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醒来，我发现院子里已经铺满了松叶。除了种菜的地方，从桉树脚下到库房周围，全都覆着松叶。
“为什么要铺松叶呢？”其他租客问道。
“为了赶猫，猫讨厌松脂的气味。以前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奶奶告诉我的。”
我听到J太太得意地回答道。
她真有“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吗？我总觉得她自打出生就一直是个老太婆。
某天晚上，J太太家难得来了客人。那是个魁梧的中年男人。当时天上挂着一轮橙色的满月，将那扇窗户里照得格外清楚。男人在床上躺倒，她跨坐其上。
一开始，我以为J太太在绞男人的脖子，因为她的动作全然不似往常，看上去机敏而有力。她双腿稳稳地控制住男人的身体，双手卡住颈部要害。床上的男人似乎在逐渐萎缩，而她仿佛正通过指尖不断吸取对方的能量，一点点膨胀起来。
按摩持续了很久。松叶的气息融于黑夜，四下飘散。
之后，J太太常到访我的房间。我们喝喝茶，聊起膝盖的积液、价格涨得离谱的煤气，还有过热的天气，然后再道别。我不想和房东的关系变差，所以尽量有礼节地招待。每次来访，她都会送给我比上一次更多的蔬菜。
她还热心地开始帮我代收信件和包裹。
“有人给你寄来了这个。”
某天我回家后，还没来得及放下包，J太太就找上门了。从她的房间望过来，我这里也是一览无余。
“今天白天，快递公司的人送来的。”
“谢谢您。哎呀，是朋友送的虾夷扇贝。您喜欢吃吗？不嫌弃的话，我分您一些吧。”
“啊，那可太谢谢了，虾夷扇贝可是高级货呢。”
打开包裹的瞬间，我登时感到非常恶心。扇贝已经全部腐烂了。蓄冷剂早就化了个干净，一点冷气都没有。我用刀撬开贝壳，内里的肉和内脏已经变成浑浊的液体，黏糊糊地流了出来。
我仔细检查了货签，日期是两个星期以前。
“喂喂，你过来一下，看看这个。”
有一天，J太太突然大喊着跑进了我家厨房。
“怎么了？那是……”
我正在准备晚饭的土豆沙拉。
“是胡萝卜，胡萝卜。”
她自豪地把手里的东西递到我眼前。
“哎，这形状真奇怪。”
我停下了压土豆泥的动作。那胡萝卜的形状的确特别，长得好像一只手掌。
那胡萝卜长了五根手指，大拇指最粗，中指最长，圆鼓鼓的，像是小宝宝的手。而且其形状非常自然，整体浑然天成，连上面的叶片都像是特别定制的装饰品。
“这个，我送你。”J太太说。
“可以吗？把这么稀奇的东西给我。”
“没事的，我收获了三根呢，专门送你一根。要对别人保密啊，说不定有人会忌妒呢。”她把嘴唇凑近我的耳畔低语道。一股潮湿的气息扑到我的耳边。
“哎呀，你在做土豆沙拉？这里有胡萝卜，不是正好嘛。”
J太太笑得开心极了。
我有些迷茫，不知该从哪里下刀。胡萝卜身上还残留着阳光的温度。我用水清洗掉上面的泥土，胡萝卜皮显现出鲜红色。
先在五根手指的根部落刀吧，这样比较合适。一根接着一根，胡萝卜手指滚过案板。那一晚，我吃的是加了小拇指和食指的土豆泥沙拉。
那天的风很大，过了半夜都没有停下的迹象。狂风在高空打旋，猛烈地吹打着山坡。不论怎么锁紧大门，屋内仍能感到奇异果树的摇撼。
我在厨房里朗读着写好的稿子。在完成阶段出声朗读是我的创作习惯。不过在那晚，我可能是因为恐惧奇异果树摇动的声响才这么做的。
我不经意地望了眼水槽那边的窗户，突然发现果园里有个人影。在被黑暗笼罩着的果园里，有人正沿着陡斜的坡面往山下疾驰。我只能看到背影，但可以看出那人正抱着一个巨大的纸箱。在风声暂息的间隙，还能听到踩踏草地的脚步声。
那人从山坡一直冲到马路上，身影被路灯照得清清楚楚。没错，是J太太。
她头发倒竖，挂在腰间的汗巾在风中招展，似乎就快脱落。纸箱看上去颇有分量，底部已被压得变形。就J太太的体格而言，这纸箱显然太大，可她丝毫不显吃力。她目视前方，腰杆笔挺，步伐非常稳健，仿佛已经和纸箱合二为一了。
我靠近水槽，凝望着那景象。风吹得更猛了。她停下脚步，踉跄了几下，立马又找回平衡站定。奇异果树发出的响动越来越喧嚣。
J太太走进山脚下已经被封闭的老邮局。散步时，我偶尔会路过那里，但并不清楚它现在作何使用，也不知道那里是否也属于她。
等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时，东方的大海已经开始转变色彩。她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脱掉衣服，漱了漱口，梳理了头发，然后换上了平时的那件睡袍。
她又是原本那个老迈的J太太了。光是从洗脸池移动到床边，她就两次撞到家具，给睡袍扣扣子时也很费力。
我再次朗读起来。手心的汗水濡湿了稿子。
从那以后，手掌形的胡萝卜越来越多。分给住在房子里的所有人后还有富余。样子也五花八门，有的纤细如钢琴家的手，有的粗壮如樵夫的手，有的肿胀，有的多毛，有的生了痣……
J太太认真地采收这些胡萝卜。她一点点挖开土壤，小心拉拽叶子，不敢让胡萝卜少了一根指头。之后拂去上面沾染的泥土，对着太阳光端详它的形状。
“你真是僵得厉害啊。”
J太太说。我想回应她，但全身都被她控制，只能哼唧几声。
按她的要求，我脸朝下埋在枕头里，趴在床上。她伏到我身上按摩时，力道大得出乎我的意料。我感觉自己好像被一条铁打的毛巾裹住了。那力量简直能扰乱人心。
“你整天净坐着，这样可不好。你这块儿的肌肉都僵住了，像个瘤子一样。”
她用大拇指按压着我脖颈上的一处，指尖深深陷进我的肉里，痛得我脖子一动也不能动，甚至全身都动弹不得。
她的手指冰冷，我感受不到皮肉的触感，简直与一截白骨无异。
“这个疙瘩得按开才行，不然你会一直僵下去的。”
床在吱呀作响，脚边的毛巾掉了，J太太的假牙发出咔嗒声。
再这么下去，她的手指可能会戳破我的皮肤，分裂我的血肉，碾碎我的骨头。我想大喊，枕头已经被口水打湿。
“你不必客气，咱们这交情，我给你好好按按。”
J太太用巨大的力量紧紧锁住了我。
“来，二位靠得再近些，笑得自然点。”
报社的记者举着相机大声说，声音在房子里回荡，估计是以为J太太耳背吧。
“啊，把胡萝卜举得高一点，抓着叶子的地方，把五根指头都露出来。好，没错，就这样。”
我们被要求站在菜园的正中间。记者每次走动都会踩到松叶上。其他租客都透过窗户探头观察，好奇发生了什么。
我努力想挤出一个微笑，但不是很成功。阳光过于刺眼，连睁眼都困难。嘴、手、眼各顾各的，显得十分笨拙。加上之前那次按摩，我浑身上下都在作痛。
“请二位摆出正在交谈的姿势，别太僵硬了。胡萝卜还得对着镜头，它可是主角啊。”
J太太用心打扮了一番。为了遮住少得可怜的头发，她在头上包了条丝巾。她涂了口红，穿了一条长及脚踝的连衣裙。鞋子也不是平时的凉鞋，而是换了一双造型古旧的高跟皮鞋。
可是，头上的丝巾反倒凸显了她脑门的狭窄，口红涂到了嘴巴外，连衣裙和皮鞋又和胡萝卜格格不入。
“请把我拍得好看点，我活到这把年纪，还是头一回上报纸呢。麻烦你了。”
J太太大笑起来。她喉咙抽动，声音沙哑，脸上的皱纹十分扭曲。第二天，报纸的地方版块出现了一篇报道，说：“发现神奇的胡萝卜！老太太的家庭菜园出现大量手掌形胡萝卜。”
高跟鞋的鞋跟似乎陷进了泥土，J太太瘦削的身子有些右倾。她挺胸抬头，尽力摆出一副神气模样。她手里的胡萝卜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形状和大小无可挑剔。明明笑了那么久，可照片却记录下她嘴唇歪斜的一刻，看上去显得有些怯懦。
她身旁的我也举着胡萝卜，勉强挤出了一个微笑。飘忽不定的眼神表露了我有多难为情。
被拍成照片的胡萝卜看上去更加怪异了，像长了恶性肿瘤后被切下的手掌。J太太和我拎着手掌，它们还是温热的，正滴着血。
“您见过她先生吗？”警察问我。
“没有，我最近刚搬来。”我回答。
“那您知道她先生去世的事吗？”另一个年轻的警察问道。
“嗯，说是喝醉了酒，跌到海里死了……不，抱歉，当时好像说的是‘失踪’。我记不太清了，我们并不是很熟……”
我望向庭院。J太太的房间里没有人，只剩一侧的窗帘在风中摇曳。
“您有什么觉得可疑的地方吗？即便是很小的细节也可以，能跟我们说说吗？”
年轻警察倾下身，直视着我的眼睛。
“可疑，可疑，可疑……”我反复嘟囔着这个词，“有一次，我在大半夜看到她从果园跑下了山，还抱着一个看上去很重的纸箱，样子急匆匆的。她抱着纸箱跑进了山下的邮局，那是一个已经停用的旧邮局。”
警方立刻搜索了那个邮局。那里面是堆积成山的奇异果。把所有奇异果搬出来后，只找到一只患了皮肤病的野猫的尸骸。
很快，挖土机驶入庭院，开始翻掘土地。被碾碎的松叶散发出呛人的浓重气味。站在窗边围观的租客们纷纷捂住了口鼻。
当白骨被从菜园里挖出的时候，晚霞已染遍果园。尸检结果表明，白骨就是J太太的丈夫，死因是绞杀。J太太的睡袍上检测出了血液。
然而，即便整个庭院被掀了个遍，最终仍不见死者的两只手。
小睡魔
火车车厢内拥挤不堪，座位上坐满了人，还有一些人在站着。暖气似乎已经停了，双脚凉飕飕的。
车厢靠前的位置，坐了约三十名十岁左右的小孩，他们身穿统一的藏青色上衣，头戴贝雷帽。女孩的胸前系着缎带，男孩则扎着蝴蝶领结。带领这群孩子的男人正投入地读着一部厚书，不时抬起头，瞄一眼孩子们的情况。
火车停在原地已经快一个小时了。车内广播来回播放着同样的内容：铁路转辙器出现故障，还需一定时间才能恢复运行。
窗外下着不合时节的雪，铁路沿线的樱花已经含苞待放，飞舞的雪花却全无停下的意思。转瞬，天地已覆上一片纯白。
“不知道还能不能赶上妈妈的葬礼。”
我以不会被旁人听到的音量嘟哝了一嘴。看了眼手表，又伸手拭去窗上的雾气。我的指尖冰冷、潮湿，大雪不断落下，密得叫人喘不过气。
关于妈妈去世的消息，我还是从在出版社当手工艺杂志编辑的女友那里得知的。
“之前曾是你母亲的那个作家，她去世了。前天走的，突发心脏病……不知这算不算我多管闲事，如果你介意的话，我抱歉……”
为了不伤害我，她在很小心地措辞。
我十岁至十二岁的时候，她曾经做过我的母亲。我当时就和眼前这些戴贝雷帽的小孩差不多。那段日子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最终，那成了我人生中唯一拥有母亲的时光。
我的亲生母亲生下我后很快就死了。据说她是因为抓破了鼻子里的脓疱，感染了细菌。
“鼻子不是离脑子很近嘛。”
父亲总是这么和我解释。
“所以啊，一定要小心，不然细菌一下子就会钻进脑子里的。”
我最害怕的，就是医院的耳鼻喉科。当那个前端微弯，明显比我的鼻子长出一截的银色管子插进鼻孔时，我总担心那管子不小心戳进我的脑子里。那种恐惧我一直不能克服。
关于亲生母亲，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所谓母亲，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也不甚清楚。在那个人出现之前，我心中的母亲，就等于探进鼻腔深处的金属所引发的触感。
父亲的再婚对象，是一位在画材店工作的年轻女人。她只比我大十四岁。父亲是初中的美术老师，时常光顾那家画材店。
妈妈身材娇小，话也不多。在儿时的我看来，从脖子到指甲，从双膝到双脚，她浑身上下都是那么小巧。
“这双鞋也太小了吧。”
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当时，我对着摆在玄关的那双女鞋端详了很久。那是双很显品位的黑鞋，鞋跟很高，设计上颇契合成熟女性的气质，可又是那么袖珍，简直可以被双手包拢。
就这样，我们硬生生地开始了三个人的生活。大家都竭力去适应和习惯自己被赋予的新角色。不过我同时也懂得了，弦绷得过紧是会断的。最关键的是不磨蹭，行事机敏而遵循理性。如今想来也是不可思议，即便是十岁的孩子，也有着属于十岁孩子的理性。
七宝烧类似中国的景泰蓝，为一种传统的金属珐琅工艺品。
父亲曾送过她一个七宝烧挂坠 做礼物。这是他在美术室隔壁的仓库做的，他称那里是自己的“作坊”。那个六角形的挂坠穿着金链，呈现出绿色、紫色、胭脂色和明黄色的光泽，颜色会随着欣赏角度的变化而变化。为了配上她纤细的脖子，挂坠也做得很袖珍。她一直戴着它，从不离身。
我喊她妈妈，她很开心。
“乍一听，感觉自己也成了大人呢。”她对我说。于是我便不停地喊她妈妈。
仅仅过去两年，他们就离婚了。但在我的记忆中，她一直是我的妈妈。某一天，我突然发觉自己记不起她的名字了，不由得慌了起来。我不好去问父亲，家里也没留下任何和她有关的东西。我焦急地在家四处翻找。再这样下去，我可能会把她彻底忘掉。想到这里，我害怕极了。
费了好一番工夫，我从抽屉的角落里找到了那个七宝烧挂坠。其颜色丝毫未褪，背面刻的就是她的名字。我松了口气，将它放回原来的地方。
只有我俩时，她很少说话。我想，那不是因为她心情不好，而是为了不打搅到我。她不会硬找话题打探我，也不会强迫我听她讲些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她每次都会热忱地倾听我说话，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我们都很享受我俩相处时的那种沉默。
虽然寡言，但她又很爱自言自语。她准备晚饭时，我会悄悄在厨房观察她，时常看到她在嘀咕着什么。像是在唱歌，或是在背诵戏剧的台词，或是在对神明忏悔。
我竖起耳朵，努力去听清她在说什么，但从未成功过。一旦发现我，妈妈就立刻噤声了。接着，她就好似要瞒过去一般，故意发出些响动，叮叮当当地切起了菜。
闲暇时，妈妈常坐在餐桌边写东西。她将笔记本摊开，我本以为她会摆弄一下头发，收集一下橡皮屑，没想到她突然用铅笔写起了字。
“你在写什么？”
就算被我打扰，妈妈也全无愠色。
“写小说呢。”
不如说，她反倒很希望有我陪在身边。她注视着我这边，仿佛我的躯体中藏着什么崭新的语言。
“为什么要写那种东西呢？”
“因为我想写，仅此而已。不过，要对你爸爸保密哦。”
“为什么？”
“因为害羞。你爸爸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对吧？”
父亲是艺术家吗？我不清楚。的确，他一直在自己的“作坊”里制作各种东西。但他做的，都是自己用的烟斗、我的铅笔盒、门牌、报刊架，还有狗项圈一类的物件。或许，妈妈相当喜爱那个挂坠吧。
每当父亲出差或夜里回家晚了，家里只剩我们两人时，妈妈就会来到我的房间，让穿着睡衣的我坐在椅子上，然后站在我跟前朗读写在笔记本上的小说。
说实话，她当时写了什么故事，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或许那些故事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太难懂了。但妈妈一点也不在乎，她面对唯一的听众，坚持朗读着。
我记得她朗读时那低沉、有力的音色，和她那瘦弱的体格很不相称。此外还记得的，就只有纸页翻动时咔嚓的声响，以及她胸前晃动的挂坠，仅此而已。
睡觉的时间早已过去，可她却仍在读着。一旦视线落在笔记本上，她就绝不会抬起头。她偶尔会左右踱两三步，但绝不会远离我。我手放膝头，挺直身板，全力摆出一副端坐姿势。为了不流露一丝的不耐烦，小心地控制表情。
妈妈的声音渐渐变得沙哑了。语言的轮廓含混起来，每吸一口气，喉间就会颤抖，嘴唇也干涸开裂。
妈妈她，是不是哭了？我有好几次产生了这种错觉。沙哑的声音听起来溢满了悲哀。我祈祷这朗读能快点结束，不是因为觉得无聊，而是因为不忍看到妈妈伤心。
火车依然停滞不前。邻座的中年女人为打发时间，从手包里接连掏出各种小玩意儿。一开始是带画的明信片，接着是编织物，然后是橘子……像在变戏法一样，简直无所不有。眼下，她正在做杂志上的填字游戏。一有想法，她就用圆珠笔敲敲桌子，将答案填进格子里。
我对面并排坐着两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女性。她俩都没化妆，打扮得有些老派而素朴。从刚才起，她们就在认真谈着什么。那是一场理性且淡然的讨论，但离得出结论似乎还为时尚早。一个假设会引出新的论点，在验证新论点时发现矛盾，便返回起点重新梳理，在这个过程中又遇到新的问题……如此反复，始终不见尽头。
她们似乎一点都不关心火车抛锚的问题。世界上真的存在这么值得热烈讨论的问题吗？我真想象不出。
那些戴贝雷帽的孩子都很乖巧，没有一个人吵闹或乱跑。领头的男人拿出糖果发给他们，他们就乖乖地按顺序领取，安静地舔起了糖果。
好像起风了，雪花在空中乱飞，相撞又落下。生着杂草的树丛、农户的屋顶、铁路旁的土堤，全都覆盖着一层雪。
和妈妈一起去动物园的那天，也下着这样的雪。除了我俩，动物园没有其他客人。售票处只坐着一位冷淡的姐姐。
为什么会在那么冷的天跑去动物园？对，是妈妈提议的。她下一部小说要写动物园，所以想去看一看。
我穿着衣领和袖口缀着人工毛皮的茶色外套，还戴着耳罩和手套，脚上套了两层袜子。我和妈妈牵着手，紧挨着彼此向前走。强风吹过时，我们索性贴在一起，努力扛住猛烈的大雪。
“要是有必须一见的动物，就告诉我，我会陪着妈妈的。”
“难得来一趟，咱们把所有动物都看一遍，好吗？”
大雪之中的妈妈看上去更瘦弱了。她外套下的肩膀似乎用力一按就会坏掉。她脚下那双长筒靴，看上去像是玩偶穿的小鞋。
或许是因为天太冷了，大部分动物都躲在室内，无论如何认真地寻找，都只能看到空空的围笼。
猎豹、孟加拉虎、美洲狮、骆驼、鬣羚、狮子……
我逐一念出那些名牌。就算不见它们的身影，我们依然会在它们的围栏外站定，倚着扶手，沉默着观察上片刻。
围栏内有漂着枯叶的饮水池，有沾血的碎骨，有风干的粪块。所有的一切都披着雪。
但是，我真正在意的，其实是身旁的妈妈。她观察得尽兴了吗？她找到小说中必要的元素了吗？我满脑子都在想这些，并估摸着移动到下一个围笼的时机。
犀牛、美洲驼、火烈鸟、鸵鸟、企鹅、北极熊……
仅有企鹅和北极熊看上去很精神，它们和眼前的雪景十分相称。企鹅不慌不忙地跳进池中，北极熊摇头晃脑地溜达着。雪落在它们的毛发上，变得透明，渐渐冻结。
食蚁兽、树懒、长臂猿、眼镜蛇、刺猬、鳄鱼……
逐渐地，我们即便面对空荡荡的围笼，却仍能想象各类动物生活在其间的样子。打着哈欠的老虎、抖着耳朵的美洲驼，还有伸手抓树枝的树懒。
“长颈鹿的脖子，怎么那么长？”妈妈一边拂去栏杆上的积雪，一边说道。
“是啊。”我回应道。
“你不觉得很荒诞吗？”
“荒诞”——我不太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只好含糊地点了点头。
“你想，多神奇啊，居然有那么长。而且就是长，却没有任何可取之处。既不像大象的鼻子，能用作洗澡的喷头，也不像食蚁兽的嘴巴，可以用来吃蚂蚁。”
“嗯，没错，是这样的。”
“我想，长颈鹿一定不是因为喜欢，才长了那么长的脖子。如果我是长颈鹿，我希望自己的脖子只有普通的长度即可。”
妈妈的语气里透着怜悯。
把所有围笼看了个遍后，妈妈给我买了甜筒。我们坐在长椅上吃完了甜筒。在冷得把人冻僵的天气里吃甜筒，如今想来很荒唐，可当时我却一点都不觉得有问题。妈妈摘下手套，从手包底下掏出钱包，哆嗦着冻僵的手，吃力地数着硬币。
甜筒上也落了雪，我一并将其舔下肚。因为过于冰冷，我没有尝出甜味。妈妈不时会看看我，为了不让她失望，我尽量摆出一副吃得美美的表情。动物的低吟不时会乘风吹进我的耳朵。
妈妈有没有写关于动物园的小说呢？到最后，我也没听她朗读过那个故事。
“亲爱的乘客，耽误您的宝贵时间，我们深感歉意。列车恢复运行还需一定时间，请您耐心等候，多谢配合……”
一成不变的车内广播还在播放着，车厢内叹息声四起。
“拖着长长的白尾巴飞过的星星，叫什么来着？”邻座的女人用圆珠笔顶着自己的太阳穴，询问道。
“那不就是彗星吗？”我回答。
“还差一个字啊。”女人掰着手指小声念叨。
“那肯定是扫帚星了。”对面的两个女大学生中的一个插嘴道。
“扫帚星……对，这样就对了！谢谢你。”女人开心地埋头填起了格子。
“别客气。”说罢，女大学生又回到和同伴的讨论中。
我曾经不相信妈妈会变老。记忆之中，她比现在的我还年轻得多，她的样子从未改变。但我真的清楚记得她的模样吗？我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参加陌生人的葬礼？我感到忧心。
“貌似是被收报纸费的人发现的。那人听到屋里有电视声，却没人回应，就觉得有些蹊跷……”女友是这么说的。
“她似乎是抱着稿纸，趴在桌子上去世的。”
“她的心脏一直都不太好吗？”我问。
“我也不知道。这十年左右，她几乎没发表过任何作品吧？所以我们出版社里和她仍有交集的编辑老师也很少了。不过……”说到这里，她支吾了起来。
“没关系，不用照顾我的情绪，知道什么都告诉我吧。”我说。
“她好像是因为写不出作品，精神上压力很大。觉得她自己的小说被人抄袭了，或者有人趁她出门时摸进家里，偷走她的稿子……她摆脱不了这些幻想，闹出过好几次乱子。所以每次出门，她都会把稿子包好，随身带着。”
作为作家的妈妈，绝对算不上成功人士。似乎是离婚五六年后，她的作品曾在某一届新人奖上入选佳作，报纸用很小的版块报道了这件事。我碰巧看到那篇报道，便马上把那部作品找来读。那是一部不可思议的小说：有位在公寓庭院里种胡萝卜的房东太太，某天她挖到一根手掌状的胡萝卜，那胡萝卜长着五根手指，特别像只真正的手，后来人们在那片地里发现了她丈夫已经化成白骨、没有双手的尸体……
此后，她又出版过好几本书，但基本没引起什么关注。书店里，她的作品往往被孤零零地搁在书架的某个角落，很不起眼。但是我一定会将它买来，避开父亲，小心地藏进抽屉的深处。
我想象不出妈妈离开家的理由。她越来越频繁地自言自语，就算被我发现也不会停止，最后像台坏掉的录音机，整日不停地叨念。
“你真是个好孩子。”
最后那天，妈妈捧着我的双颊，这样对我说道。不知何时起，她胸前那个挂坠已经不见了。
“你这孩子比我要好得多，好得多。”
就像在大雪纷飞的动物园那天，妈妈的手很冰凉。
“开始吧。”
男人说道。戴着贝雷帽的孩子一齐起身，在通道排成两排。乘客纷纷把目光投向他们。邻座的女人合上杂志，两位女大学生也停止了讨论。孩子们叉开双腿，手背在身后，眨了眨眼。
《小睡魔》为勃拉姆斯根据德国民谣改编的摇篮曲，又被译为《小沙人》。——译者注
“请欣赏，勃拉姆斯作曲，《小睡魔》 。”
男人语气庄重，他用笔代替指挥棒，挥手指挥起来。
原本寂静的车厢内，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澄澈的歌声从我们每个人的上方飘然而落，传递出超越人声的美妙。歌声透过耳膜，抵达遥远的记忆之泉，在水面掀起涟漪。这些孩子尚十分幼小，但他们似乎深晓抚慰人心的奥秘。
我为妈妈祈祷着，雪依然没有停下。
我收到一小箱遗物。里面有衣服、简单的饰品、记事本，以及稿子的断篇残章。我还看到一张被镶进画框的剪报，在长年日晒下，那剪报已完全变了色。
公寓的庭院内，一位老妇正在微笑。她身形瘦弱，头上缠着丝巾，正一脸得意地双手高举手掌状的胡萝卜。她旁边站着的就是妈妈。妈妈也举着胡萝卜，但并不显得煞有介事，反倒有些难为情，似乎颇感不安。那天应该是个好天气，妈妈眼睛眯着，似乎被阳光晃得睁不开，就像在哭泣一样。
白衣
“肾脏内科，短白衣一件；内分泌外科，长白衣一件；急救中心，短白衣一件……”
我一件件拿起第二会议室地板上堆成山的脏白衣，检查着口袋。我念出用马克笔写在领子里侧的科室信息，将白衣扔进推车。她坐在椅子上检查着名单，以便下周确认从洗衣房返还的白衣是否有遗漏。
秘书室的工作中，没有比这种分类工作更让人讨厌的了。气氛阴郁，卫生又差，偏偏洗衣房就在地下的太平间旁边。
通往地下的专用电梯是旧式的，顶棚很高，永远冷飕飕的。运行时还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动静，令人不快。
电梯开门后，眼前仅有一道长长的走廊，狭窄到令人担心尸体能否正常通过。荧光灯沾满尘埃，浑浊地照着奶白色的墙壁。
推着塞满白衣的推车往前走时，我的后背在某一瞬间会忽然感到一股压力，仿佛后脊梁正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顶着。若任凭这手推搡，我不禁害怕自己会越走越快，使推车径直朝走廊深处奔去，一头撞开尽头的太平间大门。我们只得拼命稳住步伐，紧抓着推车把手。
“啊，真烦人，这种感觉最讨厌了！”她说。这条走廊是下坡路。在地下室，她的侧脸看起来如死人一样美丽。
我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那么惧怕太平间。当我在秘书室敲着论文的时候，当我在休息室品尝奶油泡芙的时候，在医院的某间病房里，不是也有人正在死掉吗？
“皮肤科，短白衣两件；循环内科，长白衣一件；口腔外科，短白衣一件……”
工作远远没有结束。成山的脏白衣比起刚才一点没见减少。
“他今天下午应该在内窥镜中心吧。”她盯着名单说道。
“嗯，因为今天是周一嘛。”我回应。呼吸内科的值班表我早背得滚瓜烂熟。
“这里我一个人负责就行。如果你有事的话，可以……”
“没关系，我不是因为有事才说的。”她摇摇头，手指寻找着口腔外科的栏目。
她的恋人是呼吸内科的副教授。眼下，他应该正在为患者的支气管插内窥镜吧。
我又展开一件白衣，把它倒过来抖了抖。有东西顺势掉下来滚到了地上，撞到了推车腿。是颗李子，看上去像颗干巴巴的睾丸。
我已经不再去思考白衣的口袋里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了。此前，白衣的口袋里曾掉出过形形色色的物件：风信子的球根、揉成一团的吊带衫、红酒的软木塞、《圣经》、茄子蒂、避孕套、假睫毛……
这些东西被意外抛到了外面的世界，一个个羞涩又怯懦地蜷在第二会议室的地板上。
“昨天晚上他本来要见我的，可是他爽约了。”她说。
“大概有病人的情况突然恶化了吧，这种事不是常有嘛。”我捡起地上那颗李子，扔进垃圾桶。
“他之前去妻子的娘家提离婚的事了，我们说好要聊一下结果。”
副教授的妻子因为待产，在这个月回了老家。那将是他们第三个孩子，也是他们第一个女孩。这些都是她告诉我的。
“他还在编借口，说火车因为下雪动不了，既到不了他妻子家，也回不到我这里来，一直被关在火车里。谁会信这种话？现在连樱花都开了，怎么可能还下雪？”
“肯定不是在骗你啦，春天的天气本就变得快，突然下雪也不稀奇。你也可以给气象局打个电话问问。真要撒谎，拿患者当幌子不是更好？那样更真实，也更省事呢。”
我本来想安慰她的，但好像并没有什么用。
进入大学附属医院的秘书室工作时，听说要安排我和她一起搭档工作，我大松了口气。她的品格和素养都很好，一言一行非常稳重，对工作也有热情。而且她生得很美，几乎让人看不够。我想我会和她相处得很好。
工作时，她的美愈来愈盛。打字时专注的双眼格外清澈，打电话时从发丝中探出的耳朵也有着完美的轮廓。就连在复印会议资料时，她的手指也总能以最优雅的姿态在打印机上利落地舞动着。
不过最令我心动的，还是她为邮件封口时伸出的舌头。只是短短的一瞬，舌头从双唇间露出红红润润的身姿，轻快地舔过淡蓝色信封的边沿。
所以遇到邮件的打字任务，我会尽量留给她，为此我还费了不少脑筋。或是假装我手上有急事而抽不出时间，或是假装我的打字机突然出了故障。不过结果往往不遂我愿。
“一次也好，我真想用一下那个支气管镜。想到可以看到活生生的人体内部，多叫人兴奋。”
我试着转换话题，她只是含糊地点了点头。
看到一件有血污的白衣，上面是黏糊糊的发黑血迹。是谁吐上去的吗？是从肺里咳出来的吗？这位患者有多痛苦呢？我一边想着，一边将那件白衣放进推车里。
“我小时候被插过支气管镜，但我一点也记不清了。当时气管里卡了花生，差点就送了命。人类真是脆弱。”
她依然不发一言。我只得继续朗读白衣上的信息。没有窗户的会议室空气浑浊，混杂着药味和腐臭味。
她应该也去过内窥镜中心。功能训练室、灭菌材料室、动物实验楼、保洁间……他们会在这医院的各个地点幽会。说不定，副教授已经见过她的支气管了。
她的内里也和她的外表一样有魅力吗？黏膜带着鲜艳的红，温暖得令人沉醉。那些褶皱、凸起和凹陷，构成复杂的空间。齐齐招展的绒毛好似训练有素的臣仆，发出通往更幽深、更晦暗处的邀约。副教授继而将内窥镜探得更深。
她的工作方式完美得滴水不漏。无论遇到何种情况，她都不会被击垮。
资料若在二十页以内，她就用小号曲别针夹住，若是二十一页以上，就用活页夹固定。会议上喝的咖啡要配小包砂糖，招待客人的咖啡则要配方糖。信封上的收件地址要用圆珠笔写。打印手术预约表时页面要放大一半，然后张贴在黑板左上角、柜子侧面和休息室的门上。收到的礼物点心，会放在橱柜右侧正中间的一格。
只有十九张的资料绝用不到活页夹，预约表绝不可以放大至两倍，不用说，点心也不能放在最上面一格。对她来说，这样就是正确的。
刚入职秘书室没多久的时候，有位神经内科教授拿来一大堆学会上要用的幻灯片资料，里面有超过三十张复杂的柱状图表。期限是两天后。我和她开始分头誊写这些表格，把数值和字母输入电脑。
“表格要用508号贴签。神经内科的学会资料一直都用那个颜色。”她说道。508号贴签是素淡的灰色。我照她说的贴上。
教授看到完成后的稿件，只看了一眼就扔到了桌子上。有几页稿件散在地上。
“这东西用不了，这颜色在幻灯片上根本看不清楚。”
“非常抱歉。”
她先我一步开口道。我暗暗感慨，她道歉时的语气真是干脆利落、不卑不亢，但又真心实意。这种道歉方式，没人会不接受的吧。
“我已经被告知学会资料的图表要用608号，但我检查时出了疏漏。这位新人第一次用贴签，我本该最后再仔细确认一下的。这位新人是色弱。实在抱歉，今天之内我会把所有资料重做一遍。”
教授满意地离开了秘书室。
色弱？我一时半刻没能理解这个词的意思，但这个词听上去却有种别样的可爱。最终，我什么都没有说。
她当时确实说的是508号，我不会记错，因为那号码就和她的公寓房间号一样。我怎么可能记错她的住处呢？
做资料的时候，她也反反复复地检查了那些图表，在提交之前来回看了三遍，可她从未提及贴签的事。
608号是鲜艳的蓝色，和灰色全然不同。
我捡起了散在地上的稿件。她命我自己改好资料，神情颇具威严。
“谁犯的错，就由谁负责。”她说。
我熬到半夜，把所有图表重新做了一遍。做完时，我头晕目眩，仿佛一头跌进了深不见底的蓝色池沼。
第二天一早，她把我做的资料当作她一个人的成果交给了教授。教授反倒很不好意思，提出要请客吃饭。被邀请的只有她一个人。
她永远是正确的，绝不会犯错。为了守住这个真理，我甚至可以是色弱。
“正要提出离婚的当口儿，好巧不巧，那人竟然就怀孕了。”
每次抖动白衣，就会扬起一片灰尘。这次掉落的是食堂的餐券，一张是意大利肉酱面的，一张是冰激凌苏打水的。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肯定是那个女人下的套，她肯定要捣什么鬼。”
她眼盯着名单，嘴里说个不停，看样子并不需要我回应什么。她在工作上做得无可指摘，可一提到副教授，就会乱了阵脚。
“每次我问起离婚的事，他就战战兢兢的。他这人平时可自信了。然后就开始找借口，每个借口都很完美：这次是孩子被小学考试搞得很紧张，下次是妻子先兆早产住院了，再下次是研究室有重要实验，必须集中精力，要不就是临近教授选拔，或者妻子患了妊娠中毒症，母子情况危急，再或者天上下雪……他的借口要多少有多少，一次又一次，永远都在敷衍我。”
我算准她讲话的间隙，念出白衣上的信息。她准确地在名单上打钩。
每一件白衣都又潮又垮，尽是褶皱和磨损。上面沾着的不只有血液，还有胃液、腹水、唾液、尿液和眼泪。白衣沾染了各种各样的液体，每种液体都有着独特的颜色，散发着独特的味道。身体里为什么会充溢着这么多不洁的液体呢？
“一旦开始撒谎，谎言就没个头了。”我说。这一点她应该很清楚。她的谎言可要比那位副教授高明多了。
“昨天晚上他才赶过来，那时都十点多了。他看上去累坏了，说自己在火车里被关了五个小时。可真正累坏的应该是我。我一动都不敢动，竖起耳朵生怕放过一点声响，就那么等着他。从早上开始准备的饭菜也已经冷透。外面越来越黑，我脸上的妆一点点花了。我等得忍无可忍，再等下去可真要发疯了。”
她将手指滑入发间，垂下眼帘。圆珠笔在桌子上滚动着。她的颈项很白，肩膀瘦削，眼周是睫毛投下的阴影。
“那个人是这么说的：‘我在火车里一直考虑着，有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拉住了我，告诉我现在还没到时候。所以天上才会下雪。我希望你能再等等。求求你，再等等吧……’然后和往常一样，我们抱在一起。我俩之间只剩下这些了。”
她被脱光了衣服。副教授的手指爬上了她的头发、皮肤和黏膜。真是难以置信。秘书室里的她是最美的。那个为信件封口的她，才是最美的。
“消化内科，长白衣三件；眼科，短白衣一件；脑外科，长白衣一件；儿科，短白衣四件。”
我提高了朗读的速度。可她却不再去检查名单了。那支圆珠笔还在桌子的角落里待着。
“为什么？为什么能心平气和地说出那样残酷的话？我已经等不了了，一天、一分钟、一瞬间都等不下去了。”
我自己标记起了名单，尽力模仿她的笔迹，仔仔细细地标好。
“所以我下手了。”
她语气冷静。
“所以我杀了他。”
哎？我把声音咽了回去。
我完全能想象出那场景。她手里的刀被打磨得闪亮，刀刃反射的光芒，将她的手指衬托得更加优雅。
副教授松弛的喉头显示了衰老的迹象，被她手中的刀刺中无数次。皮肤破裂，血液飞溅，消化液流了出来，可她未染上一点脏污。
我又展开了一件白衣。
“呼吸内科，长白衣一件。”
是副教授的白衣。我抖了抖它。口袋里掉出一只舌头，那只总在找借口的舌头。嘴唇、扁桃体、声带也接二连三地掉了出来。它们都还柔软，尚残留着一丝温暖。
心脏试样缝
“呼吸内科的Y医生，呼吸内科的Y医生，请您马上与诊疗室联系。”
从刚才起每隔五分钟，医院内就会反复播放同一条广播。Y医生是谁？我站在医院的导览图前，研究着这份复杂的地图。中央病历室、冲击波疗法室、ICU、会议室、内窥镜中心……一个又一个陌生的词语跃入眼帘。
“Y医生是谁？”
“是呼吸内科的副教授。”
“他怎么了？”
“今早起就没见他上班，医院正在找他。”
问讯处的女人有些不耐烦地回答我。我有点后悔，何必要打听这些？没准白白招来了这位小姐的厌烦。
“那个……请问心脏外科病房在哪里呢？”
为了抑制快速的心跳，我一字一句慢慢问道。总算问出自己真正想问的了。
“乘坐那边的电梯到六楼就是。”
她抬手指了指新病患接待处的对面，那里聚了群人。她食指上的指甲油脱落了一些。
我是个做包的工匠。在车站的后巷开店已有二十四年。
日本1坪约合3.30平方米。
我的店面门脸很小，只有八坪 ，但橱窗、桌台、穿衣镜、收纳架等一应俱全。当然，帷幕后还有我的工作坊。橱窗内展陈着聚会用的小包、鸵鸟皮手包和旅行箱。店里的假人模特装模作样地提着手包。因为多年都没动过，模特脸上凹下去的地方积了层淡淡的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