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久了，孩子们把被霸凌的孩子痛苦的样子当有趣，还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折磨他。所谓的孩子就是这样，如果不好好教导他们，他们就会根据本能做出坏事。谁会相信人性本善啊？我觉得人类打从骨子里就是恶的存在。
总而言之，我是那个被霸凌的孩子。被霸凌的情况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看起来很肮脏邋遢、脑袋很笨，各方面落后他人一大截，另一种则是太爱出风头。虽然从我自己嘴里说出这种话很难为情，但我属于后者。
严格来说，我并不是真的爱出风头，是因为我学了很像爱出风头的孩子们会学的体操。妈特别拜托班导安排，让我只上星期三早上的课，星期三下午就去上体操学院（虽然后来才知道是有氧运动学院），于是所有人都知道我学体操的事，我也就莫名其妙成了被霸凌的对象。
无论孩子们怎么欺负我，我倒是不怎么觉得痛苦。说到痛苦，我好歹也是个人，当时还是个只有十岁的孩子，如果说自己完全不痛苦，那肯定是我疯了或脑袋不正常。不过那时我虽觉得痛苦，但因为有了人生目标，这痛苦就变得可以忍受了。人就应该要有目标才行，只要心无旁骛地往前跑，就会连自己的双脚深陷泥泞都浑然不觉。即便泥泞是如此顽固黏稠，而我依旧在原地打转也没关系。
三年级时，我再度和惠善同班，惠善不知道在急什么，新学期才开始不到一个星期，她就收买了班上大部分的女生。交朋友或是交情变深等说法，完全不适用于惠善当时的人际关系。她会温柔地主动接近来到新教室后显得胆怯的同学，毫无保留地释出好感和称赞，在他们碰到尴尬的情况时伸出援手，之后再暗地里恐吓他们，如果离开她的身边，她可就不会这么友善了。她会在全班面前故意只给交情好的人发巧克力，将问卷调查笔记本或是纸条传来传去。其实，纸条上也没写什么秘密。
同学们就这么在惠善身边打转，他们成群结队，主导着班上的气氛。到了下课时间，他们会霸占教室后面的空间玩跳马背或跳绳，让无法加入的同学心生胆怯。老旧到不行的木地板都要被他们跳穿了，老师依然闷不吭声。老师们也一样，只要看到气势比自己更强的孩子，就不敢随便骂他们。
惠善对我继续学体操的事感到很不爽。
“喂！你！体操学得怎么样？学很多了吗？昨天学了什么？”
起初，我以为她是出于好奇才问我。在她说话前面加上“喂”和“你”时，我就应该察觉到的，她不是感到好奇，而是不怀好意地在等待机会。而我却很傻地据实以告，昨天主要学了拉筋，昨天做了平衡训练，昨天练习呼啦圈技巧，还有昨天我一个人跑到学校的平衡木练习……我很傻很认真地说明每一样昨天学到的东西。
惠善每次都会撇起一边的嘴角说：“是吗？那好好练吧！”随即转身走掉。看她问得这么尽兴，却带着一点儿也不好奇的表情转过身，我反倒觉得她是真的很想知道。她大概很好奇吧？其实也有点羡慕吧？我如此想着，不禁有些扬扬得意。也许在我们一无所知地滚来滚去时，你可能比我优秀，但现在可不一样了。后来，我犯了个决定性的错误，其实只要说自己做了很多练习就好了，我却多嘴讲了没必要的话。
“我现在就算闭上眼睛，也可以走过平衡木。”
惠善蓦然睁大了眼睛。
“是吗？那今天放学之后到体育馆来吧！让我见识见识你那了不起的实力。”
这应该可以称得上是电影《放学后，屋顶见》的十岁版吧？冷汗沿着背脊流下，我在上课时一直在苦恼该不该去体育馆。
这项提议对惠善来说没有任何损失，要是我整个人在平衡木上滑倒的话，她肯定会时不时就拿这件事来取笑我，而假如我办到了，她也不会觉得这有多了不起。可是如果我没有去体育馆呢？那么她又会拿这件事来找碴儿吧？虽然一时无法做出判断，但我对惠善多少还是有些了解的。她其实很小心翼翼，胆子也很小，是遇强则弱、遇弱则强的典型卑鄙性格。方法只有一个：帅气地走过平衡木，一举灭掉她的锐气。
体育馆内约莫有二十个篮球社团员正在接受高强度训练，一根庞大的平衡木安静地在角落等待着我，也不知道是谁从仓库里找到，又是怎么搬运来的。惠善和她那些忠心耿耿的小跟班，摆出青春电视剧开场会有的姿势——并肩坐在平衡木上，摇晃身体撞击彼此的肩膀，用很夸张的表情大笑着。
篮球社的男生们丢着比自己的脑袋更大的篮球，同时视线不停往平衡木的方向飘，好像很好奇发生了什么事。我早就料到会有好几个女生一起行动，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却没想到观众会有这么多。啊！我完了。
“喂！高漫妮！”
见我站在体育馆门口踟蹰不前，惠善大声喊了我的名字。那时我心想，已经无法回头了。为什么会有那种念头呢？明明那时都还能全身而退，只要转身逃跑就行了。我跨出了犹豫不决的步伐，最后来到平衡木前面。
“好，用这个遮住眼睛吧！”
我原本打算眯着眼睛走平衡木，但惠善不知从哪里找来了长度和宽度正好适合用来当眼罩的发带。我带着不甘愿的心情和颤抖的手接过发带，顿时有种莫名的阴凉感。
奇怪，这凉飕飕的、空虚的、安静无声的感觉是怎么回事？没错，四周变安静了。原本篮球弹跳的声响—在天花板很高的体育馆内造成的嗡嗡的回声—现在却停止了，空气变得好安静也好尴尬。我吓得转头往后看，发现有好几个人手里拿着球看着我们，有几个人则好奇地朝着平衡木的方向走来。那时，篮球社的教练坐在体育馆角落的椅子上，朝着我们问道：
“你们在那里做什么？”
惠善既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心生胆怯，大声回答：
“她是体操选手，说要把眼睛遮住，走平衡木给我们看，所以我们来凑热闹。”
喂！我可没有说要表现给大家看，是你叫我试一次的！
“搞什么嘛！”
教练坐在椅子上的身体摇摇晃晃的，也不知道有没有在看篮球社练习，或者根本是在打瞌睡，但现在为什么要跑来管别人的事啊？教练松开交叉的双臂，双手压在膝盖上头，以非常缓慢的速度起身，朝我们这边走来。
“等一下！你们停下来！”
教练大概是要劝阻这样很危险吧！我差点就要大声欢呼了。篮球社教练从来都只穿同一身运动服，他会透过门牙缝朝体育馆的地板喷出口水，然后再用脚上的运动鞋用力蹍几下，在孩子们又坐又躺，还有趴着做热身运动的地板上，留下有着运动鞋底纹路的口水。
我很讨厌这种教练，而且听说他打篮球社的队员打得很凶。说起我们学校的篮球社，可是在全国比赛所向无敌的呢！可见他们被打得多惨，又有多么不想被打。可是，那讨人厌的教练今天却要来当我的救世主了，在他慢悠悠地走过来时，我如此想道：教练，真抱歉我误会了您。
拖着蹒跚的脚步，终于来到平衡木前面的教练说：
“也让我见识一下吧！”
原先还不敢明目张胆的篮球社成员们顿时一窝蜂拥上，果然，讨人厌的家伙就只会做讨人厌的事。我打从一开始就讨厌这个教练！真的非常讨厌！一定是因为这样才讨厌他的！这下子我无路可退了。我一定会神气地平稳走过平衡木，接受篮球社队员的拍手喝彩，而惠善也将不得不认可我的实力，也许这反倒是件好事。
我将发带前后转动，检查中间是否有缝隙，而惠善走过来说了一声：“我来帮你。”她细心地遮住我的眼睛，在我的耳边说了句悄悄话：
“漫妮，加油！”
惠善的声音钻入我的耳朵之后，瞬间让脖子、肩膀和腋下都起了鸡皮疙瘩。啊！我好不容易才稳住的心情，这下子全毁了，这臭丫头。
我深吸了口气，稍微思考了一下，究竟该用双手慢慢摸索着爬上去，还是助跑之后轻盈地跳上去。无论样子看起来如何，总之我非成功不可。我用双手摸了摸平衡木，推估它的长、宽、高，很没气势地先将腹部卷上去，两脚在空中来回晃动，再利用反弹的力量瞬间抬起右脚，攀上平衡木。在全身不停颤抖的状态下，我好不容易爬上平衡木，身体摇摇晃晃地稳住了重心。
“哈哈！”我听到了笑声。我独自练习时，经常在爬上平衡木后闭上眼睛。惠善，这可恶的丫头，我只说我能闭着眼睛走平衡木，可没说我能闭着眼睛爬上平衡木啊！
我瞬间恍惚了一下，感觉体内的所有水分好像都在摇晃。因为眼前什么都看不到，我开始觉得天旋地转。在爬上平衡木时消耗太多能量了，我在跨出第一步的瞬间，精彩地滑了一跤，然后坠落下平衡木。
最先笑出来的人是惠善，之后女生们也开始窃窃偷笑，男生们则是想笑又不敢笑得太张狂。
“搞什么嘛！真无趣。”
教练插嘴评论完后，大家开始放声大笑，体育馆内响起了数十人的响亮笑声。我连眼罩都来不及拿掉就跑了出去，结果和因为迟到而慌张赶来的一名篮球社成员撞个正着，摔倒在地面上还打了滚儿。真是祸不单行，我被那个男生的手肘一撞之后，顿时多了个“熊猫眼”。
从第二天开始，惠善就冲着我喊“金鸡独立”。虽然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是打哪儿来的，但总之让人听了很不舒服。尽管过去我们的交情就和死党差不多，但现在，每次经过我身旁，她就会喊“金鸡独立，金鸡独立”，后来其他孩子也跟着这样喊。
这样的情形，让我的脑海中隐约浮现出了与惠善有关的记忆，像是被惠善的腿踢中后流了鼻血；惠善说“飞机奶奶”很可怕，于是我送她回家；还有惠善把手电筒交到我的手中……可是，惠善和其他孩子组成小团伙对我视而不见还不满足，现在还变本加厉地把我当成笑柄，让我对惠善好失望。
我认为人和人之间要“讲义气”，我指的不是用拳头来解决问题，而是如果和某个人缔结缘分，那么至少要有相对应的信赖、礼仪和体谅。也就是说，对于一星期会见上三次的有氧运动学院院长，我会展现大约七分之三的真心；对于每天放学时会遇见的鲷鱼烧大婶，即便我没有向她买鲷鱼烧，也会用眼神示意打声招呼；对于在我的人生中陪伴了最多时间的妈，我会遵守一辈子的义气。
二年级时一直和我手牵手去上学的惠善，至少在那之后的一年都不该放掉我的手，更何况我们不是怀抱相同的梦想，一起度过了苦不堪言、寒风刺骨的冬天吗？惠善真的很不讲义气。
无论大家怎么取笑我是“金鸡独立”，我都不为所动，于是大家就开始欺负我了。这一次又是惠善和那群小跟班主导，在我上台报告完之后，突然拉开我的椅子是最基本的，接下来是在走廊里伸出脚来绊倒我，偷偷拉下我的运动裤和在我背上贴奇怪的纸条……他们欺负我的方法非常老套，就连我讲起来都觉得丢人。惠善不仅不讲义气，还很没创意。尽管如此，我仍坚强地撑了下来，也没有向老师打小报告，这或许是我讲义气的一种方式吧！
后来，犹如位于南太平洋中央深处的火山口般闷不吭声的我，因为惠善微不足道的一句话而爆发了。当时我去了一趟厕所回来，而惠善在行人众多的走廊里偷掀我的裙子，还喊了一声：“眼睛吃冰激凌咯！”
我一声不吭地把裙子脱了下来，惠善则咂着嘴嘟囔道：“哎哟！真不好玩。”
那句话让我的忍耐到了极限。不好玩？你竟然说不好玩！假如你直说羡慕我；说我明明都做不好，却到处宣传自己在学体操很可笑；说跩得像二五八万的我，看起来很倒胃口的话，我反倒还会心生愧疚。可是你却说不好玩？也就是说，只是为了好玩，才千方百计地折磨我。
我冲着惠善朝走廊尽头走去的背影，以足以传遍全校的音量大吼：
“喂！金惠善！”
惠善的身影先在转角消失不见，接着她又探出了头。
“喂！你是在叫我吗？”
“对，金惠善，你给我站住！”
我沿着走廊大步流星地走向惠善。每当我的脚步咚咚咚地踩下时，走廊上的老旧木地板便发出嘎叽嘎叽的声音。惠善露出不知道是内心受伤、受到惊吓，抑或是心生胆怯的表情，真的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直到两人的距离近到我能扇她耳光，我才总算停下脚步，惠善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你知道柯曼妮奇吗？”
我的嘴巴突然冒出了意想不到的名字，我到底为什么要讲这种事啊？感觉我的嘴巴和脑袋好像是分开运作的，之后我就像在学校后院参加最后一次小区体操小组练习时那样，突然失声痛哭。
“你怎么可能知道？你知道蒙特利尔奥运会的英雄吗？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呜……知道我为什么叫作高漫妮吗？呜呜呜……知道我的名字为什么，呜……这么奇怪，就连你第一次听到我的名字时，呜呜……都还问了三次。我是高漫妮，柯曼妮奇是柯曼妮奇，我呢，是柯曼妮奇投胎转世的！哇啊啊啊……”
在一阵大哭大叫后，我像是晕厥般跌坐在地上。惠善吃惊地张大嘴巴，就好像真的下巴脱臼了一样，整个人僵在原地。后来她就再也没取笑过我了，当然她也不跟我玩就是了。当时惠善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边啜泣边说的话，她大概就连一半也没听懂吧？只是被我那股气势给瞬间震慑住而已。
最不像话的是，我不知道那时柯曼妮奇还活着。为什么我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她已经过世了呢？后来，柯曼妮奇还生龙活虎地拜访了韩国三次。要是柯曼妮奇知道这件事的话，八成会吓得昏过去。不管怎么样，我在认定自己是柯曼妮奇投胎转世的同时，度过了惊险万分却又幸福洋溢的时光。
* * *
[1] 编者注：以二〇二〇年韩元兑人民币汇率计算，五百韩元约合人民币三元。
[2] 编者注：以二〇二〇年韩元兑人民币汇率计算，三百韩元约合人民币一点七元，五百韩元约合人民币二点九元。
[3] 编者注：以二〇二〇年韩元兑人民币汇率计算，一百二十万韩元约合人民币七千元。
[4] 编者注：以二〇二〇年韩元兑人民币汇率计算，一万韩元约合人民币五十八元。
[5] 编者注：阿拉贝斯克（Arabesque）平衡是指主力腿支持身体，动力腿向后抬起、膝盖绷直、脚背绷紧；阿提丢（Attitude）平衡是指支撑腿可直立或微蹲，动力腿外开往前或往后弯曲，动力腿抬起时大腿外旋、膝盖向外，小腿抬得比大腿略高。
老往高处爬的人们
在彻底倒向资本的社会里，生活艰苦的人在经历生活上的各种碰撞之后，人并没有因此变得圆滑，反倒身上布满了尖刺。唯有用尽各种违法、非法和不道德的手段才能摆脱苦难，只有发疯的人才会想正直善良地走在荆棘满布的道路上。
已经这么拼死拼活了，如果还不能过上好日子，那该怎么办呢？又要用何种心态去看待过上好日子的其他人呢？
一九九七年的夏天，无论是进行都更或兴建大楼，进度都停滞不前。S大楼对面那一带，突然贴上了都更告示。前面的小区是“开发受限区域”，而所谓的“开发限制”并不单指挖地或盖建筑物，连安装大门、修理厕所等事，屋主都不能随心所欲，房子也因此变得老旧颓败。门把手上沾有秽物的污秽公厕位于巷弄的一角，至今也仍有烧蜂窝煤砖、使用暖炉或烧木柴来暖屋子的人家。大街小巷堆满了煤气罐，看起来险象环生。除了有能遮雨的屋顶与可以进出的门之外，实在无法称它们为人居住的房子。
“要是一个不小心，我可能就会完蛋。”每当经过那附近，这样的想法总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要是它溢出来就完了，要是它倒了就完了，要是发生爆炸就完了，要是起火的话，那就真的完蛋了！
有一次，某位爷爷因为煤气泄漏而晕倒了，但那里的路狭窄又复杂，救护车无法开进来，老人家为此吃足了苦头。还有一次，一个烟蒂上头的小小火星，造成四间连在一起的房子全数烧毁，还有人因此而死亡。因为家家户户紧挨在一起，加上又有许多木造建筑，火势在瞬间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没有发生煤气罐爆炸，要是煤气罐接二连三爆炸的话，附近一带真的会被夷为平地。
决定进行都更之前，某个揭露时事真相的节目报道了前面的小区。我不太记得整集的主题是什么，不过有关前面小区的内容，讲的是居民住在“开发受限区”的难处。身为居民代表的大叔高声喊着“这是侵害人权，要求让大家活得像个人，好歹让屋主能够进行整修”。
那个大叔给人的第一印象真的很糟，但是说起话来又很中听。居民代表大叔上小学的儿子正准备去上学，全程都低着头，用手遮住了脸蛋。五个家庭，总共十九人使用的公厕前，有二十人以上在排队等着上厕所。此外，他们必须蹲在传统厨房里，用煤气烧出来的水洗脸。采访团队询问哪件事让他们感到最不方便，结果孩子最后哭了出来。
“我们班同学看到这个的话会笑我的，可以不要再拍我了吗？”
虽然就住在前面，但还真不知道他们活得这么凄惨，就连我也不自觉地说出“好惨”“好可怜”，在旁边和我一起看电视的妈则是放声嘲笑。当然，以我们的处境来看，也没资格去可怜别人，不过所谓的人心，不就是会和他人做比较，然后将自己的处境“合理化”吗？
“妈在这种时候真的很没人情味。”
“你在这种时候真的很搞不清楚状况，看了还不懂吗？你觉得他为什么会又哭又闹，说觉得很丢脸？”
这个嘛……当然是因为在做饭的地方洗脸的样子很凄凉，在可以清楚看到排泄物的肮脏公厕大便很丢脸啊！话说回来，厕所是由谁清理的？五个家庭轮流吗？就连我们一家三口用的厕所都脏到不行，更何况是公共厕所……啊，光想想就觉得好可怕。
其他事我都能大而化之，但我对厕所这方面很敏感，所以很少在外面上厕所。尤其是设在公园等地方，“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移动式公厕是最糟的。我正在思考有关厕所的清洁与生活质量的问题，妈突然发出了啧啧声。
“你这傻子，那是因为他平常不是这样生活的。”
“嗯？”
“我是说，那个居民代表晚年才生的儿子，平常才不是那样过的。你仔细看，他看起来有多尴尬不自在。那个厨房不是他们家的厨房，是住门房的那个人的厨房；还有那个肮脏的厕所，也只有租屋的人才会去上。屋主自己家里都有厕所，就算政府怎么极力说不能整修，他们还是暗地偷拆偷修了。虽然说起来还是很委屈，生活上也有很多不便，但如果这样就大哭大闹，真正那样过活的人做何感想？”
我顿时觉得后脑勺儿好像被重重打了一下。仔细想想，镜头并没有拍到大门内，说窗户关不上或天花板有漏水的访谈，也都是在院子的水槽旁进行的。妈朝着哑口无言的我说了更惊人的话。
“那个人还有好几辆车，他是从事二手车买卖的，所以会把开过的车拿去卖，然后再把要卖的车拿来开。”
“那他为什么要在镜头前说谎？”
“当然是希望可以赶快解除都市绿化区的限制，要求政府都更啊！要是能有栋大厦进驻，就连那不值钱的房子都能变成黄金。”
“真的吗？妈怎么会知道这种事？”
“妈当然都知道啦！在这鼻屎般大小的小区，哪有大家不知道的事？你看妈有哪一次说错了？你看善卿她啊！我不是说她是‘先上车后补票’吗？结果她怀孕六个月就生了。还有美容院的夫妻不是离婚了？我就说是有外遇了嘛！”
我突然觉得很好奇。
“那我们家有什么八卦？”
妈直勾勾地盯着我，回答：
“说我们家女儿是个捣蛋鬼！”
不管我是不是捣蛋鬼，总之对面小区的“开发限制”解除了。都更计划很具体，施工单位决定好了，补偿和搬迁计划也都拟妥了，准备要进入拆除程序，速度可说是一日千里。听说居民代表本来就能说善道，很有手腕。这都是妈说的，当然，妈大概也是从某个地方听来的。我忍不住问，兴建大楼和能说善道以及有手腕有什么关系，结果妈说天底下的事就是这样运作的，接着又说了一次“你真的很搞不清楚状况”。
可是此时却发生了令人无法理解的事。屋主以最快的速度将房客赶了出去，同时把嫁出去的女儿、叔叔、阿姨和亲家母的户籍全迁到自己家；看似马上要被夷为平地的对面小区，出现了无法让人住的木板房和不知用途的温室，还在里面莫名其妙地种起一堆辣椒。
这些举动是为了拿到补偿金。金额虽有不同，但每个户籍在这里的人都能拿到补偿金；土地和上头的建筑物也能拿到补偿金，家里种有农作物也能拿到补偿金，存在的价值取决于有没有补偿金以及金额大小。
我把对面发生的怪事当成好戏在看，妈的内心则是燃烧着不知是欣羡还是愤怒的情绪，骂前面小区的居民和居民代表“说谎不用打草稿”。受到都市绿化区的限制时，他们大言不惭地到处说房子都快坍塌了，现在却盖假房子、假装种辣椒，满嘴谎言。
“他们怎么不干脆假装盖大楼？”
“这件事跟妈又没关系，为什么要这么生气？”
“他们也曾一无所有、吃过苦头，却不懂得饮水思源，心肠这么坏，他们的嘴脸实在太难看了。”
在彻底倒向资本的社会里，生活艰苦的人在经历生活上的各种碰撞之后，人并没有因此变得圆滑，反倒身上布满了尖刺。唯有用尽各种违法、非法和不道德的手段才能摆脱苦难，只有发疯的人才会想正直善良地走在荆棘满布的道路上。
这一千多户各有苦衷，其中又有想法各自不同的数千个人，要考虑到那么多人的立场，并订立补偿标准肯定不容易。有许多人放弃了，还有更多的人依据现实考虑，选择了自己所能获取的最大利益。
在补偿程序即将告一段落之际，仍有一些人到最后都无法离去，他们是连个栖身之地都没有的租屋族。除了这个首尔最贫穷、房价最便宜，而且保证金最低，当然房租也最便宜的地方之外，在首尔的周围一带找不到类似的房子。虽然不知道搬家费用是如何估算的，但无论是要搬家或者另觅住处都远远不够。
没有人替他们发声。过去大家一样穷，是屋主还是房客没有太大区别。他们去相同的市场，一起外出做生意，搭乘相同的公交车，在相同的店铺买相同的菜，然后提着相同的黑色塑料袋回家。但是，如今一切改变了。只是拥有那间屋子，就能让屋主变得大摇大摆起来。在金钱的面前，人变得何其残忍！
到了夜晚，前面小区亮起了几盏微弱的灯光。拆除房屋的人，与租房客——因为屋子非常残破不堪而想搬出去，却没有能力的人——争论不休。一方在严冬停掉了煤气和电力，把窗户全都打破，大声嚷嚷要另一方滚出去；另一方的人则是在没有煤气和电力，就连窗户也没有的处境下，顽强地撑过了冬季。要是有人趁半夜用红色油漆在墙上写“快滚出去”，或是其他令人不忍直视的恶心低俗话语，那么剩下的人也会用红色油漆写下“死也不肯”，接着写下更狠的下流话。
这场仗，终究是要求另一方搬出去的人赢了，因为拆除作业开始进行了。他们故意给那些操作挖土机的司机灌酒，让他们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闯祸——不管眼前是有人还是有狗，拆除作业照样进行。在挖土机真的粉碎巷口的木板房时，在薄薄的玻璃窗如一阵密雨般哗啦哗啦碎裂时，在大门旁的狗屋化为一张皱纸时，剩下的人和老鼠一块儿魂飞魄散地跑了出来。
通往前面小区的地铁站出口也被木板堵住了，走进地铁站时会看到无数木板房一个接一个被拆除。直到那时，大家仍继续用红色油漆在墙上涂涂写写，就连墙面都找不到任何空隙。“禁止拆除”“滚开”“别赶我们出去”“这里还有人”……这些话看得让人有罪恶感，心情不住往下沉。
这里，还有，人。一直都是这样，一直都有人在，却无人在乎。
地铁在施工时，有一个和我同年的外国侨胞去当工人，结果被倒下的柱子压住失踪了。八成死了吧！尸体找到了吗？
我茫然地想着，如果我们小区也开始进行所谓的都更，就会发生像前面小区那种事啊！钢筋和木板如雨后春笋般立起的前面小区和S大楼互相较着劲，看谁才是首尔市指定的“凶宅一号”。
站在大马路中间，如果头往右边转，就会看到修补痕迹的部分比完好的墙面更多、呈现倾斜状态的S大楼；如果头往左边转，则会看到在逐渐坍塌的住家之间，有着不知谁看过的报纸在地面上凄凉地滚动。光是为了讨生活都来不及了，谁还看报纸啊？肯定是免费取阅的吧！
还有，当时的我年纪还小，新闻上也没有报道，所以我并不知道，在如今无数华丽的高楼大厦矗立的位置上，曾经发生过人员伤亡的事。说好要给让屋主满意的大楼，让房客住在租赁大楼，还有为他们在施工期间准备临时住处的那些人一再爽约。但更莫名的是，只有被毁约的这些人在起内讧。
无法衡量起源、源远流长的人生基地——人们世代生存的土地——瞬间成了一片废墟。被毁约的一部分人在废墟之间建起了一座楼台，楼台是如此高耸，爬上那个地方的，总是内心最为迫切的那些人。
有些内心迫切的人老是往高处走，往楼台、往屋顶、往铁塔、往烟囱……当无数符合常识与不合乎常识的呼喊终究没有被接受，他们于是选择将自己孤立在高空中。他们知道那个地方有多令人焦躁不安，又有多岌岌可危，也正由于非常了解，因此只能将自己囚禁在里头。尽管如此，世界依然没有倾听他们的声音，没有为他们担忧，替他们感到不安。世界，失去了感同身受的能力。
楼台足足有十八米高，约莫等于即将进驻的大楼的七楼高度。有八个家庭决定不离开家园，他们的家人轮流在楼台看守，在断水断电的情况下接雨水苦撑着。在某个就连夜晚都无法入睡的炎夏午后，楼台的一楼起火了。火苗瞬间吞没了整个楼台，而楼台上的居民从十八米高、足有七层大楼的高度跳了下来。他们摔断了腰杆、四肢和骨盆，全身伤痕累累地被抬走，一名被送往医院的人不治身亡，那是一个生下一对兄妹、三十五岁的年轻妈妈。
即便有人伤亡，也没人站出来负起责任。究竟责任应该归属给谁呢？屋主吗？公会吗？在都更公司底下工作，负责放火的年轻职员吗？能向他们所有人兴师问罪吗？又或者，应该说整起事件没有任何人该负责任吗？对我们来说呢？对我来说呢？
二〇一五年，S洞终于也开始进行都更了。在几个月内，大家选出了新的公会会长，取代因受贿而被收押的前任公会会长，成立了公会组织，进入评选施工单位的程序。施工单位由居民或公会任一方来决定，之后大楼就由该施工单位来兴建。
我失业了，每天早上只要继续睡我的大头觉就行了。房间冷得刚刚好，棉被也暖得刚刚好，我将棉被盖到头顶上，身体朝一边滚动，深深埋进被窝里。就在我即将从梦乡中笑醒之际，妈猛然把整条棉被从我身上彻底掀开，朝着我大喊：
“起来去投票了！”
投票？看来我在家过得太舒服，就连选举日也忘得一干二净。如果我还在公司上班的话，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期待放假了吧！
“投什么票？又要选国会议员吗？还是首尔市市长？”
“比那些重要一百倍的投票，去选大楼！一定要投一号。”
之前选国会议员时，妈也曾经逼迫我“一定”要投几号，我对此很反感，所以故意投了其他候选人，结果妈说一定要投的那位候选人当上了国会议员。这一次，妈说，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大楼票选活动，不过不管我投几号，或者有没有去投票，一号大楼都会当选。
“听说要用投票决定哪一家房地产商来建大楼。嗯！也就是说我们按照选总统的方式投票的话，就会由那家房地产商来施工，每家房地产商都吵着要大家投他们。反正你在家也没事，就去投个票吧！那边还准备了吃的。”
“妈不是说，女儿都长这么大了还不务正业，叫我别到外面丢人现眼吗？为什么要叫我去那种地方？”
“反正你在家也一样丢脸，废话少说，跟我一起去！”
没想到我这辈子会有为了票选大楼而去投票所的一天。过去我投过两次总统选举，还有一次国会议员选举。第一次有机会可以投总统时，我和朋友去旅行了，我就是这么不懂事。后来一次总统选举时投了票，国会议员选举时也投了票。之后还有几次市长选举、缺额补选、教育局长选举，但我没去投票，时间直接用来睡觉了。虽然我嘴上说感觉这些事不怎么重要，但其实是因为过去有两次选举，我投的人都没有当选。我好像可以体会到运动迷说自己支持的队伍一定会输掉，所以干脆不去看比赛的心情了。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自己从学生时代就非常尊敬，甚至买他的著作、捐款给他的前国会议员兼律师，他在几次落选之后宣布退出政坛。一次，在总统选举前夕，他在某个候选人的造势现场跳舞。我看着曾经备受自己尊敬，已经离开政治圈的人，如今头发花白，头上绑着写有他人名字的布条，手上举着牌子，笑嘻嘻地跳着舞，心情很奇怪：原来他还没有放弃啊……
虽然我投的人有两次当选，但身为小人物的我，人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又或者因为我是小人物，所以发生的改变若有似无。人生会在意外的契机迎来转折点，毫无关联的事情之间有无形的扣环，就像巴西的蝴蝶振动翅膀，能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引起龙卷风；又或是像挠抓右边腋下时，左边手肘会感到发麻。所以，我去了投票所，而这次我投的总统候选人又没有当选。看着我并未投票支持的新总统就任的新闻，想起先前带着稍许激动的心情投下的选票，如今已成了毫无意义的废纸。我想象着它被工整地对折，像巴西的蝴蝶一样轻轻振翅飞走的模样，等待它即将带来的龙卷风。
我决定要去票选大楼的投票所，尽管我最终没能住在那栋大楼里，但也许此时我的一票会犹如回旋镖，转着转着就飞到我身边，绝对不是由于妈一直对我“碎碎念”的缘故。
面包车在S大楼的后门等着，班长大婶[1]一直在车门前招手示意我们赶快过去，妈则是连声喊着：“等一下！等一下！”并拉住了我的手。九人座的面包车内已经有一名司机和八位大婶，空间挤到令人怀疑我们是否真的能搭上那辆车。
“反正小姐很瘦嘛！”
班长大婶说地点不远没关系，把我硬塞进除了司机之外已经坐了两个人的前座，我都还来不及开口拒绝就已经被推上了车。一位奶奶坐在等于是扶手的中央置物箱上，还有一个我这辈子亲眼看过最瘦的大婶，坐在副驾驶座上。奶奶整个人缩在窄小的置物箱上，大婶则是尽可能将屁股贴到左边，让出空间给我。我们在短暂的几秒内尴尬地用眼神打了一下招呼，接着一起共享一个座位。
“要出发啦！”
班长大婶把妈塞进最后面的座位后，一面喊着“哎哟、哎哟”，一面上了车。吃力地把车门关上之后，又像早期的车掌小姐[2]般敲了车窗两下，催促司机出发。司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他看着我们，清了清喉咙，启动了车子，然后不经意地朝着前座说了一句：
“请系好安全带。”
该死，我和大婶还得弯着腰一起系安全带。我们两人被安全带绑着，宛如双胞胎般紧贴着。那该死的班长大婶说什么“地点不远”，根本是恶魔的甜言蜜语，车子在完全没有堵车的马路上跑了超过十五分钟，坐起来像有五六个小时那么久。
面包车最后停在了教会前面，公会的办公室很狭窄，没有合适的空间，所以向教会借用场地。虽然教会的距离有点远，不过我也来过几次。在我非常小的时候，因为听说这里会赠送礼物，所以跟着班上同学跑来，结果只拿到两颗糖。高中时又听说这里有个很帅的哥哥，又跟着班上同学跑来，结果我们差点绝交。
尽管如此，我对教会的印象很好。这个教会的信徒不多，没有盖什么气派壮观的建筑，也没有立起巨大的十字架，只是用红砖盖起低调沉稳的教会。因为附近的人都是走路上教会，所以不会在礼拜天引起交通堵塞或将停车场设在马路上。
上了年纪的牧师说，自己没有壮大教会的野心，也没有打算要拿捐款来盖新的建筑物，只是希望能让贫穷小区的居民在心灵上富足。圣诞节时，牧师还会在每个窗户上挂上闪闪发亮的灯泡，温暖每一位路人的心。
打开车门，我们仿佛弹出的弹簧般被丢了出来。一下车就看到“非施工相关人员，请站在五十米外”的布条不自然地飘扬着，而下面是一群身穿制服的年轻小姐，她们如丧尸般向我们扑过来。建设公司的小帮手好像比居民更多，她们穿着帽子四周有蓬松假毛的厚羽绒外套，下身穿着看起来很不搭、下摆在膝盖以上的白色短裙，头发则像空姐一样绑成端庄的包包头，看起来都像同一个人，就连口红都是鲜艳的红色。
从面包车下来走到教会，徒步不到十分钟的一段路却挤得水泄不通，想要好好走路都没办法。到处都是看起来差不多的人，以差不多的嗓音，说着差不多的话。
“哎哟！妈妈，真是辛苦您跑这一趟。”
“妈妈，等会见哟！别忘了哟！”
“妈妈，一号！一号！”
小帮手亲昵地挽着每个人的胳膊，连声喊着“妈妈”。挽着我的胳膊的小帮手身上散发出化妆品清凉的香气，我把她的手拉开，畏畏缩缩地说：
“我不是妈妈哟……”
最近老是有人冲着我喊妈妈，而不是大婶。偶尔，百货公司的专柜人员或出租车司机还会喊我“夫人”。
“夫人看起来真像一位小姐呢！”听到这种话时，我究竟该做何反应？虽然我也知道自己确实到了被那样叫的年纪，但其实不管是妈妈或夫人，这些称呼都和年龄无关。那些是以关系为基础而创造出来的说法，代表某人的妈妈和妻子。就算有了点年纪，也不代表都有子女或老公。就算有好了，也应该用跟本人有关的称呼，而不是非得和子女或丈夫扯上关系吧？就像大家都会称呼有点年纪的男人为大哥、老师、老板之类的。
班长大婶再次拉着同行的邻居大婶的手，一边挤眉弄眼，一边在对方的手心上写数字“1”。
“懂吧？嗯？拜托了！”
大婶一只手高举，食指晃动着，另一只手则忙碌地按手机，班长果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的。在每个人都忙得焦头烂额时，还有人吵起架来。有位大叔身旁已经站了一位某家建筑公司的小帮手，结果其他公司的小帮手又贴了过来，就连那些中年男职员也加入了战局。
“做事光明磊落一点儿好吗？”
“是谁先抢别人的会员啊？”
“别人的会员？什么别人的会员？这位先生怎么会是你们的会员？”
他们越吵越大声，最后连难听的脏话都出口了。即便如此，小帮手还是分别挽住大叔的胳膊，谁也不肯放手。被年轻的小姐拉来拉去，大叔的脸上倒是笑容满面。总之，男人就是这样。
建筑公司的员工、居民和公会相关人士挤成一团，在教会前面大吵大闹，巡逻的警车响起警笛声，经过了好几次。
“喂！那边的先生，快到人行道上，这些人想要惹是生非！现在居民已经报警了，要是再这样闹下去，只能当成现行犯全部带走！”
虽然这种威胁听起来很不靠谱，讲话口气又让人很不舒服，但大家倒是都乖乖走上了人行道，也降低了音量。当然这只是暂时的，等到巡逻车一走，教会前面随即又变成灾难现场。
听说这不是正式的大会，而是针对大会当天无法参加的人所进行的事前投票。
“大会那天我们很忙吗？我们两个又没事要做，为什么要参加事前投票？”
听到我的话后，妈连忙把嘴巴凑到我的耳朵旁，稍微张开的嘴唇连动都没动，熟练地展现了腹语术。
“今天投就对了，才会有好处拿。”
我和妈并肩坐在一起，等了好像有三十分钟左右。各建筑公司播放了宣传影片，进行了简单的选举游说。教会里只有一台很小的旧式电视机，所以在墙壁上贴了一张全开的纸代替银幕，拉上窗帘后，室内变暗了，投影机将影片投影到墙面上。
宣传影片比想象中出色，画质佳，具有影像美感，作为背景音乐的老式流行歌曲也不错。当然啦！内容都很令人无语，影片把现在根本不存在于我们小区、用计算机特效做出的S洞虚拟图像当成背景，而拥有低沉浑厚嗓音的解说员，诉说着像是公司前景或经营哲学之类的内容，词汇艰涩，句子又很冗长。
反正这部分内容都大同小异，而且公司前景是他们内部的事，和我们也没关系，所以我并没有认真听。后面才是重头戏，是披露其他建筑公司过去在重建与都更事业中，干了多少不光彩的事，用什么方式夸大工程费用、不遵守诺言和敲诈公会会员的内容。
我在看第一个影片时受到了冲击，也有一点儿遭到背叛的感觉，但看到差不多的内容出现三次之后，我才明白：啊！原来他们是想同归于尽！于是默默地点起头来。在播放影片时，喝倒彩与拍手的声音不绝于耳，不只是建筑公司的员工，就连公会会员也分成了好几个派系。
最后，每家建筑公司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负责主持的公会会长说，要是超过一分钟，就会把麦克风关掉。第一家建筑公司在一分钟内发言完毕，第二家建筑公司超过了一分钟，话只讲了一半；第三家建筑公司则是在超过一分钟、麦克风被关掉之后，继续高声喊着准备好的台词，直到其他建筑公司发出冷嘲热讽后，那人才终于闭上了嘴巴。
投票终于开始了，但只有是住宅持有人的公会会员才可以投票。也就是说，每一户人家只有一票。妈说，真不该带我出来丢人现眼，莫名其妙地责怪起睡到一半被拉起来的我，然后将不知道何时偷拿出来的父亲的身份证交给我，要我去投一号。
“妈，你相信我吗？如果我没投一号的话怎么办？”
“不要胡说八道，你就是要投一号。”
我将手肘靠在高度及腰部的书桌上，仿佛被迷惑般在一号上盖了章，妈可真有本事啊！选票上头的红色印泥盖得清清楚楚，在粗糙的纸张上，印泥缓缓扩散开来，仿佛被放进透明玻璃杯的地瓜根茎逐渐生长一般，我整个人放空看着这幅景象。
等等，我现在在这里做什么？顿时觉得自己好凄凉。啊！我的人生。此时，有人在我后头拍了拍我的屁股。
“在做什么？是把这儿当你家了吗？赶快出来！后面的人还等着呢！”
我不自觉地张开嘴巴发着呆，然后瞬间清醒过来。我将选票轻轻折起来，以避免印泥沾到另一边，走出了投票所。我难为情地低下头，一位和妈年纪相仿、看起来有些眼熟的大婶用洪亮的声音说道：
“就连年轻小姐都来了呢！又不是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怎么投这么久？以为是在选总统呢？”
瞬间所有人都探头朝我这边看，甚至有人扑哧笑出声来，丢脸死了。妈的脸颊慢慢泛起红晕，她咬着下唇并瞪了我一眼，接着装成不认识我的样子，尴尬地环视四周，还笑得非常夸张，脸上带着“就是啊！这小姐真好笑！”的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