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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她的名字是
作者:[韩]赵南柱
译者:徐丽红
ISBN:9787521710250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的话
从9岁的小孩到69岁的老奶奶，我总共倾听了六十几名女性的故事，以那些声音为起点，撰写这些小说。真心感谢她们。一张张涨红的脸，欲言又止的声音，以及凝结在眼眶最终还是没有流下的泪水，我永远不会忘记。
比起写作过程，倾听的过程更愉快、更悲伤，也更艰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很多女性开始的讲述都很平淡，“我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我的经历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些都是经常发生的情节，却也是特别的故事，有时还需要特别的勇气、决心和斗志。而且那些故事本身也是有意义的。我希望能为更多女性记录她们看似毫不特别，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我相信各位读者在翻开这本书的时候，自己的故事也将随之开始。
2018年春
赵南柱
第一部 即便如此——还是会怦然心动
第二个人
素珍20多岁，在一家国企的地方分公司工作。
他是素珍的顶头上司。虽然素珍离职时已经是熟练员工，但毕竟是到了新公司，还是按照团队的导师制传统，成了年长自己10岁的课长的直属后辈。课长总是说公司食堂吃腻了，想去外面吃午饭，而且只带素珍一个人。大白天，也不喝酒，素珍并没有感觉到太大压力。谈话内容大致与业务有关，私人话题只有他吐露的对婚姻生活的不满。那时还没发现问题。某天夜里，会餐结束后，他说，“先送你，再送我”。于是素珍和他上了同一辆出租车，这是开始。在出租车后座，他毫不顾忌素珍的意愿，强行和她发生了身体接触。素珍说“不要这样”，然后下了车，把他扔在出租车里，自己回了家。从那之后，他开始指责素珍的妆容和穿着，看屏幕或者看资料的时候，开会的时候，都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手放在素珍的手、肩膀和腰上。开玩笑的尺度也越来越大，下班后也总是要求见面，说想她，想要和她发展成为特殊关系。进入公司6个月后，她终于忍无可忍了。
素珍首先发邮件向组长说明情况。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觉得应该留下证据。组长在回信中说，他绝对不是想要隐瞒问题，可在现实情况下，想要惩处或调走课长并不容易，所以他会考虑给素珍换组。素珍也想过就这样换个部门算了，可是想来想去，她都觉得让受害者逃避的方法并不正确。哪怕不采取法律手段，至少也应该在公司层面做出惩戒。不过，如果事情公开的话，恐怕她也很难像现在这样继续在公司工作了。素珍思来想去，要求组长把课长换到其他组，同时发邮件正式要求和组长面谈。不料，事情正朝着素珍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组长没有给出任何回复。素珍又给组长发了两封邮件，还是没有得到回复，也没有接到电话。她去找组长说有事要谈，组长借口很忙就离开了。后来她才知道，组长先把课长叫过去，让课长看了素珍的邮件，询问事情的真伪。他们两人之间进行了怎样的对话，素珍无从知晓。她只是猜测，课长当然会否认自己的性骚扰和性侵犯行为，继而对素珍则做出负面评价。
课长开始在办公室里大声责骂素珍，分配给她无法承受的工作，指令也总是发生变化。如果素珍发表意见或提出问题，课长就会大声呵斥：“你是不想工作了吗？”还会因为素珍不打招呼，接电话晚了，或者看他的眼神令他不悦而大发雷霆。素珍偷偷躲在卫生间哭的时候，遇到了和课长同年进公司的女前辈。前辈安慰哭红了眼睛的素珍，确认卫生间只有她们两个之后，嘱咐了她两件事，录音和留下材料。如果想解决问题，那就不要离开公司，而是坚持下去。如果有需要帮助的地方，一定和她联系。素珍一丝不苟地做好业务日志，向课长报告的时候，每次都会用手机录音，然后正式向人事组提出申诉。
人事组立刻安排内部调查。素珍按照通知时间去了会议室，发现课长、组长和人事组长三个男人已经坐在办公室里。组长说，课长对后辈的教育过于严格，导致素珍感觉很辛苦。课长莫名其妙地提起素珍在以前的公司里和同事发生过办公室恋情，以及离开公司后通过向劳动部申诉拿到拖欠工资的事。人事组长说他们两个人可能对彼此有误会，劝素珍和课长好好和解。素珍没有当场抗议，也没有夺门而出。看到课长在场，素珍的气势就消减了许多。她感觉其他两个人都是帮着课长说话。她说，“我知道了，我会考虑的”。调查就这样结束了。幸好素珍听了前辈的建议，把所有情况都做了录音。
和素珍同期进入公司的同事告诉她，公司里流传着很多关于素珍的奇怪谣言。她们只是迎面遇到用眼神打个招呼的关系而已，并没有单独联系或者见过面，但是她还是给素珍打了电话，说好像有人故意散布谣言，所以考虑再三，决定告诉素珍。传闻中，素珍的前男友被说成有妇之夫，而且是素珍主动勾引对方，破坏对方家庭，被公司知道之后，素珍无故旷工两个月，然后向劳动部提出申诉，还拿到了工资。素珍的手瑟瑟发抖。同事迟疑片刻，接着补充说，这回又传言说素珍故意接近课长，然后要求升职和调到首尔工作，以此作为平息事件的条件。
素珍寝食难安，走着路都会突然泪如泉涌。她感觉人们都在躲避自己，同时又觉得这会不会是自己的妄想，这种疑惑让她更加痛苦。素珍去了人事组，说自己不想和解。课长的行为分明就是性骚扰，而他非但不反省，还利用职务之便给她施加压力，恶意陷害。她要求对课长进行惩处，并调职。公司召开了人事委员会议，素珍递交了日志、便条、和课长之间的短信记录、录音等全部资料。公司却以两人有损公司风气为由，对他们做出了同样减薪三个月的惩处。素珍随即以职场性暴力为由向劳动厅提出申诉。
组长叫来素珍，大发脾气：“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非要把事情闹大吗？”还骂她是社会不适应者、疯子、神经病。组长对她冷嘲热讽说：“这些话你也录音了吗？因为怕被录音，都不敢和素珍小姐说话了。”当着素珍的面，组长安慰起了课长：“你怎么这么倒霉，就当是以邪辟邪，就当是踩了狗屎……”从此，没有人和素珍说话，也没有人给她安排工作。上班的路如同下地狱。只要来到公司，她的心脏就怦怦直跳，仿佛身体要爆炸，刹那间又咣当沉向无底深渊。有时呼吸变得急促，仿佛被一只大手捂住了嘴巴。素珍被确诊为惊恐障碍，只得请病假回家。而课长和以前一样，照常上班。
素珍没日没夜地独自喝酒，哭泣。医生说酒和药不能同时服用，可是这两样东西她离开哪样都活不了。父母告诉她，这不是你的错，正式提出诉求的做法是对的。像现在这样喝酒，生活过得一团糟也没关系，但是千万不要长期持续。素珍觉得就算是为了父母，也不能倒下。从那之后，她滴酒不沾。要不要辞职去旅行，或者换个地方做别的工作？要么趁此机会继续期待已久的学习？正在考虑几种选择的时候，劳动厅的申诉结果也出来了，下令惩戒加害者。但是，公司最终也没有执行命令。素珍觉得无论输赢，都必须结束这场战争了。
素珍记得以前看过在职场、学校、聚会以及大小集团里发生的性暴力事件的记录。看到那些文字，素珍想起自己也经历过当时没能认识到或者置若罔闻的暴力。她还在网上签名，参加过许多聚会，然而没有持续关注。后来怎么样了？她搜索了一下，发现没有哪个加害者真正付出代价，而选择曝光的受害者们却以损害名誉、侮辱、诬告等罪名遭到反诉，继续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明明知道这样的结果，素珍还是在门户网站上的公开留言板和自己的SNS账号上曝光了事件始末和公司采取的措施。这期间，如果制度、规范、常识当中有一样发挥作用，她都不会选择这样的方法。素珍联系了当初建议她录音的前辈，前辈帮她说服因为类似事件离开公司的前员工，让她们见面。前辈和某位组员写下了目睹课长性骚扰场面的陈述书。素珍上传的文字迅速扩散，见诸报端。后来，素珍和某女性团体取得联系，结识了信得过的律师，以公司和加害者为控告对象进入民事刑事诉讼程序，还接受了报社的采访，不过面部和声音都做了处理。
素珍的遭遇被传得沸沸扬扬，每次采访报道后面都会出现严重的恶意回帖。一名做记者的大学同学找到她的电话号码，给她打了电话。电话里，她的语气稍微有点儿不耐烦，结果被全盘录音，在新闻中播放出来。这期间，公司仍然怂恿素珍和课长和解，听说课长也在准备起诉。如果说即便这样也绝不后悔，那是假的。每天，甚至每个瞬间，素珍都在后悔。每次梳头都会掉一大把头发，吃什么都吐，只能靠输液和营养剂支撑。妈妈生怕素珍想不开，每天夜里睡在素珍的床边。素珍问律师，问前辈，问家人，现在放弃是不是更好。所有人都说受害者本人的意见最重要，要是真的太辛苦，就到此为止也没关系。然而，素珍却不能放弃。
因为遭到同一位课长的性骚扰而离开公司的职员，见到素珍就说对不起。她很自责，要不是自己当初选择了息事宁人，素珍就不会经历同样的事情。素珍当然没有埋怨，但是她不想成为息事宁人的第二个人。她不希望有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受害者出现。
娜丽和我
我最疼惜的后辈娜丽是个27岁，有两年工作经验的编剧。
“叮咚！”
是娜丽的手机。在很多人一起工作的空间里，为什么不把手机设置为振动，而是响铃呢，起初我不理解。有一次，娜丽正在吃饭的时候急匆匆地打电话说：“对不起，我没听到铃声。”我这才明白，她在等不能错过的电话。我也是这样。看到有来自演员、制作人、主管姐姐的未接电话，我的心总会猛地沉下去。
我故意爽朗地问：“相亲会的男人？”
“我还没参加相亲会呢。准确地说，是准备相亲的男人。”
娜丽和一个男人互发短信一个月了，还没见过面。娜丽两次取消了约会。一直联系不上的艺人好不容易联系上了，距离录制节目还有一两天的时候却莫名其妙地告吹。那个周六本来是约定见面的日子，可是娜丽和我连续几天加班，连周末都没有。
娜丽盯着我，突然问道：
“姐姐！我能结婚吗？”
“怎么？你想结婚吗？”
“也不是，只是我最近常常想，我连参加相亲会的时间都没有，会有时间恋爱，会有时间结婚吗？平凡地过日子会是什么样呢？”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维持生计。虽然辛苦，可还能继续在研究生院学习，守着两只懒猫，我对自己目前的生活非常满意。我也没有体验过娜丽说的“平凡的生活”，自然不知道怎样回答。
娜丽是选秀节目中协助现场直播的年龄最小的编剧。用行话说，她的机灵麻利深得我心，于是我把她调到我现在做的烹饪节目。我劝说她，虽然烹饪节目已经快过季了，不过尝试一下总是好的。这个节目是邀请名人介绍自己的特色菜谱，其实几乎没有哪位出演者真的带来了特色菜谱。从烹饪方法到营养成分、相应菜单，都需要娜丽查找资料。如果可以自由准备，那还算幸运，有的出演者要求准备自己想吃的食物或者昂贵的食材。这次的嘉宾医生就是这样。
他说最近痴迷泰国食物，一定要尝试做泰国菜。娜丽根据节目咨询烹饪专家的意见，准备了加入蛤蜊的海鲜米粉和越式春卷沙拉。娜丽明明在节目录制前三天把脚本和菜谱用邮件发给了对方，可是直到当天来开会的时候，他才对菜单提出不满。
“为什么要选这么常见的米粉？说这是我的特色菜谱，岂不是太伤我的自尊心？”
参加会议的人很多，他偏偏盯着娜丽说。娜丽是这里最没有发言权的人。我是该站出来阻止呢，还是把解决问题的机会交给娜丽？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娜丽嘴唇颤抖着说：“食谱里的米粉是要加入蛤蜊的，适应我们的口味。观众们会感觉既新鲜又亲切。”
“我说的就是这个！又不是刀削面，加什么蛤蜊？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娜丽哑口无言，最后我站了出来。
“像老师您这样冷静睿智的人，只要戴上围裙往那里一站，就很有魅力了。首先是画面，菜单有什么重要的呢？”
像我这个年龄，这个资历，面对趾高气扬的出场嘉宾，最好的方法还是给对方戴高帽子，讨人欢心。虽然我也会心生自责，但总不能把准备好的节目给生生毁掉。好不容易把他安抚好了，开始录节目，可是突然发现没有水。因为经常要在摄影棚里制作食物，所以电视台单独准备了带烹饪设施的摄影棚。不过，毕竟是简易装置，偶尔也会出现故障。制作人赶紧去找剧务，我临时变换了录制顺序，先做炸春卷。娜丽急忙打开燃气灶，趁着给平底锅里的油加热的空隙，把修改内容写在嘉宾用的提示卡上。
突发状况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有时燃气或水管出问题，有时在录节目当天食材未能送达，烹饪时间比计划延长，类似的事情不计其数。这时我会改变节目编排或摄影顺序，而娜丽迅速做好交涉和准备道具等工作。
录制过程中，娜丽总会观察工作人员的反应，因为他们是第一批观众。像往常一样，摄影导演和出场嘉宾在几个地方笑，或者探头表现出好奇，或者咂嘴巴，而娜丽却脑子里一片空白。她东奔西跑，整理收拾，好像什么都感觉不到。原来说不喜欢米粉的人，正捧着加了丰盛蛤蜊的米粉大吃特吃。
回到办公室，我们喝了杯速溶咖啡。身体疲惫不堪，喝一杯热乎乎的咖啡，困意扑面而来。制作人整理完摄影棚之后赶过来，对娜丽说：“娜丽呀，我要一杯咖啡，知道吧？放两包，浓一点儿。”
平时我们是不会私下让编剧做事的，包括冲泡咖啡。我们组的会议资料也是用邮件收发，各自打印好了带来。可是辛辛苦苦地录完节目之后，制作人总是让娜丽帮自己冲泡咖啡。我想告诉他，自己的咖啡自己冲，然而对于疲惫而敏感的人说逆耳忠言并不容易。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小编剧还是理所当然要为制作人和主管编剧打杂的。吃完午饭回来的路上买三明治，既然如此就多跑一段路买前辈喜欢的三明治，顺路取回修理的皮鞋，去图书馆借需要的书籍，等等。这种氛围的改变真的用了很长时间，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就那么一杯咖啡，真的，这样的烦恼不知道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编剧连合同都没有，也不知道业务内容、工作时长和报酬，稀里糊涂就开始工作了。节目突然停办或改组，或被解雇的时候，没有办法得到帮助。如果试图确认和商讨具体的条件，就会被指责为没有激情的编剧。娜丽接到新节目提案后询问报酬，还遭到批评：“你是为了赚钱而工作吗？”每周工作7天，熬夜是家常便饭，然而娜丽的工资只有120万韩元，没有交通费，也没有餐补。
“娜丽，我们去好吃又有名，价格还贵的泰国餐厅聚餐吧。”
娜丽同样疲惫，同样敏感，也更难过。我想帮她缓解心情，可是那天我们没能去成泰国餐厅。因为娜丽的工作没有结束。娜丽淡淡地说，她要和副导演一起做初剪辑，然后回家换件衣服，再出来和我准备明天的录制。本来每周只录一次节目，但是因为出场嘉宾有特殊情况，连续录了两天。为了节省出租车费，娜丽打算在值班室休息一会儿，等到有公交车了再回家。我给了她几张万元纸币。
“打出租车吧。”
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前辈的同情，请吃饭，给打车费，这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工作非常有趣。拍摄现场的气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节目中全部呈现。在电视台工作，遇到的人大多活力四射。感受过他们制造出来的生机、活力和兴奋之后，会像中毒一样难以自拔。工作日程总是很满，工作环境也很恶劣，然而每完成一期节目，都会收获无法形容的成就感。我和娜丽恐怕都不会放弃这份工作。如果这件有意义又有趣的工作能够得到正当的回报，那该多好啊。
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那时候更严重。我希望我不要成为说这种话的主管编剧。不过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我不能只要求自己不该说的话不说，还应该把该说的话说出来。我想起了今天咽回去的话，任何人都无法代替我说的话。
写给她
双颊泛着桃红。穿着短短的网球裙和过膝袜，轻轻地甩甩肩膀，转头对着摄像机翘出屁股。整个过程，她都没有笑。透过那张淡然的脸，珠敬读出了欲望、意志、抵抗、悔恨和疲惫。头发散落下来，遮住了脸庞，她自然而然地用右手拂了上去。珠敬情不自禁地深吸一口气。屏住呼吸，心跳似乎也停止了。
瞬间，仿佛迷路的游魂找到自己的身体，嗖地钻了进去。珠敬迷上了她的面无表情，迷上了她垂落的头发和粗关节的手指。
每当在搞笑节目中看到用爆竹爆炸来表现激烈的感情爆发的场景，珠敬都认为这如同用笑来获得彼此认同的低级幽默。可是那爆竹却以珠敬的心脏为中心，撩动着她的左胸、肋骨和心窝，噼啪、噼啪、噼啪、砰、砰地爆炸了。开始只是像吞下跳跳糖的感觉，但是后来尺度渐渐升级，变成了汉江岸边绚丽多彩的烟花。她承认，有时人会在心里燃放爆竹。珠敬尽可能地让心情沉静下来，她问躺在身旁的妹妹：
“是新人吗？”
“她们？不是，出道很长时间了，叫什么名字来着？最近相似的组合太多了。”
曲子快要结束的时候，曲名和组合名都会出现在字幕上。珠敬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扭过身体坐着，不让妹妹看到屏幕。不知为什么，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心思。她在搜索窗口输入组合名称，六名成员的照片接连出现。珠敬把颤抖的食指放在她的照片上。
她的名字叫ONE，屏幕上出现了出生年月、身高、体重、所属公司、学历、获奖经历，同时链接着SNS账号。进入SNS，只有两张面对舞台的自拍照，上面写着日期和场所，没有其他内容。看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出道四年，获了很多奖，成员们也并不陌生。为什么以前不知道ONE？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个组合？她先是吃惊，然后觉得不论什么缘分，都存在一个合适的时机。现在就是这个致命的瞬间。
妹妹出门约会去了。珠敬用手机搜索ONE的演出视频。有很多熟悉的曲子，她可以跟着唱副歌。啊，原来这首歌是ONE唱的。这个声音是ONE的声音。珠敬兴奋不已。
有几个娱乐节目是珠敬看过的，当时不曾留意ONE的举动，这次她要仔细观察了。其他成员说话时，她伸着脖子静静聆听，那样子真美。独自剥开桌子上的橘子吃的样子也很美。不捂嘴巴哈哈大笑的样子。当主持人要求她在男嘉宾中间选择自己喜欢的类型时斩钉截铁地说“没有”，被问到女人们在一起会不会产生嫉妒时，她简短地回答“不会”，这些都是珠敬喜欢的样子。
太阳升起来了。因为整夜朝左躺着看手机，珠敬的左脸有些轻微的浮肿。她这才想起妹妹没打招呼就在外过夜。下午还有两份兼职要做。珠敬定好闹钟，给妹妹留言不要叫醒自己，然后躺了回去。在YouTube找到ONE的音频合集反复播放，ONE的声音进入她的梦乡。在梦里，珠敬和ONE走过不知名的上坡路，谈天说地。ONE哈哈大笑，珠敬用手捂着嘴巴笑。
珠敬加入了网上的粉丝俱乐部，确认ONE的行程，找出ONE写给粉丝们的信。信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谢谢大家投票帮她成为第一名；即将出演新电视剧的消息；天冷了，请大家保重身体……
正好赶上粉丝俱乐部第四期招募。粉丝俱乐部会员具有事先申请录制签名会或音乐节目的资格，还可以享受优先预订演唱会门票的特权。珠敬欣然支付了会费。几天后，相册、应援棒、印有组合名称和标志的保温杯寄到了家里。这是粉丝俱乐部的官方物品，却偏偏赶在珠敬做兼职时被妹妹代收了。
“这是什么？姐姐你喜欢女子组合？”
妹妹递过箱子，嘴角有些不屑地翘起。高中时代，妹妹一直是某青春偶像组合的地区粉丝会总代表。偶像要来演出的时候，她们会从机场开始沿着偶像的途经路线买下室外广告板，挂上欢迎广告。其他地方有演唱会时，她负责包租观光大巴，让附近的粉丝赶去助阵。往电视剧或电影拍摄现场送零食车、送花篮，算着日子寄送生日礼物。在珠敬看来，她们很可怜。包括对这些烦琐的事情乐此不疲的妹妹，以及相信妹妹，并寄钱给她的孩子们。
妹妹说地方演出、广告展示等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文化资源过于集中在首尔，以首都圈为中心形成牢固的粉丝文化，所以妹妹拼死拼活地努力，考上了首尔的大学。她因为追星而成绩大幅提升，所以家人觉得这倒是可以接受。真正到了首尔之后，妹妹却开始对哥哥们失去了兴趣。
现在，珠敬正一步步地重走妹妹走过的路。她已经为户外演出盒饭供应项目集资汇了款。如果是普通的饭菜，她也不会参与。听说要把热乎乎的鲍鱼参鸡汤装进保温饭盒里送给她们。傍晚天气很凉，偶像们穿的衣服太单薄，如果能舒舒服服地吃上热乎乎的饭菜，那该有多好啊。原来妹妹当初就是这样的心情。
妹妹的嘴始终撇着。她也许会问，姐姐你也喜欢爱豆吗？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又要追星了？为什么偏偏喜欢女明星？她正想着该怎样回答才能堵住妹妹的发问，妹妹却抛出了意料之外的问题：
“姐姐的男朋友知道吗？”
此时此刻，珠敬所有的爱，所有的心意，所有的精神，已经全部都给了ONE。如果说会因此而讨厌男友，或者对男友失去兴趣，那倒也不是。其实，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不会因为喜欢炒年糕而不喜欢看电影。学了瑜伽，并不意味着就不去美术馆了。妹妹混淆了自己对ONE的感情和对男友的感情，珠敬无法认同。不料，男友也是同样的反应。
“你喜欢女人？”
“我喜欢ONE，不是喜欢女人，而是喜欢ONE。”
“是的，你喜欢那个叫ONE还是TWO的人，而她是女人。”
“我对ONE的感情不是恋爱的心情。”
“那是什么？友情吗？艺人和粉丝之间难道是友情吗？”
“那也不是恋爱关系呀。你不是也喜欢足球运动员吗，叫什么来着？反正你不是也喜欢男运动员吗？上次选举的时候，我们疯狂支持的候选人也是男人。可能是尊敬，可能是把他当作榜样，也可能是感同身受，或者就是没有来由地喜欢，男人也好，女人也罢。”
不知道是被说服了，还是就此放弃了，男友没有说话。
粉丝俱乐部上传了即将接受公开节目旁听申请的预告文字。珠敬不知道竞争有多激烈，正在慢吞吞地打字申请，却看到已经结束的通知。
下次事前录制申请的时候，珠敬提前登录，迅速留言，终于进入了定员名单。凌晨赶到电视台，花一个多小时清点人员，等待两个多小时。没有屋顶，没有遮挡，粉丝们就站在马路上接受冷风的侵袭。整个过程就像某种森严的宗教仪式，经过漫长的煎熬，然后只看到一首歌曲的演出。那场面就像神从天降。成员们在录制间隙不停地对粉丝们打招呼，回应。珠敬喊了一声ONE！ONE转头冲她挥手。跳舞的时候，ONE分明用手指做了个心形，朝珠敬这边飞过来。回到家，珠敬全身酸痛，发烧，病了整整两天。
她还买了十张CD。唱片购买者可以通过CD里的抽签得到签名会的门票，为此她花光了所有零花钱，试图提高中签率。结果，她没被抽中。留着十张CD也没什么用，她只好都分给了朋友，分给了家教的学生，还送给男友一张。男友反驳她，现在谁还听CD。不过第二天，男友反馈说，歌曲比想象中好听。
周一早晨，粉丝俱乐部网站像往常一样上传了偶像的本周行程表。周三上午竟然要参加珠敬最讨厌的节目的录制。《星星回归秀》，是发行新唱片的歌手，电影即将上映或电视剧即将开播的演员参加的节目，像是一种宣传仪式。口技、特长表演、变装、演戏、撒娇……各种乱七八糟的幼稚把戏都要做，还不能拒绝，尤其是女艺人出场时还要被安排和大龄男嘉宾扮演情侣。啊，为什么要参加这种节目？一定要参加吗？
珠敬在粉丝留言板上留言说，希望她能对节目有所甄别。同样的留言还有很多，然而经纪公司并没有做出任何反馈。他们好像也不会逐一翻看留言板。珠敬给公司打电话，一直是正在通话和无法接听状态。珠敬几乎抱着手机打了两小时，总算联系上了负责职员，对方却只是毫无责任感地回答“知道了，我会转达”，就挂断了电话。
那天下午，珠敬赶在ONE直播的上班时间找到电视台。成员们从地下停车场直接去了摄影棚，聚集在大厅里的粉丝们扑了个空。珠敬在电视台的室外楼梯上用手机App一边听直播，一边移动到商务车可以进出的停车场西门出口附近，等待成员们的车驶出。不时有商务车经过，其中有一辆摇下车窗，ONE探出头来，轻轻挥手。珠敬急忙喊道：
“不要参加《星星回归秀》！不要参加《星星回归秀》！”
也不知道ONE有没有听到，汽车快速驶出电视台。
珠敬非常不喜欢ONE参加《星星回归秀》，无法专心学习，工作也做不下去。星期一、星期二都没睡觉。到了星期三，行程表依然没有变化。珠敬甚至调整了兼职时间，提前去了电视台。这里是地上停车场，通过大厅进入摄影棚，应该能见到ONE。
珠敬绞尽脑汁，左思右想。要不要躺在门口？还是抓住ONE的脚腕扑倒在地？或者在摄影棚里放火？这时，熟悉的商务车到了。ONE和成员们下车，保安围在四周，像珠敬脑袋那么大的大炮相机肆意地怼了过来。珠敬被这混乱的场面挤出很远，但她还是一直叫着ONE。现在已经无法阻止ONE出演节目了，她不想就这样放弃。
“ONE！往这里看！ONE！ONE！我有话说！”
成员们在保安的保护下经过大厅，走向电视台雇用警察把守的大门口。通过这道门，就不能继续跟随了，不能跟她说话，也不能呼唤她了。珠敬感觉自己的心快要碎了。正在这时，ONE猛地停下脚步，转头看向珠敬。珠敬丹田发力，从腹部到胸部，再到声带，用最大的声音喊道：
“不要撒娇！ONE，千万不要撒娇！”
ONE莞尔一笑。
珠敬正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星星回归秀》。ONE和成员们讲述自己的近况，唱歌，介绍编舞，表演常见的口技。珠敬觉得无聊，也很担心。终于，一名主持人说话了：
“好，现在该表演撒娇了吧？”
珠敬的心脏都要炸裂了。她紧握拳头，自言自语。不要，不要，不要撒娇。
“老幺ONE先来！”
珠敬紧闭双眼，捂住耳朵，啊啊大喊。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眼睛闭得太紧，眼珠子都疼了，眼前一片漆黑，闪烁着小小的火花。仿佛飘浮在宇宙中。漆黑的宇宙，看不到尽头的宇宙，空无一人的宇宙，没有撒娇的宇宙。珠敬感觉自己变成了宇宙迷童，心情反而平静下来。没关系，是的，没关系，你撒娇或不撒娇都没关系。你永远是我的ONE。
年轻女孩，独自一人
妈妈，现在首尔大雪纷飞。三年前我初到首尔的时候，也下了很大的雪。当时鹅毛大雪下到三月末，都上新闻了。在我们老家，雪并不常见，所以我觉得好新奇。那时我不知道这是气候异常，还是首尔原本如此。本来就举目无亲的陌生的首尔显得更加寒冷，更加令人疲惫。
搬家一个月了。家里总算整理得差不多了。妈妈，现在还因为我离开家而感到失落吗？我以为我说一个人搬家，你至少会说“受苦了”。可没想到妈妈还是那么冷漠。
用妈妈的话说，我是自讨苦吃。尽管是自讨苦吃，可是对不起，至少要比和妈妈一起住时开心。妈妈以为我离开家是出于对首尔茫然的憧憬吗？对。也有这方面的原因。白天忙碌地工作，下班后看展览，看演出，到电影院或书店随便转转，抽空听听人文讲座，我想过这种有文化的生活。我们家附近没有这样的地方，连常见的连锁咖啡厅都没有。当然，我现在还没有过上梦想中的生活，我没有钱，也没有时间。
刚刚收到录用通知的时候，我以为这些工资足够我一个人生活。我花钱不算大手大脚，也没有特别的花销。我真的没想到首尔的房租会这么贵。即使赚很多很多钱，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生活。下班时间太晚了。首尔人真的好奇怪，好像都不用睡觉。公司里有一家餐厅，我们晚餐经常在那里点外卖，如果六点四十分之后下单，配送就会推迟，需要等待一小时。附近的大厦里，九点钟、十点钟仍然灯火通明。那个时间下班也不舍得直接走，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喝醉了换个地方再喝。不过，首尔并不是安全的城市。
这次我为什么搬家？因为有人试图沿着燃气管道，通过窗户进入我的房间。夏天更要小心。太阳一落，我就紧紧关闭和外界连接的大窗子，提心吊胆地睡觉。我只开橱柜前面的小窗户，就这样忍受着炎热。那天是怎么回事呢？应该是打扫卫生的时候打开了窗户，打扫结束后关了窗户，却忘了上锁。
我正在睡觉，突然响起嘎吱嘎吱的刺耳声音。起先我以为是做梦，或者楼上在做什么？可我听见一个低沉的男人声音说，“唉，他妈的”。那个瞬间，滚烫的感觉像升腾的火苗，从脚底沿着脊背直达头顶。我不敢起床，眼睛都不敢睁。我不知道发出声音的地方是门外还是窗外，或者是家里。我是开着门睡觉的吗？小偷是早就躲在这里的吗？还是我睡觉时没有听到开门的声音？我想到了各种可能。这时又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我这才知道是大窗户发出的声音。那个窗户总是很紧。
我先是继续躺着装睡。正好我朝窗而卧，只要微微睁眼就能看到。我应该看看的，可我太害怕了，睁不开眼睛。我紧握拳头在心里数一、二、三，同时猛地睁开眼睛。不透明的窗户敞开大约十厘米，上面映出人头形的圆影。刚开始因为太黑，我分不清影子是在家里还是窗外。幸好眼睛很快适应了黑暗，我看出影子是在窗外。
男人悬挂在燃气管道上，手从狭窄的防盗窗缝隙伸进来，正在开窗户。防盗窗在三层楼的高度，很难打开。此时我处于极度震惊中，动弹不得，什么都不能做，男人继续努力地开窗。某个瞬间，只听吱扭一声，窗户像滚动般轻柔地敞开了。彻底敞开了。我猛地一惊，从腹部聚集勇气，啊啊啊地大叫起来，震得整个小区都轰轰作响。男人也啊啊大叫，摇摇晃晃地落到了地上。我这才打112报警。
那个男人没有死，也没有重伤。他脚腕骨裂，没能逃跑，当场被抓获。我却被吓了个半死，被送进了医院。我还受到了警察的批评，说我差点儿害死人。如果那个男人死了，或者摔残疾了怎么办？怎么能在那么高的地方吓唬人呢？以后要静悄悄地报警。我吓得瑟瑟发抖，警察还冲我发脾气。不过我也没有任人宰割。我说我要向监察室和青瓦台检举，还要在报纸上披露。我大喊大叫，吵闹不休。后来队长向我道歉，负责人换成了女警，事情总算得到了解决。
那个被抓住的男人，竟然就住在和我同单元的一层。比我小两岁，没有前科。他跟警察说，自己喝酒之后糊涂了，并不是要对我图谋不轨，也不知道这个房间住的是女人，根本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喝醉到失去记忆的人，能踩着危险又狭窄的燃气管道爬上来，用精密的动作开窗？我无法相信，然而警察似乎相信了他的话。
男人说想跟我道歉，但我拒绝了。我不愿想起这件事，也不想见到他。房东奶奶独自住在五层，养了一条狗。她直接把男人赶走了。我还是害怕，无法继续住在那里。我的房租合同续过一次，现在还没到期，不过谢天谢地，我可以直接搬走。嗯，因为新搬的地方也是那位奶奶的房子。了不起的奶奶。在寸土寸金的首尔，她竟然有两栋楼。年轻时是做什么的呢？新搬的房子更旧，但是很宽敞。虽然离地铁站远了些，好在附近有公交站，最重要的是房间在七层，能住得放心。事情就是这样。
这么简单写出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直到现在我仍然要去医院，服药，不敢关灯睡觉。亮着灯，蒙着被子翻来覆去，我觉得这样不行，于是把灯关掉，可是又害怕，只好打开台灯，等到早晨窗外亮了，才能睡着。生活乱成一团糟。以前找房子的时候，听说是三层，我也有点儿顾虑。如果担保金能多付500万，我就可以找到更高的楼层。如果再有1000万，我就可以找到门禁处安装摄像头和密码的房子。如果再有2000万，我就可以找到正对大路，有保安室的房子。很遗憾，我没有这么多钱。经过这件事之后，我明白了，没有钱不仅仅是遗憾，还可能威胁到生存。
如果知道我奔走于警察署和医院之间，独自做着搬家的准备，妈妈会说什么呢？会让我离开那个本来就没什么前途的公司，立刻回家吗？还是说这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不要怨天尤人，自己承受？
其实，我也有些难过。我并不需要有人揪住那男人的衣领咆哮：“你就是那个神经病吗？”不需要有人大闹警察署，质问：“你们是怎么对受害者说话的？”也不需要谁大喊大叫说：“马上搬家，把担保金还给我。”我只需要有人问我“没事吧，吓坏了吧”，陪伴在我身边，直到我的心情恢复平静。可是没有这样一个人，这让我倍感痛苦。如果告诉妈妈，她只会责怪我，还不如不说。想想我就觉得好委屈。每次都是这样。我生病，受伤，难过，失败，被人欺骗或者受到伤害，妈妈都说是我的错。因为我很差，才遭遇这样的事情。
我知道妈妈是个了不起的人，代替无能的父亲赚钱养家，把我们姐弟三人养大。我很感谢妈妈。妈妈推销辅导资料的时候，每个月能跑坏一双鞋，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忍不住心疼。妈妈只读过小学，推销的辅导资料自己都不懂，但是她说自己毫不羞愧。这点我也同意。以前妈妈在百货商店工作的时候，每天从早到晚站着，晚上喝着咖啡准备资格考试。爸爸屡次落榜的注册经纪师考试，妈妈一次就通过了。真的很了不起。
我没有妈妈那么坚强，那么勤奋，妈妈是不是对我很失望？可是妈妈痛苦的时候也需要找人倾诉。那就是我。妈妈对我不是诉苦，而是破口大骂。我就是妈妈的出气筒。家人有谁遇到不好的事情，或者家里出现矛盾的时候，妈妈希望我充当感情润滑剂的角色。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我说我要去首尔找工作的时候，妈妈愤怒不已，好像遭到了强有力的背叛。我无法忘记妈妈当时的表情。妈妈希望我表现出适合年龄的成熟和独立，同时又乖巧可爱，成为家人的开心果吗？妈妈，对不起，我做不到。
妈妈经常像诅咒似的说，“你以后也生个和你一样的女儿吧”。妈妈你知道吗？我并不是生来就这个样子的，而是被妈妈养成了这样的女儿。
怎么说到这里了？我只是不敢睡觉，于是开始写信。没关系，无所谓的。妈妈有妈妈的人生，我有我的人生。正如所有的人际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可能合得来，也可能合不来。人们经常这么说，但是心里并不一定这样想吧？这封信恐怕是寄不出去了。
我叫金恩顺
今年29岁的恩顺是一家连锁餐饮机构的卖场职员。
13年前，电视剧《我叫金三顺》火爆一时。当时正读初三的恩顺连辅导班都不去，拼命坚持看《金三顺》首播。她似乎理解三顺的心情，从头到尾都理解。因为恩顺也和三顺一样，都是“顺”字辈。想起自己以金恩顺的身份生活的每个瞬间，她总是情不自禁地咬着拳头，把泪水往肚子里咽。
电视剧可以概括为“拥有土气名字和臃肿外貌的老处女金三顺的人生和寻爱记”。三顺因失恋而痛苦，仿佛失去了全世界。她一次次地相亲，每次都告诉自己现在这个男人或许就是人生中的最后一个男人。当时恩顺觉得在那个年龄大概才会这样吧。电视剧里的三顺30岁，对于16岁的恩顺来说太过遥远，是理所当然应该被称为老处女的年龄。明年，恩顺也要30岁了。
上班之后，恩顺就不再画眉了。没有时间，可是又不能不化妆。去年春天，她做了半永久的文眉和文眼线，每个月还要做一次睫毛延长术。她喜欢化妆，学生时代总是精心地化全套的妆。现在，洗漱之后简单涂抹基础护肤品和CC霜，在电梯上涂好口红就完了。用显色好的高档品牌口红涂抹嘴唇，恩顺觉得长大成人或许就意味着在高科技和产品的帮助下，留住时光和青春。
最近是服务培训期，每天早晨要去总部上班，路上需要一个半小时。一起接受培训的签约实习生年龄层高得出人意料。40个人中间，30岁以上的超过10人，40多岁的有2人。今天，根据卖场里经常发生的状况进行角色表演。恩顺扮演前来维权的客人，不停地抗议，食物太咸、太硬、太凉、回应慢、态度不亲切。“你真的很擅长抗议”，听到这种半开玩笑的赞美，恩顺产生了奇妙的感觉。其实她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作为女儿，作为学生，作为职员，作为客人，她只是努力做好自己的角色，从没想过，也没有要求过合理的待遇。
传媒高中毕业前，恩顺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上大学读经营学专业。现在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在饭店工作”。最初做兼职是为了交学费。学生时代主要做服务员、洗碗、清扫等简单工作，毕业后成为签约实习生，管理卖场。如果一直做得很好，得到很高的培训分数，那就有可能成为正式经理人，总管一家分店。别人都觉得很辛苦，恩顺从开始就觉得有趣。她喜欢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随着季节变换重新装饰卖场的时候，恩顺更加兴奋，感觉像是在装饰一个小小的世界。从卖场风格到室内装潢，菜单和摆盘，各种好点子层出不穷。首先要成为这个卖场的经理，将来经营属于自己的个人品牌，这是恩顺的目标。
休息日也不能休息，下班时间晚，这些她都可以接受，最难受的是没有家人的支持。她说要读实业高中的时候，说要上大学的时候，父亲都强烈反对。每次都是母亲代替恩顺战斗，说服父亲。但是，这次母亲也无法接受。她很生气，问恩顺打算做兼职到什么时候。恩顺解释说，只要一步步地走完这个过程，就可能成为卖场的负责人。任凭她怎么说，母亲还是继续追问：“为什么偏偏要去饭店，不能一开始就做负责人吗，你上大学就是为了做这种工作吗？”
最近，父亲动不动就说“九岁劫”。恩顺摔倒，消化不良，手机出故障，都是因为“九岁劫”。重感冒不能上班，难受好几天的时候，恩顺自己也觉得像父亲说的那样，是因为“九岁劫”。
傍晚时分，高中同学来卖场玩儿。恩顺说自己太忙没时间见面，他们干脆把聚会场所定在了恩顺的卖场。最早结婚，今年初生了孩子的朋友，用婴儿车推着刚过百天的婴儿来了。恩顺特意准备了煮土豆和红薯，打算喂给孩子吃。朋友笑着说，孩子现在只能喝奶。朋友用奶瓶盛着奶粉，保温瓶里装着温度适宜的白开水。
朋友和在月子中心见到的时候截然不同。身上的浮肿彻底消失，结婚前就喜欢穿的连衣裙又变得合身了，还适当地化了妆。她从大大的包里不停地拿出奶瓶、保温杯、纱布、围嘴、湿巾、拨浪鼓、婴儿书，熟练地照顾着小婴儿。她目前在休产假，孩子入托排队排到100多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开始工作。朋友不以为然地说。这位朋友做事认真、踏实，比任何人都更喜欢工作。她要承受多少烦恼，才能做到这般泰然？朋友那么坚毅，婴儿那么漂亮，恩顺的心情很复杂。朋友抱着哭闹的婴儿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