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样，契诃夫仍由衷地感激托尔斯泰的来访。与托尔斯泰不同，契诃夫不相信人死了以后会怎样，他从来就没信过，他不相信不能被他的五官所感受到的东西。就他的人生观和作品而言，他曾对人说过，他缺乏“政治、宗教和哲学上的观念，因为我每个月都在改变它，我只好把自己限制在描述我的主人公如何恋爱、结婚、生子，死亡以及他们怎样说话”。
早年，在他的肺结核还没有被诊断出来之前，契诃夫曾说过：“当一个农民发现自己得了肺痨，他会说：‘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会在春天和融化了的雪一起离开。’”（契诃夫本人死于夏季的一次热浪来袭期间。）但当他被确诊患上肺结核后，他却尽量不往坏处想。他给别人的印象是，他只是得了个慢性黏膜炎，很快就会好起来的。直到最后，他都很自信地说着好转的可能性。事实上，在他临死前的某封信里，他甚至告诉他妹妹他“正在发胖”，还说由于住在巴登韦勒，他觉得自己的状况好多了。
巴登韦勒是个温泉度假城市，在黑森林的西边，离巴塞尔不远，几乎在城里任何一处都可以看见孚日山脉。那时这里的空气很新鲜，对健康有益。多年来，俄国人常来这里度假，他们不是在林荫大道上散步，就是把自己泡在热矿泉浴里。一九〇四年六月，契诃夫来此走过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月初，契诃夫很艰难地乘火车从莫斯科来到柏林，他做演员的妻子奥尔加·克尼佩尔与他同行。一八九八年，奥尔加与契诃夫在排练话剧《海鸥》时相识，与她同时代的人称她是个非常优秀的演员，有才华，长得也漂亮，比剧作家小了几乎十岁。契诃夫立刻被她吸引了，但在情感表露上却是不慌不忙的。与往常一样，他对调情比对婚姻更感兴趣。最终，经过三年的恋爱，包括多次分手、情书往来以及不可避免的误解，他们终于结了婚，并于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一个私人性质的婚礼。婚后，契诃夫享受着无与伦比的幸福，他把奥尔加叫作“小马”，有时又叫她“狗儿”或“小巴儿狗”，他还喜欢称她为“小乌龟”，有时干脆就叫她“我的开心果”。
契诃夫在柏林咨询过肺病专家卡尔·埃瓦尔德医生。据一位目击者说，医生检查完契诃夫后，摊开双手，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房间，对契诃夫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这位医生为契诃夫不早点就医和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恼火。
一位正好在旅馆采访契诃夫的俄国记者给他的编辑部发回以下急件：“契诃夫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他看上去得了致命的疾病，瘦得可怕，不停地咳嗽，稍微动一下就气喘吁吁，还发着高烧。”当契诃夫乘火车前往巴登韦勒时，这位记者曾到波茨坦车站为他送行，根据他的记载：“契诃夫连上个小楼梯都很困难，他不得不坐下几分钟来喘气。”事实上，任何走动对契诃夫来说都是件痛苦的事，他的腿一直在疼，内脏也会疼，疾病已侵袭了他的内脏和脊椎。从这时候算起，契诃夫只活了不到一个月。据奥尔加讲，此时的契诃夫在提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是“一副完全无所谓的样子”。
在巴登韦勒，有很多医生专门给来温泉疗养的富人治病，那些医生靠此生活得很好，席威尔医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他的病人中，有些人身体虚弱，或有点小病，有些只是过分担心自己健康的老人。但契诃夫的情况不同，他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契诃夫的名气如此之大，连席威尔医生都知道他，还在德国的杂志上读过他的一些小说。六月初给契诃夫检查时，席威尔医生告诉契诃夫他很欣赏他的艺术才华，但没有就契诃夫的身体状况发表意见，反而建议契诃夫食用浸泡在黄油里的可可粉和燕麦片，再喝点草莓茶以助睡眠。
六月十三号，离他去世不到三周，契诃夫给他母亲写了封信，说他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他在信中说：“看样子一个星期后我就会痊愈了。”谁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说？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自己本来就是医生，比别人更了解自己的身体。他正在死去，这是个简单且不可避免的事实。尽管这样，他还是坐在旅馆的阳台上研究火车时刻表，他还打听从马赛到敖德萨的航班情况。他其实是知道的，到了这样的时刻，他不可能不知道。但在他最后一批信件中的某封信里，他告诉他妹妹，他的身体日益健壮。
他对文学创作失去兴趣已经很久了。一年前，他差一点就没能完成《樱桃园》。写这部话剧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件事，写到后来，他每天仅能写六七行。“我失去了热情，”他写信告诉奥尔加，“我觉得我作为作家已经完蛋了，写的东西一文不值，一点用处也没有。”但他并没有停止，于一九〇三年十月写完了该剧本。这是他平生最后的一部作品，除了一些信件和笔记本上的几条记录外，他再也没写过任何东西。
一九〇四年七月二号，刚过午夜，奥尔加找人去请席威尔医生。情况很紧急，契诃夫昏迷不醒。两个度假的年轻俄国人正好住在隔壁房间，奥尔加敲开他们的房门求援。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已经睡下，另一个还在抽烟看书。他忙跑着去找席威尔医生。“在七月那个闷热的夜晚，他脚下的沙砾发出的沙沙声，至今还回响在我耳边。”奥尔加后来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契诃夫开始出现幻觉，谈论海员，还夹着些与日本人有关的东西。“你不该把冰放进空空的胃里。”当奥尔加把冰袋放在他的胸口上时他说道。
席威尔医生赶了过来，他在打开医疗包时，眼睛一直都没有离开躺在床上喘息的契诃夫。病人的瞳孔已经放大，太阳穴上全是汗水。尽管席威尔医生知道契诃夫大限将至，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他不是个情绪化的人。他是个医生，曾宣誓要尽自己最大努力来拯救病人。而且，契诃夫还在死亡线上微弱地挣扎着呢。席威尔医生准备好针管并给契诃夫注射了一针莰酮。这本来是为了加快他的心跳，但没有用——当然，这时候，什么药都没有用了。尽管这样，医生还是告知了奥尔加他打算输送氧气。契诃夫突然清醒过来，他轻声说道：“有什么用？不等氧气运到，我已经是具尸体了。”
席威尔医生一边揪着自己的大胡子，一边看着契诃夫。作家的脸颊深陷，脸上蜡黄蜡黄的，喘气声刺耳。席威尔医生知道也就是几分钟的事了。他没说一句话，也没和奥尔加商量，径直走到墙上装着电话的那个侧间里。他看了看电话的使用说明，按住一个按钮并摇一下边上的把手，他就能接通旅馆底层的厨房。他拿起话筒，放在耳边，并按照说明书所说的那样操作。终于有人接了电话，席威尔医生要了瓶旅馆里最好的香槟。“几只酒杯？”楼下的人问道。“三只！”医生对着话筒大声吼道，“快点，听见没有？”这是个难得的灵光一现的时刻，事后也容易忽视它，因为这个举动是如此地恰如其分，简直就像是命中注定的一样。
香槟被一个看上去很疲惫的年轻人送了上来，他金黄色的头发乱糟糟地立在头上，制服裤皱皱巴巴的，裤缝早没了，由于匆忙，夹克上还有一个扣子没扣上。他看上去就像个在凌晨偷空休息（比如，歪在一把椅子上打盹）的伙计，突然听到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老天爷！——不等他明白过来，就被一个领班摇醒，让他给211房间送一瓶酩悦香槟：“快点，听见没有？”
年轻人一手拿着冰着香槟的银质冰桶，一手托着放了三个雕花水晶酒杯的银托盘走进房间。他把冰桶和杯子放在桌子上时，伸着脖子朝另一个房间看了看，那里传出一个人急促的喘息声。这声音听上去非常恐怖，令人痛心，年轻人把下巴埋进衣领里，转过身去，不想去听那越来越刺耳的呼吸声。在他正对着窗外漆黑的城市发愣时，一个看上去很威严、留着大胡子的人往他手里塞了一把硬币——捏在手里就知道，这是一笔很丰厚的小费。突然，房间的门打开了，没走几步，年轻人就已经站在楼梯口了。他张开手，吃惊地看着手上的硬币。
就像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席威尔医生有条不紊地开着香槟的软木塞，他尽量减小开瓶发出的带有欢庆色彩的爆破声。倒了三杯香槟后，出于习惯，他顺手用软木塞把酒瓶塞上。他端着杯子来到床前，奥尔加松开了她一直握着的契诃夫的手——这只手烧得她手指发烫，她后来说道。她在他头后面垫了个枕头，然后把冰凉的盛着香槟的酒杯放在他手里，合拢他的手指。契诃夫、奥尔加，还有席威尔医生，互相看了一眼。他们没有碰杯，没有什么可以干杯的，在这个时候能为什么干杯？为死亡？契诃夫调集了他剩下的全部力量，说：“真是好久没喝香槟了。”他把酒杯靠着嘴唇，喝了起来。过了一两分钟，奥尔加把空杯子从他手上拿了下来，放在床头柜上。契诃夫侧了一下身，他合上了眼睛并叹了口气。一分钟后，他停止了呼吸。
席威尔医生从床单上拿起契诃夫的手，把手指搭在他的手腕上，又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只金表。他打开表盖，看着秒针慢慢地走着，非常缓慢地走着。他在检测契诃夫的脉搏时，让秒针在表面上走了整整三圈。这时是凌晨三点，房间里还是很闷热，巴登韦勒正遭受着多年来最恶劣的热浪的袭击。两个房间的所有窗户都开着，但一丝风都没有。一只硕大的长着黑翅膀的飞蛾从窗口飞进来，砰的一声撞在灯罩上。席威尔医生松开契诃夫的手腕，说道：“结束了。”他合上表盖，把表放回背心的口袋里。
奥尔加很快地擦干眼泪，并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她感谢医生的服务。他问她是否需要点镇静药——鸦片酊，或者几滴缬草油。她摇了摇头，但她确实有个请求，在通知官方和让报界知道之前，也就是在契诃夫不再属于她之前，她想和他再单独待一会儿。医生您能帮这个忙吗？能否晚一点把这里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别人？
席威尔医生用一根手指的指背捋了捋自己的大胡子，为什么不呢？现在就让人知道和再等几个小时又有什么差别？剩下来的事也就是填一张死亡证明书，可以在早上去他的办公室办理，他还可以先睡上几个小时。席威尔医生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在他准备离开时，他咕哝了几句表示哀悼的话。奥尔加低着头。“很荣幸。”席威尔医生说道。他提上自己的包，离开了房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离开了历史。
就在这时候，软木塞从香槟酒瓶里迸了出来，泡沫沿着酒瓶流到了桌子上。奥尔加回到契诃夫的床前，她坐在一个脚凳上，握着契诃夫的手，不时抚摸一下他的脸。“没有人的声音，没有日常的嘈杂，”她写道，“只有美、宁静和死之庄严。”
她和契诃夫一直待到天亮。花园里的画眉鸟开始啼鸣，接着从楼下传来了桌椅搬动的声音。没多久，说话的声音也传了上来。就在这时，响起了敲门声。当然，她想，肯定是某个政府的办事员，比如验尸官，或者是警察局的，来找她问些问题和填表格。也许，仅仅是也许，是席威尔医生带着个殡仪馆的人回来了，来帮着处理契诃夫的遗体，好把它运回俄国。
但是，进来的却还是那个几小时前送香槟来的金发年轻人。然而现在的他，制服裤子烫得平平整整，两条裤缝笔直，舒适的绿夹克上的每颗扣子都扣得好好的，简直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他一点睡意也没有，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胖乎乎的脸也刮得干干净净，一副急于讨好的样子。他手里拿着个插了三枝长茎黄玫瑰的瓷花瓶，在把花献给奥尔加时，他敏捷地并了并自己的脚后跟。她向后退了一步，把他让进房间。他说，他来是为了取回酒杯、冰桶和托盘。他还想告诉他们，由于天气炎热，今天将改在花园里用早餐。他希望这个天气没给大家带来太多的不便，他就这个糟糕的天气向她道歉。
女人看上去有点心不在焉。在他说话的时候，她把目光移开，低头看着地毯上的什么东西，并抱着双臂。在等待客人指示的当口，手里还拿着花瓶的年轻人趁机观察了一下房间。明亮的阳光透过敞开的窗户照进来，房间很整洁，东西几乎没被人动过。椅子上没有乱扔着的衣服，看不见鞋子、袜子、吊带裤和胸衣之类的东西，也没有打开的箱子。总之，一切都有条不紊，除了旅馆的家具，看不见其他的东西。然后，因为女人还在低头看着什么，他也低下头看了看，立刻发现了躺在他脚尖附近的软木塞。女人并没在看这个软木塞，她在看着其他的地方。年轻人想弯腰捡起地上的软木塞，可他手上还拿着那个花瓶，而且，他害怕这样做会引起更多的注意，从而显得很鲁莽。他有点不情愿地抬起目光，不再去想那个软木塞。除了小桌子上两只水晶杯旁那瓶没塞塞子、只剩下半瓶的香槟外，其他的一切都显得很有条理。他又把房间扫视了一遍，透过一扇开着的门，他看见了卧室床头柜上放着的第三只酒杯。而且，床上还躺着一个人！他看不见脸，但那个盖着被子的人一动不动地躺着，一点声音也没有。他的目光在那个人身上稍稍停留了一下，又转到了别处。突然，他感到一种无来由的紧张，他清了清嗓子，把重心移到另一条腿上。女人仍然低着头，不说话。年轻人感到自己的脸庞开始发热，他有点心血来潮地想到，也许他应该建议在另一个地方进早餐。他咳了一声，希望能引起女人的注意，但她并没有抬起头来看他。尊敬的外国客人如果愿意的话，他说，可以在房间里用早餐。年轻人（他的名字没能流传下来，他极有可能丧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他很乐意送一盘早餐上来。两盘，他不确定地向卧室又瞟了一眼后，加了一句。
他陷入沉默，用手指划着他衣领的内侧。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甚至不知道这个女人有没有在听。他不知道他还该干什么，他还捧着那个花瓶，玫瑰的芬芳扑鼻而来，莫名其妙地引起了一阵悔恨。在他等候的整个过程中，这个女人就像是丢了魂一样。当他在那儿站着、说话、倒脚和捧着花瓶时，她就像是在另一个地方，一个远离巴登韦勒的地方。现在，她总算回过神来了，脸上的表情有了些变化。她抬起头来，看看他，又摇了摇头。她好像是在想弄明白，这个年轻人，这个捧着插了三枝黄玫瑰的花瓶的年轻人，到她房间里来干什么。花？她可没有说要花。
终于，她走到她的手提包前，掏出些硬币，又抽出几张纸币。年轻人用舌尖舔了舔嘴唇，眼看着又是一笔可观的小费，但这是为什么？她想让他干什么？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客人。他又一次清了清自己的嗓子。
不需要早饭，这个女人说，至少现在不要。早饭在今天早上不是件要紧的事。她需要其他的东西，她要他去找一个殡仪师。他能听懂她的话吗？她的契诃夫死了，你知道吗？你明白吗？年轻人？安东·契诃夫已经死了。你给我认真听着，她说。她让他下楼，去前台打听一下，哪儿可以找到本城最受尊敬的殡仪师。他必须可靠，举止得体和有敬业精神。这么说吧，一个配得上伟大艺术家的殡仪师。这儿，她一边说，一边把钱塞给他。告诉楼下的，是我特意让你来做这件事的。你在听吗？你明白我说的话吗？
年轻人努力想去弄明白她在说什么，他让自己不往卧室那个方向看。他感觉有点不对劲。他感到他的心脏在夹克下面狂跳不止，额头也在冒汗，他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看，他想把手上的花瓶放下来。
请帮我做这件事，女人说，我会感激地记住你的。告诉楼下的人是我要你这样做的，就这样说。但不要引起不必要的、不管是对你还是对这件事的注意。就说这是必须的，是我要求的，就这些！你在听我说吗？听懂了的话就点点头。最重要的是，不要引起惊慌，其他的事，其他所有的事，包括混乱，很快都会来临。最困难的已经过去了，我们都彼此清楚了吗？
年轻人的脸色苍白。他僵硬地站在那儿，紧握着手中的花瓶，勉强地点着头。
在得到旅馆的允许后，他要从容不迫地踏上寻找殡仪师的征途，切忌任何匆忙。他应该像去完成一项重要的差事那样去做，这就够了。他是去完成一项重要的差事，她说过。他可以想象自己走在繁华的街道上，手里捧着插着玫瑰的瓷花瓶，去送给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士，这么想会使他觉得不虚此行（她安静地说着，推心置腹，像是说给一个亲戚或朋友听）。他甚至可以告诉自己，他要去见的这个人正等着他呢，等着他送来的花，或许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尽管这样，年轻人不要因此而激动地跑起来，不能因此而乱了步伐，记住他手上还捧着花瓶呢！他可以走得轻快点，但尽可能保持一种庄严的步伐。他将一步不停地走到殡仪师家门口，然后提起门上的黄铜门环，然后让它下落。一下，两下，三下，要不了多久，殡仪师本人就会出来。
殡仪师会是四十多岁，没错，也许五十多一点，秃头，很壮实，鼻子上低低地架着副金丝眼镜。他会是个温和的人，一点架子也没有，是一个只关心自己该知道的事情的人。围裙，对，他可能围着条围裙。他会一边听年轻人说话，一边用一条深色的毛巾擦手。他的衣服上还带着一丝淡淡的甲醛味，但这没什么，年轻人不该为此而担心，他几乎是个成人了，不应该再厌恶或担心这些了。殡仪师会听他把话说完，他是个自制力和忍耐力都很强的人，这个殡仪师，也是个能在这种情况下去减少而不是增加他人恐惧的人。他早已习惯了死亡的各种面貌，死亡于他已不是个秘密，没什么好惊奇的。今天上午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殡仪师接过花瓶，在年轻人说话的过程中，仅有一次，他流露出了一丝兴趣，也可以说他暗示他听到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当年轻人提到死者的姓名时，殡仪师微微抬了抬他的眉毛。你是说契诃夫？等一下，我马上就和你走。
你听明白我说的了吗？奥尔加问年轻人。杯子放在那儿好了，别管它，别再想这些水晶酒杯之类的了，让房间保持原样。一切都就绪了，我们都准备好了，你可以去了吗？
但是，在那一刻，年轻人的脑子里只有那个躺在他鞋尖旁的软木塞，他必须弯下腰才能把它捡起来，手里还拿着花瓶呢。他会这样做的，于是弯下身子，眼睛不往下看，伸手去够那个软木塞，并最终把它握在手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