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曼达？我倒是希望能够相信她，老天保佑她，但她遇到我时也正在寻找一个人。人们在不安分时都是这样：他们开始做某件事情，相信这会一劳永逸地改变现状。
我想到前院喊几嗓子。“这一切都不值得！”我想让大家听到这个。
“命中注定。”莫莉说。据我所知她现在还在谈论这个。
除了厨房的那盏灯，对面所有的灯都熄灭了。我可以试着给阿曼达打个电话。我可以这样做，看看到底会把我怎么样！如果薇姬听见拨号声或说话声后下楼来，那怎么办？如果她拿起楼上的话筒听，那又怎么办？而且，总存在着贝丝来接电话的可能。这个时候我可不想和小孩子说话。实际上，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和莫莉说几句，但这再也不可能了——她已不再是莫莉，而是另外一个人了。但我能说什么？我不也成了另外一个人了。
我希望我能像这里的随便哪一位邻居——这些普通、正常、没什么成就的人一样，回到卧室，躺下，睡觉。今天会是个重要的日子，我想有所准备。我希望自己能睡上一觉，醒来，发现生活中的一切都变了。不一定非得是那些大事，像和阿曼达的事，或者和莫莉的过去，还有那些我力所能及的事。
就说我母亲的事情吧。我曾经每月给她寄钱，但后来我开始把钱集中起来，一年两次寄给她。我在她的生日和圣诞节给她寄钱。我想：这样就不用担心忘记她的生日，忘记她的圣诞礼物了。再不用去担心什么，大功告成。很长一段时间，一切都像钟表一样准确无误。
去年她跟我要（是在两次寄钱之间，三月或者是四月）一个收音机。一个收音机，她说，会让她的生活大不一样。
她想要的是个小小的带闹钟的收音机。她可以把它放在厨房里，可以在晚上做饭的时候听一会儿，还可以用来看时间，这样她就知道什么时候该把东西从烤箱里取出来，或者还有多久她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就要开始了。
一个小小的闹钟收音机。
她先暗示我。她说：“我真想有个收音机，但我买不起，我想只能等到我生日那天了。我的那个小收音机摔坏了，我缺个收音机。”我缺个收音机。这是她在我们通电话时说的，她写信时也提到了这个。
最后我说了什么？我在电话里对她说我买不起收音机。在给她的一封信里也这么说了，好让她彻底明白。我在信里写道，我买不起收音机。我说，我无法比现在做得更多。这就是我当时说过的话。
但事实不是这样！我完全可以多做一点，我只是说我不能。我买得起一个收音机，这又能花多少钱？三十五美元？加了税也不到四十美元。我可以买了收音机寄给她。如果我自己嫌麻烦的话，可以让商店里的人寄。或者，我可以给她寄张四十美元的支票，并附张纸条说：妈，这钱是给你买收音机用的。
不管怎样我都花得起这个钱。四十美元——开玩笑，我怎么可能花不起这点钱。但我没去做，没去花这个钱。这似乎是个原则问题，起码当时我是这么对自己说的——这是个原则问题。
哈。
后来怎样了？她死了。她死了。她从杂货店往家走，回她的公寓，抱着装她买的东西的袋子，然后她栽倒在别人家的灌木丛里，死了。
我飞过去办理后事。她还在验尸处放着，他们把她的钱包和买的东西放在办公桌的后面。我没心思去翻他们递给我的钱包，她从杂货店买回的东西包括一罐纤维素、两个葡萄柚、一盒奶酪、一夸脱的脱脂牛奶、几个土豆和洋葱，和一袋已经开始变色的肉馅。
天哪！看见这些东西后我哭得停都停不下来，我觉得自己会一直哭下去。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个女人有点不知所措，她给我端了杯水。他们给了我一个袋子来装母亲买的东西，另一个袋子装她的私人物品——钱包和假牙。随后，我把假牙放进外套口袋，开着租来的车，去把它交给殡仪馆的人。
阿曼达家厨房的灯还亮着。明亮的灯光洒落在那些树叶上。也许和我一样，她也害怕了。也许她把这盏灯当作夜灯留着。也许她还没睡，正在厨房的灯下给我写信。阿曼达在给我写信，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会设法把信交到我手里。
想到这我才意识到，从我们认识后，我还从来没收到过她的一封信。我们发生关系的这段时间里，不论是六个月还是八个月，我连一张她写的纸片都没见到过。我甚至不知道她会不会写字。
我想她是会的。她当然会。她谈到过读书，不是吗？当然这没什么关系。唔，也许有一点，我想。不管怎样我都是爱她的，是吧？
但我也从来没给她写过什么。我们总是在电话里或者当着面说话。
莫莉，她喜欢写信。甚至我们已不生活在一起了，她还给我写信。薇姬会把她的信从信箱取出来，一声不响地丢在餐桌上。后来，来信逐渐少了下来，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怪。每次读到她的信，我都要起一身鸡皮疙瘩。信里到处都是“预感”和“兆头”这样的话。偶尔她会说有个声音在告诉她该做什么或去哪儿。有一次她告诉我说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俩仍然“在同一个频段”上。她总能准确地知道我的感受，她说。她时不时地“接收到我的信号”。读着这些信，我脖子后面的汗毛都立了起来。她还有了个代替命运的新词：业报。“我在跟随我的业报，”她写道，“你的业报转错了方向。”
我想去睡觉，但这又有什么用？马上大家都要起来了。薇姬的闹钟一会儿就会响起来。我希望我能上楼，睡到妻子身边，对她说对不起，这是个错误，让我们忘掉这些吧。然后睡觉，醒来时她躺在我的怀里。但我已丧失了这个权利，我已被拒之门外，回不去了！即使我那么去做，正如我希望的那样，上楼，悄悄睡到薇姬身边，她也可能会醒来并对我说，你这个狗杂种。你敢碰我一下，婊子养的。
她这是说的什么话？我根本就不会去碰她一下。不会那样，我不会。
在我离开莫莉之后，在我抛弃她约两个月后，莫莉真的犯了病。那个一直潜伏着的崩溃来了。她姐姐确保她得到了她所需要的照顾。我在说什么？他们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他们不得不这么做，他们说。他们把我的妻子给送走了，但那时我已和薇姬住在一起，正在戒威士忌。我不能为莫莉做任何事情。我是说她在那儿，我在这儿，即使我愿意，我也无法把她从那儿弄出来。但事实上，我并不想这么做。她在那儿，他们说，是因为她需要在那儿。没人提命运的事，事情已超出了那个范畴。
我甚至没去看望她——一次也没去过！那时我觉得自己在那儿见到她会受不了。但是，老天爷，我是个什么玩意儿？一个不能共患难的朋友？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但我又能对她说些什么？我对所有这一切很抱歉，宝贝。我想我可以那么说。我打算写信来着的，但没写，一个字都没写。其实，你仔细想一想，我在信里面又能说什么？他们对你怎么样？宝贝。我抱歉你现在待在这么个地方，但别放弃。还记得那些好时光吗？还记得我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吗？嗨，很抱歉他们这样对你，抱歉事情的结果竟是这样。对不起，现在说什么都是废话。对不起，莫莉。
我没有写。我想我在试图忘掉她，假装她从来没有存在过，谁是莫莉？
我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得到了他人的妻子薇姬。现在我觉得没准我把薇姬也弄丢了。但薇姬不会去为精神失常的人准备的夏令营，她可不是个好对付的。她离开前夫乔·克拉夫特时，连眼皮都没眨一下，我想她不会为此而少睡一觉的。
薇姬·克拉夫特·休斯。阿曼达·波特。这就是命运带我来的地方？来这个街区的这条街上，搅乱这些女人的生活？
在我没注意的时候，阿曼达家厨房的灯灭掉了。刚才还在的那个房间，现在像其他房间一样不见了。只有前廊的灯还亮着，阿曼达肯定忘掉关了，我猜。嗨，阿曼达。
有一次，在莫莉去了那个地方以后，我自己头脑也不太正常——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我也疯了。一天晚上，我们一伙人在朋友阿尔弗雷多家里喝酒听唱片。那时我对什么都不在乎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我觉得，都已经发生了。我感觉失去了平衡，没了目标。不说了，反正我当时在阿尔弗雷多那儿待着。他画的热带鸟和动物挂满了四壁，还有些画靠着东西（比如说桌腿或砖头和木板搭成的书架）立着，还有些画堆在后门廊上。厨房成了他的工作室，我在餐桌旁坐着，面前放了杯酒。对着巷子的窗户的一侧支着个画架，桌子的一头放着些挤扁了的颜料管、一块调色板和几支画笔。阿尔弗雷多正在几英尺外的柜台那儿为自己倒酒。我喜欢这个小房间的简陋和实用。客厅里音响的音量被调高了，声音充满了整个屋子，连厨房窗户的玻璃都在窗框里抖动。突然，我开始发抖，先是手在颤抖，接着胳膊和肩膀也颤抖起来，我的牙齿开始咯咯作响，杯子都拿不住了。
“怎么了，哥们儿？”当他转身看见我的样子时，阿尔弗雷多说，“嘿，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了？”
我无法对他讲。我能说什么？我觉得我身上的某种疾病正在发作。我努力抬起肩膀，又放了下来。
阿尔弗雷多走过来，拉了把椅子在我身边坐下。他把他那双画家的大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还在颤抖，他能感觉得到。
“哥们儿，你哪儿不舒服？对这一切我真的很难过，哥们儿。我知道你现在真的很难。”然后他说他要为我做牛肚汤。他说这对我的病有好处。“对你神经有帮助，哥们儿，”他说，“能让你马上镇静下来。”他有做牛肚汤的所有原材料，他说，他本来就想做一点。
“你给我听着，听我对你说，我现在就是你的家人。”阿尔弗雷多说。
那是凌晨两点，我们都喝醉了，满屋都是喝醉酒的人，立体声的音量开到了最大。阿尔弗雷多走到冰箱跟前，打开冰箱取出了点什么。他关上冰箱的门，看了看他的冷冻箱，找到一包东西。然后，他在碗橱里找了找，从洗碗槽下方的柜子里拿出一口大平底锅。他一切就绪了。
牛肚。他先放进牛肚和一加仑的水，然后切了点洋葱加到已经烧开了的水里，又把西班牙香肠放到锅里，然后，他往开水里放了点胡椒，又撒了点辣椒粉，然后是橄榄油。他打开一大罐番茄酱，全倒了进去，加了几瓣蒜，几片白面包，盐和柠檬汁。他打开另外一个罐头——是玉米糊——也倒进锅里。他把所有的都放了进去，然后把火拧小，盖上锅盖。
我看着他。阿尔弗雷多站在炉子前面做牛肚汤、和别人说话时，我坐在那儿发抖。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时不时摇摇头，吹吹口哨。不时有人进厨房来取啤酒，但阿尔弗雷多始终认真地料理着他的牛肚汤。他就像在自己的老家莫雷利亚，在新年的第一天为家人做牛肚汤。
大家待在厨房里，开玩笑，取笑他半夜三更的做什么牛肚汤，阿尔弗雷多没有回应。不久他们就离开了，只剩下了我俩。最后，阿尔弗雷多拿着勺子站在炉子旁，在他的注视下，我从桌旁慢慢站起身，走出厨房，进了卫生间，然后打开卫生间的另一扇门，去了客房，躺在那儿的一张床上睡着了。醒来时已是下午，牛肚汤早没了，锅泡在洗碗槽里，肯定是那帮人把它给吃掉了。他们吃了之后一定平静下来了。所有的人都走了，房子里很安静。
后来我最多又见到过阿尔弗雷多一两次。那晚以后，生活使我俩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那天晚上在场的其他人——天晓得他们去了哪里？我可能到死都喝不上牛肚汤了，但又有谁能知道？
难道这就是命运？一个中年男人和他邻居的老婆发生关系，然后和一个愤怒的最后通牒扯在了一起？这是什么样的命运啊？一周，奥利弗说过，现在只剩三四天了。
外面有辆亮着灯的车开过。天已泛青，我听见一些鸟开始啼鸣。我决定自己不能再等下去了，不能就这么坐着，什么也不做——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了，我不能一直等下去。我等了又等，但结果呢？薇姬的闹钟马上就会响，贝丝会起床穿衣去上学，阿曼达也会醒来。所有邻居都将醒来。
在后门廊上，我找到一件旧牛仔裤和一件运动衫，我换下了睡衣，然后穿上白色的帆布鞋，一双“酒鬼”鞋——要是阿尔弗雷多在的话，肯定会这么称呼它们。阿尔弗雷多，你现在在哪里？
我到了外面，去车库找到草耙子和装草的袋子。我拿着耙子，绕到屋前准备开始时，我意识到在这件事上我已没有了选择。天已经亮了，亮到足以让我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我什么也没再想，就开始耙落叶。我把我们院子的每一英寸都耙到了。做好这件事也很重要。我把耙子插进草皮，使劲地往回拉。草的感受肯定像你被人使劲揪了一下头发那样。不时有车从路上驶过并慢下来，但我连头都不抬。我知道车里的人会怎么想，但他们大错特错，他们连一半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高兴地耙着树叶。
我耙完我们的院子，把袋子放在路边上，然后我开始耙隔壁邻居巴克斯特家的院子。过了几分钟，巴克斯特太太来到门廊上，还穿着她的睡袍。我没和她打招呼。我没感到难堪，也不想显得不友好。我只想接着干我正在干的活儿。
起先她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儿她说：“早上好，休斯先生。今早怎么样？”
我停下手上的活儿，用胳膊擦了下前额。“我一会儿就完，”我说，“希望你不会介意。”
“我们不介意，”巴克斯特太太说，“只管干你的。”我看见巴克斯特先生在她身后的门洞那儿站着。他已穿戴好准备去上班，休闲裤、夹克衫和领带，但他没走到门廊上来。巴斯克特太太转身看着巴克斯特先生，他耸耸肩。
没关系，反正这儿已经干完了。还有其他的院子，更重要的院子在等着。我跪下来，抓住耙柄的下端，扯出耙子上面的最后几片叶子，放进袋子，把袋口扎起来。我无法控制自己，待在那里，手里拿着耙子跪在草地上。我抬起头来，看见巴克斯特夫妇俩从门廊的台阶走下来，穿过潮湿好闻的草地向我缓缓走来。他们在几英尺远处停住脚，仔细地打量着我。
“要我说……”我听见巴克斯特太太说。她还穿着睡袍和拖鞋。外面很寒冷，她捏住睡袍的领口。“你为我们做了件大好事，真的，你做了件好事。”
我什么都没说。甚至连“别客气”都没说。
他们在我前面又站了一会儿，我们谁都没再说什么。我们之间好像达成了某种默契。很快，他们转身回家了。头顶上，在那些老枫树的树枝上——这些树叶就来自那里——鸟开始互相打招呼。至少我觉得它们是在相互打招呼。
突然车门砰地响了一声，巴克斯特先生已坐在车道上的车里，车窗摇了下来。巴克斯特太太在前门廊那儿冲他说了些什么，巴克斯特先生慢慢地点了点头，并朝我这儿转过脸来。见我拿着耙子跪在那儿，他的表情起了变化。他皱了皱眉头。往好里说，巴克斯特先生只是个正派的普通人——一个你不会错把他当成任何特殊人物的家伙。但他是特殊的。对我来说，他是。起码他睡了个完整的好觉，在去上班前拥抱了他的妻子。甚至在离开之前，已有人期待他几个小时后回家。诚然，和那些伟大的事件相比，他的回家只算得上是个小事件——但仍然是一个事件。
巴克斯特把车子发动起来，踩了一下油门。然后他毫不费力地把车倒出车道，刹车，换挡。开上街道时，他慢了下来，迅速朝我这儿看了一眼。他把一只手从方向盘上抬起来。这可能是致意，或者是个撵我走的手势。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手势。然后，他转过脸朝城里的方向望去。我站起来，也抬起手——确切地说，不是在挥手，但与挥手很接近。还有些车子也开了过去。其中一个司机一定以为他认识我，因为他友好地轻轻摁了一下喇叭。我向两边望了望，穿过了街道。
大象
我知道给我弟弟这笔钱是个错误，我不需要再有任何人欠我什么了，但当他打电话来说他付不出房子的分期付款时，我又能做什么呢？我从来没在他的房子里住过——他住在一千英里外的加利福尼亚州，我连看都没有看过他的房子——但我不想让他失去它。他在电话里边哭边说，他正在失去他挣来的一切。他说他会还我的，二月，他说，也许会更早，但不管怎样，不会迟于三月。他说他退税的钱已经在路上了，而且，他说，他有一小笔投资二月就到期了。关于这笔投资他守口如瓶，所以我没有追问细节。
“相信我，”他说，“我不会坑你的。”
去年七月他丢掉了工作，因为他工作的公司——一个做玻璃纤维绝缘材料的工厂决定解雇两百个员工。从那时起他就靠失业救济金度日，现在他的救济金没了，存款也花光了。他也不再有医疗保险，工作没了，保险也就没了。他妻子比他大十岁，患有糖尿病，需要治疗。他只好卖掉一辆车，是她的车，一辆旧的旅行车。而且，一周前他把电视也送进了当铺。他告诉我他搬着电视机在当铺街走了好几个来回，从一家走到另一家，想当个好价钱，结果把背都扭伤了。最终有人给了他一百美元，买走了这台很大的索尼电视机。他跟我大讲这台电视机，讲他怎么把背给扭伤的，好像这样就可以打动我，除非我的心比石头还硬。
“我已经彻底趴下了，”他说，“只有你能拉我一把。”
“多少钱？”我说。
“五百。当然，再多我也用得掉，谁不能呢？”他说，“但我想现实一点。五百美元我还还得起。再多的话，跟你说实话，我就吃不准了。哥，我不想开这个口，但你是我最后的依靠了。我和伊尔玛·琼很快就要流落街头了。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这就是他所说的。这些都是他的原话。
我们又谈了点别的，大多与我们的母亲和她的问题有关，但长话短说，我寄了钱给他。我不得不这样。我觉得我必须这么做，其实不管我觉不觉得，结果都一样。我在寄支票时给他附了封信，说他应该把钱还给我们的母亲，她就住在他那个镇子里，她既穷困又贪婪。过去的三年里，不管刮风下雨，我都按月给她寄支票。但我想如果他把欠我的钱付给她，这就可以让我脱离困境，喘上口气。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有几个月不用为那笔钱发愁了。而且，这是实话，我觉得他可能更愿意把钱付给她，因为他们就住在同一个镇子里，经常见面。我所做的这一切只是想保护一下自己。因为尽管他有还我钱的良好意愿，但意外总是存在的，它会妨碍良好意愿的实现。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眼不见，心不烦。但他不会坑他自己的母亲。没人会那样做。
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写信，试图让大家明白要做什么、可以期待什么。我甚至往我母亲那儿打了好几个电话，试图给她解释清楚，但她对整个交易持怀疑态度。我在电话里对此作了一番解释，但她还是很怀疑。我告诉她三月一号和四月一号的那笔本来该我出的钱将由比利出，他欠我钱。她会得到她的钱的，不用为此担心。唯一不同的是这两个月的钱不再由我来付，而是由比利来付。他会付这笔通常由我寄给她的钱，而不必先把钱寄给我，再由我转寄给她，他会直接付给她。无论怎样，她都没必要担心。她会得到她的钱，但在这两个月里，钱将从他那儿来，来自他欠我的钱。我的天哪，我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来打电话。真希望我每写一封信就能挣五十美分，告诉他我告诉了她什么，再告诉她可以期待从他那儿得到什么——诸如此类的东西。
但我母亲不相信比利。“如果他拿不出来怎么办？”她在电话里对我说。“那怎么办？他的境况很糟糕，我很同情他，”她说，“但是，儿子，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他没钱给我呢？如果他付不出呢？那怎么办？”
“那样的话我会付给你，”我说，“就像从前一样，如果他不付，我付。但他会付的，别担心，他说了会付就会付的。”
“我并不想担心，”她说，“但我还是担心。我担心我的儿子们，其次我担心我自己。我从没想到过我的一个儿子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真高兴你爸没有活着看到这些。”
三个月里，我弟给了她五十美元，这钱是他欠我的，应该由他付给她，或许他给了她七十五美元。有两种矛盾的说法——他的和她的，他本该付给她的五百美元，其实，只付了五十美元或者七十五美元，看你愿意相信谁的故事。我只好把剩余的给她补齐了，和过去一样，我不得不往外掏钱。我弟弟完蛋了。这是我妈打电话来要她的那份钱、我给我弟弟打电话问是怎么回事时他对我说的——他完蛋了。
我妈说：“我让邮递员去他卡车里查查，看看你的信是不是掉在座位后面了，然后我去问周围的邻居是否错拿了我的信。为这事我急得都要发疯了，宝贝。”她接着说：“一个母亲该怎么想这件事？”在这件事里谁会去关心她的利益？她想知道这个，她想知道什么时候她能收到她的钱。
我这才给比利打了电话，看看这只是单纯的拖延还是彻底的崩溃。但据比利说，他没戏了，彻底玩完了。他正在卖房子，他只是后悔没早点开始卖，并希望能尽早脱手。房子里已没有能卖的东西了，除了用来吃饭的桌椅外，其他的东西都被他卖光了。“我希望可以去卖血，”他说，“但又有谁会买？就我这运气，我可能患有不治之症。”自然，投资这档子事没有成。当我在电话里问到这个，他只说没能兑现。退税的钱也没到手，联邦税务局把退款给扣下了。“屋漏偏逢连夜雨，”他说，“对不起，哥，我也不愿意这样的事发生。”
“我理解。”我说。我确实能够理解，但这并没有让我好过些。不管怎么说，我没从他那儿拿到我的钱，我母亲也没有，我只好继续按月给她寄钱。
我很痛心，真的，谁不会呢？我为他难过，希望麻烦没找上他的门，但我自己也自顾不暇了。但至少，从今以后，不管发生了什么，他再也不会找我要钱了，因为他还欠着我钱。没人会那样对你的，起码我是这么觉得的，但这只能说明我是多么无知。
我卖力地工作，每天一早就起来去上班，一整天都在努力工作。回到家我就一屁股坐进那个大椅子，动都不想动，好一会儿我才把鞋带松开。然后我就那么坐在那儿，连起身打开电视的力气都没有。
我为我弟弟的遭遇感到难过，但我也有我自己的困难。除了母亲外，还有另外几个人在用我的薪水。我有一个前妻，我要按月给她寄钱，我必须这么做。我本不想这么做，但法庭说我必须这么做。我还有一个女儿，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贝灵汉，我每月都得给她寄点什么。她的孩子要吃饭，不是吗？她和一个连工作都不想找的猪猡住在一起，一个你给他一份工作他也保不住的家伙。有一两次他确实找到一份工作，但他要不睡过了头，要不就在去上班的路上车坏了，要不他干脆就不去了，就这样，连句解释都没有。
很久以前，有一次，当我还像一个男人一样想问题时，我威胁说要杀了那个家伙。但这不重要了。此外，那个时候我酒喝得很凶。不管怎样，这狗日的至今还在到处闲逛。
我女儿会写些这样的信给我，说他们怎样靠吃燕麦粥度日，她和她的孩子们。（我估计他也在挨饿，但她知道最好别在给我的信里提他的名字。）她说只要我稍稍帮她一把，到了夏天她的情况就会好转，她确信到了夏天她就能缓过来。实在不行的话，但她确信肯定行，她有好几个备用方案——她总可以在鱼罐头工厂找份工作，那里离她住处不远。她将穿戴着橡胶套鞋、橡胶衣服和橡胶手套，把三文鱼往罐头里装。或者，她可以在路边的摊子上，向那些坐在车里、在边境线排队等着进入加拿大的人兜售根汁汽水。大夏天坐在车里的人一定会口渴，对不对？他们会嚷嚷着要喝冷饮。不管是这份工作还是那份工作，无论决定去做哪份工作，到了夏天就好了。她只需要撑过这一段时间，所以这就是需要我的时候。
我女儿说她知道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她想像别人一样自立，她再也不愿意把自己看成一个受害者。“我不是一个受害者，”有天晚上她在电话里对我说，“我只是个年轻女人，有两个孩子和一个跟我住在一起的婊子养的懒鬼，和其他女人没什么两样，我不怕吃苦，只要给我一个机会，这是我对这个世界唯一的要求。”她说没钱对她自己倒是无所谓，但在转机来临、机会前来敲门之前，她最担心的还是孩子。孩子们总在问她姥爷什么时候来看他们，她说。就在这一刻，他们正在画那个汽车旅馆里的秋千和游泳池，一年前我去看他们时在那儿住过。夏天是关键所在，她说。如果能坚持到夏天，麻烦就没有了，她的状况就会改观，她知道会的。我的一点点帮助会让她熬过这一段。“没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爸。”这就是她说的。我的心差点碎了，我当然得帮她，我为自己多少能帮上她而感到高兴。我有工作，不是吗？和她以及我家里所有人相比，我算是事业有成了，和其他人相比，我走在康庄大道上。
我寄去了她要的钱，她每次开口我都寄钱去。后来我对她说，如果我在每月的第一天给她寄一笔钱，不会很多，但毕竟是钱，事情就会简单得多。这是她靠得住的钱，不是别人的，而是她的钱——她和她孩子的，至少我是这么希望的。我真希望有个办法，让那个跟她住在一起的狗日的吃不到用我的钱买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橙子或一片面包，但我做不到。我只好把钱寄给她，不去想他是否很快就会大吃特吃我买的鸡蛋和点心。
我的母亲、我的女儿和我的前妻，不算我弟弟，已有三个人在用我的薪水了，但我儿子也需要钱。高中毕业后，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他妈的家，去了东部的一所大学。那么多的地方，他偏偏选中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所大学。有谁听说过新罕布什尔州？但他是这个家庭里（父母两方全算上）第一个还愿意去上大学的，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起先我也是这么以为的，我怎么会知道这最终会让我焦头烂额。他从银行东借西借地维持生活。他不愿意在上学的同时再做一份工作，这是他说的。那当然，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甚至有点同情他。谁喜欢工作？我就不喜欢。但当他把眼前能借的都借了，包括足够去德国上大三的钱，我不得不开始给他寄钱，很多的钱。最终，当我说我不能再寄了，他回信说如果那样的话——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就去贩毒或者去抢银行，做任何他不得不做的事来挣钱为生。他不被击毙或送进监狱，我就该庆幸了。
我回信说我改了主意，我可以给他寄点钱。我还能做什么？我不想在手上沾上他的血。我不愿意老去想我的孩子被抓去坐牢了，或遭遇其他更糟糕的事。我的良心已经够沉重的了。
这已经四个人了，对吧？还没算上我弟，他还不是个常客。我眼看就要疯了。我不分白天黑夜地发愁，睡也睡不着。我每月付出去的几乎和我挣来的一样多。你不需要是个天才或懂经济学才明白，这种状况不可能持续下去。我只好借了笔贷款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成了我另一份按月的付款。
我开始削减开支。比如，我只好停止外出用餐。因为我一人生活，在外面吃饭是我生活里的一件乐事，但这已成为过去。想看电影时，我也得提醒提醒自己。我买不起衣服，不能去看牙医。车子眼看就要散架了。我需要双新鞋子，但还是忘了它吧。
过上一阵我会觉得受够了，我就给所有的人写信，威胁说我要改名换姓，告诉他们我将辞去工作，告诉他们我计划搬到澳大利亚去。是这样，我说去澳大利亚是认真的，尽管我对澳大利亚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它在地球的另一端，而这正是我想待的地方。
但真的去想这件事时，没有一个人相信我会搬去澳大利亚。他们拿捏了我，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知道我很绝望，他们为此很难过并告诉了我。但他们断定，到了月初，当我不得不坐下来写支票时，心中所有的火气自然都会烟消云散。
在收到一封我说要搬到澳大利亚的信后，我母亲来信说她不再想成为我的累赘了。等她腿上的肿一消，她就去找工作。她今年七十五岁，但她也许可以再回去做女招待，她说。我给她回信，叫她别说傻话了，我说我很高兴能帮助她。我确实是，我很高兴能帮她。我所需要的是中个大奖。
我女儿知道去澳大利亚只是我告诉大家我受够了的一种方式，她知道我需要喘口气，需要些鼓励。所以她写信说她要把孩子让别人看着，季节一到自己就去装罐头。她年轻，有力气，她说。她觉得她可以一周工作七天，每天上十二到十四小时的班，没问题。她要做的就是告诉自己她能行，让脑子兴奋起来，身体自然就会响应。她需要做的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看护。这是件大事。了解到工作时间会有多长，以及孩子们开始时会有多亢奋，（这是由于他们每天可以吃那么多的冰棍、同笑乐可可糖和M&M’s豆之类的东西，孩子们就是喜欢吃这样的东西，不是吗？）就知道他们需要一个非常特殊的看护了。尽管如此，她觉得只要不停地找下去，就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人。但她需要买工作用的靴子和衣服，而这是我可以帮忙的地方。
我儿子来信为他给我添的麻烦而感到抱歉，觉得如果他把他自己的事一次性地了结了，对他对我都更好。就说一件事，他发现他对可卡因过敏。它让他流泪，也影响到他的呼吸，这意味着做毒品交易时他无法亲自品尝，所以他经销毒品的事业还没起步就已经夭折了。不活了，他说，最好在太阳穴那儿来一枪，当场死掉。或者去上吊，这样就可以免去借枪的麻烦，也可以把买子弹的钱省下来。这些是他在信里说的，如果你能相信的话。他在信里附了一张他去年夏天在德国留学时的照片，他站在一棵大树的下面，粗大的树枝就在他头上几英尺处悬着，照片里的他面无笑容。
我前妻在我要去澳大利亚这件事上没说什么。她没有说的必要。她知道每个月的第一天她会拿到钱的，哪怕不得不来自遥远的悉尼。如果没拿到，她只需要拿起电话，打给她的律师。
以上是我弟弟在五月初的某个星期天下午打电话来时我的处境。那天我开着窗户，宜人的微风穿过屋子，收音机响着，屋后山坡上开满了野花，但我一在电话里听见他的声音就开始冒汗。自从我们就那五百美元发生争执后，我一直没有他的音讯，所以我不相信他会试图打动我，好从我这儿得到更多的钱。尽管这样，我还是开始冒汗了。他问我的情况怎样了，我就滔滔不绝地说起薪水单和所有其他的东西。我说了燕麦粥、可卡因、鱼罐头工厂、自杀、抢银行，以及我怎样无法去看电影和下馆子。我说我的鞋子上面有个洞。我说了自己无止境地给前妻寄钱。当然，这些他都知道，我说的一切他都知道。照旧，他说听到这些让他很难过。我不停地往下说，反正话费是他的。他说话的时候我在想，比利，你怎么来付这次通话的钱？最后我明白了是我将为这次通话付费。用了不到一分钟，谁付电话费的事就定了下来。
我看着窗外，天空是蓝色的，有几片白色的云彩，几只鸟站在电话线上。我用袖子擦了擦脸。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我突然停了下来，呆望着窗外的群山，等着。这时我弟弟说：“我不想求你，但——”他说到这里时，我的心往下一沉。紧接着他就提出了请求。
这次是一千美元。一千美元！他的状况比上次打电话来时更糟了。他给了我一些细节：要账的就在门口——大门口！他说他们用拳头砸门时，窗户哗哗地响，房子在晃动。砰、砰、砰，他说。没有地方可藏。他的房子眼看就要被掀掉了。“帮帮我，哥。”他说。
我到哪儿去弄这一千美元？我使劲握住话筒，离开了窗户，说：“但是你上次借的钱还没还我。这怎么说？”
“我没有吗？”他说，做出很惊讶的样子，“我还以为我还了。不过，我想还来着。我努力来着，老天爷，帮帮我吧。”
“你本该把那笔钱还给妈的，”我说，“但你没还。我不得不按月给她钱，和过去一样。这事没完没了，比利。你听着，我每往前走一步，就后退两步。我会沉下去的。你们都会沉下去，你们拉着我和你们一起往下沉。”
“我还了一部分给她，”他说，“我确实还了她一点。准确说，我还了她一点。”
“她说你给了她五十美元，就这些。”
“不对，”他说，“我给了她七十五美元，她忘掉了另外的二十五美元。有天下午我在她那儿，我给了她两张十美元的和一张五美元的。我给她的是现金，她忘记了。她的记忆力在衰退。听着，我保证这次说话算话，我对天发誓。加上过去欠的和这次要借的，我寄张支票给你。我们交换支票，把我的支票放两个月再兑现，这是我唯一的请求。两个月后我就熬出来了，那时你就会拿到你的钱。七月一号，我保证，不会晚，这次我可以发誓。我们正在卖伊尔玛·琼从她叔叔那儿继承来的一小块地。已经和卖掉一样了，交易已经结束，只需要解决几个次要的细节，然后签字就可以了。此外，我准备好去做这份工作了，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我每天要开车往返五十英里，但这没什么——见鬼，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开一百五十英里。我是说两个月后我银行里就有钱了。你将会拿到你的钱，所有的钱，七月一号前，你可以放宽心。”
“比利，我爱你，”我说，“但我有自己的负担，近来我的负担非常重，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这正是我这次不会让你失望的原因，”他说，“有我这句话。你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我。我保证我的支票两个月后就可以兑现，不会迟。我只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哥，我不知道我还能去找谁。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当然，我寄给了他。我在银行里居然还有点信用，这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借了点钱并寄给了他。我们用信件交换了支票。我用一枚图钉把他的支票钉在厨房墙上，紧靠着日历和那张我儿子站在树下的照片。然后我就开始等了。
我一直等着。我弟弟来信请求我别在约好的那天兑现支票，他说请再等一段时间，出了点问题。录用他的工作在最后一秒钟出了问题，这是其中之一。属于他妻子的那块地根本就没卖，在最后一秒钟，她改了主意，这块地已经在她家传了好几代了。他能做什么？是她的地，她不听劝，他说。
我女儿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打来电话，说有人闯进她的房车，把她洗劫一空。房子里面所有东西都被拿走了。这是她上的第一个晚班，当她从罐头工厂下班回到家时，家里连条家具腿都没剩下。一张能让她坐下来的椅子也没有，床也被偷走了。他们得像吉普赛人那样睡在地上了，她说。
“这事发生时那个叫什么来着的人在哪儿？”我说。
她说他一早就外出找工作去了。她估计他待在朋友那儿。实际上，那事发生时她并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甚至现在在哪儿也不知道，要说的话。“我希望他在河底下待着。”她说。洗劫发生时孩子们正和看护待在一起。不说别的了，如果她能从我这儿借些买二手家具的钱，她会还我的，她说，当她拿到第一张支票后。如果她能在周末前从我这儿得到点钱——也许我可以电汇给她——她就可以去买一些生活必需品。“有人入侵了我的空间，”她说，“我感到像是被人强奸了一样。”
我儿子从新罕布什尔州给我的信里说，返回欧洲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他的生死存亡取决于此，他说。他夏季学期一结束就毕业了，但毕业后他不想在美国多待哪怕一天。这是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他真是忍受不下去了。在美国，人们不提到钱就无法进行正常的对话，他对此深恶痛绝。他不是个雅皮士，也不想成为一个雅皮士，这不对他的口味。他会从我身边消失，他说，他想向我借到足够的钱，买一张去德国的机票，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没从前妻那儿听见任何东西。我不需要。我俩都知道该怎么做。
我母亲在信里写道，她没钱去染发，连双护腿长袜都穿不起。她原以为今年可以存点钱以备不测，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她命中注定不会有这笔钱。“你怎么样？”她想知道，“其他人都怎样？我希望你没事。”
我寄出更多的支票，然后屏住气等着。
在我等待的期间里，有天晚上我做了个梦，其实是两个梦，都出现在同一个晚上。在第一个梦里，我父亲又活了过来，他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我还是个小孩子，五六岁的样子。上来，他说，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悠上了他的肩膀。我高高地离开了地面，但我并不害怕。他抓住了我。我们互相抓住了对方。然后他沿着人行道往前走。我把手从他的肩膀上拿起来，抱住他的前额。别把我的头发弄乱了，他说。你可以放手了，他说，我抓着你呢，你不会摔下去的。听了他的话，我才意识到他的手把我的脚腕抓得有多紧。我放开了手。我不再紧张，把手臂向两边伸展开，像在保持平衡一样一直那么伸着。我爸扛着骑在他脖子上的我继续往前走。我假装他是一头大象。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也许我们是去商店，或者是去公园，这样他就可以推我荡秋千。
我醒了过来，下床去了趟卫生间。天开始发白，离该起床的时间只剩下一小时，我考虑是否要烧上咖啡并穿好衣服。后来我决定回到床上去，可我没打算再睡下去，只是想在那儿躺一会儿，把手放在脖子后面，看着天亮起来，既然我已很久没想父亲了，或许可以想一会儿他。不管是醒着还是在睡梦里，他都不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总之，我回到了床上。但还不到一分钟我就又睡着了，睡着后我进入到另一个梦里。我的前妻在里面，但是在梦里她不是我的前妻，而是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也在梦里，他们都很小，在吃薯片。梦里我觉得我闻到了薯片的味道，也听得见吃薯片的声音。我们在离水很近的地方，坐在一块毯子上。梦里的景象祥和美满。突然，我发现身边多出一些人，一些我不认识的人。接下来发生的事是我踢掉了我儿子的车窗并威胁杀了他，像很久以前我干过的一次，当我的鞋子穿过破碎的玻璃时，他正在车子里面。就在这时我睁开了眼睛，醒了过来。闹钟响了起来，我伸手按了一下开关，又躺了几分钟，我的心还在狂跳。在第二个梦里，有人给了我威士忌，我喝了。是喝威士忌这件事吓坏了我，这是所能发生的事情里面最糟糕的，真是掉到了谷底。和这相比，其他的都算不上什么。我又躺了一分钟，试图平静一下自己，然后就起床了。
我烧好咖啡，坐在窗前的餐桌旁。我前后移动着手中的杯子，在桌上画着小圈圈，又认真地想起去澳大利亚的事。突然，我想象出了家人在我威胁他们我要搬到澳大利亚时的反应。他们刚开始肯定很震惊，甚至有点害怕。后来，因为他们太了解我了，他们很可能开始大笑起来。现在，想着他们的笑声，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哈，哈，哈。我在桌旁发出的声音就是这样的——哈，哈，哈，好像我在哪儿读到过应该怎样笑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