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你该不会……该不会是觉得我丢人吧？
我上高中时，妈就只来过学校两次，分别是举办新生家长会以及选填大学志愿的日子。在某个入学后没多久的星期五，全部的学生家长在礼堂开会，并且按照每个班集合，和班主任老师进行对谈。听说，这是我们学校才有的传统。我心想着“还真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传统都有”，我把不太会认路的妈带到礼堂后才回到教室。就在我们上数学课时，音乐老师突然敲了教室的门。
“高漫妮是哪一位同学？”
啊！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原本想装傻，但数学老师也问了一次。我安静地举起手，音乐老师挥挥手叫我过去。原本领先我半步走在前头的音乐老师停下脚步，回头看着我，并用非常小心翼翼的口吻说：
“你妈妈好像身体不太舒服，她在找你。”
妈在礼堂的角落哭泣着。班主任们已经回到了教室，只剩下学生家长按照每个班坐在同一区，时不时偷瞥我们。我把妈带到礼堂外面。
“还好吧？”
妈很努力地镇定下来，缓缓地点了点头。
“那些妈妈为什么继续待在那里没有离开？”
听到我这么一问，妈又哽咽了。
“在收钱。”
“钱？什么钱？”
“她们说有东西要买来放在教室，要给班主任钱，还需要缴会费，然后就突然开始收钱了，接着大家迅速地从皮夹拿出钱来。可是，妈身上没有半毛钱。”
那莫名其妙的传统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哟！妈，没钱就别缴嘛！
隔天，这件事传遍了全校。
“听说我们班有个同学的妈妈在开家长会时突然哭了。”
“真的吗？为什么？”
“听我妈说，那个妈妈看起来有点怪怪的，会不会是漫妮的妈妈？”
我假装没听到这些话，趴在桌子上睡觉。早晨上学时脸还好端端的，但趴在桌上睡了一整天之后，到了放学时脸变得好肿。
在我们学校，妈妈们会轮流监督自习课，但我向班主任说，妈身体不好，要老师把妈从行程表上删除。班主任完全没有追问我妈哪里不舒服，也没有表现出担忧的神色，默默接受了我的请求。班主任其实应该也知道，妈健康得很，只是那时的我觉得妈很丢脸。
曾经觉得妈很丢脸的十七岁少女，在过了大约二十年后，成了令妈觉得丢脸的老处女。啊！人生真是无常啊！
我没有回答说：“这件事没什么了不起，但大婶您不也来了吗？”一直都是这样。事情发生的当下，我总是嘴巴闭得紧紧的，但晚上躺在床上时，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就会在脑袋里不停打转，想必今晚我又要带着愤恨的情绪狂踢棉被了。
我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现场，觉得自己好凄凉。更凄凉的是，这次我所投的一号大楼又落选了。虽然一号在事前投票时获得了一半以上的票数，但在选举大会当天，二号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会发生？一号怎么会落选？漫妮、班长和姓黄的都投一号，成美家、小谦家，还有那天在面包车上的人全都投了一号。一定是这些人搞鬼，打从一开始，公会会长就很可疑，明明工作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辞职跑来当什么公会会长？一定是因为当会长比上班赚得更多吧？原来私底下都在打歪主意啊！不知道他到底贪了多少！”
投票结果出来后，妈连续发了好几天的火。因为愤恨难平，饭吃到一半、觉睡到一半，还有打扫到一半时都会突然发脾气。我问妈为什么那么积极支持一号建筑公司，妈却支支吾吾地、压低音量说：
“他们给了我百货公司商品券。”
“什么？妈你疯啦？那是贿赂啊！你想因为受贿而被抓去警察局吗？”
“谁收啦？我没收，没收！其他公司发的商品券也没收，全都还回去了！”
“大家都在发商品券？可是妈为什么只喜欢那家？因为他们给得比较多？”
“金额都一样，只不过其他地方给的是传统市场商品券。这是叫我们只去市场的意思吗？虽然我这辈子没在百货公司买过一套衣服，不过听到能拿到百货公司商品券还是很高兴，感觉好像被当成了贵宾。”
我经常在百货公司买衣服或包包，最近也有很多平价品牌的专柜，如果在打折季精挑细选，就可以买到和网络购物中心的价格差不多的优质商品，百货公司又不是只卖什么多了不起或昂贵的东西。我往下一看，妈身上穿着牛仔裤，看起来并不像老太太穿的衣服，裤子算是偏短的，剪裁也很利落。最重要的是，上头没有华丽的亮片或珠子饰品，看起来很舒服，虽然都已经被穿到磨破或褪色了，但散发着一种自然的美感。
“妈，你的牛仔裤很漂亮。”
听到我突如其来的称赞，妈用一种无语的表情看了我许久，然后用食指指尖戳了一下我的眉心说：
“还不是你买回来没穿的衣服，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拿来穿了！既然漂亮，为什么不穿？你说啊！”
啊！这时我才想起来。我一时贪图便宜，在百货公司的特卖活动买了它，但回家试穿过后，发现颜色既不深也不浅，看起来有点俗气，所以就一直搁着没穿，不过穿在妈身上这样看起来还不错嘛！
“妈，这个是在百货公司买的，你早就有百货公司卖的衣服了呀！”
“还真感谢你给我穿百货公司的衣服哟！”
票选大楼的那天，面包车将我们载到一家餐厅前面，所有人都吃了一碗参鸡汤。那是上头撒满芝麻粉、鸡肉炖得非常软烂的参鸡汤。虽然鸡的体形小得不像话，但把汤喝完之后肚子变得超饱。虽然妈说那是班长大婶请大家吃的，不过我好像知道那笔钱是打哪儿来的。尽管知道，我仍吃得很香，我没有资格说妈的不是。
有一天，我一如往常地在床上睡懒觉，突然听到房门被开开关关的吵闹声音。我吃力地爬起身，打开房门，看到妈在家里各个角落拼命翻找，嘴上不知道在自言自语什么。
“啊！到底是放哪儿了？”
妈将主卧室的橱柜、化妆台、父亲的小收纳柜和厨房台面抽屉逐一打开，不停翻找着。
“好吵啊！妈在做什么？”
妈没有回答，甚至还把鞋柜里的鞋子拿出来看。
“妈到底在找什么？”
这次妈同样没有回答。也许妈不是故意不回答，而是没有办法回答？搞不好妈打算做什么坏事！
“你在找什么？为什么不敢回答？”
“哪有不敢回答？我在找你爸的印章。本来就心烦得要死，你回去睡你的觉啦！”
印章？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不能拿到外头乱传，那就是瓷器和印章。如果把瓷器传来传去就会出现裂痕，如果把印章传来传去就会家破人亡。妈在找印章，这是家破人亡的信号弹！
“妈你疯啦？你打算把印章用在哪儿？”
“谁疯了？你为什么都不相信妈做的每一件事？我好歹也比你多活了二十年，吃的苦也比你多二十倍。就算全世界的事你都懂好了，我也比你懂得更多啦！总之你和你爸啊……”
一定是跟大楼有关吧？只要是和那该死的大楼有关的事，就是千军万马也无法阻拦妈。拜托，千万别让妈找到印章，拜托，拜托！尽管我再三祈祷，但很不幸的是，妈仍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力找到了，印章就放在父亲的存折里。
“这个人也真是的，我都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把存折和印章放在一起。这跟把钥匙插在大门上，叫小偷上门有什么两样？”
妈打开印章的盖子，确认父亲的名字是否清楚，然后用嘴巴对着印章哈了两次气，用力盖在擦手纸上。接着，她带着很满意的表情把印章卷进那张擦手纸里，放进了包包。妈好像真的很喜欢盖章，不知道有没有“恋印癖”这种说法？
“妈，你到底要做什么？”
“公会要我们交同意书，好让工程快点进行，还有楼盖好之后要搬进那栋大楼的同意书。要把同意书收齐了，才能赶快施工。”
“妈，等一下，我也一起去！”
“不必了！你就把心思花在找工作上吧！干什么像个孩子一样跟着妈妈到处跑？家里要有人顾着！”
妈只披了一件我穿过的薄外套就出门了，一副要把门给锁上，不让我跟出门的气势。
在我小时候，育儿条件要比现在更恶劣。有不少年轻父母把孩子丢在家里，自己跑出去工作。在小小的房间内，只有尿壶和只会出现灰色画面的电视，而孩子只能随便吃点东西充饥。不管睡了多久，父母始终没有回家，孩子们只能划火柴玩。门从外头被锁上，孩子们在屋子里头无论如何使劲推、拼命敲，都无法打开那扇门，最终葬身火海。每当快要遗忘这些事时，电视上就会出现那种新闻。
曾经租下我们家门房的新婚太太也是如此，才刚生完孩子，一个月内就要回工厂工作。那位太太说，婴儿成天只会喝奶和睡觉，拜托妈每三个小时帮忙把奶瓶放到婴儿嘴巴里。
“只要把尿布折叠起来放奶瓶旁边就行了，就算不帮他拿着，他也会自己吃，我会把奶粉泡好再出门。”
妈一口就回绝了，要新婚太太决定是要辞掉工厂的工作，还是去找个人来照顾孩子。虽然嘴上说得很无情，妈却熬煮了一整天的牛腿骨，使劲拖着超大的锅来到门房。才刚把锅搁到新婚太太身边，妈就呜呜哭了起来。父亲对妈说，如果这么放不下心，干脆就帮人家照顾孩子嘛！结果妈边叹气边摇头。
“听说她要整天站着工作，她才刚生完没多久，这样下去会弄坏身子。”
新婚太太最终放弃了工厂的工作，在家专心带孩子，直到孩子能摇摇晃晃走路后，她才又回到工厂工作。听说那是一家内衣工厂，在她去工厂上班的时候，孩子几乎都是在我们家玩。妈会喂孩子吃饭，哄孩子睡觉，还替孩子洗澡。
新婚太太经常会拿质料滑顺、上头有华丽蕾丝的黑色内裤、内衣或睡衣之类的送给妈，说是在工厂免费拿到的。每当妈穿着只靠细肩带支撑的内衣走来走去，父亲就会吓得倒抽一口气。
在我进小学的那年春天，新婚太太一家三口搬到有两个房间的房子，门房变成了我的房间。在那之后，每次看到有孩子被锁在屋子里的新闻，我就会想起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很乖巧，总是笑眯眯的，很爱睡觉，给他什么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接来吃。他们夫妻俩会找人来照顾孩子吗？他们会从外头把门锁上，然后去上班吗？
我心想这样不行，于是只套上一件背心，踩着运动鞋的鞋后帮就出门了，连大门都没有上锁。我们家的人平常就是这样过活，随时都欢迎小偷大人光顾，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小偷从来没上门过。也对，如果我是小偷，也不会……
这是我第一次到公会的办公室，我兀自想象着那会不会是个像房地产中介所的地方，路过的居民可以不用打声招呼就跑进来坐在老旧的沙发上喝杯咖啡、下下棋，可是这里和我过去工作的办公室差不多。
空间大致分成三区，门口前方的开放空间摆了五排折叠椅，每排放了大约十张椅子，椅子面对的方向有一块很大的白板和银幕，感觉很像是教室。内侧用假墙分成两个房间，比较大的房间内有两张大桌子靠着窗，小房间则有四张小一点儿的桌子两两并列，中间放了隔板。
里头只有一位看起来刚过二十岁的年轻职员，坐在最靠近出口的书桌上，想必她一定是总务部办公室资历最浅的女员工。书桌上有电脑、电话、文件夹、插上水瓶的迷你加湿器、印有闪亮粉色唇膏的纸杯，各式便条纸用图钉钉在正面的蓝色布料隔板上。我的座位也曾像那样，宋小姐的位置也是，是否世界上所有最没用的女职员的座位配置，都遵循着某种法则呢？
墙壁的月历上，每一天都标注了密密麻麻的行程。每天有建筑公司的会议，每隔一天就有和首尔市与区厅等各种政府机关、地区长官的会议，另外还规划了好几次居民大会。月底那天用红色字体写着“同意书截止日期”，还写了不少L、S、M等英文缩写。那是暗号，非自己人就无法看懂的特殊记号，代表其中一定有什么玄机。总之，让人看了很不放心。
另一边的墙面上贴有非常大的首尔市地图和S洞的地图，首尔地图以区域划分，分别涂上不同的颜色。S洞的地图则按照每一个门牌涂上蓝色、红色、绿色和黄色，有些住家上头甚至涂了好几个颜色。首尔被分成即将都更的土地、正在进行都更的土地，以及已都更的土地，住在同一区的居民们被分成了好几类。大家都不断挣扎着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但肯定无法让所有人都如愿。可是都已经这么拼死拼活了，如果还不能过上好日子，那该怎么办呢？又要用何种心态去看待过上好日子的其他人呢？
见我明目张胆地在办公室东张西望，女职员率先开口问：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那个……我来找人，不知道有没有一位五十几岁的大婶说要来填写同意书？个子比我矮一些，头发烫得卷卷的。”
说完之后，我发现这样形容外貌根本一点儿都帮不上忙，我所认识的五十几岁大婶全都比我矮一点儿，也都烫了一头卷发。
“不太清楚，我是刚才九点来上班的，但目前都没有人来。”
“不过，那是什么同意书呢？”
“像是施工表，还有……嗯，补偿办法之类的……同意让公会做……”
“已经决定好补偿办法了吗？”
“还没有，现在才刚决定承包商，所以往后还会协商。到时大家同意让公会做……应该说是委任吗？”
女职员含糊其词，离开了座位。大家又不知道公会往后会做出什么决定，要怎么事先同意？我带着满腹的疑问，踩在运动鞋的鞋后帮上回家了。
那时妈也还没回家，我看着某个电视节目介绍了不怎么有名的艺人和家人的平凡日常，将已经过了保质期的吐司面包撕着吃。最近我还在其他节目上看到完全没见过的艺人住在超级气派的房子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赚钱的。我心想着，那栋房子该不会也经过了都更吧？
我手里还握着吐司，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之后被一阵很吵的笑声吵醒。妈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坐在我身旁看着电视，不停咯咯笑着。看妈一句话都没说，应该不知道我去找过她。
“同意书填完了？”
“当然啦！”
接着，妈像是在自言自语般嘟囔着：
“真搞不懂要交的资料怎么那么多。”
哎呀！八成是在去居民中心或区厅之类的地方时，在路上错过了。妈不知道交了什么资料给公会，印章也豪迈地盖了下去。啊！该死的“恋印癖”，妈所盖的章会有法律效力吗？这件事会不会在什么关键性的时刻扯住我们的后腿？就在我想不出来究竟该如何独自收拾这个残局时，我想到了父亲。
总是带着一张扑克脸，对家里的大小事都袖手旁观的父亲；自从我开始工作之后，收入从来都不曾比我多，睡觉时间却越来越长的父亲；四肢越来越瘦，肚腩却开始变圆的父亲。即便如此，在这种时候我还是想起了父亲，我偷偷地跑回自己房间，打了一通电话给父亲。
“父亲，大事不好啦！妈一大早就拿着印章出去了，不知道交了什么资料给公会，而且还在同意书上盖了章。”
咔！父亲一句话也没回答就挂掉了电话，他听到我说的是什么吗？我再打了一通电话，但父亲没有接，这下令人不安的事又多了一件。就结果来看，这等于是我向父亲打小报告，虽然这种讲法很幼稚，不过我想不到其他更贴切的说法。要是妈知道了，她可不会放过我。
我将两颗不定时炸弹埋在心中，再次钻进了被窝。为什么又觉得好困？啊！我的人生可真窝囊啊！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有气无力呢？大学毕业之后，因为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我变得非常战战兢兢，也因此患了重度忧郁症，后来好像留下了后遗症，忧郁的情绪会经常找上门。尽管如此，我仍在建筑公司认真本分地工作了好长一段时间，自信心也恢复了不少。看着大学同学们不断换新工作，我甚至还觉得有种优越感。
当时有朋友在准备公务员考试，有人说要去念师范大学而重考，还有人说要开咖啡厅而去上咖啡师课程，甚至还有人把租房的保证金取回，跑去欧洲无限期地旅行。但是他们公务员没考上，大学考试考砸了，咖啡厅也倒了，唯一有成就的，或者该说有收获的，是那位去欧洲旅行的朋友。她在比利时的某个小城市遇见了正在法国上学的中国留学生，和对方结婚了。
朋友说，那时是春天，风却依然冰凉，街上显得很冷清，因为能欣赏的也只有风车，所以朋友完全缩起肩膀，直喊着“真的好冷，真的好冷”。就在此时，她现在的丈夫走了过来，说了一声“斯咪妈赛”[3]，而朋友在韩语中夹杂日语单字，回答说：“红豆泥[4]，很冷，闪开，斯咪妈赛。”接下来换成男人讲话混杂法语、英语和日语，但朋友听不懂。后来她才知道，原来当时男人说的是：“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的声音真可爱。”总之，这件事为彼此缔结了姻缘，两人最后结婚了，现在定居在上海。在久违的朋友聚会上，她叫我们一定要离开韩国。
“离开！丢下一切离开吧！这样才会有新的机会。如果继续待在这里，你们的人生绝对不会改变！”
我当时心底只想着，我们的人生又怎么了？结婚是什么官职吗？其他朋友的想法好像也和我的差不多，每个人都僵着一张脸。
我小声地说：“因为我没有护照……”
我好像觉得自己一直待在微不足道的公司工作有点可笑，明明很认真工作，为什么要感到羞愧呢？最后还被公司裁员，这下我真的是站在悬崖峭壁上了。我想替自己辩解，虽然我并没有超级努力地生活，但也没有到怠惰的程度。说给谁听？说给妈听，说给父亲听，说给嫁去上海的朋友听，说给那些并没有马马虎虎过活、人生却马马虎虎地流逝，同样站在悬崖上的伙伴听？
那一天，我生平第一次去了叫作派出所的地方，因为父亲跑到公会办公室大闹了一番。接到派出所的电话之后，妈和我这次又只勉强披了件薄外套和背心，踩着运动鞋的鞋后帮，一路跑到收到通报的派出所。在奔跑时我一直想着，这下我惨了，要被妈骂死了。
妈原本就很胆小，在派出所看到父亲之后，整张脸都吓得发白。我看妈走路踉踉跄跄，于是抓住妈的手搀扶着，结果发现妈的手很冰凉，汗水却滴个不停。
“漫……漫妮的爸……”
妈低着头，心急如焚地喊了一声，但父亲没有回头，反倒是身穿公会外套的男人迫不及待地转头，带着喜出望外的表情说：
“大婶，我有强迫您盖章吗？巡警先生，当事人来了，请您亲自问她吧！”
接着，警察面带不悦地说：
“我不是巡警，是警长。”
那时父亲依然没有回头，反倒向不是巡警的警长说：
“警长先生，我想告那个女人。”
妈顿时跌坐在地上。
“漫妮的爸，不可以离婚！刑警先生，我不能离婚，请阻止他。”
公会的人虽不知道为什么妈要主动盖章，盖在哪里，但总之一提出盖章的事实后，警察便强调自己不是巡警而是警长，父亲向那位警长说要对妈提起诉讼，而妈则立刻请求那位警长帮忙，好让丈夫不会和自己离婚。这真是同一语言和同一民族的对话吗？哈！根本是鸡同鸭讲……
派出所所长出面了，他原本站在角落，将一切看在眼里。派出所所长给人的印象很好，像是训话时间很短、会亲自把运动场上的垃圾捡起来的乡下分校校长。
“来，大家请冷静一下，这是个小小的小区，大家有必要吵得面红耳赤吗？老人家，请您赶紧道歉吧，金先生也别再说什么施暴或抢劫未遂这类可怕的话了。”
那个金先生没有应答，整张脸写满了不情愿。虽然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不亲自向妈提起诉讼，执意要求警察帮忙，总之搞得警察很烦。妈则直喊着自己不能离婚，最终哭了起来。我选择先安抚妈。
“妈！离婚和提起诉讼不一样！离婚是两人调解失败后再提出诉讼，父亲不是为了要离婚才提起诉讼！”
“什么？那漫妮的爸为什么要告我？”
父亲没有朝妈的方向看，回答：
“盗窃！一声不吭把我的印章偷走，这是偷窃行为。还有，那女人自行用偷来的印章盖章，所以那些材料全部无效，赶快给我交出来。”
金先生再次询问：
“大婶，您说句话呀！是我强迫您，还是您亲自到办公室来盖章的呢？”
“是我自己盖的。”
听到妈傻傻地如此回答，金先生用两手掸了掸自己的膝盖[5]，站了起来。
“办公室的很多东西被砸坏，我也受了点伤，最要紧的是，我们的员工受到了不小的惊吓。正如所长先生所言，这里是个小小区，不是吗？今天的事就当作没发生过，我先告辞了。不管大叔您是要告大婶还是要离婚，两位请自行解决，我们会带着大婶自行交来的同意书，像现在一样合法正当地工作。”
父亲只是紧握着两个拳头，全身打着哆嗦，但什么话也没说。
一回到家，父亲连鞋子都没脱，就一屁股坐在地板上问妈：
“你交了什么材料？”
妈还没完全踏入家门，像一名被罚站的孩子般垂下头站在大门口，答道：
“印鉴证明书。”
“还有呢？”
“委任书。”
“还有呢？”
“土地登记誊本，没了。”
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公会为什么要收这些材料呢？这是都更原先就有的程序吗？我不禁想，我不知道的事也太多了。要是这样傻傻地被牵着走，不仅到时无法搬进即将盖在此处的大楼，可能连本来能领取到的合理补偿都拿不到。父亲又问：
“你知道那是什么同意书？”
“同意公会进行工程，他们说必须有很多公会会员同意才能尽快施工。”
“意思没有这么简单，要是没弄好可能会变成把柄，动弹不得，去把你交出去的材料全部找回来。”
“找回来的话，你就不会跟我离婚？”
父亲一言不发地看着妈许久，回答说：
“我为什么要和你离婚？”
哎哟！这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回答是怎么回事？我吓得差点尖叫出来，妈却将头深深埋进胸口开始抽泣。
啪啪！父亲在妈的肩膀上重重拍了两下，然后走了出去。妈也连忙跑了出去，过了好一会儿，妈闷闷不乐地回来，说公会不愿意退还材料，在我房间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最后哭到睡着了。
* * *
[1] 译者注：在韩国，“班长”是负责某个组织团体管理或执行事务的代表人。本文中因为是由与高漫妮母亲同辈的妇人担任，所以被高漫妮尊称为班长大婶。
[2] 译者注：韩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随行于公共汽车或有轨电车，担任服务乘客和剪票、抬行李等工作的服务员，通常由女性担任。
[3] 编者注：日语“不好意思”的中文发音。
[4] 编者注：日语“真的吗”的中文发音。
[5] 译者注：这个动作在韩语语境里有谈判、警告的意味，类似于“拍了拍身上不存在的灰尘”。
盖在屁股上的红印
我所认识的所有大人都没有实现儿时的梦想，院长如此，教练好像也是如此。还有我的父母，虽然没有和他们仔细聊过，不过他们过去应该也怀着其他梦想。当然，我也成了没有实现梦想的其中一名大人。也许，所谓成为大人，代表的是必须战胜失败的人生。
一九九〇年春天，我升上四年级，转学到了有体操队的学校。
转学前一天晚上，妈和我手牵着手，躺在床上聊着对新学校的期待、计划以及身为体操选手的抱负。我带着既紧张又担忧的心情辗转难眠，妈妈则是丢下一句“太紧张了，今天晚上恐怕睡不着觉了”，接着就呼呼睡着了。我小心翼翼地爬起身，走到厨房喝了杯水，去了一趟厕所，又回到房间。回到我的位置时，我不小心稍微踩到了妈的手，但她完全没有任何反应，依旧以固定的频率打着鼾，看来妈真的睡得很熟。
我打开了矮桌上的白光台灯。幸好妈没有醒来，我将原本弯曲的台灯臂拉直，将妈替我烫好并挂在衣架上的校服照亮。靛蓝色的夹克，由靛蓝色、黑色和天蓝色的线交织而成的格纹百褶裙，还有那画龙点睛的领带。没错！我转去的学校是私立学校。
我在有氧运动学院练习体操的那段时间，妈一个人孤军奋战，拼命想让我转学到有体操队的学校。在当时，大部分学校都是把体操当成兴趣或特别活动，校内有体操队的学校并不多见。因为网络还不普及，信息在当时很珍贵，经常找不到路的妈，却独自在区厅、洞事务所、教育厅和学校等地方来回奔走。
最后我转学到一家私立小学，学费、注册费、特别活动费、餐费……总之光是要缴的基本费用，如果想要上完剩下的四、五、六年级，我们就只能卖掉房子或店面了。父亲在所有程序都完成之后才知道这件事，他气得暴跳如雷，真的跳起了约有一米高。他可能觉得完全无法和妈沟通，于是问我：
“漫妮，你说说看！我们现在只能卖房子或店面了！你打算怎么做？嗯？你说该怎么办？”
我非常认真、非常严肃地思考，然后做了决定。
“我觉得……还是卖掉店面比较好。”
父亲像电视剧里上演的一样，扶着后颈倒下了。这可把妈给吓坏了，她一边大叫着，一边想将父亲扶起来，结果父亲一口气甩开她的手。
“我就是死了，也不让你们扶。”
接着父亲依然扶着自己的后颈，摇摇晃晃地爬起来，中间还腿软了好几次，反复做着踉跄摔跤和爬起来的动作，最后打开大门出去了。
听说那天父亲是一个人拦了出租车到某家大学附属医院，自己走进了急诊室。他的脚才刚踩进急诊室内，随即就失去了意识，甚至心脏还停止跳动。幸亏医护人员就在旁边，马上替他做了心肺复苏术，不然老命就真的不保了。
尽管如此，我仍按照预定计划转了学。父亲又扶了后颈，再后来，父亲用手臂扶后颈的日子要比放下的日子更多了。
就连学校校车都没有到我们小区的，年仅十一岁，才小学四年级的我，每天必须在六点三十分出门，在家前面的公车站搭六站公交车，下车后再改搭七点的校车才能到学校。也许是觉得校服很好看，又或者是看到小孩子穿校服很稀奇，公交车上的大人们都会带着充满好奇的眼神偷瞄我，我当时的感觉倒是不赖。
有很多搭校车的同学都像我一样，很早就到了学校。早上有学习语文或乐器之类的特别活动，图书馆也很早就开放了，但我只是趴在桌子上睡觉。与其说是在睡觉，不如说是睡意将我团团包围，让我完全无法打起精神，我觉得好累又好困。
学校的规模很小，同学们彼此都很熟悉，虽然时常有同学在学期中转到别的学校，但几乎没有像我这样转进来的同学，所以大家好像都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新同学。不过，他们并不是讨厌或孤立我，而是什么都没有做。我倒是希望有人能对我做点什么，但大家都只是用善良、纯真又害羞的小脸眼巴巴瞅着我，我觉得好累、好困又好孤单。
学校的设施并不如我的预期，教室算是宽敞，里头有钢琴而不是风琴，厕所也超级干净，因为厕所、走廊和活动教室都有专人打扫。另外，桌椅、置物柜和黑板都很干净，美术教室、音乐教室和自然教室也都很明亮，做实验的器材更是完好无缺，确实比我先前读的学校舒服许多，但唯独体育馆让人不满意。不仅比先前学校的体育馆小，墙面上也有裂痕，拱形的天花板不知道为什么要建那么高，导致大家说话时，总有轰隆轰隆的回音。
入社测验在体育馆内举办，年轻的体操队教练看起来只是个大学生，她将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站立着，要我做前滚、后滚、跳跃和简单的拉筋，却表现出一副要看不看的样子。接着，她问我为什么要加入体操队、有没有正式学过体操等问题，我则是讲了一大串我和柯曼妮奇的缘分，过去一年多呕心沥血的努力等。我觉得教练应该还可以当选手继续活动，却已经在当教练了，她要不是表现得非常杰出，就是没有当选手的本事，但我总觉得应该是后者。
不出所料，我顺利通过了测验。虽然后来才知道，入社测验只是个形式，不具特别的意义，大部分的人都能进入体操队。不过，之后的事就不是自己的意志能决定的了——比如继续当体操队的成员，或者只能继续当个普通成员，又或者是要当个体操选手之类的问题。
有四五名身穿白色体育服、读低年级的小朋友，聚在体育馆入口处叽叽喳喳地聊天；几名看起来年纪稍大一些、身穿运动服的孩子则两两一组，拉着彼此的手在做热身动作。更靠里面一些，有两个穿着正式体操服的同学，一边练习丢接呼啦圈一边聊着天，但她们好像已经很习惯做这个动作，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呼啦圈。我竟然能进入这里，竟然能加入大家的行列，假如这是个梦，千万别让我醒过来。
看到高矮各不同，但长相白皙文静，同样拥有一张小脸的孩子们聚在一起，感觉就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体操队的同学们都已经开始管理自己的体重，为了维持靓丽的外貌、轻盈的体态，她们几乎不吃任何米饭，而是随身携带干酪或煮过的鸡胸肉，偶尔才吃上一些。光看着，就觉得喉咙好干涩，肚子好饿、好难受。就是因为大家只吃最低限度的食物，所以体形才会这么娇小吧！
过去我从来不曾思考有关身材的问题，好比体形、体重或打造身体曲线之类的，对于看不见的肚子内部状态倒是想了不少，像是肚子饱、肚子痛、肚子饿、很饿、真的好饿……直到我开始关注起身材后，才发现我个子算是高的。到四年级为止，我都是班上最高的，比男孩子的个子还高。妈一开始还觉得很高兴，说没给我吃什么好东西，我却能像豆芽一样茁壮成长。
然而我的个子后来就不长了。到了初中，我变成班上身高偏矮的人，而高中整整三年都是班上最矮的人。这时妈才说“早开的花朵早凋谢”，边感叹还边白我一眼。我什么事都没做就被称赞了，但也同样什么事都没做就被数落一番。
体操队的同学们连名字都取得好美。如果要比名字与众不同，我也不遑多让，但认真区分的话，我的名字只是特殊，可体操队内真的有很多同学名字取得很美。过去我的身边以惠善为首，还有美善、智善、英善、明善等名字里有“善”字的人。在经过期许女子柔弱温“顺”的时代，期望女子文静贤“淑”的时代后，现在大概是来到了善良的女人备受推崇的时代了吧！
话说回来，惠善算是善良吗？总之体操队内没有一个孩子有那种善良的名字，尤其是四年级的同学，除了我之外，另外三个都是使用汉字姓名。金灵眸、崔金星、刘熠辉，她们果然都如姓名般，眼眸灵活有神、宛如金星，全身熠熠生辉。我叫高漫妮，高——漫——妮。我的名字又会带给她们什么印象呢？同学有时会半开玩笑地说：“什么？money[1]？”
我站在体育馆入口处，用脚尖不停地敲击地面。我不敢贸然靠近体操队成员集合的地方，此时教练走进体育馆，拍了拍我的肩膀。
“哦，漫妮你来啦？先到后面更衣室去换体操服，空着的置物柜都可以用。”
这时我才经过同学们的身旁，走到体育馆后方的更衣室。这里看起来不像一开始就是更衣室，而是将保管器材的仓库角落隔出来，再安装一扇门充当更衣室。每个置物柜上都贴有名牌，我在没有名牌的置物柜中，挑了一个靠墙且最下面的置物柜。
因为长期没使用，置物柜的门很难打开，我必须用双手使劲拉才行。其他的置物柜都变得有些凹陷，有些把手还断裂了，但我选择的置物柜倒是很干净。大概是因为必须蹲下来取放东西，所以先前一直都没人使用。我从小就这样，搭公交车时总是坐在最后面，去图书馆时也理所当然地挑角落的座位，就连和朋友们去吃辣炒年糕时，我也会占据最靠边的椅子。
我把背部拱成圆形，肩膀彻底往内缩，做出身体所能负荷的最低的姿势，将背包推进置物柜。很快，这里也会贴上我的名牌吧！我不由得心头一热，用手轻轻扫过置物柜，然后也摸了摸其他置物柜和名牌。我看到有个贴有名牌的置物柜露出一条门缝，我没有多想就拉开了柜门，里头放了衣服和背包，是随便被塞进去的校服和Nike的“铁锤包”。
当时的初中生、高中生中很流行有一条长背带的圆筒状篮球袋，大家都叫它“铁锤包”。以前学校的大部分篮球社团成员都背“铁锤包”，追赶流行的高年级姐姐们也会背这种包。我也很想拥有一个，但我只能背着两边都有背带、小学生专用的那种书包。“铁锤包”感觉不适合我，更何况是知名的运动品牌，价格很昂贵，而且我也不想背假货。
我独自在那里摸着“铁锤包”时，有人突然大叫：“你在干什么？为什么偷翻别人的置物柜？”
我结结巴巴地辩解：“没有，只是因为它开着，以为主人忘记关上了，所以想帮她关上，可是又关不好。你看，关上之后又会这样、这样，自己打开了。哈哈哈！你看吧！”
就连我都觉得自己的笑声有点假，但至少自己编的说辞还不赖。当然这招并不管用，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置物柜的主人，甚至也无法得知年纪比我大还是比我小，身穿体操服的同学，丝毫没有掩饰脸上充满不快与怀疑的表情。
终于，体操队的第一次练习来临了。我被分配到白色体育服那组，进行了约两小时的体力训练，但我完全想不起来当天学了什么，听到什么说明，而自己又有哪些言行举止。那个置物柜是她的吗？她为什么在笑呢？是在嘲笑我吗？为什么要看我？想法一个接一个冒了出来。啊！我为什么要打开别人的置物柜，还去摸里面的背包呢？
第一次练习只简单做完热身就结束了，大家回到置物柜前去换衣服。我偷偷瞄了一下，发现敞开的置物柜并不属于目击者，内心暗自感到庆幸，同时又祈祷那个人可以带着有别于同龄人的稳重态度，替我保守秘密。
不过，这怎么可能呢？就在第二天，身为置物柜主人的金灵眸，带着毫无情绪的表情对我说，自己的置物柜门扣歪了，所以偶尔会自己打开，叫我不用管这件事。她的脸上没有任何愤怒、怀疑、讽刺或警告意味，单纯只是传达讯息，可是感觉好吓人。令我引颈期待的新学校、体操队、新朋友……我就这样让自己进入了“黑名单”。
体操队有四名新成员，两名是一年级的学生，四年级有我和另外一位，听说她从七岁就开始练体操了。因为经常在比赛上碰面，所以她和其他四年级的成员一开始就会互喊名字，很自然地相处。我不认识任何人，又比较晚加入，而且也没有正式学过体操，甚至还背负了小偷的罪名。说到霸凌，我已从惠善身上全都体验过了，所以我很了解是什么滋味，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没有人霸凌我，也没有人欺负我。
只不过我的身体赶不上进度，让我感到很痛苦。以前学院院长看到我动作做得不够标准时，还会适时放水佯装不知道，但现在每次在拉筋时，体操队的教练都会坐在我的腿上、屁股上和腰上，并放掉身上的力量，用力往下压，我的骨头甚至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响。我觉得自己的骨头快要断掉，肌肉也快裂开了，但无论我如何声嘶力竭地大喊，教练依然不为所动。我觉得好痛也好可怕，最后忍不住哭了出来。我因为被大家看到哭而感到很丢脸，于是冲出了体育馆。
我进入体育馆旁边的分馆，但再怎么样还是必须回去。于是跑到别馆之后，我打算再折返本馆。我原本计划经由被称为天桥的空中通道跑到本馆，但就在途中失去了方向感，重复着上下楼、绕过走廊、走过天桥，接着又走回天桥的过程。
这条路是刚才走的那一条，这个阶梯却是第一次见到，为什么旁边会有门？起初我就该放个小石子或面包屑之类的做记号才对。汉赛尔，你真的超有智慧的[2]。我没有半点头绪，就这么跌坐在地上，这时有人从后面拍了拍我的肩膀，是金灵眸。她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伸手拿了某样东西给我，收下一看，是牛奶糖。
“吃了这个之后，心情就会变好。妈妈说吃这个会变胖，不让我吃，但我每天还是会偷偷吃。”
金灵眸撕开手上拿的另一颗牛奶糖的包装纸，将牛奶糖往自己嘴里送，接着缩起肩膀，咯咯笑了起来。我也把牛奶糖放进了嘴里，果然脸就笑开了，我用手背擦了擦泪痕，像金灵眸一样咯咯笑着。吃着同样的东西，发出相同的笑声，感觉我们好像亲近了一些。
“对了，你迷路了吧？”
“嗯！”
“这边很容易搞混，因为本馆的一楼是别馆的二楼。大家读一年级时，经常因为找不到路而哭了。”
“好丢脸。”
“我不会跟其他人说的，也不会跟教练说。”
我走在金灵眸的后头，踩着看不见的脚印前进。看到我一脸难为情地再次回到体育馆，教练并没有多问什么，而新来的四年级成员则一直当我的练习伙伴。大家率先温柔地向我打招呼，亲切地回答我的问题，安慰并鼓励进度落后的我。为什么呢？我反倒因为她们突如其来的体贴而觉得尴尬到不行。
高年级的学生几乎一整天都待在体育馆，好像偶尔还会旷课，但我只有在全体练习的时间才会去体育馆。大家亲切的态度令人尴尬，教练的温柔也莫名有种可怕的感觉，整个体育馆都让我感到畏惧。
全体练习时，主要做拉筋和体力训练，每当我拼死拼活地在体育馆跑、做仰卧起坐和原地跳高时，就会不禁怀疑自己究竟是进了体操队还是田径队。我不断练习劈叉和折腰，感觉腿真的要劈开，而腰也快折断了。但不管怎么做，姿势依旧扭捏不自然，身体也一直很迟钝，好歹我也学了长达一年的体操啊……
站在真正的体操选手中间，我总觉得自己像“假的”。并不是因为我先前上的是有氧运动学院，我的身体不够柔软，或者太晚才开始学习体操。这些并不重要。
某天晚上，我发现了窗外有一颗亮光微弱的星星，而第二天和第三天我也看到了那颗星星。我心想，啊！我要把发现的这颗星星当成我的守护星或目标，还替星星取了名字、许了愿望。可是，那并不是星星。如果那不是卫星，不是太空站，不是南山塔的灯光，就是飞蚊症了。那么，我向那颗星许的愿望会怎么样呢？那个愿望也会变成假的吗？果然不能随便对着东西乱许愿望。
有一天，教练在练习完之后把我单独叫过去。教练放弃我了吗？还是要直接叫我退社呢？我当时比惠善叫我到体育馆说要看我闭着眼睛走过平衡木时还要紧张。我故意走得很慢，最终像是神话故事中身躯庞大的动物等待命运般低着头站在教练面前。教练从手上的大本手册中拿出一张纸给我。
“我还没帮你规划体操计划呢！也还没给你通知单，把这个拿回去给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