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总统的预言:“熬不过一年”
1973年10月,越盟几乎原原本本地接受尼克松总统在9个月前提议的停战方案:“阮元绍越南政府存续,美军撤出越南,双方停战,越盟军停止渗透越南,交换俘虏,继续政治协商。”表面上越盟方做了很大让步。美国舆论表示支持尼克松接受这个方案。
基辛格和尼克松认为,即使接纳越盟这个提案,若不保持强制军事手段,越盟也不会遵守协定。当时驻越美军开始撤退,一度在越南达到50万人的兵力减至3万人。尼克松的安保助理基辛格认为,美国应继续向越南政府提供军事、经济援助,越盟违反协定进攻越南时,若靠海空军力惩戒,在越南能保持军事均衡。
朴正熙总统的判断却不同。1972年10月21日,驻韩美国大使哈比卜见基辛格回来后,向朴总统汇报了协议方案,朴总统提出了反对意见。朴总统首先指出的是,没有写明渗透越南的越盟正规军撤退的问题。当时约14万名越盟军侵入越南伪装成越共打仗。美国和世界许多媒体把他们误传为自生的反专制斗争组织。朴总统扯高嗓门说,怎么相信这种允许渗透越南的越盟军继续留守,撤退驻越美军,这个停战协定无法在国际监督下协定。
朴总统警告说,要是缔结这种协定,阮元绍政府和越南国民的士气会跌落,包括美国在内的自由团体的巨大牺牲将化为泡影,越南政府1年也支撑不了的。
四天后,朴总统叫来驻越韩国大使柳阳洙,嘱咐他如果回返任职地方一定见见阮元绍总统,转达自己的担忧。
阮元绍总统也拒绝了美国基辛格拿来的协定方案。1972年10月22日,在总统白宫举行的会谈上,阮元绍总统对基辛格大喊“阁下打算叛卖越南吗”。预定在11月7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上,为了挫败受反战和平运动势力支持的民主党乔治·麦戈文,尼克松想缔结越南停战协定。算准这个时机后,越盟假装让步提出了带陷阱的停战方案。
会见柳阳洙大使时,阮元绍总统告诉了他和基辛格交谈的内容。阮元绍指出了在不撤出渗透越南的越盟军的情况下停战的不当性。他还要求再次确认1954年日内瓦协定。那样做是为了越盟侵略时可向国际舆论揭发。越盟方主张上到中央政府下到基层组织,阮元绍政府与越共联合,这意味着左翼与右翼的合作,是企图把越南政府变成傀儡的老计策。
基辛格本打算逼越南政府只修改字句后,于10月26日发表协定,31日在巴黎签署,可因阮元绍的拒绝,计划泡汤了。阮元绍对基辛格几乎说了粗话。
“我们没有跟共产党直接对话,是阁下斡旋的,可您站在哪一边,为什么对敌人友好,却想牺牲友邦?为什么说越南的外国军队60天内撤退,却不要求越盟军撤退呢?”
一个小国拒绝曾帮助过自己的大国是一件不易的事情。但韩国曾成功拒绝美国急着从韩国撤军。1953年,韩国李承晚总统认为美国急着签署协定后撤出韩国,宣布北进统一声明和释放反共俘虏的做法不妥,他曾拒绝美国政府。为了哄李承晚政府,美国承诺了韩美共同防御条约、国军现代化计划、保持驻韩美军等。这成了直到今天朝鲜半岛和平和繁荣的保障。可是阮元绍总统无法跟尼克松玩那种把戏。与其说其能力不如李承晚,不如说美国舆论和言论转向反战、反阮元绍,在美国国内无法动员支持势力。
尼克松说服阮元绍做出书面保证,要是越盟违反协定来侵犯,美国会发兵惩戒,继续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可阮元绍仍不同意,1973年1月16日尼克松向阮元绍总统发了最后通牒。
他在信中称,如果阮元绍政府不同意停战协定方案,美国会跟越盟硬签署,并威胁“自己只能对美国国民解释越南政府妨碍和平”。
1月21日,阮元绍最终认输。他在写给尼克松总统的亲笔信中要求“美国把西贡政府承认为越南正统政府,并单方面声明越盟无权在越南留守兵力”,美国答应了这个要求。1月23日,双方在巴黎草签了停战协定。
从此,这个协定成了一张废纸。签署停战协定后,直到1975年4月30日西贡落入共产军手里为止,越南内战激烈地持续着。
有了即使违反停战协定也不会遭到任何制裁的自信后,越盟加强了越南内攻势,自签署协定后20个月间,26000名越南军人战死。
签署停战协定后一年半内,越盟向越南渗透了13万名正规军,为了准备决战,越盟展开了修建公路网、堆放补给品等活动。连停战协定中禁止的坦克、装甲车、火箭炮、远程炮、对空炮也被运往南边。基辛格在其回忆录《再生时机》中这样概括道:
“在越盟军持续渗透和违反协定期间,美国掐住越南的脖子,麻痹了自己的惩戒能力。在越盟正规军侵犯越南期间,因国民舆论分裂,这场悲剧以美国旁观的形式告终。”
美国CIA在1974年5月23日《国家情报评估书》中预测“越南军不可能恢复主导权。如果美国的海、空军不参与战斗,越南军很难支撑。美国的大规模支援才是阻止共产军攻势的起码条件”。
越盟指挥部围绕自己对越南发动总攻时,美国是否按约定调动海、空军力帮助越南的问题思前想后。他们判断美国不会介入。据说,越盟共产党书记黎笋说了这样的话:
“美国行政部的内部矛盾和政党之间分裂日益加剧。水门丑闻使整个美国陷入混乱。美国对西贡傀儡政权的援助正在展开,美国不可能阻止西贡政权的破灭。”
越盟把1976年定为决战之年,决定在1975年对越南政府展开攻势,试探美国的意志。
气愤的基辛格
1975年,越盟军占领了福隆省省都福滨。这算是在越战史上被共军占领省都后未能夺回的第一次。河内越盟指挥部决定观察一下美国如何应对后,再展开下一步的行动。因为2年前的议会决议,福特行政部对这种严重违反协定的行为也无法使用军力。气愤的基辛格拿出了加强对越盟上空的侦察飞行,把原计划从菲律宾苏比克湾起航前往印度洋的进取号航空母舰驶入越盟东京湾以警告越盟的方案。越盟立即做出了反应。
严重违反协定的越盟反而指责美方违反停战协定加强了侦察飞行。对此,美国言论和议会趁势要求福特行政部解释。议会和媒体言论并未批判更严重违反协定的越盟,反而扑向自己的政府。在这种情形下必须由美国国防长官出面解释才行。这时正好赶上议会对国防预算审议,美国国防部又不想惹事。
进取号一离开苏比克湾,河内就再次露出侵略意图。美国防省取消了进取号驶入东京湾的计划。
静观事态发展的河内越盟指挥部判断美国福特总统不可能为越南政府做好防御工事。范文同总理开玩笑称:“即便贿赂美国,他们也不会介入。”
福特总统和国务长官基辛格试图解救越南。他们请求美议会批准对弹药所剩无几的越南政府提供3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共和党和民主党没有动心。一直指责福特总统对共产主义分子过于温柔的反共堡垒亨利·杰克逊上院议员也拒绝说:“靠3亿美元武器购置费无法解决印度支那的问题。”
这时,阮元绍总统断然改变了部队战略部署。他把原来守护中部高原地带的精锐空降部队调到海岸岘港附近,来集中防御能力,缩小战线以图战略后退。这一举动给越盟指挥部发出了不好的信号。河内没有错过这个机会。他们决定趁此机会提前实施原定于第二年的西贡进攻计划。参谋总长文进勇前往越南亲自担任了越南军司令职务。
为了掩盖这次侵略行为,越盟政府搞起了典型的伪装和平攻势。他们提议政治协商。内容是“为了中断美国介入,贯彻巴黎协定,在西贡建立新政府”。
基辛格这才知道这个提案意味着什么。他还记得3年前巴黎谈判对象黎德寿面不改色地提议“暗杀阮元绍”的事情。尽管越盟调动正规军侵犯越南,使巴黎停战协定变成了一张废纸,但他提议“为了贯彻巴黎协定,要更换阮元绍政府”时,美国言论称其为“稳健的建议”并表示了欢迎。
《洛杉矶时报》在1975年3月6日社论中不但反对了福特总统申请的3亿美元紧急援助,还主张削减已经通过的对越南援助额。社论还补充了一句:“应削减军事援助,以阻止阮元绍总统加强自己的权力,防止其妥协或让步。”
1975年3月,越盟正规军在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攻击了越南中央高原,越南阮元绍总统把亲信急派到华盛顿邀请了紧急援助。对此回应似的,民主党上院议员大会于3月12日作出决议反对对越南的任何额外援助。失望的阮元绍总统把中央高原防御部队和空降部队撤回后方,部署在岘港附近。
这支撤退部队可用的道路只有7B路线一条。道路状况非常差。约6万名军人和40多万平民涌入这条道路。当时越南军人家属吃住都在部队附近。这些军人家属也得跟军人一起转移。撤退消息一传开,许多越南人再次走上了避难之路。少数民族认为越南政府不管自己的死活,开始闹事。
军人们在挤满道路的人潮中肆意掠夺。对庞大人群的粮食供给根本不可能有保障,军纪也崩溃了,越南战斗机把后退的部队错认为越盟军进行了轰炸。在这种混乱状态下,转移的部队几乎溃不成军了。部队简直像蒸发掉一样。攻入中部高原地带的越盟军看到这个事态后,开始把进攻西贡完成统一的计划付诸了实践。
进入1975年4月份,谁都无法阻止越南的灭亡了,国务长官基辛格也感到无能为力。现在美国的目标不是保护越南,而是安全地撤退越南境内约6000名美国人和其间协助美国的越南人。要想顺利进行这个撤退工作,需要阮元绍政府发挥作用。
弄清阮元绍政权正与越南一起沉没的情况后,美国言论开始要求美国政府抛弃阮元绍马上撤退。当时美CIA局长威廉·科尔比建议,以美国让阮元绍退位为条件,让越盟保证美国人安全撤退,结果遭到基辛格的拒绝。
开始撤退
对于从1965年开始参与越战,一度投入5万兵力,创下30万人次派兵业绩的朴政权来说,越南的沉没绝不是可以隔岸观火的事。韩国政府较早就开始准备侨民的撤退工作了。因为朴总统自己对越南事态发展有着悲观的预测。
从1975年2月27日开始到3月1日,亚洲地区大使会议在卡塔尔举行。会上,驻越韩国大使金荣宽请求外务长官金东祚“尽快批准上次报告的越南官员及侨民撤退计划”,从3月15日开始进入了筹备工作。大使馆掌握的侨民数一开始是1200人,但实际分散在全国的侨民,包括非法居留者在内,远远超出这个数。随着北边越南军开始向西贡撤退,韩国侨民也开始集结在西贡。
海军参谋总长出身的金大使要求派撤退船,4月9日,两艘海军LST运输船驶离了釜山港。两艘船舰长告诉自己的士兵“到南中国海演练”。即使在这艘撤退船前往越南时,西贡只有少数人认为越南会灭亡。比起住在汉城的人,长时间习惯战争的人们更为乐观些。
派遣侨民撤退船是在1975年4月3日外务部次官金正泰主持召开的有关部委对策会议上决定的。这个会议上决定,把撤退侨民相关的决定权全权委托给驻越韩国大使,同时制定一些预案,于4月4日呈报给了国务会议。
在等海军LST期间,驻越韩国大使馆方面首先利用客机把大使馆家属和商社驻在员送出去,之后劝导侨民撤退,并同越南政府进行了谈判。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灭亡的情况下,越南政府仍要求“依法办理出国手续”。意思是说要得到出国签证。
4月22日,我们海军的两艘装载着救援物资的LST抵达了西贡外港——新港。驻越韩国大使馆举行了救援物资转达仪式,是为了得到越南人的帮助。23日上午开始了救援物资卸船作业。因为大使馆把撤退侨民乘船日期定为26日,需拖延卸货时间。4月25日,在上部指挥两艘LST的权尚虎大校收到指示电文。
其要旨是“马上停止卸货,载上侨胞后回国”。
看到越南事态急速恶化后,本部首先想的是必须防止韩国海军舰艇被越盟军扣留。金荣宽大使和权尚虎大校凭当地指挥官的判断无视这份电文,决定载上所有侨民后再走。26日,本部再次发来了回国命令。
“如果贵分队滞留西贡期间湄公河被封锁,随之而来的后果将非常严重,望考虑这一点,马上遵照军统帅部的指示行动。”
金荣宽大使对权大校表示同意。尽管大使馆揪心地组织侨民撤退,可一些侨民却故意从撤退船上下来,找借口逃避,做出了一些不像话的举动。
26日下午6点30分,两艘海军舰艇离开了新港。包括被送到某座岛的越南难民在内,共载了约2500人。除了韩国侨民以外还有很多跟侨民结婚的越南女性。两艘LST深夜出航,开始沿着湄公河出海了。后来LST 815舰长李允道中校这样回忆:
“虽然我们正处在战争中,可没什么特别的情报。因为美军对湄公河周边赶尽杀绝,雷达也没什么用处。只能在黑暗中估摸着河流确定航道。甲板上所有灯都打开了,还搭起了难民帐篷。这是为了避免对该船的轰炸。一般需要5~6个小时的湄公河下游航行,这次花了9个小时。凌晨才抵达波涛拍打的大海,没有比这个更让人高兴的。”
韩国海军舰艇载着侨民和难民离开后的第二天——27日早上,新港遭越盟军轰炸支离破碎了。据统计,侨民乘坐两艘海军舰艇离开之际,10多名韩国官员和164名侨民留在了西贡。
4月27日,天一亮,韩国人就涌入大使馆院子,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大家都打着包裹来闹。说明新事态正展开。
登上最后一架直升机
1975年4月28日,驻越韩国大使馆在紧急对策会议上决定关闭大使馆撤退。上午9点钟,美国大使馆发来了紧急通知。为了韩国大使馆人员的撤退,美国在新山一机场准备了飞机,并派了一辆大巴送他们到机场,让这边2小时内做好出发准备。从一开始就决定由美国来帮我们大使馆人员撤退。
4月29日天刚蒙蒙亮时,除了撤退的大使馆人员以外没有几个人想到这一天是越南政府的最后一天。西贡市区还在越南政府的控制下。秩序维持得还行。
这天早上,越盟军炮击新山一机场,开始了对西贡的最后攻势。29日上午11点,约3000人聚集在美国大使馆院内。因为不可能从机场出逃,都来这儿了。美国大使馆利用屋顶直升机场发出直升机,为了增多的人员又在院子里紧急搭建了两处直升机场。
屋顶直升机载上各国大使和越南高官,院子里的直升机载上了平民。金荣宽大使在大使馆三楼等候,其他使馆人员和侨民则在6000坪左右的院子里等候。这时,治安本部派来的徐炳浩警督带来了被关在西贡监狱中的七名韩国人。在大使馆三楼等候的金大使下楼走到院子中。人们翻过围墙继续拥入院子。
金大使向美海军陆战队警备指挥官表明自己的身份后,向围墙外面的人喊:“如果这里有韩国人请高举护照。”他亲自把他们带入院子里。当金荣宽大使会同李祥薰参事先搭乘直升机飞往韩卡克号航空母舰时,大使馆人员和侨民们正在美国大使馆院子中等直升机。金大使嘱咐美国大使马丁先让韩国人登直升机,并得到其保证后才离开的。之后的情况却不是那样。金大使离开后,剩下的使馆人员中级别最高的是李大镕公使。
都到晚上了,还没轮到韩国人,这让李公使很不安。利用直升机的撤退战进行得太缓慢了。他去找平时关系不错的美国大使班尼特公使,求他给韩国人优先登机权。公使露出难色劝说:“金大使先走了。你也在大使馆屋顶乘直升机吧。”李公使拒绝他的好意后下来跟职员们商量了,得出的结论是韩国人要想先登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说服管制排队的美军。
美军最后也被说服了。在李大镕公使的指挥下,只有韩国人单独站在通往直升机机场的出入口跟前。与管制官约定的是“绝对遵守秩序,保持安静”。终于轮到他们了,门开启,韩国人悄悄地向出入口走过去了。
这时,坐在后方等候场所中的韩国人和越南夫人们起身朝门口跑过来了。那样一来,其他国家原本默默地、用羡慕的眼光静观的人们也离开队列朝门口蜂拥而来。场面一下子陷入了混乱。管制官关掉了出入门。他宣布暂停直升机运输。后来,李大镕公使回忆说:“韩国人自己丢弃了全部撤走的机会,真是悲哀。”
直升机在大使馆庭院机场起落期间,午夜已过,迎来了4月30日。10多名还没有搭乘直升机的大使馆职员们开始不安起来了。李公使心里想,应阻止现役军人被扣押的事态,让郑永顺陆军大校等五人换上军装,跟美军管制官说说情。他进了本馆大楼直升机机场,李大镕公使(准将)决定自己留在后面。李达华少校进里面后看见了面熟的美国大使馆武官萨默斯中校。
李少校说:“我们上司陆军准将在外面等候。”萨默斯中校说:“不用担心,暂停撤退了,马上重新开始撤退战。”很快,通往本馆直升机机场的出入门敞开,所有在外面等候的人进去了。两架直升机以30分间隔运送人。李大镕公使也放下心了。
4月30日凌晨4点50分,韩国队伍最前排的人和一部分韩国人(包括《韩国日报》安炳赞记者)搭乘直升机向美国航空母舰方向飞去了。
李少校后来回忆了之后发生的事情。
“因为下一轮就轮到我们,便松了口气,可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管制大使馆警备朝450名友邦国民发射催泪弹,我转过身逃向大使馆本馆门厅。我边喊‘我是大韩民国公使,是将军。你们指挥官在哪里’边往后面跑。如果一个人的话,可以进本馆大楼。那样可以爬上屋顶乘坐直升机。可是一想下面还有140多名韩国人,也没有指挥官,就掉转脚步了。”
李公使说:“美国大使马丁误判了形势。可能听到凌晨敌军渡过西贡河的假报告后瞬间昏了头。不然凌晨4点50分怎么可能中断撤退呢。”
越盟军开着坦克进入西贡市区是4月30日正午时分。最后一架直升机离开美国大使馆后还有8个小时的余裕。包括李大镕公使在内的9名官员和140名平民(后来增至165名)先去了韩国大使官邸。李公使带着他们辗转于日本大使馆和法国大使馆等,寻找藏身处。李公使在日本大使馆向韩国外务长官发了一份电报,要点是“越盟军还没有进来,解救我们吧”。
5月1日上午,日本大使馆参事渡边把金东祚长官的回信转达给了李公使。其要点是“政府会通过外交渠道全力解救”。渡边参事说:“据我收到的情报,北朝鲜同越盟政府协商,准备把所有韩国外交官带到平壤,多留点神。”
李公使拿出了38口径5连发左轮手枪,他说:“要是出现北朝鲜要员,我会用这支枪自尽。”
越战孕育了韩国的野性
1975年2月12日,国民投票中维持维新宪法的赞成率超过70%,朴正熙总统趁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掌握了政局的主导权。在这段时期越南正好败亡。几乎每天都有因美军撤退,内部分裂的越南走向败亡的言论。
进入4月份后,作为合理化维新措施的案例,朴总统几乎在所有演说中都提及了越南事态,以此来推进维新体制的进程。
4月10日,在海军士官学校毕业典礼谕示中,朴总统说:“目前在越南到处是背井离乡的难民队伍,其状况惨不忍睹。老实讲,对于我们曾经历6·25动乱的国民来说,这种惨状绝不是隔岸火或别人的事情。”
他还说:“北朝鲜看到我们国内1971年选举后的状况,预测下一届选举时一定会发生严重分裂和混乱,准备届时武力南侵。”并说,“我们应设想一下,要是没有具备维新体制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4月29日,朴正熙总统发表了“关于国家安全和国际局势”的特别讲话,并通过电视和广播向全国进行了转播。朴总统的这次讲话刚好在西贡被越盟军包围,新山一国际机场遭炮击,驻越韩国大使馆关闭,侨民们沿着撤退线路回国的时候发表,因此让国民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家的危机。
“我们一软弱,共产主义武装分子就会扑过来。”
兵力或装备占优势的越南是在窝里斗中吃了败仗。假如,将来北朝鲜共产集团挑衅战争,向汉城发动攻击时,我们绝不撤退,全体市民要留在原地死守。
1975年,4月30日,越盟军坦克推倒西贡独立宫(总统官邸)的铁门后,长驱直入,这标志着越战终结,也标志着越南政府的消亡。印度支那赤化变成现实后,下一个轮到的是不是朝鲜半岛呢?这种不安感占据了国民的头脑。
5月13日,搭载越南侨民的两艘海军LST驶入了釜山港。这天下午,朴总统宣布了相当于戒严令的紧急措施9号。他想就此给所有反政府运动画上句号。从此紧急措施9号时代拉开了帷幕。
9号所禁止的行为是从散布流言飞语乃至煽动他人否定、反对维新宪法的歪曲行为和学生的政治集会及示威等一切反政府活动。9号规定,国会议员做的发言可以免责,但报道或传播这种内容的行为需给以处罚。对于这项措施的违反者,没有逮捕证也可逮捕拘押。
在宣布9号措施前夕的一次特别讲话上,朴总统说:“最近,北朝鲜共产集团趁印度支那悲剧事态,误判可以南侵的可能性在增大。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每个国民要做的事情是为一切不必要的国力浪费、国民舆论的分裂以及阻碍国民和谐的行为画上句号。”在野党对此措施的反对连报道也不允许。舆论也安静了。
朴总统把因越南事态引起的安保危机利用于平定反对势力,其效果持续到1979年初。靠越南事态和紧急措施9号使政治稳定延续了约4年。其间朴总统朝以重化工及国防产业建设为基础的自主国防力建设迈进。他还策励建筑企业进军中东,把涌入这里的石油资金赚到韩国来用于国内经济建设。
韩国企业之所以能够有序、大规模进军中东建设市场,是因为它们在越南战线积累了消化各种工程和劳务的经验。韩国人首批集体海外进军——越战结束了,可是韩国人在那儿孕育的组织能力和野性算是打造了另一个活动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