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8年，本书的第三位乔治·史密斯来到孟买，以散商的身份在那工作和生活。在三位乔治·史密斯之中，孟买的史密斯在商业上最为成功。与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和广州的史密斯不同，孟买的史密斯去世时没有债务，所以他单独留有一份遗嘱，把财产留给了家人和朋友。尽管商业地位显赫，但孟买的史密斯似乎并没有像他的两位同名者一样与亨利·邓达斯或埃德蒙·伯克建立联系。伯克是爱尔兰裔的政治家和作家，也许他最出名的是写就关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预言式批判《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此外，他还主张并领导了对沃伦·黑斯廷斯的弹劾，后者在1772年至1785年之间担任孟加拉和英属印度总督。尽管与英国政要没有关系，但孟买的史密斯还是在英国的帝国政策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1784年，他在广州卷入一场与中国政府的激烈冲突，即“休斯夫人”号事件，它使英国政府深刻地意识到英国对华贸易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这一事件还使得对中国充满敌意和优越感的言论甚嚣尘上，它强调中国法律体系的野蛮，更广义地讲，是其文明的落后。孟买的乔治·史密斯在广州的遭遇揭示了中国的无名小卒和偶然事件如何能在整个大英帝国产生连锁反应，并在伦敦催生出新的帝国政策，继而促成了一种新的“东方主义”方式以理解（conceptualize）和描绘（represent）中国。
孟买的乔治·史密斯于1737年出生在苏格兰北部海岸班夫郡（Banffshire）的福代斯（Fordyce），他的父母是詹姆斯·史密斯和伊丽莎白·弗格森（Elspet Fergusson）。他们有八个孩子，六女两男：玛格丽特（Margaret）、塞西莉亚（Cecilia）、詹姆斯（James）、梅（May）、玛丽（Mary）、伊丽莎白（Elspet）、琼（Jean）和乔治（George），乔治是八个孩子中最小的。1740年，当乔治只有三岁时，史密斯家的孩子们失去了他们的母亲伊丽莎白。她的早逝可能与那年在苏格兰发生的严重饥荒有关。17年后，也就是1757年，史密斯家族成员们都各立门户。1
和当时的其他许多苏格兰家族一样，福代斯的史密斯一家分散在不列颠帝国的内外。乔治的哥哥詹姆斯冒险去了牙买加，他可能在那里的一个糖料种植园做过商人或管事（steward）。大姐玛格丽特动身去伦敦，给格拉索的詹姆斯·阿伯克龙比（James Abercromby of Glassaugh）一家当仆人，后者是一位议会议员。另一个姐姐琼前往瑞典的哥德堡（Gothenburg），那里自17世纪中期以来就有苏格兰社区存在。2许多苏格兰商人和流亡在外的詹姆斯二世党人在这个港口安家落户。3在哥德堡，琼担任“南艾思克（Southesk）家族次子（cadet）乔治·卡内基（George Carnegie）”的女管家，在1745年第二次詹姆斯党叛乱中，卡内基曾任查理王子禁卫骑兵团的少尉。4查理是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二世的孙子，后者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被废黜。或许史密斯家族与詹姆斯党人有联系，至少他们对“美王子查理（Bonny Prince Charlie）”的复辟大业抱有同情。1757年，福代斯的史密斯决定加入“四五年叛乱”后离开苏格兰高地的苏格兰人行列，在不断扩张的大英帝国中寻找机会并开始新的生活。
和他的姐姐琼一样，乔治·史密斯也去了欧洲，定居在荷兰，并在那里当了一名文员。他选择荷兰并非个例。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苏格兰和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5苏格兰的学生和商人涌向荷兰，在迪耶普（Dieppe）、米德尔堡（Middleburg）、贝亨奥普佐姆（Bergen op Zoom）、泽兰（Zeeland）和鹿特丹（Zeeland）建立社区。6荷兰“承接了最初服务于北海（North Sea）贸易体系的苏格兰商业网络”，并为苏格兰人在奥斯坦德公司、荷兰亚细亚公司（Dutch Asiatic）和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深度参与提供了跳板。孟买的史密斯可能是一家苏格兰—荷兰公司的文员，这种双重国籍的合伙关系被用来“否定荷兰的重商主义”，同时又“超越了国家界限”。7他可能还参与了向英国的茶叶走私，这通常与荷兰共和国“难脱干系”。8
在欧洲担任职员和簿记员（可能与亚洲商业有联系）的十年，为孟买的史密斯的下一个职业——东印度的货监——做好了准备。在巴黎待了一段时间后，他去了叙利亚的阿勒颇（Aleppo）, “走陆路经幼发拉底河河谷再过波斯湾，于1768年抵达孟买”。9孟买的史密斯似乎和其他人一样，在没有东印度公司许可的情况下冒险前往印度，并通过海上贸易谋生。10
为什么孟买的史密斯或者其他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商人会选择孟买作为基地，这有点令人不解。孟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英国在印度的居留区中最不健康、最贫穷、最受鄙视的地方”。11历史学家帕梅拉·南丁格尔（Pamela Nightingale）指出，对东印度公司而言，西印度“没有前途，只有失败和忧郁”。12这个“穷乡僻壤之地”通过葡萄牙公主布拉干萨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Braganza）与查理二世1662年的联姻交到英国人手中，而事实证明这份礼物带来很多麻烦。13在孟买，欧洲人的死亡（估计有1,000人）“比其他任何一个居留点都要快”。促成高死亡率的原因包括岛上疟疾横行的沼泽和“用腐烂的鱼给椰子树施肥”的习俗，这会污染井水，产生“一股难闻的恶臭”。14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孟买作为公司的城镇，“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它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转运口岸”。那里的商业“萧条”了很多年。15
孟买及其位于马拉巴尔（Malabar）沿岸的附属商馆也极易受到周围两个强大王国——北部的马拉塔（Marathas）和南部的迈索尔（Mysore）——的威胁。16在18世纪后半叶，它的前途黯淡：“裹挟在两大军事强国中间，所拥有的财产更是让总督区的头衔徒有虚名，孟买的未来没什么希望。公司在1784年是否会继续在西印度保留一席之地尚且不定。”17在被号称“迈索尔之虎”的蒂普苏丹（Tipu Sultan）领导的迈索尔军击败后，孟买被限制在“马拉巴尔沿岸几个毫无防备力量的小贸易站”。18
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和孟买的史密斯一样，在马拉巴尔海岸做过很多生意。他讲述了在蒂普苏丹的影响下英国商人所遇到的困难：“我到了蒂普苏丹的一处海港卡利卡特（Calicut），在等待那位以东方之礼接待我的地方长官之后，我被告知，我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任何货物，但不能带走胡椒、檀香木、豆蔻（或植物）和木材，君主对所有这些物品实行禁运，这几乎等同于禁止与他贸易。”19孟买的乔治·史密斯在1785年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在从孟买到加尔各答的航程中，他在印度西海岸的代利杰里或科钦，一船货物也买不到。201785年至1789年间，英国商人“实际上被排除在香料贸易之外”。21
尽管有这些难以克服的障碍，但东印度公司在孟买的居留区还是得以保留。18世纪70—80年代，孟买棉成为为数不多的在中国颇有市场的商品。东印度公司终于找到了一种出口产品，可以为进口茶叶支付货款，平衡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在这一迅速扩大的贸易中，散商们主动出击。1787年，从印度出口的68,000包棉花中，估计“只有4,500包记在东印度公司账上”。22十多年前，年轻的散商弗雷德里克·戴维就自豪地向父亲报告说，他将在一艘把孟买棉运往中国的港脚船上担任出纳。23
散商们很快意识到孟买的价值。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大卫·斯科特和大卫·卡明（David Cuming）都敦促在伦敦的印度事务管制委员会（Board of Control for Indian Affairs）的实际负责人亨利·邓达斯维持并支持公司在孟买的居留地。他们向邓达斯展示了孟买棉如何能够为英国的茶叶贸易提供资金。24最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及孟买的军事价值，邓达斯决定动用公司的资源来保留孟买管辖区。出于同样的考虑，马拉巴尔沿岸的其他领地也被收购。251792年，孟买在大英帝国的前景似乎比几十年前稳固得多。
乔治·莫兰（1763—1804）《印度女孩》（Indian Girl）,1793年。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惠允使用。
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孟买散商知之甚少，但孟买的乔治·史密斯的故事让我们得以对他们的商业和社会环境一探究竟。26史密斯似乎没有在孟买结婚，但如果他结过婚，他的妻子一定是先于他去世的。后来，孟买的史密斯与果阿邦的一个女人交往，她名叫埃斯佩兰萨·加斯帕尔·达尔米纳（Esperanza Gaspar D'Almina），可能是欧亚混血。在18世纪，英国男人和当地女人之间的恋爱关系很常见，这种结合所生的孩子经常被他们父亲的遗嘱提及。孟买的史密斯和达尔米纳育有一女，名叫费利西娅（Felicia）。1789年，当费利西娅还在襁褓时，史密斯决定不带她们母女，独自回到苏格兰。27
史密斯和达尔米纳的关系是否系以“感情深厚、忠贞不渝的纽带”？他们的同居是否带来了文化共享（cultural sharing）？史密斯从达尔米纳那里学过沐浴或“洗头”（shampoo，按摩推拿的印地语）吗？他最后离开孟买时还会想起她吗？这些我们只能加以推测。28
孟买的史密斯还成为孟买的大卫·斯科特的密友，后者正是广州的乔治·史密斯儿子的教父。这种友谊至关重要，因为斯科特当时已是孟买最有影响力的商人。29孟买的史密斯选择斯科特做他的遗嘱执行人。他还给斯科特留下一块秒表，并遗赠给斯科特的妻子一条披肩和一块白布，以示对他们的“敬重”。30
虽然常驻孟买，但史密斯在中国有很多商业和金融业务。和其他两个乔治·史密斯一样，他在代理商和律师休·帕金（Hugh Parkin）和小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 Junior，这第四位乔治·史密斯与本书的三位乔治·史密斯没有明显关系！）的帮助下在广州进行了大笔投资。他们本是东印度公司的货监，私下兼做经纪，代孟买的史密斯管理两笔大额债券。一笔是给行商伍乔官（Geowqua）价值12,423英镑的贷款，另一笔价值1万英镑，贷给了行商杨丙官（Pinqua）。两笔贷款都在1787年12月1日发放，年利率为18%。即使在1779年广州发生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之后，像孟买的史密斯这样的英国商人仍以高利率放贷给中国商人。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商人欠英国投资者的债务为300万银元。31
1784年，47岁的乔治·史密斯担任孟买一艘港脚船“休斯夫人”号的货监。这趟去往中国的例行航程变成了一场噩梦。
我们怎么知道1784年随“休斯夫人”号到中国的是孟买的史密斯，而不是广州或马德拉斯的史密斯（抑或任何其他关于此事的乔治·史密斯）？尽管许多历史学家讨论过或提到过“休斯夫人”号事件，但没有人在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名字中加以区分或对这个倒霉货监的身份加以确定。32诸如东印度公司档案、私人日记、中国官方档案和报纸等一手材料都无法准确地确定“休斯夫人”号的货监是谁。
广州的乔治·史密斯的可能性先被排除，因为他当时已经不在亚洲了。这就剩下了马德拉斯的史密斯，他在1779年与威廉·希基乘坐同一艘船从马德拉斯返回英国，1783年又回到印度，这次是到加尔各答，试图再次积累些财富以偿还他的债权人。但马德拉斯的史密斯不可能是“休斯夫人”号的货监，原因有几个。第一，这艘船是从孟买起航的，而不是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当时所住的加尔各答。第二，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在写给亨利·邓达斯的数百页信中对此事只字未提。第三，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写给东印度公司驻孟加拉理事会（council）的一封信显示，1784年12月20日，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在加尔各答，而“休斯夫人”号直到1784年12月9日才离开中国前往孟买。这样一来，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只有11天的时间从广州回到加尔各答。根据威廉·希基的记录，在印度和中国之间“东印度船有史以来最短的航程”是33天，因此孟买的史密斯极不可能是“休斯夫人”号的货监。33第四，公司驻孟加拉理事会在1784年和1785年收到来自两个不同乔治·史密斯的信。一封来自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仅有署名“乔治·史密斯”。34另一个来信的乔治·史密斯是一位散商，曾从孟买航行到加尔各答，在返航时主动提出带公司的硝石回孟买。他在信上署名：“乔治·史密斯，‘休斯夫人’号货监”。35
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确定，孟买的乔治·史密斯就是“休斯夫人”号的货监。然而，他的私人记录都没有保存下来。相反，我们必须依赖清政府、东印度公司以及一些当事人的记录。不出所料，它们有时各执一词。公司驻广州的货监们详细记录了1784年11月最后一周在广州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据他们说，1784年11月24日，“休斯夫人”号的炮手向一艘路过的欧洲船只鸣炮致敬，但意外地击中了停靠在一旁的一艘中国海关船。36根据英方档案，这次海上致敬导致一人死亡，而中方档案则记录两名中国水手身亡，分别是吴亚科和王运发。37英方档案从未指出对致命礼炮负责的炮手的名字。
相反，中方档案却给这名炮手起了名字，叫“啲些哗”；他们还让他在这个故事中留下了只言片语。38他的供词被记录在广东巡抚孙士毅的奏疏之中：
我系英咭唎国人，今年三十五岁。向在哙廉（威廉斯）船上充当炮手。哙廉船在本国装载货物来广贸易，湾泊黄埔河面。本年十月十二日申刻（下午3—5时），有嗹国（丹麦）洋船出口，我在舱眼放炮送他。那时有本船雇募的扁艇船水手们运货到船边，我因在舱内不曾看见，没有叫他躲避，以致炮火轰伤扁艇船上水手二人，先后身死。当日放炮伤人实系是我，岂肯代人顶替受罪呢？求开恩。39
然而，其他目击者对啲些哗的描述却不一样。有人声称他是一个矮小的老人，皮肤黝黑，是典型的印度果阿的欧亚混血，而另有人认为他是菲律宾人。40但在上述供词中，他自称是英国人，只有35岁。是广州的官员在误导皇帝吗？如果他们报告称啲些哗是欧亚混血或者菲律宾人，皇帝或许会怀疑这个囚犯其实是为真正的“英国”炮手顶包。事实上，皇帝对啲些哗是否是真凶抱有怀疑，并在给巡抚孙士毅的诏书中表达了他的担忧。41这些怀疑可能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当时在印度的一家主流英文报纸上刊发的两篇报道……声称这个囚犯是英国炮手的替罪羊”。42
在中国官员逮捕啲些哗之前，他已经躲藏了起来。43起初，巡抚孙士毅建议把这件事交给英国政府处理。他们可以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惩罚那个炮手。很明显，他试图避免与英国人公开发生冲突。作为一省巡抚，他对北京的朝廷负有在广东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责任，但为了维持广东贸易的稳定，他也需要给外国商人留有余地。44
巡抚孙士毅的绥靖态度激怒了乾隆皇帝。他对在广东的英国人太仁慈了。在一份圣旨中，皇帝训斥并警告了巡抚孙士毅。孙士毅怎么能肯定英国人会妥善处理这件事呢？在皇帝看来，这件事太严重了，不能这样随便处理。皇帝最近还收到报告说，至少有11名天主教传教士通过广州秘密进入中国，并非法居住在内地。他把广东的混乱无治归咎于孙士毅。45适逢孙士毅正在去北京参加千叟宴的路上，皇帝下诏令其立即返回广州逮捕那名炮手，并在所有欧洲头面商人的见证下将其处决。巡抚孙士毅有了整顿广州的第二次机会，但如果他失败了，他将被加倍治罪。皇帝想让广州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天朝将以最严格的方式执行其法律。46
忧心于自己的仕途（也许还有生命），巡抚孙士毅在回应圣谕的奏报中满怀悔恨：“何得因无心毙命，请旨发还该国？臣办理种种舛误，实属罪无可逭。”孙士毅别无选择，只好逮捕罪犯，将其就地正法。47
东印度公司的货监们最初拒绝配合广州官府。当几名官员和商人来到英国商馆时，公司的货监们建议他们去见“休斯夫人”号的货监，即孟买的乔治·史密斯。他更有资格提供该事件的相关信息。双方同意史密斯将在东印度公司的商馆接受一名中国官员的问询，后者只带随从，不带士兵。48但据孙士毅向乾隆皇帝的奏报记载，他派了中军参将王林、右营游击张朝龙，会同署广州府知府张道源前去缉捕史密斯，并将他押送进城。49孙士毅的奏报中用“锁拿”这个词来描述逮捕过程，表明孟买的史密斯很可能被捆绑或者上了枷锁。50但为了给皇帝留下他严肃处置此事的印象，孙士毅也可能夸大其词。
皇帝对孙士毅奏报的真实性有所怀疑：“该国大班士蔑未必果系委员锁拿进城，啲些哗亦未必果系应抵正凶。”51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证实，孟买的史密斯是从他的商馆被“潘振承[中国行商]的假消息诱骗出来的；他被抓后……由一队佩刀的士兵押送进城”。52孟买的史密斯被囚禁起来。
东印度公司的货监们对一名英国商人被诱绑表示愤慨，他们认为这一行径“违背了理性和正义”。他们也担心所有涉事人的安全：“对一名未被定罪、甚至未被指控犯有任何罪行的欧洲人采取的暴力行为，与理性和正义的任何理念都背道而驰，这种行为看上去着实令人担忧，以至于我们确信无疑，他们打算采取一些非同寻常的严酷手段……史密斯先生被扣押后的情况清楚地表明，我们的人身安全并非完全无虞。”53他们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东印度公司的长官共同签署了一份反对中国政府诱绑孟买的史密斯的集体请愿书。据巡抚孙士毅说，他们还跑到他的衙门抗议。54
当史密斯在广州蹲监狱时，冲突加剧了。中国官兵集结在通往码头的大道上，并设置了路障，中国的商人和通事们抛下商馆逃离。与此同时，英国的货监和其他国家的东印度公司（包括荷兰、法国、丹麦和美国）联合起来进行反击。他们“达成了一项决议，命令几艘配备了人员和武器的船只来保卫我们的人，以防发生任何暴力行为，并以最强硬的态度表明我们对其先前行动的震惊和担忧”。55由于“目前不是拘泥小节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向中国官员请求许可（通常需要请示），便派出两艘船和一些船员去到黄埔，要求所有英国、欧洲和美国公司的船只直接航行到广州，大舢板（pinnace）上都“配备人和武器”。56大舢板和其他外国的驳船只要载有船长或货监并悬挂国旗，通常可以不受限制地驶往广州。57然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配备有英国和欧洲武装士兵的船只会引发严重关切。尽管船上指挥官被勒令避免公开与中国官员冲突，但在这种情况下，暴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潮水不利，他们还没到达城市[广州]天就黑了。直到靠近第一座粤海关官署时，一艘武装的船只招呼领头的船，这才有人通知，命令他们返回黄埔。但没人在意这个撤退的命令，船队继续向商馆行进——但接下来，先到的船遭到了来自粤海关官署附近堡垒和江上武装船连续的鸟铳射击，随着船队到达，这一直从晚上8点持续到11点。除了下面提到的船以外，所有抵达的船只一枪也未还击。除了“沙利文”（Sulivan）号上胸前受了轻伤的一名舵手和“加尔各答”（Calcutta）号的舰载艇船尾的一人外，其他人都没有受伤。那艘舢板停在了船队的后方，几乎被中国的舰艇包围了。其中一艘舰艇的官兵登上了那艘舢板，当军官意识到他的人很可能处在不得不使用武器的境况时，他令人可敬地让他们都下船去，中国人在短暂的打斗后离开了那艘船。58
中国人还向一艘荷兰船射击，因此它决定在原地抛锚过夜。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货监们猜测他们的船只受到袭击是因为广州官府怀疑“我们的准备工作比单纯的自卫更加危险”。59
巡抚孙士毅警告英国人，如果他们继续抵抗，他将派出配备鸟铳和火炮的军队切断他们的退路。他说：“尔等试想有何力何能，敢于违抗干犯我朝法令，尔等应再三思之。勿贻后悔莫及。”第二天早上，巡抚孙士毅兑现了威胁，派出水师战船封锁了商馆区。舢板停泊在河对岸，官兵殿后。据一位美国观察者描述，“战舰有四十艘之多，正对着商馆区”。60官府已经采取了一切手段“切断了他们与船只的联系，迫使他们就范”。61
经过水师数日来咄咄逼人的故作姿态，巡抚孙士毅要求会见除英国外所有涉事欧洲国家的代表。他们在广州郊外的一座庙里会面，孙士毅再次警告说，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荡除”他们所有人，“但他不愿伤害这么多的好人”。如果东印度公司的货监不配合，就会停止贸易，断水断粮，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被禁止返回英国。孙士毅说服了欧洲商人们“抛弃”他们的英国盟友。他答应只要交出肇事炮手，就不计较他们的挑衅，并释放孟买的乔治·史密斯。在欧洲的目击者看来，孙士毅似乎“非常焦虑，很明显，我们采取的举措让他困惑不解”。他们相信，“他会乐意漂亮地平息此事”。62
法国人、荷兰人和丹麦人都接受了孙士毅的提议，抛弃了他们的英国同事。11月29日，在经历了近一周的威胁和短暂的海上冲突后，孟买的乔治·史密斯仍被关押在广州城，东印度公司的货监们决定做出让步，同意向中国官府交出“休斯夫人”号的肇事炮手。起初，当公司的货监们暗示那个炮手可能已经逃跑时，广州的官员“回答说，倘若果真如此，史密斯先生就在他们的掌控中；但他们建议我们，既然我们看起来对这位先生如此重视，那就用一个仆人或别的不那么重要的人来顶替他”。63孟买的乔治·史密斯的命运危在旦夕。公司的货监们决定保住孟买的史密斯，并要求“休斯夫人”号的指挥官威廉斯（Williams）船长立即将肇事炮手交给中国官府。如果不配合，危及的不仅是孟买的史密斯，还有驻广州其他英国商人的性命。
也许，帮助说服公司的货监们把炮手交给中国人的是孟买的史密斯写给威廉斯船长的那封急信：“我昨天写信告诉你，我已经被强行押入城里了。我还在监禁之中，而且必须待在这儿，直到那个炮手或者别的什么冒充他的人被送过来。如果找不到炮手，我希望你们就送个这样的人来。此信将由皮古（Pigou）先生转交给你，他对这件祸事也颇为烦恼。我现在必须要求你把炮手送来，或者是一个比我更熟悉业务情况的人，这样他能回答驻英国商馆的官员们的问询。我还必须要求你在这个不幸的事故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之前，不要冒险和船一起离开。我可以想见‘休斯夫人’号上一定还有严重的不当行为。”64
据巡抚孙士毅讲，孟买的乔治·史密斯愿意由炮手来替换他。65囚犯交换时，中国人羁押了炮手，或者可能是他的顶替者。“休斯夫人”号的指挥官威廉斯船长意识到啲些哗的不幸处境，便给孟买的史密斯写了封信，如果炮手被扣留，请他给炮手备一份生活津贴，交给行商蔡世文。威廉斯船长担心炮手的安全：“我希望中国人不要伤害这个可怜的老人，因为这只是一个不幸。”66中国官员在羁押啲些哗的时候在他身上搜出了这封信，并立即将其译成中文。中文的版本是这样的：“啲些哗系穷苦夷人，放炮毙命实出无心，现已交出，恳酌助啲些哗盘费，俾得使用。”67
获释后一小时，孟买的史密斯向公司的货监们报告说，他受到的待遇令人满意，在他被监禁期间，许多中国官员来探望过他，还给他送了礼物。史密斯是幸运的。68即使是在监狱里短暂的监禁也可能是致命的。作为一名洋人，史密斯至少免受肉体折磨的“刑讯”，包括拶刑和夹棍之刑，这些酷刑经常导致感染或永久残疾，有时甚至会致死。69事实上，由于他是一个有名的且杰出的散商，他似乎受到了不同寻常的良好待遇。
孟买的史密斯很快就恢复了生意。东印度公司的货监们在账簿上记道，“‘休斯夫人’号港脚船的货监史密斯先生向我们提出购买14,000银元（Head Dollar）的债券，每年偿付10%，我们决定接受它”。701784年12月9日，在这场导致两个中国人死亡的礼炮事故发生后的第15天，孟买的乔治·史密斯、威廉斯船长和“休斯夫人”号的全体船员离开了广州。我们只能想象当“休斯夫人”号驶离时他们内心的五味杂陈。
“休斯夫人”号的炮手啲些哗不会加入他们，他被留在广州为两个死去的中国人偿命。他在被拘留时一定显得很沮丧，因为中国官员担心他会在监狱里自杀。经过审问，他被认定为“真凶”。巡抚孙士毅向驻广州的外国商人下发布告，解释关于处决啲些哗的决定：“大皇帝恩待尔等，每年获利甚多，遇该商偶有拖欠，即为尔等勒限返逼，种种恩施有加无已。今哙廉（威廉斯）船放炮道行，并不小心知会邻船，以致轰毙二命，情罪较重。按照天朝法律，不独将凶身正法，并应将该船约束不严之头目从重处理。姑念尔等僻处外洋，未谙条律。今止将炮手啲些哗一人正法，实属大皇帝额外恩施，尔等从此当益知感激。”71
1785年1月8日，按照皇帝的要求，啲些哗被处以绞刑。72巡抚孙士毅报告说，遵照圣谕，他在执行处决的时候要让“夷众环观”。73但是他意识到这样的场景只会助长广州的暴力和动乱，于是就把啲些哗秘密处死。74当发现“中国人抓了人并当场将他绞死”时，公司的货监们被激怒了，“他们没有经过任何审判，也没有其他程序，这种伸张正义的行为与马来人或者其他蛮族草率地处决行为无异”。75然而，据皇帝所知，英国人接受这个结果，并幡然悔悟。根据巡抚孙士毅的奏疏，各国的头面人物都承诺会更加小心。他们不敢再制造麻烦，触犯中国的律法。
76从中国官府的角度来看，“休斯夫人”号的一连串事件已经结束了。
然而，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可以被视为英国在摆脱中国法律管辖并获得治外法权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英国人和其他外国商人在中国已经享有某种程度上的“司法独立”。当案件涉及中国人和欧洲人时，中国的官府坚持对其违规行为进行裁决，但对于仅涉及欧洲人的纠纷，他们让欧洲的货监们来进行仲裁。例如， 1754年，在一名法国军官枪杀了一名英国水手后，两广总督试图说服法国和英国的货监们“通过友好的仲裁”解决纠纷。18世纪50—60年代，涉及荷兰水手的一些案件进一步表明，在不牵涉中国人或利益的情况下，欧洲人的治外法权确实存在。77但这并没有满足他们要求“司法独立”的愿望；他们往往想要的更多。
“休斯夫人”号事件还使得一种贬低中国的“东方主义”论调甚嚣尘上。这种论调在18世纪末的英国形成，它用野蛮和劣等来描绘中国的法律和社会。78这种语言和思维的一个例证可以在公司货监们的信件中找到，他们痛诉中国法律制度中的暴虐和不公，以及欧洲人在广州口岸“任人宰割”的境况。遵守中国的法律“在我们看来与欧洲人认为的人道或正义背道而驰，如果我们自愿服从于它，那么在所有人看来，我们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抛弃了一切道德和男子气概（manly principle）”。其他的例子出现在《印度公报》（India Gazette），作家们在上面抱怨说，最近在广州发生的事件不仅对于英国人是种羞辱，“于人性更是惊世骇俗”。79
在英国广为人知的“广州战争”（Canton War）以及炮手“啲些哗”遭处决，震惊了整个帝国的英国社区。80加尔各答的报纸和杂志都报道了“在中国的骚乱”，半年后，伦敦也传遍了这个消息。81“加尔各答距离广州大约一个月的航程，它首先收到了事件的风声。1785年1月15日，《印度公报》的作家们仍然抱有希望：“当中国人冷静一点，搞清楚自己的同胞死于意外时，这件事可能会得到友好的解决。”82“休斯夫人”号事件的消息传到英国后，它就成了人们热议的主要话题。1785年8月版的《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专门用两页篇幅来报道此事。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其首篇关于“在中国的骚乱”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警觉”。因此，编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去调查这些细节”，然后跟进第二次叙述，“以便我们的读者相信其真实性”。83在《大众广告人》中提到的是中国官员绑架乔治·史密斯先生的动机。84
“广州战争”不仅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也使亨利·邓达斯忧心忡忡。他收到了东印度船船长威廉·麦金托什（William Mackintosh）的来信，麦金托什对“休斯夫人”号的事情很了解，因为他当时就在广州，并协助把啲些哗移交给了中国官府。麦金托什船长警告说，如果当时“休斯夫人”号事件没有按照当时的方式得到解决，公司的商船“就会失去茶叶……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与中国人达成适当的谅解，而这事碰巧发生在《折抵法案》的这一年[1784]，当时除了公司进口的[茶叶]外，从欧洲搜购的茶叶都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茶叶]需求，更无法平息这一举措引发的窃窃私议，其后果难道不会波及白厅（White Hall）吗？”麦金托什船长指出了一个不幸的且潜在的灾难性巧合：就在英国政府决定降低茶税的同一年（这将使东印度公司进口到英国的茶叶增加两倍），广州的一起杀人案使贸易中道而止。“休斯夫人”号事件揭示了英国茶叶贸易的飘摇不定。在地球另一端的偶发事故，哪怕牵涉无名小卒，也可能会完全破坏英国对中国的商业政策。这不仅关系到英国利润丰厚的茶叶贸易，也关系到茶叶制造商未来的市场。英国的散商和政治家们不会坐视不管。他们共同决定，英国必须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全不受中国官府干涉和法律管辖的居留区。他们希望英国第一次派往中国的使团能够说服乾隆皇帝将治外法权赋予在中国土地上的英国子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