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她请了一上午假。早晨8点30分开始，教务处按先后顺序接受放学后的课程申请。瑞妍要在放学后参加托管，比起一直待在托管教室，要是能在学校里听听美术或科学实验课程，下午就不会那么无聊。为了早早排上队，智慧7点钟离开家门。她还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走到校门口一看，很多戴着帽子的妈妈都在小跑。智慧也跑了进去。队伍已经排了很长，从三层教务室经过走廊，经过楼梯，直到二层走廊。英语课已经报满了，美术、科学实验、汉字课还可以申请。瑞妍不理解妈妈的想法，哭着说不喜欢学汉字。
第二周有新生家长说明会，智慧没有参加。瑞妍幼儿园同学的妈妈拍下写有校历、学校活动、学校生活注意事项的说明手册，通过聊天软件发给她看。
第三周举行公开课和家长会。公司前辈说，到了三年级，参加活动的家长连一半都不到，但是看不到自己的妈妈，孩子会很失落，所以一年级还是应该参加。看人脸色过一年吧。智慧这样想着，又请了一天假。孩子们像青蛙一样，也不管上不上课，也不管教室里有没有大人，到处跳来跳去，叽叽喳喳，说说笑笑。智慧觉得小孩子们没有跑出教室，没有躺倒在地，就已经很乖，很神奇了。学生们逐一到教室前面做自我介绍，说自己以后想要从事的职业。轮到瑞妍的时候，大概是因为太紧张了，她身体摇摇晃晃，用孩子特有的语调说：
“我——喜欢——画画——长大以后——我想——做一名——设计师——”
啊，原来瑞妍想做设计师，以前都不知道呢。她的确喜欢画画，可是没想到她竟然知道这种具体的职业名称。智慧心里生出几分奇妙的感动，庆幸自己今天来看了。
家长会上，首先听班主任老师简要介绍班级运营计划，然后选定了两名班级代表和负责在上学路上指挥交通的七名“绿色妈妈”。志愿者中只有四名“绿色妈妈”，还需要再选五人。妈妈们都低着头，生怕碰到班主任老师的目光。老师用略带威胁的语气说，“这样下去谁都回不了家”，然后挨个叫名字。智慧也被老师点到了名字，但是她说要上班，做不到，跟老师说对不起。最后是心软的妈妈们主动报名，总算凑够了人数。老师连说对不起，低头表示感谢。智慧感觉很郁闷，不知道老师和妈妈们为什么要互相抱歉，互相感谢。
第二天，智慧和同事一起喝咖啡，聊起前一天家长会的事。一名家有小学生的前辈妈妈叹了口气：
“你们这所学校还算好的呢。我们孩子学校的图书馆志愿者、治疗师志愿者、学校附近有害设施监督志愿者，都让妈妈们来做。把孩子交到学校手里，我们就是罪人呀。”
在旁边听着的部长咂着舌头说：
“妈妈们太疯狂了。我老婆一次也没参与这些事，我儿子上学也上得好好的，已经高三了。”
说我太疯狂？没有任何报酬，白白付出辛劳的妈妈们太疯狂？不说谢谢也就算了，为什么要骂妈妈们？智慧气愤地问道：
“部长，那您知道儿子现在是几班吗？”
部长回答不上来。下一周是家长咨询会，又要请假，智慧不好意思找部长签字，想只打个电话。只请半天假，去一趟学校。其实，每次请假都要费很多精力协调时间，还要值夜班和周末加班。但又不是每天都这样，年初参加两三次子女的公开课或者咨询会，也不是什么错误。如果公司不允许有孩子的家长投入这么点关注和时间，那就只能换公司了。连自己孩子在几班都不知道的部长和认为女儿学校的活动都是老婆分内事的丈夫，他们应该有所改变才对。智慧和丈夫约好，二年级的咨询要由丈夫去参加。
教练把皮球倒出来，哗啦啦散落一地。
“女生投右侧篮筐，男生投左侧篮筐。来，开始！”
“哇”的一声，孩子们开始不顾一切地投球。这是为生日在三四五月份的孩子们举办的集体生日派对。经过群里投票，决定每三个月为孩子们庆祝一次生日，同时也是游乐时间。第一次聚会通知“场所——白虎跆拳道场”的时候，智慧以为班级代表妈妈写错了，后来才知道现在的跆拳道场经常举办生日派对。教练准备的游戏很有趣，还可以尽情享用美味的炸鸡和比萨。瑞妍很开心，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的生日派对是什么时候。
做家长远比预想的更苦更累，但也没有像担心的那样孤独和寂寞。班级代表妈妈每天把通知单拍照，发到群里，其他家长在下班前就可以了解作业和需要准备的物品。课程表也好，准备物品也好，有不明白的都可以到群里提问，家有高年级兄弟姐妹，熟悉学校生活的妈妈可以回答。咨询日那天，老师无意中的一句话也给了智慧以安慰。智慧说瑞妍还不识字，也没有提前学过数学，不会用筷子，细数着女儿的不足，然后又莫名其妙地补充了一句，“我在上班”。老师笑着说：
“我也是在学校上班的同时养育一对儿女。”
学校行政方面存在不合理的部分，仍然需要家长们免费提供服务。公司业务量太大，根本不会为养育小孩子的职员考虑。丈夫理所当然地认为育儿是妻子的责任，社会把孤军奋战的妈妈们视为“太疯狂”。即便如此，妈妈们还是互相帮助，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本分。智慧认为需要改变的不是妈妈，而是丈夫、学校、公司和社会。
瑞妍说她在托管教室交了好朋友。
总之，春天真的如期而来了。
好运的日子
敏贞是一位上班族，结婚5年了，去年秋天续租了现在的公寓，算是半放弃了购房的计划。
下班回家的电梯上，敏贞遇到了同龄的隔壁女人。她说自己刚刚签完重建公寓的购买协议，敏俊妈妈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样板间。
敏贞摇着头说：“去年秋天提高了担保金，住宅预购存折里的钱都用光了。我们哪有钱买房子啊！”
“这个是以合作社员的身份购买的，不需要预购存折。距离入住还有五六年时间，只要在这期间努力赚钱就行了。我们继续做邻居吧，怎么样？”
她还说，负责签约的课长办事能力很强，如果需要，可以介绍给敏贞。面对邻居的这番好意，敏贞稀里糊涂地预约了周六上午十点全家人一起去参观样板间。
丈夫锡俊很不情愿：“敏俊能那么早起床吗？你最近早孕反应强烈，不能去人多的地方，而且我周末也可能加班。”他列举了一大串不能去的理由。然而周六早晨，敏俊早早起床，神清气爽。敏贞的早孕反应也突然消失了，一碗米饭吃得精光，锡俊公司也没有事，不用去加班。
一家人赶到时，前面已经有20多人在排队了。听说有预约，职员把敏贞一家带到入口处。一名排队的老人使劲敲着玻璃门喊道：“为什么插队？难道这也要走后门吗？”
“他们是有预约的。刚才我跟您说了，如果不想等，可以先预约，下次再来。”
“我疯了吗？为什么要来两次？你觉得我活不到入住的时候吗？我会活到一百岁！”
“是的，是的，老人家，您一定会长命百岁。请您再稍等一下。”
经过混乱的等待队伍，他们来到一层。夫妻俩心中暗自得意。出现在面前的课长身上散发出典型男性化妆品的香味，问他们想要多大面积的公寓。敏贞随口回答说30坪左右。课长点头，指了指样板间所在的二层。课长、敏贞和锡俊并排上了楼梯，锡俊怀里还用婴儿背带抱着敏俊。楼梯很陡，敏贞感觉小腹有点儿紧绷，可是上下楼梯的队伍宛如传送带，分别以固定的速度移动。既不能停下来，也无法脱离队伍。
已经有四组家庭在看样板间了，敏贞一家也加入进去。课长以自豪的口吻介绍着样板间：“这是27坪的，和34坪的户型一模一样。打通了两个小房间，用开放式书柜代替墙壁。卧室和阳台都扩大了。户型非常好。其实，三口之家住27坪就足够了。”
敏贞一家怯生生地跟在课长身后。其他客人却不一样，他们毫不拘束地在样板间里昂首阔步，打开抽屉看看，在床和椅子上坐坐，还用沾了口水的手指揉搓壁纸，对看上去像是工作人员的人提问之后，又互相交流感受。
这是通常在美容院的杂志上才可能见到的房子，高光泽度的壁橱、大理石面板的橱柜、爱尔兰餐桌、原木电视柜和置物架，这些应该算是标配。敏贞觉得一定要安装开放式书柜，而锡俊则想着应该铺同样图案的餐桌布。虽然算上腹中胎儿共有四口人，不过27坪好像真的足够了。看着阳台窗外的夕阳，敏贞和锡俊莫名地心潮澎湃。
夫妻俩自然而然地走进楼上的办公室，坐到了洽谈桌前。旁边桌的老夫妇在问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预售许可权，旁边的中年男人问他和别人共同购房，那么自己是不是占有二分之一的面积，也就是其中一间？反正都是些听不懂的问题。
课长把写有“合作社员加入申请”的文件放到桌子上，说道：“每坪价格是2000万，这样想就可以了。跟周围房子的市价比起来，算是相当便宜了。重要的是，这里是银星小学的学区范围。因为是合作社员公寓，所以距离入住还有段时间。这也是唯一的缺点。不过你们看一下，入住以后你们的孩子正好可以就读银星小学。马路对面的宇星公寓都是分到银一小学的，住宅区的朝鲜族孩子都去银一小学，知道吧？”
敏贞在想五年时间能攒多少钱，还能贷到多少贷款，而锡俊却把身体倾向课长，问道：“真的不需要预购存折吗？”
“当然，这是以合作社员的名义购买的，不同于普通的商品房，连单元号和门牌号都可以指定。对了，成为合作社员是有条件的。申请人必须是户主，在首尔居住6个月以上，34坪以下的住宅最多只能有一套。这些条件你们都符合吗？”
当然符合。锡俊是户主，出生于首尔，一辈子生活在首尔，一栋房子也没有。正好一位预订了27坪户型的顾客换成34坪，第一天最早售出的黄金楼栋黄金楼层空出来一套。课长多少有些骄傲地说，这是他的客户，所以只有他知道这个信息。
“两位运气真好。”
课长在申请书上写下203栋1503号，继续解释说：“定金是房价的10%，也就是5500万元。现在交2000万，一个月后再交2000万，再过两个月后结清剩余款项就行了。今天只需要交2000万元。”
今天，只需要，2000万……可是没有。原来的抵押金中就有5000万是贷款，去年秋天抵押金提了8000万，他们把储蓄金和购房存折都注销了，另外又申请了3000万贷款。现在交2000万，一个月后再交2000万，三个月后又要交1500万，他们没有信心筹到这么多钱。敏贞环顾四周。这里的人们都能立刻拿出2000万吗？不是2000，而是2000万？
就像找对位置的拼图，一切都正合适。公寓面积和户型、位置、入住时间都很好。合作社员的资格也具备。可是不能签约。为什么没想到需要定金呢？敏贞和锡俊脑子里都在想着同样的问题。想来也是，怎么会一大早运气就这么好。
相当于100平方米。——译者注
她们的养老对策
我是一名律师，在瑞草洞经营私人律师事务所，最近接手了一项免费法律咨询。
互相知道电话号码，但这是第一次通话。看着来电姓名显示的“姜敏雅”三个字，我想了一会儿，姜敏雅？哪个姜敏雅？敏雅姐姐？
“很忙吧？可以通话吗？”
“没问题，今天我休息，请讲。”
“啊，这样啊。我是不是打扰你休息了呀。我想咨询一些事情，但是我认识的律师只有你一个，哈哈。”
我正在开车。早晨7点30分参加早餐聚会，然后去拘留所会见当事人，路上接到了电话。为了让对方可以放心说话，我谎称自己在休假，没想到姐姐反而因为妨碍我休息而抱歉。我们认识将近20年了，彼此间还是这样毕恭毕敬。或许就是因为我们太过于为对方考虑，所以才没能更进一步交往吧。
前不久，敏雅姐姐的恋人生病，她遇到一些为难的问题。
“想来我也40多岁了，应该准备这些事情了。你帮我解答也行，或者有这方面的专业律师介绍给我也可以。”
姐姐邀请我们社团所有成员参加她的乔迁宴，那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在准备考试，许多聚会都没能参加，不过她的乔迁宴我还是去了。老旧的公共住宅公寓，外墙上布满又长又深的裂纹，摆满客厅一侧墙的大小不一的书籍，窄长的茶几，放在茶几上的花束和小相框，相框里姐姐和恋人面对面灿烂笑着的照片……那些场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天我喝醉了，最后还哭了。姐姐的恋人问我为什么突然哭了，我说你一定要让敏雅姐姐幸福，不许分手，胡说八道一通，然后扑在姐姐怀里睡着了。我记得在睡梦中听到姐姐说，她可能是学习太累了。
敏雅姐姐的恋人像往常一样上班，和同事出去抽烟时觉得胃不舒服，就直接回到办公室。旁边的同事说：“这么快就回来了？”
“好像有点儿消化不良。”
“一大早就消化不良，吃了多少山珍海味呀？”
“没吃早饭，不过感觉像不消化的样子啊。昨天晚饭也是随便吃了一口。”
一边说，一边疼得揪住心口窝，趴在办公桌上。旁边开玩笑的同事立刻僵住了。因心梗去世的父亲当时就这样。姐姐的恋人被同事抓着手腕，拖上出租车，去了附近的大学附属医院，一进医院大厅就无力地倒下了。果然是急性心肌梗死，立刻做了支架手术。患者情况紧急的时候，医院通过公司人事科联系了姐姐恋人的父母。两位老人一直守在重患诊室等候室，每到探病时间，母亲就进去，哭着祈祷。
那天，敏雅姐姐从早到晚都很忙。恋人两次没接电话，她发短信问：“你很忙吗？”然后就忘记了这件事。下班路上才发现对方连短信都显示未读，于是又打电话，对方已关机。她觉得有点儿奇怪，不过估计可能是手机没电了吧，也没再多想就回家了。家里没有人，恋人的手机仍然关机。强压下去的不安终于爆发了。姐姐不知道恋人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可以用手机通话，没理由非要把电话打到办公室。
姐姐打车去了恋人的公司。前台没有人，偶尔有晚下班的职员经过。要不要去办公室看看？或者随便拦住一个人问问情况？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个神经病？正在犹豫的时候，电梯里走出一个女人，脖子上挂着和恋人同样的员工证。
“打扰您一下，我来这里找一位朋友，她是营销组的金熙京组长，今天手机一直打不通。请问怎样可以联系到她办公室的同事？”
女人摇了摇头，问身后的同事：
“今天晕倒的组长，是哪个组来着？”
“不是营销组吗？”
姐姐摇晃着后退了几步。女人扶住姐姐，急忙补充说：
“啊，我不确定，也可能不是您的朋友，这么说让您担心了。”
“晕倒了？怎么回事？现在在哪儿？”
“不太清楚，有人说是在公司突然晕倒的，送到了对面的大学附属医院，也有人说是在上班路上晕倒在地铁里，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同事戳了戳女人的后背，对敏雅姐姐说：
“您是，她的朋友？那么给朋友的家人打个电话吧，听说已经联系上家人了。”
她们大概觉得奇怪。是啊，几乎没有朋友因为打不通电话而找到公司来。姐姐没有继续追问。她和恋人一起生活十年，彼此都以为自己是对方唯一的家人。她们说的家人是谁，这个家又在哪里呢？姐姐默默地转过身，现在顾不得失落，当务之急是打听到恋人在哪里。
敏雅姐姐先去了公司附近的大学附属医院。如果是今天晕倒送来的，那么应该在重患诊室，于是先去二层内科重患诊室看了看，然后去三层。来到心脏内科重患诊室门前的时候，迎面遇到了恋人的母亲。她曾跪在姐姐面前，哭着恳求姐姐放过自己的女儿。起先她和女儿互不相见，从几年前开始有了联系。虽然没有恢复到从前的关系，不过现在母女之间已经缓和了许多。即便如此，她还是无法接受女儿的同性恋人。
“那天我好像挨了三十多下打。她说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姐姐洒脱地笑着说道，有点自暴自弃的味道。恋人拉过敏雅姐姐的手，紧紧握住。两只雪白的小手，拇指的指甲上戴着同样的天蓝色心形宝石。她们十指相扣，分不清是谁的手。我问姐姐，恋人没事了吧？
“手术很成功，不过一辈子都离不开阿司匹林了。”
“现在就戒烟吧。”
我想不出该说什么，只好随口说了一句。姐姐在旁边说，“对的”。两个人都有稳定的职业和固定收入。她们从不懈怠地学习，勤奋地积累资历，提高实力，还购买了应对疾病的医疗保险和几种养老保险。她们常常忙碌而辛苦，高额的保险费带来巨大压力，然而想到自己脱离了社会安全网，只能自己为养老做准备。经过这件事之后，她们觉得真正的养老准备不该是这样的。
我向她们解释了指定监护人协议。事先指定一名监护人，当自己受伤、生病或因其他原因无法处理财产或保护人身安全的时候，监护人可以代替自己做决定。经过公证，在监护登记簿上登记即可。这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她们不熟悉程序，也许会感觉很难，所以我决定帮助她们。关于是否进行维持生命的治疗活动，可以填写维持生命医疗意向书并且登记。她们希望单独留下财产方面的遗言，并且公证，当一方死亡时可以立刻执行。两名前辈愿意为她们作证人。
“法律范围内，能做的好像也就这些了，我再了解一下。”
“谢谢。”
敏雅姐姐的恋人毕恭毕敬地低头道谢，然后和我握手。光滑温暖的手不潮湿，不黏腻，也不粗糙，非常柔软。我们只见过三次，她每次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如果身体也健康，那就别无所求了。
姐姐出去的时候，向职员询问支付咨询费的方式。我说不收费，姐姐坚持要给，我们就像往对方口袋里塞车费的老奶奶似的争执不休。最后我赢了，敏雅姐姐有点不知所措。
“我不是为了免费才找你。耽误了你的时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也谢谢你。”
“我是自己也有需要才打听这些事的，不要觉得抱歉。”
这样的告白对我来说是需要勇气的。身边的人们似乎都没有察觉这句话的特别含义，说出的话四散在空气中消失了，幸好谁都没有在意。
我爱敏雅姐姐。我独自煎熬了很久，表露我的感情之前，还有太多事情需要让别人理解。最重要的是我不敢暴露自己。姐姐介绍她的恋人时，我是那么惊讶，那么慌张，原因并不是别人想的那样。恰恰相反。我一直后悔，一直埋怨自己，直到现在还萦绕在心头。
如果遇到像姐姐这样可以共度一生的人，如果我也能像姐姐那样采取法律措施保障自己的养老，我想让姐姐和她的恋人当我的证人。
寻找声音
敏珠是某电视台的播音员。
罢工刚过一个月，那时候正宇上学由敏珠接送，而不是婆婆。早晨8点50分，敏珠把正宇送到马路对面的小学，然后和丈夫一起去公司。他们在同一家公司上班，而且是同一个部门。本来和丈夫在一起的时间就多，罢工以后几乎每天都形影不离，然而夫妻关系并没有因此变得牢固。两个人都没有事做，也没有收入，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感情不可能好。
开车时始终沉默不语的丈夫，停车时漫不经心地问：
“明天开始你别来公司了，好吧？”
每天上午都在公司大厅举行劳动组合全体集会。尽管是出于自觉的集会，不过没有特殊原因的话，大部分劳动组合的成员都会参加。集会结束，播音员同事们聚在一起吃午饭，然后开会。有时要发表声明，起诉不正当调任。除了这类重大事件，单是聚会本身就很有意义。像被驱逐似的调往其他部门的人，留在台里却不能上节目的人，偶尔能上节目的人……每个人的立场和情绪都有所不同，误会积累得太多太多。罢工之后，他们每天见面交谈，逐渐解开心结。但是，丈夫不让她去了，敏珠突然就明白了丈夫的意图。
“反正零用钱还是要给，对于母亲来说，这是唯一的收入来源。”
“你知道我们现在负债多少吗？”
“又不是一辈子罢工，很快又要把正宇交给母亲了。‘现在我们罢工，正宇不用您管，所以钱也不能给您，等罢工结束了把正宇交给您，那个时候再给您钱。’我们怎么可以这样跟母亲说？”
“我去跟她说。”
“她当着你的面只会说，好，那就这样，然后给我打电话发牢骚。”
汽车刚熄火，敏珠就下了车，独自离开了停车场。她想喝酒，可现在还是早晨。
5年前，夫妻俩也并肩参加过罢工。当时好不容易申请了贷款，买房子刚刚一年。两口子都没有收入，难以负担每月200万的还贷金额。他们也想过搬到郊区住，可是正宇好不容易适应了小区的幼儿园。负责照顾正宇的婆婆也住在这个小区，他们不能离得太远。想过卖掉房子，在附近租房居住。他们去房产中介看了看，没有房源。全租房短缺的新闻就是以敏珠所在的区域为例。他们感到茫然而郁闷，信用贷款、保单贷款、负账户，贷款的种类和金额越来越多。这不是信念问题，而是生活问题，可是连这种苦恼都无处发泄。敏珠很清楚世界上有多少劳动者像自己一样，他们落入了多么极端和恶劣的境地。活着是多么痛苦，多么沉重，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是罪过，她只能用力抑制自己的孤独和心痛。
罢工结束了，没有任何成果。在那之后，敏珠一次次地接到通知，无缘无故地被退出了正在进行的节目。有的同事干脆被调到其他部门，负责制作宣传资料、审查剧本、策划社会话题。有一天，审议部的前辈打电话给敏珠，冷不丁地问道：
“我的声音怎么样？”
“什么？”
“我不记得自己的声音什么样了，我自己听到的声音和别人听到的我的声音不一样。”
那个瞬间，敏珠也想不起自己的声音是什么样了。这让她多少有些难过，但她还是故作轻松地笑着回答：“都一样的。”
其实不一样。前辈的语气要比以前缓慢而低沉。回到家里，敏珠留心听丈夫的嗓音，稍微有点儿沉重，还有点儿含含糊糊的感觉。我的嗓音、语调和发音也发生变化了吗？敏珠不敢听。
不到一个月，前辈就辞职了。直到递交辞职信的前一天，前辈才单独找到敏珠，向她告别。敏珠恳求前辈再考虑一下，劝说她和自己一起努力，然而前辈没有改变决定。如果说没有一点儿失落和埋怨，那是撒谎。可是敏珠知道前辈有多么痛苦，理解她做出这个决定有多难，多慎重。敏珠收留了前辈放在办公桌上的小仙人掌，播音员同事们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公司。
看不到尽头，也不能保证有什么结果，这样的斗争持续到5年多的时候，敏珠的身体和心灵都遭到了重创，一步步走向崩溃。尤其是第二次罢工开始的时候，正宇总是要交给婆婆带，账户里的负金额持续增长，夫妻关系也出现了深深的裂痕。危机最严重的时刻，敏珠接到了某策划公司的签约邀请。帮忙联系工作的是在电台做DJ时亲如姐妹的歌手姐姐。签约金很丰厚，足够解决当前的生活困难，还能有剩余，其他的条件也很好。据说，这家公司还在同时接洽另一名播音员。听到这个消息后，丈夫一秒钟都没有犹豫。
“反正我们俩在一起工作也不方便，有机会就换吧。”
如果非要做比较的话，敏珠的名气要比丈夫大。如果夫妻中间有人要离开公司，那么应该是敏珠。这是他们默认的意见。敏珠接到人气节目出演邀请的时候，受邀担任主持人的时候，和丈夫在一起人们却只认出敏珠的时候，敏珠都会莫名地害怕。她和丈夫都很有自信，而且自尊心都很强。
“我们都是工薪族，集体中的一员。我还是想坚持下去，留在这里，一如既往地工作。”
丈夫的态度冷漠而淡然，太过于理所当然。敏珠也无力反驳，反而为自己从丈夫的话中读出别的意味而惭愧，好像自己心理扭曲。这让她很痛苦。偶尔，她也希望丈夫能像小孩子那样为她取得的成就欣喜若狂，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始终没有发生。而这一次丈夫却是发自内心地高兴。策划公司的提议和丈夫的反应，都让敏珠高兴不起来。
最重要的是，她无法想象自己成为自由职业者的样子：不论年龄和资历，大家都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员工的意见可以正当地反应，并且体现在集团的运营和节目的播放中。敏珠以前的公司就是这样，她不想离开。尤其是现在，一度瘫痪的公司恢复了从前的模样，她不想在外面鼓掌旁观，而是想以当事人的身份欢呼和分享。敏珠决定留在公司，丈夫冷漠而淡然地说，“知道了”。
敏珠无数次后悔。上次罢工失败的记忆犹如噩梦般折磨着她。如果再次失败，不论在公司内部，还是在公司以外，她还能重新拿起话筒吗？一个失眠的凌晨，敏珠静静地从床上起身，呆呆地坐在沙发上。这时，丈夫也跟着出来了。
“还没睡吗？”
“你一开门，我就醒了。”
“对不起，因为我。”
“不是的，最近我经常在夜里惊醒。”
敏珠没想到丈夫也睡不好觉。如果和同事发生了误会，她都会努力消解，然而她总是极力回避和丈夫之间的对话。彻夜交谈后，敏珠才发现丈夫对情况的判断远比自己悲观，她对丈夫以前的想法也能够理解了。
“5年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我太累了。我觉得这不是信念的问题，而是生活的问题。生计、贷款、利息、育儿，所有这些问题。”
敏珠第一次说出了长期压抑在心底的想法。这些话只有在丈夫面前才能启齿。
罢工持续了4个多月，社长终于下台了。敏珠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班，调离播音部的同事们也回来了。谈不上开心和兴奋，也不能说是混乱或恐惧，总之是五味杂陈。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窗外还是绿树茂盛的夏日，现在已经是落叶满地的秋天。读过几页的插上书签的小说，盛过清爽绿茶的水杯，办公桌上的仙人掌，一如从前。辞职前辈留下的仙人掌，泥土已经干涸，仙人掌还顽强地活着。敏珠给花浇了水，擦掉灰尘，这才真切地感觉到前辈真的离开了。敏珠抬起头，环顾了一下办公室，辞职的同事们齐聚一堂的场面像电影画面，展现在眼前。很快将有新社长上任，节目也将正常进行，公司逐渐恢复平静，然而那些离开公司的同事却不会回来了。好痛心。
眼里噙着即将滴落的泪水，敏珠和屏风后面的丈夫四目相对。丈夫默默地用口型说，“辛苦了”。敏珠回答，“你也辛苦了”。
重新发光的我们
我是被KTX解雇的女乘务员。
叮咚叮咚——
门禁铃声响。我急忙抱起女儿，静悄悄地藏到卫生间里。
“妈妈，怎么了？”
“嘘！”
“为什么？为什么呀？”
我把声音压得更低，恳求女儿说：
“嘘！嘘！求求你了，求求你，艺书。”
女儿瞪大眼睛，钻进我的怀里。温暖柔软的小身体，香喷喷又带着奶腥味的婴儿气息。让她保持安静不动似乎很难，女儿总是动个不停。我们在马桶上不知道坐了多久。过了很长时间，女儿用细得像漏风的声音问道：
“妈妈，现在还不能说话吗？”
为了不发出声音，我慢慢旋转卫生间门把手，打开门，仔细倾听外面的动静。静悄悄的。我把女儿放在马桶上，走到门口透过猫眼观察外面。我左右摇晃着脑袋，确认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这才把女儿领出卫生间。手机收到一条短信—电话无人接听，快递送至门卫室。原来是快递。我没有要收的快递啊，会是什么呢？我感到既好奇又无力，同时也对女儿感到歉疚。
我欠了债，还是超过1亿元的巨债。
从2008年开始，我和同事们发起了劳动者维权诉讼，一审和二审全部胜诉，拿到了拖欠的工资。不料，大法院推翻了前面的判决结果，要求我们在4年之内归还到手的8640万元工资。这些钱早就用作生活费了，每个月仅利息就超过100万，现在需要还款的金额已经超过1亿。我无力偿还，也不能还。如果把钱还回去，那就意味着我们接受了自己不是高铁劳动者的判决。
法院下达返还命令书的消息，我是在同事的聊天群里听说的。有的同事是无意中收到的，以为是邮件或快递；还有的是因为法院的人不分昼夜，周末也来恶狠狠地敲门，为了不妨碍邻居才不得不接收。从那之后，我听到门铃声就会害怕，甚至连外卖都很久不点了。每次听到孩子玩具发出的声音，我都会痉挛，丈夫只好卸掉了电池。我最担心的是被婆家知道。公公婆婆都是好人，很喜欢我，他们全然不知道我欠了这么多债。
13年前，如果我没有在就业指导室门前看到那则公告，事情会怎样呢？明明知道这是毫无意义的假设，我还是忍不住这样去想。转正式职工、退休保障、公务员待遇……直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些宣传语。那里被称为“地上的花”。我工作的地方不是高铁公司，而是其子公司。工作两年，因为没有按照承诺转为正式职工而罢工，后来被解雇。有人重新回到子公司，有人因为种种原因放弃斗争，还有的仍然在斗争，要求复职和直聘。最开始参加罢工的女乘务员大约有350人，现在剩下33人。我是这33名中的一员。
集中斗争期间，我们经常在首尔站的广场舞台上举行祈祷会、文化节、说唱音乐会等活动。参加祈祷会的时候，我带上了艺书。大概是坐在婴儿车里不舒服，她一直哭闹，我只好中途退场。说唱音乐会那天，我想都不敢想再带艺书去了，可是又没地方托付，急得我团团转。这时，丈夫打来电话说请了一下午假，让我做好外出准备。我急匆匆地准备好女儿的零食和晚饭，正在换衣服的时候，丈夫开门进来了。他的脸上大汗淋漓，原来是一路从地铁站全速奔跑回来的。
“我很快就回来。”
“慢慢来。”
这句话比加油或支持更让我安心。乘坐地铁去首尔火车站的路上，我不停地回味着丈夫那句简短的“慢慢来”。
舞台上摆放着两把椅子，应该是给主持人和嘉宾用的，还有一个显示屏。同事们在舞台后面挂上了“抗议解雇4000日大会场”时拍的纪念合影。我也急忙跑过去，帮忙挂正照片。
“看一下两侧是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
分部长说得泰然自若，好像面对长期以来的合作伙伴。挂完照片下来，他才四处张望着问道：
“孩子呢？”
“嗯，孩子爸爸下午请假了。”
“那太好了。”
剩下的同事当中，有一半像我这样成了全职主妇，另一半做了其他工作，而且分散在京畿道、江原道、釜山、海外各地，很难像从前一样全员集合积极活动了。面对辛苦的分部长和总务，我们只有感到抱歉。
活动时间已到，同事们才陆续到达。有的朋友很久不见了。虽然经常在聊天群里分享消息，然而时间总是凑不上，不能经常见面。很多同事都带了孩子来，因为没人帮忙照看。很小的时候见过的孩子，只在照片上见过的孩子，转眼就长这么大了。我切实感觉到我们已经斗争了太久，也明白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生活。我们像久违的老同学那样互相问候，同时打听没到场的同事们的近况。
活动从记录斗争过程的短片开始。此时此刻，那些在画面上喊口号、削发、爬上30米高的灯塔、静坐、哭泣，甚至被逮捕的女人们并排坐在旁边。我的面孔也不时闪过。真年轻啊，好土气，这么紧张。有的人认真投入，有的则不是。有时彼此之间会因此感到委屈、遗憾、愤怒，有时还会发生争吵。难道你不忙？难道你没有孩子？复职以后打算怎么上班？但是很快大家又亲如一家，看到有人穿上婚纱，就像送姐姐出嫁似的依依不舍；听到有人分娩的消息，就像妹妹生孩子一样心头泛起热流。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共同经历了太多事情。
说唱音乐会邀请的嘉宾是首尔市长。市长斩钉截铁地说：“KTX乘务业务是为乘客安全负责的工作，应该让乘务员成为正式职工。”观众席上爆发出掌声。
“我们以公司为对象发起的诉讼在大法院得到了败诉判决，一审和二审中拿到的工资都被判定为不正当得利，要求返还。对于这样的判决，您怎么看？”
“作为法律界的一员，我认为这种判决不应该出现。”
尽管这是理所当然的回答，然而听过之后还是让我们忍不住流泪。我环顾四周，其他同事也在哽咽。高铁公司的社长、大法院法官、镇压警察、提前放弃的老同事……眼前掠过无数张令我们愤怒和绝望的面孔，耳边回荡着指责我们不努力就想转正的声音。我们总是做出理直气壮的样子，其实每次都怀着被逼到悬崖边上的心情。今天在公开场合听到公共机构长官说我们是对的，对我们来说至少是一种安慰。
我没有参加后面的庆功会，急匆匆地回了家。女儿已经睡了。丈夫说：“让你慢慢来，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走进房间换衣服，拿出挂在衣柜最右侧的制服。现在的制服已经换了款式，生孩子之后变胖，腰部和腹部早都变得太紧，结婚之后搬家，我也没舍得扔掉。这件衣服还穿不到两年。大法院判决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一度后悔，注定要输的斗争，我却耗费了自己年轻的时光。
现在，我不这么想了。如果我只想着自己的复职，不可能撑这么久。面对不稳定的雇佣环境，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接受；女性的工作不能局限于临时和辅助业务，这是我们的斗争目标。我依然年轻，斗争尚未结束。
Korea Train Express，韩国高速列车。——译者注
第三部 奶奶——您保重
厨师的便当
秀彬妈妈是有8年工作经验的食堂厨师。
《家庭通信报》发下来了。秀彬以为又是关于未来发展方向或校园暴力的印刷物，看也没看就折起来塞到笔记本中间。这时，旁边的同学自言自语：“又要罢工？那得去买三角饭团了。”
通知上说，因为厨师罢工，下周四五两天中断供餐，请大家自备午餐便当。这个年龄解决一顿饭没有困难，但是会很麻烦。上次罢工的时候，校门前的中餐厅涌入太多学生，即使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商店的寿司和三明治还是瞬间售空。同学们有的为此烦心，有的说妈妈会嫌麻烦。秀彬也想起了妈妈。妈妈的学校怎么样呢，妈妈现在会是怎样的心情？
《通信报》上没有写罢工原因。秀彬在手机上搜索报道。
全国学校非正式职工劳动组合通知了近期争取转正总罢工的活动。为了改善非正式职工待遇，他们准备了综合对策，最低时薪工资1万元，要求支付没有上限的工龄补贴……
秀彬接着搜索非正式职工、最低工资、工龄补贴这些字眼。虽然不是陌生词，却并不了解它们的准确含义和相关规定。秀彬每周学习两小时的经济课程，课上讲过决定工资时考虑的原则——同工同酬、外部公正性、内部公正性、最低生存费用……直到现在，他依然能流畅地背出备考期间转着铅笔努力背诵的内容，只是反复背诵的内容和现实没有什么关联。
那天傍晚，秀彬悄悄地把《通信报》放在餐桌上，假装漫不经心地说：
“我和朋友说好了，一起买炒年糕吃，不用担心。”
“你和贞仁两个人吗？”
“不，贞仁、孝京，我们三个人。”
妈妈慢慢地点头。
秀彬和妹妹分别就读小学三年级和一年级的时候，妈妈开始在秀彬学校工作。班主任老师说在学校网页上传了游学照片，于是妈妈点进去，看到了招聘厨师的公告。在校长办公室进行了简单的面试，妈妈自己也觉得回答得很好。
“我的两个女儿在这里读书。学生们就像我的女儿一样，而且我的女儿们也的确会吃到我做的食物。您能想到我会多么认真、多么用心地制作食物了吧？”
最初，秀彬妈妈只是把这当成短期的兼职。临时休息日或假期，她可以和女儿一起休息，一边带孩子一边做这样的工作，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没想到工作非常辛苦。穿着工作服、长靴，戴着围裙、手套、卫生帽，汗流浃背。连续几小时在炉火前干活，距离燃气灶最近的腹部皮肤都被烤红了，奇痒无比，好几次她都觉得这样下去要出大事。幸好只是轻微的烧伤和擦伤，不过她也经常听说有厨师因为重伤而造成永久残疾。
营养师尽可能购买价格低廉、没有收拾过的材料。在有限的预算范围之内，为了给学生们多做一样菜，厨师们就只能多干活儿。大部分蔬菜都粘着泥土，连带着皮和根。做咖喱饭的日子，需要秀彬妈妈削皮的胡萝卜和土豆堆满了大大的泡菜篮子。做泥鳅汤的时候，活泥鳅从桶里跳出来，逃向四面八方，有时还会堵住下水口。为了抓住这些滑溜溜的东西，整个厨房乱作一团。炸鱼排也不用冷冻食品。先是一片一片地去掉鱼刺，挂上面糊和鸡蛋糊，再下锅油炸。没有炒过的黑芝麻需要炒熟、磨碎，做成蘸料。
工作越来越辛苦。厨房和供餐室逐渐扩大，需要管理的空间也更大了，而厨师人数却随着学生人数减少，工作量持续增长。学生们对学校供餐的期待更高了，种类也在增多，对于烹饪方法的要求也愈加苛刻。与几年前相比负责配餐的人数几乎减半，连供餐也要由厨师完成。即便如此，秀彬妈妈还是经常说工作很快乐。
“看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就感觉他们好可爱，心里非常满足。一年级的孩子很可爱，哼哧哼哧端着餐盘排队，说我只要一块泡菜，我要十块炸猪排。稍微大些的孩子也可爱，有的要减肥，说我只要一点儿。”
“那就只给一点儿吗？”
“还要长身体呢，所以都给盛一样多。孩子们会说哎呀，可是过会儿也都吃光了。”
秀彬也是一边吃着妈妈做的饭，一边学习、运动、唱歌，茁壮成长，长成了高中生。
下个周四的早晨，秀彬没等闹铃响就睁开眼睛。噼啪……燃气灶打火的声音，洗碗池流水的声音，叮叮当当的碰撞声，走出房间一看，妈妈正往秀彬的四人用野餐盒里装菜。
“装了很多，你和贞仁、孝京三个一起吃，记住了吧？”
“我都说了，我们买炒年糕就行。”
“吃面食会困，吃完米饭好好学习。”
“妈妈这么辛苦干什么……”
“是啊，妈妈们要辛苦了。肯定会有孩子随便对付着吃饭。”
妈妈长长地叹了口气。妈妈的学校也发生了两天罢工。在过去的八年里，妈妈参加过两次罢工，每次都很痛苦。全家人默默地吃着早饭，妈妈似乎要缓解气氛，说道：
“现在的小学生什么都懂。昨天供餐的时候，孩子们问我，老师您罢工了吧？为什么要罢工呢？肯定有原因的，对吧？”
“妈妈是怎么回答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