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军官治国

“我们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即使是改朝换代，公务员也能安心工作的制度。”

“先不要通知美国，这次货币改革我们偷偷地搞。”

“韩国的三星要向德国学习，槿惠也可以报考电子工程系。”

这群高效率、高度责任感的三四十岁的青年军官们替代了60年代的老朽政治家。这个年轻的国家领导班子充满干劲——当时韩国军官中约10%的人有赴美留学经验，这个比率比当时外务部的公务员还要高很多。在连日推出了闪电迅雷般的改革措施后，雄心勃勃的先进军官团开始了数十年的治国。

一般人眼中的军官治国，可能草莽气重，然而，军官的素质可不比知识分子逊色。

还在用朝鲜总督府的法律治理大韩民国吗？

在召开内阁会议之前或结束后，长官们会顺便去朴正熙副议长办公室向他汇报。朴正熙因盘问得过于仔细，业务量猛增。最高会议法事委员长李锡济建议他：

“阁下，一些小事情就叫内阁做吧，您就做其他大事或歇息吧。”

“知道。我现在主要是为了熟悉业务。”

朴正熙像踏实的学生一样开始学习国政。进入第二年以后，朴正熙的这种姿态才有所缓解，在那个时候，他大概掌握了国政流态。因为长期执政，朴正熙在生前对国土开发等国政整体了如指掌，使当时的政府官员们深为佩服。

建国以后，军事政权对法律制度进行完善，为国家的法治建设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在法律改革的最初，韩国法律的大部分都不是用韩文写成的，而是直接使用了朝鲜总督府时期用过的日帝法令及美军政的法律。当时担任最高会议法事委员长的李锡济曾慨叹：“我们国家光复已经有16年了，并且韩文专用法早在1948年就出台了，但至今仍没有我们语言的法律汇编。竟然用日文和英文法律治理大韩民国……”

李锡济将此事报告给了朴正熙副议长，朴正熙大吃一惊。

“难道至今还在用朝鲜总督府的法律治理大韩民国吗？这样成何体统。在这之前的国会议员、政治家还有公务员到底都干什么了……法事委员长，你看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现在只能亡羊补牢了，我们应该集中力量建立一套大韩民国特有的法制体系。”

“工作量肯定很大，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修改、制定那么多的法律。”

“阁下，法律体制是统治大韩民国的基石，我想试试。”

这需要一边翻译法令，一边废止不符合韩国实情的日本法令，同时制定必要的新法令。为此，各个部门新设了法务制度室。李锡济退役后，曾为准备考试学习的法律，正好在法律改革中派上了用场。

即使改朝换代，也能让公务员安心工作的制度

“当时官场中有很多大学毕业生，但他们学到的知识没有很好地得到实践。我在军队学过归纳法和演绎法。收集情报，做出合理判断的过程叫归纳。即提交几种情况后选择其中一个的过程。这个方法正原原本本地应用在行政实务中。相反，制定一项政策，实现其目标的过程就是演绎。军队作战计划等所有计划是从演绎法逻辑派生出来的行政技巧。”一位军人回忆说。

文人的落后并不奇怪。因为留美的缘故，军官们的认识非常超前，而知识分子却没有机会接受那种类型的行政教育。

5·16革命以后的军政3年间，韩国社会先进团体——军官们运用了现代化组织制度改革了我国落后的公务员体制，这是朴正熙推进国家现代化的重头戏。

1963年12月，把权力移交给民选政府后，军官团从政治中分离，军人出身精英阶层以平民身份领导了国家。

军队中主导公务员组织重组工作的关键人物是总务处李锡济长官。作为革命主体的核心，军政时期他曾担任最高会议法司委员长和内阁事务处处长，指挥修改法令、制定第三共和国宪法、整肃公务员等工作。把权力移交给民选政府以后，他在总务处长官、监察院院长职务上干了13年，其间他把韩国行政转变为世界上效率最高的生产性组织。

在把权力移交给民选政府时，李锡济梦想当一名教授。他出生在新义州，光复后独自一个人越过三八线来到南边，由于没有靠山，他说：“第三共和国一亮相，我该做的事情已做完，想出任国会议员吧，对一个流离失所的人来说，没有可依赖的故乡，于是想继续攻读法学，走学者之路。”

调入青瓦台后，李锡济说：“阁下，现在我打算回去继续学习。”“不要乱说。”朴总统一句话就给拒绝了。

朴正熙也一直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原因和他们坚固的国家公务员制度持有莫大的兴趣。

李锡济同意担任总务处长官职务后，朴总统把他叫过来。

“公务员是一个有稳定身份后才认真工作的团体。只有公务员自觉协调，最高领导者的意志才能准确地传达到下面。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可以担当国家现代化先锋的公务员制度……李长官，你负责打听一下合适的公务员。请李长官出马设置一个即使改朝换代，亦能让公务员赤胆忠心地工作的职业公务员制度。”

一听“职业公务员制度”这一说法，李锡济长官有自己的看法。5·16以后担任法司委员长时，他曾整肃了全体公务员，并改善了公务员待遇。

“阁下，制度再怎么好，设备再怎么好，活儿还是得人来干。阁下再怎么英明，要是用错了人，也成不了事。难道李承晚博士爱国心不够吗？能力不够吗？自由党政治家大部分是地主阶级，他们照样有敲诈勒索佃农的习惯，有骗取援助物资的恶习，若公务员不搞不正之风，就难以维持生计。”

“是，你说对了。”

“为了了解公务员怎么样才不腐败，能兴致勃勃地工作，我得出国考察一下。”

“行，就那样吧。”

1964年春天，李锡济长官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访问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菲律宾，查看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务员制度。在美国行政部人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协助下，李长官在2周的时间里每天同12个部门的局长轮流见面。

“有时，他会像考试一样提出许多问题，这些局长对他们自己负责的领域总能对答如流。李长官当时觉得很神奇。原来，他们大多数只是从事局长职务就已经十多年了。这些人已经习惯了不晋级只涨工资的制度。”

为了考察美国的公务员录用、工资设定、人事考核、退休保障等相关制度，李长官连日加班加点。美国人事委员会委员们对他说：“你们的国家一定行的。过去其他国家也派人来我们人事委员会考察过，但还没见过像你这样认真工作的人。”

“回国以后，看到自己国家的公务员制度，自然有了‘我国公务员制度这么落后’的想法。当时我国还没有公务员名额限制，长官可随意增减人员，因此即使公务员参加了考试，最后决定是当选还是落选的还是关系。”

总务处李锡济长官把确立五种职业公务员制度的方案定为目标，其中包括完善名额制度、落实公正的任用考核制度、引进人事考核制度、改善待遇、养老金制度。

李长官首先建立了各部门的名额制度。他从政府组织的上层到基层，详细了解了需要的业务内容和相关人员情况后，把相关业务集中在一起，给有能力的人进行了集中分配。各部门人员名额通过业务量多少来决定，每年部门空缺人手的话就集中进行公开选拔。

公务员改革最让人伤脑筋的是公务员选拔。在选拔过程中，走关系的现象普遍得几乎超出了想象。由于当时除了公务员以外企业或社会上的就业岗位不太多，所以大家都通过各自的门路涌向国家单位。

为了能建立公平的考核制度，李长官采用了陆军大学实行的题库方式：在考试时，搅乱应试者姓名和接收编号。这样如果想在打分过程中照顾某人的答卷，至少需要打通五名负责人员才能追溯到那个考生的编号。

李长官把接收编号的流程制成图表，夹在自己桌面的玻璃板上。要是国会议员和知名人士来长官室求情，李长官说明这个图表后会问他们：“如果我想让那个人通过，必须跟决定接收编号的五个人一起合谋才行，要这么做吗？”对方就无可奈何，只能断了这个念头。

李长官劝待在家里正找工作的高中学历的小舅子报考公务员。他的小舅子没做什么准备就参加考试，两次落榜。李锡济长官到处宣扬这件事情。

“总务处长官的小舅子考两次都没考上”的消息传开后，托关系求情的现象才沉寂了。走到这一步足足花了5年。

改革公务员制度，花费最大的就是改善公务员待遇这一举措。如果公务员的收入无法让他们养家糊口，就无法杜绝贪污，也不能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更进一步就会导致国民不信任政府，这样就会使社会陷入矛盾，造成政治动荡。

在确定政府预算时，原则上要把各部委的预算方案提到国务会议上讨论，要是这样，就很难达到基本共识，总统、国务总理、经济企划院长官、共和党政策议长、青瓦台秘书室室长等若干人通常在其他长官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在青瓦台对预算进行审议、协调。这已成惯例。

当时在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的背景下，像改善公务员待遇等需要巨额预算的议案是很难通过的。但李锡济认为公务员也要先吃饱了肚子才能有力气为国家做事。

1965年8月的某一天，李长官听说青瓦台正在审核下一年度预算。虽然总务处长官没有资格出席预审，但他还是去了青瓦台。

李长官贸然推开门走进会议室内时，朴正熙总统泰然地抬头看了一眼，而其他与会者都露出吃惊的表情。李锡济向总统点头行礼后，一声不吭地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

过了一会儿，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张基荣逐条介绍了有关下一年度预算编制的内容及编制准则。过了约一个小时，便说到了公务员待遇改善等项目的预算。张基荣说：

“明年要做的事情很多，待遇改善的问题只好暂时搁置，等以后再解决。”

李锡济长官像等着这一刻似的从座位上站起来了。

“阁下，首先我知道在阁下面前同长官们争论很无礼，但我今天一定要说，失礼之处，请阁下和诸位原谅。我会承担所有责任。”

说这些话时，李锡济长表情坚定：

“要是不解决公务员一日三餐的问题，他们只能搞贪污腐化。这样，国民会像讨厌小偷一样厌弃公务员的，以至于还会不信任政府。并且，公务员也会牢骚满腹。他们会埋怨政府不积极改善他们的待遇，如果这种抱怨不断积累下去，谁还愿意为政府干活儿。我们善待公务员，就是善待为国民服务的公仆啊，只有善待了他们，他们才会跟国民培养鱼水之情，民怨才会减少，社会才能安定啊。”

李锡济长官斩钉截铁说完这些话，张副总理并没有让步。

“李长官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得修建工厂积累了财富才能改善公务员的待遇吧。连赚钱的工厂还没建起来，谈什么……”

李长官打断张副总理的话后，提高了嗓门：

“你们老说建厂建厂，工厂也是人建的。建一个厂子从侧面捞走的钱少吗？基层公务员家属不分昼夜地制作火柴盒、信封，把这个当成副业来维持生计，一些人还去工地做苦工，难道为了建厂就不管他们了吗？”

会议室的氛围紧张起来了。朴总统绷着脸，把做笔记的钢笔倒着个儿轻轻拍打桌面，只管听着。

没有萝卜，只有拔萝卜的人，这毫无用处

这时秘书室李厚洛室长试图出面缓和一下气氛。

“喂，总务处长官，据我了解，外国公务员制度中还有这些……”

对于就任长官后曾访问美国等行政发达国家的李锡济长官来说，这一席话算是班门弄斧了，李长官打断了李室长的话。

“喂，李室长，别的我不知道，但在公务员制度方面，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和你相比，我算是专家。现在不是你出面的时候。”

会议室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国务总理丁一权也一声不吭。在尴尬、沉重的气氛中，会议室内只响起了朴总统敲击钢笔的声音。最后还是他打破了沉默。

朴总统把目光转向张副总理一侧：

“怎么样，张副总理，这次试一把吧。”

张基荣也无可奈何地听从了朴总统的意思。

李锡济高兴得跳了起来，但回长官室他仔细一想，张基荣副总理才是最后把关的人，他又开始担心了。晚上，他给丁一权总理打了电话，没人接。给张副总理也打了，也没人接。他重新联络青瓦台，想探问个中究竟，得到的消息是在审议过程中张副总理咬着“这也要做，那也要做”不放，结果还是削减了用于改善公务员待遇的预算。

李锡济想，如果不提公务员生活很困难的事实，再过很长时间也不能解决公务员待遇改善的问题。

“公务员腐化的最重要原因是他们看不到生路。若把改善待遇喻为胡萝卜，那通过稽查驱逐腐败公职人员就是拔萝卜的人。没有胡萝卜而只有拔萝卜的人是毫无用处的。”

第二天早上，李锡济没有上班，他给张基荣副总理打了电话，但连不上。于是李锡济打给了经济企划院长官秘书室室长，留下了这样的口信：

“我打算从今天起离开内阁，但我有一个条件，就是和张基荣长官一起离开。依我判断，不管张长官还是我，对这个政府都没什么帮助。按道理，要是无助于国家，一个小小的主管也得离开，何况两个耗着国库、只会阻碍国家发展的长官。你把这句话如实转告给长官。”

李锡济与外界断绝联系后，第二天也没有上班。下午总理秘书室室长来找他，核实李长官的决心。这天晚上，丁一权总理叫来了李长官。李锡济说如果张基荣副总理在，自己就不出去，于是就两人去吃了晚餐。虽然俩人都没提关于改善公务员待遇的事情，但丁总理好像弄清了李长官坚定的决心。

李长官缺勤的第三天下午，丁总理打来了电话。

“李长官，刚才我叫来副总理，说服他这事不要惹麻烦。他也让步了，现在改善公务员待遇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马上上班吧。”

国务会议表决《公务员报酬规定修订案》，决定从1966年1月开始把公务员的工资统一提高30%。

提薪后，特殊公务员的工资情况是：总统的工资78000元，监察院院长的工资55000元，中央情报部部长、总统秘书室室长52000元，国务总理71000元，国务委员、处长、汉城特别市长40000元，普通行政职（以最低级别为准）公务员工资为1级28500元，2级甲22000元，3级甲9500元，4级甲7270元，最低职5级乙每月可领5210元。

当时工薪阶层一个家庭月平均收入为12，090元，劳动者家庭为8770元，每个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为8850元。

总务处李锡济长官还制订了公务员待遇改善的5个年计划（选拔考核制度、名额制度、提薪、人事考核制度、养老金制度），并致力于计划的实施和推行，直至1969年他辞去长官的职务。截至当时，公务员报酬与前一年比提高了20%～30%。

当时出任工商部工业一局局长的吴源哲回忆：

“当时大学毕业的基层公务员特别艰苦。基层公务员的月薪还不如大学生家庭教师的收入高，一旦结婚了，就先担心起生计。虽然从1966年开始涨工资，但物价也随之上涨，感觉不到明显变化。后来，又给公务员发奖金，他们才觉得状况好一些。虽然达不到国营企业的水准，但基层公务员的生活的确改善了很多。”

一次偷偷摸摸的货币改革

1961年夏天，为经济开发筹资而伤脑筋的朴正熙做出了惊人的决定。1961年9月初，财务长官千炳圭去参加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IMF年会的前几天，最高会议财经分会委员柳原植准将约他共餐。两人在位于三仙桥附近的柳原植家中畅谈，柳准将说：

“在搞经济开发时，引进外资固然不易，但调动内资更是麻烦。据说我国华侨私藏的资金有1000多亿元。如果能揪出那些钱，就能解决资金困难的大部分问题……”

千炳圭半信半疑地问，当时的通货量只有2830亿元，华侨们持有的现金能有那么多吗？柳原植把话题引向了货币改革。他说，为了调动内资投用于经济开发，缩小贫富差距，货币改革是必需的。因为他的想法过于庞大，千炳圭既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千炳圭问：“这是柳委员你自己的想法还是朴议长的想法？”

“朴议长也知道此事，明天你们见一下吧。”

不能事先通知美方

第二天，财务长官千炳圭去找朴正熙议长汇报了前一天同最高委员柳原植的谈话内容后，这样说道：

“比起军事革命，货币改革能给全体国民带来更惊人的好处。”

“货币改革看来要势在必行。我已经指示朴喜范教授进行有关货币改革的研究了。计划在明年3月底推行。”

自韩国银行创立以来，千炳圭先后担任了东京支行行长、大阪支行行长、香港支行行长等职务。一直辗转于海外的他，没有经历1950年9月份的紧急货币措施和1953年2月15日的货币改革。

“我至今都没有体验过货币改革，相关方面的知识都只是从学校得来的。我没有自信。另外，这种事是不是先要通报美方？”

朴议长说：“要是告诉美方，一旦遭到他们的反对，我们的计划很有可能要泡汤。”千炳圭长官说：“即便是那样，也至少应让韩国银行总裁、经济企划院院长、最高会议财政经济分会委员长提前知道吧。”朴正熙反对说：“那样做无法保密。”朴正熙说等自己的经济顾问——汉城商大朴喜范教授的方案完成后，届时再进一步商量，并叮嘱千长官也研究一下。后来千炳圭打听后才知道，提出货币改革设想的主角是柳原植。据说，在经济开发5年计划方案发表的7月下旬，柳原植向朴正熙议长转达了他改革货币的想法。

当时柳原植讲，既然新政府有调动内资的需要，就应该使用新资金。“那我们好好干一把！”朴议长很爽快地应承下来了，从那时开始，货币改革的车轮启动了。朴议长把柳原植从原来的商工部调到了财经部当委员，之后指示他在绝密状态下推进货币改革的筹备工作。差不多同时，这份计划传到了内阁首脑宋尧赞那里。至此，知道货币改革计划的人有朴议长、宋首脑、千长官、柳原植委员以及朴喜范教授5人。情报部长金钟泌还不知道。

问题是印刷新货币的地点。要是在国内印刷，泄密几率极高，要是在日本印刷，虽然方便，但也容易走漏风声，无法使人放心。要是在美国印刷，就像朴议长担心的那样，美方立刻就会知道此事，那是绝对行不通的。于是他们决定在欧洲寻找印刷地点。千炳圭长官到维也纳参加第16届IMF大会后去了西德。他假装购买印刷机，四处寻找能印刷新纸币的工厂，但始终没有找到可在货币改革预定时间——1962年3月之前完成印币任务的地方。

千长官回国后的10月中旬，最高会议议长室举行了关于货币改革的会议。知道这个秘密的5人，即朴议长、宋尧赞首脑、最高委员柳原植、千炳圭长官以及汉城商大朴喜范教授出席了会议。朴喜范教授在会上报告了其研究的货币改革方案。千炳圭长官听完后觉得这是一份根本不可能执行的粗劣方案。比如按照该案设想，由洞会（街道办事处）负责兑换货币，而不是银行，这根本不现实。朴喜范教授离开后，四个人得出一致结论——“朴教授的方案行不通”，于是告知朴教授“我们决定不搞货币改革了”，从而将他从改革小组中剔除了。就这样，货币改革计划回到原点，财务长官千炳圭负责筹备工作。

这时，千炳圭突然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金正濂（后任总统秘书室室长）。当时在韩国银行工作的金正濂曾作为实务人员参与了1953年2月15日推行的货币改革，其后被派到财务部担任理财局局长，正好赶上4·19。在民主党执政时期他返回韩国银行，后来被调到韩国银行纽约办事处当了所长。好不容易解决了棘手的护照手续和子女转学问题，刚到纽约上任三个月，又遭遇了5·16。金正濂卷入了伴随革命袭来的人事整顿风潮中，被解除纽约办事处所长职务后，接到回国命令。在自由党和民主党时期担任要职，给他带来了不利影响。返回韩国银行后，他的头衔是“人事部所属参事”，但没有具体工作内容，整天无所事事。

回国后，金正濂来找财务长官千炳圭，当时千炳圭对他说：“咱们一块儿在政府干吧。”他暴跳说今后再也不担任公职。千长官本想把金正濂拉入货币改革中，但要是提议后遭对方拒绝，有可能造成机密泄露，所以绝不能冒险，可是如果强行让其加入货币改革中，从人情上又说不过去，这事害得他苦闷了好几天。于是千长官去找柳原植准将商量。

“要想顺利地完成货币改革，必须得到这个人的协助。这个人不光在货币改革方面，在各方面都能干，希望革命政府起用他。但他本人不愿意，我也没办法。”

柳原植爽快地回答：

“没有问题，你告诉我姓名和地址。”

几天后，柳原植来电话说：

“我已经请来了金正濂先生，想见他的话过来吧。”

金正濂正待在中央情报部院内的一个办公室里。虽然看来柳原植没跟他谈及货币改革的事情，只是让他做关于经济开发的研究，但人总算给弄来了，现在要解决的是印刷厂的问题了。

为了把金正濂动员到货币改革的筹备工作中，财务长官千炳圭托最高会议柳原植委员从韩国银行将他带进情报部。声称不再担任公职的金正濂以此为转折点，人生道路发生了变化。从1969年开始，金正濂连续9年担任秘书长，辅佐朴正熙，其间他对有关经济的国政产生了巨大影响。据说，直到最近，他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动员到情报部，被安排在那儿工作。1988年，千炳圭出版了名为《千马在草原嬉戏》的回忆录，金正濂读了这本书上刊载的文章后才知道当初自己政府之行的背景。

关于柳原植怎么说服金正濂的，那可是费了番周折：情报部干部康诚元（历任共和党国会议员）收到柳原植的指示后，几乎连续三天都是去韩国银行上的班，去那儿恳请金正濂到情报部协助。因为无法忘掉从韩国银行被派到财务部理财局当局长后在官场受的苦，金正濂无情地拒绝了。第四天，韩国银行总裁把他叫过去，说：“情报部下了指示，指名让阁下担任派遣工作。”

不服从正式人事令意味着自愿离职。金正濂虽然不甘心，但开始到情报部政策研究室上班了，职务是咨询委员。上班时一看，发现崔圭夏（前总统）、李钟极、金成熺、金云泰、朴观淑、刘镇舜等各界专家都在这里工作。听说金鹤烈（后任经济企划院院长）先前也在这里工作，后来调到政府去了。金正濂在这儿主要负责给未解决的经济问题提出意见和指导。

有一天，千炳圭长官把金正濂领出去，将他引荐给了柳原植委员，之后自己回去了。柳原植说：“金先生，久仰大名，听说是您起草了1953年2月的紧急货币金融措施。”接着又说，“我想拜托你对货币改革的情况进行研究。请你对各国货币改革的案例、我国历次货币改革和货币改革的本身等进行研究后，制定一份报告给我。现在不是真正要进行货币改革，只是想做一份有关货币改革的调查。另外还有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请务必保守秘密。”

英国印钞厂成了秘密根据地

成为秘密进行货币改革实务负责人的财务长官千炳圭一直在琢磨印制新纸币的场所。后来，他突然想起了在英国进修时曾去过的汤玛士德纳罗（thomas de la rue）印钞公司。拥有很多殖民地的英国经常为各国印制货币，所以印钞业非常发达。柳原植和千炳圭都在的时候，宋尧赞首脑把驻韩英国大使叫到内阁首脑室。宋尧赞开口问：

“我们想托贵国印制货币。请问能否保密？我们必须向贵国政府报告货币改革的计划吗？”

“是的。必须要报告。我们会负责保密。我先确认一下本国能否印制，两天以后再给予答复。”

两天后，英国大使答复说：“可以作业，也可以保密。”

下单前，就剩下计算各种面值的印制数量问题了。因为没法询问别人，千长官只好亲自把韩国银行的统计资料拿过来，计算了一下，然后委托为了交涉贷款问题正准备去西德的工商长官丁来赫，让他同汤玛士德纳罗公司预先签订印制合同。千炳圭打算跟随正要访美的朴正熙一行先到美国，然后马上从美国前往英国，这是为了防止被记者跟踪。朴正熙议长在记者面前按照预先编好的剧本作了一场秀。

“喂，千长官，听说你接到了英国的邀请？”

“是的，阁下，英国经济团体知道我随同阁下访美的事情后，向我发出了邀请。我准备在4～5天内到英国视察。”

据说，在朴正熙议长前往美国之前，柳原植才对情报部长金钟泌讲了关于货币改革的事情。千炳圭在华盛顿和朴议长一行道别后飞到英国，顺路去了汤玛士德纳罗公司。千长官发现，比他先来的丁来赫长官和这家公司把货币印制费定为646万美元。1961年我国的出口额为3800万美元。

汤玛士德纳罗公司设计的小面额货币的尺寸也太小。差不多跟邮票那么大。可是如果增加尺寸，就得多支付印制费。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增加大面额纸币的张数，减少小面额纸币张数的方法来放大纸币面积。就这样，千炳圭长官最后把印制费砍到了450万美元。当时下订单的纸币，最高面值为500元，下面依次是100元、50元、10元、5元、1元。为了防伪，面值500元的纸币采用嵌入金属线的特制纸，100元面值以下的纸币采用嵌入安全线的特制纸。

装武器的箱子里塞满的新货币

1961年底，筹划工作的实务人员——财务长官千炳圭跟英国汤玛士德纳罗公司签订新货币印制合同，回国后他才向正以情报部研究室要员身份研究货币改革的金正濂倒出了实情。曾参与过韩国战争时期的货币改革，并担任过财务部理财局局长的金融专家金正濂听完后嗖地跳起来了。

“搞货币改革？千前辈，你到底想干什么？这绝对不行。”

当金正濂提出反对时，事情已经走得太远了，根本无法阻止货币改革的进行了。这时千炳圭长官为从韩国银行悄无声息地拿出1953年货币改革文件的事情而烦恼。金正濂说：“那个不用担心。我收藏了一套当时的资料。”于是这件事解决了。金氏说：“虽然我不赞同货币改革，但无论如何都要进行的话，我会全力以赴，给我派些人员。”

1953年推进货币改革时，金正濂担任调查部企划调查科科长职务。与其共过事的科长代理裴秀坤（后任商业银行行长、银行监督院院长）当时在韩国银行调查部担任次长。千炳圭长官给韩国银行总裁打电话请求把裴次长调到情报部。金、裴两人又找来了1953年进行改革时担任韩国银行纸币发行局局长，负责新货币运输、分配等工作的金并玉（后任朝兴银行专务）。当时他从韩国银行辞职后，在朝兴银行当了监事。几个月后，韩国银行人事科科长代理安钟起（后任新韩银行监事）也参与了进来，与他们组成了一个小组。

刚开始他们在情报部下面一个办公室工作，后来为了保密四处流动，有时甚至在自由党时期李承晚总统用作别墅的麻布场工作。这四个人都参加过以往的货币改革，如果四个人结伴出行难免被别人看出来，于是他们格外小心。货币改革指挥者——最高会议财经委员柳原植任命金正濂为驻美参赞，并在报纸上公布了人事令，也是出于保密而伪装的。

金正濂小组虽然反对旨在动员产业资金的货币改革，但还是决定继续在坚持己见的同时制订计划方案。

1962年5月17日，包括朴议长在内的内阁首脑宋尧赞、柳原植委员、千炳圭长官等人出席了朴正熙议长在奖忠洞的公馆召开的对策会议。金正濂在会上提出了计划案，同时发表了计划不可行的观点。

“我认为，要想筹措产业资金，比起所谓货币改革的应急手段，使用传统财政金融手段更合理。如果必须要进行，需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据说，金正濂汇报完计划案后，再次陈述了他的不可行论。其他与会者却从国家角度出发得出了靠传统方法行不通的结论。在朴正熙议长前面，金正濂强调了美国协助的重要性。

“虽然我国是自主独立的国家，但既然接受美国援助，就应通过事前协商，使其提前储备援助物资，以保证今后援助的顺利引进。”

所有出席者都同意了这个观点，就连货币改革指挥者柳原植也说：“不用担心，交给我处理吧。”大家都称赞金正濂的报告“编得好”。直到这时候，金正濂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进行货币改革。但报告结束后，出席者们说，在英国印制的新货币明天到达釜山港，从6月10日起推行货币改革。金正濂惊愕不已。本来他心里想，自己小组里有货币发行专家，在新货币的印制问题上，理所当然地由自己负责。他做梦也没想到革命政府已经在外国印制新货币，并定好了改革的日子。

第二天（5月18日），情报部长金钟泌、次长李永根以及金正濂到美军机场，乘坐双引擎小型飞机飞往釜山。一个多小时后，飞机抵达水营机场。他们立即赶往釜山港第二码头。码头尽头的仓库区是禁止通行的。有一艘荷兰籍大货船停靠在码头，车智澈大尉等空投部队队员正在那儿等候。

新钞票是在李永根次长的指挥下由军人们负责卸船的。装新钞票的箱子相当于四个苹果箱子加起来那么大，卸货的军人们都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新货币。来之前他们已经听说箱子里装的是武器，所以小心翼翼地将其搬到贴有“灭火器”“轻机关枪”“重机关枪”“曲射炮”“通信装备”“化工药品”等标识的场所。有一次，用吊车吊起的箱子掉在地面上。金正濂担心箱子里的新货币跳出来，还好箱子里面有很厚的包装纸。

结束了两天的卸货作业，荷兰籍货轮准备离岗。据说，这艘船要去日本。金正濂又担心这些船员会泄密。负责这次运货的英国印刷厂德纳罗公司代表说，知道货物秘密的人只有自己、船长以及事务长，并承诺对保密性负责。

会引发大混乱吗？

推行货币改革两天前的6月7日，财务部从银行监督院选拔了13名检察派到了釜山码头。这些人都伪装成军官。他们的工作是跟情报部要员一起指挥军人把新货币运到兑换地点。他们对军人们有言在先：“里面装有爆炸物，不小心会出大事。”在搬箱子的途中，有的军人吸了吸鼻子说：“有怪味儿，是不是化工药品泄漏了？”然后急忙跑过来汇报。

韩国银行负责兑换货币。由情报部和军队负责把货运到兑换地点。保安措施非常完善。财务长官千炳圭甚至对韩国银行总裁闵丙涛也保密了。据千炳圭生前的回忆录，朴正熙议长48小时之前才通报了驻韩美国大使塞缪尔·博格。

据说，当博格大使被叫到议长办公室时，货币改革指挥者柳原植委员还跟他开玩笑，“我给您件礼物，猜一下吧。”博格大使问：“内阁总体辞职吗？”当朴正熙议长说“我们搞货币改革”时，博格大使露出惊讶的表情，说这是“好事”。单纯的柳原植议长真信了那句话，后来跟记者们说美国大使也赞成货币改革。

这时，博格大使在心里头肯定揣摩着“走着瞧”。对于未能提前探明5·16军事政变的美国大使来说，这次又得知了所谓货币改革的经济政变，自尊心一定严重受伤。况且，对于一直提供巨额援助的美国来说，这种受援国的“为所欲为”应该会让他们感到背叛吧。后来，千炳圭长官也拜访了联合国军司令官梅洛伊并向其通报了货币改革的事。

1962年6月9日晚上7点一过，本来安静的最高会议大楼开始变得人声嘈杂。最高会议全体议员、全体官员及韩国银行总裁都被叫过来了。会场大门紧闭，朴议长简单介绍了一下紧急召集大家开会的理由。接下来，柳原植陈述了由全文和附则构成的29条“紧急货币措施法提案”。晚上8点35分，法案在最高会议上全票通过了。紧急召集的内阁会议上表决了这一法律的施行令和细则。

朴正熙议长下指示说，“除了极个别人以外，事前没有跟大家协商，我深感抱歉。今晚10点10分之前，请全体官员和最高委员断绝一切对外联络，处于软禁状态。”就在这时，有个人必须离开这里，他就是韩国银行闵丙涛总裁。看守会议室出入口的警卫兵挡住了闵总裁的去路。这个场面被记者们瞧见了。有个记者高喊了一声“货币改革”。

8点40分左右，公报室长李厚洛面带兴奋的表情跑进了最高会议记者室。他要求记者们写保证书。内容是“晚上10点整为止绝不对外泄露或发表这份资料”。

一方面，到达韩国银行的闵丙涛立即召开金融货币委员会议，命令员工们进入紧急状态。其间金正濂一直忙于制订有关货币改革的秘密计划。他递给了总裁一个文件包，里面装有有关紧急货币措施的法令、说明、机构组建、指示内容等。

“任命李相德董事为货币措施对策委员长，把这个文件包交给他吧，他参与过第一次货币改革，有丰富的经验，处理事情会更得当些。”

朴正熙议长在货币改革之前，1962年6月9日晚上10点钟发表的（10日0点起生效）谈话中说，“现在仍有很多通过贪污腐败等手段积累的隐形资金，这些资金还没有变成产业资金。”并说，“屡增的通货量暗含着随时投机化的危险，这成了恶性通胀的要因。”接着又说，“我们必须把隐形资金和过剩购买力转为真正的长期储蓄，将其用作投资资金，同时需要防止通胀的措施。”

这次货币改革的目的不仅仅是通过把原来的货币单位“圆”改成“元”来使货币价值贬值10比1。朴正熙的谈话中透露出了这次货币改革的真正目的——以长期储蓄的形式把货币兑换时暴露的隐形资金留在银行，留做今后投资资金。这一做法不用说就是国家侵害私有财产，从另一角度来看，可谓是国家资本主义设想。

6月10日早上，朴正熙议长叫来了三星社长李秉喆。

“昨晚听广播了吗？”

“是，听了。”

“您怎么想？”

“会引发大混乱。”

“要为经济建设筹资，只有这条路可走，所以我们推行了货币改革。由于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所以最高会议里面也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事。新纸币是由千炳圭长官在英国印制的。”

“为了兑换新货币，每天都有数百万人在银行柜台前排长队，怨声会全部指向政府的。从国民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浪费能源，全世界至今进行过货币改革的都只留下了祸患，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德陷入严重的通胀，于是推行了货币改革作为通胀的对策，但韩国的情况不同。韩国拥有巨额财产的人不太多。”

“应事前听一下企业家的意见。”

谈话当中来了几个电话，是各界对货币改革的反应，尽是些不尽如人意的。朴正熙面露尴尬的表情说：

“该怎么办？”

“我觉得还是取消原计划吧。”

“如果那样，政府会失去国民信任的，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李秉喆说：“我认为要想全面解决存在的困难，只能靠技术手段了。”说完他就走出来了。

美国叫停

从最近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来看，美国大使塞缪尔·博格于1962年6月7日从朴正熙议长的口中听到关于货币改革的事情后，当天就向国务部提交了反面报告。

博格在报告中分析的结论是“货币改革具有一种处罚非法敛财的性质，还将使政府失信于企业，因此也会妨碍经济开发的5年计划”。美国务部的看法也一样。即如果从生产厂家长时间抽走经营资金，予以冻结，这将存在很大的危险，且看起来像是对企业家课以沉重的资本税，这样不利于引资。博格大使马上接到了华盛顿的指示——现在中断货币改革为时已晚，只能缩小货币改革规模，尽快解除存款冻结。

从6月10日开始推行的货币改革包括了各种过激的措施。从第一天开始就禁止了100圆面值以上旧货币的流通。50圆面值以下的小额货币可以用到7月10日。对经济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措施是截至6月17日全面禁止金融机关存款等债务支付，对于存入旧货币的家庭，人均只能兑换500元，剩余的全部强行储入银行。钱本来是要周转，但因暂停流通，社会陷入了大混乱，经济活动也快瘫痪了。

6月10日，韩国银行召开了韩美对策会议。驻韩美国大使塞缪尔·博格带着政治参赞哈比卜、经济参赞帕帕诺、USOM（美国援韩使团）基伦处长、USOM霍伊泽尔博士来了。韩方出席会议的有最高会议财经委员柳原植、财务长官千炳圭、韩银总裁闵丙涛、货币改革筹备小组事务负责人金正濂。

博格大使说：“事前未向我方通报，也未与我方协商，我感到很遗憾。但对于贵方在没有泄密的情况下有序、有规律地推进货币改革措施的做法，我们予以高度评价。”柳原植委员说：“那样做都是为了保密，没有别的意思。”并承诺，“对于从6月16日开始实施的紧急货币政策，会跟美方商量。”博格大使的表情也温和了。

当时在场的金正濂曾参与过1953年的货币改革，因此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心里很清楚同美国援助当局的事前协议是货币改革取得成功的要因之一。所以在向朴正熙议长报告货币改革计划时，他强调了这一点，柳原植委员也予以肯定。但情况落到这个地步，他也吃惊不小。

6月16日下午，最高会议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存入银行冻结资金处理基准的“紧急货币措施法”。该法虽然通过了，但最高委员们埋怨柳原植事前没有跟他们商量，连财经委员长金东河也遭到了冷落。柳原植甚至跟美方也没有进行之前承诺过的事前协议。柳原植在生前编撰的回忆录里说：“美国大使馆多次邀我举行面谈，我都拒绝了。”

按照紧急货币措施法，在兑换货币时，人们需把部分预存在银行的钱及之前的存款划入冻结账户，并由政府出马强行将其用作产业资金。若是6个月以上1年以内的储蓄存款零存整取，冻结率适用预存款项的35%，对于其他存款，若超过1000万元，则被全额划入冻结账户。像这样，紧急措施法根据存款性质和期间规定了一定比率。

冻结账户上的资金即被6个月后成立的产业开发公司的股份所取代。另外，这笔款作为专项支付准备金存入韩国银行，并向储户支付年15%的利息。问题是冻结资金仅为约970亿圆，比预想的少多了。当初柳原植想出货币改革这种形式，说服朴正熙议长时说“华侨拥有通货量的约1/3，规模将达到1000亿圆。”但揭开盖后才发现隐形资金也好，华侨资金也好，都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