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伸手去拿烟，给了她一根。今晚的觉是别想再睡了。今晚我们到底睡觉了没有？一时间我都有点不确定了。
“谁能知道自己会怎么死？”艾丽斯说，“如果活得足够长的话，怎么死都有可能。可能会是肾衰竭，或类似的疾病。我的一个同事，她爸刚死于肾衰竭。如果你有幸活得足够长的话，就可能得这种病。肾脏坏掉后，身体里全是尿酸，死前，整个身体的颜色都变了。”
“太好了，听上去太美妙了，”我说，“我想我们该换个话题了，是怎么聊到这儿来的？”
她没回答，身体离开枕头，向前倾着，抱着腿。她闭上眼，把头靠在膝盖上，开始慢慢地前后摇晃，好像在听音乐。但这里根本没有音乐，起码我没听见。
“你知道我现在想要什么吗？”她说。她停止了摇晃，睁开眼，侧过脸来朝着我。她笑了一下，让我知道她没事。
“亲爱的，你想要什么？”我的腿放在她的脚腕上。
她说：“我想来点咖啡，没错。来杯浓浓的黑咖啡。我们醒都醒了，不是吗？谁还会再回去睡觉？我们喝点咖啡吧。”
“我们咖啡喝得太多了，”我说，“咖啡对身体也不好。我不是说一点咖啡都不喝，只是说我们喝得太多了，这只是我的观察。”我加了一句：“其实，我可以自己来一点。”
“太好啦。”她说。
但我俩都没动地方。
她甩了甩头发，又点了根烟。烟雾在房间里萦绕着，其中一部分飘向开着的窗户。小雨落在窗外的院子里。烟雾报警器响了起来，我伸手把它关掉。而后，我将枕头放到头下，躺了下来，冲着天花板发了会儿呆。“我们想过每天早晨有个女孩把咖啡端到床前，这么好的主意怎么就没被实现呢？”我说。
“真希望有人给我们端杯咖啡来，”她说，“管他是男孩还是女孩，我现在真的想喝得不行。”
她把烟灰缸放到床头柜上，我以为她要起床了。总得有人起来把咖啡煮上，再把冻果汁放进搅拌器里，不是我，就得是她。但她非但没起来，反而往床中间挪了挪。床铺早就是乱七八糟的了。她从被子上拣起个什么，又随便在上面擦了擦手，然后抬起头。“你在报上看到那则新闻了吗？一个家伙端着把枪，闯进特护病房，让护士们把他父亲呼吸机的管子给拔掉。你读到过没有？”艾丽斯说。
“在新闻上看到过类似的事，”我说，“但主要是在谈论某个护士，她把六个还是八个人接在呼吸机上的管子给拔了。到目前为止，没人知道她究竟拔了多少根。她从拔她妈的开始，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我猜就像发了疯一样。她说她觉得自己是在帮助别人。她说她希望别人也这么对她，如果他们真的关心她的话。”
艾丽斯移到了床脚那边。她面对我坐着，腿还放在被里。她把腿插在我的两腿中间，说：“新闻里说的那个四肢瘫痪的女人，她不想活了，想把自己饿死，还记得吗？她在告她的医生和医院，因为他们用强迫进食的方法来维持她的生命。你信吗？简直是疯了。他们一天把她捆起来三次，拿一根管子捅到她的喉咙里，用这种方法来喂她早饭、午饭和晚饭。他们给她接上呼吸机，因为她的肺已不能自己工作了。报纸上说，她请求他们把管子给拔了，或者让她把自己饿死。她恳求他们让她去死，但他们不理睬。她说她开始只想死得有点尊严，现在，她气疯了，要去告所有的人。你说这奇怪不奇怪？是不是写小说的好素材？”“我有时头疼，”她又说，“也许和这根血管有关，也许无关。我不想让你担心，所以头疼时没告诉你。”
“你胡说些什么？”我说，“看着我，艾丽斯。我是你丈夫，如果你还没忘记的话，我有权利知道。如果你哪儿不舒服，我应该知道。”
“但你又能做什么！只会干着急。”她用腿碰了一下我的腿，然后又碰了一下，“对不对？你会让我吃点阿司匹林。我太了解你了。”
我看了眼窗户，天已经透亮。我能感觉到从窗户吹进来的潮湿的微风。雨已经停了，但看上去随时会下大雨。我又看着她。“实话对你说，艾丽斯，我的肋部常常会剧痛。”刚说完，我就后悔了。她肯定会担心，要和我谈这件事。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冲澡和吃早饭。
“哪一边？”她说。
“右边。”
“那有可能是你的阑尾，”她说，“那样问题就不大了。”
我耸了耸肩。“天晓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时不时就来那么一下子，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我感到那里一阵剧痛，非常疼。开始，我还以为是肌肉给拉伤了呢。顺便问一下，胆囊在哪一边？左边还是右边？有可能是我的胆囊，也许是胆结石，天晓得。”
“其实那不是块石头，”她说，“一颗胆结石其实只是一个小微粒，或类似的东西，和铅笔尖差不多大小。不对，等一下，我可能把它和肾结石弄混了，我其实对这些一窍不通。”她摇了摇头。
“胆结石和肾结石又有什么差别？”我说，“天哪，我们连它们在身体的哪一边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俩加起来，还是个不知道。但我在哪儿读到过，肾结石是可以排出去的，如果是肾结石，一般情况下是死不了人的。疼是肯定的。不知道胆结石是怎么回事。”
“我喜欢你那句‘一般情况下’。”她说。
“我知道，”我说，“听着，我们得起来了，已经很晚了，都快七点了。”
“知道了，”她说，“好吧。”但她还坐在那儿。她接着说：“我外婆有关节炎，后来严重到无法自己走动，甚至连手指都弯不了。她不得不整天戴着手套坐在椅子上。最后，她甚至连一杯可可都端不住。她的关节炎就那么严重。后来，她又得了中风。我外公在我外婆去世后不久，就住进了养老院。不那样的话，就得有人整天陪着他，没人有这个时间，也没有钱去请全天看护。所以，他只好去了养老院。在那儿，他的身体状况恶化得很快。他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后，一次，我妈去那儿看他，回来后对我们说了那里的情况。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当时说的。”她看着我，好像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似的。我确实不会。“她说：‘我爸都认不出我来了，他甚至不知道我是谁。我爸已经成了植物人。’这就是我妈说的。”
她用手捂住脸，身体向前倾，哭了起来。我挪到床脚，和她并排坐着，拿起她的一只手放在我的腿上，再用手臂搂着她。我俩呆坐着，看着床头板和床头柜，还有那座钟以及它边上放着的几本杂志和一本小说。我们坐在床的这一端，这是我们平时睡觉时放脚的地方。看起来就好像，不管谁睡了这张床，离开时一定很匆忙。我知道将来只要一看见这张床，就会想起它现在的样子。我们在思考一些东西，但我无法确切地说出它们到底是什么。
“我不想让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她说，“或者你的身上。”她用毯子的一角擦了擦脸，深深地吸了口气，听上去像哭一样。“对不起，我控制不住自己。”她说。
“不会的，不会发生的，”我说，“别为这个操心了，好不好？我们身体好好的，会一直好下去。不管怎么说，离那个时候还早得很。嗨，我爱你，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这才是最要紧的。别担心，宝贝。”
“我要你向我保证。”她说着，把手抽了回去，又把我的手从她的肩头拿开。“我要你答应在必要时，把我的管子拔了。我是说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的话。你听见我说的了吗？我不是在开玩笑，杰克。如果有必要，我要你拔掉我的管子。你能答应我吗？”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该说些什么呢？又没有书上写好的现成答案可用。我需要想一下。我知道如果告诉她我会按她说的去做，也没什么，这只不过是说说而已，是吧？说说是很容易的。但其实不止这些，她需要的是一个诚实的答复。对此，我还没有太大的把握，我不应该仓促行事。不管说什么，都不能不考虑后果和她的感受。
我还在考虑这个问题，她又说道：“你呢？”
“怎么？”
“到了那一刻，你想让人把你的管子拔掉吗？当然，但愿这样的事永远不会发生。”她说，“我得知道你的想法，要你亲口对我说，如果发生了不测，你要我做什么。”她盯着我，等着我的回答。她需要把这个答案存档，准备以后用。当然，我可以对她说，宝贝，如果你觉得这是为我好的话，就拔吧。这么说说也是很容易的，但我得再想想。我还没来得及表态是否要为她做那件事呢，现在又得考虑我自己的情况。我不想草率处理。这简直是疯了，我俩都疯了。我意识到，我现在所说的，将来是有可能要兑现的。我们现在谈的东西很重要，这是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她一动不动地等着我的回答。看得出来，不给她一个答案，我们今天什么也别想干了。我又想了一会儿，说出了我想说的：“别拔我的。我不想让别人拔我的管子。只要可能的话，就让我和机器连着。有谁会不同意？你会反对吗？我这么做冒犯谁吗？只要大家看着我不恶心，没有痛苦到哀号，就别拔。让我就那么拖下去，好不好？拖到最后一秒钟。请我的朋友来和我道别。不要草率行事。”
“严肃点，”她说，“我们在讨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很严肃，别拔我的管子。就这么简单。”
她点了点头。“那好，我答应你不拔。”她抱着我，紧紧地，足有一分多钟。而后，她松开我，看了眼钟，说：“老天爷，我们得快点动起来了。”
我们起床，穿衣服，和平时相比也没什么不同，只是节奏快了点。我们喝咖啡和果汁，吃英式小松糕，谈论天气。是个阴天，风很大。我们不再说拔管子的事了，也不提疾病、医院和与此有关的东西。我吻了吻她，让她在前门廊上打着伞，等接她上班的车。然后我赶紧钻进我的车，很快地发动，向她挥了挥手，开走了。
白天上班时，我控制不住自己，总在想今天早晨的谈话内容，原因之一是缺乏睡眠而导致的疲劳。我觉得自己很脆弱，止不住地胡思乱想。有一阵，大家都不在，我趴在办公桌上，想睡上个两分钟。但刚一合上眼，我又开始想那些问题。我脑子里出现了一张医院的病床，没别的，就一张病床，放在一个房间里。而后，我看见床被一个氧气帐罩着，床边有一些屏幕和巨大的监控器，就像电影里的那种。我睁开眼，在椅子上坐直，点了根烟，一边抽烟一边喝了点咖啡，看了眼时间后，又接着工作。
五点钟的时候，我实在是困得不行了，只好开车回家。外面在下雨，我不得不很小心地开车，非常地小心。路上还有一起交通事故，有人在红绿灯附近把前面的车给撞了，但我觉得应该没有人受伤。车还在路中间停着，人们在雨中围成一团，交谈着。尽管这样，路还没有被彻底堵上，警察已放好了提示用的闪光灯。
见到妻子后，我说：“天哪，这一天下来我是累垮了。你怎么样？”我们吻了对方。我脱下外套，挂起来，接过艾丽斯递过来的饮料。也许是因为这事一直困扰着我，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有个新的开始，我说：“好吧，如果这是你希望的，我会帮你把管子拔掉的。如果你想让我这么做，我会去做的。如果你觉得我现在就答应你能让你高兴点，我这就对你说，我会为你做这件事。在我认为有必要时，我会亲自或让别人把你的管子拔了。但我说过的有关拔我管子的话仍然有效。现在，我再也不想去想这个问题了，提都不想再提它了。就这个问题，我觉得该谈的都已经谈过了，能考虑到的都已经考虑到了。我已经累坏了。”
艾丽斯笑了。“很好，”她说，“至少现在我弄清楚了之前不明白的事。也许我神经不太正常，但现在我觉得好多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也不想再去想这件事了。但我很高兴我们谈过了。我也不会再提它了，我保证。”
她拿开我的饮料，放在桌子上的电话旁边，然后搂着我，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是这样，我刚才对她讲的那些话，和这一天来我想到的一些东西，让我觉得像是跨越了一条看不见的线，到达了一个从未想过要去的地方。这是个很奇怪的地方，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这儿的。在这里，一个无害的梦和一些清晨半醒半睡的谈话，竟让我考虑起死亡和毁灭来了。
电话铃响了起来。我们松开对方，我拿起听筒。“喂。”我说。
“喂。”一个女人回答道。
就是早上打电话的那个女人，但现在她的酒已经醒了，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她听上去不再是醉醺醺的了。她声音不高，很理智，请我帮她和巴德·罗伯特取得联系。她向我道歉，她不想给我添麻烦，但这件事很紧急。她为有可能给我造成的麻烦向我道歉。
在她说话时，我胡乱摸索着我的烟，取了一根，放在嘴里，用打火机点着。然后，该我说话了。这是我对她说的话：“巴德·罗伯特不住在这里。这不是他的号码，这个号码永远不会是他的，我决不会去认识你说的这么个人。请别往这儿打电话。别打了，好不好？听见我说的了吗？你如果再这样，小心我扭断你的脖子。”
“这个可恶的女人。”艾丽斯说。
我的手抖个不停，我想我的声音起作用了。正当我想告诉这个女人，让她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时，我妻子迅速地跑过来，她弯下腰，就这么一下，电话就断掉了，我什么也听不到了。
亲密
我在我前妻居住的小镇子停留了一下，反正要去西部办点事。我们已有四年没见面了，但时不时地，当我的东西出版了，或报纸杂志上登出和我有关的东西——人物评述或是采访——我总把它们寄给她。除了觉得她有可能对这些感兴趣外，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不管怎么说，她从未回过信。
早上九点，我事先没打电话，说真的我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
但她让我进了家门。她似乎并不惊讶。我们没有握手，更别说亲吻了。她把我领进客厅，我刚坐下她就端来了咖啡，然后她就倒出了心里话。她说我让她痛苦，让她觉得自己被孤立、被羞辱。
一点不错，我觉得自己到家了。
她说，你很早就开始不忠了。你干起那些亏心事从来都是心安理得的。不，她说，不是这么回事。至少，开始时不是这样。那时你不一样，我想那时我也不一样。一切都不一样，她说。不对，是你到了三十五岁，或是三十六岁以后，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吧，在你三十五六岁的时候，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可真的是开了头了。你背叛了我。你做得很漂亮。肯定有点自鸣得意吧。
她说，有时我会尖叫。
她说她希望我在提到过去时，忘掉那些艰难的时光、糟糕的时光。多花点精力在好时光上面，她说。难道就没有一点好时光？她希望我别再老提那个话题了，她对此已经厌烦了，不想再听了。这都成了你的个人爱好了，她说。做了的已经做了，覆水难收。一个悲剧，是的。上帝知道这是个悲剧，比悲剧还要悲惨。但为什么总提它呢？你翻那些旧账从来就没觉得累过？
她说，对过去的事你就放手吧，看在老天的分上。那些旧事伤人。你心里除了那些总该还有些别的吧。
她说，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有病。我觉得你像臭虫一样疯狂。嗨，你不会相信别人说你的那些吧，会吗？根本别去信他们。听着，我也可以给他们说几件事。如果他们想听故事的话，让他们来找我谈谈。
她说，你在听我说吗？
我在听，我说。洗耳恭听。
她说，我真的是受够了，王八蛋！谁让你今天来这儿的？我他妈的没说让你来。你就这么来了，就这么晃进来了。你到底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血？你想要更多的血吗？我以为你已经喝饱了呢。
她说，就当我已经死了。我现在想一人安安静静地待着。我唯想要的就是一个人安静地待着，不再被别人惦记着。嗨，我四十五岁了，接下来就是五十五、六十五。你放过我吧，行吗？
她说，你为什么不把黑板擦干净，看看之后你还有什么？你为什么不从一张白纸开始呢？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多远。
她说得连她自己都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了，不过是一种神经质的笑。
她说，你知道吗？我有过一次机会，但我放过了。我就这么放过了它。我不觉得我告诉过你。现在你看着我，看着！趁你在这儿你给我看好了。你抛弃了我，你这个婊子养的。
她说，那时我多年轻，是个更好的人。也许你也是。一个更好的人，我是说。你肯定是。你那时比现在更好，不然我肯定不会和你有任何关系的。
她说，我曾经那么爱你，爱得都发了狂。我爱过你，超过爱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想象一下。现在看来是多么可笑。你想象得出来吗？我们从前是那么亲密，我现在都无法相信。我现在觉得那是最奇怪的事情，就是记忆中曾和某个人如此亲密。想到那种亲密我都要吐了。我无法想象自己再和其他人那么亲密了，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过。
她说，坦白地说，我是想说，从现在起我不再想掺和到这里面。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上帝还是谁？你连给上帝舔靴子的资格都没有，给谁舔的资格都没有。先生，你一直在和有病的人为伍。但我又能知道什么？我甚至不再知道我还知道什么。我知道我不喜欢你把什么都和盘托出。这点我知道。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是吧？我说的对吗？
对，我说，对得不能再对了。
她说，你什么都会说对，不是吗？你很容易就让步了。你总是这样做。你没有任何原则，一点也没有。只要能避免争吵随便怎样都行。但这不重要了。
她说，还记得我对你拔刀的那次吗？
她像是在随便说说，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不太清楚了，我说，那一定是我罪有应得，但我记不清了。接着说，别停下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她说，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我想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儿了。是的，哪怕你自己不知道，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来这儿。但你是个老狐狸，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儿，你是来这儿钓鱼的，来猎取素材的。我猜得八九不离十吧？我说得对吗？
告诉我那把刀的事，我说。
她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真后悔我没有用那把刀。真的，我真的很后悔。我想了又想，后悔没有用它。我有这个机会，但我犹豫了。一犹豫就错过机会了，就像别人说的。但我真该用它，管他三七二十一呢。我至少该在你胳膊上划上一刀，至少该那样。
嗯，你没有，我说，我以为你会用它来划我，但你没有。我把它从你那儿夺走了。
她说，你总是走运。你抢走了它，然后你扇了我。但我还是后悔，哪怕稍微用一下那把刀呢，哪怕就那么一下也会让你记住我的。
我记住的很多，我说。说完就后悔了。
她说，阿门，兄弟。如果你还没注意到的话，这才是争论的核心，这是问题所在。就像我刚说的，我觉得你只记住了那些不好的事情，你只记住了那些低级的、丢脸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一说到刀你就来了兴趣。
她说，我想知道你有没有过任何一丁点后悔，不管那玩意儿现在还重不重要。不怎么重要，我估计。但如今你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后悔，我说。说实话，我对它没什么兴趣。后悔是个我不常用的词，我想我几乎没有这种情感。我承认我对事物的看法比较阴暗，起码有时是这样的。但后悔？我不会。
她说，你真是个婊子养的，你自己知道吗？一个无情、冷血的婊子养的。有人告诉过你这个吗？
你告诉过我，我说，很多次。
她说，我总是说实话，哪怕它伤人。你永远不会逮到我说假话。
她说，我早就看清楚了，但还是晚了点。我是有机会的，但我让它从指缝里溜掉了。我有一阵甚至想着你会回来。我为什么要那么想？我肯定是昏了头了。我现在情愿把眼睛哭瞎了，也不会让你得到那种满足。
她说，你知道吗？如果你现在被火烧着了，如果就在这一刻你全身着了火，我连一瓢水都不会往你身上泼的。
说完她笑了起来，然后她的脸又沉了下来。
她说，你他妈为什么来这儿？你想再听点什么吗？我可以就这样不停地讲上好几天。我知道你为什么跑来，但我想听听你怎么说。
我没有回答，我就那么坐在那里，她继续往下说。
她说，自从你离开以后，打那时起，什么都不重要了。孩子、上帝，没一样重要了。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我的生活停止了。我的生活本来一直在往前走，往前走，然后它停了下来。不是慢慢地停下来，而是猛一下子就停了下来。我想，如果我对他来说一文不值的话，那么，我对自己和别人来说也一文不值。我从来没有感觉这么糟糕过。我觉得我的心都要碎了。我在说什么呢？它已经碎了。它当然碎了。它碎了，就这样。它现在还是碎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这下子你全知道了。我的鸡蛋全放进了一个篮子，她说。筐子，篓子，我所有的臭鸡蛋都放进了一个篮子。
她说，你已经找到别人了，是不是？没花太多的时间。你现在很幸福。起码他们是这么说你的：“他现在可幸福了。”嗨，你寄来的东西我都读了！你以为我没读？听着，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先生，我从来都知道。我过去知道，现在也知道。我看透了你的心思，你给我记好了。你内心深处是片丛林，黑森林，是个垃圾桶，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如果他们还想问什么事，让他们来找我好了。我知道你是什么货色。只要让他们来这儿，我会让他们听个够的。我是当事人。我伺候过你，伙计。你在你所谓的作品里展示我、嘲笑我，让张三李四来可怜我、评判我。问问我是否在意。问问这有没有让我难堪，开始吧，问啊。
不，我说，我不会问的。我不想讨论那个。
你当然不想！她说，而且，你也知道为什么不！
她说，亲爱的，不是想冒犯你，有时我觉得我可以给你一枪，然后看着你在那儿抽搐。
她说，你都不敢看着我的眼睛，敢吗？
她说，我和你说话时你都不敢看着我的眼睛。这是她的原话。
那么，好吧，我就看着她的眼睛。
她说，这就对了。好吧，现在我们总算有点进展了，也许吧，有进步。从和你说话的人的眼睛里，你能看出许多东西。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但你还知道别的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你这个的，但我会告诉你。我有这个权利，我挣得了这个权利，宝贝。你把你自己当成另外一个人了。这是问题的实质。但我又知道什么？他们过一百年都会这样说。他们会说，她算老几？
她说，不管怎么说，你他妈的肯定是把我当成别人了。嗨，我连名字都不一样了，不是我生下来时的名字，不是我和你住在一起时的名字，甚至不是我两年前的名字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他妈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听我说，我现在想独自一人待着。求你了。这又不犯法。
她说，你就没有其他该去的地方了？没有飞机要赶？难道这一刻你不该待在一个离这里很远的地方？
没有，我说。我又说了一遍：没有。没别的地方，没有非去不可的地方。
随后我做了一件事。我伸过手，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她上衣的袖子。就这样。我就这样碰了一下，随即就把手收了回来。她没有退缩，也没有动。
我接下来又做了另一件事。我跪了下来，一个像我这样的大块头跪下来，我捧起她的裙摆。我在地板上干什么？我希望我能说出来。但我知道这是我应该待的地方，我拉着她的裙摆跪在那里。
她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然后她说，嗨，好了好了，傻瓜。你有时候真蠢。站起来。我让你站起来。听着，没什么了。我现在已经缓过来了。我是花了点时间才缓过来的。你以为怎样？你以为这事还没完？你一走进来，突然整个该死的过去就又回来了。我需要发泄一下，但是你知我知，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她说，很长一段时间里，亲爱的，我感到悲痛欲绝。悲痛欲绝，把那个词记在你的小笔记本上。我告诉你，这是英语里最悲伤的一个词，这是我切肤的体会。不管怎样，我最终挺了过来。一个智者曾经说过，时间是个绅士。或者是个受尽磨难的老妇人，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她说，我现在有了自己的生活，和你的相比是种不同的生活，但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去比。这是我的生活，这很重要，在我变老的过程中必须认清这一点。总之，别太难受了。我是说，有一点难受没什么，也许吧。那不会伤着你，也就只能有这点期待了，即使你无法让自己后悔。
她说，你现在必须起来，离开这里。我丈夫马上就要回来吃午饭了。我怎么和他解释这样的事情？
简直是疯了，我仍然拉着她的裙摆跪在地上。我不想松手。我像只狗一样，我像是钉在了地板上，好像一点也动弹不了。
她说，站起来。怎么了？你还想从我这儿得到点什么。你想要什么？想让我原谅你？这就是你来这儿的目的？就是这样，是吧？这就是你大老远跑来的原因。刀的事也从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你。我以为你已经忘掉了呢。但你需要我来提醒你。好吧，如果你走的话我会再说点。
她说，我原谅你。
她说，你现在满意了吧？好点了吧？高兴了？他现在高兴了，她说。
但我还跪在地上。
她说，你听见我说的了吗？你现在必须离开。嗨，傻瓜。亲爱的，我说了我原谅你，我甚至提醒了你刀的事情，我现在想不出来我还能做什么。你的目的全达到了，宝贝。快点，你必须离开这里。起来。这就对了。你的块头还是这么大，不是吗？这是你的帽子，别忘了你的帽子。你过去从来不戴帽子，我这辈子从来没见你戴过帽子。
她说，听我说，看着我，仔细听着我要说的。
她靠近了点。她离我的脸只有三英寸左右。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没这么靠近了。我小口呼吸着，免得她听见，我等着。我觉得我的心跳慢下来很多，我觉得是这样。
她说，你尽管写，就好像你不得不写一样，别想其他的了。和过去一样。你这么做已经很久了，想必不会太难的。
她说，好了，我说完了。你自由了，是吧？至少你觉得是这样了。终于自由了。那是开玩笑，但别笑。不管怎样，你感觉好点了，不是吗？
她和我一起走过过道。
她说，如果我丈夫这时走进来，我无法想象该怎样向他解释。但有谁还在乎这个，是不是？说到底，谁还会把这当回事。此外，能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对了，他叫弗雷德，是个正派人，工作努力。他很在乎我。
她陪着我来到前门，这期间前门一直是开着的。光线、新鲜空气和街上的声音通过那扇门涌进了屋里，而我们却没有注意到。我向外看了看，天哪，早晨的天空上挂着白色的月亮。我从未见过这么奇异的景象，但我害怕去谈论这个，我害怕。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甚至有可能会掉下眼泪来，我也许对自己说的话连一个字也不明白。
她说，你也许还会回来，也许不会了。这些都会慢慢消失的，要知道。很快你又会感到难受，也许这可以写成个好故事，但如果真的写成了，我不想知道写了什么。
我道了再见。她没再说什么。她看着自己的手，然后把手放进了口袋里。她摇了摇头，回到了屋里，这次她关上了门。
我沿着人行道往前走。几个孩子在街道的一头扔橄榄球，但他们不是我的孩子，也不是她的孩子。到处都是树叶，甚至连水沟里都是。无论往哪儿看，都是一堆一堆的树叶。我走过时它们从树枝上落下来，每走一步我都要把鞋子踩进树叶里。该有人在这儿花点功夫，该有人拿把耙子来，把这儿清理一下了。
牛肚汤
我睡不着，确信妻子薇姬睡着后，我爬了起来，透过卧室的窗户，向街对面奥利弗和阿曼达的房子张望。奥利弗已经走了三天了，但他的妻子阿曼达醒着。她也睡不着。现在是凌晨四点，外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没有风、没有车，连月亮也没有——只有奥利弗和阿曼达住处的灯还亮着，窗前堆满了树叶。
几天前，我实在坐不住了，就去耙院子里的叶子——薇姬和我的院子。我把叶子收集到袋子里，扎上袋口后放在路边上。我当时有股冲动，想走到街的对面，把那里的叶子也耙一耙，但我没这么做。对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是我的错。
奥利弗走后我只睡了几个小时。薇姬见我在家里没头绪地乱转，看上去焦虑不安，就决定把事情联系起来。她现在已经在她那一侧躺下了，蜷缩在床垫上，占了十英寸左右的地方，她上床后就固定好自己的位子，怕睡着后不小心滚到我这边来。她躺下后还没动过，抽泣了一会儿，睡着了。她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也一样。
我几乎吃掉了薇姬所有的药片，但还是睡不着，有点躁动不安。也许如果我一直往那边看，就能瞥见阿曼达在她家里走动，或者发现她正在窗帘后面偷看，想了解这边的情况。
如果我真的看见她了呢？那又怎样？又能做些什么？
薇姬说我疯了，昨晚她还说了些更难听的，但谁能责怪她呢？我告诉了她——我不得不这么做——但我没告诉她是阿曼达。当阿曼达的名字被提起时，我矢口否认。薇姬怀疑过，但我不会说出名字。我不会说是谁，尽管她不停地逼我，并在我头上打了几下。
“是谁又有什么关系？”我说，“你从来没见过这个女人。”我说谎道：“你不认识她。”她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打我的。
我感到异常兴奋。我的画家朋友阿尔弗雷多说到他的朋友在药劲快过去时常用这个词，异常兴奋。我是有点这样。
这简直是疯狂。我知道，但我没法不去想阿曼达。事情已经糟到这种程度，我甚至发现我在想我的第一任妻子莫莉。我爱过莫莉，我曾经以为，我爱她会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我不停地想象阿曼达穿着那件粉色睡衣的样子，我很喜欢她穿的那件，还有那双粉色的拖鞋。我确信她此刻正坐在黄铜台灯下的那张大皮椅里。她在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她的身边有两个烟灰缸，都满了。椅子左边紧靠台灯的茶几上堆着杂志——那些正派人读的杂志。我们是正派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是。就在这一刻，在我想象中，阿曼达正在翻阅一本杂志，不时停下来看一眼插图或者漫画。
两天前的下午，阿曼达对我说：“我再也读不进去书了。谁有这个时间？”这是奥利弗离开后的第一天，我俩在城市工业区的一个小咖啡馆里。“谁还能集中精力？”她搅着咖啡说，“谁还读书？你读吗？”（我摇摇头。）“肯定有人读，要我说的话。你看商店橱窗里摆着的这些书，还有那些读书俱乐部。有人在读，”她说，“会是谁？我一个读书的人都不认识。”
这就是她说的话，没头没尾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在谈书，我们是在谈我们的生活，这和书没有一点关系。
“你告诉奥利弗时他说了什么？”
我突然感到我们所说的这些话，以及这种紧张、警惕的表情，属于那些平时我一打开马上就关掉的午后电视节目里的人物。
阿曼达垂下目光，摇了摇头，像是不忍去回想。
“你没说是跟谁，对吧？”
她又摇了摇头。
“你肯定吗？”我等着，直到她从咖啡上抬起她的目光。
“我没提谁的名字，如果你是问这个的话。”
“他说没说他要去哪儿？要走多久？”我说，同时希望我听不见自己说的话。我谈论的是我的邻居，奥利弗·波特，他被赶出家门这件事，我也有份。
“他没说去哪里，可能在一家旅馆吧。他说我应该做好安排然后离开——离开，他说，腔调就像是在念《圣经》——离开他的家，离开他的生活，在一周之内。我想他那时就会回来。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就这件要紧的事情做个决定，宝贝，你和我必须马上拿定主意。”
现在轮到她来看着我了，我知道她在寻找我要终身承诺的迹象。“一个星期。”我说。我看着我的咖啡，它已经冷了。一会儿的工夫，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们正在试着去接受。我没想到什么长久的事，即使有的话，我们早该在我们从调情发展到相爱，再发展到下午幽会的那几个月里就想到了。不管怎么说，我们正处在一个严峻的时刻，极为严峻。我们从来没想到过——再过一百年也想不到——我们会在一个下午，躲在一个咖啡馆里，来为这样的事情做决定。
我抬起眼睛，阿曼达开始搅她的咖啡。她不停地搅着。我触到她的手，勺子从她手上掉了下来。她捡起来，又开始搅。在这个亮着日光灯的破旧咖啡馆里，我们和坐在桌旁喝咖啡的随便一位客人没什么区别，几乎没什么区别。我握住阿曼达的手，似乎有了点不一样的感觉。
我下楼时薇姬还在她那一侧躺着，我打算热点牛奶喝。我原先睡不着时就喝威士忌，但我戒掉了，现在只喝热牛奶。喝威士忌的那些日子里，半夜我会被难以忍受的干渴弄醒，但那时，我总是提前做好准备：比如，在冰箱里放一瓶水。醒来时我会严重脱水，从头到脚被汗湿透，我会晃到厨房，我知道在冰箱里肯定能找到一瓶冰水。我会把它一口气喝掉，喝个痛快，整整一夸脱的水。有时我会用个杯子，但不经常这样。突然我会再次酩酊大醉，在厨房里走麻花步，我至今也闹不清楚这个——前一分钟还清醒着，下一分钟就又醉了。
用莫莉的话说，喝酒是我命运的一部分，这么说吧，她对命运相当地重视。
由于缺乏睡眠，我感到狂躁。我几乎情愿用任何东西来换一觉，像老实人那样睡一个好觉。
我们为什么非要睡觉？为什么在某些紧急情况下睡得少，而在另外一些紧急情况下反而睡得多呢？比如，我父亲中风那次。他从昏迷中醒来——在病床上躺了七天七夜后——平静地对房间里的人说了声“嗨”，然后用目光找到我。“嗨，儿子。”他说。五分钟后，他死了。就这样——死了。在那段非常时期里，我从来没有脱了衣服上床睡觉。有时，我可能会在等候室的椅子上打个盹，但我从来没有上床睡过。
再就是大约一年前，我发现薇姬有了外遇。知道后我没去和她对峙，而是上床去睡觉。我好几天都没起来，也许有一个星期吧，我也记不清了。我是说，我会起身去厕所，或者去厨房做个三明治，我甚至会穿着睡衣去客厅，下午的时候，会试着读会儿报纸。但是我坐在那儿就睡着了，过一会儿会醒过来，睁开眼，回到卧室接着睡。我怎么睡都睡不够。
事情过去了，我们挺了过来。薇姬放弃了她的男朋友，或许是他放弃了她，我从来也没弄清楚，只知道薇姬离开了我一会儿，然后回来了。但我有种感觉，这次我们挺不过去。这次不一样，奥利弗给阿曼达下了最后通牒。
但是，或许奥利弗此刻也没睡，他正在给阿曼达写信，恳求和解，这难道就不可能？甚至就在这一刻，他正飞快地写着，试图说服她，她对他和女儿贝丝所做的是愚蠢的、灾难性的，对一家三口来说都是个悲剧。
别做梦了。我了解奥利弗，他冷酷，不宽恕别人。他会一棍子把槌球打到下一条街上去——他已经这么做了。他才不会去写这种信。他给她下了最后通牒，不是吗？——没什么好说的了。一星期。现在是第四天，还是第三天？奥利弗有可能睡不着，但他如果醒着的话，他会坐在旅馆客房的椅子里，手里端着加了冰的伏特加，脚跷在床上，电视小声地开着。除了鞋子，他穿戴整齐。他没穿鞋——这是他作出的唯一让步，最多再松开个领带。
奥利弗冷酷无情。
我热好牛奶，用勺子刮掉上面的奶皮后，把牛奶倒进杯子。我关掉厨房的灯，端着杯子进了客厅，在沙发上坐下，从这儿我可以看见街对面亮着灯的窗户。但我烦躁不安，根本坐不住，我把腿跷在另一条腿上，然后又换过来。我感觉全身在冒火，想去打碎一扇窗户，或者去把所有的家具都重新布置一遍。
睡不着觉时，你脑中会闪过多少事情啊！先是在想莫莉，有一阵我甚至都记不起她的模样了，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还是孩子时就断断续续地待在一起了。莫莉说过她会永远爱我，现在剩下的唯一记忆是她坐在餐桌旁哭泣，肩膀向前耸着，手捂住脸。永远，她说，但事情的结果并不像她说的那样。最后她说，没关系，她不在乎我和她以后是不是生活在一起，我们的爱情存在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这就是她在我和薇姬搬到一块儿住以后在电话里对薇姬说的。莫莉打电话来，和薇姬通上了话，她说：“你有你和他的关系，但我永远有我的。他的命运和我的是连在一起的。”
我的第一任妻子莫莉，说起话来就像那样。“我们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她原先不那么说话的。只是到了后来，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她才开始用像“宇宙”啦、“赋权”啦这样的一些词。但我们的命运并没有连在一起——即使曾经连过，至少现在没有连着。我甚至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不是很确定。
我想我能指出那个确切的时间，那个真正的转折点：莫莉的希望彻底破灭的时间。那是在我开始和薇姬幽会以后，莫莉发现了。一天，莫莉教书的中学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快点，你妻子在学校门口翻跟头，你最好来一趟。”我把她领回家后，我开始听见“更高的能量”和“顺应潮流”这一类的话。我们的命运被“修改”了。假如说过去还有点犹豫的话，我当时是飞快地离开了她——离开了这个我从小就了解的女人，多年的好友、知己，我最亲密的人。我抛弃了她。理由之一是我被吓着了，吓坏了。
这个和我一起开始生活的女孩，这个甜蜜的人儿，这个温柔的灵魂，结果竟去算命的、看手相的和看水晶球的人那里寻求答案，试图弄明白该怎样继续生活下去。她辞了工作，取出自己的退休金，从那以后，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先参考一下《易经》。她开始穿奇怪的衣服，那些有很多紫色和橘黄色的皱皱巴巴的衣服。她甚至和一帮整天围坐在那儿——我不是在开玩笑——试图腾空的人掺和在一起。
莫莉和我一起长大时，她是我的一部分，当然，我也是她的一部分。我们相爱，命中注定在一起。那时我信这个，但我现在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我不是在抱怨，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一无所有，但还得这样活下去。没有什么是命中注定的了。往后的事，随便你觉着怎样就怎样了。会冲动，会犯错，就跟其他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