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吃着面包卷，喝着咖啡。安突然有了饥饿感，面包卷又热又甜。她一口气吃了三个，面包师看了很高兴。而后，他开始说话了。他们仔细地听着。虽然他们既疲惫又痛苦，他们还是听着面包师说的话。他们点着头，听面包师说起孤独，说起他人到中年感到的怀疑和无能为力。他告诉他们这么多年来没有孩子的滋味。日复一日，烤箱满了又空，空了又满，永无止境。为他人的派对、庆典所做的食品。厚厚的糖浆。插进蛋糕的新婚夫妇小人像。几百个，不对，到现在为止该有上千个了。还有生日聚会，想想那些点燃的蜡烛吧。他有一门必不可缺的手艺。他是个面包师。他庆幸自己不是个花匠。喂饱人要更好些。任何时候，面包都比花要好闻一些。
“闻一闻这个。”面包师说着掰开一个黑面包，“这是一个没发好面的面包，但口感丰富。”他们闻了闻，他让他们尝尝。面包吃起来有糖浆和粗粮的味道。他们听他说话，尽力吃着。他们咽着黑面包。坐在日光灯盘的灯光下，感觉就像是白天一样。他们一直聊到了清晨，高处的窗户投下灰白的晨光，他们还没有离开的打算。
箱子
我母亲早已收拾停当，马上就要搬走了。但是星期日下午，就在最后一刻，她来了个电话，让我们过去吃饭。“我的冷冻箱在化冻，”她告诉我说，“我必须把这只鸡炸了，不然就坏了。”她说我们最好带上自己的盘子和刀叉，她的厨房用具大多已装了箱。“过来和我吃最后一顿饭吧，”她说，“你和吉尔一起来。”
挂了电话，我在窗前又站了一会儿，希望能想出个办法，但想不出来。我只好对吉尔说：“我们去我妈那边吃个告别餐吧。”
吉尔坐在桌边，面前是一本打开的西尔斯商品目录，她正在从里面挑选窗帘，但也一直在听。她做了个苦脸。“我们非得去？”她说。她把那一页折了个角，合上目录，叹了口气，说：“老天爷，就这一个月里，我们已经过去吃了两三次了，她真的打算走吗？”
吉尔从来都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她今年三十五岁，短头发，以给狗做美容为生。做这项她喜欢的工作之前，她是个家庭主妇。后来，厄运降临了。她的第一任丈夫绑架了她的两个孩子，把他们带去了澳大利亚。她的第二任丈夫，在一次喝醉酒后，打破了她的耳膜，然后开着他们的车，穿过桥栏杆，翻到艾尔瓦河里。他没买人寿险，更别说财产险了，吉尔不得不借钱来安葬他。而且，有比这更绝的吗？她收到了一张账单，让她付修桥的费用。别忘了，她还得付自己的医药费。现在，她已从这些事里恢复过来了，并可以把它们当作故事来说了。但她对我母亲失去了耐心，我也早没了耐心，但我能有什么选择。
“她后天就走了，”我说，“嗨，吉尔，别勉强自己，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去？”我跟她说她去不去都不要紧，我可以说她的偏头疼发作了，反正我又不是没说过谎。
“我去。”她说。说完她站起身，进了洗手间，那是她不高兴时爱待着的地方。
我们从去年八月开始待在一起，和我母亲决定从加州搬过来的时间差不多。吉尔本想把这变成一件好事，但我母亲来得实在不是时候，那时我俩正努力使生活走上正轨。吉尔说这让她想起了她第一任丈夫的母亲。“她黏住你不放。”吉尔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觉得我就要被闷死了。”
凭良心说，我妈把吉尔看成了一个“闯入者”。就算退一步说，也不过是我老婆离开后、进入到我生活中的众多女孩里的一个，是一个（对她而言）会分去一部分感情、关心和一些有可能属于她的钱的人。那我母亲是不是个值得尊重的人呢？绝对不是。我记得，我怎么会忘记，当年我们还没结婚呢，她就叫我老婆婊子。十五年后，我老婆跟别人跑了，她还是叫她婊子。
吉尔和我妈在一起时，两人表面上还过得去。她们见面和告别时都要拥抱一番，还谈论去哪儿买便宜货，但吉尔很害怕和我妈单独待在一起。她声称我妈把她的那点怜悯心都耗尽了，说我妈对所有的人和事都有敌意，应该去找个发泄渠道，像她的同龄人那样。做做编织，去老人中心玩玩纸牌，或者去教堂。总之，做点什么，这样的话，也让我俩过几天清净的日子。但我妈有她自己的解决方法，她宣布她要搬回加州去。让这个镇上的一切都见鬼去吧，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就是别人白送给她几栋房子，她也绝不会在这儿住下去。
做出搬家决定后没两天，她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了箱。这是今年一月或二月的事，反正是冬天。现在已经是六月底了，这些箱子已在她的房子里放了好几个月。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你不得不绕过它们，或从它们上面跨过去。没有人的母亲能这么住着。
过了大约十分钟，吉尔从洗手间出来。我在看邻居给车换机油的当口，喝了瓶姜味汽水，又找到一截大麻烟屁股，正准备把它抽了。吉尔不朝我看，径直走进厨房，把一些盘子和餐具放进一个纸袋里。当她经过客厅往回走时，我站了起来，我俩拥抱在一起。吉尔说：“没关系。”什么没关系，我有点诧异，就我而言，没有一件事是没关系的。但她抱着我，在我肩上轻轻地拍着。我能闻到她身上清洁剂的味道，她下班回来身上总带着这股味道，到处都是，连我们躺在床上时也闻得到。最后她又拍了我一下，我们就出门了，开上车去镇子另一边的我母亲家。
我喜欢我住的地方。刚搬来时并不是这样，晚上什么都没的干，很孤单。后来遇到了吉尔，没几个星期，她就把她的东西搬来我这儿，和我住在一起了。我们并没有长远的目标，只是觉得生活在一起很愉快。我们都对对方说这次自己总算是走运了。但我母亲过得不太顺心，她写信告诉我她要搬到我这儿来。我回信说这不是个好主意，这里冬天的气候很糟糕，离镇子几英里的地方正在修监狱。我还告诉她说，夏天游人把这儿挤得水泄不通。但她就像根本没收到我的信一样，说搬就搬过来了。然而，她在镇子上住了还不到一个月，就告诉我她恨这个地方，让我觉得她搬过来和不喜欢这个地方都是我的错。她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地方如何糟糕，吉尔称之为“增加负罪感”。她告诉我公交车服务很差，驾驶员一点也不友好。至于老人活动中心的那些人——她不想和他们一起玩纸牌。“他们可以去下地狱了，”她说，“带上他们的纸牌游戏。”超市里的工作人员粗暴无礼，加油站的人对她和她的车都不在乎。对租房子给她的那个人，拉里·哈德洛克，她早有了自己的成见。她称他为拉里国王。“不就是有几间破房子、几个臭钱，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我真希望我从来就没见到过他。”
她搬来时正值八月，热得要命。一到九月，就开始下雨，连着几周，几乎天天都在下。十月，天气转冷，十一月和十二月又开始下雪。但早在这之前，她就开始抱怨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以至于我不想再多听一句了，我最终把我的这个想法告诉了她。她哭了，我抱了抱她，觉得事情过去了。但没过几天，她又老调重弹。圣诞节前，她打电话过来，看我什么时候把给她的礼物送过去。她没有摆圣诞树，根本就没打算摆，她说。而后，她又说了些其他的事，说如果天气再不好转的话，她就去死。
“别说疯话。”我说。
“我说的是真的，宝贝。除非是从我的棺材里，我不想再多看这儿一眼。我恨这个该死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搬到这儿来，我真希望我能一死了之。”她说。
我记得我握着听筒，看着外面一个高高挂在电线杆上的人。他正在修理电线，雪花在他的头顶上打转。在我看他的当口，他的身体正向外倾斜着，全靠一根安全带拉着他。如果他掉下来会怎样，我在想。我不知道我接下来会说什么，我必须说点什么，但我脑子里尽是些不值钱的感情和一些任何做儿子的都不该有的想法。“你是我母亲，”我最后说，“我怎样才能帮你？”
“宝贝，你什么也帮不上了，”她说，“能帮忙的时机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太晚了。我想喜欢这个地方来着的，我想着我们一起去野餐，开车出去兜风，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你总是那么忙，不上班的时候总和吉尔待着。从来不在家，即使在家也不接电话。这么说吧，我根本见不着你。”
“这不是真的。”我说。她说的确实不是事实，但她就像没听见我说的一样，不停地往下说。也许她真的没听见。
“还有，”她说，“这天气也要我的命，见了鬼地冷。为什么你不告诉我这里是北极？如果你说了的话，我绝不会搬来的。我想搬回加州去，宝贝。在那儿我可以出门走走，这儿我哪儿也去不了。加州那边有人，有关心我的朋友，这儿谁都不管别人的死活。唉，我只求老天爷保佑我，让我坚持到六月，如果我能活到六月的话，我就永远离开这个地方，这是我住过的最糟糕的地方。”
我能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连聊聊天气都不行，天气是她的心病。我们道了再见，把电话挂了。
别人在夏天度假，我妈却在那时候搬家。这是从多年前我爸丢了工作后开始的。我爸被解雇后，他们把房子卖了（好像这是件应该做的事情），去了个他们觉得有点希望的地方。但那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就又搬走了。他们不停地搬东搬西，住在租来的房子、公寓、房车里，甚至还住过汽车旅馆。他们不停地搬，每搬一次，东西就少一点。有几次他们正好经过我居住的小镇，就搬来跟我和我妻子一起住一阵，然后继续搬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就像是迁徙的动物，只是他们的行动并没有固定的路线。多年来，他们就这样搬来搬去。有时，为了那片“更绿的草地”，他们甚至搬到外州去。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北加州转悠。后来，我父亲过世了，我想我母亲会在一个地方多待一会儿了。但她没有，仍在搬个不停。有一次我建议她去看看精神科医生，甚至说我可以帮她付钱。但她根本不理我，打点好她的东西，就搬走了。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不然也不会提精神科医生。
她总在不停地打包和拆包。有时，她一年里要搬两三次。她总在说就要离开的地方的坏话，对将要去的地方则充满希望。她的邮件弄得一团糟，救济金支票寄丢了，她得花上好几个小时写信，来纠正这些错误。有时，她搬出一幢公寓，住进仅几个街区远的另一幢公寓，一个月后，又搬回原来那幢公寓，只是换了个楼层或朝向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她要搬过来时，我特意帮她租了套房子，并确定她会喜欢屋里的家具和摆设。“搬来搬去使她保持活力。”吉尔说，“这让她有事可做，我猜她肯定从中享受了某种奇怪的乐趣。”但不管享受与否，吉尔觉得我妈肯定是精神不正常。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你怎样告诉你自己的母亲？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又该怎么办？精神失常并不能阻止她计划和实施下一次搬家。
我们停车时，她正在后门等着我们。她今年七十岁，头发已经灰白，戴着一副莱茵石框架的眼镜，一辈子没生过一天病。她先拥抱了吉尔，再拥抱我。她眼睛发亮，像喝了酒一样，但她并不喝酒。好几年前，我爸戒酒后，她也跟着把酒戒了。我们结束了拥抱，进了屋，大约是下午五点左右。我闻到她厨房飘出来的香味，才想起来我早饭后什么都还没吃，肚子开始咕咕叫了。
“我饿得不行了。”我说。
“味道真香。”吉尔说。
“希望它好吃，”我母亲说，“但愿这鸡已经熟了。”她打开锅盖，用叉子捅了捅鸡胸脯。“如果有什么东西我不能忍受的话，那就是半生不熟的鸡。我觉得熟了。你们为什么不坐下？随便坐。我到现在还用不明白这个炉子，灶头热起来太快。我不喜欢电炉子，从来就没喜欢过。把这些废物从椅子上拿开，吉尔，我住在这儿就像个被诅咒的吉普赛人，希望不会太久了。”她见我在到处找烟灰缸。“在你身后，”她说，“在窗台上面，宝贝。你坐下前能不能先给我们倒点百事可乐？只好用这些纸杯子了，我应该让你们带些杯子过来。可乐凉吗？我没有冰了，这个冰箱一点都不制冷，一钱不值，我的冰激凌都成汤了，这是我用过的最糟糕的冰箱。”
她把鸡叉到一个盘子里，把盛鸡的盘子、豆子、凉拌卷心菜和白面包一起放上桌子，又检查了一下是否忘记了什么，盐和胡椒。“坐吧。”她说。
我们把椅子拉近桌子，吉尔把盘子从纸袋里拿出来，分给大家。“搬回去后你住哪儿？”她说，“有地方了吗？”
我母亲把鸡递给吉尔，说：“我给原来的房东写了封信，她回信说有个在一层的地方，非常好。离公交车站近，附近有很多商店，还有一个银行和一个超市，是个再好不过的地方。我不知道当初我为什么离开那儿。”说完，她给自己加了点凉拌卷心菜。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离开呢？”吉尔说，“如果那儿那么好。”她拿起鸡腿，看了看，咬了一口。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隔壁住着个酒鬼，是个老女人。她从早喝到晚，墙壁太薄了，连她嚼冰块的声音我都听得见。她必须借助助步器才能走动，但这并没让她停下来。从早到晚都能听见那个助步器在地板上刮出的咔嚓咔嚓的声音，还有她关冰箱门发出的声音。”想起她不得不忍受的东西，她摇了摇头。“我不得不搬走，一天到晚都是刺啦刺啦的声音，真受不了，实在不能那样住着。这次我和管理员说了，我不想和酒鬼做邻居，不想要二层的。二层看出去是停车场，其他什么也没有。”她等着吉尔再说些什么，吉尔没有。我妈转过头来看我。
我像只饿狼一样埋头吃饭，一句话不说，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不停地嚼着，看着靠着冰箱堆起的箱子，给自己添了点凉拌卷心菜。
没一会儿我就吃完了，我把椅子往后退了退。拉里·哈德洛克开车来到屋子的后面，把车停在了我车子的旁边，从他的小卡车上搬下来一台割草机。我通过桌子前方的窗户看着他，他没朝这边看。
“他想干什么？”我妈停了下来说。
“看上去好像是来帮你割草。”我说。
“根本就不需要割，”她说，“他上周刚割过，有什么好割的？”
“是为了新房客，”吉尔说，“不管会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母亲没再说什么，接着吃她的饭。
拉里·哈德洛克发动起他的割草机，开始割草。我和他有点熟，当初我告诉他我母亲要租房时，他把租金减了二十五美元。他是个鳏夫，大块头，六十来岁，是个有点幽默感，但却不太开朗的人。他胳膊上布满了白毛，白头发也从他的帽檐下面露了出来。他的样子就像杂志插图上的农夫，但他不是。他是个退了休的建筑工人，有点存款。开始那段时间里，我还幻想着他和我妈在一起吃吃饭，成为朋友。
“这就是国王，”我母亲说，“拉里国王。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样有钱、住在大房子里、收别人高额租金的。好吧，我希望离开后，再也不用见到他那张吝啬的老脸。”“把鸡都吃掉。”她对我说。我摇了摇头，点了根烟。拉里推着割草机从窗前经过。
“过不了多久，你就再也不用看见他了。”吉尔说。
“我很高兴，吉尔。但我知道他不会把押金退还给我的。”
“你怎么知道的？”我说。
“我就是知道，”她说，“我和这类人打过交道，他们千方百计地占你的便宜。”
吉尔说：“不久以后，你就再也不需要和他打任何交道了。”
“我太高兴了。”
“但其他人和他也差不了多少。”吉尔说。
“我现在不想去想那个，吉尔。”我母亲说。
吉尔清理桌子时，她去煮咖啡，我把杯子冲干净。倒上咖啡后，我们端着杯子，绕过贴着“小摆饰”标签的箱子，进了客厅。
拉里·哈德洛克在房子的一侧割草，前面街道上往来的车辆开得都很慢，太阳已落到树梢下面。我能听见割草机发出的震动声，几只乌鸦飞离电线，落在前院刚割过的草坪上。
“我会想你的，宝贝。”我母亲说，她接着又说，“我也会想你，吉尔。我会想你们俩。”
吉尔点了点头，呷了口咖啡，说：“祝你一路顺风，找到你满意的住处。”
“等我收拾停当后，这是我最后一次搬家了，老天保佑，希望你们过来看我。”我母亲说。她看着我，希望得到肯定的答复。
“我们会的。”我说。其实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在那儿生活得一团糟，我不会回去的。
“你要是能够在这儿待得更愉快就好了，”吉尔说，“要是能再多待一会儿就好了，你知道吗？你儿子为你都操心死了。”
“吉尔。”我说。
她轻轻地摇了摇头，并没有停下来。“他为此常睡不着觉，有时半夜里会醒过来，说：‘我替我妈担心，睡不着。’你看，”她边说边看我，“这一直憋在我心里，现在总算说出来了。”
“你觉得我该怎么想？”我母亲说。她接着说道：“其他和我一样年纪的女人可以活得很愉快，我为什么不能像她们那样？我只想有间房子，住在一个能让自己高兴的镇子里，难道这有罪？我希望不是这样，我希望我没向生活要求太多。”她把杯子放在椅子旁边的地板上，等着吉尔告诉她她没有要得太多，但吉尔什么都没说。没一会儿，我妈就开始勾勒那些让她愉快的方案。
过了一会儿，吉尔开始低着头看自己的杯子，又加了点咖啡。我看得出来她已不在听了，但我妈仍在说个不停。乌鸦在前院的草地上走动。我听见割草机的声音突然加大，“轰”的一声就停了下来，显然是刀片被一大团草卡住了。很快，几次尝试后，拉里又把割草机重新发动起来，乌鸦纷纷飞回到电线上。吉尔在剔她的一个指甲盖，我母亲说旧家具收购商明早会来，收购那些她不准备托运和随身带走的东西：桌椅、电视机、沙发和床。但他告诉她说不想要那张牌桌，我妈准备把它扔了，除非我们想要。
“我们要。”我说。吉尔看了我一眼，想说些什么，又改了主意。
我明天下午将把这些箱子运到长途汽车站，再把它们托运到加州。我妈最后一晚将会住在我们那儿，第二天一早，也就是从现在算起的两天之后，她就上路了。
她还在那儿说个不停，一遍遍地唠叨着将要开始的旅程。她准备一直开到下午四点，然后找个汽车旅馆过夜，她估计天黑前能赶到尤金。尤金是个很不错的小镇，她来我这儿时曾在那儿住过一夜。第二天一早离开旅馆，如果上帝关照她的话，下午就能到加州。上帝会关照她的，她知道。不然的话，你怎么解释她到现在还活在世上？他早为她规划好了。她近来总在祷告，也在为我祷告。
“为什么你要替他祷告？”吉尔想知道。
“因为我想这么做，因为他是我儿子，”我母亲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我们不再需要祷告了？也许有人不需要了，我不知道，我还能知道什么？”她用手把额前从发卡上散下来的头发理了理。
割草机噼啪了几声就停了下来，没多久，就见拉里绕到屋子的后面，把水管子拖出来。他接好水管子，又回到屋后去开水龙头，洒水器转了起来。
我母亲开始历数自她搬来后拉里所做的对不起她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也不听了。我在想她怎么又要上路的事，没人能跟她讲道理，也没人能阻止她做任何事情。我能做什么？我又不能把她捆起来，或把她托付给别人，也许我最后不得不这么做。我真替她着急，她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她是我仅有的亲人。她不喜欢这里，想离开，这让我很难过，但我不可能回加州去。想到这儿，我突然领悟到，她走后，我可能真的再也见不着她了。
我看着我妈，她停了下来。吉尔抬起头，她们都看着我。
“怎么了，宝贝？”我妈说。
“怎么回事？”吉尔说。
我坐在椅子上，用手捂住脸，身体向前倾着。我就这样坐了好一会儿，并为自己这么做感到难堪，但我控制不住自己。这个给我生命的女人和那个我认识不到一年的女人，同时惊呼并向我围拢过来，我把头埋在手里，像个傻子一样坐在那儿。我闭着眼，听着洒水器喷出的水柱抽打青草发出的声音。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她们问道。
“没什么。”我说。过了一会儿，真的好多了。我抬起头来，睁开眼，取了根烟。
“明白我说的了吧？”吉尔说，“你把他给逼疯了，因为替你担心，他自己都不正常了。”她在我椅子的一边，我妈在另一边，她们随时可以把我撕成两半。
“我巴不得马上就去死，省得碍别人的事，”我母亲平静地说道，“哈拿，请你帮帮我吧，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再来点咖啡，怎样？也许看上会儿新闻，”我说，“我和吉尔就该回家了。”
两天后的一大早，我去给我妈送行，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为她送行了。我没叫醒吉尔，就算她上班迟到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给狗洗澡和剪毛不是件要紧的事。我妈挽着我的手臂，我陪她走到车前，为她打开车门。她穿着白色的休闲裤，宽松的白衬衫和一双白拖鞋，头发向后挽着，扎着条头巾，也是白色的。那将会是晴朗的一天，天空透亮，已经泛出蓝色。
车的前排座位上放着地图和盛着咖啡的保温杯，我妈看着这些东西，好像已忘记了她刚把它们拿出来。她转过身，朝着我说：“让我再抱你一次，让我搂搂你的脖子。我知道，我会很久都见不着你的。”她用一只胳膊搂着我的脖子，把我往身边拉了拉，就哭了起来。但她几乎马上就停了下来，后退了一步，用手掌压住眼睛。“我说了我不会这样，我不会。让我再看你最后一眼，我会想你的，宝贝，”她说，“我只能咬牙挺过这一段，那么多难以承受的事我都经历过了，我想我会渡过这个难关的。”她上了车，把车子发动起来，让引擎空转着，她把车窗摇下来。
“我会想你的。”我说。我确实会。不管怎么说，她是我妈，我怎么会不想她呢？但是，老天原谅我，我同时有点高兴，她终于要走了。
“再见了，”她说，“告诉吉尔，谢谢昨天的晚饭，告诉她我向她说再见。”
“我会的。”我说。我站在那儿，想再说点什么，但不知说什么好。我们就这么互相看着，都想笑一笑，好让对方放心。突然，她眼睛亮了一下，我觉得她是想到了她的旅程和今天得开多远。她把眼睛从我身上移开，看看前方的路。然后她把车窗摇起来，挂上挡，就开到了十字路口，她不得不停下来等红灯。我等她过了红绿灯、向高速公路开去后，就回到屋里，接着喝咖啡。刚开始，心里觉得有点难受。过了一会儿，这股难受劲就过去了，我开始想些其他的事情。
几天后，母亲从她的新住处打来电话，她正忙着修理，每到一个新地方，她总是这样。她告诉我说，回到阳光充沛的加州后，感觉很好，我肯定会为此而高兴的。但她又说她住的地方空气里有点奇怪的东西，可能是花粉，让她老是打喷嚏。交通和过去比也拥挤多了，她不记得她住的地方有这么多车辆往来。自然，那里的人开车还是那么疯狂。“加州司机，”她说，“你还能期望什么？”气候异常地炎热，她觉得她公寓的空调运转不正常。我让她去找公寓的管理员。“需要她的时候你从来见不着她。”我母亲说。她希望她搬回加州不是个错误。她停顿了一下，等着我的回应。
我靠窗站着，话筒压在耳朵上，看着远处镇上的灯光和近处亮着灯的房子。吉尔在桌旁坐着，随手翻着那本目录，竖着耳朵在听。
“你没挂吧？”我母亲问道，“我希望你说点什么。”
不知道怎么，我突然想起了我爸用过的爱称，那往往是在他没喝醉、想对我妈说两句好听的话的时候用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每次听到这个，我就感觉好了点，不再那么害怕，对将来也更有信心。“亲爱的。”他会说，有时，为了显示亲密，他叫她“亲爱的”。“亲爱的，”他会说，“如果你去商店的话，能帮我带盒烟回来吗？”或“亲爱的，你感冒好点了吗？”“亲爱的，见到我的咖啡杯了吗？”
我还没想好接下来怎么说，这个词就从我嘴里滑了出来。“亲爱的。”我又重复了一遍，我叫她“亲爱的”。“亲爱的，不要怕。”我说。我告诉我母亲我爱她，我会给她写信。而后，我道了再见，把电话挂了。
我站在窗前，半天都没动，看着邻居家亮着灯的房子。一辆车从路上拐下来，开上了车道。门廊的灯亮了，房子的门也打开了，一个人走了出来，站在门廊上等着。
吉尔翻着商品目录，她停了下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她说，“这比我想象的更接近，你来看看，可以吗？”但我没去看，我对窗帘一点兴趣也没有。“外面有什么，宝贝？”她说，“说给我听听。”
有什么好说的？对面的人拥抱了一会儿，然后，他们就一起进屋了。他们忘记了关灯，后来想起来了，就把灯关掉了。
不管谁睡了这张床
电话是半夜打来的，凌晨三点，把我们吓了个半死。
“快接，快点接！”我妻子尖叫道，“老天爷，会是谁呀？快接电话！”
我摸不着电灯开关，但还是冲到放电话的房间，在第四声铃声后拿起了听筒。
“巴德吗？”一个女人说，听上去像是喝多了。
“天哪，你拨错号了。”我说，把电话挂了。
我打开灯，进了卫生间，就在这时，铃声又响了起来。
“接电话！”卧室里传出我妻子的尖叫声。“看在老天爷的分上，杰克，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冲出洗手间，一把拿起听筒。
“巴德？”这个女人说道，“你在干吗呢，巴德？”
我说：“听着，你拨错号了，别再往这儿打了。”
“我得跟巴德说话。”她说。
我挂上电话，等到铃声再次响起时，拿起听筒，把它放在座机的旁边。我能听见那个女人的声音：“巴德，请跟我说话。”我把听筒侧放在桌子上，关了灯，随手带上了房门。
回到卧室，我发现台灯已经打开，我妻子艾丽斯靠着床头板坐着，双膝蜷在被窝里。她背后垫着个枕头，几乎把我这边的床全占了，铺盖一直盖到她的肩膀处，床脚处的被单和毯子也被拉了出来。如果还想接着睡的话（我是这么想的来着），我们得把床重新铺一下了。
“这他妈都是怎么回事？”艾丽斯说，“电话线应该是拔掉的呀。我想是忘记了。一个晚上没拔，就这样。真不敢相信。”
艾丽斯和我住到一起后，我的前妻或孩子中的一个，常在我们睡觉后打来电话，想来骚扰我们。甚至在我和艾丽斯结婚后，他们还这么做。所以我们总在上床前把电话线拔掉。我们每天晚上拔电话线，拔了差不多一年，这已成了个习惯。这次大意了，结果就这样了。
“有个女的在找巴德。”我说。我穿着睡衣站在那儿，想上床，但没法上。“她喝醉了。往边上挪一点，亲爱的。我把听筒从座机上拿开了。”
“她打不进来了吗？”
“对，”我说，“你能不能往那边移一点，再给我点盖的？”
她拿起身后的枕头，把它放在床的一边，背靠床头板，挪了挪身子，又往后躺了躺。她看上去一点都不困，可以说是完全醒了。我上了床，拉过点铺盖，但是感觉不太对劲。我只有毯子，一点被单都没有，脚也从毯子下面露了出来。我侧过身来，面对着她，把腿蜷起来，总算把脚给盖住了。我们应该把床重新铺一下，我该这样建议一下。但我又想，如果现在就把灯关了，我们还有可能接着睡一会儿。
“亲爱的，可以把你那边的灯关了吗？”我尽量好声好气地说。
“先抽根烟，”她说，“然后接着睡。把烟和烟灰缸拿过来。你怎么动都不动？我们抽根烟。”
“还是睡吧，”我说，“看看都几点了。”钟就在床边上放着，谁都看得见它在说：三点半啦。
“别这样，”艾丽斯说，“经过这一通折腾，我得抽根烟才行。”
我下床去拿烟和烟灰缸。我不得不走进放电话的房间，但没碰电话，甚至连看都不想看它一眼。自然，我还是看了，听筒还在桌子上侧躺着呢。
我爬上床，把烟灰缸放在我俩中间的被子上，点了根烟，递给她，又给自己点了一根。
她在回忆电话响起时正在做的梦。“快想起来了，但记得不是很清楚。是和那个，那个，噢，想不起来和什么有关了，不确定，想不起来了。”她最后说道，“那该死的女人和她的电话。哼，‘巴德’，真想给她一拳。”她把烟摁灭，立刻又点着一根，喷着烟，盯着衣柜和窗帘发愣。她的头发散着，披在肩上。她弹了下烟灰，把目光转向床脚，还在想刚才的梦。
实际上，对她梦见了什么，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只想快点睡觉。我抽完烟，把烟摁灭了，等着她抽完。我一动不动地躺着，一句话不说。
艾丽斯睡觉时常做些很激烈的梦，这点很像我的前妻。她夜里在床上乱折腾，早上醒来时浑身是汗，睡衣全粘在身上。而且，和我前妻一样，她喜欢跟我讲梦的细节，并推测它可能代表什么或预示什么。我前妻常在睡梦里一边大哭，一边把被子蹬掉，就像有人在对她动手动脚一样。有一次，在一个异常激烈的梦里，她一拳打在我的耳朵上。尽管睡得很死，我还是一巴掌打了回去，正打在她的额头上。而后，我俩就大叫起来，不停地大喊大叫了好一阵，并不是因为我们弄疼了对方，而是两人都被吓着了。直到我打开灯，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过后，我们常拿这件事说笑——在梦里大打出手。后来，比这严重得多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们渐渐想不起那个晚上了，甚至在嘲笑对方时，也没再提起过这件事。
一次半夜醒来，我听见艾丽斯在梦里磨牙。这种怪声就在我耳边，一下子把我给弄醒了。我轻轻摇了摇她，她停了下来。第二天早上，她告诉我她昨晚做了个噩梦，就不再往下说了。我没追问她到底梦见了什么。其实我不是很想知道，梦里的事情有那么糟糕？都不愿意再提一下？当我告诉她她睡觉磨牙时，她皱了皱眉头，说得想点办法。第二天晚上，她带回来一个叫作“夜间防护”的玩意儿（睡觉时，她得把它安在嘴里）。她不得不采取点措施。她说，不能老这么磨下去，不然的话，要不了多久，牙就磨没了。她坚持戴了一个星期左右，就不再戴了。她说戴着不舒服，而且，很不美观。谁会去吻一个嘴里安着那玩意儿的女人，她说。显然，她有她的道理。
还有一次，她一边打我的脸，一边叫我厄尔，把我给弄醒了。我抓住她的手，捏了捏她的手指。“怎么啦？”我说，“亲爱的，你怎么啦？”她不说话，只是回握住我的手，叹了口气，又躺着不动了。第二天早上，当我问她昨晚梦见什么了，她声称什么梦都没做。
“那么谁是厄尔呢？”我说，“你在梦中提到的厄尔到底是谁？”她的脸红了，说她从来就不认识一个叫厄尔的。
台灯还亮着，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想的了，只能想到电话还没挂。我得去把它挂上，再把电话线拔了。然后，我们就该想睡觉这件事了。
“我去把电话弄一下，”我说，“然后就睡觉。”
艾丽斯弹了下烟灰，说：“这次一定要把电话线拔掉。”
我再次爬起来，去那个房间，开门，再开灯。听筒还在桌子上侧躺着。我拿起来，放在耳朵上，觉得应该听见拨号音，但里面什么声音都没有。我一时冲动，说了声：“喂。”
“哦，巴德，真的是你。”那个女人说。
我挂了电话，不等铃声再响，弯腰把电话线从墙上拔了出来。这可是个新鲜事，这个女人和她的巴德，简直太神秘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对艾丽斯汇报这个新进展，但这肯定会引发更多的讨论和进一步的猜测。我决定现在什么都不讲，等吃早饭的时候再说。
回到卧室，我看见她又点了根烟。我还注意到已经是早上四点了。我开始着急了。现在是四点，马上就会是五点，然后是六点，然后是六点半，然后就该起床去上班了。我躺了下来，闭上眼，决定先慢慢地数到六十，再提关灯的事。
“想起来了，”艾丽斯说，“我全想起来了。杰克，想不想听？”
我停止数数，睁开眼，坐了起来。卧室里到处是烟，我也点了一根。为什么不呢？让睡觉见鬼去吧。
她说：“我梦见有人在开派对。”
“那时候我在哪儿？”通常，不知为什么，我从来不在她的梦中出现。这让我有点不愉快，但我不想表现出来。我的脚又从被子下面露了出来，我把脚缩回去，用手臂支撑起身子，对着烟灰缸弹了弹烟灰。“又是一个不包括我的梦？那样的话，也没什么。”我深吸了口烟，屏了一会儿，吐了出去。
“亲爱的，梦里没有你，”艾丽斯说，“真对不起，你不在这个梦里，哪儿也见不着你。我当时很想你，真的很想你，这点我很确定。这就像我知道你就在附近，但却不在我需要你的地方。你知道我有时会一下就变得焦躁起来吧？就像我俩去了个人多的地方，被冲散了，我找不到你了那样。有点像那样，当时你在那儿，我想，但我找不到你。”
“接着讲你的梦。”我说。
她理了理盖在腰间和腿上的被，又取了根烟。我为她点着火。然后，她开始描述这个只提供啤酒的派对。“我根本不喜欢啤酒。”她说。但她还是喝了不少。正当她要离开时（准备回家，据她说），一只小狗咬住她的衣角，让她留下来。
她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了笑，尽管我看了一眼表，指针已经快指向四点半了。
在她的梦里，有人在演奏音乐——可能是钢琴，也可能是手风琴，天晓得。做梦有时就是这样，她说。不管是什么吧。她模模糊糊地记得她的前夫在梦里露了个面。他可能就是那个管酒的招待。人们都从一个桶里往外倒啤酒喝，用的是塑料杯子。她觉得她可能还和她的前夫跳了个舞。
“你为什么和我说这些？”
她说：“宝贝，这只是个梦而已。”
“你这样做我很不高兴。你本该在我身边躺着，却在那儿做与奇怪的狗、派对和前夫有关的梦。我很反感你和他跳舞这件事。你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告诉你我梦见我和卡罗尔跳了一夜的舞，你会怎么想？会高兴吗？”
“这不过是个梦而已，是不是？”她说，“别和我过不去。我什么也不说了。我知道不该说，这本来就不是个好主意。”她缓缓地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这是她在想问题时的习惯动作。她额头上出现了细小的皱纹，脸上露出了沉思的表情。“很抱歉你不在梦里，但假如我不如实告诉你，那不是在对你说谎吗？”
我点了点头，又轻抚了一下她的胳膊，表示没什么。我并不是真的很在意，我想我不会那样的。“宝贝，后来呢？把它讲完，”我说，“完了我们也许还能睡上一会儿。”估计我是想知道后来怎样了。我只听到她和杰瑞跳舞，如果还有其他什么，我需要知道。
她拍了拍身后的枕头，说：“就记得这些了，再也想不起什么了。该死的电话就是那个时候响起来的。”
“巴德。”我说。我看见灯光下面飘着的烟，整个房间里都弥漫着烟。“也许，我们应该打开一扇窗子。”我说。
“这主意不错，”她说，“把烟放出去，它对身体不好。”
“那还用说，肯定不好。”我说。
我再次爬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子往上提了几英寸。我能感觉到进来的冷空气，听见远处正在爬坡的卡车的换挡声，它正行驶在一条通向外州的公路上。
“我想要不了多久，我们就是美国仅有的烟鬼了。”她说，“说正经的，我们该考虑考虑戒烟了。”她说着，把手上的烟弄灭了，伸手去拿烟灰缸边上的烟盒。
“现在正是吸烟的季节。”我说。
我回到床上。床铺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而且，已经是早上五点了。我知道今天是无法再睡了，但是不睡又能怎样？难道书上有这么一条规定？难道不睡就一定会倒霉？
她捻着一撮头发，把它捋到耳朵后面，看着我说：“最近，我额头上的这根血管不大对劲，跳得时快时慢。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我不想去想它，说不定哪天我就会中风什么的。不都是那样的吗？头上的一根血管一下子就爆开了？这可能就是我的命运。我妈、我外婆，还有我的一个姨妈，都是中风死的，我家有中风史。就像心脏病，或是太胖什么的，中风是遗传的。”她说：“反正迟早是会出事的，对不对？所以完全可能是中风，那也许就是我的死法。现在感觉到的很像是早期症状。每次开始跳得都很轻，像是在提醒我，而后，它就开始嘣嘣地跳，嘣、嘣、嘣。每次都吓我个半死。趁着还不晚，我们得把这该死的烟给戒了。”她看着手上剩下的半截烟，狠狠地把它摁灭了，并试图用手把烟雾扇开。
我仰面躺着，冲着天花板发愣，觉得只有在凌晨五点，才会冒出这样的话题来，又觉得我也得说上几句。“我很容易就气喘吁吁的，”我说，“刚才跑去接电话，我气都快接不上来了。”
“那有可能是因为焦虑，”艾丽斯说，“谁受得了这个，这个时候给你打电话。我真想把那个女人扯个稀烂。”
我从床上坐起来，背靠着床头板，把枕头垫在背后，像艾丽斯那样，把自己弄得舒服一点。“告诉你一件我没提过的事，”我说，“我的心脏偶尔会悸动，就像发疯一样。”她专注地看着我，等着我的下文。“有时，我觉得它就要从我的胸膛里跳出来，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引起的。”
“为什么不告诉我？”她说。她握住我的手，捏了捏。“你从来没提过这件事。听着，亲爱的，如果你有什么不幸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会垮掉的。经常会这样吗？太吓人了。”她还握着我的手，但手指已移到我的手腕上，来搭我的脉。她就这样一直握着我的手腕。
“不告诉你是不想吓着你，”我说，“有时就会这样，上周就有一次。而且，发作的时候我没做什么特别的，我可能正坐在椅子上看报，或在开车，或正推着个车在超市购物，和我当时用不用力气没有关系。它说来就来——嘣，嘣，嘣，就这样。我很奇怪，声音那么响，别人怎么听不见，我自己听得很清楚。不管怎样，实话对你说，我真有点害怕了。”我说：“所以说，我如果不死于肺气肿或肺癌，或是你说的中风的话，很可能会死于心脏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