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军官治国.2

政府虽然采取了给储户最高融资冻结金额的50%等弥补对策，但这个强制措施的冲击太大了。由于资金流受阻，最先受打击的是中小企业。据拥有约17000家企业的中小企业联合工会中央总会统计，假设实行货币改革的6月10日开工率为100%，6月10日的开工率仅为42.5%。紧接着标题为“一两个月内即将面临完全停业的危机”“规模越小打击越大……连原料也枯竭”的报道出现在了6月22日《朝鲜日报》的经济版面。6月21日，大韩工商联合会和汉城工商联合会向政府建议：“对所有货币改革之前的存款，解除冻结措施。”

这次美军的态度非常坚决。从未搞过货币改革，神化私有财产权的美国必然觉得靠国家之力强行动员民间资金的设想基本上接近于社会主义。首先，美国政府通过博格大使向朴正熙议长转达的见解称，冻结一部分期限不满一年的存款是不合理的。

金正濂整理出一些西德货币改革的类似案例，向美方做了说明，但美方不理解，称“西德是靠与国际金融机关的密切合作得以成功的”。朴正熙议长指示金正濂，“期限不满一年的存款占整个冻结账户的15%，解除这部分存款的冻结。”美国的施压并未就此停止。他们又要求解除所有冻结账户。

USOM基伦处长会见工商部丁来赫长官后，从理念上批判了货币改革。

“这次货币改革的目的是把韩国经济引向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美国政府不会对韩援助被用于伤损资本主义体制信誉的行为，并且改革也会导致企业生产活动萎缩。”

草率地处理经济，会导致失败

6月21日，美国务部次官助理爱德华·赖斯叫来驻美韩国大使丁一权，并表示“美国一直尊重韩国主权”“在相同背景下，美国也在行使主权时有权自行判断”，然后警告说，“如果我们觉得（准备帮助韩国的）努力可能变无效的话，会重新考虑美韩政策的。”意思是说要是不解除通过货币改革冻结的存款，他们会中断援助。这下，近半数政府预算依赖美国援助资金的革命政府不得不举手投降了。

金正濂起草了一份专项措施法案提交给了最高会议，内容是解除冻结存款总额的三分之一为自有账户，剩余三分之二转换为定期1年的存款账户。至此，以强行冻结资金为基础成立产业开发公司，推进经济开发5年计划的货币改革中止，止于将货币单位“圆”改为“元”，货币价值贬值为原来的十分之一。后来，最高会议追究货币改革的责任，把财经委员长金东河调任为外务国防委员长，辞退了货币改革提案者柳原植委员。在这之前，内阁首脑宋尧赞和财务长官千炳圭也以承担证券波动的责任卸任了。至此，参与货币改革的要人全被否定了，唯独反对货币改革的金正濂得到了重用。

货币改革的失败是朴正熙执政后经历的第一次危机。但货币改革像其他很多危机一样，暗藏着良机。因为朴正熙久久没有忘记这次失败的教训，通过货币改革的失败，朴正熙打消了动员内资实现民族主义经济开发战略的念头。货币改革让他明白了当前根本没有能够动员的资本储备。靠民族资本建设支柱产业、建设代替进口的产业等设想失去了可行性。从此以后，引资、保税加工贸易、进出口等对外开放路线成了经济发展的主流。

革命政府在搞货币改革时立的名目是对旧政权时期的非法敛财资金等隐形资金予以公开化。从道德角度出发，朴正熙的货币改革类似于前总统金泳三从司正角度出发推进的金融实名制改革，两次都落得个失败的下场。通过这种失败朴正熙得到了一个教训，那就是从道德上草率地处理经济，会带来不太好的结果，从此他非常务实地对待经济。

短时间内学到了经济的本质

1962年初，朴正熙左右摇摆的两条经济路线——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终于在互相摩擦中决出胜负。如果说为动员民族资本秘密推进货币改革，靠民族资本建设国营炼油厂等是自力更生路线的典型表现，那么引资推进工业化及培养出口产业等则是对外开放政策的表现。1962年，经历了货币改革这场骚动后，朴正熙放弃自力更生路线，选择了对外开放式工业化——进出口国政策。

在那场旋涡中，货币改革失败，本打算用民族资本推进炼油厂建设的计划也改成引进国际大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来投资。随着朴正熙方向的修正，以最高委员柳原植和汉城大学教授朴喜范为代表的具有激进倾向的人物退出舞台。相反，李秉喆等企业家，朴忠勋、金正濂等实务官员跟以朴正熙议长为中心的革命骨干们围绕着实事求是的路线开始共呼吸，同进退。朴正熙议长在5·16以后约一年时间内出现的执行错误可以被看作这位革命家学习经济的过程。

朴正熙之前的人生经历跟经济完全不搭边。在军队生活时他就对理财一直不感兴趣。他把钱看成石头，一直对它敬而远之。即使晋升为将军后，他仍没有抛弃之前对钱的看法，以致家庭全靠妻子陆英修精打细算，才能勉强维持生计。虽然朴正熙对钱漠不关心，但他依然能看清经济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朴正熙不断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倡导新村运动，以此来推进经济开发，朴正熙这么做，不仅是让国民过舒适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为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在通过搞好经济建设摆脱数千年贫困，与北朝鲜共产主义一争高下双重动机的趋势下，朴正熙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一直在革命的紧迫下推进的。

革命之前，虽然朴正熙几乎没有读过经济方面的书籍，但他热爱历史书籍。正是因为他熟悉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学问——历史，所以在判断和决断经济政策和现代化战略方面占了很大优势。在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时，朴正熙一直贯穿着以史为鉴的思维，即将现实的问题放在历史的时空里，放在韩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性的大背景下。这样的思维使他在处理问题时能更客观，而不是受制于主观理念和当时自己狭隘的身份局限。

从政以后，朴正熙谦虚好学的态度又让他能够在短时间内学到经济的本质。并且，比起侧重于理论的学者或慎重的官员，重视实践能力的朴正熙和那些实际能搞出名堂的企业家更合得来。

曾任过全经联常勤部会长的金立三曾描述过1961年6月朴议长和企业家会面的情况。

朴正熙议长指示最高委员柳原植把京城纺织的金容完社长（后任全经联会长）、天友社全泽珤社长和江源产业郑寅旭社长叫到最高会议办公室。

“我请各位来就是为了听一听大家对复兴经济有何高见。请随便谈谈你们的想法吧。”朴议长说这些话时语气非常恭顺。

全泽珤社长先开了口。

“1949年我去香港目睹了他们那儿的情况。当时香港到处是从大陆涌过去的难民。看到数百万难民在连饮用水也靠进口的香港都能找到工作，生机勃勃地生活下去，我很想知道其中的秘诀。经济实行‘保税加工’就是其中的奥妙所在。我觉得我们较香港当时的条件更优越。”

虽然全泽珤说得绘声绘色，但朴正熙仍无法真正理解。他困惑在“保税加工”到底指什么。朴正熙说：“明天我腾出时间，能不能麻烦你再来说明一下。”据说，第二天企业家们在朴正熙议长面前继续他们类似经济课的宣讲。

其中，金容完社长还建议，“进行基础学科的大学太多了，而技术专科学校太少了，所以具有专业能力的人才太少了，这点需要改革。”金社长还说，“还要释放以非法敛财罪被关起来的企业家。企业家的使命就是像蚂蚁一样死心塌地工作。培养一个实干的企业家，至少需要20～30年。’

郑寅旭社长说：“我国从来没有勘探过30米以下的地下有什么矿物。必须马上进行勘探，为失业者创造工作岗位。”正渴求振奋经济良策的朴正熙非常认真地倾听着这种忠告。他态度如此谦逊，反而让企业家不好意思。

一位会做生意的研究员

韩国科技研究所（KIST）首任所长崔亨燮博士之所以能够成功对研究所进行改革，除了有朴正熙总统个人对科技有极大的兴趣外，还和研究所的成绩直接和国家利益挂钩有关。研究所研究出的成果可以尽快出售给企业，通过企业将科研转化为生产力。

崔所长要彻底改变那种只有轻松悠闲的运营模式，他要将竞争的理念注入研究中，将研究所的研究目标和韩国当时励精图治、推进经济开发的背景契合起来。

KIST仿效了多家研究所的经营模式：虽然研究所花政府的钱，但采取自主经营方式，如加拿大NRC研究所；重点研究本国所需的澳洲CSIRO；促进研究结果产业化的日本物理化学研究所以及美国巴特尔研究所的合同研究方式等。

学习发达国家的研究所制度或专有技术，仿效但不崇拜，根据祖国所处实情和国家目标吸收他们的精华加以改变利用，重塑成韩国的方式，这也是朴正熙式的经营理念。朴正熙的现代化经营方略始终贯穿着市场逻辑和竞争逻辑。从这一点上看，它的方式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但从国家强有力介入的计划经济这点来看，它是社会主义。另外，从以忠孝为美德的人生观为基础上看，它是儒教主义。

朴正熙还以韩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融合了美国科学技术、日本民族主义精神、中国人文教养后创建了他特有的现代化战略。朴正熙在解决各种问题时，首要考虑的是韩国的客观情况，将它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这种做法使其能将增加国家社会稳定、提高国民福利放在首要位置。

崔亨燮之所以得到朴正熙的重用（他在朴总统手下当了13年KIST所长、科技处长官、经济科学审议会议员），是因为其思考方式跟朴总统非常相似。

为了聘请在海外工作的韩国研究员，崔所长精心制作了一本研究所的宣传册。他从众多申请加入研究所的研究员中选拔了78名，并为了面试亲自前往美国。

“目前在韩国搞自己喜欢的研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韩国，你要搞能为企业做贡献的研究，那种研究可能没什么意思。但可以利国利民。”

最后，崔亨燮选拔了18个人，这18个研究员均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们的研究年历均在5年以上。在回国工作之前，崔亨燮还将他们派到美国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去学习一段时间。

一个贝尔研究所出来的人说：

“我来自贝尔研究所，为什么要把我派到不如贝尔研究所的巴特尔研究所去进修？”

“派各位到巴特尔并不是为了增强你们专业领域方面的知识，而是学习如何做生意。在那儿你们首先要学习的是怎样编制研究计划书，怎样从企业争取研究项目。”

崔亨燮和KIST无疑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始于将科技和赚钱联系在一起。在把赚钱视为一种罪恶、轻蔑士农工商当作主流意识的韩国，崔亨燮或朴正熙这种务实的发展路线必定招来高喊民主主义的当权阶层——知识分子强烈的反抗。

“我们要做的不光是学术研究，而是要研究企业需求的东西。所以研究人员需要很务实。但现实往往不一样。读过书的人，尤其在国外取得学位的人还是喜欢学术研究。切实地协调社会需求和研究员的研究方向就是当时研究所管理层需要完成的任务。”（摘自崔亨燮回忆录《不熄灯的研究所》）60年代中期企业要求更多的是技术指导，而不是抽象的学术成果。比如以主要针对出口，有短、平、快等特点的纤维工业需求的不是新纤维合成的技术，而是需要织物加工中如何处理染色这类技术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让国外学习回来的研究员做，他们都不乐意做。

崔所长只能临时找与这个领域相关的研究员。于是，他聘请了毕业于汉城工大纤维系，曾在釜山一家叫大元染料公司的中小企业做过事的尹汉植博士。

技术员出身的研究员尹氏要待在重视学术研究的海归研究员中间，其中的辛酸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最终他不辱使命，取得了大成就，开发出了第3代合成纤维——芳纶纤维的制造方法，他提出的高分子形态学新理论被介绍到世界权威学术杂志——《自然界》（Nature）。

政治家可以说谎，但技术员不会说假话

朴正熙总统推进现代化战略的精神内核就是务实主义、合理主义。这种精神其实是和科学的本质相通的。朴总统虽然不是科学家，但他理解科学的精神和宗旨。

朴正熙曾上过满洲国、日本及韩国的陆校，陆校的教育更偏重于理工科方面。而且朴正熙由步兵转为炮兵，掌握了炮兵术。炮兵不但要熟悉大炮和炮弹的性能，要想命中目标，还得熟练掌握看图法、测量法及三角法。

当朴总统搭乘直升机出差时，看见同乘的长官看地图，有时会问：“你知道现在到哪儿了吗？”如果那个长官说不知道，总统就用手指着地图告诉他准确位置。在直升机上找对地图上的飞行位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朴总统乘坐直升机巡行时，有时能在地图上直接画出京釜高速公路路线。朴总统认为，政治家或行政家可以说谎，但技术员不会说假话，所以要尊重他们的意见。

1962年军政时期，担任工商部化学科科长的吴源哲接到最高会议朴正熙议长的传唤。朴议长正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议长室里抽烟，他问吴源哲：

“现在第三水泥厂和第四水泥厂建得太近，相互间因为竞争资源矛盾很多，先建的第四水泥厂提交请愿书说用水不够，希望将第三厂搬走，吴科长，你怎么想？”

“如果不是严重的枯水期，生产水泥不需要那么多的水。即使存在问题，各自修建水库，也没什么大碍。还没到政府干预的时候。”

“是吗？知道了。”

汉城大学化工系出身的工程师吴源哲建议把石化工业建设纳入1967—1971年的第二次经济开发的5年计划中，并且还编制了报告书，想等1965年工商部年初巡回考察时报上去。

当吴源哲将报告的内容讲解给总统听时，他非常认真，尽管报告中有很多难解的技术术语。看着这样的总统，吴源哲报效祖国的干劲更足了。他在讲解报告时还特别对一些项目进行了南北朝鲜比照。

“北朝鲜把煤炭作为生产肥料、维尼纶等所有化学及纤维产品的原料。由于耗电，生产成本也高，在其他国家这种生产工艺已经淘汰。要是我国能完成石化工业，那与北朝鲜比在轻工业领域绝对占优势。”

听完这句话后，朴总统非常高兴，他当场指示组建一个“石化工业企划团”，来做相关的筹备工作。后来，蔚山石化工业园举行竣工仪式时，朴总统乘火车前往，途中对同乘的长官们说：“你们说一下石化产品的名称。”长官们只说出了2～3种。有人说的错得很离谱，朴总统都进行了一一纠正。

朴总统亲自到工厂，或土建工地，或武器开发现场和技术人员进行讨论。因为技术员们大都对自己的技术很自信，所以有时会毫不犹豫地反驳朴总统。朴总统并没反感，反而耐心倾听他们的见解。

为什么是韩国的三星？

对于今天韩国主力的电子通信产业的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是1969年夏天工商部报告的电子工业培养方案。

1969年，工商部企划管理室吴源哲室长向朴总统做了以下的经济汇报：“从今年到1971年为止要集中开发62个项目，出口创收1亿美元，到1976年为止出口额要达到4亿美元。”

吴源哲室长的报告持续了约2个小时。吴源哲室长善于用简单语言来描述科技项目，并且他制定的方案可行性也比较强。吴室长强调，为了重点培养电子产业，政府需要投入140亿元。为筹集这些资金，制造业可以援助资金124亿元，研究及振兴机构可以援助16亿元。

朴总统屏住呼吸听完让人心潮澎湃的宏伟蓝图后，对在座的经济企划院金鹤烈长官说：

“金副总理，可不可以拿出这笔钱？”

“是，就照工商部的方案执行吧。”

“那按工商部的方案执行吧。”

1976年电子产品出口额大大超过了当初的目标（4亿美元），达到了103600万美元，占总出口额的17.6%。吴源哲后来评论朴正熙说：“不光是工业领域，朴总统在农业、军事、基础设施建设等各方面都秉持向技术人员虚心求教的态度，所以，他在决断涉及与技术相关的项目时，才够客观果断。”

1968年4月18日，逗留在夏威夷火奴鲁鲁的朴总统收到一封李厚洛室长转交来的信。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金玩熙博士寄来的，信中金博士表达了想和总统见面的意愿。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到随后的10年，金玩熙博士在朴总统着重发展电子工业的过程中，以平民的身份扮演起了顾问角色。1968年，他为连晶体管也造不出的韩国提供了韩国型电子产业培育方案，得到了朴总统的全面支持。

金玩熙博士于1926年出生于京畿道华城郡乌山，毕业于京畿中学后，在汉城大学工程大学攻读了电气工程专业。接下来，从1953年开始到1955年，他到美国犹他大学攻读了博士课程。读博士期间，他发现了可称得上“电子工程的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布鲁尼定理”，并将它作为博士论文发表。

金玩熙博士的理论成了电路设计的重要标准，他通过这篇论文，获得了国际声誉，从1958年开始，他便在哥伦比亚大学电子工程系任教授。

金玩熙博士第一次见到朴总统是在1961年11月份，当时朴正熙受邀访问美国，金玩熙博士也正好去了为参与韩国战争的美国将军举办的酒会。金博士因为是哥伦比亚大学唯一一位韩国人，所以有机会坐在最前座，他仔细观察了在台上演讲的朴正熙。

“朴将军拿声明书的手直哆嗦，身穿军装的随行人员透着一股土气，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好。那里没有熟人。因我还有个讲座，便在酒会中途就出来了。”

与朴正熙总统的第二次见面是1965年5月19日，朴总统访问纽约的时候。纽约市长华格纳为朴总统在华尔道夫酒店举办了晚宴。金玩熙博士也应邀出席了。

“按照主办方的安排，他和妻子一起上台与朴总统握了手。朴总统这次跟上次很不同，这次看起来要气派得多。”

俩人的缘分并没有就此结束。1967年8月底，金玩熙博士收到工商部朴忠勋长官的邀请函。当时金博士是电子及计算机工程系主任，正负责一个美国政府赞助的研究项目。不仅如此，为了编写第二本教科书，他整个暑假都没有闲暇，根本抽不出时间。就在这时，一个韩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书记员提醒他：“其实是青瓦台邀请的。”韩国政府甚至预备了泛美航空公司的机票，以便金博士随时出发。

当时，朴总统正寻找电子工业领域的旅美科学家。韩准石秘书、秋仁锡秘书和当时正创建KIST（韩国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崔亨燮博士商量后推荐了金玩熙博士。

1967年9月4日，到韩国的金玩熙博士听取了工商部朴忠勋长官关于韩国电气机械工业的实况介绍。“电气机械工业”一词是日本造出的术语，当时还没有“电子工业”或“电子产业”的说法。这时，金玩熙博士开始把“电子（Electronics）”和“产业（Industry）”两个词组合成电子产业或电子工业使用。后来日本也跟着使用了这种叫法。

当时，韩国主要经营发电——送电——配电等所谓的电力领域项目。能称得上电子产业的行业还停留在装配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初级制造业水准，因而只将这些列为“电气机械工业”。

在美国，与半导体、电脑、无线通信及数据通信等相关的产业从50年代中期就开始发展了。电力系统工业当时在美国已经走下坡路了，电气工程科目在一流大学也逐渐消失了。

为了让金博士回国效力，朴忠勋长官对金博士说：“我们也想制定出像日本那样的能促进电子工业快速发展的方案，请帮忙吧。这是总统的意思。请明天亲自考察一下相关研究所和生产工厂吧。”

从第二天开始，他和工商部李哲承次官一起考察了韩国电力、大韩电线、电波研究所、中央工业研究所和位于釜山东莱的金星社等工厂。在当时来说那就是全部。看完这些大概就能推测出当时电子工业的水平。

一句话，和西欧相比，韩国处于原始水准。当时韩国生产的电子品种非常粗杂。连当时被称为电子行业老大的金星社都仿制香港产的晶体管收音机。

金玩熙博士花了4天时间到全国转了一圈。察看电子行业现况后，他准备了用于报告的图表。做这个工作，工商部电气机械工业科尹祯宇系长和李泰久常务等协助了金博士。

1967年9月13日上午10点，金博士在青瓦台总统办公室开始做报告。出席报告会议的有朴正熙总统、工商部朴忠勋长官、申范植代言人、韩准石秘书等。因为出席者比想象的少，金博士抱着失望的心情开始了介绍。

报告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就是在这两个半小时里，金玩熙博士第一次对朴正熙这个人物产生了好感。

“这两个多小时，朴总统一动也没动。眼光从没有离开过我为他们展示的图表。我在讲台上教过许多学生，可没有见过像朴总统那样这么集中精神听课的学生。我在做报告时，偶尔会看一下总统，他好像连专业一点的内容都理解了。”

12点30分，报告结束了，金博士同朴总统共进了午餐。朴总统边夹起苏子叶放在金玩熙博士的羹匙上边说：

“金博士，这个我不太喜欢吃，内人听说金博士要来特地准备的。”

金玩熙博士回忆说：

“饭食朴素得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为总统准备的。唯一的肉类就是炖排骨。就那个排骨朴总统也几乎全部放在了我的前面。”

用完餐后，朴总统把金玩熙博士请进了书房。过了一会儿，朴总统从抽屉中拿出一个东西放在桌子上，说了这样的话。

“金博士，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希望在韩国购买工厂用地用来生产这个东西，要我们批准。”

放在桌子上面的是一个小晶体管。

“据说，这样一个小东西要20～30美元，手提包一个要几万美元。可是我们现在只能出口棉织品……用车装满一个粮仓也还不如一个手提包……我想见金博士也是因为这个。金博士，我国也想发展电子工业，请帮忙。”

金玩熙博士想了一会儿，回答说：“光凭我的力量做不到，得回美国求专家帮忙。”朴总统问需要多少费用。

“估计需要20万美元左右。初期需要10万美元。”

金玩熙博士告别后正要走出青瓦台，朴总统把装有2000美元的黄色信封递给他。这个数额当时相当于约100万韩元，和韩国至美国往返的机票价格差不多。到1979年10月26日朴总统死亡之前，金玩熙博士每年来回韩国3～4趟，每次都是朴总统亲自将装有这个数额的信封递给他。

1967年9月底，金博士回美国后发现，工商部给他汇了10万美元。“韩国政府财政窘困。还汇巨款给金博士，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朴总统对电子工业抱着相当大的期望。于是，我在处理完期间堆积的工作后，便正式开始构思电子工业发展的方案了。”

金博士制定的目标是建立符合韩国国情的“韩国型”电子工业。为了了解其他国家的成功案例，他委托美国专家展开了调查，同时委托韩国的KIST调查了韩国电子工业的现况。

1968年1月，金玩熙博士根据劳务处提供的资料编制了题为“创立作为国家基础和出口支柱的电子工业”的报告书。

金玩熙博士再次来韩国是1968年3月7日。为了做报告，金博士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大学学长亨尼西博士和既是音响系音响装置领域权威又是电气建筑系教授的哈里斯博士以及主攻市场调研的蔡斯社的会长、经营国防企业——哈佛工业的国防电子工业专家赫尔利社长等一起赴韩。

1968年8月1日上午9点，在青瓦台办公室，金玩熙博士做了报告。以朴正熙总统为中心，在座的有工商部金正濂长官、申范植代言人、申东植首席秘书、金东洙秘书等人。共80页的图表报告经众人的手传递过去又递回来竟花了3小时30分钟。

报告的结尾，金玩熙博士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对电子工业来说，产品周期非常短，所以在国内老老实实开发自主技术时间会来不及。要想办法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才行。为此，要成立振兴电子工业的学院，调动举国资源，在短期内将电子工业发展起来。”

报告结束后，朴总统起身说：“辛苦了。边吃饭边谈吧。”

就餐时，工商部金正濂长官夸奖了金玩熙博士，但这句夸奖的话有很大的自谦的成分：

“金博士，辛苦了。可是简报中有很多专业术语，我还没有完全理解。比如说蓄电器和蓄电池有什么区别。”

正在用餐的朴总统说：

“喂，你这人，蓄电器指电容器（condenser），蓄电池指电池（battery）。”

金玩熙博士在心里咂舌。快用完餐时，朴总统对金玩熙博士提议的电子工业振兴院提出了疑问。

“金博士，你觉得这项工作由谁来推进好呢？”

看到金博士答不上来，朴总统又问：“让谁负责振兴院呢？”这时金正濂长官答话了：

“阁下，除了编制这个方案的金博士以外没有更合适的人。”

朴总统把目光转向了金玩熙博士，他慎重地问：

“金博士，你愿意回来吗？”

金玩熙博士对这个要求有点意外。他向朴总统解释说：

“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辅导几个读博士课程的学生，并且还要和他们一起做几个由美国政府支持的大型项目。要是我回来了，学生的学业和几个研究项目都会受到影响。不好办啊。”

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金玩熙博士回忆说，当时才发现朴总统不是一个盲目推进工作的人，他对金正濂长官说了这样的话：

“金长官，那就不要另设机构了，利用现有的吧。反正除了金博士以外没有合适的人选！”

朴总统所提及的“现有的”就指精密机器中心。

金玩熙博士回忆：

“那时我根本没有料到他们会想把振兴院交给我负责。”

从那以后5年，一直没有找到胜任振兴院院长这一职务的人，电子工业振兴院成立方案就那样搁置在总统抽屉里。

朴正熙总统通过金玩熙博士坚定了对电子工业的信心。金玩熙博士算是朴总统屈指可数的几个平民好友之一。朴总统把曾任工商部工业局局长，现任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的吴源哲引荐给金玩熙博士，他说：“这位是吴首席，不，是吴博士，这位是我们金博士。”他开始把“我们”两字加在名字前面。从此，金玩熙博士一来韩国，他就说“我们金博士来了，欢迎欢迎”并热情接待。金玩熙博士虽然没有正式编制，但可以自由地于工商部、邮电部、科技处出入，并一直担任信息通信部的业务顾问。

朴总统和金玩熙博士之间来往的书信达130多封。在朴总统的引荐下，金玩熙博士同金星社、三星电子、大宇电子、亚南电子、大韩电线等国内电子行业经营者一直有联系，并一直担任他们的顾问，或介绍外国可信赖的合作公司给他们。在电子工业发展上，朴总统一直很仰仗金博士。

朴槿惠报考电子工程系

1968年夏天，听了金玩熙博士做的关于电子产业的报告，朴总统也觉察出国际市场的变化，便让当时正读圣心女子高中三年级的大女儿槿惠报考了西江大学电子工程系。

1974年8月15日，陆英修女士遇害以后，朴槿惠小姐便扮起了总统夫人的角色，于是金玩熙博士也经常跟槿惠小姐联系。由于专修电子工程专业，槿惠小姐和金博士更能用专业术语对话，这样沟通更容易也更有效果。

“外部人很难想象槿惠小姐为韩国电子产业发展立下的功劳。从她母亲去世后，她开始为发展国家电子产业积极努力，没有槿惠小姐就没有今天的韩国电子产业，这句话毫不为过。”

陆英修女士遇害后，朴总统觉得剪彩等仪式类的活动既烦琐又没有什么意义，便开始拒绝参加。每当这时，槿惠小姐便会代替总统去参加。

从1976年开始，只要青瓦台或工商部召开出口扩大会议，金玩熙博士就回国，正式代表韩国电子行业出席这个会议。这时，纺织协会会长坐上座，金玩熙博士坐次席。当时纤维产业是第一产业，电子产业是第二产业。金博士对此表示不满。

“我下决心有朝一日要看到电子产业被认定为第一产业，于是于1978年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谅解，提交休职申请后，回韩国出任电子振兴会常设会长职务，开始正式做事，为电子工业奔忙了一年。为了振兴电子产业，几乎踏破青瓦台、国会、教育局、企业等机构的门槛，而且决定承办1979年9月24日到10月2日的第10届韩国电子展览会。”

他托工商部崔珏圭长官邀请朴总统出席展会剪彩。可崔长官说，陆女士去世后朴总统不出席剪彩等活动。总理也来消息称不能出席揭幕仪式。金玩熙博士心里有点不高兴。

“韩国政府比我更希望发展电子工业。这种电子展览会总统是应该出席的，那样可以提升电子行业的士气，掀起发展电子工业的热潮。可是现在的一国之主都撒手不管了，而我是放弃了教授职务满怀热忱来韩国的，总统这样真让人泄气。”

1979年9月18日，金玩熙博士写了一封邀请朴总统和槿惠小姐出席揭幕仪式的信寄到了青瓦台秘书室。对于总统能出席，金博士没抱什么希望。

“大概是晚上10点，工商部长官来电话，通知我朴总统和槿惠小姐将出席揭幕仪式并和我一起吃午饭，让我做好准备。到时现场会比较混乱，总统要参加的话，需提前做好现场调查，甚至就餐时用的夹具和餐具也要从青瓦台带来。距离揭幕式仅剩12个小时，还有宵禁，哪有办法做准备。”

上午10点朴正熙总统和槿惠小组来到了展览现场，参观了约2小时后，走进了休息室，并把工商部崔珏圭长官和金博士也叫了进去。

金玩熙博士对崔长官说：“我准备向阁下建议推广彩电，打开韩国的彩电市场。”当时，彩电还没有在韩国上市，政府也不允许推广彩电。金玩熙博士认为这是拉韩国电子工业的后腿，他想强行推进，可是官僚们只看朴总统的眼色。

金玩熙博士提议彩电上市已不是第一次。

“发达国家早在50年代就开始生产彩电了。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生产彩电了。70年代国家不生产彩电的只有韩国了。从70年代初开始，推广彩电，打开彩电的市场成了韩国电子行业的夙愿。为了赚外汇，彩电的生产是必需的。

“国内电视广播公司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并且电子行业的技术都很成熟，资金也充足，并且已经生产出一定数量的彩电了，就等销往美国等地了，可这时美国不干了，理由是韩国的国内市场都没开辟出来，为什么要卖给我们国家。”

1972年，金玩熙博士第一次试图说服朴总统。

“阁下，为了国内电子工业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开通彩电广播啊，这样才能推广彩电，才能拓宽内销市场，进而扩大出口量。3基色彩电比黑白电视需要多3倍元件。所以只有做彩电广播才能带动国内电子行业。尤其是现在美国有限制从韩国进口的动向，而他们限制的理由竟然是韩国都不卖自己生产的彩电却要出口到美国市场。况且全世界都已经跨入彩电的时代了。”

当时朴总统是这样说的：

“金博士，作为总统我最不愿听的话就是政府只关心有钱人，不理睬穷人。现在还有很多没有黑白电视看的人，要是推出更昂贵的彩电，人们会觉得生活更悲惨。当然，我也不可能让生活在清溪川桥下的所有人过得富裕，但不愿看到穷人产生更落魄的想法。还有，如果金博士说的都是事实，为什么工商部不向我提议呢？”

一听金玩熙博士准备向朴总统建议彩电广播的问题，崔长官极力劝阻他：“会出大事的。那是阁下最不愿听的问题。在这里不要提了。博士！”金玩熙博士很后悔，“不该先跟长官说，直接上诉就好了……”

“然后我进了休息室，朴总统坐着那儿，整个人都靠在椅背上，显得很疲劳。跟他交往了近12年，头一次看到他那种样子。槿惠小姐笔直地坐在他旁边。”

朴总统面带倦色说：

“金博士！展示的产品都是外国产吧？”朴总统清楚国内企业大多现在生产出来的产品，还只是采用国外的核心部件，有时候只是更换一个外壳，就把它当成国产的啦。

吃午饭时，朴总统和槿惠小姐、贸易协会会长朴忠勋、秘书室金桂元室长、警卫室车智澈室长、吴源哲经济首席秘书以及金玩熙博士围坐在饭桌上进餐。

“要是过去……”朴总统先开口了，可是这天他脸色凝重，这句话并没说完。

贸易协会朴忠勋会长非常了解金玩熙博士的心思，他提起了话头。

“金博士，怎么样？10年前拟订的电子工业发展方案，现在亲自上阵指挥……跟过去比是不是有很大变化？”

“是的，当时我制订5年内出口额达到1亿美元的出口计划，没人相信。可是不到3年，计划就实现了。如果以这个速度发展，电子行业马上会成为第一产业。要想那样，就需摆脱现在这样的出口一边倒倾向，要开拓国内市场。”

为了把话题转向彩电问题上，金玩熙博士瞥了一眼朴总统。

“朴总统露出什么也没听见的表情，只顾着吃饭。是劳累、疲惫而消沉的表情。在这种气氛下我能说什么呢？”

20多天后，展示会结束，松了一口气的金玩熙博士又想起了彩电问题，于是他于10月26日上午给朴总统写了一封信。

“日前，您亲临电子博览会，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电子行业的士气，我们承诺今后会更加发奋努力。电子行业的出口规模依然会扩大，为了实现目标额我们会更加努力。

“……可是现在一些大型家电厂的处境非常困难，像金星、三星等大企业面临着破产危机。如果您在这个时候能解决下面两个问题，会拯救这些企业的，电子业也会取得飞跃性发展。

“……一个是您熟知的彩电上市问题。不管从技术还是经济上考虑，为了振兴电子工业这是必须通过的关口。”

寄完这封信后，金玩熙博士为了其他的事情去了龟尾，第二天早上听到朴总统过世的消息。朴总统读不了金博士的最后一封信了。

“不知不觉泪水夺眶而出。天塌下来的感觉。那一刻，我特别想为朴总统做点什么。

“让韩国电子工业屹立在世界市场上。朴正熙总统需要我的唯一理由正是那个。我决定以后的日子，我要为此更加努力。

“不久后，哥伦比亚大学来电话问我是否继续挂名誉教授之名，我回绝了。当时我想，失去朴总统的那一刻我也失去了哥伦比亚大学。”

朴总统去世后，金玩熙博士直到1984年一直兼任电子工业振兴会常设会长、电子工业合作社常设董事长职务，创刊《电子时报》（《电子新闻》的前身）。目前以电子工业界情报简报发行人兼总编的身份活动，他在硅谷成立TACI（国际技术评估株式会社），出任董事长及法人代表，经营把美国产业技术引进国内的专业企业。他的学问为韩国立下的功劳得到了美国务省下属团体US-Asia institute的认可，1989年为他颁发了“Achievement Award”（成就奖）。

2001年1月初访韩时金玩熙博士给笔者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为了遵守和朴总统的无言约定，我会终身为韩国电子工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