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绕过桌子，飞快地朝婴儿跑过来。它用它的长脖子来缠婴儿的腿，把它的喙伸进了婴儿的睡衣里，它的呆脑袋前后晃动着。婴儿蹬着他的小腿，笑个不停，扭着身子，从弗兰的膝盖滑到了地上。孔雀还在不停地顶婴儿，像是在玩游戏。婴儿使劲向前挣，弗兰把他拉回来，让他靠在自己腿上。
“我真的不敢相信。”她说。
“这孔雀脑子有毛病，这就是问题所在，”巴德说，“这该死的东西不知道自己是只鸟，这是它最主要的问题。”
奥拉笑了，又一次露出了她的牙齿。她看着巴德。巴德点了点头，把椅子向外推了推。
这真是个奇丑无比的婴儿。但是，我觉得巴德和奥拉并不太在意。即使在意的话，他们也许会这样想：好吧，就算他很丑，那也是我们的孩子。并且，这只是一个阶段，很快就会有另一个阶段。有这个阶段，也会有下一个阶段。从长远看，在经历了所有这些阶段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们很可能就是这样想的。
巴德把婴儿举过头顶，不停地摇晃他，直到他大声尖叫起来。孔雀在一边看着，身上的羽毛竖了起来。
弗兰又摇了摇头，把衣服上婴儿坐过的地方抹平。奥拉拿起叉子，吃着盘子里剩下的几颗豆子。
巴德把婴儿移到身后，说：“还有派和咖啡。”
在巴德和奥拉家度过的那晚很不寻常，我当时就感觉到了。那个晚上，我对我生活中的一切都感到满意，恨不得马上就能和弗兰单独待着，告诉她我的感受。那晚我许了个愿。我坐在桌旁，闭上眼一分钟，使劲地想。我的愿望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夜晚。这个愿望竟然实现了，但这是个给我带来厄运的愿望。当然，在当时，我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杰克，想什么呢？”巴德对我说。
“随便想想。”我说，冲他笑了笑。
“一笔钱。”奥拉说。
我又笑了笑，摇了摇头。
从巴德和奥拉家回来的那个晚上，我们钻进被子后，弗兰说：“宝贝，用你的种子来填满我！”她这么一说，我全身从头到脚都听到了，于是边喊边释放了出来。
后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诸多的变化，添了孩子，还有其他等等。弗兰会把在巴德家的那一晚，看成是这些变化的起因。但她错了。变化是后来的——它来临时，就像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情，而不像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你该死的朋友和他家的丑八怪婴儿。”晚上看电视时，弗兰会无缘无故地说上一句。“还有那只臭鸟。”她会说，“老天，谁会养那样的东西！”她现在常说些这样的话，尽管从那次以后，她再也没见过巴德和奥拉。
弗兰不再去奶制品厂上班，而且她早就把她的长发剪掉了。她也开始靠着我过日子了。我们不谈这些，有什么好谈的？
我还是每天和巴德在工厂碰面，我们一起上班，一起打开午餐饭盒。我要是问他的话，他会对我讲讲奥拉和哈罗德。乔伊已不是话题了。有一天晚上，它飞到树上后就死掉了，再也没下来。也许是太老了吧，巴德说。后来，猫头鹰占了那棵树。巴德说完耸耸肩。他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对我说哈罗德会成为一个后卫球员。“你真该瞧瞧这孩子。”巴德说。我点点头。我们仍然是朋友，这一点都没有变。但我和他说话不再像从前那样毫无顾忌了。我知道他察觉到了，他不希望这样。我也不希望这样。
难得有一两次，他会问到我家的情况。如果他问的话，我会告诉他大家都好。“大家都很好。”我说，合上饭盒，取出香烟。巴德点点头，呷一口咖啡。其实，我孩子的性格有点问题。但我不谈这个，就连同孩子他妈也不谈，尤其是同她不谈这个。现在，我俩之间的话越来越少了，大多时间里，都是闷坐着看电视。但我忘不了那一晚。我记得那只孔雀怎样抬起灰色的脚，在桌旁一点一点地挪动。后来我的朋友和他的妻子在门廊上和我们道别。奥拉送给弗兰几根孔雀羽毛做纪念。我记得我们大家握手拥抱，说着告别的话。上车后，弗兰靠着我坐着，手一直放在我的腿上。我们就这样从我朋友家开回了家。
大教堂
这个盲人，我太太的一位老朋友，正在来我家过夜的路上。他的老婆已经去世，他去康涅狄格州看望他亡妻的亲戚时，从他岳父母那儿给我太太打来电话。一切都安排好了。他乘火车来这儿，需要五个小时，我太太会去车站接他。十年前，我太太在西雅图为他工作过一个夏天，后来就没再见过面，但她和盲人始终保持着联系。他们录好录音带，互相寄来寄去。我对他的来访没多大兴趣，我跟他素不相识，他是盲人这件事也让我感到不自在。我对盲人的概念全来自电影，电影里盲人走起路来总是慢吞吞地，而且他们从来都不笑。有时，他们要由一条导盲犬领着走。在家里招待一个盲人并不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情。
那年夏天，在西雅图的她需要份工作。当时她身无分文，准备夏天一过就和她结婚的那个男人还在军官培训学校读书，他也是身无分文。不过，她很爱那个家伙，他也爱她，事情就是这样。她在报上读到一则广告：招聘——给盲人读书，还有个电话号码。她打了电话，去了那里，当场就被录用了。她为这个盲人工作了整整一个夏天，给他念些案例研究、报告之类的东西，帮他整理他在县社会服务部的那间小办公室。他们成了好朋友——我太太和这个盲人。我怎么知道的？是她告诉我的，她还告诉了我一些其他的事情。在她工作的最后一天，盲人问她是否可以摸摸她的脸。她同意了。她告诉我说他用手指把她的脸摸了个遍，她的鼻子，甚至她的脖子！她永远忘不了这件事，甚至想要写一首诗来描述它。她总是想着写诗，每年都要写上一两首，通常是在发生了对她来说很重要的事情以后。
我们刚开始约会那会儿，她给我看过那首诗。在诗里，她回忆了他的手指和它们在她脸上移动的方式。在诗里，她讲了她当时的感受，讲到盲人触摸到她鼻子和嘴唇时，她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我记得我当时并不觉得这首诗有多好。当然，我没有跟她直说。也许我对诗歌一窍不通。我承认如果我想找点东西读读，首先想到的肯定不会是诗。
这么说吧，她最先爱上的那个男人——那个未来的军官——是她小时候的恋人。所以没什么，我是说在那个夏天结束时，在让那个盲人摸了脸蛋，和他告完别，嫁给了她小时候的恋人（他已经是个正式军官了）后，她就搬离了西雅图。不过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她和那个盲人。大约在一年后，她先联系了他。有天晚上，她从阿拉巴马州的一个空军基地打电话给他。她想聊聊。他们就聊上了。他让她寄盘录音带给他，谈谈她的生活。她照着做了。她把录音带寄过去，在录音带里，她跟盲人讲了她丈夫和他们的军营生活。她对盲人说，她爱她丈夫，但不喜欢他们住的地方，不喜欢他成了军事工业的一部分。她告诉盲人，她写了一首诗，把他也写进去了。她还告诉他，她正在写一首关于做一个空军军官妻子是什么滋味的诗。诗还没有写完，她还在写。盲人也录了一盘磁带，寄给了她。她又录了一盘磁带。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我妻子的那个军官丈夫经常变换驻地，她从美国穆迪空军基地、麦圭尔基地、麦康奈尔基地，最后从萨克拉门托附近的特拉维斯基地给他寄磁带。在那里的一天晚上，她突然感到孤寂，觉得这种搬来搬去的生活让她不断与她亲密的人失去联系。她觉得自己一步也走不下去了。她走进房间，吞下了药柜里所有的药片和胶囊，用一瓶杜松子酒把它们冲了下去。然后，她躺进装满热水的浴盆，昏了过去。
但她没有死，只是病了一场，她吐得一塌糊涂。她的军官——为什么非要给他一个名字？他是她童年时代的恋人，他还想要什么？——从外面回来，发现了她，叫来了救护车。她立刻把所有这些都录在一盘磁带上，寄给了那个盲人。这些年来，她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录在磁带上，然后飞快地寄给他。除了每年写一首诗，我想这就是她最主要的消遣了。在一盘磁带里，她对盲人说，她决定跟她的军官分居一段时间。在另一盘磁带里，她告诉他她离婚了。当然，她也告诉了盲人我开始和她约会。她什么事都对他说，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有一次她问我，是否愿意听听盲人刚寄来的磁带。这是一年前的事了。她说磁带提到了我。我说好啊，可以听听。我取来了酒，我俩在客厅坐了下来，做好了听磁带的准备。她把磁带放进录音机，调了调旋钮，然后按下一个键。磁带发出吱吱的声音，然后有个人扯着大嗓门开始讲话。她调低了音量。在一段无关紧要的闲话之后，我听到这个陌生人在提我的名字，这个我根本就不认识的盲人！接着就是这句话：“从你讲的有关他的全部情况来看，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这时我们被打断了，好像有人敲门，还是有什么事情，我们再也没有回头来听这盘磁带。也许这样更好，想听的我都听到了。
现在，就是这个盲人要来我家过夜。
“我也许可以带他去打保龄球。”我对老婆说。她正站在沥水架前切土豆。她放下手中的刀子，转过身来。
“你要是爱我的话，”她说，“你就会为我做这件事。要是你不爱我，那就算了。但你要是有个朋友，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这个朋友来做客，我会让他感到舒适的。”她用餐巾擦了擦手。
“我可没有什么盲人朋友。”我说。
“你什么朋友都没有，”她说，“就是这样。再说，”她接着说，“他的妻子刚刚去世！该死的，你连这个都不懂吗？这个男人失去了妻子！”
我没有搭理她。她给我讲过盲人的老婆的一些情况。她的名字叫比尤拉。比尤拉！这是一个有色人种的女人的名字。
“他老婆是个黑人吗？”我问道。
“你疯啦！”我老婆说道，“你到底是在发疯还是怎么了？”她捡起一块土豆。我看见这块土豆被摔在地板上，然后滚到了炉子的下面。“你犯什么病了？”她说，“你喝多了吗？”
“我只不过随便问问。”我说。
就在那时，我老婆给我补充了更多的细节，这大大超出了我所关心的。我倒了杯酒，坐在餐桌旁听着。故事的碎片终于连起来了。
比尤拉是在我老婆离开后的那个夏天去为盲人工作的。她很快就和盲人在教堂举行了婚礼。这场婚礼规模很小——谁会想去参加那样的婚礼？——就他们两个人，外加牧师和牧师太太。但这是个正式的教堂婚礼，这是比尤拉想要的，盲人说。可是，就在那时，比尤拉肯定已经得了乳腺癌。他们就这样形影不离地生活了八年——“形影不离”，我老婆用的词——比尤拉的健康开始迅速恶化。她是在西雅图的一家医院里去世的，盲人就坐在她的床边，握着她的手。他俩结了婚，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睡觉——当然有性生活——最后盲人还得给她送葬。他做了这些事情，却从来没看见过那个该死的女人长什么样。这让我无法理解。听到这些，我有点为盲人难过。而后，我突然发现自己在想那个女人的一辈子过得是多么惨。想想看吧，一个女人，从来不知道自己在爱人眼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生活着，从来听不到她心爱的人哪怕是最最微小的恭维。一个女人，痛苦也好，欢乐也好，她丈夫永远看不到她的表情。化妆不化妆——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差别？她愿意的话，可以给一只眼睛抹上绿色的眼影，在鼻孔里插根别针，黄色裤子配紫色鞋子，爱怎么穿就怎么穿。然后，悄无声息地死去，盲人的手放在她的手上，盲眼泪如雨下——我在动用我的想象力——她最后的念头大概是：她已在去坟墓的快车上了，而他连她的模样都还不知道。她给罗伯特留下了一小笔保险金和半块二十比索的墨西哥硬币。硬币的另一半放进了她的棺材。真可怜。
时间一到，我老婆就到车站接他去了。除了等待之外，我没事可干——这当然也得怪他——听见汽车开进车道时，我正一边喝酒一边看电视。我拿着酒杯从沙发上站起来，去窗前看看。
我看见我老婆停车时面带笑容。我看见她从车里出来并关上车门，脸上还挂着微笑。奇了怪了。她绕到车子的另一边，盲人正准备下车。这个盲人，想象一下吧，他竟然留着个大胡子！盲人留胡子！太过分了，我对自己说。盲人把手伸到后座，拉出了一只手提箱。我老婆挽起他的胳膊，关上车门，一路上说着话，领着他走过车道，走上前门廊的台阶。我关掉电视，喝光杯子里的酒，冲了冲杯子，擦干手，然后来到了门口。
我老婆说：“给你介绍一下罗伯特。罗伯特，这是我丈夫。他的事情我都跟你说过。”她容光焕发，拉着盲人外套的袖子。
盲人放下手提箱，伸过手来。
我握住它。他使劲握着我的手，握了一会儿才松开。
“我觉得我们好像早就认识了一样。”他声音洪亮地说道。
“我也是。”我说，不知道还该说些什么。我接着说：“欢迎光临，我常听说你。”我们动了起来，一小伙人从门廊向客厅走去。我老婆挽着他的胳膊引导着他，盲人的另一只手拎着手提箱。我老婆嘴里唠叨着：“向左，罗伯特。对了。当心，那儿有一把椅子。到了。就坐在这儿。这是沙发，我们两周前刚买的。”
我谈起了那张旧沙发。我喜欢那张旧沙发，不过我没说什么。接下来我想说点别的，闲聊嘛，说起了乘火车沿哈德逊河观看风景。说要是去纽约，你应该坐在火车的右手边，从纽约回来时，要坐在左手边。
“坐车还顺利吧？”我说，“顺便问一下，你坐在了哪一边？”
“哪一边，这是个什么问题！”我老婆说，“坐在哪一边又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随便问一下。”我说。
“右边，”盲人说，“我差不多有四十年没坐火车了，上次坐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跟大人一起坐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差不多都忘记了当时的心情。现在我的胡子已经上霜了。”他说：“反正有人是这么跟我说的。我看上去神气吗，亲爱的？”他问我老婆。
“你看上去很神气，罗伯特。”她接着说，“罗伯特，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我老婆终于把目光从盲人身上移开来看我，我有种感觉，她不喜欢她看到的。我耸耸肩。
我从未碰到过，也不认识任何一个失明的人。这个盲人快五十了，长得壮实，秃顶，塌肩，像是担着很重的东西。他穿着棕色休闲裤，棕色鞋子和浅棕色衬衫，打着一条领带，一件运动外套，收拾得蛮利落。还有就是那把大胡子。但他没有手杖，也没戴墨镜。我总以为墨镜是盲人必戴的东西。说真的，我倒希望他戴一副。乍一看，他的眼睛跟常人也没什么两样。不过，你要是仔细瞧，就能看出一些差别来。首先是眼白太多，眼珠在眼眶里似乎不由自主地转动着，真恐怖。我盯着他的脸，看见他左眼的眼珠在朝他的鼻梁那儿转，而另外一个眼珠却在尽力保持不动。但那只是尽力而已，因为它在不由自主地乱转着。
我说：“给你来杯酒。你喜欢什么？我们什么都有一点。喝酒是我们的一种消遣。”
“老弟，我是个苏格兰人。”对这么个大嗓门来说，他说话还真够快的。
“没错，”我说，“老弟！当然是了，我早看出来了。”
他用手指摸了一下放在沙发旁边的那只手提箱。他在探测他的方位，这一点我能理解。
“我会把它搬到你房里去。”我老婆说。
“不用了，没事的。”盲人大声说道，“等我上楼时把它带上去。”
“威士忌里掺点水？”我说。
“一点点。”他说。
“我就知道。”我说。
他说：“一两滴就够了。那个爱尔兰演员，巴里·菲茨杰拉德？我像那个家伙一样。菲茨杰拉德说过，我喝水的时候，我只喝水；我喝威士忌的时候，只喝威士忌。”我老婆笑了。盲人把手放在他胡子的下面，他把胡子托起来，又让它落了下去。
我调好酒，三大杯威士忌，每杯只掺了一点水。然后，我们舒舒服服地坐着，聊起了罗伯特的旅行。首先是从西海岸到康涅狄格州的长途飞行，我们聊了那个。然后是从康涅狄格州坐火车来我们这儿。聊到那段旅程时，我们又喝了一杯。
我记得在哪儿读到过盲人不抽烟，据推测，原因是他们看不见自己吐出来的烟。我想，对于盲人，我也就只知道这么一点点。但这个盲人把烟吸到一点不剩，紧接着又点上了一根。他把烟灰缸填得满满的，我老婆去把烟灰缸倒干净。
在桌旁坐下吃晚餐时，我们又喝了一杯。我老婆在罗伯特的盘子里堆满了牛肉块、土豆片和青豆。我帮他用黄油抹了两片面包。我说：“这是你的黄油面包。”我又喝了两口酒，说：“现在让我们来祷告。”盲人低下了头。我老婆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愿电话铃不要响，愿饭菜不会变凉。”我说。
我们埋头吃上了，我们把端上桌的食物一扫而空，就像是吃了今天就没有明天一样。我们一声不吭，我们只管吃。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吃得一丝不苟。盲人总能准确地找到他要吃的饭菜，他几乎知道盘子里所有东西的位置。我用佩服的目光看着他用刀叉切肉。他切下两片肉，用叉子送进嘴里，又全力以赴地去对付土豆片，接下来是青豆，再撕下一大块抹了黄油的面包吃了，这之后是满满一大杯牛奶。偶尔，他似乎也不介意直接用手去抓。
我们吃完了所有的东西，包括半块草莓派。有一阵子，我们发愣似的坐在那儿，脸上挂着汗珠。最终，我们站起身来，离开了那些脏盘子。我们头也不回地径直走进客厅，在各自的位置坐了下来。罗伯特和我太太坐在沙发上，我坐在大椅子上。在他俩谈论十年来各自生活中发生的重要事情的时候，我们又喝了两三杯酒。大部分时间里，我只是听着，偶尔也插上一两句。我不想让他觉得我不在房间里，也不愿意让她认为我觉得自己受了冷落。他们谈了这十年中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身上！我徒劳地盼望着能从我老婆那张甜蜜的小嘴里听到我的名字，像“后来，我亲爱的丈夫进入了我的生活”之类的话，可是我一点也没有听到。更多的是罗伯特。罗伯特似乎什么都干过一点，一个瞎了眼的万事通。前不久，他和他老婆在给安利做分销。我估计他们以此为生，起码看上去是这样。盲人也是业余无线电收发爱好者。他粗声大气地谈着他跟其他爱好者之间的通话，他们有的住在关岛，有的住在菲律宾，有的住在阿拉斯加，甚至连塔希提岛上也有。他说他要是去那些地方旅游，会有很多当地的朋友的。他不时地把他那张盲人的脸转向我，托着胡子，问我一些问题。我在现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几年了？（三年。）我喜欢自己的工作吗？（不喜欢。）还准备继续干下去吗？（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吗？）最后，我觉得他快要没说的了，就起身把电视机打开。
我老婆恼怒地看着我，眼看着她就要发作了。她把目光转向盲人说：“罗伯特，你有电视机吗？”
盲人说：“亲爱的，我有两台电视，一台是彩色的，另一台是黑白的，是件老古董。很滑稽，如果我打开电视——我总爱让电视开着——我总是去开那台彩色的。很滑稽，是不是？”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对此我无话可说。没什么看法。我看着新闻节目，想听清楚播报员在说些什么。
“这是一台彩电，”盲人说，“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反正我能够分辨出来。”
“我们不久前新换的。”我说。
盲人又尝了一口酒。他托起他的胡子来，闻了闻，又放下去。他在沙发上把身子往前倾了倾，把咖啡桌上的烟灰缸摆正，然后把打火机凑到烟上。他把身子靠回沙发，两腿在脚踝处交叠起来。
我老婆捂住嘴，打了个哈欠。她伸了个懒腰。她说：“我想我该上楼去换上我的睡袍了。我该换件别的衣服穿上。罗伯特，别太拘束了。”
“我很舒服。”盲人说。
“我希望你在这里觉得很舒服。”她说。
“我很舒服。”盲人说。
她离开后，我和他听了天气预报，又听了体育快讯。她已经离开了很久，我不确定她还会不会再回来。我想她可能已经上床了。我希望她能下楼来，我可不愿意单独跟一个盲人待着。我问他要不要再来杯酒，他说好啊。我又问他想不想跟我抽点大麻。我说我刚卷了一根。其实我没有，不过我准备待一会儿就卷。
“那我和你一起尝尝。”他说。
“太他妈的棒了，”我说，“好东西。”
我倒上酒，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然后，我卷了两根鼓鼓的大麻烟。我点燃了一根，递给了他，让他用手指夹住。他拿住它，吸了起来。
“尽量多屏住一会儿。”我说。我看出来他对这个连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
我老婆身穿粉红色的睡衣和拖鞋从楼上下来。
“什么味道？”她说。
“我们想起来抽点大麻。”我说。
我老婆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她看着盲人说：“罗伯特，我不知道你还抽这个。”
他说：“我现在抽了，亲爱的。凡事总得有个开头。不过我还没有什么感觉。”
“这玩意儿挺香的，”我说，“这个还比较温和，是你能够对付的。不会把你的头搞昏。”
“不把头搞昏的可不多，老弟。”他说着大笑起来。
我老婆坐到了沙发上，就坐在我和盲人中间。我把烟递给她。她接过去吸了一口，递还给我。“会怎样？”她说。稍后她又说：“我不该抽这个，我本来就睁不开眼了。都是那顿饭的事，我真不该吃那么多。”
“是草莓派，”盲人说，“是草莓派搞的鬼。”他说完放声大笑起来，然后摇了摇头。
“还剩一些草莓派。”我说。
“你还想再来一点吗，罗伯特？”我老婆说。
“待会儿再说吧。”他说。
我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电视上。我老婆又打了个哈欠。她说：“你什么时候想去睡觉，我就去铺床，罗伯特。我知道你累了一天了，想睡觉就说一声。”她拉了拉他的胳膊。“罗伯特？”
他回过神来，说：“我很愉快。这比磁带好多了，是不是？”
我说：“该你了。”我把那根烟塞进他的手指间。他吸了一口，屏住烟，然后再吐出来，老练得像他从九岁起就一直在抽这玩意儿。
“老弟，谢谢了，”他说，“我想我已经差不多了。我觉得我开始感到它的劲头了。”他把还在燃烧着的烟头递给我老婆。
“我也是，”她说，“我也打住了。”她接过烟头，递给了我。“我就在你俩中间坐一会儿，闭目养神。别让我碍你们的事，好吗？不管是谁。要是打扰你们了，就说一声。否则，我就闭着眼睛坐在这儿，直到你们去睡觉为止。”她说，“罗伯特，你准备睡的时候，你的床马上就能铺好，就在楼上，我们房间的隔壁。你要是准备睡觉，我们就领你去。要是我睡着了的话，你们叫醒我。”说完她就闭上了眼睛，睡着了。
新闻播完了，我站起身来换了个频道，坐回到沙发上。我真希望我老婆没有就这么筋疲力尽地睡着了。她的头仰靠在沙发背上，嘴张着。她的身子侧了过来，睡袍从腿上滑开，露出了丰满的大腿。我伸手把她的睡袍拉上，这时我瞟了盲人一眼。何必呢！我把睡袍又给掀开了。
“想吃草莓派就说一声。”我说。
“好。”他说。
我说：“你累了吗？要我领你到床上去吗？你要去歇着了吗？”
“还没有，”他说，“还不困，老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和你待一会儿，等你想睡觉时我再去睡。我们还没有机会好好聊聊呢。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觉得今晚都让我和她给占去了。”他捧起胡子，又松开来。他拿起香烟和打火机。
“好啊，”我说，接着我又说，“我很高兴能有你做伴。”
我想我是高兴的。我每天晚上都要抽大麻，一直熬到快睡着了才去睡觉。我和我老婆几乎没有同时上过床。等到我真的去睡觉了，我又总是做梦。有时，我会从梦中惊醒，心脏狂跳不止。
电视里播放着关于教堂和中世纪的节目，这不是那种你通常会看的节目。我想要看一些其他的东西，我换了几个频道，也没有找到什么好看的。我说着对不起，换回到原来的频道。
“老弟，没关系，”盲人说，“我无所谓。你看什么都行。我总能学到一点什么，学无止境嘛。今晚学点东西对我没什么坏处。我带着副耳朵呢。”他说。
我们默默地待了一会儿，他身体向前倾，头冲着我，右耳对着电视的方向。看上去怪不舒服的。他的眼皮不时地垂下来，又猛地睁开。他不时捋一下胡须，像是在琢磨从电视上听到的东西。
电视屏幕上，一群穿着骷髅服和扮成魔鬼的人正在折磨一群穿着修士服的人。扮成魔鬼的人戴着面罩、犄角和长长的尾巴。这个表演是整个仪式中的一部分，那个解说的英国人说，在西班牙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这样的活动。我试着向盲人解释电视上播放的东西。
“骷髅？”他说，“我知道骷髅是什么东西。”他一边说，一边点点头。
电视里出现了一座大教堂，接着是关于另一座大教堂的长长的慢镜头。最后，画面切换到巴黎那座有名的大教堂，这座教堂有着飞扶壁和直耸云霄的尖顶。镜头拉开了，展现出耸立在地平线上的大教堂的全貌。
担任解说的英国人有时会闭上嘴，任由镜头围绕着大教堂转动，或者让镜头在乡间漫游，人们跟着牛群走在田野里。我一直没有说话，后来，我觉得必须说点什么了。我说：“他们现在在展示这座大教堂的外部。滴水嘴兽。雕成怪兽样子的小雕像。现在，我估计是在意大利。没错，是意大利。这座教堂的墙上有画。”
“老弟，是壁画吗？”他呷着酒问道。
我伸手去拿酒杯，但杯子空了。我尽量记住能记住的东西。“你问我这些是不是壁画？”我说，“问得好。不过我不知道。”
镜头转到里斯本郊外的一座大教堂上。与法国和意大利的大教堂相比，葡萄牙的没什么大的差别，不过还是有一点，主要是在内部。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我说：“我想到一个问题，你知道大教堂是什么吗？它们看上去像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有人对你说大教堂，你明白他在说什么吗？你知道它和，比如说，一个浸礼会教堂的差别吗？”
他慢悠悠地吐着烟雾。“我知道盖一座大教堂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要花五十甚至一百年的时间，”他说，“当然喽，这是我刚从解说员那儿听来的。我知道，有可能一家几代人都在修同一座大教堂，这也是那个人说的。那些人为此干了一辈子，却等不到竣工的那一天。在这点上，老兄，他们和我们没什么两样，是吧？”他大笑起来。不一会儿，他的眼皮又垂了下来，脑袋不住地往下磕，像是在打瞌睡。也许他正在幻想自己身处葡萄牙。电视上出现了另外一座大教堂，这一座在德国。英国人还在那儿喋喋不休。“大教堂。”盲人说，他坐直了身子，脑袋来回晃动，“你要是想知道的话，老弟，我就知道这么多，我刚才说过的那些，也就是我从他那儿听来的那些。不过你也许可以给我描述描述？我很希望你能这么做。我真的这么想。说实话，我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少。”
我使劲盯着电视上的大教堂。我该从哪儿开始描述它呢？假如这攸关性命，假如一个疯子威胁我非这么做不可的话。
我又盯着大教堂看了一会儿，直到画面切换到了乡村。没用。我转过身来对盲人说：“首先，它们都很高大。”我环顾着房间，想找点线索。“它们一直往上升，往上，往上，一直升向天空。它们太大了，其中的几座，必须要用支撑物，这么说吧，用支撑物来把它们支撑住。这些支撑物叫作扶壁。不知道为什么，它们总让我想起高架桥来。但你可能也不知道高架桥是什么吧？有的大教堂的正面雕刻着魔鬼之类的东西，有的雕刻着公爵和贵妇。别问我这是为什么。”我说。
他不停地点头，整个身体的上部似乎都在来回摆动。
“我讲得不好，是吗？”我说。
他停止了点头，坐在沙发边上，身体向前倾。听我说话的时候，他不停地用手捋着胡须。我看得出来，我没讲清楚，不过他还是等着我接着往下讲。他点点头，像是在鼓励我。我绞尽脑汁，想着还有什么好说的。“它们真的很大，”我说，“非常非常地大。它们是用石头建造的，有时也用大理石。从前，人们盖教堂是为了接近上帝。在过去，上帝是人们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从盖教堂这件事就能看出来。真对不起，我能为你讲的就这些了。我实在不擅长这个。”
“没什么，老弟，”盲人说，“嗨，听着。我希望你不介意我问你。我能问你问题吗？让我问你一个简单问题，只需回答‘是’或者‘不是’。我只不过有点好奇，不是想冒犯你。你是这里的主人。我想问问你信不信教？你不介意我这么问吧？”
我摇摇头，可是他看不见。对一个盲人来说，点头和眨眼没什么两样。“我想我不信，什么教都不信。有时候这是很难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明白。”他说。
“那就好。”我说。
那个英国人还在没完没了地唠叨。我老婆在睡梦中叹了口气，她深吸了一口气，继续睡她的觉。
“你一定要原谅我，”我说，“我无法告诉你大教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做这种事情真的不在行。我实在没办法做得更好了。”
盲人一动不动地坐着，听我说话时低着头。
我说：“说实话，大教堂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一点也没有。大教堂嘛，它们就是午夜电视节目里播放的东西，仅此而已。”
就在这时，盲人清了清嗓子，可能带出了点什么。他从后面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然后他说：“我明白了，老弟。没什么，这是常有的事。别再想它了。”他接着说：“嗨，听我说。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有了个主意。你能找几张厚一点的纸来吗？还要一支钢笔。我们来做一件事。我们一起来画一个。去弄一支笔和一些厚纸来。去吧，老弟，去找些东西来。”
于是，我上了楼。我觉得我的腿像是跑完步后一样，一点劲都没有。我在我老婆的房间里四下寻找，发现她桌子上的小篮子里有几支圆珠笔。然后我想，到哪儿去找他说的那种纸呢？
在楼下厨房里，我找到了一只购物袋，里面还留有一些洋葱皮。我倒空纸袋，抖了抖。我拿着纸袋进了客厅，在靠近他腿的地方坐了下来。我挪开一些东西，把纸袋上的皱褶抹平，再把它摊开在咖啡桌上。
盲人离开了沙发，挨着我坐在地毯上。
他用手指在纸上到处摸着，上下摸着纸的两面。纸的边缘，对，甚至纸的边缘也摸了。他还摸了摸纸的四个角。
“好，”他说，“好，我们来画吧。”
他摸到我的手，那只拿着笔的手。他用他的手包住我的手。“开始吧，老弟，画，”他说，“画吧，你会明白的。我会跟着你的。没问题。就按我说的开始。你会明白的。画吧。”盲人说。
我画了起来。我先画了个像房子一样的方框，它可能就是我住的房子。然后我给它加了个屋顶，在屋顶的两边，我画上尖顶。真是疯了。
“太精彩了，”他说，“太棒了。你画得真不错。从来没想到这辈子会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老弟？嗨，人生本来就很奇怪，我们都知道这个。继续啊，别停下来。”
我画上拱形的窗户。我画上飞扶壁。我加上大门。我停不下来了。电视里的节目已经演完了。我放下笔，握紧手指又松开。盲人摸着纸面，感受着。他用指尖滑过纸面，滑过我画的东西，他点了点头。
“画得不错。”盲人说。
我又拿起笔，他找到我的手。我接着往下画。我不是什么艺术家，但这不妨碍我接着往下画。
我老婆睁开眼睛，愣愣地看着我们。她从沙发上坐起身来，睡袍敞着。她说：“你们在干什么？告诉我，我想知道。”
我没有回答她。
盲人说：“我们在画一座大教堂。我和他正在画。”“使劲往下压，”他对我说，“就这样。很好。”他说：“对了。你找到感觉了，老弟。我感觉到了。你原来以为自己不行，但你行，不是吗？你现在画得很顺手嘛。你明白我说的吗？我们马上就要弄出点什么来了。那只老胳膊还行吧？”他说：“现在往里面加几个人。没人还叫什么大教堂？”
我老婆说：“怎么回事？罗伯特，你在干什么？怎么回事？”
“没什么。”他对她说。“现在你闭上眼睛。”盲人对我说。
我照着做了，像他说的那样闭上了眼。
“闭上了吗？”他说，“别骗我。”
“闭上了。”我说。
“就这么闭着，”他说，“现在别停下来。画。”
我们继续往下画。当我的手在纸上移动时，他的手指就搭在我的手指上。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稍后他说：“我觉得可以了。我觉得你画好了。”他说：“看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但我还闭着眼睛。我想就这么再待一会儿。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
“怎么样？”他说，“你在看吗？”
我还闭着眼睛。我在自己的家里，这个我知道，但我又觉得自己不在任何东西里面。
“真是不一般。”我说。
有益的小事
星期六下午，她开车去了购物中心的那家面包店。看完活页夹上贴着的蛋糕照片后，她订了巧克力的，这是孩子最爱吃的蛋糕。她挑选的蛋糕上面装饰有一艘宇宙飞船和发射台，上面点缀着一些白色星星，蛋糕的另一端是由红色糖霜做成的行星。他的名字，斯科蒂，会用绿色的字母写在行星的下方。粗脖子的面包师是个年纪较大的男人。当她告诉他说孩子下星期一就八岁了时，他一声也没吭。面包师穿着一件像是工作服的白色围裙，带子从胳膊下面穿过去，再从后面绕到前面来，在他的大肚子下面系牢。听她说话时，他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他低头看着照片，任由她说着，没有催她。他刚上班，要在这儿待一整晚，烤面包，他有的是时间。
她告诉了面包师她的名字，安·韦斯，还有她的电话号码。蛋糕星期一一早就会做好，新出炉的，离孩子下午的生日派对有足够的时间。面包师看上去有点闷闷不乐。他们之间没有一点欢快的气氛，只有最简单的言语交流，以及一些必要的信息交换。他让她感到不自在，她因此不太高兴。当他拿着铅笔在柜台那儿弯下腰时，她琢磨起他粗鄙的相貌，怀疑他这辈子除了烤面包是不是还干过什么。她自己是个母亲，三十三岁，在她看来，似乎所有人，特别是像面包师这么年长的人——足以做她的父亲了——肯定有孩子，而且经历过享受蛋糕和生日派对的特殊时光。她觉得，他们之间肯定存在着这个共同点。但他对她很生硬——不是粗鲁，只是生硬。她放弃了和他交朋友的愿望。她朝面包店的后面看了看，看见一张又长又笨重的木头桌子，桌子的一端堆着烤派用的铝盘，桌子旁边放着一个金属容器，里面装满了空架子。还有一个巨大的烤箱和一台正在播放西部乡村音乐的收音机。
面包师把有关信息工整地写在一张特殊的预订卡上，合上了活页本。他看着她说道：“星期一早上。”她谢了他，开车回家了。
星期一早晨，过生日的男孩和另一个男孩步行去上学。他们来回传着一袋薯片，过生日的男孩想打听出他朋友下午会给他一件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在十字路口，过生日的男孩没向两边看就走下了人行道，他立刻被一辆车撞倒了。他侧身摔倒在地上，头落在了排水沟里，腿伸在路上。他的眼睛闭着，腿却在前后移动，像是想要爬上什么东西。他的朋友丢掉薯片，大哭起来。车开出去一百多英尺后，在路中央停了下来。坐在驾驶座上的男人回头看着，他等着，直到男孩晃晃悠悠地站起来。男孩有点站不稳，他看上去有点晕，但还行。开车的挂上挡，开走了。
过生日的男孩没有哭，但他也没有说什么。他朋友问他被车撞了后有什么感觉，他没有回答。他走着回了家，他的朋友就接着去上学了。过生日的男孩回到家里，向他母亲讲述事情的经过——她挨着他坐在沙发上，握着他的手，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说：“斯科蒂，亲爱的，你真的觉得没事吗，宝贝？”她想要去给医生打个电话——他突然仰面躺倒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身体一下子就软了下来。见无法叫醒他，她急忙来到电话前，给正在上班的丈夫打电话。霍华德要她保持冷静，保持冷静，然后他给孩子叫了救护车，自己直接去了医院。
当然，生日派对取消了。孩子住进了医院，被诊断为轻微脑震荡和休克。他开始呕吐，肺里积了水，当天下午就得把积水抽出来。他现在看上去像是在沉睡——但不是昏迷，弗朗西斯医生看见家长眼里流露出来的恐慌后，他强调说，不是昏迷。晚上十一点，男孩在经历了若干次X光和化验后，像是正在舒适地休息，醒过来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霍华德便离开了医院。从下午起，他和安就一直在医院里陪着孩子，他想回趟家，洗个澡，换身衣服。“我过一小时就回来。”他说。她点点头。“没关系，”她说，“我会待在这里的。”他吻了一下她的前额，他们的手相互碰了一下。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看着孩子。她在等着他苏醒过来，恢复正常。那时她才能安心休息。
霍华德开车回家。他在昏暗潮湿的路上开得飞快，直到察觉到了才慢了下来。到目前为止，他的生活都是一帆风顺和令人满意的——上大学，结婚，为获得商科高等学位又上了一年大学，成为投资公司初级合伙人和做父亲。他很幸福，迄今为止，也很幸运——他知道这一点。他的父母都还健在，兄弟姐妹也各有所成，大学时代的朋友都在社会上找到了各自的位置。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受到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伤害，他也知道一旦人不走运或是遭遇某种变故，会有一种力量给人以重创或把人击倒。他拐上自家的车道，停了车。他的左腿开始颤抖。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试图理性地面对现状。斯科蒂被车撞了，住进了医院，但他会好的。霍华德闭上眼睛，用手抹了把脸。他下车向前门走去。屋里的狗在叫。在他开门摸索灯的开关时，电话铃不停地响着。他不该离开医院，真的不该。“真该死！”他说。他拿起话筒，说：“我刚进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