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有一个还没有取走的蛋糕。”电话那端的一个声音说道。
“你说什么？”霍华德问道。
“蛋糕，”那声音说道，“一个十六美元的蛋糕。”
霍华德把听筒贴近耳朵，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蛋糕的事，”他说，“老天爷，你在说什么呢？”
“少跟我来这一套。”声音说道。
霍华德挂断电话。他走进厨房，倒了点威士忌。他给医院打了电话。孩子的情况和之前一样，他还在睡觉，没有什么变化。在给浴缸放水的当口，霍华德往脸上抹了肥皂泡沫，刮了胡子。他正闭着眼睛、四肢伸展地躺在浴缸里，电话铃又响了起来。他从浴缸里爬出来，抓过一条浴巾，快速穿过房间，嘴里说着“真蠢，真蠢”，责怪自己离开了医院。但当他拿起话筒，大喊一声“喂”时，电话的那一端并没有声音。稍后，打来电话的人把电话挂断了。
午夜刚过他就回到了医院。安还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她抬头看了一眼霍华德，又回过头来看着孩子。孩子的眼睛仍然闭着，头上还缠着绷带。他的呼吸很轻、很有规律。床上方的一个装置上吊着一瓶葡萄糖，一根管子连着瓶子和孩子的胳膊。
“他怎样了？”霍华德说，“这都是干什么的？”他指着葡萄糖和管子。
“弗朗西斯医生的指示。”她说，“他需要营养。他需要保持体力。他为什么还不醒过来，霍华德？我不明白，如果他没事的话，为什么还不醒？”
霍华德把手放在她的脑后，用手指抚摩着她的头发：“他不会有事的。他一会儿就会醒过来。弗朗西斯医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过了一会儿他说：“也许你该回家休息一下。我在这儿待着。不要去理睬那个不停打电话来的讨厌家伙，听见就挂断电话。”
“谁打来电话？”她问道。
“不知道是谁，一个没事乱给别人打电话的家伙。你回去吧。”
她摇摇头。“不，”她说，“我没事。”
“真的，”他说，“回家休息一下，早晨来换我。不会有什么事的。弗朗西斯医生怎么说的？他说了斯科蒂不会有事。我们不用太担心。他现在只是在睡觉，没什么。”
一个护士推开门。她来到病床跟前，冲他们点了点头。她从被子下面拉出他的手臂，把手指搭在他手腕上，找到脉搏后，看着她的表。过了一小会儿，她把他的手臂放回到被窝里，走到床脚处，在一个和床连着的夹板笔记本上写了点什么。
“他怎么样了？”安说。霍华德的手像块石头一样压在她肩上，她感到了从他手指传来的压力。
“他很稳定。”护士说。接着她又说：“医生很快就会过来。医生已经来上班了，他现在正在查房。”
“我说她也许可以回家休息一下。”霍华德说，“等医生来过以后。”
“可以，”护士说，“要是你们想，你们都可以回家休息一下。”护士是个长着金发的斯堪的纳维亚女人，她的话里带着一丝口音。
“我们看看大夫怎么说吧，”安说，“我想和大夫谈一谈。我觉得他不该就这么一直睡着，我觉得这不大对头。”她把手放在眼睛那里，头微微向前倾着。霍华德捏紧了她的肩头，稍后，他的手移到了她脖子上，用手指按摩那里的肌肉。
“弗朗西斯医生一会儿就到。”护士说，她随即离开了房间。
霍华德盯着儿子看了一会儿，他的小胸脯安静地在被子下面一起一落。从安给他办公室打电话那个可怕的时刻起，他第一次感受到一种真正的恐惧在他肢体上蔓延。他开始晃动自己的脑袋。斯科蒂没事，他只不过是没有睡在家里他自己的床上，而是头上缠着绷带，胳膊上插着管子，睡在医院的病床上。现在斯科蒂需要这些帮助。
弗朗西斯医生走进来，尽管几小时前他们刚见过面，他还是和霍华德握了握手。安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大夫？”
“安。”他边说边点头，“让我们先来看看他怎样了。”医生说。他来到病床边上，测了测男孩的脉搏。他翻开男孩的一只眼皮，然后是另一只。霍华德和安站在医生旁边看着。医生掀开被子，用听诊器听了听男孩的心脏和肺部，用手指在孩子肚子上到处压了压。做完这些后，他来到床脚处，研究起表格来。他记下时间，往表格里填写了点什么，然后看着霍华德和安。
“大夫，他怎么样了？”霍华德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还不醒过来？”安说。
医生是一个英俊的男子，有着宽宽的肩膀和晒成棕褐色的面孔。他穿着一身蓝色的三件套西服，打着条纹领带，戴着象牙色的衬衫袖口链扣，灰色的头发梳到头的两边，看上去像是刚听完了一场音乐会。“他没事，”医生说，“没什么好紧张的，有点小问题，我想，但不会有什么大事。尽管这样，我希望他会醒过来。他很快就会醒过来。”医生又看了一眼男孩。“再过一两个小时，等几个化验结果出来后，就会更清楚了。除了颅骨裂纹骨折外，相信我，没有其他问题。但颅骨确实破裂了。”
“哦，天哪。”安说。
“还有一点脑震荡，我之前说过的。当然，你们知道他正处在休克中，”医生说，“有时你在休克病例中能见到这种情况，就像这样一直睡着。”
“但他没有什么危险吧？”霍华德说，“你说过他没有昏迷。你不会称这个为昏迷吧，会吗，大夫？”霍华德看着医生，等待着医生的回答。
“不会，我不想称这个为昏迷。”医生说道，又把男孩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他只是处在深度睡眠中。这是人体自身的恢复机制。他没有任何危险，我敢肯定，没危险。等他醒过来，化验结果也出来后，我们就更清楚了。”
“是昏迷，”安说，“某种程度上的。”
“还不是昏迷，不完全是，”医生说，“我不想称它为昏迷，至少现在还不是。他处于休克状态。休克病例里，这种反应是很普遍的，这是身体受到创伤时的一种临时反应。昏迷，嗯，昏迷则是一种深层次的、长久的无意识，可能会持续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斯科蒂的情况不属于这个范围，起码就我们看不是这样的。我确信到了早晨他的情况就会好转。我敢打这个赌，不会太久了。等他醒过来后我们就会知道得更多。当然，你们随便做点什么都可以，待在这里或回家休息一下。如果愿意的话，你们随时都可以离开医院一小会儿。这不容易，我知道。”医生又盯着男孩仔细看了一会儿，然后向安转过身来，说：“尽量别太着急了，年轻的妈妈。相信我，我们在尽最大的努力。现在的问题是需要点时间。”他对她点了点头，又和霍华德握了握手，然后离开了病房。
安把手放在孩子的前额，说着：“至少他不在发烧。”但紧接着她说：“我的天哪，他摸上去这么凉，霍华德？这正常吗？你摸摸他的头。”
霍华德摸了摸孩子的太阳穴，他的呼吸慢了下来。“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样子应该是正常的，”他说，“他处在休克中，大夫是这么说的，记得吗？大夫刚才还在这儿。如果斯科蒂有什么事的话他会说的。”
安在那儿又站了一会儿，用牙齿咬着嘴唇。她回到椅子前，坐了下来。
霍华德坐在她身旁的椅子上。他们看着对方。他想说点什么好让她放心，但他自己也很害怕。他拿起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腿上，有她的手在那儿让他好受了一点。他拿起她的手，捏了捏，然后握着它。他们就这么坐着，无声地看着孩子。他时不时地捏一下她的手。最终，她抽出手来。
“我一直在祷告。”她说。
他点点头。
她对他说：“我以为我已经忘记怎么祷告了，不过还是想起来了。只要闭上眼睛，说：‘上帝啊，请帮帮我们，帮帮斯科蒂吧。’后面就容易了。话都是现成的了。也许你也该祷告一下。”
“我祷告过了，”他说，“我今天下午祷告了——我是说昨天下午——在接到你电话后，在开车来医院的路上。我一直都在祷告。”
“那就好。”她说。她第一次感到他们在共渡这个难关。她有点吃惊地意识到，在这之前，就好像这件事只发生在她和斯科蒂身上，尽管霍华德就在身边，她很需要他，但在心理层面她并没有让他介入进来。现在她为自己是他的妻子而感到欣慰。
刚才来过的那个护士走进来，又测了测男孩的脉搏，检查了一下吊在病床上方的瓶子的流量。
一个小时后，进来了另一位医生。他说他姓帕森斯，是放射科的。他留着浓密的小胡子，穿着乐福鞋、西部牛仔衬衫和牛仔裤。
“我们要再带他下楼去拍几张片子，”他告诉他们，“还需要拍几张片子，另外需要做一个扫描。”
“什么？”安说，“扫描？”她站在病床和这个新来的医生之间。“我以为你们已经拍了足够多的X光片了。”
“恐怕还要再拍几张，”他说，“没什么好紧张的。我们只是还需要一些片子，我们想给他做一个脑部扫描。”
“我的天哪。”安说道。
“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个很正常的步骤，”新来的医生说，“我们需要弄清楚他为什么还没有苏醒。这是个正常的医疗步骤，没什么好紧张的。我们一会儿就带他下楼。”
过了一会儿，两个勤杂工推着轮床进来。这是两个长着黑头发、深肤色的男人，穿着白色的制服，在拔掉男孩身上的管子并把他从床上抬到轮床上时，他们用外国话交谈了几句。而后他们把他推出了病房。霍华德和安上了同一部电梯。安一直盯着男孩看。电梯开始下降时她闭上了眼睛。勤杂工一言不发地站在轮床的两边，只有一次，其中的一个用他们的语言向另一个说了句什么，那个人慢慢地点了点头，作为回答。
那天早晨晚些时候，阳光刚刚照亮X光室外面候诊室的窗户，他们把男孩推了出来，送他回病房。霍华德与安再次和孩子乘上了电梯，而那两个人则再次站在了轮床的两侧。
他们等了整整一天，但男孩还是没有苏醒。偶尔，他们中的一个会离开一下病房，去楼下的餐厅喝杯咖啡，然后，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有了负罪感，连忙起身赶回病房。弗朗西斯医生下午又来了一趟，又对男孩做了检查，对他们说他的状况有所改善，随时都可能醒过来。护士们，不是昨晚来过的那位，不时走进走出。一个化验室的年轻女人敲门进来。她穿着白裤子和白衬衫，端着一个小托盘，她把托盘放在床边的柜子上，一句话不说，就开始从男孩的胳膊上抽血。她在男孩胳膊上找准地方并把针头扎进去时，霍华德闭上了眼睛。
“我不明白。”安对那个女人说。
“医生的指示，”年轻女人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他们说抽，我就抽。他到底怎么了？”她说，“他长得真可爱。”
“他被车撞了，”霍华德说，“肇事逃逸。”
年轻女子摇了摇头，又看了眼男孩。她端起托盘离开了病房。
“他为什么还不醒过来？”安说，“霍华德？我要他们回答我。”
霍华德没说什么。他再次在椅子上坐下来，把一条腿跷在另一条腿上，搓了搓脸。他看着儿子，然后闭上眼睛，靠在椅子上睡着了。
安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停车场。已经是晚上了，进出停车场的车都开着灯。她站在窗前，双手紧抓着窗沿，她打心底知道他们遇上麻烦了，很严重。她害怕了，牙齿在打战，直到她咬紧牙关才停了下来。她看见一辆大车停在医院门口，一个人，一个穿着长外套的女人上了车。她希望自己是那个女人，有人，随便是谁，会开车把她带离这里，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她下车时，斯科蒂会在那儿等着她，喊着妈妈扑向她的怀抱。
过了一会儿，霍华德醒了过来。他再次看了看孩子，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走到窗前，站在了她的身旁。他俩看着外面的停车场。虽然他们都不作声，但似乎都感受到了对方的内心，好像共同的担忧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变得透明了。
房门打开了，弗朗西斯医生走了进来。他换了一套西服和领带，灰色的头发向两边梳着，看上去像是刚刚刮过胡子。他径直走到床前检查男孩。“他现在本应该醒过来了，没有理由这样啊，”他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都确信他没有任何危险。等他醒来后，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好受一点。没有理由啊，完全没有理由让他到现在还不醒过来。快了。噢，他醒来后头会疼得厉害，这是免不了的。但他所有的体征都很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
“那就是说这是昏迷了？”安说。
医生搓着他光滑的脸庞。“在他醒来之前，我们暂且可以这么说。你们一定累坏了。这不容易。我知道这是件痛苦的事情。你们可以到外面待一会儿，”他说，“这对你们有好处。如果你们不放心，你们出去时我可以让一个护士待在这里。去吃点东西吧。”
“我什么都吃不下去。”安说。
“当然，你们想怎么做都行，”医生说，“总之，我想对你们说，所有的体征都很好，化验结果都是阴性，没发现任何异常，只要他苏醒过来，就过了这道坎了。”
“谢谢你，大夫。”霍华德说。他又和医生握了握手。医生拍了拍霍华德的肩膀，离开了。
“我觉得我们俩得有一个人回家看一下，”霍华德说，“比如该去喂一下懒虫。”
“给邻居打个电话，”安说，“给摩根家打电话。你请他们喂一下狗，谁都会帮这个忙的。”
“好吧。”霍华德说。过了一会儿，他说：“亲爱的，你为什么不自己去？你为什么不回家看一下，然后回来？这对你有好处。我会在这里陪着他。说真的，我们得保持充沛的体力。即使他苏醒了，我们还需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
“你怎么不去呢？”她说，“喂一下懒虫，也喂一下自己。”
“我已经回去过了，”他说，“我去了整整一小时又十五分钟。你回家待上一小时，梳洗一下，再回来。”
她考虑了一下，但她实在太累了。她闭上眼睛，又想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她说：“也许我应该回家待一会儿。也许我不坐在这里看着他，他反而会醒过来，一切回归正常。你觉得呢？可能我离开后他就会醒过来。我回去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喂一下懒虫，然后就回来。”
“我会在这里待着的，”他说，“你回去吧，亲爱的。我会照顾好这里的事情。”他的眼睛看上去很小，里面布满了血丝，像是喝了很多酒似的。他的衣服皱巴巴的，胡子又长了出来。她摸了摸他的脸，然后把手缩了回来。她知道他想独自一人待一会儿，不想和别人说话，也不想让别人分担自己内心的焦虑。她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手包，他帮她穿上了外套。
“我不会离开很久的。”她说。
“回去后好好休息一下，”他说，“吃点东西。洗个澡。洗完澡后坐着歇一会儿。这对你有好处，你会明白的。然后再回来。”他又说：“我们都别太着急了，你听到弗朗西斯医生说的了。”
她穿着外套在那儿站了一会儿，试图回忆医生的原话，寻找每一丝细微的差别，每一点言外之意。她试图回想当他弯腰检查孩子时，表情有没有发生一点变化。她甚至记得他翻开孩子眼皮、听孩子呼吸时面部表情的变化。
她走到门口，转身回头看了看。她先看了看孩子，然后看着他父亲。霍华德点了点头。她走出房间，随手带上了身后的房门。
她经过护士站，走到走廊的尽头，寻找电梯。走廊尽头，她向右拐进一间不大的候诊室，里面有一家子黑人，都坐在藤椅上。一个中年男子穿着卡其布的衬衫和裤子，反戴着一顶棒球帽。一个大块头女人穿着家常衣服和拖鞋瘫坐在椅子上。一个穿着牛仔裤、头发梳成十来根小辫子的十几岁女孩躺在一张椅子上吸烟，两条腿在脚踝处交叠着。安走进来时，一家人都把目光转向了她。小桌子上面堆满了汉堡的包装纸和泡沫塑料杯子。
“富兰克林，”大块头女人惊声说道，“是不是关于富兰克林？”她睁大了眼睛。“告诉我，女士，”女人说道，“是不是关于富兰克林？”她试图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但那个男子按住了她的胳膊。
“别急，别急，”他说，“伊夫琳。”
“对不起，”安说，“我在找电梯。我儿子住在医院里，我现在找不到电梯。”
“电梯在那边，向左转。”那个男人用手指指了指。
女孩一边抽烟一边盯着安看。她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厚嘴唇缓缓张开，往外吐着烟。那个黑人女人的目光从安那儿移开了，头垂到了肩膀上，她不再对安有什么兴趣了。
“我儿子被车撞了，”安对那个男人说，她似乎想做点解释，“他有脑震荡和一点颅骨破裂，但他会好起来的。他现在处于休克状态，但也可能是某种程度的昏迷。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昏迷。我要出去一下，我丈夫在陪着他。也许在我离开后他就会醒过来。”
“太不幸了。”那个男人在椅子里动了动身子，说道。他摇了摇头。他低头看着桌子，然后又抬头看着安。她还站在那里。他说：“我们的富兰克林，他正在手术台上呢。有人用刀扎了他，想杀死他。当时他正好待在一个别人打架的地方，在一个派对上。他们说他只不过是站在那儿看，根本没招惹谁。可是这年头谁管你这个。他现在正在动手术。我们只能祷告和期盼，我们现在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他说话时一直看着她。
安又看了一眼女孩，见她仍在观察自己，她又看了一眼那个年纪较大的女人，她一直低着头，但现在已经闭上了眼睛。安看见她的嘴唇在无声地动着，说着什么。她有种冲动，想问她到底在说些什么。她想和这些与她一样处于等待中的人们再聊点什么。她害怕，他们也害怕，在这点上他们是相同的。她还想就这个事故再多说几句，告诉他们更多有关斯科蒂的事，告诉他们那个事故发生在他生日那天，星期一，他还不省人事，等等。但她不知道从哪里开口。她站在那儿看着他们，没再说什么。
她按照那个男人所指的方向，来到走廊的一头，找到了电梯。她在关着的电梯门前站了一会儿，仍然不确定自己离开医院究竟对不对。然后她伸出手指，按下了电梯的按钮。
她拐上车道，熄掉了引擎。她闭上眼睛，头在方向盘上靠了一会儿。她听着引擎冷却时发出的嘀嗒声，然后下了车。她能听见狗在屋里叫唤。她来到前门，门没有锁。她进到屋里，打开灯，用水壶烧上沏茶用的水。她打开狗粮，在后门廊上喂懒虫。狗吃食时发出饥饿的咂嘴声。它不停地跑进厨房，查看她会不会离开。她端着茶，刚在沙发上坐下，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是我！”她接起电话时说道，“喂！”
“韦斯太太。”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现在是早晨五点，她觉得她听见了背景里机器设备发出的声音。
“是我，是我！怎么了？”她说，“我是韦斯太太，是我。请说，怎么了？”她听着背景里的那些声音。“是斯科蒂的事吗？看在老天的分上？”
“斯科蒂，”男人的声音说道，“是斯科蒂，这事和斯科蒂有关。你已经把斯科蒂忘掉了吧？”那个男人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她给医院打电话，要求转到三楼。她向接电话的护士询问她儿子的情况。然后她要求和她丈夫说话。这是个，她说，紧急情况。
她等着，用手指缠着电话线。她闭上眼，觉得胃里不舒服。她必须强迫自己吃点东西。懒虫从后门廊走过来，躺在她脚边。它摇着尾巴舔了舔她的手指，她拽了拽它的耳朵。霍华德接上了电话。
“有人刚打电话来。”她说，她绞着电话线，“他说和斯科蒂有关。”她哭了起来。
“斯科蒂没事，”霍华德告诉她，“我是说，他还在睡觉，没有变化。你走后护士来过两次，护士或者医生。他没事。”
“一个男人打电话来，说和斯科蒂有关。”她告诉他说。
“亲爱的，你好好休息一下。肯定是刚才给我打电话的那个家伙。忘掉这件事。你休息好了后就回来。我们去吃点早饭什么的。”
“早饭，”她说，“我什么都不想吃。”
“你知道我的意思，”他说，“果汁或者什么。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安。天哪。我也一点都不饿。安，我现在在服务台这里站着呢，说话不方便。弗朗西斯医生早上八点还会来，他那时会告诉我们一些事，一些更确定的东西。有个护士是这么对我说的，她只知道这些。安？亲爱的，也许那时我们就能知道更多了。八点钟。你八点前赶过来。这段时间里我都会在这里，斯科蒂没事，他还和以前一样。”他补充道。
“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她说，“我正在喝茶。他说是和斯科蒂有关。当时背景里有些噪音。你接电话时背景里有噪音吗，霍华德？”
“我不记得了，”他说，“也许是那个开车的，也许他是个精神病患者，不知怎么就知道了斯科蒂的事。不过我和斯科蒂待在一起呢。你按原计划休息一会儿，洗个澡，七点左右赶过来，等大夫来了我们一起跟他谈谈。亲爱的，一切都会好的。我在这里，这里到处都是医生和护士。他们说他的情况很稳定。”
“我都快吓死了。”她说。
她放上水，脱了衣服，进到浴缸里。她没花时间洗头，很快洗完擦干。她穿上干净的内裤、羊毛休闲裤和毛线衫。她回到客厅里，狗抬头看着她，尾巴使劲抽打了一下地板。她出来上车时，天已经亮了。
她开进医院的停车场，在靠近正门的地方找到一个停车位。她觉得自己对孩子的遭遇负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责任。她把思绪转到了那个黑人家庭上。她想起了富兰克林这个名字，那张堆满汉堡包装纸的桌子，还有那个一边抽烟、一边盯着她看的十几岁女孩。走进医院大门时，她对着脑海中女孩的幻象说：“不要生孩子。看在老天的分上，不要生。”
她和两个刚来值班的护士一起乘电梯到三楼。已经是星期三早晨，差几分不到七点。电梯门在三楼打开时，广播里正在找麦迪逊医生。她跟在护士的后面出了电梯，护士们向另一个方向走去，继续着由于她进入电梯而中止的对话。她沿着走廊来到之前黑人一家等待消息的小房间。他们已经离开了，但椅子凌乱得就像有人在一秒钟前刚刚离开。桌子上面仍旧堆放着杯子和包装纸，烟灰缸里装满了烟蒂。
她在护士站停住脚。一个护士在柜台后面站着，正在梳头和打哈欠。
“昨晚有个黑人男孩在这里做手术，”安说，“他的名字叫富兰克林。他家人等在候诊室里。我想知道他的情况怎么样了。”
一个坐在柜台后面的护士从面前的表格上抬起头来。电话铃响了，她拿起话筒，视线却一直没有离开安。
“他去世了。”柜台后面的护士说。护士手里拿着梳子，盯着她看。“你是这家人的朋友还是什么？”
“我是昨晚遇到这家人的，”安说，“我自己的儿子也住在医院里。我估计他处于休克中。我们还不确定是什么问题。我只是想知道富兰克林怎样了，就这些。谢谢你。”她沿着走廊向前走。一个和墙的颜色一样的电梯门滑开了，一个看上去很憔悴的秃顶男人，穿着白裤子和白色帆布鞋，从电梯里拉出一辆沉重的推车。她昨天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门。男人把车推到走廊里，在离电梯最近的病房前停了下来，查看了一下夹板笔记本，然后伸手从推车下方抽出一个托盘。他轻轻敲了一下门，走进了病房。经过推车时，安能闻到加热了的食物发出的难闻的味道。她加快了步伐，没有去看周围的护士就推开了孩子病房的门。
霍华德背着手站在窗前。她进门时他转过身来。
“他怎么样了？”她说。她来到床前，把手包丢在床头柜旁边的地上。她觉得自己已经离开了很久。她摸了摸孩子的脸：“霍华德？”
“弗朗西斯医生刚刚离开。”霍华德说。她仔细地看了看他，觉得他的肩膀稍稍有点窝了起来。
“我以为他八点才来呢。”她很快地说道。
“还有一个大夫和他一起来的，一个神经科专家。”
“神经科专家？”她说。
霍华德点点头。他的肩膀窝了起来，她看得出来。“他们说什么了，霍华德？看在老天的分上，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情况怎样？”
“他们说要带他下楼去做更多的检查，安。他们认为要动手术，亲爱的。亲爱的，他们要动手术。他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还不苏醒过来。他们现在只知道，这不仅仅是休克和脑震荡的问题了。是在他的颅骨里面，那道骨裂，他们认为和那个有点关系。所以他们要动手术。我给你打了电话，但我估计那时你已经离开家了。”
“哦，天哪。”她说，“哦，求求你，霍华德，求求你。”她说着抓住他的胳膊。
“看！”霍华德说，“斯科蒂！看，安！”他把她转向病床。
男孩刚才睁开了眼睛，又闭上了。现在他又睁开了。眼睛直直地向前看了一会儿，然后缓慢地转动着，直到视线落在霍华德和安的身上，然后又移开了。
“斯科蒂。”他妈妈说，来到了床前。
“嗨，斯科蒂，”他父亲说，“嗨，儿子。”
他们倚靠在床边。霍华德拿起孩子的手，轻轻地拍打和捏着。安俯身在他的额头上吻了又吻。她把手放在他脸庞的两侧。“斯科蒂，宝贝，是妈妈爸爸啊，”她说，“斯科蒂？”
男孩看着他们，但没有任何认出他们的迹象。他张开嘴，眼睛紧闭，他不停地号叫，直到肺里没气了，才停了下来。这时他的脸看上去非常松弛柔软。他张开嘴唇，最后一口气经由喉咙，从他紧咬着的牙齿间缓缓呼了出来。
医生称这为隐性脑梗塞，说这个情况出现的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如果他们发现得早并立刻动手术的话，他们也许能救活他。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何况，他们又能去找什么？X光片和化验结果上面什么都没有。
弗朗西斯医生很震惊。“我无法告诉你们我有多么难过。太抱歉了，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在领他们去医生休息室时说道。一个医生坐在一把椅子上，腿搭在另一把椅子的椅背上，在看早间电视节目。他穿着绿色的产房服，松松的绿裤子，绿衬衫，一顶绿色的帽子盖住他的头发。他看了一眼霍华德和安，又看了一眼弗朗西斯医生。他站起来，关掉电视，走出了房间。弗朗西斯医生把安引到沙发跟前，在她旁边坐了下来，用一种低沉、充满慰藉的声音说了起来。其间，他还向安靠拢过来，拥抱了她。她能感受到他靠在她肩头的胸脯均匀地起伏。她睁着眼，任由他抱着。霍华德去了卫生间，但他没有把门带上。痛哭了一场后，他放水洗了脸，然后走出来，在一个放着电话的小桌子旁坐了下来。他看着电话，像是在考虑要先做什么。他打了几个电话。过了一会儿，弗朗西斯医生用了一下电话。
“现在我还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吗？”他问他们。
霍华德摇了摇头。安盯着弗朗西斯医生看着，似乎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医生把他们送到医院的大门口。人们在进进出出。现在是上午十一点。安意识到自己的脚步是那样地缓慢，几乎是在勉强着往前挪。她觉得弗朗西斯医生在他们应该留下来的时候让他们离开，而留下来才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她凝视着停车场，然后回头看了看医院的正面。她摇起头来。“不行，不行，”她说，“我不能把他留在这里，不行。”她听见自己说出来的话，觉得这太不公平，为什么自己说出来的话，像是电视里那些面对暴力和突然死亡而感到震惊的人说的。她想说出属于自己的话来。“不行。”她说，不知怎么，那个黑人女人把头懒洋洋地靠在肩上的一幕浮现在她眼前。“不行。”她又说了一声。
“今天晚些时候我还会跟你联系，”医生对霍华德说，“还有些事要办，有些事情需要弄清楚，清楚到令我们信服。有些事情需要解释。”
“验尸？”霍华德说。
弗朗西斯医生点点头。
“我明白了。”霍华德说。他接着说：“哦，天哪，不，我不明白，医生。我不能，我不能。我实在不能。”
弗朗西斯医生用胳膊搂住霍华德的肩膀。“对不起。天哪，我真的很遗憾。”他松开霍华德的肩膀，伸出一只手。霍华德看着那只手，最后还是握住了它。弗朗西斯医生又拥抱了一下安，他似乎充满了让她难以理解的善意。她把头靠在他的肩头，但始终睁着眼睛。她一直看着医院。当他们开出停车场时，她还掉头看着医院。
回到家里，她坐在沙发上，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霍华德关上了孩子房间的门。他先打开咖啡机，然后找到一个空盒子。他本想把孩子散落在客厅地板上的东西捡起来，可他却在她身旁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把盒子推到了一边，身子向前倾，胳膊放在膝盖之间。他哭了起来。她把他的头拉到她的腿上，轻轻拍着他的肩膀。“他走了。”她说。她不停地拍着他的肩膀。从他抽泣的间歇，她能听见厨房里咖啡机发出的嘶嘶声。“好了，好了，”她温柔地说，“霍华德，他走了。他走了，我们现在不得不习惯这个，习惯孤独。”
过了一会儿，霍华德站了起来，他抱着盒子没有目的地在房间里四处走着，没有把任何东西放进盒子，而是把东西收拾到沙发一端的地板上。她仍然坐在那里，手放在外套兜里。霍华德放下手中的盒子，端来了咖啡。后来，安给亲戚们打电话。每当打通一个电话，安都会不受控制地说一些话，哭上一阵，然后用有节制的声音，平静地解释发生了的事情，告诉他们后面的安排。霍华德拿着盒子去外面的车库，见到了孩子放在那儿的自行车。他丢下盒子，在自行车旁边的人行道上坐下来。他笨拙地抱起脚踏车，车子贴着他的胸口，他抱着车子，橡胶脚蹬子抵着他的胸脯。他转了一下车轮子。
安和她妹妹通完话后挂上了电话。就在她找另一个号码时，电话铃响了起来。铃声刚一响起她就拿起了话筒。
“喂，”她说，她听见背景里有点什么，一种嗡嗡的声音。“喂！”她说，“看在老天的分上，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你的斯科蒂，我为你准备好了他的东西，”那个男人的声音说，“你是不是把他给忘记了？”
“你这个邪恶的杂种！”她对着话筒大喊，“你这个邪恶的婊子养的，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
“斯科蒂，”那个男人说，“你已经忘记斯科蒂了吗？”然后他挂断了电话。
霍华德听见喊叫声后赶回来，见她趴在桌子上哭泣。他拿起话筒，听着里面的拨号音。
过了很久，午夜前，他们处理完很多事情后，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你来接，”她说，“霍华德，是他。我知道。”他们正坐在餐桌旁，面前放着咖啡。霍华德的咖啡旁边还放着一小杯威士忌。他在铃声响到第三下时拿起了话筒。
“喂，”他说，“你是谁？喂！喂！”电话挂断了。“不管是谁，”霍华德说，“他挂掉了。”
“是他，”她说，“这个浑蛋。我真想杀了他。”她说：“我真想给他一枪，看着他在那儿抽搐。”
“安，我的天哪。”他说。
“你听见什么了吗？”她说，“在背景里？噪声？机器的轰鸣声？”
“没有，真的。没有这样的声音，”他说，“时间太短了。我觉得有收音机播放的音乐声。对，有收音机在播放，我只能听出这么多。天晓得这是怎么回事。”
她摇摇头。“如果我能，我能抓住他的话。”她突然想起来了。她知道他是谁了。斯科蒂，蛋糕，电话号码。她推开椅子站起来。“开车送我去购物中心，”她说，“霍华德。”
“你说什么？”
“购物中心。我知道是谁打的电话。我知道他是谁。是面包师，这个婊子养的面包师，霍华德。我曾让他给斯科蒂做一个生日蛋糕。是他在打电话。他有我们的号码，不停地在给我们打电话，因为蛋糕的事骚扰我们。那个面包师，那个浑蛋。”
他们开车来到购物中心。天空晴朗，星星都出来了。天很冷，他们车里开着暖气。他们在面包店前停了车。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但在远处电影院前面的停车场上还停着几辆车。面包店的窗户黑漆漆的，但透过玻璃窗向里看，他们看见了后面房间里的灯光，还看见一个穿着围裙的大块头男人，在均匀的白色灯光下不时走进走出。透过玻璃窗，她能看见橱窗和一些带椅子的小桌子。她推了推门，敲敲窗玻璃。但即使面包师听见了，他也没有任何反应。他没朝他们这边看。
他们开车绕到面包店的后面，停了车。他们下了车。有一个亮着灯的窗户，但太高了，看不见里面。靠近后门的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面包店，特别定制”。她能隐隐约约听见里面收音机的声音，有什么东西在吱吱作响——烤箱门被拉开时发出的声音？她敲了敲门，然后等着，又更大声地敲了敲。收音机的音量调小了，传来一声刮擦声，那是什么东西的清晰响动，像是抽屉被打开又关上。
有人打开门锁，开了门。面包师站在灯光里，眯着眼看着他们。“我们已经关门了，”他说，“都这个时候了，你们想要什么？已经是半夜了，你们是喝醉了还是怎么了？”
她踏进从开着的门漫出的灯光里。他眨了眨厚重的眼皮，认出了她。“是你。”他说。
“是我，”她说，“斯科蒂的母亲。这是斯科蒂的父亲。我们要进来。”
面包师说：“我正忙着呢。我还有事。”
她还是进了门。霍华德跟着她走了进来。面包师往后退了退。“这里闻起来像是个面包房。这里闻起来不像个面包房吗，霍华德？”
“你们想干什么？”面包师说，“也许你们想要你们的蛋糕？是了，你们决定要你们的蛋糕了。你们订过一个蛋糕，对不对？”
“作为一个面包师你真的是很聪明，”她说，“霍华德，这就是那个一直给我们打电话的人。”她握紧了拳头。她愤怒地盯着他。怒火在她心里燃烧，愤怒让她觉得自己很高大，比这两个男人都高大。
“等一下，”面包师说，“你们想来取你那个放了三天的蛋糕吗？是为这件事吗？我不想和你吵架，太太。它在那儿放着呢，快馊掉了。我只收你原价的一半。算了，你要吗？你可以拿走。反正对我没有用了，现在对谁都没有用了。我花了时间和金钱来做这个蛋糕。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如果不想要，也没事。我真得回去干活儿了。”他看着他们，舌头在牙齿后面动着。
“去做更多的蛋糕。”她说。她知道自己已经控制住了自己体内不断增长的愤怒。她很平静。
“太太，为了谋生我一天在这里工作十六个小时。”面包师说，他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为了挣够钱，我白天黑夜地工作。”安脸上闪过的一丝神情让面包师后退了一步，他说：“别找麻烦。”他伸出右手从柜台上拿起一根擀面杖，用它轻轻敲着左手手掌。“你们要不要这个蛋糕？我要接着干活儿了。面包师都在晚上工作。”他又说了一遍。他的眼睛很小，看上去很凶，安觉得它们几乎完全陷进了他脸上的横肉里，他的粗脖子上长满了肥肉。
“我知道面包师在晚上工作，”安说，“他们还在晚上打电话。你这个杂种。”
面包师继续用擀面杖敲着手掌。他瞟了一眼霍华德。“小心点，小心点。”他对霍华德说道。
“我儿子死了，”她用一种冰冷、决绝的声音说道，“他星期一早晨被一辆车撞了。我们一直守着他，直到他死了。但是，当然，你不可能知道这些，不是吗？面包师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是不是，面包师先生？但他死了。他死了，你这个杂种！”就像从她身体里涌出一样，愤怒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眩晕作呕的感觉。她靠着洒满面粉的木头桌子，用手捂住脸，哭了起来，她的肩膀前后颤动。“这不公平，”她说，“这不……不公平。”
霍华德把手放在她的后腰那里，看着面包师。“你真可耻，”霍华德对他说，“可耻。”
面包师把擀面杖放回到柜台上。他脱下围裙，把它扔到柜台上。他看着他们，然后慢慢地摇了摇头。他从放着纸张、收据、计算器和电话簿的牌桌下方抽出一把椅子。“请坐，”他说，“我去给你搬把椅子。”他对霍华德说：“请坐下吧。”面包师去了店的前面，端来两把小铸铁椅。“请坐下吧，你们俩。”
安擦了擦眼睛，她看着面包师。“我想过杀了你，”她说，“我想过要你死。”
面包师为他们在桌子上腾出一块地方，他把计算器和纸张收据推到一边，把电话簿“啪”的一声扔到地板上。霍华德和安坐了下来，把椅子往桌子跟前拉了拉。面包师也坐了下来。
“让我说说我是多么抱歉吧。”面包师说，他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天晓得我是多么抱歉。听我说。我只不过是个烤面包的，我不想声称自己是别的什么。也许曾经，也许在多年以前，我是另一种人。我已经忘掉了，不是很确定。但即使我曾经是，现在也不再是了。我现在只是个烤面包的。这并不能为我的所作所为开脱，我知道。但我真的非常抱歉。我为你们的儿子感到难过，为我在这件事里扮演的角色感到抱歉。”面包师说。他摊开双手，掌心向上。“我自己没有孩子，我只能想象你们的感受。我现在能说的只有对不起。原谅我，如果可以的话，”面包师说，“我不是个邪恶的人，我觉得我不是。并不邪恶，不像你电话里说的那样。你们得明白，说到底，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似乎是这样的。我请求你们，”这个男人说，“让我来问问你们，你们能打心底原谅我吗？”
面包店里面很热。霍华德从桌旁站起来，脱掉了外套。他也帮安脱掉她的外套。面包师看了他们一会儿，点点头，从桌旁站起来。他走到烤箱那里，关掉一些开关。他找出杯子，从电动咖啡机里倒出咖啡，又往桌子上放了一盒奶油和一碗糖。
“你们也许需要吃点什么，”面包师说，“我希望你们吃一点我的热面包卷。你们得吃东西，接着生活下去。这种时候，吃是一件有益的小事。”
他给他们端来了刚出炉的肉桂面包卷，热乎乎的，糖浆还在往下淌，他把黄油和抹黄油的刀放在桌子上，然后他也在桌旁坐了下来。他等着，等他们从盘子里拿起面包卷吃。“吃点东西有好处。”他边说，边看着他们，“还有很多。吃完它。想吃多少吃多少。全世界的面包卷都在这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