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敢与知识分子叫板的总统

知识分子天生看不起军官。然而，朴正熙的军官大都有留学经验，视野开阔，能力超群，做起事情来风风火火。相反，韩国知识分子，时而吵吵嚷嚷，时而唯唯诺诺，在美国人面前，全然没有气节。对于知识分子领导的学生示威，朴正熙多次大光其火：

有些大学看见别的大学搞示威，为了面子跟着搞示威，搞完示威后发现第二天报纸上没有刊登，所以决定再搞一次。只有学生改掉示威的毛病，国家的事才能顺利进行。

政变三年，学生抬棺示威

1964年5月15日，朴总统发表了5·16军事革命3周年纪念声明，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在改革和重建的道路上交缠着许多像乱麻一样的牵绊，这些牵绊一些是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一些是我们自己犯的错误。作为领导者，我跟各位国民一样愤恨，也感到非常惭愧。”

5月16日下午，在野党主办的“5·16军事革命批判形势报告会”在汉城桥洞国民小学校举行。这一天聚集了约2万名群众，讲演者金大中攻击说“5·16是用刀枪颠覆立宪政府的反民主行为”。从此，以救国为目的的5·16开始遭到质疑。

1964年5月20日，汉城市区9所大学的学生和约3000多名市民聚在汉城大学文理学院操场举行了“民族民主主义的葬礼仪式及军政的声讨大会”。他们抬着棺材走到街区，对发射催泪弹的警察扔了石块。这次示威惹恼了朴正熙和他的军人部下。学生们念的悼词、宣言、决议是连在野党政治家也未曾说过的激烈言词。文教部尹天柱长官认为“这些人表现出不像是学生，而是政治家的做法”。

次日凌晨，黄吉洙大尉指挥的一群空降部队队员携带枪械到汉城刑事地方法院大楼和梁宪法官家，要求驳回对示威学生的拘捕令。各家报纸则以“10多名武装军人闯入法院进行施压并占领值班室”的标题进行了大肆报道。虽然经查明这次行动并没有暴力，就连“闯入”、“占领”等说法也是言过其实，但政府和军队又挨了一次舆论的围打。

在丁一权总理主持召开的军首脑层会议上，对军人行为的赞同论占了上风。民政党召开党务会议，讨论了如何弹劾朴总统的问题。金泳三代言人称，“民生的痛苦，高物价，各种舞弊腐败事件，校园催泪弹事件，军人闯入法院等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于总统，因此主张弹劾他”。

5月22日，国防长官金圣恩在国会批判了舆论的夸张报道。“空降团黄吉洙大尉结束当日的工作后，同11名士兵交换了关于学生示威的意见。激奋之余，大家搭乘凌晨停靠在那儿的救护车，连衣服也没换上，就直奔到法院和法官家里，目的只是抗议司法当局不冷不热的态度，呼吁采取严厉措施，结果正在法院采访的记者把这起事件渲染得相当吓人。这件事一旦公开，会对这些军人治罪的。”

因为此事，黄吉洙大尉等8人被拘留，黄大尉在军禁闭室中说了这样的话：

“在制止示威时，眼睛受伤的禹永吉警卫是我的战友。警官有什么罪呢？携带枪械是因为刚刚下班。军人也是国民中的一员，有权到官厅诉求，不对吗？要是民众之间相互毁谤，社会持续动荡的话，国家根本摆脱不了贫困。”

空降团闯入法院和法官家中的当日，3名中央情报部要员把正在受通缉的汉城大学文理学院学生宋哲元带到坐落于南山的一所孤零零的房子，并追问他“金重泰（文理学院示威指挥者）在哪儿”，并对其进行殴打，之后放他回去了。宋君是在“民族民主主义葬礼仪式”上念悼词的学生。

十天后，检察官拘留了这三个情报部要员。这些人是自己要求见检察官的，他们对记者说：“只是在履行职务时失误了而已，没什么可内疚的。”

出现学生和军人对决的事情后，在野党内部也开始提出慎重论。有趣的是，民政党代言人金泳三表现出强硬态度，如强烈主张对朴总统进行弹劾起诉等。相反，金大中（民主党）议员的论调就比较温和。金大中说：“当政治家对学生示威寄于期望时，等于放弃了国会责任，是政治家的堕落。”

“爸爸接电话，他说自己是总统”

1964年5月23日，朴总统在回答记者的书面提问时说了这样的话：

“我认为，政局动荡的根本原因是一些政治家的越轨言行，一些舆论不负责的煽动，一些学生们的不法行动以及政府的过度宽容。”

朴总统使用“一些”这个词，想强调反政府势力不能代表大多数国民。他非常清楚政治语言所具有的心理和战略意义。大多数报纸强烈反击了招惹舆论的总统。

其中，张俊河投稿的文章批判总统的激烈程度是报纸也很难刊登的。

“总统朴正熙先生！尽管你总是重复谎言，并总犯政治失误，但仍当上了总统，尽管你们执政者的舞弊和腐败那样泛滥，你仍能继续执政，尽管民生这样陷入水深火热，你们仍能说大话，这些难道不是得益于韩国舆论的栽培吗？现在，似乎和你们同生共死的韩国舆论顶不住国民的怨声和压力，从深深的噩梦中醒过来了。

“挥动像女招待裙子一样的毛笔，助您当选总统的不是韩国舆论吗？你要知道感恩！如果你真是那个以清廉闻名，以刚直见称的陆军少将朴正熙，有没有想过为今天这事态负责。我很伤心。今天，我找不到当年那个有勇气的男子汉了……”

5月27日，国会就野党提交的国防长官和内务长官免职建议举行了投票。这次，在共和党内没有违信票的情况下，这个建议被高票否决了。共和党一个院内干部把这个结果汇报给朴正熙总统后，走出来对记者说：“差一点失去总裁了。”因为朴总统想，如果共和党内部在这次表决中还出现违信票，他便辞去共和党总裁职务。

几天前的星期天，朴总统给正在家中休息的总统代言人朴相吉打了电话。朴相吉是朴正熙代表作《国家、革命和我》的整理者，5月初被提拔为总统代言人。朴代言人年幼的小女儿接了朴总统亲自打来的电话，她说了几句口齿不清的话后，说：“爸爸接电话，他说自己是总统。”朴相吉慌忙地把话筒接过去，总统问朴相吉：“你在做什么？”

“正在休息呢。”

“要是没别的事，你来一趟吧。”

处处笼罩着阴森气氛的星期天，主馆内除了门厅的两个警卫以外，看不见任何执勤的人，气氛非常冷清。朴相吉通过长长的走廊，走进了总统办公室。朴总统正呆呆地眺望窗外宽阔的庭院，听到有人来后转过身，重重地坐在沙发上。他取出一根烟点着，深深吸了几口后，把烟灰弹在了烟灰缸里。之后，他便凝视桌子下面，默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响起了敲门声，秘书室室长李厚洛走进来坐在朴相吉对面。朴总统换了个坐姿后，开口了：

“我决定辞去共和党总裁职务。请代言人马上起草一份声明。”

据说，当时秘书室室长李厚洛说了这样的话：

“阁下，您做得对。您早应该这样做。阁下是3000万国民的总统，不是共和党的总统。”朴相吉的想法却跟李厚洛不同，他说：

“阁下，写我会写的，不过我觉得最好写总统辞职声明，而不是总裁辞职声明。不要忘了，阁下是在共和党的正式推荐下，作为共和党的总裁当上的总统。辞去总裁职务，那不等于放下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吗？一个打仗的军长想继续战斗，但要辞去军长职务，这行得通吗？这样又能怎么样？‘我出于什么目的干了革命，当选总统后，为了扶正国家，我也这样那样费尽了心思，但因为这样那样的障碍，实在不能胜任这个位置，我决定辞职。’这么一来，国民或者接受，或者反对，该怎么办，肯定有所反应。要是接受辞职，你就清清白白地退下来，或者像法国戴高乐那样，要求一下应急大权。一定有什么办法的。”

朴总统凝视着朴相吉的眼睛默默地听他讲，最后说：

“知道了。你去马上整理那个戴高乐宪法给我。”

但总统并没有按计划进行。几天后，朴相吉整理好分析戴高乐宪法的资料，就等朴总统传唤，快到下班时，他悄悄去了总统办公室。朴总统没有任何反应。

比起学生示威，更折磨朴正熙的是内讧

比起学生示威，更折磨朴总统的是在敌前暴露出分裂迹象的共和党内讧。从1964年5月30日开始，汉城大学举行绝食示威，政局重新变得乱糟糟。5月31日是个星期天，主张金钟泌议长让位的国会副议长张坰淳等共和党内非主流人士和建议金议长留任的主流人士轮流来访青瓦台，折磨总统。

6月1日，金钟泌去向朴总统提交了辞呈，却遭到拒绝。

6月2日，数千名大学生涌到世宗路，展开反政府示威，要求朴总统下台，并跟警察发生冲突。当天，朴总统把朴相吉代言人叫到办公室：

“发表这个吧。”

他扔过来的文件标题是《关于当前时局的总统特别咨文》：

“本人和政府忍受着巨大的牺牲，听取真实的在野呼声和民意，为了打造建设共同目标，一直忍耐到最后底线。但学生示威远远偏离神圣的4·19精神，正在坠落为失去基点的骚乱。

“即使是有理由的示威，但如果妨碍了个人或国家做事，应该先被制止，否则什么事情也干不了。

“韩国位处广阔的赤色大陆一端，为了克服这个地理劣势，必须巩固与自由阵容的联系，促进经济建设，即国家首要任务，进而实现现代化。国家间妥协外交旨在创造最大利益和最佳条件。但同样重要的是获得时利。内外局势表明，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不利。

“先不说韩日会谈的妥善了结本身带来的利益，也不能忽视与之附带的、通往世界各友邦的经济支援之路。我断言，在两国之间调解中获得的金额，一分也不浪费，将全部用于重新恢复国家经济。”

使朴相吉受冲击的是这份声明的最后一段：

“最后，本人借此机会想对国内外同胞阐明一点，要是这些悬案的终结和随之而来的祖国安全及国家现代化基础得以确立，为了民主政治的进步，本人不会出马下一届选举，只在一届任期内为祖国服务，这是我想对内外表明的决心。”

朴相吉心里想，既然总统决心放弃再出马，连声明也是亲笔写的，没人能够改变他的主意。

但是6月2日的学生示威正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报道学生示威的各家报纸展现了檄文一样的内容：

“星期二下雨……学生高喊……在硝烟中扔石子，绝食示威……还有愤怒的大学街”，“‘不能抓走我的儿子。’泪流满面的母亲哽咽着，警察拉扯母亲的胳膊，这次儿子死死抱住母亲喊‘不能抓走我妈妈’。”

正在绝食的汉城大学学生投的煽动诗也直接刊登在报纸上。舆论似乎把形势视为革命前夕。但那是误判。

军队和多数国民支持朴正熙政权，而朴正熙确信自己权力的正当性，坚定了靠武力压制暴力的意志。

6月3日，朴正熙总统给朴相吉打电话：“先不要发表昨天那份文件。”历史在一天之内变了。这份差一点成为“历史文件”的特别咨文一直由朴相吉保存，直到他几年前去世。

在野党和学生以全国性示威向朴正熙政权展开大攻势期间，约20名共和党议员站在在野党一边，赞同内务长官严敏永免职决议案，这使朴正熙的心一片混乱。

合法的国家政府或政党一旦面临外部威胁，通常做法是内部先团结起来。但在我国常有怪现象，国家一旦面临危机，则内部分裂，不能有效对应。政治家的第一条件是能够准确分辨彼此和判断主要敌人，但我们政治至今仍表现出“忽视主要矛盾，紧抓无关紧要的次要矛盾”的状态。

在武力对峙的分裂局面下，朝野两党共同的主要敌人是朝鲜政权，但执政党和在野党却相互为敌，把应该成为政治第一课题的安保和经济问题抛在脑后，以抓住并揭露对方的弱点为目的，大搞阴谋活动的堕落政治在恶性循环。

朴正熙总统慨叹，其政权遭到在野党和学生联合势力的挑战，正面临危机。可是共和党内部呈现出矛盾征兆，更别说团结了。一年之前把权力移交民选政府期间发生的最高会议内部分裂像噩梦一样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3月29日晚上，共和党干部们聚在金钟泌议长的家中召开了对策会议。

金钟泌也说：“我知道这种话不该说，但和自民党干部们见面的场合上，我追问‘我们在战场流血打仗时，你们不是靠军需竞争每年赚走了10亿美元吗？别说给韩国6亿美元，给60亿美元也没什么可惜的。因为你们没有诚意，所以韩国学生们起来鼓励我们’。结果前尾干事长和铃木副干事长换了个姿势，屈膝坐下，然后道歉说‘实在对不起’。”

一直在一旁听他们讲话的国会内务委员会吉在号委员长说：“金议长，请狠抓侵犯和平线的日本渔船吧，直至促成韩日谈判。”

3月30日下午，朴总统请11名大学生代表到青瓦台，就韩日会谈进展情况作说明。“朴总统甚至透露外交机密来说明政府立场，恳请学生们理解。”

但学生们认为“和平线属于我国领海，为什么让步”，“公开备忘录”，自始至终不屈不挠。

朴总统承诺：“明天我会让外务次官郑一永跟同学们见面，做详细的说明。”

这时正是所谓的“残忍的春荒期”。人们为了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不饿死，四处挖葛根，致使祖国山野浑身发痛。

据《朝鲜日报》驻春城郡记者传来的消息称：“就连野山的葛根也都被挖没了，人们只好走三四十里路，进深山才能弄得到。”并称，“挖来一背架葛根，晾干四天左右再碾的话，可以做成三四升面。这种面也可以做糕，但为了节省面粉，人们只将其用来熬粥勉强活命。”

1964年4月4日，豪斯大将拜访朴正熙总统和国防长官金圣恩，并与其举行了重要会谈。这次暴动不仅仅是对韩日会谈的反对，也是对金钟泌的反对。许多国民认为金钟泌过于亲近日本。在野党甚至认为金钟泌预收日本巨额资金用于上届选举，为了庇护金钟泌，政府在加紧会谈。

调兵护城？

4月4日，美8军司令豪斯将军同金圣恩进行的谈话录中流露出韩国政府对削减驻韩美军的可能性绷紧了神经。

金圣恩对豪斯说：“2个师的驻韩美军中，只要美国抽走1个师，我们就必须相应地增加兵力。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营造有利于投资的环境。”

朴正熙政府制定了靠引资推进经济开发的战略，因此不得不从经济层面上考虑安保问题。于是为了留住驻韩美军，朴总统先向美方提议了向越南派韩国军。

朴正熙问：“北朝鲜拥有两艘潜水艇，国军也引进潜水艇怎么样？”豪斯表示了反对：“如果购置潜水艇，需要很多经费，有可能使其成为奢侈品。”但豪斯说，韩国海军最好加强反潜艇作战训练。

“为了让韩国海军更准确地了解潜水艇战术和躲避动作，美方已做安排，韩国军可乘美国潜水艇进行训练。”

就最近发生的反韩日会谈示威，朴总统这样说：

“学生示威是由于爱国心被误导和在野党的煽动而引发的。这种事态只会对韩日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进展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政府正以学生和公务员为对象就韩日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性开展教育。我通过正在访问日本的外务长官丁一权向日方通报‘身临会谈的我们的立场没有变化’。”

进入4月后，学生示威平静下来，但这时朴总统秘密指示陆军参谋总长闵机植事先制订戒严令实施计划。一旦汉城发生重大事件，两个师将进入汉城进行戒严。他们悄悄着手安装通信网、确认占领地、进入道路检查、调动时间测定、夜间转移准备、控制舆论准备、对民政策准备等工作。朴正熙表面上对学生示威做出忍耐、让步的样子，但背后正在准备反击。

从这时候开始，朴正熙对学生、舆论、在野党产生的偏见，在他一生中都没有改变过。

3月30日，次官会议上，正在讨论中学生示威对策的次官们之间发生了激烈争论。一位次官对文教部次官说：“管好那帮不懂事的孩子，千万别让他们再参加示威。”

文教部次官反问：“是政府把示威规定为爱国行为的，这时候却说，大学生做得对，中学生做得不对，那你的意思是不让中学生爱国吗？你知道柳宽顺搞独立运动时多大吗？”

朴正熙始终对喜欢谴责、说空话的舆论心存不满。

满足学生的要求，还是严加镇压？

韩国军指挥部对1960年4·19学生示威时军队的应对方式感到不满。他们对因4·19示威宣布紧急戒严令，开赴汉城的11师将兵未能镇压示威队伍，反而表现出站在对方一边的做法持有复杂的观点。虽然有军队站在国民一边的赞辞，但戒严司令官宋尧赞采取支持学生的姿态后，镇压军受其影响，模棱两可地做出了放任示威的政治选择，许多将军们认为，对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来说这是一种耻辱。

海军陆战队出身的金圣恩国防长官感到苦恼，“如果再次发生跟4·19一样的学生示威，应该怎样应对。”他和参联会议长金钟五和陆军参谋总长闵机植面对面编制了防止再次发生像4·19那样事件的戒严计划方针。在召集反对韩日会谈的各军总长说明戒严计划时，金长官可以察觉到军首脑层间微妙的气氛。

军指挥部对朴总统的忠诚没有任何变化，但“学生和在野党的主张有一定道理，只是金钟泌不行”。当时军指挥部的人很反感5·16革命以后我行我素的军后辈金钟泌和陆校8届生。

6月3日上午，朴总统听取了关于市区示威情况的汇报。下午1点左右，他判断汉城市区示威事态变得更严重了，便召集了金圣恩等有关长官。

在前往青瓦台的路上，金长官目睹了被示威队伍占领的派出所和学生们正驾驶着夺来的军队车辆满街跑。学生们冲过由首都警备司令部的围栏，闯入门厅开始跟军人们斗殴。目睹这些混乱的景象后，金长官心里想这是4·19的翻版。他躲过示威群众，绕着胡同抵达了青瓦台。

包括朴总统在内的总理丁一权、副总理张基荣、内务长官杨灿宇、参联会议长金钟五等国家安保会成员悉数到席。朴总统的面色很苍白。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夹烟的手在颤抖。朴总统沉重地开了口。

“现在我能做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满足他们的要求，另一个是镇压非法暴力示威。我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大家尽情谈吧。”

没有一个人开口。朴总统朝金圣恩长官说：“国防长官先说吧。”

“去年总统选举时，为了防止舞弊，阁下对军人们说‘与其靠舞弊选举当选，还不如落选，一定要公平选举’，结果军队支持的尹潽善候选人的选票更多。如因一部分学生、市民的暴力示威，立宪政府就被瓦解，还怎么守护民主主义？必须宣布戒严令收拾这个事态。我们有自信。只要阁下信任我们军队，宣布戒严令，其他的我们会处理好的。”

朴总统的表情顿时明朗起来了，手也停止了颤抖。其他与会者也纷纷说：“完全支持国防长官的意见。”据丁一权回忆录记载，朴总统在这个场合上命令金圣恩长官和杨灿宇长官“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军队都不能开枪。”朴总统还说，“要不要通知一下联合国军司令官和驻韩美国大使？”下午4点半，美8军司令官兼联合国军司令官豪斯和驻韩美国大使塞缪尔·博格搭乘直升机飞抵了青瓦台。这次朴总统只让金圣恩长官和金钟五议长出席了，他通过曹相镐秘书对两位美国政府代表说：

“国家安保会议下结论，对汉城一带下紧急戒严令，以收拾事态。希望联合国军司令理解我们的立场，同意把韩国军调用为戒严军，进驻汉城。还有请博格大使把这个情况通报给贵国。”

豪斯司令官点了点头，博格大使则称：“阁下，我只问两个问题。”（金圣恩证言）

“第一个问题，戒严时间估计有多长？”

“直到我们认为事态收拾得差不多的时候，现在很难说清楚到什么时候，但尽量会快点结束的。”

“第二个问题，戒严期间是否关闭国会？”

“国会会一直开放的。”

豪斯司令官问：“阁下，你想调几个师？”

金长官替总统回答说：

“28师和6师。师司令部将设在汉城大学和延世大学。”

豪斯和博格说了这样的话：

“我们会完全配合阁下的决定。”

学生示威背后的幕后操纵者

1964年6月5日，当局把在汉城大学攻读政治系的金正刚（当时26岁，历任统一民主党总裁特别助理）指控为学生示威的幕后操纵者，悬赏10万元对其发出了通缉令。

金正刚于1959年考入汉城大学文理学院政治系，当年加入理念小组“新近会”后，沉迷于马克思列宁理论，目睹了新近会前辈们是如何领导4·19学生示威的。

据说，金正刚是亲北主义者。在张勉政府时期，他幕后操纵了占领国会议事堂的游行等各种示威，5·16政变以后被通缉，之后他钻了松懈的行政空子参了军。1963年2月，他被军反间谍队逮捕。但因为他平时做事谨慎，没留任何证据，又马上被放出来了。

回学校的金正刚判断，“新近会”的真实面目已经暴露，没有了利用价值，于是他带头组建了合法带动学生运动的团体。在快要举行第五届总统选举的1963年9月份，金正刚和政治系晚辈一起组建了“民比研（民族主义比较研究会）”。

金正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建地下组织。在汉城大学，不光是文理学院，在商科学院、师范学院、工科学院等各所专科学院都发展了组织成员。到1964年初，大邱、釜山、光州等地区各大学都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了，更不用说汉城市区主要大学了。全国组织名称为“反帝全国学生同盟”，由汉城大学文理学院组建的小组名称为“火花会”。

以“美帝看门狗朴正熙”为开头的火花会纲领中有这样一段话，“祖国北半部，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领袖的伟大朝鲜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取得了成功”。

“火花会”把朴正熙定义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军事法西斯”，把朴正熙政权定义为“殖民地隶属法西斯”。另一方面，把金日成定义为“伟大朝鲜劳动党的革命领导力量”。金正刚的“火花会”是韩国第一个大学内部自生的亲北组织。

1964年3月，完成组织组建工作，金正刚正操纵3·24反韩日会谈示威和6·3示威，在听到颁布紧急戒严令后，就到外地躲避去了。连他的故乡——庆南镇州的胡同也贴上了通缉布告。当时金正刚正藏身于经营木材加工厂的父亲手下一个员工家的阁楼，6月7日，40多名警察在朴文秉警监的指挥下包围了这所房子，逮捕了金正刚。

被逮捕后，金正刚在汉城市区的一所秘密地点连续一个月被严加拷问。7月16日左右，警察的调查工作结束。

1964年7月18日，内务部杨灿宇长官发表了标题为《学生示威幕后操纵事件的火花会事件》的文章。

金正刚于1966年出狱后14年一直假装在劳动工地工作，其实暗地里一直在从事政治活动。他通过狱中认识的许多未转变立场的间谍了解到了北朝鲜真相。到了1980年，他才跟自己的信念——亲北、社会主义路线诀别。

距“火花会”事件34年的今天，笔者见到了金正刚先生。现在，金正刚已转变立场，坚持着保守右翼路线，以社会评论家的身份活动，他称自己是“历史的罪人”。他回忆说，组建“火花会”当时是过于埋头于把马克思理论套用于社会，并予以公式化，违背现实，并说，不管怎么样，因为朴政权时期仍主张法治，我的依法斗争才得以成功。是法治给我提供了一个逃脱左翼的机会。

“现在一想，当时说朴正熙是美国走狗，太说不过去了。当时我们的人生观停留在从朝鲜持续下来的半封建思想。国民收入人均80美元，相当于非洲加纳水准。由我们看来，走社会主义才容易取得成功。”

“其后证实，我们的判断是错误的，朴正熙在这片土地上成功建设自主的现代国家，很好地发展了资本主义。朴总统成功打造物质基础的同时，没有在像我们这样‘否定朴政权成功的左翼’的斗争中败北，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他未能树立一个能使自己的物质成功合理化的理念。”

韩国军人就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天生爱嘲笑国家吗？

至少，在韩国是这样。然而，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同样存在。

最高会议议长公报秘书李洛善中校经常扮演对重建国家持有嘲笑、旁观态度的知识分子的批判者的角色。他曾写过一篇名叫《行动的知识分子》的文章，罕见地从军人角度看韩国知识分子。文章很好地呈现了军人和文人的差异，而此差异一直是朴正熙时代引发矛盾的因素。

《光说不练的人就像院子里的野草》

对我们来说，5·16即“军人发起的国民革命”，就像一剂急救药。但（知识分子们）听到马格·路德将军的国军的回返令和美临时代办格林支持张勉政府的声明后，都鸦雀无声。如果这条路真是我们的活路，对于外国人明显的误判，我们应果断冲上去。其后知识分子却压根不吭声，没有行动，甚至连一点反应也没有。仿佛知识分子都绝迹了似的。自从强风吹过，政局进入无风的稳定局面，知识分子事事以玩世不恭的论旨贯穿，表面上好像同情军方失策，背地里却对其蔑视和喝倒彩，引起蒙昧国民无理由的反感。只为缩短政权转交时间而奔走施压，对完成革命任务没有任何诚意。

忘掉自己是李朝党派正统后裔的事实，作为“全国抵抗”日帝暴政的外部运动，其消极态度的余韵尚未打消，且最近还卷入了无视意义和沿革的肤浅的抵抗风潮中。作为血气的武器，把“无理由抵抗”作为信仰，在现实生活中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即使对方有道理，也和其他不正之风混为一谈。与其说在和对方的共同点上相互妥协、合作，倒不如说夸大琐细的差异，排挤、挑拨对方。

据称，知识分子觉得最惋惜、最不幸的就是自己出生在韩国。理由好像是骚乱频繁，贫穷，总是被工作所束缚，没有自由，实在没有希望获得幸福。“出生不幸”这一观念是解决所有不满的最终说服剂，是日常生活中的常备药。

李洛善认为军人在能力方面并不比知识分子弱。

当知识分子炫耀自己浅薄的知识时，我们军人会以有主见的智慧予以还击。若他们把技术技巧摆在首位，我们会以勤勉和激情来抵消。对他们发达的脑组织，我们会以健康的身心来弥补。若凭个人能力来攻击，我们会用团队合作的威力作为挡箭牌。要是知识分子拿悠久的行政经验威逼，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高强度训练、组织化，熟练、统一的机械化行政力量来反抗。若他们以灵感才华、随机应变的侥幸性来较量，我们会通过“反复研究实现完整性”的习惯予以还击，对各种可假想情况的“主导计划”作出思考后加以评估，经过再思考再评估做出结论。根据基于爱国心的色彩和强度及为国家贡献的程度来加以区别。

军队过去受了很多责难，受责难已经习以为常。现只因军人主导革命政府，而备受责难。人们被文尊武卑的历史思潮的锁链所束缚，企图无缘无故地划清平民和军人的界线。知识分子常常把军人和平民视为两种类型的人，认为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天性，对特殊问题的看法也完全不同，这是危险和有害的虚伪。英语中“人民（people）”这一词的语源“populous”的真正意思是“古代罗马时代的武将军”。组成军队的个人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作为国民和市民的基本品性，反而可以比作在一所学院的课堂上接受了关于武器使用方法的教育，当然这要跟所谓自由和人权的精神一致。让我们听一下一位知识分子的声音，“自由——若向往它，培养对行为结果负责任的习惯；自由——若向往它，树立共同感受贫困所带来的痛苦的博爱精神和对同胞之爱心。”革命政府行使权威局限于压制不该享受的自由、助长该享受的自由和范围，时刻关心是否偏离了必要的最低限。

世纪波动甚至波及密封的研究室。知识分子们，敞开心扉接纳社会、民主和国家吧！饥饿的社会，即使它有足够的理由被抛弃，但沦为半流氓的社会，变成乞丐和盗犯的民族，濒临死亡，有可能马上死去的祖国在路人的背上已经来到各位的门前。

以朴正熙议长为核心的军官集团最大的特点是实现了知识分子未能实现的经济发展。李洛善批评经常划清军人和平民，鄙视军人的知识分子的最大的问题是与之较强的批判能力不相称的寒酸的推进能力。在自由党、民主党时期，文民精英集团在振兴这个国家的经济时遭到失败，“无知的”军人却取得了成功。李洛善说的意思就是“真正无知、无能的是光说不练的知识分子，是你们”。

“只有学生改掉示威的毛病，国家的事才能顺利进行”

1965年8月20日上午11点钟，汉城庆熙大学1000多名学生借迎开学之机召开韩日协定批准声讨大会，举行了示威。沿着学校前方的胡同行进了800米左右时，学生和200多名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发射催泪弹，而学生们开始扔石子。

差不多同时，京畿大学和汉城大学法学院也展开了示威。

此时，在西归浦度假的朴正熙总统一行来到镇海，8月22日度过了休假的最后一天。

次日上午11点40分，朴正熙乘坐专机回到汉城。这天上午，汉城大学法学院生举行无期限大罢课，汉城大学文理学院学生和高丽大学的学生决议拒绝参加期末考试。汉城大学11所专科学院学生代表们也举行集会，决定整个学校拒绝参加期末考试。就这一天，全国有1万多名大学生参加了示威。

汉城市警发布消息称，在汉城有252名学生被警察带走，其中13人受伤被送到医院，警方也有28人负伤。

这天上午，内务、法务、文教、公报四部委长官通过联合声明表示“把最近发生的事件定性为逆民主主义行为，我们将严惩不贷”。

下午，治安局朴英秀局长指出，“最近学生示威具有反美—反国家倾向。”

8月25日早上，朴总统指示国防部金圣恩长官和陆军参谋总长金容培准备卫戍令。金圣恩长官决定，要是第二天即26日早上再次出现示威，立即发动卫戍令，任命首都警备司令官为汉城地区卫戍司令官，出动首都警备师自身3个连的兵力和汉城近郊某师阻止示威。

上午10点钟，在汉城，由于高中生也出来助威，示威有些过火了。武装军人开始正式投入了镇压作战。

这天上午，汉城大学、高丽大学、汉阳大学1万多名学生和城东工高1000多名高校生高喊着“反对卖国政权下的美国”（高丽大学），“解散一党国会”（建国大学），“声讨已经结束，该显示实力了”（汉城大学）的口号涌上了街头。

这天下午1点30分钟左右，约500多名佩戴防毒面具的武装军人分乘22辆卡车和4辆吉普车进入高丽大学校园，他们用枪杆砸碎图书馆、教学楼、高丽大报社、广播室等的玻璃和实验器具并发射了催泪弹，行动持续了约30分钟，最后他们带走了学校里的34名学生。

还是这天下午，高丽大学副校长李钟雨和学生处处长玄胜钟以及教务处处长吕石基去找国防部金长官和文教部尹长官提出了抗议。

“不管原因如何，我感到遗憾。当军人路过高丽大学门前时，是学生们先扔的石头，一些愤怒的军人闯入校园，抓住现行犯并把他们交给了警察。至于砸坏器物的事情，我会彻查严惩的。”国防部金长官如是说。

没有任何一个总统这样毫不留情地攻击学生和教授

五天后，在中央厅第一会议室，朴正熙总统通过全国广播网用19分钟时间读了特别声明。在朴总统执政期间做的多次演讲中，这次演讲属于最直接、使用表现手法最多的一次。此后，没有任何一个总统像这次演讲中使用毫不留情地攻击学生、教授、在野党政治家的语词。这次演讲直接表露了总统当时的感情，从这一点上讲，它又是一份罕见的资料。

总统直接向“一些不自觉的政治家陈腐的习惯”和“一些不懂事的学生”开了炮。朴总统总用“一部分”来称呼反政府运动家，运用了争取心理主动的战术。

即便你是学生，哪有权利无视、否定宪法？即便你是学生，哪有谈解散国会，主张条约无效的特权？学生不是这个国家的全部。这个国家的社会出现了一个弊端，那就是掀起了学生们示威全能的风潮。动不动就举行什么声讨大会，静坐绝食，示威，斗争，喜欢在所谓参与现实的名目下跑到街头，说白了，这种弊端只能说是亡国风潮。

今天，学生们跑到街头淆乱社会，亲自干预政治问题。

这样的国家怎能成为一个好国家？政府滚蛋，解散国会，那然后由学生来搞政治吗？这个毛病是从什么时候养成的？即便是学生，也绝对没有被赋予过这种特权。

在过去两年中，我们遭受慢性示威折磨的国民对那个示威没有什么感觉，这是事实，但在外国人的眼里，你们难道没有想过他们究竟怎样评价我们吗？

为了保护一心研究学问的大多数学生，我深感一种实实在在的必要性，那就是根除一些政治学生出于不纯动机，或虽然动机是善意的，结果上却将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视为自己本分的坏毛病。

要是这种示威继续下去，除了对我们的敌人，无助于任何人。从这一点上，我会坚决纠正跑到学校外面，横行街头的这种学生亡国风潮，不管其理由和名分是什么。

我听说一些传言，在学生会会长选举中，公然盛行金钱交易。学生偶尔会采取恐怖、绑架等一般社会上见不到的龌龊、卑鄙的行为当上自治团体的干部并难为善良的和一心想学习的学生，甚至把这个职位当作走向社会的诱饵。令人唾弃的，自居为小英雄的风气在校园内蔓延。

有些学生因为不爱学习，讨厌考试，便以反对韩日会谈为借口，甚至用暴力胁迫善良的学生走上街头。尽管这种目无法纪的暴力行为在横行，那些不纯的学生们却喊着学校自由的口号，谈论学校自治，这不是事实吗？这种不正之风哪儿还会有呢？

抵抗、攻击流氓政治的学生们现在却站在那个流氓的位置上，专干不法和破坏的事，让社会为之揪心，这不能不让人失望。因为个人或学校的小小自尊心，就称“其他学校发动了示威，要是我们不响应，会损毁学校名誉；上次是哪个学校带头，这次我们先带头，这样才有面子”，你们认为这种思考方式果真是自负才高的学生该做的行为吗？

的确，他们当中一些学生是被无能、不纯、奸诈的教师收买而利用于学校民主化斗争。越是这样的学生，越容易被一些不纯政客收买或充当他们的鹰犬。以爱国为由，做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猖獗行为，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

还有一些教育工作者把学生示威说成是英雄行为，煽动他们。暗暗期待自己有显达机会的机会主义者和要是不阿附学生主张，迎合其感情，得到廉价支持，就不能掩盖自己无知和无能的冒牌学者，把保障身份当作珍品，用不负责任的妄言愚弄国民不负责任的学者，除非除掉这些草包学者，否则无法期待学问的自由和学校民主化。”

1965年8月晚上，朴正熙总统带有攻击性的特别谈话继续。

“我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根除这一小部分损毁大多数学生、大多数政治家、大多数教育工作者名誉以及从宏观上阻碍国家民族正常发展的毒瘤。我宣示，不是担心一个政权的命运，而是为了民主韩国的百年大计，为了完成祖国现代化事业且为了‘建立和平更迭政权’的传统，为了留下通过示威成不了事的教训，从发表谈话的这一刻起，不管示威大小，都会彻底、坚决地予以管制。

因为学生示威，白白浪费了多少我们本应倾注于增产和建设的国力。遭破坏的公共财物和普通百姓的损失极大。况且自3·24事件以来，负伤的警察人数达到3182人，且非自愿而是被不良学生强行拉出来后负伤的学生数也不计其数。

很明显，目前我们毫无余力承担这种巨大损失，但让我觉得更痛心的不是已经遭受的人员和物质损失，而是今后10年、20年内我们将遭受的损失。让我比什么都难受的是忽视10年、20年后将成为这个国家主人公的学生们修炼实力和素质而造成的领导人才的贫乏。

从国家的将来来看，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损失更大的了。现在，跟我们学生同一代的日本学生都不分昼夜地学习，培养实力，可是我们的学生每天浪费时间搞示威，打算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培养实力呢？

为了戒备日本，防止再次遭到侵略，我们的学生应该比日本学生更加努力学习，培养实力，不是吗？要是学生仍不顾老师和家长的努力，不杜绝示威的话，即使是关闭学校，也要根除这个示威万能的不良风气，如果教师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那将追究教师的责任，让教育走上正常轨道，这就是我的信念。

为此，我再次强调，第一，从今天开始，所有学生回学校忠于学业，教育工作者和学校当局应尽全责保持学校秩序。在此我警告，对于不尽责的无能教师和学校当局，要严格追究其责任，采取严厉的行政措施。

在此我指示，负责保持社会稳定秩序的治安当局要更加严厉地管制一切非法示威，为了保证大多数国民的平安，对少数骚乱者要采取釜底抽薪的强硬措施。”

几年后，朴总统说了一句逐条批判学生示威的话。

朴总统说实在不能理解示威学生们为什么说“买办资本”、“隶属经济”。

我搞不清楚他们是确实知道后说的，还是瞎起哄的。像这样我们经济越成长、强大，韩国经济的自立程度越提高，依赖度越降低。隶属是不可能有的。

朴总统非常冷嘲地看待学生示威的动机：

有些大学看见别的大学搞示威，为了学校的面子跟着搞示威，搞完示威后发现第二天报纸上没有刊登，所以决定再搞一次，过去真有这种事例。

朴总统也向这一代没有好好告诫喜欢示威学生的人开了炮。

“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即使是违法，学生的行为是爱国行动’这种阿谀、投合的说法是伪善的，是自我欺骗。学生是明天的主人公，不是今天的主人公。明明我们这一代是今天的主人公，为什么自己不解决问题，而让学生们站在前面解决问题？”

朴总统猛烈攻击了大学生浅薄的知识。

“学生们要认识到，你们知道的仅仅是从教科书上学到的极其有限的一部分，自己还是未完成品。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必须认真学习。大学生们也应该懂得在国土分裂、民族分裂的准战争状态下生活的我们，民族的愁苦是什么。”

朴总统说，大伙儿一起想想怎样守护学生们高喊的那种自由。

当外来侵略者为了夺取我们自由来侵犯时，仅凭示威能阻止他们吗？只有强大的国力才能守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