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韩国的复活

为什么韩国成功了，菲律宾失败了？

为什么朴正熙预言马来西亚要发生“政治大爆炸”？

朴正熙去台湾会见蒋介石，都说了什么？

德国总理为何劝朴正熙和日本握手？韩国向日本要钱，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朴正熙如何怠慢“不得势”的尼克松？如何赢得了美国的尊重？

1963—1965年朴正熙卷入政治混乱，他不但并未失去方向，而且还把国家发展确定为外向型发展模式。这个时期国家将“现代化建设”进军到了国外，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比如向西德派遣矿工、护士，鼓励国民移民南美，决定向越南派兵，开拓远洋渔场，制定促进进出口的方案以及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等。因国土分裂失去半壁江山的韩国想通过进军海外世界来确保其有广阔的民族活动空间。换言之，朴正熙总统的这些决策把握住了重新复活的契机。

德国总理劝韩国与日本握手

“韩国是贫穷的国家。因为100年前我们祖先弱小，不了解世界，所以错失了发展的机会。现在我们到德国学习莱茵河边上的奇迹，也想建设一个像德国一样富强的国家，成为不受威胁的自由强国。我小时候所处的时代是日帝时代，总饿着肚子……”

白永勋翻译官回忆：

“朴总统翻来覆去地讲了两三遍大韩民国命途坎坷。讲了5·16军事革命的背景，日帝时代的事情，6·25时期的经历，自由党时期的故事后，又讲了遍日帝时期的事情，语无伦次地讲着。在一旁翻译的我都觉得过意不去了，但德国埃哈特总理抽着雪茄烟一直听着。认真倾听朴总统讲韩国的过去。并且时不时在脸上明显露出感动的表情。因为老重复同样的内容，我都焦急了，手一直擦流下来的汗。”

朴正熙一个人用完预定的40分钟时间还觉得不够。埃哈特总理通知秘书再延长30分钟会谈时间。朴正熙最后梳理了自己的讲话内容后，这次着重请求西德政府对韩国进行经济援助。埃哈特总理这才开了口。

“阁下，和日本握手吧。”

当白永勋教授翻译这句话时，朴正熙对他发了火。

“什么？我说借点钱，怎么说起日本来了？”

埃哈特总理好像从朴正熙的表情就理解了他的意思，在白教授开始翻译之前，就又接着说道：

“阁下，在历史上我们德国跟法国共打了42场战争。但阿登纳总理跟戴高乐见面握手后，我们两国便和好了。韩国也跟日本握手吧。”

朴正熙总统也不甘示弱，他对击双掌，说：“德国和法国是在平等的地位上打的仗。”接着他又用右手掌猛击一下左手背，激动地说，“而我们是一直受压制的。”

“我们跟日本从来没有在平等的地位上打过仗。悄悄变强大的日本侵略了我们，但到现在还没道过一次歉。你说，怎么能跟这种国家握手？”

“是吗？日本应该道歉。在和法国的战斗中德国一次也没有输过，但在战争中德国一次也没有赢过（大笑）。我的前任阿登纳总理是位很优秀的人。尽管德国和法国关系那么不好，他还是跟法国总统见面，握手言和了。”

“阁下，一个优秀的领导人应该看未来，而不是总是执着于过去或现在。两个国家间建立合作关系，才能更好地应对威胁。我劝你跟日本握手吧。

朴正熙再次把右手手掌叠在左手手背上，反问：“我们是这样受压制所以反抗的，还要握手？”埃哈特总理面露慈祥的表情，握住朴正熙的手，接着说：

“是的，阁下，不管是因受压制而斗争，还是平等斗争，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和日本握手发展经济吧。我们会在背后支持你们的。让我们同心协力共同发展吧。”

听完埃哈特总理的话，朴总统面露感激，握着总理的手，从座位上起身。距离开始会谈已经过了1小时10分。结束会谈后，埃哈特总理决定向韩国政府提供无担保财政放款25000万马克（约4770万美元）。

1964年12月9日下午，和埃哈特总理成功结束高层会谈后，朴正熙轻松地出席了埃哈特举办的午宴，这是他这次来德国后第一次心情如此舒畅。

午宴一结束，朴正熙就把准备好的礼物赠送给了埃哈特总理，下午4点钟回到住处。其间，张基荣副总理通过与埃哈特总理的单独会面详细商讨了有关韩德经济合作的具体内容，并得到了西德政府明确的答复。双方一致同意了制订的从1965年到1967年为止的韩德经济合作的3个年计划，西德方将韩国棉织品进口配额由原来的100万马克增至200万马克。

这天晚上8点钟，朴正熙总统举办了晚宴。埃哈特总理开朗的话语和和蔼的表情让晚宴现场一片欢乐。他举着香槟酒杯朝席上说：“我当总理之前是经济长官，当时我想去韩国当经济顾问。想参与韩国经济复兴。”这句话得到了喝彩。

他还说：“今后在韩国经济重建的问题上，要是韩国政府需要我个人的知识和帮助，我在任何时候都会愿意效劳的。”埃哈特总理提议大家唱舒伯特的《菩提树》，酒宴上即传出了韩德合唱。

被德国学生的“示威”吓怕了

1964年12月10日，朴正熙总统一行离开汉博恩矿产公司，去访问了蒂森钢铁公司，之后便出席了由钢铁工业中心的北莱茵州州长迈尔斯夫妇举办的午宴。

这天下午4点15分，朴总统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北豪森机场搭乘泛美航空公司所属的飞往柏林的客机，约一小时后，抵达了位于北德国平原地带的西柏林市腾佩尔豪富机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柏林被苏联占领，地理上与西德（德国联邦共和国）隔离。白天东德居民们到西柏林地区干活儿，一到晚上又回到东德地区。在维利·勃兰特（后来任德国总理）出任西柏林市长的1961年，频繁出现东德居民搬往西柏林的事情，这加剧了东德人口的空洞化。感到制度有崩溃危险的东德当局于1961年8月20日砌筑了总长为50公里的混凝土墙，将柏林人为地进行空间隔离。

勃兰特市长在西柏林机场致了欢迎词：“有机会让您看到柏林的问题和业绩，本人感到很高兴。”对此朴总统回答：

“今天，本人只是本着精神上成为一个自由柏林市民的心情来到这儿。方才飞越东德上空时，看到像海一样漆黑的东德，想起了我们在北朝鲜生活的同胞的处境。今天的柏林不仅是各位的城市，也是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的精神城市。

在被饥饿和恐怖所笼罩的地方，柏林的自由和复兴之火熊熊燃烧，它的存在是今天自由胜利的象征，也意味着戳穿一些人宣称的谎言福音火花正在向四方传开。柏林和板门店结束悲剧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终结悲剧才能使人类的和平和繁荣永久下去，我们要自始至终团结在一起向前进。”

机场仪式结束后，朴正熙总统在凯宾斯基饭店休息了一会儿后，之后又访问了柏林市厅。维利·勃兰特市长向朴正熙表达了敬意：“见到勇敢人民的勇敢总统，我非常高兴。”晚上，朴总统与维利·勃兰特市长共进了晚餐，结束了他在柏林的第一天。

第二天即12月11日，柏林冬天的早上，风凉飕飕的。朴总统和德国企业家们共进早餐后，一起视察了柏林墙。在柏林市住宅建设部罗尔夫·施韦德勒长官的引导下，朴总统在波茨坦广场登上了瞭望台。朴总统远望了一阵子笼罩在寂寞中的东德。在一旁静观的翻译官白永勋教授回忆，“在访德期间，朴总统那一刻的表情是最严肃的。”朴总统望了一阵东德后，转身对随行记者们说出了感想。

“今天我看到了北朝鲜。虽然在韩国看不到北朝鲜，但今天我通过东柏林看到了北朝鲜。这个地方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为了和平和自由，柏林市付出了多大的辛苦。自由柏林市的这种努力成功打破了共产主义迷信，其功劳与日月同辉。”

上午11点，朴总统访问了自由柏林工科大学。保罗·希尔比校长把朴总统请进了电气工学系演讲室，那里有1000多名学生在等候。朴总统一走上讲台，下面的西德学生就一边哐哐敲桌子，一边大声叫嚣，表示欢迎朴总统。这一瞬间，朴总统的表情僵硬了。朴正熙把柏林工大学生的这种欢迎方式误解为了抵抗，于是面露不快地开始读演讲稿：

“……在此谨向创造这次机会的学校当局表示深深的谢意。”

当第一部分演讲结束时，学生座位上再次传来了雷鸣般的吼声。听着学生敲桌子的哐当声和喊叫声，朴正熙越说越泄气。朴正熙没有找到演讲稿的下一段，便开始了即兴演讲。给总统翻译的白永勋教授直冒冷汗。在即兴演讲中，朴正熙讲了德国学生们感兴趣的事情。

“德国一直是我钦佩的国家，而柏林工科大学是德国创建科学文明的本营。”

学生们再次敲桌子跺脚。仔细看了一下当时的场面，朴总统这才明白学生们是在欢迎自己。朴正熙仔细打量了演讲稿后，找出中断的部分开始念下去。这天，因学生们的欢呼朴正熙演讲中断了十几次。结束演讲后，走下讲坛的朴总统拍了一下白永勋教授的胳膊说：“白教授，你早点告诉我呀……”这时，朴正熙的脸笑得像一朵花。

把矿工和护士派到德国去

在李承晚政府时期，李基鸿曾担任复兴部（经济企划院前身）企划局局长，且参与了经济开发计划的制订工作。1962年3月，他被派到韩国驻西德大使馆担任经济企划院驻在员。当时，韩国军事政府为了向国外输出劳力，对各国驻韩大使馆下发了训令。李基鸿驻在员（历任经济企划院次官助理）和金泰卿助理寄希望于鲁尔矿区。这里的矿工有很多来自于意大利、土耳其、西班牙、日本，他们常被称为“异地工人”。李基鸿心想，既然躯体矮小的日本矿工能干这些活，韩国矿工没理由干不了。况且因日本本国经济形势的好转，日本矿工逐渐对在德国劳动失去了兴趣。

李基鸿驻在员访问鲁尔地区煤矿公司时，曾试探了对方的想法。对方虽然答应雇佣韩国矿工，但称韩国矿工必须取得德国劳动厅许可。于是，李、金两人去找了劳动厅劳动政策局的凯弗比茨局长，精通德语的金泰卿事务官介绍了情况：

“我们国家虽然贫穷，但人民很勤劳，而且我国派来的矿工们都曾在部队服役过，所以训练有素，熟悉集体生活。”

凯弗比茨欣然同意了。李基鸿便很开心地回到了韩国大使馆，向大使做了汇报。

谁知，大使竟然勃然大怒说，为什么干那种事。要是劳务人员来德国，会使朴议长伤脑筋的。当时在即使一美元也要赚的口号下，全国国民正在朴议长的领导下倾注全部力量搞建设。朴议长非常认真地工作，很难相信他是革命政府的领导人。他看起来很可怜，孤独。我决定向经济企划院提交这个案件，予以推进。（李基鸿回忆录《经济现代化背后的故事》）

1963年夏天，前情报部部长金钟泌曾利用到国外旅游的机会访问过西德。他与中央情报部所属派驻韩国大使馆的陆校8届同学尹兴祯参赞及金泰卿事务官一起进入鲁尔区某煤矿厂参观。回大使馆后，金泰卿说：“如果本国不赶紧办手续，矿工们到这时就晚了。”

1963年8月8日，经济企划院院长元容奭声明：“就我国向鲁尔矿区派1500名工人的事宜已与西德政府达成一致，我们决定第一批选派500名。”企划院称几天之内向全国发布公开招募公告，并公开了劳动条件：

期限为3年，劳务者在煤矿工作的同时接受技术培训。每月工资为162美元50美分（折合650德国马克），具有中学以上学历的20岁至30岁以内人员。

报名的有2800多人，其中1600人因身体条件失去了资格，剩余1200人中约有500人过去没在矿山工作过，在提交假资历证明后露出了马脚。剩下的700人经过第一次考试，最终确定了367名最终合格者，这些合格者大多具有高中或大学学历。各家报纸像公布司法考试合格者名单一样在社会版面刊登了合格者的姓名。

《朝鲜日报》派李基阳记者写了专门的报道介绍了“等候韩国矿工的西德矿山村”。在出国本身就是特权的当时来说，文章题目就足以让读者的心激荡起来。

“不逊于酒店的宿舍/每个房间都配有书房及误乐设施/金钱、啤酒和小姐/两周假期，假期内可去巴黎约会/地下800米处可乐像自来水一样喷出/莱茵河边的姑娘喜欢东洋小伙子/平民外交，韩国的骄傲”。

因具有高学历，这些矿工们被称为“绅士矿工”，在派往德国之前他们接受了为期20天的高强度训练。

被选派到德国的矿工中有很多人不是矿工出身。白天，这些人进入煤矿公司长省矿山井下实习采煤作业，晚上回去则学德语直到深夜。第一批123名派德矿工于1963年12月21日乘坐法国飞机飞往西德。

海外就业者们在机场跟家人辞别。禹东川（当时29岁）毕业于釜山大学法学系，后来报名当矿工，其妻子赵英姬（当时26岁）说：“虽然今后两人要分开3年，生活会很艰辛，但为了丈夫我会抱着希望等他回来。”她满眼含泪地微笑着。这种场面将在经济大开发时期的机场和港口不断上演。这天《朝鲜日报》社论这样写道：

“从解决失业问题的角度上来看，我们矿工们的西德之行是幸运的，他们也都是优秀的，但到西德以后，在各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虽然只能在井下工作，但只要留心干三年，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当这些人结束三年的服务期回国时，将作为模范员工为国内采煤业做出巨大贡献的。

另外，德国人因勤劳而闻名世界。都说创造西德经济复兴奇迹的最大原因也在于其勤劳。如果和他们一起工作，能学到不少东西。要是先去的人全心全意工作，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将为韩国矿工建立良好信誉，德国会陆续向韩国邀请人员，但如果给他们留下韩国人不行的印象，则会阻碍后派人员的道路，所以先去的人要意识到自己肩负着的重大责任。”

一段时间后，1964年2月21日《朝鲜日报》发表了“韩国矿工优秀/来自莱茵河边春天的消息”。有则报道介绍了矿工们写给劳动厅长的信的内容。矿工吴学莑等3人传来消息称“在7日进行的各种井下考试中，我们250名矿工全部及格，没有一个被淘汰的”。他们还感叹了西德宽松的劳动条件。“在地面作业当中手指受了轻伤，都给按工伤处理，即使不干活儿，仍全额发工资，患感冒或闹肚子，不但能请假修养，还能领平时工资的80%。”据当初打开矿工派德之路的李基鸿（当时经济企划院次官助理）讲，“比起有经验的老矿工，没有矿山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者们更好地适应了德国的环境。”

1960年春天，经旅德韩国人李钟洙博士（医科大学医院外科医生）介绍，柏林卫理公会妇女传教会与法兰克福卫理公会议员招收了两个韩国护士学生。以此为转折点，从1962年开始，每年有20名左右的韩国卫校学生为接受培训和教育被派往德国。李钟洙博士把这一项目由护士学生扩大到助理护士与护士。到1968年为止，韩国共派遣了1200多名护士人员到德国就业。

1964年，西德美因茨大学医院少儿科医生李修吉博士发现在西德有护士短缺的现象，之后他便以享受和西德护士相同待遇为条件，为德国输送护士。1966年，128名护士去了西德。

一开始由两个平民发起的派护士到西德就业的项目，从1969年开始由政府通过海外开发公司介入。到1977年为止，政府共派出10371名护士到西德就业。1973年至今，共有6124名护士在相当于占西德全部医院12.6%的452所医院工作。

驻韩德国大使克劳斯·波拉说：“对于普通德国人来说，同韩国护士的相逢，是与来自平静的晨之国的人的初次见面，在很多情况下，是与亚洲人的首次接触。”并说，“韩国护士们的热诚和奉献精神在德国人眼中树立了良好的韩国形象。”他还说：“住在韩国的德国人的人数之所以仅次于美国人的人数，也是因为两国以护士为媒介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韩国护士们尤其以“对年老患者的真诚看护和迅捷的处事”而受到好评，并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遵守秩序、勤俭节约等积极良好的生活态度”。（弘益大学丁海本教授《向德国派护士对全球化产生的影响》）

派往德国的护士在人次上超出了矿山劳动者（8395名）。据几年前统计，派往德国的护士，约1000人跟德国男人结了婚。跨越女性就业和海外就业双重壁垒的韩国护士是最先唤醒韩民族血统中蕴含的强大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的群体。从此，到发达国家当护士成为被羡慕的对象，这也为打破社会对女性就业所持有的固陋做出了贡献。

1965年，包括派德国的矿工和护士在内，国外劳务人员向国内汇寄的外汇占商品出口额的10.5%，非贸易收入的14.6%。到1967年，伴随向越南派兵而产生的特需，国外汇款额占商品出口额的36%，非贸易收入的31%。

5·16军事革命后，西德最先给朴正熙政权提供了贷款，从此，两国关系得到飞速发展，到1964年12月，朴总统访问了西德，但因金炯旭情报部错误处理东柏林间谍集团事件，两国关系趋冷。

韩国想向日本要钱

革命开始之前，朴正熙的经济开发设想中就有一个概念，那就是通过韩日国家关系正常化借用日本资金。当时朴正熙对身边的人经常这样说：

“要发展自立经济，需要以工业立国。为此美国的援助是必需的。但美国佬的援助是施恩。所以要继续从自由党时期到民主党时期一直未有突破的韩日会谈，从日本那儿获得索赔权。有了资金，我们国家就能尽快实现由民主党设想的经济开发5年计划。”

韩日国家关系正常化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核心。5·16中坚力量对李承晚政府的“对日观”持有批评态度。自从李承晚以扫荡“左翼”为由大范围接纳包括日帝时代宪兵和警察出身在内的曾从事亲日活动的地方势力，就开始受到舆论批判。为了免受舆论的指责，李承晚政府只是对悬而未决的对日外交奉行强硬手段。1952年1月18日，李承晚总统对朝鲜半岛周边海域宣布了海洋主权：离海岸平均距离60海里内的区域属于排他性经济水域，在这个区域里，禁止日本渔民捕捞，并开始截获侵犯此海域的日本渔船。

从1951年到1953年，召开了3次韩日会谈，会谈的主题是对日的索赔权问题和渔业问题。最后的结果都止于双方意见分歧很大。1953年10月15日的第三次韩日会谈期间，日方首席代表久保田贯一郎说出“日本对韩国36年的统治有益于韩国的发展”后，会谈最终走向决裂。

在1958年4月15日重开的第4次韩日会谈上，虽然双方意见差异有所缩小，但因韩国政局动荡严重，日本采取了观望态度。4·19以后，民主党政权上台之后，虽然召开了第5次韩日会谈，但会议还未来得及开，就迎来了5·16革命。

1961年8月1日，韩国想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于是崔永泽被任命为外务部驻日参赞去了日本。他的正式职称是中央情报部日本支部部长兼外务部政务参赞。

本应柳大使也一块儿去的，但因国内舆论反响不太好，最后崔永泽决定只身一人去日本，他依次拜访了日本外务省、旅日侨胞侨民团中央本部、韩国旅日企业家联合会等，做完就职见面礼后，他就开始考察起了日本政界。

崔永泽最初接触的岸信介既是日本前总理又是保守派巨头。岸信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为阁僚，因为在伪满洲国扮演了重要角色，战败后作为战犯接受了审判。朴正熙在差不多时期也有过在满洲的经历，因此朴、岸两人在情感上相投。1960年，岸批准每日安保条约修改案后，遭到舆论轰炸，于是提交辞呈，把总理职务传给了池田。

崔参赞曾和岸信介见过面，他们约在了达新日本酒店。当他到达时，他看见一位父亲辈的老人静坐在地板上。见他进来后，老人起身，郑重地行了个屈膝礼。惶恐万分的崔参赞急忙回礼后，开了口：

“我不是外交官，是为了妥善解决韩日会谈的问题而来的。我们希望能重启韩日会谈。朴正熙议长对此立场也很坚定。岸先生，我知道您的影响力很大，请帮帮忙。”

“到现在，我为撮合韩日会谈也做了不少努力。听说朴议长为了发展经济也非常希望促成韩日会谈，他的意愿让我很受感动。见到池田总理时我会转告你们的意思的。”

10月初，两国决定重启韩日会谈，会谈的日期定在10月20日。崔参赞曾建议，最高会议的首席代表应选择精通经济的人才来担任，于是最高会议任命裴衣焕为首席代表，他曾在日帝时期赴美学习经济学，并在军政时期当过财务长官特别助理，后来担任远东贸易社长和韩国银行总裁。

首席代表裴衣焕去找驻韩美国大使塞缪尔·博格弄清了美国的态度。博格大使说：“我们美国会积极支持这次韩日会谈的。”

“为了复兴经济，韩国正在建立经济开发5年计划，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或设备。虽然日本是战败国，但它已经跟其他国家打开通商之路，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默默无闻的韩国要想发展，就需要与日本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

韩日处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延长线上

被选为第六次韩日会谈代表的共有22人，这个团体由首席代表裴衣焕、次席代表李东焕（驻日公使）、顾问李汉基（汉城大学法学教授、最高会议议长）以及各部局长组成。在出发之前，他们慎重思考了谈判中要遇到的两个关键问题的立场：索赔权问题和渔业问题。

10月25日上午11点，崔参赞把金钟泌部长、李东焕公使、二局局长石正善请到日本国会议事堂内的总理办公室。池田总理、小坂外相、亚洲部局长伊关、前田东北亚科长正等候客人。据崔永泽的回忆，对话是这样进行的。

金钟泌：“为国会召开的事各位一定很忙，我们这时候突然到访，真不好意思。感谢各位在百忙当中抽空见我们。”

池田：“金部长作为朴议长的后盾协助其举事，一定很辛苦。希望能事遂人愿。”

金钟泌：“大家都很忙，我就直奔主题了。重开韩日会谈，使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我们目前的革命任务之一。过段时间朴议长将应美国肯尼迪总统的邀请访美，朴议长希望途中能在日本暂停，同贵国首脑见面，认真商量关于调解韩日会谈的事情。并且，我希望我们此次见面能取得好的成绩。”

池田：“为了两国的将来，我想韩日会谈是必需的。”

金钟泌：“过去发生过6·25南侵，日本也被列在共产主义世界同化的延长线上。我们两国必须联手制止它。所以我想促成韩日会谈是最好的方法。”

池田：“我赞同。”

金钟泌：“我喜欢读书，也读过很多日本书籍。知道日本有像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以及德川家康等优秀的领导人。他们三个每个让笼子里的布谷鸟鸣叫的方法都不同。”

池田：“是的。织田信长是强行让鸟叫的领导人，丰田秀吉是哄着鸟叫的领导人，而德川家康是一直等着鸟自己叫的领导人。”

金钟泌：“总理觉得这三位统治者中谁的方法最好？”

池田：“在我回答之前，想反问金部长，您喜欢哪个领导人的方法？”

金钟泌：“我觉得等着鸟自己叫的德川家康的方法最好。”

池田：“我和您有同感。咱们的意见这样一致，这是韩日会谈的好兆头啊。”

金钟泌：“您怎么看朴议长访日的事情？”

池田：“听了金部长的话，就能猜出您辅佐的朴议长也一定是个贤政爱民的人。欢迎首脑会谈，我会正式邀请朴议长。”

金钟泌：“那我们合力促成韩日会谈吧。”

池田总理一边说“好的，让我们好好干一把”，一边伸出了手，金钟泌握着池田总理的手说“好好干吧”。

“请不要强迫我爱国”

1961年11月11日下午，朴正熙议长乘坐大韩航空（KNA）从金浦飞抵东京。除了朴议长，由最高会议包租的这架飞机上还坐着15名随行人员以及10多名记者。

到达东京的当天晚上，朴正熙一行应池田总理的邀请去他的官邸参加了晚宴。在晚宴致辞中池田总理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并说，“两国间永久的睦邻友好是以人和人相互理解为基础的。”针对这句话，朴正熙议长说道：“我们两国距离非常近，只要天气好，在釜山就能看见大麻岛。”并说，“韩日会谈不应就琐细问题反复去争论，而应从大国发展的角度出发努力寻找共赢的对策。”

晚宴上，小坂外相起身逐一介绍了两国代表后，又指着坐在席位最尽头的老翁说：“今天这个宴会上，应朴正熙议长的要求，还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他就是朴议长曾待在满洲军官学校时期的校长南云先生。”

南云将军起身向大家郑重地打了个招呼，场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主持人小坂外相的提议下，与会者们开始一起举杯后，晚宴便在轻松欢快的气氛下继续向下进行。这时朴正熙议长悄悄离开了坐位。大家也停止了用餐，都注视着朴议长的举动。朴议长平静地走到餐桌尽头。南云慌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了。只见，朴正熙向他昔日的校长郑重地鞠了个躬。

“感谢校长先生的培养。看到您健康的样子，学生非常高兴。愿您健康长寿。”

“看到朴君成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非常高兴。承蒙谬奖，这是我一生的荣幸。”

“我给您倒一杯。”

朴正熙一手递过去空杯，一手给南云倒了酒。这时在一旁静观这个场面的全体来宾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朴正熙停留日本期间一直随行的崔永泽参赞后来回忆那个场面说道：

“宴席上，日本政治领导家们变得非常激动。我心里面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啊，今后事情好办了’。”

当时领导日本政界的一代人平均要比朴正熙—金钟泌集团大20岁。从他们的角度来讲，比起具有强烈排日思想的前总统李承晚及其亲信或软弱的张勉政府，朴正熙、金钟泌等年轻、有雄心的军人不管是在文化还是情感上，都让他们觉得更亲近。

第二天，在前总理岸信介主办的午餐会上，朴正熙议长说：“我们正模仿过去日本帝国士官学校训练学生的方法训练韩国军。”

针对这句话，《朝鲜日报》专栏“万物相”评论说，“对于尝尽日帝侵略之苦的我们来说，其他方面也许可以，但在军队方面不想听到我们沿袭日帝传统的言论。朴议长这个发言也许缘于误传或是某些通信机构故意歪曲报道的。”

为了应对韩日首脑会谈，朴正熙他们把第二天会谈上要提出来讨论的议题概括成了以下五项：①国家关系正常化问题；②财产及索赔权问题；③旅日侨胞待遇问题；④渔业关系；⑤文物返还问题等，并以简报形式说明了会谈战略。

“五项议题中，国家关系正常化问题是最终议案，可能最后提出来讨论，明天实际讨论的议题是其他四项。我们重点提出来讨论的议题是‘财产及索赔权’。在外交上称为property & claims，实际指赔偿请求权。

“估计这时，池田总理一方也正跟自民党内的官员们就索赔权的范围进行商讨吧。我们估计日方最关注的应该是渔业关系。因为渔业关系到日本的国计民生，所以池田总理也一定想把重点放在这个问题上讨论。

“现在我方把侵犯和平线的日本渔民关押在了釜山收容所，而日方则关押了我方偷渡过去的国民。双方的意见万一因渔业关系出现分歧，我们还可以提出将日本渔民和我方偷渡者进行交换。”

上午10点整，池田总理的办公室里坐着朴正熙议长和池田总理以及双方的工作代表。双方坐定后，池田总理先开了头，“您来得正好，我很高兴。我们应该经常这样见面，不是吗？”朴正熙回应，“我也很高兴。本来我这次是应美国总统的邀请去美国的。杉代表带来了总理阁下的邀请函，所以顺路来这儿了。谢谢您邀请我。”并说，“在会谈开始之前，我想声明一下，我们不是为了经济发展才请求日方向我们提供补助资金的，而是我们理所应当要回来的。”

针对朴正熙议长的这一席话，池田总理始终以“明白了”，“对啊”，“啊，是吗”，“当然，应该那样做”等语句对答。且主要采取了倾听的姿态。但在谈话当中，他也询问了一下韩方在关于双方渔业等悬而未决问题上的立场。

朴议长能听懂池田总理的话，因此能够争取足够的思考时间。朴正熙甚至提前准备好自己要作的答复，跟翻译郑代表商量“……这样回答好吗？”或“…这样说合适吗？”，然后再向池田总理准确答复。当时负责翻译的郑一永曾回忆这次会谈：

“朴议长当时感觉到自己责任重大，所以谈话非常谨慎，他没有故意渲染日韩的历史，但在该宣示权力时，会单刀直入，直接表达。因为朴议长在日本办的陆军军官学校待过，所以擅长日语，其实无须翻译，但为了谨慎起见，还是由我来翻译。如果我在翻译时使用了蹩脚的单词，他当场就会给我纠正，每当那时我都会出一身冷汗。因为翻译时过于紧张，我连他们谈话的内容都记不起来了。”

两天后的11月14日，朴议长抵达美国，在同美国务卿迪安·腊斯科举行秘谈时，将与金池总理的面谈内容传达给了他。传达的内容一直列为美国的外交密文，这份密文于1996年才得以公开。

“为了远东的和平，切切实实需要韩日关系正常化，这是我和各个部门领导人们的一致意见，但不敢肯定韩国国民和媒体舆论也这么想。为了安抚国民情绪，在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先要解决几项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于这一点，与池田总理进行单独秘谈时，我们彼此曾坦诚地交换过意见。

我和池田总理就以下问题达成了共识：要尽快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为此要先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先把政治关系上的分歧解决，再来解决经济关系的问题。相当一部分韩国国民鉴于以往历史，对韩日关系正常化以后可能发生的日本经济侵略表示担心。”

访日的第二天，1961年11月12日，朴正熙议长在下榻处——迎宾馆举行了晚宴。出席晚宴的有池田总理、小坂外相等日本政财界领导人。晚宴结束后，朴正熙还接见了50多名旅日同胞代表。其中包括为引进西德资金出国交涉的商工部长官丁来赫和最高会议商工分部委员长朴泰俊以及大韩造船公司的李英振社长。

申东植（历任总统经济首席秘书，前韩国海事产业研究所董事长）曾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毕业于汉城大学造船工学系，但发现在国内找不到一个可以施展他技术的舞台，后他又去了瑞典留学，最后成为英国劳埃德船级社国际船舶检验官。

这时期，申东植公派在日本，从事对日制船舶合格与否的判定工作。这天早上，申东植接到驻日代表部的电话，叫他来一趟迎宾馆。接见会上，申东植被引荐给了朴正熙议长。他一进房间就看到朴正熙坐在正中间，周围坐着随行人员。朴议长好像很喜欢这位在国际上活跃的青年申东植，还站起身跟他主动握了手。

一个身着军装的随行人员走近申东植以命令的口气问：“你就是申东植吗？去韩国和我们一起干吧。做好回国的准备吧。”听完这句话，申东植怒火中烧，因为他想起当年他为出国留学，申领护照比申请出狱还难。刚喝完鸡尾酒的申东植借着酒劲发泄了心中的怒火。

“因为自己戴了个勋章，就这样强迫别人爱国吗？我今天在国际上有点成就了，就让我回祖国，当年我想出国时你们有没有顺顺当当地签发过护照？我在外国辛苦时，什么时候给我提供过奖学金？”

朴正熙议长出面稳住了申东植的情绪后，一一介绍了随行人员。

“这一边人去华盛顿，那一边人去西德，都是为发展重工业去借钱。虽然有几项具体计划，但涉及船舶制造和海洋方面的事项力量薄弱。希望你能回国助国家一臂之力。”

“对不起，刚才酒后失礼了。说老实话，我对祖国没有什么好的回忆。从汉城大学造船工学系毕业时，本来说给我颁发海务厅长奖，但颁奖典礼的当天总务科长喝多了酒没有上班，结果颁奖仪式被取消了，只是把奖状邮寄给了我。

为了留学离开祖国，除了我的家人以外没有一个人真诚地为我的旅途祝福过，但我一分一秒也没有忘记祖国。现在如果没有我的签名，在日本建造的船舶都不能出海关，但请不要无条件地强迫我爱国。我提一个建议。日本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我领您参观一下从北海道到下关的造船工业设施和工业园。”

话音刚落，一个随行人员就说：“年轻人，你太放肆了！你算老几，竟敢对别人指手画脚。”朴正熙又中断了那人的话，然后指示大韩造船公司的李英振社长，“你把离开的日期往后推几天，和这个青年一起转一圈再走吧。”申东植心想：“能维护像我这样的小人物，这人不是一般人。”

第二天，申东植领着朴议长一行视察了各造船厂。申东植以此为契机，向劳埃德船级社提交了休假书，回国担任了经济企划院的长官顾问，为发展我国造船工业做了重大贡献。

这天（11月12日）晚上，朴正熙议长一行在羽田机场坐上了西北航空客机。至此30小时繁忙的访日行程就结束了。

“日本再统治二十年就好了？”

相对于1961年的韩日会谈，1965年韩日第七次会谈时，国民的情绪和舆论报道都更激烈些，尽管如此，这次会谈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次担任日方首席代表的是终身在三菱集团工作的财界巨头高杉晋一。他1965年1月7日在外务省派常驻记者会面的场合上说了一句妄言。

“韩方就过去日本统治朝鲜的事情一再要求我们道歉，我们无话可说。我们统治朝鲜是为了把它变得更加富饶。现在朝鲜的山都成了秃山，这都是因为朝鲜离开日本造成的。要是日本多统治其20年就好了。”

日本共产党官报《红旗》报道了这次发言。我国驻日大使兼首席代表金东祚认为，要是韩国报纸也报道这个内容，会使韩日会谈破裂。他给次席代表牛场打电话说：“要是事态扩大，我们别无他法。所以劝告高杉晋一，在同韩国记者会面时要无条件否认这个发言。”

牛场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劝告高杉晋一于1月18日同韩国记者见面时要否认自己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当天大会结束后，高杉同韩国舆论特派记者谈话时，坦然地说：

“《平壤劳动报》报道说，我说过去36年的朝鲜统治对韩方有益这句话，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这是为阻挠会谈编造出来的谎言。”

第二天，《东亚日报》不顾高杉的辩解，大肆报道了其严重失言的内容。读过这则报道的首席代表金东祚在20日的代表大会上警告说：“如果此内容属实，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继续会谈。”高杉首席朗读了否认报道内容的文卷，这场发言风波才就此收场了。这份文卷是金东祚大使事前要求日方制定的。

外务长官李东元认为，净化国内反日情绪的关键是日本政府对日帝殖民地统治正式道歉。1964年10月，金东祚大使到日本上任时，曾嘱咐日方尽量安排像前总理吉田这样的巨头来韩国道歉。金东祚大使在日本同椎名悦三郎外相见面时，曾邀请其访韩。

兼任韩日会谈韩方首席代表的金大使修正过去的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战略，转为分问题、委员会、单独解决的方式。索赔权、渔业、基本条款、旅日同胞问题是韩日会谈的4大议题。其中索赔权问题，决定以1962年《金钟泌——大平备忘录》为大纲。金大使认为，要是完成基本条约，其余两个问题会随之得到解决，这样国家关系正常化即成为定局，这有助于问题的早日解决。最后决定，各分科委员会先在工作层面上试着达成一致，若协商不成，再通过幕后谈判或政治会谈的方式解决。日本也同意了这个程序。

就在这时，三星物产李秉哲社长为了解决蔚山化肥厂所需的贷款问题，来到日本。

有一天，金东祚大使来找李社长问：

“现在，跟日本说好的索赔款是无偿3亿美元，有偿2亿美元，商业贷款1亿美元，要是把其中的3亿无偿贷款增加到6亿美元怎么样？”

“从当前日本的外汇情况来看，增加无偿贷款确实有困难。但商业贷款是日本用来销售的商品，是要收取利息的，我觉得可以通过谈判增加。”金大使说，“我向牛场（当时日本外务省审议官，韩日会谈次席代表）请求过很多次，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李社长，你能不能出面交涉一下。”

李秉哲和金大使带着争取贷款的目的和牛场及韩国银行东京分行在一个名为福原的餐厅见了面。

在饭桌上，李秉哲社长说了向日本请求增加贷款的提案，牛场听后面露难色。李社长问：“韩国、印度、巴基斯坦中，日本最器重的是哪个国家？”牛场回答：“当然是韩国。”于是李社长又问：“你知道日本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商业贷款供应额是多少吗？”

牛场回答：“回去调查一下，明天再告诉你。”

第二天，牛场联系了李秉哲。他说，对印度的贷款供应额为55000万美元，增加对韩商业贷款的问题，他会尽力而为。李秉哲一回来就和朴总统、丁一权总理及张基荣副总理见面，将此事告知了他们，并请求他们一定要促成此事。

但比起增加商业贷款，政府却要为降低有偿资金2亿美元的利息进行了谈判。李秉哲在其回忆录中慨叹“这是贪小失大”。牛场也评论说：“日本政府总是听企业家的话，而在韩国，事事都由官吏决定。”

日本的正式道歉

韩日两国均认为促成会谈的突破口是1965年2月17日的椎名外相访韩。这是日本外相第一次正式访问韩国。两国还拟订在首尔举行的两国外务长官会谈上草签基本条约，为韩日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奏响序曲。

在国务会议上，关于是否要在金浦机场升日本国旗、演奏日本国歌的问题上出现了争论。尽管丁一权总理和情报部部长金炯旭在召开国务会议之前说服过各部门长官，但大多数人还是表示反对。朴总统对此很焦虑。这时外务长官李东元发言了，措辞相当严厉。

“要是害怕触动国民情绪而无视外交惯例，那这不能说是一个国家。要是在国际上留下我们政府被国民舆论牵着鼻子走的印象，外交工作是很难进行的。不管国民怎么样，国家要遵守国际规则的。所以在机场必须挂日章旗，演奏《君之代》（日本国歌）。”朴总统对李东元长官的话表示支持。

会上，李长官建议汉城市长尹致暎同意在野党民政党提出的反对椎名访韩的集会，但尹市长拒绝了。“这个不是政治，是礼节问题。怎么能让建国以来第一个访问我国的日本要人撞见示威队伍呢。我决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