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韩国的复活.2

2月17日上午，67岁的椎名外相乘坐的JAL（日本航空）飞机抵达了金浦机场，但因丢失抵达声明文稿，他在飞机上耽搁了3分钟。因为这个小小的意外，他下舷梯时，因为焦急连皮鞋带也没来得及系上。他的到达声明大意是这样的：

“日韩是一衣带水的重要邻国，一直以来，两国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中也有一段不幸时期，对此我实在表示遗憾，也进行了深深的反省。”

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正式对日帝殖民统治表示歉意。椎名外相访韩的前一天，亚洲局后宫虎郎局长向外务省常驻记者分发了到达声明函后，并听取了意见。记者的反应是，“要真想道歉，应再明确一点。不想道歉，干脆一句也别提。这样模棱两可，反而会带来负面效果。”

作为先遣队先到汉城的外务省调查官前田利一读完文卷后，也建议“最好再明确一点道歉之意”。

后宫虎郎局长补充了句“深深反省”后，把文卷拿到外相那里。

“要是大家都那么想，就那么做吧。”

椎名很简单地答应了。为了说服日方在文卷中再加进去更加强有力的道歉语句，李东元、金东祚也在幕后费了不少心思。

尽管在日本首相到达我国之前的会谈上，我国政府已经同意当首相到达金浦机场时，演奏日本国歌。但是当67岁的椎名在比自己小30多岁的外务长官李东元的引导下检阅仪仗队时，他们本应听到《君之代》激昂奏起的，耳朵里却听到了阿里郎这首歌。李长官心里想，“朴议长不是同意了吗……难道又改主意了？”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波澜，就那么过去了。当天晚上，在华克山庄晚宴上演奏了《君之代》。

在椎名和李长官同乘一辆轿车驶向住处朝鲜酒店的路上他没怎么说话。只说了一句“比起东京，汉城更干净、安静”。当车快达到朝鲜酒店时，他们又迎面撞上了示威群众扔过来的鸡蛋，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李东元用生硬的日语说：

“请不要惊讶，这是表示欢迎。要是憎恶，可能开枪了。”

椎名脸上流露出不快，像独白一样说：“作为欢迎的动作，有点过分……”

第二天，朴正熙总统在青瓦台和椎名外相一行，举行了30分钟的重要会谈。

朴总统说：“日本应先理解韩国国民对历史的情绪，你们应该先伸出和解的手，表示出诚意。”

中午，朴总统用韩式套餐招待了椎名。椎名外相吃得津津有味，甚至发出了啧啧的咂嘴声。

吃饭期间，椎名还不无幽默地说：

“阁下，我有个请求。”

“是，请说。”

“这饭菜真好吃。能不能再吃一碗？”

以巨头政治家椎名洒脱的言行为转折点，韩日双方人士开始敞开心胸了。

“阁下，韩日两国的饮食风俗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不愧是邻邦啊。”

“可能在种族上也接近吧。”

“其实也有很多有韩裔血统的人活跃在日本政界。岸名福田也提醒我，自己的祖先好像是韩裔。东条内阁的东乡大臣也公开说自己是朝鲜人。”

“啊，是吗？”

结束其乐融融的午餐后，双方在外务部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外务长官会谈。争论的焦点是韩日间基本条约中规定的大韩民国管辖权和旧条约失效的时间等问题。

韩方主张，应追溯到韩日合邦时期，从那之前韩日两国签订的所有条约都无效。这句话的内涵是因为韩日合并本身非法，所以日帝统治也非法。

对此日方主张“日本和韩国之间签署的条约是否无效，应以日本战败时签订的《旧金山讲和条约》为依据”。

日方其实想把日帝殖民统治只是当作一个史实来处理。因为这就属于对日帝统治的一种历史观争论，是得不出结论的。

日方还主张，应将大韩民国管辖权范围界定于停战线以南这个事实写清楚，但我们无法接受。日方还说，在“大韩民国是朝鲜半岛唯一的合法政府”这段前面加上限定语“按照1948年12月18日联合国对韩国问题的决议”。从这点看出，日本不想对这个主张负责任，而要把全部责任转嫁给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双方立场存在差异：我们把北朝鲜当局看成反国家团体或傀儡，而日方不能完全这么看。但是这个问题又关系韩国的历史和国家的统一，所以不容易调解。

韩日的深夜谈判

1965年2月18日，在汉城举行的李东元—椎名韩日外务长官会谈中，双方在大韩民国政府的管辖权和旧条约问题等关键问题上，分歧很大，无法达成共识。

当天晚上，双方代表在牛耳洞一家叫仙云阁的饭店参加了晚宴。

晚宴结束后，椎名留住李长官说：“找个安静的地方，我有话说。”俩人去了一间屋子，椎名一进屋马上露出严肃的表情说：“李长官，打算怎么处理竹岛（独岛的日本式叫法）？佐藤总理也有特别指示。要是看外务省的证据资料，竹岛分明是日本领土……”

“我们手里也有一些历史资料能证明竹岛是我国领土。那把对马岛和独岛交换一下吧。”

对话就这样无聊地进行着，毫无进展。第二天也一样，李东元和椎名坐在长官室里也只是费时间。

2月19日举行的外务长官会谈上，实务人员之间仍没有什么进展。但在旧条款作废的时间上，双方意见逐渐趋于一致。对于韩日双方的旧条约，双方同意在文章中加进表示“已经无效”的单词“already（已经）”。这就使两国的主张得以中和：之前，日方以1951年《旧金山讲和条约》作为两国间所有条约无效的起始时间，而韩国则主张以1910年韩日合并作为起始点。

在大韩民国的管辖权问题上双方没有进展。日方借联合国决议承认大韩民国是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并且倾向于同意将韩国的管辖权局限于停战线以南的主张，韩方对此全面拒绝。

看来这次访谈，双方的意见不可能完全达成一致，所以佐藤总理等日本政府首脑也采取了“没有必要勉强达成一致”的姿态。

在椎名回国的前一天下午5点左右，李东元长官去青瓦台见了朴正熙总统。

“阁下，在旧条约问题上我们可以让步，但管辖权问题关系到国家根基，双方都很坚持，所以会谈还没有结束。”

朴总统面带不快的表情说：

“当时我任命你为外务长官时说过，韩日会谈全权交给你处理。所以你要尽心尽责呀。”

这天晚上，椎名在朝鲜酒店举办了晚宴。张基荣副总理走到李东元长官旁边说：

“看来会谈不太顺利啊，真糟糕。会谈能不能成功将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经济复苏啊。要不铤而走险吧，有时候，我们是可以先斩后奏的。”

李长官也已下决心这天晚上要再努力一下。晚宴结束后，他对椎名长官说：“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再喝一杯吧。”李长官、驻日大使兼韩日会谈首席代表金东祚、外务部亚洲局局长延河龟以及椎名和亚洲局局长后宫虎郎一同去了青云阁饭店。当时已经过了晚上10点钟。

一行人刚走进大厅，“啊，这是怎么回事？”有个人出现在大家面前，那是陆军中将出身的国会国防委员长金钟甲。原来，军部首脑们正在会餐。于是在得到椎名的谅解后，他们就与金钟甲同在一桌席上了。好酒的椎名拿出常带在身边的拿破仑白兰地喝。

不懂韩语的椎名，看着李长官和几位将军们大声谈话，像是在吵架，就问：“他们因什么事吵架？”

将军们正求两位外务长官“想办法促成会谈”。

据李东元长官讲，这天椎名接到佐藤总理的传话：“如果会谈不顺利，回日本就交给他处理。”鉴于这句话的刺激，他找来了在隔壁屋喝酒的亚洲局后宫虎郎局长说：

“给佐藤君打电话！告诉他我在这里解决完韩日会谈后再走！笨蛋！我是外务长官，我自会处理。总理算什么，在国内坐着知道什么呀……”

椎名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和将军们的偶遇是朴总统为了给会谈施压，故意策划的。”

晚上11点，两位长官让在座的其他人都出去了，只留他们两人进行密谈。

“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吗……”椎名外相直接问李东元长官。

“李长官，如果这次谈判失败，日韩会谈可能要推迟几年。现在轮到李长官你决断了。”

李长官一本正经地说：

“您的岁数比我父亲还大。连我这样年轻的人都能豁出命解决这件事。所以咱们再为此事想想办法吧。”

“想不出好办法了。”

李东元长官走出房间，去找了延河龟局长。正好看到延局长和后宫虎郎局长正在门外侧耳倾听，听听两位长官谈什么。看两位专业外交官出身的局长的神情是担心两个外交经验少的长官。

李长官问延局长：“材料准备好了吗？”

“是，虽然有些牵强，但已经准备好了。”

“拿进来吧。”

李长官把延河龟局长带来的材料放在椎名面前。这是折中方案，即日方放弃“将大韩民国管辖权限于停战线以南”的部分，韩方同意“照联合国决议……大韩民国是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

椎名跟后宫虎郎商量后说：“如果是这样，可以向本国解释……”

“好吧，我负责说服我们国家，您负责韩方吧。”

因椎名过于积极，李东元退让了一步。

“不行，必须得到总统谅解。”

就这样，双方商定，在均获得领导裁决后，于椎名回国的当天下午举行基本条约草签仪式。

当时韩日间电话接通情况不怎么好。日方决定用韩国军和驻日美军之间的军用电话线，并嘱咐从下午6点开始，每隔30分就连接本国总理、自民党副总裁、干事长、外务次官一次。谈完后，时针已经走过了1965年2月20日凌晨2点。

李长官往青瓦台朴正熙总统镇海的住处打了电话。朴总统没有睡觉，正等李长官的电话。他叫李长官读了一下协议文卷。

“我觉得这种程度可以说服国民。”

“椎名外相说什么？”

“他也说这样可以在日本国会解释。”

“好吧，就那样吧。”

这天早上，椎名外相向佐藤总理汇报了协议内容。佐藤问了几句将协议通过了。1951年韩日会谈已经持续了14年之久，终于在此刻有所突破口。20日下午2点延河龟和后宫虎郎局长在外务部会议室草签了《大韩民国和日本国之间有关基本关系的条约》，这个条约由7条构成，其中第二条和第三条后来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第二条：在此确认，1910年8月22日或之前大韩帝国和日本帝国之间签订的所有条约及协定已经无效。

第三条：在此确认，像联合国大会决议第195号中明示的一样，大韩民国政府为朝鲜半岛唯一的合法政府。

为什么菲律宾失败了？

1966年2月7日上午，朴总统乘坐从西德汉莎航空公司包下的波音707走上了访问马来西亚—泰国的路。离开汉城时气温达到零下10摄氏度，下了飞机却感受到了赤道的炎热。

当飞机飞过南中国海上空之际，朴总统审读了离开金浦之前布劳恩大使转达给约翰逊总统的亲笔信，并通过无线电向青瓦台下了指示。

本来，朴总统打算也访问菲律宾的。外务长官李东元就此事同菲律宾方进行了交涉，但对方来消息说，因总统马克仕的日程太紧，不能见面。以这种理由拒绝友邦国家的元首访问，是一件外交失礼。

李长官为了报告这个情况走进总统办公室时，朴总统说了这样的话：

“放肆的家伙，走着瞧。今后数年内我们一定能赶超菲律宾。且10年后我们成为发达国家，菲律宾将永远留为落后国家。”

从统治者的统治力度看，朴正熙和马克仕具有共同点。朴正熙执政了18年，马克仕为21年。俩人给人的印象也相似。但是俩人当总统的成绩单差别很大，就像今天韩国和菲律宾两国经济的差异一样大。

当时菲律宾的现代化起点比较高，朴正熙执政的1961年，我们政府内部甚至有学习菲律宾的热潮，但为什么马克仕的现代化失败了，而朴正熙的现代化取得成功了呢？

在诸多原因中，最关键的差异是韩国进行了农田改革，而菲律宾则没有。李承晚总统不顾主要政党——韩民党和其势力圈下舆论的反对强行推进农田改革，6·25南侵之前，农田改革基本完成，这次改革使韩国的土地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造成了地主阶级的没落，带来了预防同化的效果。

靠6·25凌晨奇袭占领南韩大部分地区的北朝鲜人民军要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后分给佃农，或许能获得农民的支持。若是那样，当国军和联合国军反击时，很多农民为了守住自己的农田也许会站在人民军一边。但由于战争之前李承晚已经结束农田改革，人民军没什么可给做的，反而使很多农民为了守住自己分得的土地，反对了人民军。

在没有搞农田改革的菲律宾，地主出身的政治家和军人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警卫，扮起了牺牲国民欲望和福利的传统势力角色。在韩国，像朴正熙这样的贫穷农民及平民出身的人组建了军官团，因此军队更容易改革，与此相反，菲律宾的军官们却当起了守护部分上流层以及反改革势力的走狗。

虽然这两国都挂着民主主义体制的牌子，但菲律宾的民主主义不过是地主出身的政治家之间的民主主义，游戏化的民主主义。政治家们只不过是党派和地区以及家族利益的代表，未能成为代表整个国家的精英。多数平民是既得利益集团展开的权力斗争的观众或受害者，国家的高文盲率进一步限制了这些人参与政治。

相反，以扎根于平民阶层的朴正熙为中心的韩国军官团跨出党派、地区利害关系变身为以国家和国民整体利益为根本来实行政策的国家精英。这决定了朴正熙与马克仕，韩国与菲律宾之间有质的差异。像朴正熙一样，能通过长期执政来确保权力，并将权力用作实现现代化的领导人很少。与朴正熙不同，马克仕把权力主要用作保护自己和家族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朴正熙能够取得成功，也和李承晚为他打下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有很大关系，比如在农田改革、建军、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扩大教育等方面。

1966年秋天，菲律宾马克仕给李东元长官传来信儿，表示在访日途中想顺道访问韩国。

朴正熙总统斩钉截铁地回绝说：

“给他发电报，说我没有时间。”

“总有一天，马来西亚会有政治爆炸”

1966年2月7日下午4点53分，朴正熙总统夫妇和随行人员乘坐的汉莎包机飞抵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附近的雪邦机场。在21发礼炮声中，驻马来西亚崔圭夏大使和马来西亚礼宾长官基普乔哈里两人登机迎接了朴总统夫妇。

朴总统通过抵达声明说：“我坚信，自由友邻团结互助，更加坚定‘自由意志’，更能贯彻安定和繁荣的目标。”

随后马来西亚，伊斯梅尔·纳西尔丁·沙阿国王也致了欢迎词。朴总统夫妇和随行人员受到了沙阿国王夫妻、拉曼总理和高层官僚的欢迎，在机场举行完40分钟礼宾活动后，前往了住处。

在住处安定后，朴正熙总统于晚上8点钟拜访了国王夫妇，并赠予他们木槿花勋章。晚上9点钟，在徥特姆宫举行的晚宴上，沙阿国王通过欢迎词强调，“两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所以，必须一起同好战的共产主义斗争。”

当时大韩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100美元左右，是亚洲最贫穷国家之一。当时马来西亚出口丰富的地下资源（橡胶、马口铁、石油资源等），人均年收入达到323美元，富裕程度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这个国家主要依赖同英国的防御条约，所以他们本国陆海空军加起来兵力规模还不超过2万人。

在访问马来西亚之前，朴总统决定向越南增派兵力，这成了在亚洲唯一派师级战斗部队（韩国45000人，菲律宾2000人，澳洲4500人，新西兰150人，泰国17人）的国家，因此，面对富裕的马来西亚朴总统和随行记者并未有自卑感。

第二天早上，朴总统与侨胞共进早餐后，于上午11点30分与随行人员访问了马来西亚国家开发办公室。在那里，朴总统听取了拉扎克副总理关于当年年底结束的第二次马来西亚经济开发5年计划推进情况的报告。朴总统拿出笔记本做了笔记，当讲述引资部分时，他还向拉扎克副总理提问了他认为有效的方法。

这天，朴总统对马来西亚的房屋政策颇有感触。当时马来西亚政府推行了“引导人们在远离市中心的森林或腹地盖房，由政府修路”的政策。由于解决了交通问题，人们开始分散聚集，结果路的附近就逐渐繁荣起来了。

拉扎克副总理也讲述了马来西亚的苦恼。据他介绍，相当于橡胶、椰子等大农场的83%、马口铁产量的63%、贸易实权的70%都被英国人掌握不说，剩下的份额大部分又被更善于商战的华侨掌握。

同行的《釜山日报》金钟信记者回忆说：“听完介绍后我有种想法，‘总有一天马来西亚会有政治爆炸。’”

这天下午5点钟，朴总统出席了马来西亚国会议事堂对面的独立显忠纪念塔的揭幕仪式。1948—1960年间，马来西亚在英国特种部队SAS的支援下成功肃清了在密林活动的共产党游击队。为了纪念在这场战斗中牺牲的勇士，马来西亚政府建立起了18米高的铜像。

结束揭幕仪式后，朴总统对外务长官李东元说了充满悔恨的话，“马来西亚为勇士设立国立墓地和显忠塔的做法非常好，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其间过于疏忽了。”回国后，朴总统下指示装修铜雀洞国立墓地。

在访问马来西亚期间，朴总统还特别关注了马来西亚国会议事堂所在的建筑。在铜像揭幕仪式途中，朴总统望着超现代式的议事堂建筑说：“起码象征民主主义的国会议事堂要漂亮才行。”

随行的李万燮议员也非常羡慕马来西亚的国会议事堂。回国后，在撰写的随行记上他写道：

“最让我羡慕的是每个议员都有自己的房间。有种迫切的想法浮上心头，如果经济上允许，我国也从现在的剧场搬到新议事堂，每个议员分一个房间，塑造研究气氛，摒弃茶馆政治。”

49岁的朴正熙和79岁的蒋介石

1966年2月15日上午10点，朴总统一行飞离香港启德机场，约一个小时后进入台湾上空。上午11点钟，在出迎的“中华民国”空军飞机编队的护卫下，朴总统的专机飞抵松山军用机场。那天是22摄氏度的晴朗天气。朴总统和蒋介石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握了手。49岁的朴正熙和79岁的蒋介石在他们生涯中有多个交会点。

和出生在贫困佃农家庭的朴正熙一样，蒋介石于1887年10月31日出生于浙江省一个农民家庭。1906年，他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前身——东京武官学校，1910年以日军少尉身份服役于高田野战炮兵团，算是与朴正熙一样的炮兵军官出身。蒋介石和朴正熙的不同之处在于，蒋介石在武官学校时期就遇到中华民国创始人、革命战略家孙文老师，之后，一生都传承孙文精神。

1911年，蒋介石擅离军队回上海后，组建100多人的敢死队进攻杭州，在与清军的战斗中立下赫赫功劳。孙文在本土打出民族主义旗帜创建了国民党，但他在1925年3月12日不幸去世，蒋介石便掌握了国民党的指挥权。当年4月份，他建立国民政府，12月份与浙江省财团宋氏家门三女儿宋美龄结婚。这跟朴正熙同忠清道巨富陆钟宽的女儿陆英修结婚的经历也很相似。

1937年，蒋介石反对日军侵略，与中国共产党握手建立联合战线，主导国共合作，致力于制止日军。在这期间，朴正熙毕业于满洲军官学校和日本陆校后，在满洲军任军官职，与蒋介石对立。

1945年8月15日，因日本败亡，两人重新开始接近。朴正熙以落魄的形象找到蒋介石麾下的军队，希望先图个人安全后再回国。之后中国国共爆发内战，蒋介石战败，于1949年12月7日退守台湾。

在机场握手的朴蒋好像忘了词似的半晌握手不放。随行的外务长官李东元在回忆录中说：“朴总统生前受恩惠最多、最喜欢的是美国总统约翰逊，但在心里最敬重的可能是蒋介石。”

结束机场欢迎仪式后，他们同乘一辆轿车前往住处——台北市区大饭店（grand hotel）。沿途站满了人群，少说也超过20万，到处飘着太极旗和青天白日旗。台北大酒店是日帝统治台湾时用作新宫的地方，可将台北市区尽收眼底。

这天，台湾发行了纪念朴总统访问台湾的邮票，且这天的邮包上加盖了“韩国总统访问纪念”的日戳。台湾政府还派三名校级陆海空军官作为朴总统的联络军官，安排礼宾司室长的夫人夏女士作为陆英修女士的随行秘书。

在联合国（UN）中，台湾同英国、美国、法国、苏联四强一起处在可行使拒绝权的常任理事国地位，但1966年时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的不过57个。15年来（1964年6月份中断）靠美国援助资金成长起来的台湾，其经济得益于1961年起步的第三次经济开发计划，从1963年开始，台湾在国际收支方面创利，到1965年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68美元，领先韩国（约100美元）。

随行采访朴总统夫妇东南亚巡访的韩国记者们却受到了冷遇。泰国政府为韩国记者团提供了轿车，使其享受了贵宾待遇。而中国台湾为下飞机的随行记者团提供了在韩国乡下常见的一辆大巴士。

更让韩国记者团不愉快的是台湾以安全为由禁止拍摄抵达机场的照片。中国台湾的舆论界长期受政府控制，有点像政府官吏的下人。这种对待本国记者的方式直接套用到了韩国记者身上。韩国记者稍拍一些扎眼的场面，官吏们就大发雷霆，想夺去韩国记者们的相机。

中国台湾国防部报道科科长是战斗机操纵师出身的空军少将，他举办宴会邀请了韩国记者团，金钟信记者借那个场合向他抗议说：“台湾自称为自由中国却没有舆论自由。”

报道科科长挖苦金钟信说：“街道上有位漂亮的小姐正在赶路，有个二流子凑过来动手动脚地搭话，我训了他几句，结果那家伙顶撞说舆论自由。”

金记者立马发了火，他顶撞说：“你知道自由和放纵的区分吗？”对方红着脸没有继续说下去。随行记者团团长——《韩国时报》政治部次长金泰雄回忆：

“由于交通阻塞我们乘坐的大巴停在马路中间，当时街道像刚结束足球比赛的汉城运动场一样吵杂。宪兵、巡警、特务队队员们到处吹着口哨在马路上横行。他们在蒋总统的领导下处在以‘收复本土’为大目标的战时体制下。所有东西都是军队方式，所有活动中军人就是主角。”

后来，朴总统随行的李万燮议员回忆说：“我们访问的东南亚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在实践民主主义方面比韩国更好的。”

1966年2月15日下午3点，朴正熙总统在下榻大酒店卸下行装，拜访蒋介石。他们交换勋章后，一起出席了会谈。这天晚上8点，朴正熙总统一行人出席了蒋介石在“总统府”举办的晚宴。

朴总统以亚洲年轻反共领导人的气魄做了一次演讲。

“有的人称中国台湾和大韩民国为自由的防波堤。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比喻。我们为什么就得默默忍受波涛的冲击。我们要前进。”

2月17日晚上，朴总统应蒋介石的特别邀请改变行程参加了在台北郊外“总统府”举行的晚宴兼第二次首脑会谈。

蒋介石照中国传统用筷子夹菜递给了朴总统，并讲述了自己的统治哲学。

“如果你是个领导人，应该会用人，还要学会用远处的人，而不是只用你周围的人。依我的经验，对国家有价值的人才都藏得很严实，找起来很费劲。国事还是人最重要，而且优秀人才干得越长越有益，应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时间和支持，以确保他们能充分发挥能力。”

“是，明白了。”

“在亚洲要想治理一个国家，领导人必须有权威。但以行使权威为理由胡乱拔刀是要不得的。刀的权威不在于拔，而在于插入状态下的光。领导人脸上应该时刻洋溢着德望，私生活也一尘不染。”

“还有……很多事不是靠刀枪做的。为国民谋福利会更有效。”

李东元长官在旁边看着，这天朴正熙好像对蒋介石的建言感触很深。当晚，回住处的朴正熙总统始终面带肃然表情，一句话也没说。

2月18日，两人就“为了协商有关安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共同关注事项，两国间必要时召开自由亚洲领导人最高层会谈”达成了一致。声明中接着还表明就“承认急需援助越南共和国国民，加强两国间技术合作与通商关系，增强文化交流”一事达成了一致。

这天，在松山机场21发礼炮声中朴正熙同蒋介石并肩检阅仪仗队，握手告别。蒋介石握了好几次手后才放。朴总统和一行人乘坐的专机起飞后，中国台湾两架空军飞机编队护航至领海外。

不是总统规格

1961年8月15日朴正熙议长发表了关于转交政权的日程后，韩美间的关系急速亲密起来了。8月23日，美国驻韩大使博格给迪安·腊斯科发来了电报，要旨是“希望能邀请朴正熙议长”访美。

“（来自肯尼迪总统的）访美邀请意味着我们承认了军事政权。美国的承认将有利于韩国国内稳定，加强朴议长在国家重建最高会议中的权威。这样还可以向北朝鲜、中国、苏联显示韩美间没有裂痕，韩美可以就韩国的经济问题和长期经济开发计划坦诚交换意见。韩方高层访美，还方便我们传达我们对军事政权的期望，我们希望军事政府严格遵守其向文人政府转交政权的承诺，并由合适的机关制定宪法和选举法。为了传达我方对韩日间国家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意见，我们也正式邀请朴正熙议长。”

9月1日，国务长官腊斯科向肯尼迪总统建议11月13—17日之间邀请朴正熙议长到美国访问。邀请方式采取非正式访问。获得肯尼迪总统的同意后，美国务部指示博格大使“华盛顿以外地区的交通费由韩国负担，随行人员控制在10人以内”。内阁首脑宋尧赞要求美国驻韩大使博格“删掉首脑会谈发表声明中的‘非正式’一词”。

10月26日，军检警联合侦察本部部长兼陆军反间谍部队队长金在春领着4名先遣队员朝华盛顿出发了。来迎接的是驻美大使丁一权和驻联合国大使李秀荣。李秀荣对金在春说：“美方对贵国拘留高级将军的事情不赞同，希望在议长阁下访美之前解决这个问题。”丁一权大使就美方的迎接仪式作了说明。

“美方的招待实在很不像话。到华盛顿机场迎接议长阁下的竟然是国务卿次官助理麦康瑙希。”

年少气盛的金在春甚是恼火。

“怎么说也是迎接一个国家的当政者啊，哪能这样？来这受那种气干什么？”

“美方的解释是他们也很为难。在韩国，民选总统还在位，所以不能按国家元首的规格来接待朴议长，也不能给予其总理待遇，最后派了前任驻韩大使。”

“这成何体统，对待当权者竟然像对待一个普通的名人一样。如果本国知道了，人们会气得跳起来的。应该取消议长阁下的访美计划。”

金在春通过国际电话跟中央情报部部长金钟泌商量了一下。金钟泌部长又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高会议，他认为，对待美方要有主见。最高议会的部分人甚至提出对“议长访美”要重新考虑。最高会议还向美国驻韩大使塞缪尔·博格正式提出了抗议。几天后，美国务部韩国科科长来找在华盛顿逗留的先遣队长金在春，“为什么要重新考虑朴议长访美？”

金在春说：

“贵国迎接朴议长的规格不是总统的标准，并且迎接仪式也存在诸多问题。我把这些情况都报告给了本国。至于为什么要重新考虑‘访美’，我也不清楚。”

第二天，美方通过丁一权大使通报说他们已经修改了仪式。具体是由副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科到机场迎接，并检阅仪仗队，当朴议长到达白宫时，肯尼迪总统到门道迎接来宾。

“政变就是给韩国做手术”

11月12日下午4点20分，朴正熙议长一行抵达西雅图机场。由我国战争孤儿组成的宣明会合唱团唱着爱国歌迎接了朴正熙。来美留学的姜文奉将军也来到了设在机场大楼内的临时接待酒会。

朴正熙议长在这儿被跟来的美国记者围住，被迫接受了采访，看起来他心情很不好。一个美国记者问：“军事政府现在连违反交通秩序的人也严惩，是真的吗？”朴正熙做出了以下回答：

“必须遵守的就是规则。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例外，违规者必须接受处罚。交通规则早在革命前就已颁布，但无人遵守。我们政府只是督促人们遵守这个规则，重罚的说法只不过是捏造的谎言。”

第二天早上，芝加哥留学生和侨民在德雷克酒店主持召开了欢迎朴正熙议长到访的早餐会。目前在芝加哥生活着约15万侨民，但当时这个人数还不足以成立韩人会。原来，当时部分美国媒体刊登了批判朴议长访美的报道，气愤的芝加哥学生会（会长金俊烨）向朴议长发了邀请函。芝加哥学生会总务是西北大学材料工程系的一年级学生千兴淳。他后来担任了韩国科学技术院院长及大田产业大学校长。据他后来回忆：

“对于朴正熙将军靠政变取得政权，我们留学生并没有持批判态度。我们只关心如何让祖国更强大。在美国电视中播出的关于韩国的画面大多是孤儿伸手求助的场面。我们在这儿学习，是忍受着巨大种族歧视的。有一次我在马路上走，旁边经过的公交车上的一个白人学生竟然朝我吐痰。所以我一听说军事政权上台，果断推行改革的消息后，感到很骄傲。见到朴议长后，我感觉他有刚毅的性格，对国家的发展应该有很强的推动力。那时我便相信他能把我们国家建设成富饶的国家。”

据说，这天的早餐欢迎仪式令朴正熙议长很受感动。在作训示时，他把演讲稿丢到一边，作了即席演说。

“我们发动过两次革命。若将国家比喻为患者，算是对它动了两次手术。因为4·19的手术不太成功，就再次对它进行了5·16手术。多亏手术结果不错，目前国家正在康复。通过改革根除数百年传下来的顽症，不仅是我们革命力量的任务，也是民族的任务。要是这场革命失败，下一个来临的只有共产主义革命。

“同肯尼迪总统会谈时，我准备与他讨论一下关于经济重建的问题。因为没有经济革命，就没有民主主义。虽然我不懂政治这东西，但我们不能对国家走向灭亡坐视不管。我们确信，各位掌握先进技术和学问回国后，会为重建国家做出贡献。”

学生会总务千兴淳将法槌作为礼物赠送给了朴议长。据千兴淳讲，“因为我们都是穷留学生，想着送既省钱又有意义的礼物，最后准备了法槌，意思是希望朴议长为重建国家做出决策时，法槌定音一样果断。”其后一段时间，千兴淳在犹他大学担任教授，后来在引进海外科学家时，他回国担任了韩国科技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

如此善变的美国

朴议长一行从芝加哥到华盛顿时，肯尼迪总统向其提供了美政府要人乘坐的双引擎螺旋桨专机。离开芝加哥约4小时以后，飞机于下午4点钟抵达了华盛顿国际机场。美陆军仪仗队员吹响喇叭，以示国宾抵达，高个子林登·B.约翰逊副总统先走过来主动握手。因为朴正熙夫人没有随行，出来迎接的人都没带夫人。

以前朴正熙任师长时，莱曼·L.莱姆尼策是联合国军的司令官，现在莱姆尼策担任参联会议长。5月16日时，联合国军司令官马格·路德对朴正熙少将一派采取了强硬的镇压姿态，而他想阻止这些。他很欢迎朴正熙议长的到访。

在华盛顿国际机场，约翰逊副总统和朴正熙议长互致欢迎词和答谢词。结束后朝登机车走过去的朴正熙议长突然改变方向，朝机场围栏后面挥着太极旗欢迎朴正熙的旅美同胞走去，隔着围栏跟他们握手。朴正熙这种擅离仪式路线的行动，着实让美方护卫神经极度绷紧，一度惊慌失措。在宴席上，国务长官腊斯科向朴正熙谈及此事时，开玩笑说：“假如在竞选中我是同朴议长对决，那还是早早放弃的好啊。”

朴议长同副官、警卫官、主治医生一起住进了麦吉尔街2838号驻美大使的官邸，其他随行人员下榻到相邻的修翰酒店。这天（11月13日）下午，因没有正式活动，朴议长留在大使官邸，听了金东焕参赞的关于华盛顿访问行程的报告。到晚上，他和随行人员一起参加了丁一权大使举行的晚宴，吃了韩国料理。

朴正熙议长抵达华盛顿的当天，白宫安保助理华特·W.罗斯托博士为了应对第二天举行的韩美首脑会谈，以备忘录的形式编制了概要报告，提交给了肯尼迪总统。

“从朴议长访美中我们能够获得的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向韩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表明了美国对韩国的未来长期持乐观态度。

这对因祖国分裂而对未来容易绝望的韩国人来说，非常重要。对于如何实现经济自立，韩国人还没有明确的方向。学生们对于军事力量推翻李承晚政权，进入军事独裁，感到很失望。

其他国家也很困惑。他们更倾向于韩国政权回到李承晚模式，美国一开始反对韩国政变，现在却郑重地接待政变领导人，对此，这些人正经受着困惑。”

韩国提出向越南派兵

最近公开了从1961年11月14日下午3点30分开始举行的，历时1个小时20分钟的肯尼迪、朴正熙首脑会谈的记录。我方出席的有最高会议外务、国防委员长柳阳洙、外务长官崔德新、国防长官朴炳权、财务长官千炳圭、经济企划院副院长宋正范、驻美大使丁一权、翻译官韩相国。美方出席的有国务卿腊斯科、国防长官麦克纳马拉、驻韩美国大使塞缪尔·博格、总统特别助理华特·罗斯特、国际开发处（AID）处长福勒·哈米尔顿、远东问题担当国务部次官助理华特·P.麦康瑙希、USOM处长基伦、东北亚问题研究所所长科伦、翻译官克莱因。

肯尼迪总统看完提前准备好的联合声明书后说很满意，并说要是朴议长同意的话就那样发表了。朴议长也同意了，于是肯尼迪总统指示可以发表。

肯尼迪：刚才和朴议长共进午餐时我们谈到了韩日关系的很多事情，并同韩国外务长官谈了谈关于越南事态的问题，外务长官答应制定一份有助于解决这个事态的备忘录给我们。怎么做能阻止越南瓦解，本人也忧虑重重。当然最后手段是投入美军兵力，但最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并且我们觉得越南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朴议长您怎么看？

朴正熙：我曾向腊斯科长官和哈米尔顿处长提起过越南的问题。我觉得美国的负担太重了。我相信，只有世界上的其他自由国家也分担自己力所能及的责任，才能增强自由世界的整体力量。我们之所以强调韩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原因也在于此。作为自由国家，韩国希望为远东的安全全力以赴。越南拥有训练有素的游击部队，而韩国为了打越南式战争，也培养了100万训练有素的士兵。如果美国承认并提供支援，韩国政府将同意向越南派遣这支部队。若正规军队不适合，则可以招募志愿军。这个举措宣示了自由世界的团结。我在出国之前就这个问题曾同韩国军指挥官讨论过，希望总统阁下跟贵方军事助理们商量本人的建议，并告知结果。

肯尼迪：非常感谢。以柏林隔离墙为始，美国是担起了维护世界自由的负担。我希望朴议长明天能跟麦克纳马拉长官、参联会议长莱姆尼策见一次，详细谈一下向越南派兵的事情。其实还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我们同菲律宾人商量一下。正如法国人在越南得到的经验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能采取的行动是有限的。

当时朴正熙表明向越南派兵的事情至今还没有传开。因为美国政府公开外交文件时，删掉了朴议长建议向越南派兵的部分。1996年美国国务部出版了《美国外交》的文集，才在本书中正式复原了删除部分。在当时接受美国援助的情形下，朴正熙议长没有可向肯尼迪总统亮出的底牌，能想到的就是向越南派兵。这次派往越南的兵力数为30万人次，驻扎兵力最多时达到5万名，也就在这时，韩国史上首次播下了向国外派兵的种子。

后来，肯尼迪总统又举行了一次计划外首脑会谈，这次会谈貌似为了更深层讨论朴议长提出的向越南派兵的建议。朴正熙表明了向越南派兵的想法，逻辑是“作为自由世界的一员，应分担美国过重的负担”。但派兵要取得美国的承认和支援，即发兵之前要理清与每次派兵相关的经济利益。之后，肯尼迪把话题引到了援韩问题上。他讲述了美国为什么必须执行“买美国货”的政策背景。朴议长说韩国希望的不是美方全面撤销“买美国货（Buy America）”的政策，而是承认对特定商品例外。国务卿腊斯科说希望在晚宴上进一步谈论这个问题。

朴正熙：我们带来了一些文件，它很好地反映了革命政府在革命前后究竟做了多少工作。本人曾围绕这个主题同腊斯科长官、哈米尔顿处长讨论过。

肯尼迪：两国大使就韩国革命政权取得的业绩已对我讲过，这是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故事。本人很有感触。我保证美方会尽一切力量支持朴议长。我们知道援韩的重要性。假如韩国被赤化，日本也会步其后尘，那样的话，太平洋全部区域都将有可能失去自由。韩国和我们的关系利害攸关。麦克纳马拉长官，你给议长说明一下美国军力。

麦克纳马拉：比起当初的计划，核武器及常规武器发展的预算增加了60亿美元。1700架可携核武器战斗机中有850架可在15分钟内起飞，且时刻处于应急待命状态。虽然最近苏联在核武领域进行大气层实验，但美国在量上是他们的3～8倍，在质上具有更大的优势。苏联最多能将200～300架可携核武器的轰炸机派到北美大陆上空。再说洲际弹道导弹，我们拥有5艘可携80枚核弹头导弹的北极星级核潜艇。

肯尼迪：即使苏联先发制人，美国也可以进行较之更可怕的反击。我们的老大难问题集中在伊朗、越南、古巴等地。

肯尼迪总统问朴正熙议长：“有无通过三八线进行渗透？”

朴正熙：“那帮家伙想动用一切手段渗透三八线，但均以失败告终，都被我们一网打尽了。”

肯尼迪：“北朝鲜人的士气和政治风气怎么样？”

朴正熙：“居民生活水平非常低。当然在基础产业和地下资源方面他们比南韩优越。目前北朝鲜的电力年产量为110万千瓦，而南韩是在5年计划结束的那一年才能达到103万千瓦的水准。”

肯尼迪：“怎么没有建核电厂？”

朴正熙：“造价太昂贵，没敢想。但（笑着说）如果美国愿意帮忙的话，我们会考虑的。南北朝鲜陆海军的战斗力差不多，但北朝鲜的空军实力较南韩强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