，他们被排除在所谓文雅、可敬、礼貌的形象之外。39一些家庭委托他人作画，即交谈画作（conversation pieces），描绘的是他们在家中会客时或者打牌时喝茶的情景。这种新的中产阶级身份的展现也可以发生在家庭之外——例如，在咖啡馆，顾客一边喝着热茶，一边阅读报纸或谈论政治和商业。
除了社会和文化意涵，茶对于品茗者还有不同的意义。对一些人而言，与遥远国度的精英们喝着同样“为中国的官员、军人、文人所饮用”的饮品，令人心驰神往。1752年的《纽卡斯尔公报》（Newcastle Gazette）正是这样向潜在消费者推销茶叶的。40对另一些人而言，喝茶是一种独立（solitary）的仪式，它提供自我的享受，标记着个体一天中独处的时光。诗人、学者、翻译家伊丽莎白·卡特（Elizabeth Carter）曾描述自己独自吃饭，陶醉于茶与蛋糕之间，“一种遗世独立的奢侈，几乎不需要外物，也不需要侍从；它同徜徉书中有异曲同工之妙”。41对（达勒姆郡附近）巴克沃思的拉尔夫·格雷（Ralph Grey）而言，饮茶是他构造日常的方式。他的日记记录了典型的一天：“从就座正餐的第三个小时喝茶，其间要安坐以便于消化，茶后步行一小时，然后学习到晚餐时间。”42饮茶的多元意涵，反映了饮茶者自身的特质。
茶也为英国的政治家们所瞩目。首相小威廉·皮特在1783年上台后，很快就同他的助手亨利·邓达斯认识到茶对英国的经济意义。茶叶贸易的价值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再详述中英贸易间的国家重要性”。43七年战争在1763年结束，英国和欧洲的茶叶进口比七年前增加了70%。但东印度公司茶叶销售的飞跃发生在18世纪80年代，尤其是1784年之后，销售额增长了两倍。1783年，东印度公司向英国国内和欧洲市场销售了5,858,000磅茶叶，1785年销售了15,082,000磅，1794年销售额达到19,127,000磅。44
休伯特·弗朗索瓦·格弗路（Hubert Francois Gravelot,1699—1773年）《夸德里尔牌戏》（A Game of Quadrille）,1740年。夸德里尔牌戏为18世纪流行的一种四人玩四十张牌的纸牌游戏。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惠允使用。
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进口在十年间增长如此之快绝非偶然。尽管国内对茶叶的需求在不断增长，但这种令人瞩目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项立法措施，即1784年小威廉·皮特为制止向英国走私茶叶而通过的《折抵法案》（Commutation Act）。1784年前，英国政府对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进口课以重税，使净成本增加了65%—110%。45在英国，合法公司茶叶的成本飞涨刺激了黑市的发展。茶叶走私在18世纪70年代变得非常严重，当时各种竞争公司进口到欧洲的茶叶高达1,340万磅，其中绝大多数供给英国市场。46走私茶叶对英国消费者很有吸引力，因为这可以让他们避开英国政府的茶叶重税。但黑市茶叶威胁到英国国家的茶叶税收，“从60万到90万英镑不等”，还威胁到东印度公司的财务。在与美洲殖民地的灾难性战争（1775—1783）之后，国家和东印度公司都遭受了损失。作为调整，英国政府通过了《折抵法案》，将茶叶关税降至12.5%。47
1784年的《折抵法案》“让走私者破产歇业，使英国政府更彻底地将茶叶贸易操于股掌”。48某历史学家认为，在1833年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垄断被废除之前，《折抵法案》是“中英两国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49亨利·邓达斯声称，《折抵法案》通过十年后，“你不能忽视这一交易的价值已因《折抵法案》增加了多少”。50这项立法把英国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东印度公司董事们、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和亨利·邓达斯都明白，东印度公司的存亡系于与中国的茶叶贸易。尽管在印度的战争和领土征服给该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但对中国的贸易仍有利可图。到18世纪中叶，茶叶贸易已成为该公司在东印度唯一的盈利业务，茶叶是其交织着咖啡因的生命线。51
然而，相较茶叶在英国所受的追捧，东印度公司在中国销售的产品没有一样可与之匹敌。东印度公司被迫向中国出口美洲白银以弥补贸易逆差，而这一做法受到了英国公众的严厉批评。迫于国内的压力，在美国独立战争和第四次英荷战争期间，也就是18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几乎不再向中国出口白银。他们希望流入中国的是他们在新的印度领地所创造的财富。董事们认为这一预期合情合理，因为该公司最近获得了迪瓦尼权（diwani rights），即在印度最富裕的孟加拉省的征税权。因此，他们迫使其在印度的三个据点（settlement），特别是孟加拉管辖区（Bengal Presidency），用其收入来资助茶叶贸易。如果在孟加拉管辖区的税收能够达到那些参与征服孟加拉邦的人的预期，并且该公司能够设法在印度免于战争，那么这种战略可能会奏效。但事实并非如此，军事和行政成本使得英属印度在马德拉斯、孟买和孟加拉的诸管区难以提供足量的白银来支撑与中国的贸易。康沃利斯伯爵在1786—1793年间担任印度总督（他正是那位几年后在弗吉尼亚约克镇向乔治·华盛顿将军投降的康沃利斯），他私下向亨利·邓达斯抱怨：“没有什么比向中国的汇款更让我困扰的了，而且我必须坦言，我认为自己没有处理好这个业务。”而有同样担忧的人不在少数。52
几十年来，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茶叶贸易日益增长，但资金的筹措却一直行之不易。早在1759年，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董事们就指责孟加拉和孟买管辖区的议事会（council）向其在伦敦的财库支取大额汇票。董事会（The Court of Directors）解释说，“我们几乎势必要葬送公司唯一的盈利贸易，即对中国的贸易”。两年后，在伦敦的董事会提醒其在孟加拉管区的员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向中国汇款以满足与中国贸易的需要，这至关重要”，因为“（与中国的贸易）是我们获得价值回报的主要来源”。1761年，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重申了这一点：“与中国的贸易是切实的利润来源，考虑到目前这里对茶叶的巨大需求，（它）仍需要尽可能多的供应。”1768年，他们向孟加拉管区议事会解释道，“我们非常关切的一个目标就是向中国最大限度地扩大贸易，就可预见的利好而言，通过占据优势可以阻止其他的欧洲人进入这个市场；而且从国家的利益来看，这中间的收入也尤为重要”。53董事们一再指示在印度的各管辖区向中国输送白银，足见他们对茶叶贸易资金筹措的忧心。
白银的需求在广州日益增长的同时，资本却在印度的英国散商手中不断积累。在印度南部，马德拉斯周边地区政局不安，英属和法属东印度公司支持对方的敌对政治势力，并通过各自的印度盟友开战。54最终，英属东印度公司占据了上风。按照阿拉萨拉特纳姆（S. Arasaratnam）的说法，它成为“沿海地带政治权力的真正拥有者”。5518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孟加拉和马德拉斯的领土征服和军事胜利为普拉西（Plassey）战役之后英国在印度的掠夺铺平了道路。普拉西战役（1757）对英国人而言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许多东印度公司的员工——其中最声名狼藉的是大英帝国在印度的创立者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通过与当地印度统治者的“礼物馈赠”和私人协议来中饱私囊。随着他们在该地区军事和政治实力的增强，东印度公司员工还干预了孟加拉的内部贸易。他们现在可以进入印度市场，并在某些情况下垄断包括棉花、大米、靛蓝、硝石以及鸦片在内的贸易。56所有新的商业契机的出现，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东印度的繁盛中迅速赚得盆满钵满。57但是，他们会如何利用新的财富呢？
根据他们的风险承受力和对利润的预期，有一系列投资项目可供在印度的英国新贵们选择，包括在英国和印度的房地产、印度的钻石、英国政府债券和年金、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的股票、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债券、东印度群岛的商贸业（亦称“港脚贸易”）、海上保险以及面向欧洲和亚洲的商人与统治者的私人贷款。在对这些项目进行选择时，英国投资者会考虑风险、潜在的投资回报、投资所需的资本量以及其资本被占用的时间。他们还试图通过分散投资组合和在多种投资中配置资产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
那些追求高额利润的人更倾向于在亚洲的风险投资，那里的回报率比在英国高得多。一些人通过购买公司债券和国库券的方式对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不断增长的债务进行投资。这些债券的利息是8%—12%，如果以折扣价购买，回报率往往更高。58东印度公司员工和散商也可以向住在印度的欧洲人放贷。到18世纪70年代中期，在孟加拉管辖区的欧洲人一般为私人贷款支付12%的年息。591778年，劳伦斯·沙利文（Laurence Sullivan）给他即将前往马德拉斯的儿子的忠告是：“记住，印度的利息很高，你的钱永远不会躺在你的棺材里。”60投资者有时以船货抵押借款（respondentia）或船舶抵押契约（bottomry bonds，即海上保险的雏形）的形式向海上贸易商提供贷款。这些贷款的利息很高（每年18%—50%），因为他们为货物或者船舶提供保险。投资者承担了风险，但如果航行成功，他们会赚取可观的利润。向印度商人和统治者提供的私人贷款的年利率高达25%，这也吸引了众多英国投资者。61
相反，公司中更多投资稳健型的雇员更愿意将自己的财富汇转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官员乔治·范西塔特（George Vansittart）向他的朋友兼律师、前马德拉斯管辖区总督罗伯特·波尔克（Robert Palk）表达了这一意向：“我希望到明年四月资产价值达五十万卢比，尽管想让这个数值翻倍，但如果我承受现有的损失并只寄托于未来的良机，恐怕它不值得我继续尝试。”投资者的财富一旦转移到英国，其中最谨慎、最成功的人就会购置地产。例如，范西塔特谈到：“我不喜欢把我的钱放在基金里。我对他们不断的波动不感兴趣。我甚至不能完全相信他们的安全性。”相反，他指示他的经纪人替他购置一份地产。62当时，在英国的土地投资可以带来3%—4%的回报。那些比范西塔特略能承受更多风险的人则通过购买政府年金、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的股票和债券的方式成为基金持有人。利率和股息虽然相对较低，但在18世纪下半叶其波动维持在3%—6%之间。63在英格兰，尽管高利贷法的法定利率上限是5%，但私人贷款的利率还是要高一些。64
在18世纪，将财富从亚洲转移到欧洲并非易事。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许多人都依赖汇票。这是12世纪意大利和法国商人发明的一种金融工具，它使商人得以“在国外城市付款，延长短期信贷，并通过货币套利进行投机”。65散商利用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广州和伦敦的财库（treasury）系统和汇票工具。66他们运输和管理其印度客户所投资或委托给他们的货物。在东南亚和中国出售这些货物后，他们将利润存入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并拿到汇票，其客户通常在一年后可从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财库兑现汇票。
1761—1780年，东印度公司确认了二十多个未经其许可进行对外贸易的散商，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在广州做生意，而实际的人数很可能更多。67许多散商，如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和约翰·克莱顿（John Crichton），先是抵达印度，尔后未经东印度公司允许便到广州定居。其他一些人，如孟买的乔治·史密斯和大卫·斯科特（David Scott），虽然留在印度，但他们定期前往中国。尽管东印度公司可以合法地垄断在东印度和中国的贸易，但只要散商们低调地为该公司及其雇员提供重要的金融服务，东印度公司往往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针对散商侵蚀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的行为，双方似乎已经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东印度公司的官方政策毫不含糊：未获东印度公司许可而在东印度进行贸易是非法的。然而，实际做法则有所不同。尽管伦敦的董事会一再指示其广州的货监（supercargo）命令非法自营商离开中国，但东印度公司非常愿意与他们做生意。货监是东印度公司的正式雇员，负责在广东货物的买卖。681774年，广州的乔治·史密斯向广州的货监管理会（Council of Supercargos）提出申请，要求优先给予1776年的公司汇票。69公司在伦敦的董事们作出回应，指示货监：“由于我们决定继续在中国开设财库以发出汇票，一些先生们希望利用这一渠道进行汇款，因此，如果你想要其名下的全部资金，就允许……他们的律师可预先收到其名下金额的汇票，其数额将在我们这里支取。”董事会后来备注道，“乔治·史密斯先生是表中第一个收到汇票的人，其名下所记为4万英镑”。70
游走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散商所提供的商业和金融服务为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注入了其急需的白银。事实上，“没有这种安排，与中国的贸易就无法实现融资”。71广州的乔治·史密斯声称，如果没有散商，东印度公司就无法完成其年度投资。72根据公司的东印度船（East Indiaman）船长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的说法，公司“在开设财库时曾向散商寻求现金供应……公司商船的负责人拿不出与公司投资所需等额的资金……我不认为东印度公司会因定居于中国但未得其贸易许可的散商而蒙受损失”。73这不是危言耸听，没有散商就意味着茶叶贸易会大幅减少。1769—1792年，散商向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存入28,817,076西班牙银元 ，而同期在中国采购茶叶的成本是29,334,051银元。74首任美国驻广州领事塞缪尔·肖（Samuel Shaw）在他的日记中谈到，私人贸易的盈余大多存入了在广州的财库，“使得数年来东印度公司都不必从欧洲输出铸币来与中国进行贸易”。75
当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董事们询问在广州的货监“在中国的公司从印度的汇款中获得了什么好处”时，回答众口一词：“无穷尽矣！”在18世纪70年代担任公司货监的亚历山大·布鲁斯（Alexander Bruce）回答道：“没有它们，公司的资金鲜有能够或根本不足以负担货物成本。”他的同事威廉·菲茨休（William Fitzhugh）与另外两个在广州的货监大卫·兰斯（David Lance）、亨利·莱恩（Hengry Lane）合营私人副业或代理商行。他补充道：“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商业的角度考虑，来自印度的汇款抑或创造这些营收的贸易给公司带来无比重要的好处……这些汇款支撑了中国贸易……没有它们的话，公司必然会永远失去信誉，或者不得不减少派出商船的数量，把市场拱手让给其他冒险家。”菲茨休还赞扬了散商的吃苦耐劳，在他看来，“他们的一切都归功于他们自己的活动和努力，他们在印度发挥了很大作用，理应得到印度政府所能给予的鼓励”。76
认识到这些贸易上的好处，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便鼓励其雇员通过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将他们的新财富从印度汇往英国。这种鼓励有多种形式。例如，董事会定期改变英镑兑西班牙银元的汇率以吸引英国的私人资本。从1769年起，“对投资其广州商馆的印度私人资本，公司在伦敦以优惠的汇率提供汇票”。77孟加拉管辖区还尝试了多种方法来吸引旅居印度的英国人将其财富存入广州的财库，有时为来往于印度和中国间的东印度船提供免费运输，有时接受白银认购，在公司承担风险的情况下，白银通过国王的护卫舰运到公司的广州财库。随后，认购人在广州收到汇票，并可以在东印度公司的伦敦财库中兑现。
英国投资者从印度运往东南亚和中国的商品和货物是什么呢？换言之，他们是以何种形式将其财富转移到他们的广州代理人手中的呢？作为东印度公司贸易赤字的解决之道，鸦片虽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在三位乔治·史密斯的生平中，它只占散商的多样化商业投资组合的一小部分。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商品将他们的财富从印度转移到中国，包括食品、香料、药品、工艺品和珍玩。从印度和东南亚运往中国的货物是富有异国情调的商品杂烩，包括锡、红木、硝石、藤、胡椒、大米、西米、阿剌吉（arrack）、檀香、肉豆蔻、“龙血”、象牙、鱼翅、云木香（putchuk）、鱼胶、小珍珠（seed pearls）、珊瑚、紫胶、黄珠、黑木、丁香、鼻烟、樟脑、手帕、长厄尔绒（long ells，羊毛布料）、帕拉普尔（palampores，印度印花棉布）、海参（bêche-de-mer）、墨可石（moco stones）、燕窝、镜子、钟表、铅、植物插枝、玻璃窗、葡萄干、金线、琥珀、石蓝（stone blue）、手表、豆蔻、胭脂虫（红色染料）和龟甲。78
18世纪80年代，孟买棉成为一种特别重要的商品。欧洲对华出口本身不足以支付从中国进口茶叶的成本，而从印度向中国输送原棉，解决了从中国进口茶叶的支付问题。中国人购买的棉花“不断增加”，孟买的棉花贸易很快被散商掌控。791774—1785年，“广州进口的棉花几乎有60%”由散商承运。80孟买棉帮助维系了广州茶叶贸易的畅通，而这两个港口城市之间日益增长的商贸反过来又确保孟买作为英国商业和军事据点的存续。81
与棉花一样，中国的鸦片进口在18世纪下半叶也有所增长。但鉴于这一贸易的风险——在中国销售鸦片是非法的——东印度公司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直接参与其中。不过，公司确实积极地鼓励私人在印度的拍卖会上购买鸦片，然后自行决定在整个东南亚和中国分销鸦片。这样，“无论中国人需要多少鸦片，相应数量都可以很快地到达那里，而公司亦不会因从事非法贸易而蒙羞”。82这正是东印度公司所希望的。据公司在中国的货监说，“几乎每个国家的船只都（带着鸦片）来到这里，我们可以想见他们将继续带鸦片来”。83有些人视鸦片为解决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贸易赤字的灵丹妙药。1773年，孟加拉的一名外科医生助理詹姆斯·克尔（James Kerr）告知董事会，“中国人将鸦片与烟草混合吸食成为风尚。在往来寒暄之礼后，它是对来访者或陌生人的首选赠礼”。他报告说，鸦片的消费量每年都在增加，“现在据说是几年前的两倍”。84 1782年，驻广州的公司货监托马斯·菲茨休（Thomas Fitzhugh）向伦敦的董事会解释说，鸦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年由我国和葡萄牙的商船大量运往中国，它有时停抵澳门，有时则是在黄埔”。85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间接鸦片贸易，由散商充当掮客，在一些人看来运作良好。1781年，公司的一位中校亨利·沃森（Henry Watson）声称：“据我所知，仅中国东南诸省目前的（鸦片）年消费量就达到一千二百箱。”86
然而，鸦片贸易也受到质疑。只是事后看来，我们才知道鸦片在19世纪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当时像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这样的商人就没有如此的把握。史密斯发现鸦片生意非常不稳定：“虽然我吸食鸦片，也能确切了解供应量和需求量，但在我的计划中，我们现在对这一商品没有确定的市场。”87当托马斯·菲茨休被问及关于“以公司的名义从孟加拉向中国输送鸦片是否得当”的意见时，他回答说：“这个商品的价格波动很大，因为这取决于它的购买量，而购买它的中国人以及那些需求较低的人在没有巨额利润的时候不会对它进行投机，因为一旦冒险投资鸦片，其风险和困难是巨大的。1779年鸦片的价格低得很，有个港脚船（country ships）的船长（他自己有不少钱）购入鸦片进行投机；由于他的船必须返回印度，他在澳门买了一艘小船——把它带到黄埔——当然装上了他所有的鸦片，结果一整年都困在那儿；为了能够找到买主，他不得不将它分成几批以小包装出售。”菲茨休描绘了一幅充斥着风险和未知的贸易图景，它困难重重又易于让人蒙羞。在他写给公司董事们的信的结尾处，他警告说：“中国人非常清楚港脚船和东印度船的差异，也清楚公司与散商在贸易方式上的差别。他们把你们的雇员看作是给大公司办事的人，与此同时，他们努力防止欺骗，以坦率、规矩且自由的态度行事。当你们（公司名下的）雇员偏离体面贸易的正途而走上走私的邪路时，这一印象又会如何改变呢？”88
英国议会的议员们对鸦片贸易也有疑虑。针对亨利·邓达斯就孟加拉棉花和鸦片可以平衡英国对华贸易的断言，“谢里登（Sheridan）先生极度嘲笑每年用鸦片这种只能通过走私进入中国的商品来抵支275,000英磅的想法”。89当董事会问及从欧洲或印度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可否通过新的或旧的商品得以增强时，公司的广州货监们指向棉花、铅、锡、胡椒、檀香和羊毛制品，没有人提及鸦片。90根据威廉·菲茨休的说法，“几样最为重要的商品是棉花、胡椒和檀香木，在过去的几年里，散商带走的数量更为庞大”。91
1786年，至少有2,000箱鸦片被走私到中国。92与之后几十年相比，这些数量是很小的。1821年，鸦片在中国的年进口量徘徊在4,500箱左右。直到19世纪30年代末，鸦片进口量才飙升至每年4万箱。9318世纪末的鸦片贸易还没有达到19世纪的规模。
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遇到了无害的中国茶，它给英国国内带来了新的社会和文化习俗，并鼓励了国外的金融创新。随着消费者对茶叶需求的增加，东印度公司难以提供足够的白银来支撑其在中国的茶叶贸易，这是到18世纪中叶该公司在亚洲唯一盈利的商业投资。英国的散商来助一臂之力：他们立足于广州和澳门，促进了新的亚洲内部金融网络的发展，维系了18世纪下半叶白银和茶叶的流通。在散商的助力下，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们可以安全地将他们的私人财产从印度转移到英国，而公司的广东财库则存入了白银。一时间，人人都称心快意。这一金融系统非常有效，以至于公司“越发严重地依赖港脚散商为广州的货监们提供流动资金”。在这个以中国茶叶为中心的新全球经济体系中，港脚散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