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官员将孟买的乔治·史密斯投入监狱的两年半前，东印度公司将广州的乔治·史密斯驱逐出中国。1782年，广州的史密斯和妻子夏洛特以及他们的两个小女儿别无选择，只好收拾行囊，搭乘东印度公司的“合约”号去往英格兰。在萨里郡重新安家后不久，广州的史密斯就开始与亨利·邓达斯通信。邓达斯是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的左膀右臂，也是印度事务管制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他们主要讨论的一个议题是赴华英国使团。包括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在内的几位散商也与邓达斯通了信，帮助说服他有必要向中国派遣使团，尽管东印度公司对此强烈反对。这一使团的既定目标——在1784年《折抵法案》的巨大成功后维护英国的茶叶贸易，在中国为英国的出口打开新市场，并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制成品、技术、军事和海军实力以及植物资源——已为历史学家们所熟知。但英国第一个赴华使团的背后还有其他的动机和利益。
在18世纪70—80年代，亨利·邓达斯把自己塑造成处理东印度问题的关键人物。根据邓达斯的传记作者霍尔登·弗伯（Holden Furber）的说法，除了埃德蒙·伯克和理查德·谢里丹（Richard Sheridan）之外，邓达斯的政治同侪中没有人对不列颠迅速发展的亚洲帝国产生浓厚的兴趣。相比之下，邓达斯不仅喜欢“费力地翻阅大量的印度文献”，而且“在他漫长的公务生涯中，花费在印度事务上的时间可能比花在其他任何事情上的时间都要多，甚至苏格兰或对拿破仑的战争事务也没有占用他更多的工作时间”。1邓达斯的出人头地是在1781年，当时他主管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印度东南部一场战争的起因和马德拉斯管辖区几个东印度公司员工的可疑行为。2他在这个职位上的成功使得有传言称首相诺斯勋爵（Lord North）不久后将任命他为首任印度事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而且他也会表示欢迎。3然而，与美洲殖民地的战争在18世纪80年代初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动荡。1780年至1783年间，四届政府更迭。一直等到1783年底小威廉·皮特掌权后，邓达斯这颗政治之星才得以崛起。仅仅几个月后，议会通过了《皮特印度法案》（Pitt's India Act），其内容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邓达斯前一年的一项提案。4该法案设立了一个管控委员会（Board of Control），由国王任命的六名枢密院委员（privy councilors）组成。管控委员会将监督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政治方面的参与，力求防止公司员工卷入不计后果、代价高昂的战争，并设法安排忠诚可靠的人管理东印度公司的印度管辖区。尽管邓达斯直到1793年才正式成为管理会的主席，但“实际上，一直到1801年”，弗伯写道，“印度事务管控委员会指的就是邓达斯，或者顶多是邓达斯和皮特”。5作为委员会的一员，邓达斯负责监督东印度公司的事务，并担任公司与议会之间的联络人。例如，1787年，他“提出每年向下议院的委员会提交一份印度各省事务情况的说明”。6
1785年的某个时候，邓达斯开始计划向中国派遣使团。为了确保成功，他竭尽全力地收集有关中国政府、经济和商业状况的准确信息。直到19世纪，关于中国的信息主要来自天主教传教士和欧洲的外交官。据曾担任东印度公司秘书的剧作家詹姆斯·科布（James Cobb）所述，中世纪以来“有关中国的所有信息要么来自欧洲派往中国的使团，要么来自传教士的记述，其中大部分都是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神父收集的”。欧洲人了解中国主要是通过耶稣会传教士的学术成果。早期的英国汉学家，如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和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都依赖于“耶稣会这种较早的儒家汉学研究传统”，包括杜赫德《中华帝国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及博物（1935）》（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等名著。7
然而，我们有理由怀疑耶稣会报告的真实性。自16世纪以来，耶稣会士们一直在中国传教。他们的策略是让中国的皇帝和统治精英们皈依基督教，然后让这些人将中国的其他地方基督教化。8耶稣会士们对中国的描述部分地反映了他们的特殊兴趣、经历和皈依策略。詹姆斯·科布对此的怀疑言之有理：“无论杜赫德神父在世俗事务上的信誉如何，只要教会的利益处于危险之中，他就会寻求神迹的帮助。”9
到18世纪末，外交官和欧洲各国（荷兰、葡萄牙和俄国）使团的参与者也出版了他们自己对中国的记述。诸多在华传教使团的成员如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雅布兰（Everard Isbrand Ides）、柏尔（John Bell）、嘉乐（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等的著作，成为首相皮特和亨利·邓达斯计划英国第一个访华使团的指引。10但詹姆斯·科布提醒说不要只从表面上理解这些世俗的记述：“我们能想象在那些自称为天下君主、声称与日月星辰为盟的小诸侯中，他们有人会相信这些话吗？我们何尝不是把自己的君主冠以一个他未曾踏足领地的国王之名，并视其为一种信仰的捍卫者？这种认识会让教授在国家中失去担当任何职务的资质。这些头衔不过是浮华的小玩意，它们只是徒增宫廷仪规之表，而无重要之实。”科布论证道，“因此，我们对中国宫廷的看法，绝不能从使团信件的夸夸其谈中形成”。尽管之前派遣使团困难重重，且中国的官方辞令态度傲慢，但科布还是强烈建议向中国派遣一个英国使团。11
在18世纪渴望了解中国的英国人可以从耶稣会传教士和欧洲外交官的著作中得到满足，但邓达斯却非如此。作为管控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他有另一个消息来源：东印度公司。邓达斯研究了东印度公司驻华商馆档案（China Factory Records），并汇编了中国贸易的详细数量信息。12管控委员会的档案中处处可见有关中国贸易信件、问询和报告的摘录。131791年，亨利·布朗、托马斯·菲茨休、大卫·兰斯、亨利·莱恩、威廉·菲茨休、威廉·亨利·皮古（William Henry Pigou），所有这些退休的公司货监，都被董事会要求——很可能是在邓达斯的坚持下——对一长串问题进行回答。例如，“在您的记忆中，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方式发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变化？”以及“您认为，相较于瑞典、丹麦和荷兰的公司，或者例如法国、葡萄牙或美国等个人，公司是否因为贸易规模上的优势而获得了好处？”如果他们的回答不够充分，邓达斯还可以亲自与退休的驻广州货监交谈，以获得他们对中国和广州贸易的专业意见。两位乔治·史密斯都建议邓达斯这样做。广州的史密斯建议从他们那里获得“真实的信息”。14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建议邓达斯与几位现居伦敦的前货监联系，包括住在卡文迪什广场（Cavendish Square）莫蒂默街（Mortimer Street）的托马斯·洛克伍德（Thomas Lockwood）、波特兰坊（Portland Place）的托马斯·菲茨休、肯特郡（Kent）的洪任辉。他们都在中国居住了几十年，可以向邓达斯提供他们关于中国的专业知识。15邓达斯还从两个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家族成员那里获得信息：他的侄子、东印度船的船长、在孟买人称“探子”（Spy）的菲利普·邓达斯（Philip Dundas）以及他的表弟、曾任驻广州货监的多林文（James Drummond）。16
然而，邓达斯对中国知识的渴求并未充分得到满足。以苏格兰人为主的散商们为他提供了关于东印度的更多信息和不同看法。邓达斯为苏格兰散商所吸引，因为他们和他一样对垄断嗤之以鼻，力求建立一个自由贸易的帝国。这种共同的帝国愿景（imperial vision）奠定了邓达斯与他们之间最亲密的友谊。
大卫·斯科特来自苏格兰福弗尔郡（Forfarshire，即今天的安格斯），在家里十三个孩子中排行第五。他于18世纪60年代初移居印度，并在那里做了20多年的散商。在孟买，他作为散商中公认的领袖和一家颇负盛名的代理行负责人而发家致富，他对东方的贸易环境，特别是印度西部，有着无可比拟的了解。1786年，斯科特回到英国，开始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1788）和福弗尔郡议会议员（1790）。不出所料，他的见识、进取、低调和热心吸引了邓达斯。他有许多与邓达斯一样的优秀品质，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志同道合，有着相同的帝国愿景。据斯科特书信集的编辑C. H．菲利普（C. H. Philips）的研究，“他们关系密切，在印度问题上看法一致”。他们都试图抑制东印度公司的航运利益，并逐渐削弱其对亚洲贸易的垄断。他们经常在邓达斯的家里一起工作，斯科特在那里还频繁应邀“与皮特会面，商讨印度事务”。随着邓达斯对英法战争越发关切，斯科特在伦敦承担起更多印度事务的责任。斯科特从印度到伦敦的私人陆路快讯服务以及他与印度线人的私交都会提供信息并与邓达斯分享。17亚历山大·亚当森（Alexander Adamson）是斯科特的前商业伙伴，也是孟买的一个私人棉花商。他也与邓达斯通信，就印度事务进行过广泛讨论。18
邓达斯与反垄断的苏格兰散商及其朋友的亲近应该不足为奇。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邓达斯“并非相信东印度公司垄断的终结将对国家有利”，但最近的研究表明，邓达斯对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态度反而很明确。19邓达斯（和首相皮特）希望尽快结束东印度公司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根据邓达斯传记的作者迈克尔·弗赖伊（Michael Fry）的说法，邓达斯意图颠覆公司的垄断。“到目前为止，只是政治环境迫使他容忍一个比他理想中所希望的更强大的公司”。20不过，通过零打碎敲的解决方案，邓达斯已经开启了让公司最终“自我崩溃”的进程。21他会乐见此事发生。22
邓达斯的帝国愿景无疑是受到了另一位举足轻重的苏格兰人的影响，他就是亚当·斯密。邓达斯不仅读过《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出版于1776年），而且这本书的作者也是邓达斯家的座上宾。1787年，邓达斯向亚当·斯密保证：“你会有一间舒适的房间，由于事务轻松多了，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有时间和你探讨你所有的书。”首相皮特甚至要求所有邓达斯家里的宾客都要等到斯密就座后方可落座，“因为他们都是斯密的学生”。23这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撼的画面：英国最有权势的政客们充当着亚当·斯密热切而恭顺的学生。历史学家艾伦·弗罗斯特（Alan Frost）认为，在皮特掌权后的1784年，其政府的主要成员“开始本着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来处理商业问题”。事实上，“按照亚当·斯密的主张来推行英国贸易的自由化，令邓达斯痴迷不已”。24邓达斯是一个精明且务实的政治家——他知道跟东印度公司打交道要小心谨慎——他对大英帝国有着清晰的构想（vision），至少从长远看，这一构想中不会有垄断公司的一席之地。
和亚当·斯密一样，广州的乔治·史密斯既是苏格兰人，也是自由贸易的拥趸。他同样为邓达斯对大英帝国未来的思考建言献策，特别是在中国贸易方面。和比他更有名的亚当·斯密一样，他也在邓达斯在温布尔登（Wimbledon）的坎尼扎罗庄园（Cannizaro House）多次受到款待。25由于他在中国的“当地经验”丰富，广州的史密斯热心地充当了邓达斯的顾问。26他提醒邓达斯，“唯一能够提供真实消息的人是那些货监……以及一些有见识的东印度船船长”。27在邓达斯会见东印度公司领导的前一天，广州的史密斯提出了合理的怀疑，“只有一两个董事对公司在中国的情况完全了解”。28
比广州的乔治·史密斯开始担任邓达斯的顾问早几年，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就已进入伦敦的政治舞台。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可能是通过埃德蒙·伯克引起邓达斯注意的。伯克是杰出的辉格党议员，从1765年至1794年，其漫长的职业生涯都在议会度过。与邓达斯一样，伯克在印度事务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他任何其他的公共事务都要多。29到1785年，“几乎可以肯定，伯克比任何没有实际去过印度的公众人物都更了解印度”。30伯克对印度的兴趣早于邓达斯。在18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他警告国家不要干涉东印度公司。31作为辉格党罗金汉派（Rockinghamite Whig）的成员，伯克致力于限制君主权力；这包括维护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权（sovereignty）。1773年，伯克甚至为罗伯特·克莱夫勋爵辩护，后者是臭名昭著的“英印富豪”，当时正因在印度的贪污和管理不善而受到攻讦。但不久之后，伯克却领导了长达十年的对孟加拉总督沃伦·黑斯廷斯类似罪名的弹劾。
然而，改变伯克对印度和东印度公司的看法的不是孟加拉的贪腐，而是在马德拉斯的腐败。1777年，伯克得知公司的马德拉斯理事会的一些成员将不听命于他们的理事会成员停职，然后委派公司的军官，在马德拉斯总督皮戈特勋爵乘马车返回公司园亭（Garden House）的路上对他进行伏击。几个月里，皮戈特被软禁在马修·霍恩（Matthew Horne）上校的家中。他于1777年5月神秘去世。马德拉斯发生的事件戳中了伯克的痛处，因为他与皮戈特总督都效忠于同一个政治派系，即辉格党罗金汉派。当皮戈特的兄弟、海军上将休·皮戈特（Hugh Pigot）组织了一场竞选活动谋求继任马德拉斯总督时，伯克发挥了积极作用。32
埃德蒙·伯克的远亲、他在英格兰最亲密的老朋友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也深陷马德拉斯的丑闻。皮戈特在伦敦的支持者将威廉·伯克派往马德拉斯作为被罢黜总督的信使，但是他到得太晚了。威廉·伯克到达马德拉斯时，皮戈特勋爵已经去世了。威廉·伯克很快回到伦敦代表坦贾武尔王公（raja of Tanjore）的利益，后者的宿敌是阿尔果德的纳瓦布，他欠了东印度公司和马德拉斯商界的许多成员（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是他的债权人之一）大笔债务。33在1776年政变之前，总督皮戈特曾试图让阿尔果德的纳瓦布归还从坦贾武尔王公手中夺走的土地。但马德拉斯社区中的许多成员极不欢迎这一政策。18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广州的行商一样，纳瓦布向马德拉斯的英国居民以高利息借了大笔钱。纳瓦布的债权人会竭尽全力地确保他持有坦贾武尔王公的土地，那里被认为是最肥沃的地区。毕竟，坦贾武尔土地的未来税收，估计有200万印度金币，已经被纳瓦布抵押给了保罗·本菲尔德（Paul Benfield）和其他在马德拉斯的英国私人债权人。34
马德拉斯的腐败问题让埃德蒙·伯克深感不安，以至于他“看起来几乎成了坦贾武尔的第三个代理人”。通过撰写小册子和在议会发表演讲，他和威廉·伯克设法保护坦贾武尔王公的利益。1779年，伯克尝试了另一种策略。他获得了东印度公司1,000英镑的股票，确保了自己在公司的股东大会（Court of Proprietors）的投票权。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机构，可以驳回董事会的决定。35他现在“在股东大会对保罗·本菲尔德案的审议中有了发言权”。36
1780年12月，东印度公司对保罗·本菲尔德行为和品格的可疑之处进行调查，他是东印度公司雇员、银行家、阿尔果德的纳瓦布的主要债权人。股东大会就恢复本菲尔德在马德拉斯的公司职位进行审议。为了准备审议，埃德蒙·伯克传唤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作证指控本菲尔德。伯克可能是通过威廉·伯克和他的新副手克劳德·拉塞尔（Claud Russell）了解到马德拉斯的史密斯的。威廉·伯克在马德拉斯的短暂停留期间结识了克劳德·拉塞尔，他碰巧是总督皮戈特的女婿，也是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的前商业伙伴。威廉·伯克被拉塞尔选为坦贾武尔王公的代理人，几年后，当拉塞尔竞争马德拉斯总督之位时，他得到了埃德蒙·伯克的支持。37克劳德·拉塞尔可能是伯克家族和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之间的牵线人。
在1780年回到英国之前，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已经深陷马德拉斯政变；他掌握了有关本菲尔德和马德拉斯腐败问题的敏感信息。在公司开始调查本菲尔德的四年前，史密斯是总督皮戈特神秘死亡案验尸调查的陪审团主席。陪审团是在史密斯的家中碰面，认定是有人密谋杀害了总督皮戈特。但孟加拉最高法院很快驳回了这些调查结果，称没有足够的证据提出谋杀或过失杀人的指控。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皮戈特这个园艺爱好者，是否因照料植物时过度曝露于太阳下而死，是否是在周日用餐时“吃了丰盛的海龟”（显然是个危险的菜肴）而导致死亡，或者是否有更邪恶的罪魁祸首，他可能被纳瓦布派来的杀手下毒杀害。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吉尔伯特·帕斯利（Gilbert Pasley）作证，“他死于缓慢的内脏发热，肝脏组织部分化脓，胆汁腐臭”则由曝露引起。38
政变发生那年，史密斯提醒驻孟加拉和伦敦的公司当局注意马德拉斯的“麻烦”。391776年10月10日，他警告董事会：
我在公司的庇护下生活多年，出于对公司的责任和忠诚，我向诸公致信，并希望能得到贵方善意的接纳、关注和谅解。去年8月24日，一支军队控制了皮戈特勋爵本人及其政府。对于在这片海岸的居留地上发生过的这场革命（如果不是叛乱的话），我深感关切……至于皮戈特勋爵被捕的方式，我谨在此随函附上勋爵的人身保护请愿书请阁下参看。新政府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将公司的拉塞尔、达尔林普尔、斯通（Stone）、莱瑟姆（Lathom）诸位先生停职……以方便或必要的名义颠覆既定的法律和政府，这充斥着对社会的不便和危险，我担心这样做更会对公司的利益造成损害，正因为此，我冒昧地将这个对它们有严重实质影响的状况通知贵方。虽然你们会被告知这项决议得到了你们居留地的普遍同意，但这种说法不是真的……一个人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这是一句古老的箴言。一个人能否既服务于东印度公司，又服务于穆罕默德（Mahomet），值得你们仔细考虑。不幸的是，近来你们的许多员工都没有怀疑过这种行为是否得当。40
马德拉斯的史密斯所指的“穆罕默德”是阿尔果德的纳瓦布。史密斯批评的是像本菲尔德这样的公司的员工，他们不可否认地将纳瓦布及其自身的利益置于东印度公司和马德拉斯社区的利益之上。41
伯克一定很高兴能有马德拉斯的史密斯这样一个知识渊博且受人尊敬的盟友。他把史密斯描述为在东印度的“一个从事贸易的聪明人”。42根据一份报纸对股东大会的记录，伯克提议“原马德拉斯市长乔治·史密斯先生应被要求出席大会”, “他还以君子之名担保，史密斯先生是一个对此事非常熟悉的人，他可以就此事和问询中其他必要的部分提供实质性信息；没有他的证据，案件就不可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被圆满地裁定下来”。43但是本菲尔德在股东大会的朋友反对听取史密斯的证词，并以109票对90票禁止他发言。44
尽管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在股东大会的调查中一言未发，但他最终找到了一个更强大的听众：英国议会。1782年，由埃德蒙·伯克领导的下议院印度事务特别委员会（Commons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针对他们将在1783年出版的印度事务《第九报告》（Ninth Report）向史密斯问询。45史密斯就马德拉斯的贸易状况和阿尔果德纳瓦布的债务问题作证。46史密斯在议会质询中的参与无疑引起了亨利·邓达斯的注意。有确凿证据表明，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和邓达斯在18世纪80年代初在伦敦有过沟通。47在史密斯1783年再次起航前往印度之前，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和邓达斯之间的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了。
1781年至1791年间，马德拉斯的史密斯从英格兰、加尔各答、孟买和广州给邓达斯写了数百页的信。48他的信件多数都与印度有关。在使邓达斯相信孟买对大英帝国的重要性一事上，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史密斯的努力，英国政府才没有放弃在孟买的殖民地。49
马德拉斯的史密斯给邓达斯的大量通信不仅关乎印度，也关乎中国：“这一贸易对大不列颠的国家重要性不会逃过您的法眼，也不会被尊敬的管控委员会忽视，他们毫无疑问会小心翼翼地维护英国在这一商业分支上现有的优势。现在这个贸易规模大且利润高，但在我看来，它对国家和东印度公司还有更多利处。”和广州的史密斯一样，马德拉斯的史密斯也表达了对英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担忧。他认为东印度公司将不得不向中国定期派遣载满白银的船只“以在现有基础上保持对中国的贸易”，因为东印度公司的印度管辖区无法独自向中国输出铸币，而且中国商人不能长期进行赊账买卖。史密斯解释说：“有一件事是绝对必要的，那就是尽可能少地赊欠中国人钱，而且欠的时间越短越好。”这不是因为中国商人靠不住——恰恰相反，东印度公司经常赊欠行商——而是因为“与我们做生意的那些我们称之为商人的中间商（broker），鲜有自己的资本，而是从乡下的农民或商人那里购买我们所需要的商品，这些农民或商人把茶叶带到市场上出售”。由于行商缺乏资金，他们从农民和中间商那里赊购茶叶，“约定在一年内全部付清”。这些内地的茶农相信“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自由、正直和名誉”，所以他们会等待行商偿付赊账，但等待不超过一年。在史密斯看来，茶叶贸易的活力有赖于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广州。50
马德拉斯的史密斯认为，长期以来，印度的散商在向广州输送白银和资助公司茶叶贸易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把“棉花、鸦片、锡和檀香木”运到中国，并把白银注入公司的广州财库。因此，私人贸易“值得公司大力鼓励”。在史密斯看来，公司汇票更优惠的汇率将确保英国的私人财富流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广州财库，而不是流入它通常汇往的其他欧洲国家的东印度公司。51
史密斯建议，通过一连串东南亚的海上基地，英国在印度和中国间的商业范围可以多种方式得到扩张。52在这一点上，他和同时期的苏格兰人亚历山大·达尔林普尔（Alexander Dalrymple）所见略同。达尔林普尔曾在1753年定居在马德拉斯，与史密斯大致同时，十多年来一直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和马德拉斯的史密斯一样，达尔林普尔与马德拉斯的总督皮戈特勋爵成了朋友，并支持总督对抗他的敌人。反过来，皮戈特总督也支持达尔林普尔在东南亚的探险和外交活动。53像史密斯一样，达尔林普尔鼓励英国政府在东南亚建立海军和商业基地，以促进英国的对华贸易；他也频繁与亨利·邓达斯通信。54考虑到他们所处的环境、利益和政治关系相似，很难想象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和达尔林普尔从未见过面。如果他们见过面，他们肯定有很多要讨论的。
达尔林普尔对婆罗洲（Borneo）和马尼拉之间的地区特别感兴趣。他在18世纪60年代亲自率领一个使团，在菲律宾巴拉望（Palawan）以南、婆罗洲最北端的巴兰万安岛（Balambangan）上建立了英国殖民地。相反，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则把注意力集中在马来半岛西岸——更具体地说，是槟榔屿（Penang Island）。1786年，另一位英国散商弗朗西斯·莱特（Francis Light）代表东印度公司宣称对该岛拥有主权，但史密斯自豪地称新殖民地也有他的功劳。他不仅在莱特宣示主权时在场（至少他是这么说的），还吹嘘在这个地方建立殖民地的想法也源于他：“我拥有同时也是这个岛屿的一部分，因为我很大程度上把它看作我自己的一个孩子，因为约翰·麦克弗森（John Macpherson）爵士会为我说句公道话，承认我曾敦促他在克达（Queda）或附近以及特朗格尼（Trangany）组建殖民地，并推荐莱特先生作为最合适不过的人选来建设殖民地。”55这个新的英国殖民地距离马德拉斯只有十天到十二天的路程，史密斯看到它发展的许多可能性。槟榔屿有一个良港，空间足够供整个皇家海军使用。除了它对海军的战略价值，槟榔屿还可以支持英国的对华贸易。该岛产锡，“可能会供应中国”。史密斯把槟榔屿的锡样品通过“瓦伦丁”（Valentine）号的沃尔（Wall）船长寄给邓达斯。56槟榔屿对“我们在东方和中国贸易”的效用为英国对这个新殖民地的政治和军事支持提供了依据。57
在离马来半岛不远的地方，另一个王国引起了马德拉斯的史密斯的注意，它就是位于今天缅甸的勃固（Pegu，今写作“Bago”）。史密斯认为，征服勃固王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因为它是通向勃固背后的中华帝国的关键，它将为英格兰的主要商品开拓一个最有利的贸易分支”。史密斯承认，“领土兼并”并非他“喜欢的目标”，但如果这是扩大中英贸易和为英国工业品打开中国市场的问题，他会支持英国在亚洲的领土扩张。58
然而，新殖民地必须得到适当的管理。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对英国在印度的新领地特别关切。他在中国和印度的丰富经验使他能够做一些比较分析，并观察到清王朝和大英帝国之间的相似之处。为此，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借鉴了可以追溯到马可·波罗的悠久欧洲文学传统。几个世纪以来，无数欧洲作家以不同的方式研究、想象和构建中国。在18世纪，中国和“东方”（Orient）一样，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概念工具（conceptual device），既作为一种模式，也作为可以用来比较、批判和构建英国制度和社会的陪衬。59思考中国是件好事。英国的作家和哲学家，尽管不时进行批判，但在认识中国时往往带着真正的好奇和尊重。
然而，英国和欧洲对中国的看法在18世纪末开始转变。中国曾被视为富庶、文明、有教养和治理良好的国度，现在却越来越被认为是僵化、停滞、压迫和野蛮的。到18世纪90年代初，英国首位赴华使节马戛尔尼勋爵傲慢地将中华帝国比作“一个老迈且昏聩的一流战舰（man of war），过去的150年里，她有幸依靠着能干且警觉的官僚们的代代相承，设法漂浮不沉，仅仅凭借她的运气和表象就能震慑他们的邻居；但是，只要甲板上碰巧有一个不称职的人来发号施令，这艘船就要向纪律和安全告别了，她可能不会完全沉没，可能会像残骸一样漂流一段时间，然后在岸上摔得粉身碎骨，但她永远无法在旧船基上重建了”。60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等待着从“与文明世界相隔绝的封闭与野蛮”中解脱出来，这样的描述应该引起了《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许多读者的共鸣。61
与马戛尔尼不同，马德拉斯的史密斯的态度反映出早期欧洲亲华人士的想法。史密斯建议邓达斯，英国应该以中国的帝国统治为例加以学习。他从17世纪中叶清王朝建立统治秩序的过程中吸取教训。马德拉斯的史密斯认为，英国应该允许孟加拉的土著居民保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法律和制度，而不是将英国的制度强加给他们。他的这一主张正是以清王朝中的满族人为例，史密斯将后者称为“鞑靼人”（Tartars）。他向邓达斯提供了关于鞑靼人的信息：
鞑靼人在上个世纪入主中原，在征服后不久，想方设法在被征服的地区推行他们的法律和礼仪。他们一开始要求中原人剃头，模仿鞑靼人只保留一绺头发，但这样做并不能让他们归顺，结果整个城市都被斩首削籍。但鞑靼人很快意识到，如果继续强制执行他们的命令，他们就会失去已经征服的这个国家。于是，他们明智地放弃了，而是采用被征服者的法律，如今，这个庞大的帝国依然被鞑靼人统治着，他们已经平安地占据王位大约140年了。中原人这时候遵照统治者的礼仪，自愿地留起那绺他们祖先曾为此掉了脑袋的头发，顺服于他们祖先视为侮辱和奴役的象征。62
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对明清易代的描述有部分是正确的。事实上，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已经撤销了他的第一道削发令，即所有中国男子必须照满人式样留头发，剃光前额，在脑后编起辫子。然而，在其幕僚的压力下，多尔衮在1645年重新颁布了这道不得人心的法令。当许多中国人——也就是汉人——选择留发不留头时，多尔衮丝毫没有让步。63在孔飞力看来，这项法令一直是清朝统治者政治焦虑的根源：“它成了清朝皇帝用来测试臣民的一块试金石。”然而，满族人也有“能力针对居住在帝国之内亚边疆的主要非汉民族采取富有弹性的不同文化政策”。64清朝统治者同样尊重和维护汉人的政治和思想制度，包括有数百年历史的科举制度。65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可能夸大了清朝统治者对被征服者的宽大和仁慈，但对其统治一个庞大且文化多元的陆上帝国的能力赞誉有加。也许亨利·邓达斯是受到了启发才做了笔记。
在清代中国，马德拉斯的史密斯看到了一种英属印度应该效仿的帝国治理模式。在沃伦·黑斯廷斯于1785年辞去孟加拉总督一职后（他已在任12年），史密斯警告邓达斯允许一个总督掌权太久会有潜在危险：“我认为他从政府自愿辞职不亚于放弃一个王国，甚至是一个帝国，如果他不诚实和忠诚，他可能会成功地将这个国家从大英帝国分裂出来。”为了防止下一任总督拒绝放弃权力，史密斯大力主张缩短任期，并再次以中国政府为例。在中国，“皇帝总是每三年把他的总督从一个省调任到另一个省，或者把他们召回朝廷授以荣誉官衔，以防止他们在各省形成过从不当的关系”。66史密斯对中国官僚政治的描述是准确的。清朝的官员不仅在帝国内频繁轮换，而且他们也被禁止在其本籍省份任职。面对英帝国最近在美洲的挫败，马德拉斯的史密斯的回应是为英国寻求成功的帝国统治模式。也许最令人惊讶的是，他并没有在罗马经典中找寻例子。相反，史密斯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在1783年第二次前往印度之前，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向邓达斯寄送了大概是他最重要的提案，名为“谨呈检察总长（Lord Advocate）勋鉴，为在可靠且有利的基础上，建立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实际拥有这一最盈利的商业分支之专有权事”。67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建议英国政府向中国派遣一个使团。这将是英国与中国的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接触。
但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英国赴华使团的人。更准确地说，广州行商的英国债权人比他早了六年。事实上，首先就赴华使团进行游说的并不是马德拉斯的史密斯，而是广州的史密斯。英国的债权人对从广州“向北京朝廷陈情的能否真实可信”表示怀疑，于是他们想出了派遣使团的主意。他们对中国贸易的“动荡不定”深感不安，并深信“让关于中国的公共和私人事务都有一个更好且更持久的立足点是必要的权宜之计”。68据广州的史密斯说，英国的债权人于1777年12月在中国碰面，讨论“立即向中国朝廷申请纾困”的可能性。广州的史密斯解释说：“大家认为让代表大不列颠臣民的皇冠出现就足够了；应该让国王的护卫舰从印度驻地调出，载上任何被委以此任的人；经北京五十英里内的天津港可以方便快捷地到达朝廷，平淡的故事在那里也能让人有乐观的期待”。69广州的史密斯和他的同事向伦敦寄出报告，并派遣了一名代表，“以协助提供可能从地方知识中获得的信息”。70十多年后的1792年，东印度船的船长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证实，“债权人们曾考虑过向北京方面提出交涉”。71
1778年10月，那些“在中国有金融生意”的人在商人们经常光顾的伦敦酒馆（London Tavern）举行了一次会议，启事还在《伦敦纪事报》刊登。与会者选出一个债权人委员会，包括马修·普林（Matthew Purling）、约翰·亨特、乔治·佩特森（George Paterson）、约翰·克莱门茨（John Clements）以及托马斯·雷克斯（Thomas Raikes）。除了亨特外，普林、佩特森、克莱门茨和雷克斯都在中国进行投资，并在东印度公司工作过。普林曾是东印度公司驻位于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St. Helena）理事会的成员，他还为理事会的同事马修·巴泽特（Matthew Bazett）以及圣赫勒拿的副督（lieutenant governor）丹尼尔·科尔内耶（Daniel Corneille）代理金融事务。72托马斯·雷克斯是伦敦的兰伯尔德、查尔顿和雷克斯会计事务所的合伙人。在向中国商人追讨资金时，他还担任过四个英国债权人的法律代理人。
债权人委员会首先向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寻求帮助。据广州的史密斯说，广州的经纪们“意识到通过公司以外的任何申请都是不当的”，所以他们“谦卑地将纾困的方式和方法提交董事会高层”。然而，董事会在帮助债权人方面行动迟缓，并强烈反对向中国派遣英国使团。73债权人对公司阻挠感到沮丧，他们克服了先前的“不当”感，决定直接向英国政府寻求帮助。广州的两个消息来源确认，英国政府“被请求就这个问题向北京派遣使团，但是政府部门除了通过东印度公司什么也没做”。74向中国派遣使团的想法源自广州的金融危机。
马戛尔尼大使来到中国，受到一位官员的欢迎。左侧的女性形象代表商业，她与官员之间站着的是三个帝国官兵，背景是有运河而过的城市景观。乔治·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Embassy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伦敦：约翰·斯托克代尔出版社，1797年），卷首插图。
起初，债权人们的提议在伦敦并没有得到多少支持。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政府开始表现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兴趣。1782年，首相谢尔本（Shelburne，即威廉·佩蒂）考虑向中国派遣使团。皇家海军上尉布兰克特（Blankett）敦促他：“美洲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可能是尝试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合适时机，这可以纳入到阁下正在考虑的扩大中国贸易的计划中来”75谢尔本担任首相期间政治动荡，这使他没有多少时间来出台他的计划。1783年，执政9个月后，他下台了。现在轮到首相皮特和亨利·邓达斯向中国招手了。
邓达斯收到了马德拉斯和广州的史密斯的提案。马德拉斯的史密斯描绘广州贸易的暗淡图景。他警告邓达斯说：“我离开广州已经21年了，自那以后我们贸易的阻碍增加了21倍，大小官员的不公以及对和我们商人的勒索，已经忍无可忍。”中国的商品（甚至粮食）价格不断上涨，中外商人都不断遭到腐败官员的剥削，中国贸易“严重阻塞”。派遣使团是唯一的解决之道。他毫不含糊地敦促邓达斯采取行动：“先生，在我看来，没有什么能比派遣使团更能够消除我所秉公抱怨的邪恶，我很清楚，使团将消除它们。”76
马德拉斯的史密斯给邓达斯提出了不少建议：赴华大使应该把英国的毛纺、军火等制成品引进中国；他应该为英国人在厦门（Amoy）、宁波以及广州的贸易争取到许可；他应该获得中国政府的担保，以支持英国和中国商人之间的所有合约协议。马德拉斯的史密斯还强烈建议大使商议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协约”，据此，英国将享有特惠优先待遇。如果乾隆皇帝意识到英国在南亚海上强大的军事存在，也许他会接受这一协约。如果中国的皇帝“在其海岸受到任何欧洲势力的攻击……在印度收到他的通知后，我们可以在两个月内派出足够的武装击退侵袭者”。马德拉斯的史密斯还建议英国和中国结成“攻守联盟”，以保护中国免受日益强大的俄罗斯的威胁。大使应该向皇帝解释，“英国是唯一能够挫败俄国这种意图的政权”。作为对英国支援的回报，皇帝可以出让中国岛屿中一个安全便利的港口。77
和马德拉斯的史密斯一样，广州的史密斯也建议邓达斯派遣使团。他提出了关于翻译的问题，并夸口他的一个俄国联络人认识一个称职的翻译。这位翻译愿意以年薪“1,200卢布工作，这样可以自己找食宿”，而史密斯本人也很乐意“亲自去俄罗斯完成与那位翻译的协商，[并]把他一起带回这个国家”。广州的史密斯只要求政府支付他的几笔开支作为回报，“考虑到我将因此与我的妻儿分开这么长一段时间，想来这也不是不合理的”。78广州的史密斯称他提建议不求回报。79但他很清楚，英国赴华使团是他“向中国政府要求商行（hong）偿还其所欠英国债权人债务”的最好机会。80广州的史密斯极力要求派遣使团。
亨利·邓达斯还从几位东印度公司的船长那里获取建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为了赚取私利而干劲十足地参与贸易。81公司船长在东印度的私人贸易是“创新的、活跃的、广泛的和复杂的”。82东印度船的船长威廉·麦金托什被选派指挥马戛尔尼访华使团一行的“印度斯坦”（Hindostam）号，他曾与邓达斯通信，并转寄了几封来自中国的翻译信件。这些信件的匿名欧洲作者极力主张政治干预：“当我想到欧洲人在广州所受到的粗暴和不公正的待遇时，我感到非常不安，我相信，如果皇帝知道那些官员的欺诈和恶行的百分之一，他会把他们全都绞死，中国人所欠的400万（银元），肯定会立即清偿，如果找不到其他办法，就从国库里出，这位皇帝是如此的公正和严格，尤其是在涉及外国人的时候。”据这些匿名作者说，唯有赴华使团方能解决“居住在广州或每年来广州做生意的欧洲人所遭受的压迫和暴行，皇帝是一个正直的人，并渴望公正能照顾到每一个人，特别是对异乡人，他会立即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严惩罪犯，除了找到方法把他们送到御前，没有别的补救方法了”。83另一个东印度船船长约翰·罗杰斯表示认同：“许多先生们都相信，在涉及许多人的问题上，向北京派遣使团是获得赔偿的可靠途径。”84作为中国行商的债权人，罗杰斯船长在派遣使团之事上能获取个人利益。
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领导人则持不同看法。公司的主席认为，英国的赴华使团可能会损害他们的贸易。根据广州一位货监托马斯·菲茨休的说法，之前葡萄牙、俄罗斯和荷兰的赴华使团都失败了。英国的使团也不会例外。1787年，菲茨休警告公司的主席：“中国政府自负且傲慢，蔑视所有的外国民族，对他们力量的无知使得它对自身力量充满信心。根据经验，它的力量比经常在鞑靼边境上与之交战的游牧民族更强大。我也不认为它会以任何其他的方式看待使团，除了承认其劣等。”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