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掌权竟如此容易.3

据说对这个反击，格林大使最终没能做出答复。虽然各自的盘算和信念不同，但在5月16日这天朴正熙少将和尹潽善总统从正面拒绝美国要求这点上两人的步调一致。

在韩美关系中尹潽善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在李承晚总统时期，美国对这位老反共斗士怀有一种恐惧感。为了防止李承晚选择自主路线，独自北进，重新把美国拉入战场，他们打算把韩国军束缚在自己这边。他们试图让韩国军指挥部走亲美化路线，当事件发生时，让其听从美军指示，而不是总统。

在任命韩国军陆军参谋总长之际，驻韩美军司令官一直行使着发言权。在任命张都暎总长时，也是经过马格·路德同意的。在韩国军中，就算级别达到将军级以上，也存在看美军脸色、思维方式美国化的倾向。

以朴正熙—金钟泌为代表的革命军军官们并不是亲美派。对马格·路德来说，是一个很难对付的群体。不但语言沟通不了，文化上也有差异。革命派军官一直瞧不起那些自以为懂点英语就跟美国将军打得火热的上司。

当4·19革命爆发时，美国政府可以利用亲美的军首脑层、媒体舆论及在野党来有效压制李承晚政府。但5·16政变一发生，美军放走了可以操纵局面的杠杆。亲美的张勉总理已经销声匿迹，一直信任的陆军参谋总长张都暎则对镇压军的调动表示出消极的姿态，尹潽善总统也反应冷淡。像1980年全斗焕新军部掌握政权时那样，5·16以后美国丧失了在韩国组建一个自己所希望的政权的力量（但仍保持着把组建的政党引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的影响力）。

美军反间谍队调查舆论

5月17日是韩国命运的十字路口，是朴正熙的政变取得成功还是被马格·路德的美8军和李翰林的1军所镇压，双方分出胜负的决定性的一天。这天，马格·路德司令官给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议长拉姆尼策发了一份电报。

马格·路德的电报传达了诸多事实。比如汉城大多数市民即60%的人支持政变；拴住1军的目的是应对或许出现的张勉和镇压命令；一旦张勉总理下镇压指示，马格·路德也会采取向1军下作战命令的态势；虽然具有作战指挥权，但单靠自己的权限镇压叛乱未免牵强等。这份电报也证实了张勉总理的藏身对政变的成功做出了决定性贡献。

与此同时，扮演革命军智囊角色的金钟泌逐一发表提前准备好的公告，把军事革命的力量扩散到全国。公告第5号的内容是“金融机构提款额度最高每次10万元，每月50万元”；6号的内容是“物价冻结于现在16日的水准上，若发现囤积居奇者，处以极刑”；7号的内容是“保护外国人财产及生命安全”；8号为“金融冻结令中军费除外”；9号是“放宽禁行时间，从17日起缩短至晚10点起到第二天5点”；10号的内容是“若为完成革命需要，没有法院命令也可进行逮捕、拘留及搜查，设立军事裁判所”；11号是涉及检察和法院的指示：

在法院和检察部门任职的公务员戒除一切陋习，立足革命精神，采取创新、充满正气的司法工作态势。一切民、刑事案件必须在正常法制下迅速、公正地处理。高级法院长和法务部长官须将关于上述事项的实情纲纪提交给本官。

在已变成革命军本部的陆军本部作战室掌握司法职能的人是在当军官时期通过备考，并精通法律的李锡济中校。他听到美国情报机关正在暗地里调查朴正熙和金钟泌的思想背景后，认为“这下麻烦来了”。他甚至想，假如在这种情况下朴正熙的左翼前科暴露的话，会被别人利用，政变有可能失败。

李锡济又不能跟别人商量这种微妙的问题。眼下朴正熙和金钟泌正忙着四处奔波。李锡济判断只能靠自己下决心找到解决对策了。他正琢磨要拿什么给多疑的美方看才足以证明朴正熙的清白，最后想到的主意是“逮捕全国左翼政治犯”。

他命令全国军队搜查机关的宪兵、警察及检察人员马上进入紧急状态。接着下达了“逮捕左翼政治犯”的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检举旋风。在张勉政府时代公开露面的左翼势力，革新政党相关人员、教员，劳资相关人员、前辅导联盟成员（转变立场的共产主义者组织）、劳资领导人等4000多人在没有拘票的情况下被逮捕。这里边混杂着真正的左翼和被冤枉的人。在历史的蜿蜒曲折的长河中，个人会无力地卷入激流当中。

韩美联合声明

5·16革命以后，韩美之间第一次有意义的对话是于5月19日上午在美8军司令官室召开的。5月16日金钟泌恢复了中校职务，与马格·路德参加了会谈，会谈结束后的第二天，韩美就发表了联合声明。

1.国家重建最高会议声明，从此刻起恢复联合国军司令官的一切作战指挥权，如果韩国受到共产主义侵略，联合国军总司令官行使作战指挥权。

2.联合国军总司令官指示目前在汉城市区执勤的第一海军陆战旅及第6军炮兵团归队。目的在于恢复过去执行的战线防御军事力。

3.联合国军总司令官从第30师、第33师、第1空降战斗团及前方部队再抽出5个宪兵连置于国家重建委员会的控制下。

1961年5月26日

国家重建最高会议议长张都暎

联合国军总司令官马格·路德

这份声明从联合国军司令官作战指挥权范围中删掉了“受国内共产主义势力威胁时保护韩国”这部分，限定为“受北朝鲜威胁时保护韩国”。

这等于切断了联合国军介入国内问题、调动韩国军的路。

美军之所以以这种方式追认5·16革命，有很多原因，但决定性的因素是军心。另外，除5·16主体势力以外，韩国所有舆论都倾向于“反对张勉政府，支持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下达镇压令，也不可能顺利地执行。支持朴正熙政变的不光是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军官。像不关心政治，只关心战斗的5师师长蔡命新将军等也成了积极的革命派。

美军放弃镇压革命军的重要原因是驻扎在抱川的5师2个战斗团于18日上午宣布支持革命，进入汉城。5月16日，1军司令官李翰林给蔡命新准将打过电话，指示他“禁止出动部队”。当时蔡命新这样大声喊：

“军司令官阁下，野战军不是您的私人军队。如果我们自相残杀，高兴的只有金日成一个人。”

第二天，马格·路德司令官为了再次说服蔡命新准将来到师本部。蔡命新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想利用以下逻辑说服马格·路德：

“为了保护国家免受我军内部亲共产主义势力的侵犯，也要站出来阻止韩国从内部赤化，这不也是美军司令官的任务吗？像我这样为躲避共产党而南下的人将近600万。一旦容忍赤化，这些人只有死路一条。”

在出动之前，蔡命新师长叫来所有连长级别以上的指挥官说：“是否支持革命全凭个人自愿。”当时他们是这样喊的：

“我们跟随师长同生共死。”

雄心勃勃的军官们开始接手大韩民国

5月19日，军事革命委员会改称国家重建最高会议，并把办公室迁到了太平路旧国会会堂大楼。最高会议议长是陆军参谋长兼戒严司令官张都暎，副议长是朴正熙少将。

这天上午，尹潽善总统下定了下野决心。他向最高会议通知了这项决定，但不知什么原因，谁也没来青瓦台。这天晚上8点钟，尹总统油印了下野声明书并发给了各家新闻社，以此代替了声明。概要如下：

这次军事革命爆发后，我首先祈祷不要发生造成人身伤害的事情，并希望顺利善后。多亏上帝保佑我们让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人负责处理国家事务，还了解到人民对其抱有厚望，我现在便可以放心地退位了。

请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人务必救出贫困中的国民，同时谆嘱国民们积极配合。

获知总统下野声明以后，张都暎准备去青瓦台。他先去了对面朴正熙的房间。

“总统这时候辞职，会对国内外产生巨大冲击，现在马上去青瓦台劝解他吧。”

“他不想干的话也没办法。”朴正熙冷冷地回了一句。

敢于发动革命，朴正熙就已把这位没有实权的总统当作装饰品了。张都暎这时却想借用总统的权威收拾事态，因此两人的革命观从根本上就存在着差别。访问青瓦台后，张都暎恳请尹总统改变主意。

“如果阁下离开，对外关系马上就会出现问题。您现在是唯一的宪法机关，革命尚未得到国际认可的情况下您一走了之的话，不仅与建交国家，与联合国的关系也会出现问题，这是外交官们的见解。”

直到夜深时分了，张都暎还在继续说服总统。其间朴正熙独自一个人待着，他实在看不惯张都暎那种说服方式。尹潽善问张都暎：

“什么时候进行民政转交工作？”

“虽然还没有完全达成一致，但计划在三个月到半年以内完成。我认为即使阁下不满意，也请您继续担任总统职务，直到完成民政转交为止。请帮我们一把。”

尹潽善被张都暎有诚意的说服劝得动了心。如果自己退位，代行总统权限的人是张都暎，但他觉得张都暎挽留自己并不是为了摆脱那个责任。第二天下午2点钟，外务次官金溶植来找总统，指出了国际法上的问题点，劝阻他下野。

“假如阁下辞职后北朝鲜军马上南侵，我们都束手无策，因为还没被承认为国家。想求助于联合国或自由友邦国家，都是没有用的。”

金溶植还说，假如总统下野，我们政府和54个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可能会失效。这天下午，尹潽善在张都暎和朴正熙在座的情况下举行了撤销下野声明的记者见面会。

这天，国家重建最高会议组建了革命内阁。

内阁首脑兼国防部长官是张都暎（39岁）、外务部长官是预备役陆军中将金弘壹（57岁）、内务长官——陆军少将（国防研究院）韩信（40岁）、财务长官——陆军少将（陆军本部军需参谋部长）白善镇（40）岁、法务长官——陆军准将（国防部法制委员长）高元增（41岁）、文教部长官——海军上校（海军陆战队作战教育局长）文熙奭（40岁）、替换复兴部的建设部长官——陆军上校（2军工兵部长）朴基锡（34岁）、农林部长官——陆军少将（陆军本部教育处长）张坰淳（40岁）、商工部长官——陆军少将（国防研究院）丁来赫（38岁）、保社部长官——空军准将（空军医务监）张德升（44岁）、交通部长官——海军上校（海军大学校长）金光玉（36岁）、邮政部长官——陆军准将（1军通信部长）裴德镇（38岁）、国务院事务处长——陆军准将（陆军本部常规参谋秘书室长）金炳三（40岁）、公报部长——陆军少将（陆军本部人事参谋部次长）沈兴善（36岁）。

这14人中年龄50岁以上的只有一人，其中7人是40岁以上，6人是30岁以上。较张勉内阁年轻20岁左右，年龄几乎差一代。

这个换代象征着5·16政变是革命的开始，即用实现目标和效率、责任感和推进力武装的三四十岁的人替代60年代的政治家，占据了国家领导班子。

年轻的国家领导班子像充满干劲的年轻人，连日推出了闪电迅雷般的改革措施，即雄心勃勃的军官团开始全面接手大韩民国，推进改造工作。

出任中央政府部、国营企业、警察、地方行政机关长官和干部的军官们无疑是一批当时体验现代组织经营的大韩民国最先进的力量。当时韩国军军官约6万人中约10%的人有赴美留学经验。这个比率比当时外务部的公务员还高很多。

政变之后是改革

5月16日军队的行动是政变，但其后的局势是我们民族未曾经历过的：改革。

20日，赴任汉城市警局长的宪兵次监李光善受理了前警署署长们的辞呈。这天，戒严司呼吁要粮食节约，但警告并严处私自酿酒，建议混食和面食。军人们开始体会到，虽然靠枪口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民生疾苦是不能靠枪口解决的。多亏从农村进来的粮食量有所增加，革命以后汉城的米价下降了。戒严当局没收囤积居奇的600袋米，分给了低收入阶层。

5月21日是星期天，除了各级学校以外，全国公务员和银行员工照常上班了。因为革命政府下达了严令，许多部门组织活动迎接来赴任部门负责人的年轻军官。从此，他们像开展军事作战一样拼命干活儿，稳步有序地踏上了发展的道路。心细的军人、内务长官韩信在就职演说时承诺“肃清同情共产主义的分子，杜绝腐败，实施公正的人事行政，引进专业官僚制度，严格选拔公务员”。

这天，警察一齐查处黑社会和违反禁行者，并以无证组织室内集会的名义拘留了白天在舞厅跳舞的男女。这些跳舞的人均被移交到戒严军法会议，判处徒刑，理由是“应全身心投入国家重建，不能利用白天的宝贵时间纵情歌舞”。

21日下午，国家重建最高会议发表了“革命期间，国民授权的特别检察部花了很大的精力处置了舞弊选举者、非法敛财者，自己却被怀疑受贿。今天17名特检干部和1名高法首席法官被拘留”的消息。这是一项重视效率的措施，像极了军事政权的处事风格。至今在全国范围内，已拘留了2014名共产主义同情分子。21日下午，包括自由党时期的政治流氓头目李丁载在内的约200名流氓分子在军警的监视下到了市区中心街道进行悔过自新的游行。

这些人打着写有“我是流氓，愿意接受国民审判”“告别流氓生活，过和平生活”“我们把年轻的身心奉献给国家”的横幅走过大街小巷。这些横幅上也能看见反政府的“龙蝎派”“狗肉”“生蟹”“猪”等名签。

第二天，内务长官韩信宣称“一些流氓头目潜入了地下，只要他们在国内一天，我们就一定会将其抓出来的”。韩长官承诺“对于服完刑出狱的流氓，如有改邪归正的表现，就会被派到煤矿或土建工地，让他们体会勤劳精神”。在民主党执政时期，外出的军官经常被流氓殴打，为此朴正熙下的最早的指示便是剿灭流氓。这一举动得到了一直深受流氓折磨的市民们的支持。

距发动革命过了一周的5月22日，全国警察拘留的犯法者已达到22700名。其中4200名是流氓，还包括475名娼妓及娼妓组织者。这天，张都暎议长发表了不符自己风格的讲话：“非常感谢大家举行示威支持我们，但现在正是国家重建的重要时刻，请停止一切示威活动，回到各自岗位，尽职尽责。”

22日，国家重建最高会议议长张都暎领着最高委员和阁僚，参拜了铜雀洞国军墓地（国立显忠院）之后发表了国民运动大纲。内容为“反对共产主义，同情中立主义；强行忍耐贫困生活；发挥勤劳精神；增强生产；发扬道德精神”。

5月27日，革命政府检举了约3000名逃避兵役的公务员，并决定将其全部开除公职，将由此省下来的7亿元预算用于国民福利事业。

28日，革命政府任命张荣淳陆军上校为检察总长。这天，内务长官韩信向全国下发了公务员工作指南，这预示着军事文化的典型扩散：

所有公务员必须在正常上班时间30分钟前到办公室，完成室内打扫和环境清理，以清净的心情办公。严守工作时间，严禁迟到、旷工、工作当中离岗、接见外来客人闲聊，绝对服从工作指令，准时完成上司指示的事项，对于上司指示或命令的事项必须确认结果。制订每日办公工作计划，确认当天业绩，不得浪费一分一秒的工作时间。在信访工作方面，严守免费代书及时间制，提供亲切服务，不得给百姓增加负担。纠正虚文浮礼的恶习，以简朴的服装和朴素的生活作风带头履行。严禁出入娱乐场所，严禁抽外国烟。

记者靠敲诈吃饭

要想了解5·16时的社会生活状况，需要提到的一点是当时为“电视前时代”。因为没有电视、电脑等多媒体的介入，那时的生活可以用单调来形容。当时汉城市民能接触到的三大媒体是新闻、广播及电影。当时占市民总户数55%的人看报纸，51%的人听广播。占市民总数的45%的人每月至少看一次电影。

5月28日，公报部公布了可继续发行的报刊、杂志及通信社名单。经过这项强行整顿，64家中央报纸最后只剩下15家。地方报纸杂志由原来的51家最后减少到24家，中央通信社最后则由原来的252家留下了11家。64家地方通信社全部遭封锁，355种周刊中留下了31种，130种地方周刊只留了1种。公报部表示，“未列在此名单上的媒体社尽快退还注册证和记者证，今后严禁从事采访活动”。

在活跃着316家通信社的民主党执政时期，大部分通信社都可以出售记者证，许多记者靠敲诈吃饭。革命骨干朴钟奎少校在密谋革命期间也从一家通信社领过假摄像记者证用。张勉政府失败的原因，从一定程度上讲，跟媒体舆论不无关系。

调查非法敛财的公务员、企业家

5月28日，国家重建最高会议发表了处理非法敛财者总纲要。纲要主要以腐败公务员、企业家以及把财产转移到海外的人为处理对象。截止到当时，依据本纲要已经逮捕了25人。

列在名单里的人当中，后来有很多人的罪刑未被证实，也有一些人干脆没有被起诉，因此打击腐败的行动在可信性上存在问题。这些被起诉的人除了白斗镇（前国务总理）、金永善（前财务长官）、柳泰夏（前驻日大使）等公务员以外，还包括5名将军。他们是前3军军长杨国镇、前6军军长白仁烨、陆军工兵监严鸿燮、前论山训练所所长白南权、前海军参谋总长李龙云。

企业家中包括大韩洋会李庭林、三湖纺织郑载护、大韩产业薛卿东、远东燃料李龙范、华信产业朴兴植等我国代表企业公司老板。住在日本的第一制糖李秉喆（现三星集团前董事长）则列在未逮捕者名单上。搜查对象限定为“从金融机关获得融资1亿元以上政治资金者，垄断外汇买进或买进外汇的分配，牟利超过2亿元者，并把超过2万美元的财产转移到海外者等”。

三星物产李秉喆社长详细记录下了1961年6月27日跟朴正熙的谈话内容：

他就非法敛财者的处理问题问了我的意见。我现在被指控为非法敛财的头号人物，怎么开口好呢，便沉默了片刻。朴副议长在一旁催促“谈什么都行，不要有顾忌”。心情多少平静下来以后，我决定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认为被指称为非法敛财者的企业家其实没有任何罪。”

朴副议长好像对此感到意外，表情顿时凝固。但谈话继续了。

“就拿我自己来说，因为逃税被指控为非法敛财者。但现行税法还是沿用的战时的应急税制，征收远超出收入的税金。在这种税法下，按照规定缴税的企业估计无法避免破产。如果有哪个企业幸免于破产，那真算是奇迹。”

朴副议长偶尔点点头，表示理解。

“从数额来看，只有名列一到十一的人才以非法敛财罪名被拘留，但名列十二以下的企业家也有数千数万人。他们也是在相同的条件下经营的企业，也想排进十一以内。但因缺乏实力或努力，或者没有赶上好机会而排在十一以外，这绝不能说明他们谦让。因此我想随便画一道线就判定实业家有无罪是欠妥的。企业家都会努力提高利润，扩大企业规模的。换句话说，妥善经营，把企业做大的人却沦为被处罚的对象，而拿着援助资金或银行贷款挥霍的人判为无罪，这是违背企业自由竞争原则的。我不清楚处罚非法敛财者有何政治意义，但这毕竟是从企业经营者的角度向您进言。”

朴副议长问：“那你说怎么办才好？”

我是这样回答的：

“如果处罚所谓的非法敛财者，则可能会造成经济萎缩的后果。那样的话税收会马上缩减，国家运营将会受到打击。倒不如让商人承担经济建设的一部分任务，这样对国家更有益。”

朴副议长好像对我的话极感兴趣，但他说，那样国民可能不会理解。我说，如果是国家根本的需要，那就说服国民，政治不就是来说服国民的吗？室内长时间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朴副议长面带笑容问可不可以给个再次见面的机会，并问了我的住处。我说自己正被软禁在麦德龙酒店，他露出了颇为惊讶的表情。第二天早上，中央情报部汉城支部部长李秉禧过来说对我说：“你可以回家了。”我问：“其他企业家也都释放了吗？”李秉禧回答他们现在还处于监禁状态。

我当时拒绝说：“他们跟我关系都不错，只有我这个非法敛财一号人物从酒店出去的话，以后还有什么脸面见同志们。我要跟他们一起出去。”

朴正熙叫来了最高会议法事委员长李锡济。

“企业家们都差不多清醒了吧，放他们走吧。”

“不行，还没有清醒过来。”

“我说你呀，既然从现在开始权力掌握在我们手里了，就应该让国民吃饱吧。靠还不如北边的经济力你打算怎么办。再怎么说，他们过去也敲打油桶制作过什么东西。差不多就行了，从现在开始让那些人为经济复兴尽点力吧。”

李锡济无法反驳朴副议长这句话。据说第二天李锡济把释放的企业家集合到了最高会议会议室，警示了他们一番。他拔出随身佩带的偌大的左轮手枪，“哐”的一声扔在桌子上，说了这样的话：

“我一直都反对释放各位。但朴副议长让我释放你们，我只好照做了。但如果你们今后还打援助物资、国家预算的主意，我的下一代、我的后辈军人中肯定会出来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处决你们的。”

6月29日早上，情报支部室长李秉禧来到李秉喆社长逗留的麦德龙酒店，告诉他已经释放了所有企业家。李秉喆这才以轻松的心情回家了。据报道，李秉喆在中央公报馆自愿召开记者见面会，做出了“为了从贫困中救出国民，从共产主义侵略中救出国家，捐出我全部财产”的保证。

三天前从日本返回国内的李秉喆说，“去年11月份左右我就把这种想法告诉了朋友，但没有正式告知政府当局，原因是与李承晚执政时相比，当前的不正之风更严重，我担心钱不能花在刀刃上。”他接着表明，“我觉得军事革命以后，政府能够挽救这个国家，所以才通告自愿把全部财产捐给革命政府。”他说，划入各企业的财产总额约为150亿元，其中37%～38%是私人资产。并说要把这些钱全部捐出用于国家重建，强调“我没有转移到国外的财产”。

朴正熙和李秉喆的会面为一个梦想祖国现代化的革命家创造了认识企业家重要性的契机。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习惯了朴实生活的朴正熙对富人天生具有排斥感，但其务实、灵活的思维使他倾向于鼓励企业家投入富强国家的建设。

但朴正熙绝对不允许一个大企业靠其巨额资本挑战权力，或操纵政治。朴正熙时代的政经结合是国家彻底控制大企业，使其朝国家所希望的方向行进，从这点上讲，这跟后代的政经结合存在性质上的差异。

“要建设一个健康的国家，首先这个国家的国民应正直。在韩国，民主主义并没有失败，只是缺乏实践的努力。只有今天渗入国民心中的军队纲纪由被动施加变为道义精神在他们心中自主树立的那天，民主主义才能在韩国找到机会。

“今天，韩国所面临的最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消除人事走后门、偷汽油、逃税、逃避兵役、伪造毕业证等腐败行为。如果现在统治韩国的军人继续以正直、朴素的纲纪为国民做榜样，公正、合理地行政，排斥走后门等行为，平等地对待万民，这片悲剧的国土才会变得政治清朗、经济富饶。”

当时72岁高龄的斯科特菲尔德博士对担心军事革命变成无情独裁的全泽凫（YMCA名誉总务）说了这样的话。

“朴将军是农民的儿子，且非常正直。他不会贪污腐败的，加之他坚强的性格，必将成为韩国最后一个希望。”

美国对韩国刮目相看了

因为未能制止朴正熙政变，美国只能承认这个既定事实，开始摸索着与新政府打交道。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和李承晚—张勉政府完全不同的血气方刚的军官集团，必须开发新政策逻辑。

1961年6月5日，总统直属韩国问题紧急处理小组向国家安保会提交了关于韩国问题的综合报告书。该文本资料38页，附件多达100页，于1981年9月18日解除了保密限制。

这份报告的核心——“序文及建议”部分是由当时内定为驻韩大使的萨缪尔·博格所编写的。这个紧急处理小组负责人是前驻韩美国大使沃尔特·P·麦康瑙希。这份报告书这样定义了瓦解李承晚政权和张勉政权的力量本质：

“民族主义意识受挫折后怨恨的堆积，年轻一代的愤怒，国家目标的不明确，国民的挫败感。”

这份报告还分析“5·16政变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少数军人制订了非常周密的计划，加上张勉政府未能得到国民对其解决国家问题能力的信任”。这份报告建议应把推翻李承晚和张勉政府的年轻能量应用于建设。

“美国政府应尽力支援和指导，使这股力量转向社会改革。假如无法做到这些，韩国人会继续走革命路线。如果这种不稳定局势继续下去，可能会带来和北朝鲜共产党合作的结果。”

这份报告列举三点说明了美国必须支持军事政权，在韩国试行民主主义，决议胜负的理由——同北朝鲜共产主义的对决中，证明民主主义优越性；美国的国际威信；南韩的战略价值，即在西太平洋和日本防御上具有至关重要性。这份报告书还深藏着一种忧虑，那就是朴正熙势力不同于对美国百依百顺的张勉势力，而是极具民族主义热情、不好操纵的势力。尽管这样，美国政府还是期待这个军官集团能向政府机关注入效率，扫除不正之风。这份报告还做了预言性的展望：

“若把积极的领导力、激励措施、社会统一以及切实的国家目标和激情组织起来，韩国人能够消除当前的挫折感和自残意识，发展经济，创建稳定的民主社会。为此韩国需要构筑一个能够代替旧时代老传统思想的新文化价值体系。”

这份报告提出的对韩政策新基本框架是制订和实行长期经济开发计划。要想操控这个野心勃勃、主观性强的政治军官集团，就不能像过去一样仅靠军事援助为中心的框架，而应该引进所谓经济合作的新框架。这份报告书还以“行使美国影响力的方式”为标题指出以下内容：

“动员美国的力量和权威，以美国经济、军事支援为手段，引导韩国人正视国家问题。对待韩国人，我们应摒弃保护姿态，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在制订和实践经济开发计划上，我们不应代替韩国人发挥作用，在任何情况下，我们要做的只是引导韩国人让他们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市民，自己负责实践经济开发。”

接下来这份报告书强调，今后应该主要靠经济手段对韩国政府施加影响。

“美国对韩国行使影响力的过程中，经济开发计划应起到中心点的作用。在制订计划和预算的过程中，美国代表应组织洽谈，使这项计划的业绩和援助有条件挂钩。其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减少援助资金或暂停发放援助金等方法对韩国经济开发计划行使影响力。”

这份对韩政策建议书还主张必须改革韩国的教育制度。它批判学校教育过于偏向儒教传统，只重视文化、哲学、艺术等人文领域，而忽视了自然科学、工学、行政和社会科学。并主张应加强技术、职业教育，培养出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年轻一代。

读这份报告时，会产生一种错觉：这不是朴正熙的现代化策划书吗？这份报告和朴正熙策划书的基本认识正好一致，即为了把韩国人的挫折感和无目标感改换成自信心和希望，必须推进长期经济开发计划。这份报告书的高效行政需求，扫除腐败，树立新价值观，朝实用主义方向改革教育等主张，都跟朴正熙的推进方向相吻合。

距爆发政变不过20天，华盛顿和汉城就准备相同的“韩国愿景”了。这份报告书证实，韩美关系不顾政变造成的不便，也不顾朴正熙充满傲气的自主路线，其后之所以走向基本相同的轨道，是因为两国首脑层就国家目标和发展战略自然地达成了共识。

读完这份报告后，令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美国政府觉悟到，以朴正熙—金钟泌势力的挑战为转折点，对待韩国的立场应从优越的监护人立场转变为平等的同路人的立场。

在韩国青年军官团挑战美国，并取得政变胜利后，美国对韩国刮目相看了。这跟美国经历了太平洋战争后对日本和亚洲刮目相看如出一辙。面对这个立场坚定的挑战者，重视力量对决的美国给予其一定评价。

国务部骚乱

即使是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件，一旦深入追究下去，你也会发现最初的线索均是从人际关系和感情问题展开的。7月初革命主事内部的肃清事件也属于相同情况。

6月22日，政府替换了财务长官白善镇，同时任命前韩国银行总裁金裕泽接任其位置，另外，任命汉城大学的申泰焕教授接任建设部长官朴基锡的位置。革命成功的第36天，终于诞生了第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长官。22日，政府还宣布将2军司令官崔庆禄中将和釜山军需基地司令官朴炫洙少将编入预备役。除了这两人以外，还有数十名将军以反革命、腐败、无能等嫌疑脱掉了军装。

就在这天，国务部发生了小规模骚乱。总统直属韩国问题紧急处理小组负责人麦康瑙希次官助理收到美国驻韩大使馆和美国驻韩司令部传来的报告书后，召开了紧急会议。

崔将军说，之所以那么肯定是因为他掌握了这方面的情报，其中有针对骨干势力内部军官个人的情报，从骨干势力内部朋友那里获得的情报，以及调查骨干势力军官过去的记录。他声称骨干势力内部有一些1945—1949年间同共产党建立关系的人。崔庆禄还说，自己不清楚朴正熙将军到底是不是共产主义分子，也没有指出具体的名字，只说有4名将军和3～4名上校是共产主义分子。

读完汉城传来的报告后，麦康瑙希次官助理提请大家注意，要留意崔将军跟过去的直属部下朴正熙关系不和。代表美CIA出席这次会议的菲茨杰拉德说，“调查政变成员的个人信息及跟情报员商谈后发现，革命骨干都是对张勉政府心存不满的人，但绝对不是共产主义分子”，并说，“有一点让我担心的是，这些人过于单纯，容易做出‘能够与北朝鲜实现统一’的错误判断。”

就此问题，几天前国务部情报负责人霍尔兹曼同USIM（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Board，美国情报局）的人讨论过，最后得出结论，韩国政变势力不是共产主义分子。霍尔兹曼说，无法断定军官当中到底有没有人琢磨过纳赛尔的方法，即摆脱美国追求独立路线的人，但他觉得他们不会选择那条路。

当然，北朝鲜要想收集情报，可以派间谍渗透到中坚势力里面。海军舰队司令海因茨担心金钟泌中校的权力日益增大。他披露了自己的见解，金钟泌很可能会搭建一个个人独裁的舞台，那样的话，共产主义分子很容易掌握权力。麦康瑙希说，崔庆禄将军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是因为他目睹了军事政权所采取的措施，比如抓捕流氓后让其沿街道游行等。代表国际协助处（ICA）出席会议的谢泼德说：“我们掌握的相关情报也极其有限，我们曾跟军事政府经济官僚开过会议，他们也只是表明了一下社会主义经济观而已。”这次紧急会议上得到的结论是“朴正熙政变不是共产党政变”。

2军副司令官朴正熙多少冷落了司令官崔庆禄将军。崔庆禄将军担任陆军参谋总长时，朴正熙是其手下的作战参谋部长。美军对朴正熙施压促使其转业后，崔庆禄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时2军司令官张都暎出面，接纳了朴正熙，让他当上了2军副司令官。其后，张都暎被提拔为陆军参谋总长，崔庆禄被调到大邱接任了2军司令官的职位，当时再次碰上了朴正熙。5·16举事当日，崔庆禄采取了支持美军反对革命的姿态。自从经历了这种曲折，朴正熙不太喜欢崔将军。

距政变成功几天后，朴正熙把崔庆禄叫到最高会议副议长室，并让李锡济中校和吴致成上校也出席了。“崔将军好久不见”，朴将军打完招呼后，便缄口不言。场内陷入了令人尴尬的沉默。刚开始李锡济想不通朴正熙为什么把自己叫到这种场合，但马上领悟了其意思。他想，朴正熙是让自己扮演得罪人的角色，劝崔将军离开军队。于是他对崔将军开了口：

“阁下，其间您为国防操了不少心，现在军事革命也成功了，恳请您为晚辈们广开才路吧。”

崔庆禄并没有明确答复退职与否，但开始为自己辩解，朴正熙蓦地起身，打断了他的话：

“崔将军，那你想什么时候让位？”

崔庆禄将军好像是遭到朴正熙这种冷待，被编入预备役后，去找的格林临时代办，谈了关于共产党的话题。当时美国派驻韩国的兵力达到6万人，对不断传开的关于朴正熙思想的情报，美国必须严肃对待。

如果查看最近公开的机密资料，可以发现美国政府非常理性地对待了那方面的情报。虽然保留了“一开始一度判断朴正熙是共产主义者，但证实他确实转变了立场”，另一方面积极地收集关于他的情报。

据李锡济证言，美方情报机关几乎没有关于中坚力量——校级军官的个人情报。据说美国CIA托平时密切合作过的英国谍报机关帮忙。英国谍报机关又委托了中国情报机关，中国则动员设在平壤的情报网提供了当时拥有的关于南韩军官的情报。参与革命政府各种立法工作的李锡济感到自己被手下的CIA要员监视着。

6月初，美伯克利大学斯格利皮诺教授访韩，与李锡济见了一面。斯格利皮诺教授在1年之前的科隆协会上发表的“科隆报告”中预测“韩国没有可以发动军事政变的势力”，这刺激了许多青年军官。见到李锡济后，斯格利皮诺用了长达5个小时审问似的仔细追问了革命政府的政策和理念。

李锡济认为，美方无法消除对革命政府思想问题的深深疑惑，甚至动员学者来探寻。会谈结束时，斯格利皮诺忠告他说“领导层的团结、清廉以及旨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计划就是成功的条件”。

朴正熙就任议长

革命当初，大部分国家都非常混乱，在处理事情上有时候会分不清是非，但朴正熙强调他们革命的初衷是为国民服务，因此要发扬这种革命精神，就要亲切、谦虚地对待普通百姓。

19日上午，朴正熙议长举办国内外记者招待会时说：“关于今后出台的民政形态和时期的政策，我们会在8月15日前详细阐明的。”针对记者“有些人提意见说韩国报纸未能正确批评政府，您怎么看”的提问，他是这样回答的：

“革命一周后，我们解除了报道限制，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媒体因惧怕政府而不做评论，如果这是事实，那说明新闻工作者缺乏气概。希望新闻工作者亲自参与到革命任务中。”

变为权力者的朴正熙依然保留了其朴素的人生观。之前动员陆校学生支持革命，后来成为朴正熙警卫员的陆校11届李祥薰（前国防长官）上尉陪同朴议长来到光州准备出席革命支持大会，他们找了一家小酒店就投宿了。深夜，他正在酒店门口站岗，听见洗手间里传来了动静。李上尉一进房间就看见朴正熙正把洗完的袜子晾在衣绳上。原来他没多带袜子，于是晚上偷偷出来把白天脚上穿的袜子洗了。

关于朴正熙的袜子还有一个故事。5·16时，李容相在革命政府担任公报部报道处报道科长。朴正熙任9师参谋长时，李容相在其手下担任政训部长一职。李容相作为一名诗人，抛开上下级关系，他在私情上跟朴正熙家人很亲密。

记者们知道这种情况后，纠缠李容相让其说服朴正熙议长参加记者的见面会。李容相拨通了奖忠洞议长公馆的电话，接电话的是陆英修。他只弄清了朴议长什么时候回家，便领着中央厅特派记者们毫无准备地去了奖忠洞。

外出回来的朴正熙洗完脚后连袜子都没穿就走到接见室一屁股坐在凳子上。看到这个情形，李洛善少校急忙揣衣兜里一只袜子跑过来，他在朴正熙的耳边悄悄说：“摄像记者也来了，请把袜子穿上吧。”朴正熙大声说：“叫他们别拍脚。”最后他光着脚接受了采访。《韩国日报》的尹宗铉记者问：“朴议长酒量怎么样？”

“这个问题你问李容相同志吧。”

尹记者听错后，再次问：

“不是，我们非常清楚李容相科长的酒量。我问的是议长您的酒量。”

“各位记者可能都不清楚李容相同志的真正酒量。他从宗路出发到东大门需要一周的时间，因为路边的每个酒家他都得进去一趟。”

5·16革命以后，在朴正熙身边静观他举动的人当中还有洪得万中士。5·16革命爆发时，他是陆军参谋次长室首席下士官。1952年朴正熙在大邱任陆军本部作战局次长时，洪得万是其手下的一名下士官。

有一天，当值司令朴正熙上校命令士兵集合。洪中士报告：“集合完毕！”朴正熙命令：“全体脱帽子！”，发现士兵们的头发状态不合格时，朴正熙命令：“去拿剪刀。”

朴正熙用剪刀咔嚓咔嚓剪断了洪中士的头发后，只说了一句“解散”便不声不响地回自己房间了，事实上洪中士的头发并没有问题。洪中士去找朴正熙抱怨：“名义上我还是下士官，这样做，部下们会怎么看我？”朴正熙笑着说：“我想是吧。你现在马上去看看士兵们都在干什么。”洪中士去营帐一看，里面空荡荡的。士兵们都去剪发了。看到下士官被冤枉，士兵们都自觉去剪头发了。洪中士问：“这也是一种战术吗？”朴正熙笑而不语。5·16爆发后，洪中士就一直在听候朴正熙指示了。

朴正熙几乎日夜都待在最高会议办公室，且始终以清醒的头脑工作，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睡了。朴正熙睡在行军床上，每天睡醒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早报，然后读中央情报部、陆海空军情报部队送上来的各种报告书。接下来读建议书。有时为了读报告书，他连早餐都忘记吃。

有一天，陆英修让在新堂洞出勤的朴焕荣中士捎过来一瓶蜂蜜、一袋松子和一瓶洋酒。只有当洪中士在时，朴正熙才偶尔把几粒松子放入嘴里，喝一杯洋酒，舀一勺蜂蜜吃。

革命成功后，朴正熙新堂洞的生活即将结束，妻子陆英修的生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当时陆英修的表弟宋在宽（前儿童会馆馆长）是《和平日报》的记者。听说表姐夫领导了军事政变后，给表姐陆英修打了个电话：“不对，姐夫为什么带头做了那样的事情？”

宋在宽以为表姐会说“可不是嘛……”，并准备好了安慰的话。但听筒那边的陆英修已经不是原先那个对政治或时局漠不关心的人，她一本正经地说：

“不，表弟，你怎么这么说呢？”

“我听说姐夫参加了危险的事情，所以……”

那一瞬间，宋在宽想“难道我说错话了吗？”话筒里传来了陆英修清清楚楚的声音：

“社会沾染不正之风，陷入一片混乱，百姓怎么活下去？再这样下去，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