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澳大利亚我又能做什么？实际上，就像我不会去廷巴克图、月球和北极一样，我不会去澳大利亚。见鬼，我根本就不想去澳大利亚。但当我想明白这个后，想明白我不会去那儿或任何其他地方以后，我一下子觉得好多了。我点着一根烟，又倒了些咖啡。掺咖啡的牛奶没有了，但我不在乎。喝一天不掺牛奶的咖啡没什么，这不会要了我的命。我很快地装好午餐，给保温杯加满咖啡，再把保温杯放进午餐盒里，然后我就出门了。
这是个晴朗的早晨。太阳躺在镇子背后的山坳里，一群鸟儿从峡谷的一侧飞向另一侧。我懒得去锁门。我记得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事，但觉得我没有什么值得偷的东西。屋子里没有一件我赖以生存的东西。我有台电视机，但我厌烦看电视。他们进来把它拿走的话，算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我感到一切都很好，决定走着去上班。路没那么远，我有足够的时间。我可以省下点汽油钱，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夏天，要不了多久，夏天就会过去。夏天，我不禁想到，是大家运气好转的季节。
我沿着路往前走，就在这时，不知怎么，我想起了我儿子。不管他在哪儿，我都祝他好运。如果他现在还没到达德国——他应该已经到了——我希望他快乐。他还没写信告诉我他的地址，但我相信不久就能有他的消息。还有我女儿，愿上帝爱她并保佑她。我希望她生活得好。我决定今晚就给她写封信，告诉她我支持她。我母亲活着，身体还可以，这也让我感到庆幸。如果不出问题的话，我还能再陪她几年。
鸟在欢叫，公路上有些车从我身边开过。也祝你交好运，兄弟，我想。我希望你的幸运之船早日到来，有了钱就还我。还有我的前妻，这个我曾经深深爱过的女人，她活着，生活得也很好，起码据我所知是这样的。我希望她幸福。该说的说了，该做的也做了，可我认定情况完全有可能比现在糟得多。当然，现在每个人都有困难，大家的运气都很背，但情况很快就会好转，也许到了秋天就会好起来，有很多可以期待的东西。
我一直往前走，然后我吹起了口哨。我觉得如果我想吹口哨的话，我有这个权利。我一边走一边甩胳膊，但午餐盒老在碍我的事。我在里面放了三明治、一个苹果和一些饼干，还有保温杯。我在一个停车场上铺着碎石子、窗户上钉着木板的名叫斯密迪的老餐馆前停住脚，我都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这地方就被木板封上了。我决定把午餐盒放下一会儿。我放下了它，然后我抬起双臂，抬得和肩膀一样高。当有人按了声车喇叭、从公路上拐进停车场时，我正像个傻子一样站着。我拿起午餐盒，向车走过去。这个家伙名叫乔治，是我的一个同事。他开到我跟前，打开乘客一侧的车门。“嗨，进来，哥们儿。”他说。
“你好，乔治。”我说。我上了车并关上车门，车子快速开起来，轮胎下石子飞溅。
“我看见你了，”乔治说，“是的，我看见了。你在练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他看看我又看着前方的路。他开得飞快。“你总是像这样张开胳膊在路上走？”他大笑——哈，哈，哈——猛踩油门。
“有的时候这样，”我说，“不一定，要我说的话。实际上，我只是站在那儿。”我说。我点了根烟，靠在了座位上。
“有什么新鲜事？”乔治说。他把一根雪茄放到嘴里，但没有去点它。
“没什么新鲜的，”我说，“你呢？”
乔治耸耸肩，稍后他咧嘴笑了笑。他现在开得非常快，风扑打着车子，发出呼呼的声音。他开得就像我们要迟到了，但不是这样，我们有很多时间，我告诉了他。
尽管如此，他还在把速度往上加。我们过了出口继续往前开。我们现在已开过了上班的地方，径直向山里开去。他把雪茄从嘴里拿出来，放回到衬衣口袋里。“我借了点钱，把这个宝贝彻底翻新了一下。”他说。他说他想让我看看，他使出全身的劲猛踩油门。我系好安全带并坐稳了。
“快开，”我说，“还等什么，乔治？”就在这时我们真的飞了起来。车窗外的风在怒吼。他把油门一脚踩到底，我俩全速往前冲。我们坐在他那辆还没付清贷款的大车里向前飞奔。
山雀派
那天晚上，我正待在自己房间里，听见走廊上有点响动。我从书稿上抬起头，看见门缝里塞进来一个信封。信封很厚，但也没有厚到无法从门缝底下塞进来。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里面有封声称是我妻子写的信。我说“声称”是因为尽管信中诉说的委屈只能来自一个在二十三年里无时无刻不在密切观察我的人，但对我的指控却非常地蛮横，完全不符合我妻子的性格。然而，最关键的是，信的笔迹并不是我妻子的。但假如不是她的笔迹，那又会是谁的呢？
我真希望自己还保存着那封信，这样我就可以一字不漏地把它复述出来，包括最后那个无情的惊叹号。我现在所说的不仅仅是信的内容，还包括它的语调。但很遗憾，我没能把它保存下来。我要么是把它弄丢了，要么就是把它错放在哪里了。在我即将讲述的这件憾事过去之后，在清空写字桌时，我可能不小心把它给扔掉了，但这也不符合我的性格，通常我不会扔掉任何东西。
不管从哪方面讲，我的记忆力都非常好，我能回忆起读过的东西里的每一个字。正是由于能记住像名字、日期、发明、战争、条约和联盟这一类的东西，过去我经常在学校里得奖，在与事实有关的测试里得分总是很高。后来的日子里，在所谓的“现实世界”里，记忆力对我的成功极有帮助。比如，如果现在有人让我给出特伦多大公会议或《乌得勒支条约》的细节，或者谈谈迦太基，那个在汉尼拔战败后被罗马夷为平地的城市（罗马士兵把盐犁进迦太基的土地里，这样迦太基就再也不会被称为“新的城市”了），我都能做到。如果被问到七年战争、三十年战争和百年战争，或简单地说说第一次西利西亚战争，我可以满怀信心和热情，滔滔不绝地讲述一番。随便问我任何一件和鞑靼人、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教皇以及和奥斯曼帝国兴衰有关的事情。温泉关战役、夏洛战役或马克沁机枪，太容易了。坦能堡战役？简单得就像山雀派一样，国王跟前二十四只著名的山雀。在阿让库尔战役中，是长弓确保了英国人的胜利。再比如一些其他的。所有人都听说过勒班陀战役，那是最后一场在奴隶划着的排桨帆船之间发生的伟大海战。这场混战于一五七一年发生在地中海的东部，欧洲基督教国家的联合海军击退了由阿里·穆安津·扎得率领的阿拉伯游牧部落，这个臭名昭著的家伙喜欢在行刑队到来前亲手割掉囚犯的鼻子。但有谁记得塞万提斯也参与了这件事，并在这场战争中被砍掉了左手？另外，在博罗季诺战役中，俄法两国一天的死亡总数是七万五千人——这等于从早到晚每隔三分钟就摔落一架载满人的大型喷气式飞机所导致的死亡总数。库图佐夫把他的部队撤回到莫斯科。拿破仑喘了口气，集合起他的人马，继续前进。他进入到莫斯科的市中心，在那儿待了一个月，等着库图佐夫，可库图佐夫再也没露面。这位俄罗斯大元帅在等着冰雪的到来，等着拿破仑向法国撤退。
事情全都粘在我脑子里，我记得住。所以当我说我能够再现这封信，其中我读过的、罗列了对我指控的那部分，我不是随便说说的。
信的一部分内容如下：
亲爱的，
情况不太好，实际上是很糟糕，已经从很糟变到更糟了。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们已经走到头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结束了。但是，我还是很后悔我们没能就此谈一谈。
我俩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能好好谈谈了。我指的是真正的谈话。即使在婚后，我们总还能不断地交流，谈论新闻和交换想法。孩子们小的时候，甚至在他们长得挺大了以后，我们总还能挤出点谈话的时间。自然，那时候这么做要比现在难多了，但我们设法做到了，我们找到了时间。我们制造出了时间。我们不得不等他们睡着后，或利用他们在外面玩耍以及和看护在一起的时间，但我们设法做到了。有时我们特意请个看护来，就是为了让我俩能谈一谈。有几次，我们一谈就是一整夜，一直谈到太阳升起为止。然而，意外难免发生，我知道，情况在变。比尔惹了那场官司，琳达发现自己怀孕了，等等。我俩安宁的生活从窗口飞出去了。责任渐渐压在了你身上。你的工作变得更加重要了，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间被挤掉了。后来，孩子们离开了家，我们谈话的时间回来了。我们又拥有了对方，但是能说的却越来越少了。“免不了的。”我听见聪明人这么说。他说的是对的，是免不了，但这落在了我们头上。不管怎么说，没什么好抱怨的。不需要抱怨，这封信的目的不是为了抱怨什么。我只想说说我们俩，我想说说目前的状况。要知道，是时候去承认不可能发生的却已经发生了，是时候去认输，去请求赦免，去……
读到这里我停了下来。事情不太对头，有点诡异。信中表露出来的情绪有可能属于我妻子。（也许属于，就算是属于吧，假设所表露的情绪是她的。）但笔迹却不是她的。我应该知道这个，我认为自己在她的笔迹这方面算得上是个专家。可是如果不是她的笔迹，这个世界上又有谁会去写这些呢？
我该在这里稍稍交待一下我们俩和我们的生活。在我提到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住在一个租来消夏的房子里。我刚从一场疾病中康复，这场疾病使得我原计划在春天里该完成的事情几乎都推迟了。房子的三面被草地、桦树和连绵的山丘环绕——一种“原生态景观”，就像房产经纪人打电话向我们描述这个房子时所说的。门前的一块草坪，由于我缺乏兴趣去照料，已经是杂草丛生了，一条碎石子铺成的车道一直通向公路。在公路的那一边能看见远处的山峰，所以所谓的“原生态景观”是一种仅能从远处欣赏的风景。
我妻子在乡间没有什么朋友，也没人前来拜访。坦白地说，我很满意这种孤寂的生活。但她是一个习惯了朋友的女人，习惯了与店主和商贩打交道。到了这里，只有我们俩，得重新依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从前，在乡间拥有一栋房子是我们的理想——这本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一种生活。但现在我明白了这并不是个好主意。不，它不是。
我们的两个孩子很久以前就离开了家。他们中的一个偶尔会来封信。破天荒地，比如说，在某个节日里，他们中的一个会来个电话——对方付费的，那自然，我妻子太愿意付这笔钱了。他们这种表面上的冷漠，我相信，是我妻子感到悲伤和不满的主要原因——那种不满，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们搬来乡下前我就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不管怎么说，多年来住在大型购物中心和公交车站附近，出租车离的比大厅里的电话还近，现在却来到乡间生活，这对她来说是件很困难的事，非常困难。我认为她的衰老，就像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说的，被我们搬来乡下这个事件加速了。我觉得在那之后她的精神状况也变差了。当然，我这是后见之明，而这往往只是去佐证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
我不知道就笔迹这个问题我还能说些什么，我怎么说才能更让人信服？家里就我们俩，没有其他人，起码据我所知能写出这封信来。然而，我至今仍然坚信那封信的笔迹不是她的。毕竟，从她还没有嫁给我时起，我就在读她的笔迹。一直可以追溯到所谓的我们的史前时代——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穿着灰白相间的校服离家去上学。她离家一共两年，除了节日和暑假外，她每天给我写信。在我俩相处的整个过程中，我估计（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算上我们分别和我短期出差或住院等情况，我估计，如我所说，我一共收到过她一千七百甚至有可能一千八百五十封手写的信，还没算上几百张，有可能上千张的便条（“回家的路上，请顺路取一下干洗的衣服，从科尔蒂兄弟店买点菠菜空心面”），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认出她的笔迹来。只要给我几个词。我确信无论从雅法或马拉喀什的一个市场上捡起一张纸条，我就可以辨别出那是不是我妻子写的。甚至只需要一个词。比如，就说“交谈”这个词吧，她决不会这样来写“交谈”！然而，我首先得承认，如果不是她的笔迹，我不知道还会是谁的。
其次，我妻子从来不会为了加强语气而在词的下面划线，从来没有过。我不记得她哪怕这么做过一次——在我们整个婚姻生活中，更别说在婚前收到的那些信里。不过说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我估计，也是合情合理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能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完全反常的状态，在某种压力下，做出与自己性格完全不相符的事情，然后在一个词甚至一整句话的下面划上一道线，一道简简单单的线。
我敢说整封信里的每一个词都是假的，这句话不是很准确（我没把信读完，而现在信已经找不到了，也就不可能再读了）。我这里说的假并不一定是指“不真实”，有些指控也许是真实的。我不想在这件小事上斤斤计较。我不想在这件事上小心眼，事情已经够糟了。不。我想说，我只想说，尽管信里表达的情绪可能是我妻子的，甚至可能有一定道理，可以说是合理的。但是，她没有写这封信的事实，即使没有彻底破坏对我指控的力度，甚至使指控完全失去可信度的话，也削弱了指控的力度。或者说，即使是她写的，也会因为她没有用自己原来的笔迹来写这个事实而失去可信度！这种闪烁其词让人急于寻求真相。跟往常一样，真相总是存在的。
出事的那个晚上，我们比较安静但并非不愉快地吃了晚饭，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不时抬起头来向桌子对面送去一个微笑，以表示我对美味饭菜的感激之情——水煮三文鱼、新鲜芦笋和加了杏仁的肉饭。另一个房间里的收音机正轻柔地播放着普朗克的一个小组曲，我五年前在旧金山范内斯的一个公寓住着时，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天气里，第一次从一张数码唱片上听到过它。
我们吃完饭，喝完咖啡、吃完甜点后，我妻子说了句让我吃惊的话。“今晚你打算在你的房间里待着吗？”她说。
“会，”我说，“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只是想知道。”她端起杯子喝了点咖啡。尽管我试图用目光和她交流，她却在回避我。
今晚你打算在你的房间里待着吗？这样的问题与她的性格完全不符。我现在很诧异当时我为什么不去进一步地追究。如果说有谁了解我的习惯，那就是她了。但我觉得她那时就已拿定了主意，她说话的时候已经在隐瞒什么了。
“我今晚当然会在房间里。”我重复了一遍，语气里也许有点缺乏耐心。她没说什么，我也没有。我喝完咖啡并清了清嗓子。
她抬起头和我对视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好像我们之间已达成了某种默契。（当然，我们并没有。）她站起身，开始清理桌子。
我有种晚餐结束在了一个不完美音符上的感觉，觉得需要一些别的东西——也许几句话——来让事情变得圆满，让气氛重新融洽起来。
“起雾了。”我说。
“是吗？我没注意到。”她说。
她用洗碗巾在洗碗槽上方的窗户上擦了擦，向窗外看去。有一阵她什么都没说，然后她说道——现在在我看来这话也是难以理解的——“看见了。是的，雾蒙蒙的。好大的雾，是不是？”她只说了这些。说完就低下头，开始洗盘子。
我在桌旁又坐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该回我的房间了。”
她把手从水里拿出来，放在台子上。我以为她会对我正从事的工作说上几句鼓励的话，但她没这么做，瞅都没往这边瞅一眼。她像是在等着我离开厨房，好让她享受一段独自待着的时间。
记住，信从门缝塞进来时我正在房间里工作。读到的东西足以让我质疑信的笔迹，同时让我好奇我妻子在忙着做家务的同时，怎么会有时间来写这封信。继续往下读之前，我起身来到门口，打开门，察看了一下走廊。
房子的这一端很黑。我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看见走廊另一端的客厅里亮着灯。收音机像往常一样轻声播放着。我为什么要犹豫？除了雾以外，这个夜晚和我们在这儿度过的其他夜晚没什么两样。但今晚有些异样的事情正在进行之中。就在这时，我发现自己在害怕——害怕，如果你能相信的话，在我自己的家里！——害怕沿着过道走过去，去确认所有一切都正常。或者是出了什么事情，我妻子是否遇到了——怎么说呢？——某种困难，难道我不该在事情进一步发展之前，在浪费更多时间去读由他人笔迹写成的她的话之前，去面对这个现状？
但我没有去调查。也许我想避免正面的冲突。不管怎么说，我退缩了回来，再次读信前我先把房门关好锁上。但当我发现夜晚正在这个愚蠢又难以理喻的事情中偷偷溜走时，我有点生气。我开始感到一种不自在。（没有其他的词可以用来形容。）当我再次拿起这封声称来自我妻子的信，又开始读起来时，我感到胃里的食物在往上翻。
把我俩的牌——我俩，你和我——统统放在桌子上的时机来过又消失了。你和我。兰斯洛特与吉尼维尔。阿贝拉尔与埃洛伊斯。特洛伊罗斯与克雷茜达。皮拉摩斯与提斯柏。乔伊斯与诺拉·巴纳克尔，等等。你知道我的意思，亲爱的。我们在一起很久了，经历了幸福与痛苦，疾病和健康，肠胃不舒服，眼、鼻、耳、喉的毛病，高潮和低潮。现在呢？唉，除了真相之外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那就是我连一步也走不下去了。
读到这儿我丢下信，又去了门口，决定把这件事一次性地彻底解决。我需要一个理由，现在就需要。我想，我当时很愤怒。但就在这一刻，就在我打开门的这一刻，我听见客厅里传来一阵低沉的咕哝。好像有人试图在电话里说些什么，而这个人在尽量不让别人听见。然后，我听见听筒放下的声音。就这样，一切又和之前一样了——收音机在轻声播放，除此之外屋子里没有其他的声音。但我刚才分明听到了一个声音。
恐慌取代了我的愤怒。我朝走廊望过去，感到有点害怕。一切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客厅的灯还亮着，收音机在轻声播放。我走了几步，听了听，希望能听见她毛衣针发出的令人心安的咔嗒声，或者是翻书的声音，但没有。我又向客厅走了几步，然后——我该怎么说呢？——我失去了勇气，或许也失去了好奇心。就在这一刻我听见门把手轻轻转动的声音，随后无疑是门轻轻打开又关上的声音。
我当时的冲动是想从走廊冲进客厅，把这件事情彻底弄清楚。但我不想鲁莽行事，让自己丢脸。我不是个冲动的人，所以我等着。屋子里有某种活动——有些事情正在进行之中，我确信这一点——当然，别说是为了我妻子的安全，就是为了能使自己安心，我也有责任采取行动。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做不到。时机就在眼前，但我犹豫了。突然，采取任何果断行动都已经太晚。时机瞬息即逝，无法再召回了。正像大流士在格拉尼卡斯战役中因犹豫不决而失去了战机，亚历山大大帝四面出击，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我回到房间，关上门，但我心跳加剧。我坐在椅子上，全身发抖，再一次拿起那几页信纸。
怪就怪在这里。我不是去把信从头到尾读上一遍，或哪怕从刚才停下来的地方接着往下读，而是随机地拿起信纸，借着台灯的光，东一句、西一句地读了起来。这让我可以把对我的指控并列对比，直到整个控告（事实如此）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面貌——一个更容易接受的面貌，因为这么做使它失去了时间上的顺序，这样一来，也就削弱了它的威力。
就这样，以这种方式，从一页跳到另一页，这儿一句，那儿一句，我断断续续地读到下面这些——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也许可以作为某种摘要：
……进一步退缩到……足够小的一件事，但……滑石粉撒在厕所里，包括墙上和踢脚线上……一个弹壳……更别提精神病院了……直到最后……一个均衡的观点……坟墓。你的“工作”……求你了！让我喘口气……没有一个，甚至没有……这事无需再说了！……孩子……但真正的问题……更别说孤独感了……耶稣基督！真的！我是指……
这时，我清晰地听见前门关上了。我把信纸丢在桌子上，快步来到客厅里，没用多久就发现我妻子并不在家里。（房子不大——两个卧室，其中的一个被称作我的房间，偶尔也被称作我的书房。）但请记住：房子里的每一盏灯都还亮着。
窗外降下了浓厚的雾，浓厚到几乎连车道都看不见了。门廊的灯亮着，一个行李箱在那儿放着。这是我妻子的行李箱，我们搬来这儿时，她就带着这个装满她东西的箱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打开门。突然——除了照直说我不知道还能怎样来描述——一匹马从雾里走了出来，后来，也就一眨眼的工夫，当我还愣在那儿的时候，又走出来一匹。这两匹马在我们的前院吃着草。我看见我妻子待在一匹马的边上，我叫了声她的名字。
“到这边来，”她说，“看这儿。有比这更绝妙的吗？”
她站在这匹大马的侧面，拍着它的肚子。她穿着她最漂亮的衣服，高跟鞋，还戴了顶帽子。（自从三年前她母亲的葬礼后，我还没见她戴过帽子。）她向前走了几步，把脸靠在马的鬃毛上。
“你从哪儿来的，你这个大宝贝？”她说，“你从哪儿来的，甜心？”然后，在我的注视下，她把脸埋进鬃毛，哭了起来。
“好啦，好啦。”我边说边走下台阶。我走过去拍了拍那匹马，然后碰了一下我妻子的肩膀。她往后缩了缩。马打了个响鼻，抬了抬头，又啃起草来。“怎么了？”我对妻子说，“看在老天的分上，到底出了什么事？”
她没有回答。马往前走了几步，继续拽着草吃。另一匹马也在大声咀嚼着。我妻子抓住马的鬃毛，跟着马在走。我把手放在马的颈脖处，感到一股力量顺着手臂传到我的肩头。我打了个哆嗦。我妻子还在哭。我感到无助，同时也很害怕。
“你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吗？”我说，“你为什么这样穿戴？前廊上放着的箱子是干什么用的？这些马又是从哪儿来的？看在老天的分上，你能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吗？”
我妻子对着马低吟。低吟！后来她停了下来，说：“你没有读我的信，读了吗？也许你只是扫了一眼，没有读。别不承认！”
“我确实读了。”我说。我在说谎，是的，但这是个无伤大雅的谎话，只有一部分是不真实的。但如果有谁是清白无辜的，就让他扔出第一块石头来吧。“但不管怎样，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
我妻子把头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她把脸埋进马潮湿的黑色鬃毛里面。我能听见马哗嚓、哗嚓的咀嚼声，它在用鼻孔吸气时打了个响鼻。
她说：“有这么个女孩，你知道，你在听吗？这个女孩非常爱这个男孩，爱他超过了爱她自己。但这个男孩——唉，他长大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了。总之，发生了什么。他不知不觉地变得很凶狠，他……”
我没有听见其余的，因为就在这时从雾里钻出一辆汽车来，开上了车道，车的大灯亮着，车顶上一盏蓝色的灯闪烁着。没多久，汽车的后面又出现了一辆小卡车，拉着一个看上去像是运马的拖车，由于雾太大，看得不是很清楚。它可以是任何东西，比如说一个巨大的便携式烤箱。汽车一直开到草坪前才停下来，小卡车开到与汽车并排后也停了下来。两辆车的车灯都开着，引擎都在转动，这更增添了一些奇异怪诞的气氛。一个戴着牛仔帽的男子——我估计是牧场工人——走下卡车来。他竖起羊皮袄的领子，冲着马吹起了口哨。一个穿着雨衣的胖男人从汽车里钻了出来。他比牧场工人的块头要大得多，也戴着一顶牛仔帽，雨衣敞开着，可以看见腰间别着的手枪。他肯定是个副警长。尽管眼前这么多的事情让我感到焦虑，两个男人都戴着帽子这件事还是相当引人注目。我用手理了理头发，后悔自己没有戴顶帽子。
“我刚才给警察局打了电话，”我妻子说，“当我看见这些马时。”她停顿了一会儿，又说了点别的什么。“现在不需要你开车送我进城了。我在信里提到过这个，你看的那封信里。我说了我需要搭车进城。我可以搭——至少，我觉得可以——这两位先生中一位的车。我并没有改变主意，我是说这个决定是不会更改的。看着我！”她说。
我一直在看着他们把马往一起赶。警官举着手电筒，工人让马沿着一个斜坡往拖车上走。我转身看着这个我不再认识的女人。
“我这就离开你，”她说，“这就是发生的事情。我今晚进城。这是我自己筹划的。这些都在那封信里写着呢。”然而，像我早先说过的，我妻子从来不在词的下方划线，但她现在说话的语气（已擦干了眼泪），就像说出的每一个词都被强调了一样。
“你在发什么神经？”我听见自己在说，好像下意识地在给自己说出来的话增加些分量。“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摇摇头。工人正在把第二匹马往拖车上拉，他尖声吹着口哨，拍着手，偶尔喊上一声：“喔，喔，该死的，往后退，往后退！”
警官胳膊下面夹着一个硬板记事本走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一个巨大的手电筒。“谁打的电话？”他说。
“我打的。”我妻子说。
警官打量了她一会儿。他用手电筒照了照她的高跟鞋，又往上照了照她的帽子。“你已穿戴整齐了。”他说。
“我要离开我的丈夫。”她说。
警官点点头，好像他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他不明白，他不可能明白！）“他不会为难你吧，会不会？”警官说，用手电筒照着我的脸，并快速地上下晃动着，“你不会吧，会吗？”
“不会，”我说，“不会为难的。但我很不高兴……”
“很好，”警官说，“那就不用再说什么了。”
工人关好并闩上拖车的门，然后穿过潮湿的草地向我们走来。我注意到，草已经齐到他靴子的边了。
“谢谢你们打来电话，”他说，“感激不尽。这场雾真大。如果它们跑到大路上去，那就要出大乱子了。”
“这位女士打的电话，”警官说，“弗兰克，她需要搭车进城。她要离开家。我不知道谁是受伤害的一方，但她要离开。”他转向我妻子。“你确定吗？”他对她说。
她点点头：“确定。”
“那好，”警官说，“那就这么着吧。弗兰克，你在听着吗？我无法送她进城。我还得办一件事。你能不能帮忙带她进城？她可能想去车站或者旅馆。一般他们都是去这样的地方。那是你要去的地方吗？”警官对我妻子说道：“弗兰克需要知道。”
“他可以把我放在汽车站，”我妻子说，“门廊那儿放着的是我的箱子。”
“怎么样，弗兰克？”警官说。
“我想可以，当然，”弗兰克说，取下他的帽子，又放回头上，“我很愿意这么做，但我不想造成任何不愉快。”
“绝对不会，”我妻子说，“我也不想造成任何麻烦，但我——嗯，我现在很忧伤。是的，精神上很痛苦。但一旦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就会好了。我要去查看一下，确定没落下什么东西。重要的东西。”她加了一句。她犹豫了一阵，然后说道：“其实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突然，这已经持续了很久很久。我俩结婚已经好多年了。好时光坏时光，上上下下，我们都经历过了。但现在是我依靠自己的时候了。是的，是时候了。先生们，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弗兰克又把他的帽子摘了下来，拿在手里转着，像是在检查帽檐。然后他把帽子重新戴上。
警官说道：“这种事很难免。上帝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我们生来就有缺陷。天使只有在天堂里才能找到。”
我妻子向房子走去，穿着高跟鞋的脚在潮湿杂乱的草地里择路而行。她打开前门进到屋里。我可以看见她在被灯照亮的窗户后面走动着，这时一个念头钻进了我脑子里。我有可能再也见不着她了。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念头，我不由得摇晃了一下。
牧场工人、警官和我站在那儿等着，什么也不说。潮湿的雾在我们和车的灯光之间飘过。我能听见马在拖车里移动发出的声音。我觉得我们都感到不太自在。当然，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他们的感受到底怎样。也许他们每晚都碰见类似的事情——碰见别人的生活分崩离析。警官也许见过。但弗兰克，这个牧场工人，他眼睛向下看着。他把手放在前面的口袋里，又拿出来。他踢着草里的什么东西。我抱着双臂站在那里，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警官把他的手电筒打开又灭掉，隔一会儿他就用它来抽打一下迷雾。拖车里的一匹马嘶鸣起来，另一匹也跟着嘶鸣起来。
“雾里什么也看不见。”弗兰克说。
我知道他是在没话找话。
“这是我见到过的最糟的。”警官说。他看着我，这次他没有用手电筒照我的眼睛，但他说了些什么。他说：“她为什么要离开你？你打她了还是怎么了？给了她一巴掌，有没有？”
“我从来没有打过她，”我说，“结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有几次我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但我没有。她打过我一次。”
“好了，别说了，”警官说，“今晚我不想听任何废话。什么都别说，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别犯浑。想都别往那儿想。今晚这里不会有任何麻烦，是不是？”
警官和弗兰克都在看着我。我看得出来弗兰克有点窘迫。他取出家伙开始卷一根烟。
“不会的，”我说，“不会有麻烦。”
我妻子来到门廊，拎起她的行李箱。我有一种感觉，她不仅把家最后查看了一遍，还利用这个机会补了点妆，涂了新的口红等等。她走下台阶时警官为她照着路。“这边走，太太，”他说，“看着脚底下，当心滑。”
“我可以走了。”她说。
“好，”弗兰克说，“嗯，我们先把事情都弄清楚。”他又一次脱掉帽子，拿着它。“我会把你带进城，把你放在汽车站，但是，你要知道，我不想插在什么事的中间。你知道我的意思。”他看了看我妻子，又看了看我。
“是这样，”警官说，“你说得够多的了。统计数字显示家庭纠纷永远是一个人（特别是执法人员）可能遇到的最危险的情况，但我相信这里的情况绝对是个例外。是不是呀，伙计们？”
我妻子看着我说：“我就不吻你了。不了，不和你吻别了。说声再见吧。你多保重。”
“就是，”警长说，“接吻——谁知道那会导致什么，是不是？”他大笑起来。
我有种感觉，他们都在等着我说些什么，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说不出话来。我振作起精神，对我妻子说：“你上次戴着这顶帽子时，还戴着面纱，我搀着你的胳膊。你在为你母亲送葬。你穿了条黑色的裙子，不是你今晚穿的这条，但我记得是同一双高跟鞋。别就这样离开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不得不这样，”她说，“都在信里写着呢——所有一切在信里说得清清楚楚。其余的只能算作——我也不知道，秘密和猜测吧，要让我说的话。总之，信里说的没有一样是你不知道的。”她转向弗兰克说道：“我们走吧，弗兰克。可以叫你弗兰克吗？”
“叫他什么都可以，”警官说，“只要你按时叫他吃晚饭就行。”他又大笑起来——一个由衷的大笑。
“就是，”弗兰克说，“当然可以。那个，好吧，我们走吧，就这样。”他从我妻子手里接过箱子，走到卡车跟前，把箱子放进驾驶室里。然后他站在卡车乘客的一侧，打开车门。
“我安顿下来后就给你写信，”我妻子说，“我想我会的，不管怎样，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只能走着瞧。”
“这才像话，”警官说，“保持通话畅通。伙计，祝你好运。”警长对我说。他走到他的汽车跟前，钻了进去。
小卡车拉着拖车在草地上缓缓地转了个大弯。其中的一匹马嘶鸣起来。我妻子给我留下的最后形象是，当卡车驾驶室里一根火柴划着时，她衔着烟俯身去接工人递过来的火。她的两只手拢着那只拿着火柴的手。警官一直等到卡车和拖车从他身边开过后才掉转车头，车轮在潮湿的草地上打着滑，直到上了车道才止住，石子被轮胎轧得飞溅。开向公路时，他嘟了一下喇叭。嘟了一下。历史学家在某些特殊时刻，应该多用像“嘟了一下”，或者“按了一下”，甚至“摁了一下”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一个大屠杀或对整个国家的前途蒙上阴影的事件。这时候，“嘟了一下”这一类的词汇就显得十分必要，一种不同寻常的用法。
我想说就在这时候，在我站在雾里看着她离去时，我想起了一张我妻子捧着婚礼花束的黑白照片。她十八岁——还是个女孩，她母亲在婚礼前的一个月还冲我大喊大叫。就在拍这张照片的几分钟前，她结了婚。她在微笑，她刚结束或者刚要开始大笑。不管是哪种情况，她在面对相机时，开心地张着嘴。她已怀孕三个月，当然，照片上还看不出来。但即使她怀孕了又怎样？那年头有谁不怀孕？她很幸福。我也很幸福——我知道我当时是这样的。我俩都很幸福。我不在那张照片里，但我就在几步远的地方，我记得，在和祝贺我的人握手。我妻子懂拉丁语、德语、化学、物理、历史、莎士比亚，以及所有其他你在私立学校能够学到的东西。她知道怎样得体地端着一只茶杯，她也知道怎样做饭和做爱。她是一流的。
那件和马搅合在一起的事件发生后几天，我在整理我妻子的物品，看看什么该保留，什么该扔掉，我发现了这张和其他照片混在一起的照片。我当时正在收拾东西搬家，我看了一会儿这张照片，然后就把它扔了。我很无情。我对自己说我才不在乎呢。我为什么要在乎？
如果我还有点常识——我有——如果我哪怕知道一点点人的本性的话，我该知道她没有我活不下去。她会回到我身边来的，很快就会。让它快一点吧。
不对，我什么都不知道，从来就没有知道过。她永远地走了，永远，我能感觉到这个。走了，不再回头了，一切都结束了。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除非我俩在某条大街上偶然相遇。
关于笔迹还有点疑问。这是个让人困惑的事。当然，笔迹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和信的后果相比，它怎么算得上重要呢？不是信本身，而是信里写的那些东西使我难以忘怀。不，信本身一点也不重要，有比笔迹更重要的东西。所谓的“更重要”只与一些微妙的事情有关。比如，可以这么说，娶一个妻子就像拥有一段历史。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知道现在我正在历史的外面——就像马和雾一样。或者可以说我的历史已经离开了我。或者是我必须不携带历史往前走。或者是说历史现在和我没关系了，除非我妻子写更多的信，或者她向一个记日记的朋友讲了这件事。然后，多年以后，某个人能够回想起这段时间，根据留下的记录来解释它，解释它的点点滴滴，解释它所隐含和暗示的。这时我明白了自传其实是可怜人的历史。我在对历史说再见。我亲爱的，再见。
差事
一八九七年三月二十二号晚上，莫斯科，契诃夫和他的挚交阿列克谢·苏沃林外出吃晚餐。苏沃林是个有钱的报纸书籍出版商，保守派，一个白手起家的人，他的父亲在博罗季诺会战中只是一名二等兵。和契诃夫一样，他也是农奴的孙子，他们的血管里都流着农民的血液。除此之外，在政治观点和个人气质上，他俩却相差甚远。尽管这样，苏沃林一直是契诃夫仅有的几个挚友之一，契诃夫很喜欢有他陪伴。
自然，他们去了城里最好的一家饭店，它的前身是座被称为隐居寺院的住宅。在这里，你可以花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半个夜晚来享受十道菜的大餐，当然，各种红酒、利口酒以及咖啡也是少不了的。像往常一样，契诃夫的穿着无可挑剔，深色的马甲和外套，夹鼻眼镜。那天晚上，他看上去就和那一时期他留下来的照片一样。他显得轻松、愉快，一面与领班握手，一面巡视宽敞的餐厅。餐厅被华丽的吊灯照亮，餐桌旁坐着衣着高雅的男男女女，侍者来回穿梭。当他被领到苏沃林就坐的餐桌边时，血突然从他嘴里涌了出来。苏沃林和两个侍者急忙把他扶到洗手间，试图用冰袋帮他止血。后来，苏沃林把他送回自己住的旅馆，并为他在套房的一个房间里备了张床。在又经历了一次吐血后，契诃夫同意住进一家专治结核病和相关呼吸道感染疾病的医院。当苏沃林前来看望他时，契诃夫就三天前在饭店里发生的“尴尬事件”向他道歉，他坚持自己没什么大事。“他一边像往常一样地开着玩笑，”苏沃林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一边把血吐进一个大痰盂。”
契诃夫的妹妹玛丽亚·契诃夫在三月末来医院看望他。那天天气很糟糕，天上下着雨夹雪，地上到处是冻成冰的雪堆。她好不容易才拦下一辆马车。当她赶到医院时，心里早已焦虑万分了。
“安东·巴甫洛维齐仰面朝天地躺着，”玛丽亚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医生不让他说话。怕他察觉我的担忧，问候完他，我就绕到桌子的另一边。”在堆满香槟酒、鱼子酱罐头和探视者送来的鲜花的桌子上，她看见了一件让她惊恐的东西，一张专家手绘的契诃夫肺部的草图，医生通常用它来向病人解释病情。肺的轮廓用蓝色线条画出，但上部却涂满了红色。“我知道那代表着有病的部分。”玛丽亚写道。
列夫·托尔斯泰是另外一个拜访者。这位俄国最伟大作家的造访使得医院员工又惊又喜，最著名的俄国人要来？尽管医院谢绝“不重要的”探访者，他们当然会允许他去看望契诃夫。在一群阿谀奉承的护士和住院医师的陪同下，这位威风凛凛的大胡子老人走进了契诃夫的病房。尽管他对契诃夫的话剧评价不高，（托尔斯泰觉得这些话剧太呆滞，并缺乏思想高度。“你的角色会把你引向何处？”他有一次质问契诃夫，“从沙发到垃圾间，再走回来。”）但是托尔斯泰喜欢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更重要的是，托尔斯泰喜欢契诃夫这个人，他曾对高尔基说：“多么美丽又伟大的人啊，谦虚又安静，像女孩一样，连走路都像女孩子，他真是无可挑剔。”托尔斯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那年头，所有的人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为我喜欢……契诃夫而感到高兴。”
托尔斯泰脱掉羊毛围巾和熊皮大衣，在契诃夫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尽管契诃夫正在服药，而且医生不允许他说话，更不要说与人交谈了，但当伯爵阐述他有关灵魂不朽的理论时，契诃夫不得不困惑地听着。对那次拜访，契诃夫后来这样写道：“托尔斯泰假设我们大家（人类和动物）都在为某种原则而活（比如理性或爱），尽管无人知晓这个原则的本质和目的……这种不朽对我毫无用处，我无法理解它。对此，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感到非常诧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