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的嘴唇发白,他继续在纸上走来走去,偶尔停下来看马尔斯一眼,嘴巴里发出轻微的喘气声。
“还有卫生间的东西,亲爱的,别忘了卫生间的东西,”摩根太太说,“用Z的毯子和床单已经是很不对的了,但他们还用了卫生间的东西,翻动储存在阁楼里的私人物件,这就太过分了。”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马尔斯先生。”摩根说。他试图填他的烟斗。但他的手在发抖,烟丝散落到了地毯上。“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正等着别人来写呢。”
“而且这并不需要托尔斯泰来写。”摩根太太说。
“根本就不需要托尔斯泰。”摩根说。
马尔斯大笑着。他和保拉同时从沙发上站起身,向大门走去。“晚安。”马尔斯开心地说。
摩根跟在他的身后:“如果你是个真正的作家,先生,你会把那个故事变成文字,而不是踮着脚绕着它走。”
马尔斯只是在笑。他触到了门把手。
“还有一件事。”摩根说,“我本来不想提的,但鉴于你今晚的所作所为,我想告诉你我的两张一套的‘爵士音乐会’不见了。这些唱片是很有纪念意义的,我一九五五年买的它们。现在,我强烈要求你告诉我它们去了哪里!”
“凭良心说,埃德加,”摩根太太在帮保拉穿外套时说,“清点完唱片后,你承认你记不得最后一次见这些唱片是什么时候了。”
“但我现在很确定,”摩根说,“我肯定我们离开前见过那些唱片,现在,现在我想让这位作家确切地告诉我们那些唱片的去向。马尔斯先生?”
但马尔斯已经来到门外,他拉着他太太的手,急匆匆地沿过道向车子走去。巴兹被他们吓住了,怯生生地叫了一声,跳到了一旁。
“我要知道!”摩根叫道,“我等着呢,先生!”
马尔斯和保拉钻进车里,发动了引擎。他又看了一眼站在门廊里的那对夫妻。摩根太太挥了挥手,而后,她和埃德加·摩根进到屋里,关上了门。
马尔斯把车开上了路。
“那些人疯了。”保拉说。
马尔斯拍了拍她的手。
“他们真恐怖。”她说。
他没有回答。她的声音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他继续往前开着。雪花扑打在挡风玻璃上。他默不作声地看着前方的路。此刻,他正处在一个故事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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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丢了工作。我躺在沙发上听着雨声,随时期盼着来自北方的消息。我不时欠身,透过窗帘看一眼邮递员来了没有。
街上没有人,什么都没有。
我再次躺下还不到五分钟,就听见有人在门廊上走动,来人停顿了一下,敲起门来。我躺着没动。我知道不是邮递员。我听得出他的脚步声。没工作时你得格外留心,通知会来自邮件,也会从门缝底下塞进来。他们有时还会直接上门来找你谈谈,尤其是你没装电话的话。
敲门声又响了起来,更响了,坏兆头。我慢慢坐直身子,想从这儿看看前廊。但是不管站在那里的是谁,他贴着门站着,又一个坏兆头。我知道地板会咯吱咯吱地响,所以没有机会溜进另一个房间,从那里的窗户向外看。
又一声敲门声,我说,谁呀?
我是奥布里·贝尔,一个男人说道,你是斯莱特先生吗?
你想干什么?我在沙发上喊道。
我有东西要给斯莱特太太。她赢了一样东西。斯莱特太太在家吗?
斯莱特太太不住在这里,我说。
唔,那么,你是斯莱特先生吗?那个男人说,斯莱特先生……他打了个喷嚏。
我从沙发上起身。打开锁,把门开了一条缝。是个老头,在雨衣里面显得肥胖臃肿。水沿着雨衣往下淌,滴在他拎着的那个装着什么设备的大箱子上。
他咧嘴笑了笑,放下大箱子。他伸出手来。
奥布里·贝尔,他说。
我不认识你,我说。
斯莱特太太,他说了起来,斯莱特太太填了张卡。他从里面口袋里掏出一叠卡片,翻了一小会儿。斯莱特太太,他念道,南六街东二百五十五号?斯莱特太太中奖了。
他脱下帽子,庄重地点了点头,用帽子抽打着雨衣,好像在说就这样了,都搞定了,旅程已经结束,到达终点了。
他等着。
斯莱特太太不住在这里,我说,她中了什么奖?
我给你看看,他说,我可以进来吗?
我不知道。要是时间不长的话,我说,我很忙。
好的,他说,让我先把这件雨衣脱了。还有这双套鞋。我不想在你的地毯上留下水迹。我看见你确实铺了块地毯,您是斯……
看见地毯后,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了下去。他打了个寒战,脱掉雨衣,在外面抖了抖,把领子挂在门把手上。这是个挂衣服的好地方,他说,该死的天气,别提了。他弯下腰来松鞋带。他把箱子放在房间里面。他脱掉套鞋,穿着拖鞋进了房间。
我关上门。见我盯着拖鞋看,他说,奥登第一次去中国时,穿着拖鞋走遍了那里。从来没有把它们脱下来过。有鸡眼。
我耸耸肩。又看了一眼街上有没有邮递员,再次把门关上。
奥布里·贝尔盯着地毯看。他咬住下唇,然后笑了起来。他一边笑一边摇头。
有什么好笑的?我说。
没什么,天哪,他说。他又笑了起来。我想我是昏了头了。我想我在发烧。他把手放在额头上。他的头发乱成一团,头上戴帽子的地方被压出一圈印子。
我像是在发烧吗?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想我可能是发烧了。他仍然盯着地毯看着。你有阿司匹林吗?
你怎么啦?我说,我希望你别把病传给我。我还有要紧的事要做。
他摇摇头。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他用穿着拖鞋的脚踩了踩地毯。
我去了厨房,洗了一只杯子,从瓶子里倒出两片阿司匹林。
这儿,我说,吃完你就该走了。
你能代表斯莱特太太吗?他有点生气了,低声说。算了,算了,算我刚才没说,算我刚才没说。他擦了擦脸,吞下阿司匹林。他的目光扫过空荡荡的房间。然后他费劲地倾身向前,打开箱子的搭扣。箱子嘭的一声打开了,露出装满各种各样东西的隔间,有软管、刷子、发亮的管子和一个装在小轮子上面、看上去很重的蓝色的东西。他盯着这些东西,一副吃惊的样子。他用一种神秘兮兮的语调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靠近了一点,要我说这就是台吸尘器。我没买东西的打算,我说,就算买,也不会去买一台吸尘器。
我想让你看个东西,他说。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看这个,他说。他把卡片递给我。没有人要你买什么。但你看看这个签名,是不是斯莱特太太的签名?
我看着卡片。我把它凑到灯光下面。我把它翻过来,但另一面是空白的。那又怎样?我说。
斯莱特太太的卡片是从一篮子卡片里随机抽出来的。有几百张这样的小卡片。她赢了一次免费吸尘和地毯清洗的服务。斯莱特太太中奖了。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我来这里甚至要帮你们吸吸床垫,斯……先生,看到床垫上日积月累的那些东西,你会吓一跳的。生命里的每一天,每一夜,我们身上都会留下一点东西,这儿一点,那儿一点。我们身上的这些碎屑去哪儿了呢?它们穿过床单掉进了床垫,就在那里!还有枕头里。都一样。
他把那些亮晶晶的管子一根根地取出来,把它们接了起来。现在他把长度适当的管子插进软管。他跪在地上,嘴里咕哝着,把一个像吸嘴一样的东西接在软管上,又把带轮子的蓝色的东西提了出来。
他让我查看了一下他打算用的滤网。
你有车吗?他问道。
没车,我说,我没有车。如果有的话我会开车把你送走的。
太不幸了,他说。这个小吸尘器带着条六十英尺长的延长线。如果你有辆车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小吸尘器推到你车门跟前,吸一下里面的长毛地毯和豪华仰式座椅。当你发现我们身上会掉下那么多东西,那些高级椅子下面长年累月积攒下来那么多东西,你会大吃一惊的。
贝尔先生,我说,我觉得你最好把东西都收起来,离开这里。我这么说没有任何恶意。
但他正在房间里四处找插座。他在沙发尽头找到了一个。机器里面像是有个玻璃球,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总之,里面有松动的东西,稍后,响声变成了稳定的嗡嗡声。
里尔克成年后,从一个城堡搬到另一个城堡。全靠资助者,他透过吸尘器的嗡嗡声大声说道。他很少坐汽车,情愿去坐火车。再看看和夏特莱侯爵夫人住在西莱堡的伏尔泰。面对死亡,他多么平静。他抬起右手,好像我马上要反驳他似的。不对,不对,说得不对,是不是?别这么说。但又有谁知道呢?说完他转过身去,开始把吸尘器往另一个房间里拖。
房间里有一张床,一个窗户。被子堆在地上。一个枕头,一张床单罩着床垫。他褪下枕套,又迅速地把床单从床垫上扒下来。他盯着床垫看,还用余光瞄了我一眼。我去厨房拿了把椅子,坐在门口看着。他先把吸嘴放在手掌上试了试吸力。他弯腰调了调吸尘器上的一个旋钮。像这样的活儿,得把马力调到最大,他说。他又检查了一下吸力,然后把软管拉到床的顶头,让吸嘴在床垫上移动。吸嘴贴住了床垫,吸尘器发出更大的响声。他把床垫来回吸了三遍,然后关掉了机器。他按下一个手柄,盖子“啪”的一声打开了。他取出滤网。这个滤网只是用来做示范的。正常使用时,所有这些东西都会进到袋子里,这里,他说。他用手指头拈了一撮上面的灰尘,肯定有一茶杯那么多。
他脸上的表情有点古怪。
这不是我的床垫,我说。我在椅子上往前倾了倾身子,努力做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现在轮到枕头了,他说。他把用过的滤网放在窗台上,向窗外看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你来抓住枕头的角,他说。
我站起来,抓住枕头的两个角。觉得自己像是在揪住某个东西的耳朵。
就像这样?我说。
他点点头。他去另一个房间又取来一个滤网。
这玩意儿要多少钱?我说。
几乎不值钱,他说。它们是用纸和一小点塑料做的。很便宜。
他用脚打开吸尘器开关,我紧紧抓住枕头,吸嘴陷进枕头里,从枕头的一端移到另一端——一遍,两遍,三遍。他关掉吸尘器,取出滤网,一声不响地拿着它。他把它放在窗台上另一个滤网旁边。然后,他打开壁橱的门。他向里看了看,但里面只有一盒灭鼠灵。
我听见门廊上的脚步声,门上投信口开了一下,又咔嗒一声关上了。我们互相看了一眼。
他拖着吸尘器进了另一个房间,我跟在他的后面。我们看了一眼靠近前门的地毯上那封朝下的信。
我朝那封信走去,转身说道:还有什么?不早了。这块地毯不值得弄。它只是一块十二乘十五、加了防滑背衬的棉线地毯,从地毯城买来的。根本就不值得去弄它。
你这儿有装满的烟灰缸吗?他说,或者盆栽植物之类的?一把土也行。
我找到烟灰缸。他接过去,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地毯上。用穿着拖鞋的脚把烟灰和烟头踩碎。他又跪下来,放进一个新的滤网。他脱掉外套,把它扔到沙发上。他腋下在出汗。肚子上的肥肉耷拉到皮带上。他拧下吸嘴,在软管上装上另一个装置。他调了一下旋钮,用脚打开机器的开关,开始来回走动,在这块破地毯上来回地走动。我有两次向那封信走去,但他简直像是知道我要去干什么似的,总用那些软管和金属管子挡住我的去路,他扫过来,扫过去……
我把椅子搬回厨房,坐在那里看着他工作。过了一会儿,他关掉机器,打开盖子,一声不响地把滤网递给我,上面全是灰尘、毛发和颗粒状的东西。我看了一眼滤网,起身把它丢进了垃圾箱。
现在他有条不紊地工作着。不再解释什么。他拿着一个装着一点绿色液体的瓶子去了厨房。他把瓶子放在水龙头下面,灌满水。
你要知道我可什么都付不起,我说,即使是个没它就活不下去的东西,我也拿不出一分钱。你只能为我白干了,到此为止吧。你在我身上花工夫实在是浪费时间,我说。
我想把话说清楚,免得误会了。
他继续忙他的。他在软管上安了另外一个附件,用一种复杂的方法把瓶子挂在这个新附件上。他在地毯上慢慢地走着,让刷子在地毯上前后移动,不时释放出一点青绿色的蒸汽,形成了一摊一摊的泡沫。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放松下来,看着他工作。我偶尔看看窗外的雨。天开始变黑。他关掉吸尘器,站在靠前门的一个角落里。
要喝咖啡吗?我说。
他在粗声喘气。他擦了把脸。
我烧上水。水烧开后,我冲了两杯咖啡。他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拆开装了箱,捡起了那封信。他读着信上的名字,仔细查看着寄信人的地址。他把信对折起来,放进了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我一直注视着他,什么都没干。咖啡凉了。
这是斯莱特先生的信,他说,我来处理它。咖啡我就不喝了。我还是别从地毯上走过去了。我刚洗过。
那倒是,我说。然后我说:你确定那封信是给谁的?
他伸手去拿沙发上的外套,穿上它,打开前门。还在下雨。他脚伸进套鞋里,系好鞋带,然后穿上雨衣朝里面看了看。
你要看一眼吗?他说,你不相信我?
只是觉得有点奇怪,我说。
好了,我该走了,他说。但他仍然站在那儿。你到底要不要这台吸尘器?
我看了看这个大箱子,它已经合上,准备上路了。
不要,我说,算了吧。我很快就要走了。它只会碍事的。
好吧,他说。他带上了门。
亲爱的,这是为什么?
尊敬的先生:
收到您询问我儿子的来信,我感到很惊讶,您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的?多年前,当事情刚露出点征兆时,我就搬过来了。这里没人知道我的身份,但我还是很担心。我害怕的人正是他。看报时我会一边摇头一边纳闷。读着有关他的报道我扪心自问,这个人真是我儿子吗?他真的在做这些事吗?
除了爱发火和不说真话外,他是个好孩子。我找不出任何原因。事情始于那一年夏天的独立日,他差不多有十五岁了吧。我们家的猫特鲁迪不见了,第二天都没回来。第二天晚上,住在我们后面的库珀太太告诉我,特鲁迪那天下午爬到她家后院死了。特鲁迪被弄得遍体鳞伤,但她还是认出了它。库珀先生把尸体埋了。
遍体鳞伤?我说,你说的遍体鳞伤是什么意思?
库珀先生在地里看见两个男孩把鞭炮塞进特鲁迪的耳朵和它那个你知道的地方。他想制止他们,但他们跑了。
谁,谁会做这样的事情,他看清是谁了吗?
他不认识另一个男孩,但他们中的一个往这边跑。库珀先生觉得就是你儿子。
我摇头。不,这绝对不可能,他绝不会做这样的事,他喜欢特鲁迪,特鲁迪在我家好多年了,不会,不会是我儿子。
那晚我告诉了他特鲁迪的遭遇,他表现得非常震惊,说我们应该悬赏捉拿凶手。他写了个东西并答应把它贴在学校里。但当晚就在他回房间之前,他说别太难过了,妈,它老了,按猫的年纪算,它已经六十五或七十岁了,活得够久了。
他每天下午和星期六在哈特利做搬货工。我在那儿工作的朋友,贝蒂·威尔克斯,告诉了我这个工作,说会帮他说话。那天晚上我向他提了一下,他说好呀,年轻人的工作不好找。
他第一次拿到薪水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他最喜欢吃的晚餐,他进门时所有东西都上了桌。当家的回来啦,我说,抱了抱他。我太为他骄傲了,你挣了多少,宝贝?八十美元,他说。我大吃一惊。太棒了,宝贝,我简直不敢相信。我饿死了,他说,吃饭吧。
我很高兴,但我弄不懂,这比我挣得还多。
洗衣服时,我在他口袋里发现了哈特利发的工资单,二十八美元,他说是八十。他为什么不说真话?我弄不明白。
我会问他,昨晚去哪儿了,亲爱的?他会回答说看戏去了。过后我会发现他去了学校的舞会,或者和什么人开车兜风去了。我就在想这又有什么不同,他为什么不能诚实一点,没有理由对他妈妈说谎呀。
我记得有一次他应该是去参加了学校的实地考察活动,我就问他,你们实地考察时都看到了什么,亲爱的?他耸耸肩,说陆地的形成、火山岩、灰层,我们参观了一百万年前曾是一片大湖的地方,现在那里是一片沙漠。他看着我的眼睛一直讲下去。第二天我收到学校的条子,说他们需要得到家长对实地考察的许可,问是否允许他去。
高中最后一年快结束时,他买了辆车,总不回家。我很担心他的成绩,但他只是笑笑。要知道他是个很优秀的学生,如果您对他有点了解的话,肯定会知道这个。后来,他买了一杆猎枪和一把猎刀。
我很不愿意在家里见到这些东西,就对他说了。他笑笑。他总是用笑来应付你。他说他会把它们放在他车子的后备厢里,那样拿起来反而方便些。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没回家。我急得要死。第二天早上十点左右,他回来了,让我给他做早饭,他说外出打猎把他的胃口给撑大了,他说他很抱歉昨晚没回家,他们开了很远才赶到那里。他的话听上去很奇怪。他神色慌张。
你去哪儿了?
去了威纳斯,我们在那儿打了几枪。
你和谁去的,宝贝?
弗雷德。
弗雷德?
他瞪着眼,我没再说什么。
就在那个星期日,我轻手轻脚地走进他房间,去取他的车钥匙。他昨天曾答应晚上下班后,在回家的路上买点做早饭的东西,我以为他可能把它们留在车里了。我看见他床下露出半截的新鞋子上沾满了泥沙。他睁开眼睛。
宝贝,你的鞋子怎么了?看看你的鞋子。
汽油用完了,我只好走着去找油。他坐起来。你管这干吗?
我是你妈妈。
他洗澡时,我拿了钥匙到外面他停车的地方。我打开后备厢,没找到食品。我看见猎枪放在一床棉被上,刀也在那里,我看见他的一件被卷成一团的衬衫,我抖开它来,上面全是血。衬衫是湿的。我丢下了它,关上后备厢往回走,见他正在窗前注视着这边,他打开门。
我忘了对你说了,他说,我鼻子流了很多血,我不知道那件衬衫还洗不洗得出来,还是扔掉算了。他微微一笑。
过了几天我问他工作怎样。很好,他说,涨工资了。但我在街上碰到贝蒂·威尔克斯,她说他们都为他不在哈特利干了感到可惜。大家都那么喜欢他,贝蒂·威尔克斯说。
两天后的晚上我躺在床上,但睡不着,我盯着天花板看。我听见他的车在房前停了下来,我听见他把钥匙插进门锁,听见他穿过厨房,沿着过道进了他的房间,随即关上了门。我爬起来。我可以看见他门缝底下漏出的光,我敲了敲,推开了门,说想喝杯热茶吗,宝贝,我睡不着。他正在衣柜那儿弯腰站着,砰的一下关上抽屉冲我发火,出去,他尖叫道,滚出去,我讨厌你监视我,他尖叫着。我回到我的房间一直哭到睡着。那天晚上他伤透了我的心。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见着他,他就起身出门了,但我无所谓。从现在起我就只把他当成个房客,除非他改改自己的行为,我已经忍到极限了。如果他不想让我们变成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他得道歉。
那天晚上我回来时,他已经把晚饭做好了。你怎么样?他说,接过了我的外套。今天过得如何?
我说我昨晚没睡,亲爱的。我答应自己不会把这件事说出来,我不是想让你觉得内疚,但我不习惯自己的儿子这样和我说话。
我想给你看样东西,他说,给我看了他正在为他的公民学课程撰写的文章。我确信那是关于国会与最高法院的关系的。(就是那篇为他在毕业典礼上赢得奖状的论文!)我尽力读着它,下定了决心,是时候了。亲爱的,我想和你谈一谈,这年头把孩子带大不容易,像我们这样家里没有父亲的就更难了,需要男人帮助时我们找不到人。你几乎长成大人了,但我对你还是有责任,我觉得我有权要求一些尊重和体谅,对你我尽量做到平等和坦诚。我要听实话,亲爱的,我对你的唯一要求就是,说实话。亲爱的。我喘了口气,假如你有这样一个孩子,当你问他一件事时,任何一件事,他去了哪儿或者他要去哪儿,他自己一人时都做了些什么,任何事,从来没有,他从来没有一次对你说真话,你会是什么感受?你如果问他外面是不是在下雨,回答会是没有,天很好,阳光明媚,我猜他肯定暗自发笑,觉得你已经老到或者糊涂到看不见他的衣服是湿的。他为什么要说谎,你问你自己,我不明白他这样做能得到什么,我不停地问自己这是为什么,但我没有答案。亲爱的,这是为什么?
他什么都不说,一直瞪着眼,他走到我身旁说,我会让你知道的。我要说的是跪下,跪下是我要说的,他说,这是第一个原因。
我跑进我的房间,锁上门。当晚他就走了,带上了他的东西,他想要的东西,走了。信不信由你,我再也没见过他。我在他的毕业典礼上见过他,但那是和很多人一起。我坐在观众席上,看他领他的毕业证书和他文章得的奖状。我听他发言,和大家一起鼓掌。
后来我就回家了。
我再也没见过他。哦,当然,我在电视上见过他,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
我知道他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后来又听说他离开了海军陆战队,回东部上大学,然后和那个女孩结了婚,并且从了政。我开始在报纸上见到他的名字,我找到他的地址,给他寄了信,我每隔几个月就给他寄封信,一封回信也没收到。他竞选州长,选上了,现在很有名了。这时我开始担心了。
我的恐惧在增加,开始担惊受怕,我当然不再给他写信,希望他会认为我死了。我搬到这里来,要了个没有编入电话簿的电话号码。后来我不得不把名字改了。如果你是个有权有势的人并想找到什么人,你能找到他们,不会太难。
我应该骄傲才对,但我反而害怕。上周我看见街上有辆车,里面坐着个我知道是在监视我的人,我径直走回家,锁上门。几天前我正躺着呢,电话铃响了又响,我拿起话筒,里面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老了。我是他的母亲。按说我应该是天底下最骄傲的母亲,但我只感到害怕。
谢谢您的来信。我想让人知道。我非常羞愧。
我还想问一下您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和住址的,我一直在祈祷没人会知道。但您知道。您为什么会知道?请告诉我为什么。
您真诚的
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
那辆车必须尽快脱手,利奥让托妮去办这件事。托妮精明能干,而且有个性。她过去曾挨家挨户推销儿童百科全书。尽管他那时没有孩子,她还是让他签下了订单。后来,利奥和她约会,一直发展到了现在。这必须是一笔现金交易,而且,今晚就得成交。明天,他们的一个债主就可能把这辆车收了做抵押。下星期一,他们就得上法庭,成为无家可归的人。昨天,他们的律师寄来几封说明意图的信后,有关他们的闲言碎语就传开了。律师说,星期一的听证会没什么可担心的,会问他们一些问题,再让他们签几份文件,仅此而已。但是,卖了那辆敞篷车,他说,就今天,今天晚上。他们可以留下利奥的那辆小车,这没问题。但如果他们开着那辆大敞篷车去法庭的话,法庭一定会把它没收。事情就是这样。
托妮在穿衣打扮。已经下午四点了,利奥担心卖车的地方会关门,可托妮还是不慌不忙地打扮着。她穿了一件白色的新衬衣,宽花边袖口,新西服套装,新高跟鞋。她把草编钱包中的东西放进新黑漆皮手提包里。她检查了一下那只蜥蜴皮的化妆袋,把它也装了进去。托妮在妆发上花了两个多小时。利奥站在卧室的走道里,用指关节敲着嘴唇,看着她。
“你弄得我很紧张,别老那么站着,”她说,“我看上去怎么样。”
“你看上去很不错,”他说,“你看上去非常棒。任何时候我都愿意从你这儿买辆车。”
“但你没钱,”她边说边瞟了一眼镜子,压压头发,皱了一下眉头。“你信用极差,一无所有。”她说,“逗你玩呢。”她从镜子里看着他。“别当真,”她说,“这事得办,我会去办的。如果让你去,能弄个三四百美元就算你走运了,咱们俩都知道。宝贝,其实只要你不倒找钱给他们,就算是走了大运了。”她最后一次拍了拍头发,抿了下嘴唇,再用纸巾把多余的唇膏擦掉。她从镜子前转过身来,拿起她的包。“我得和他们吃顿饭什么的,我告诉过你,这是他们的规矩,我了解他们。不过别担心,我会脱身的,”她说,“我应付得了。”
“天,”利奥说,“你非得说这些吗?”
她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祝我好运。”她说。
“好运。”他说。“带上那张粉色单子了吗?”他问。
她点点头。他跟着她穿过房子。她是个高个子女人,有小而挺立的乳房,宽厚的臀部和大腿。他挠了一下脖子上的疙瘩。“你确定吗?”他说,“再看看,没那张粉色单子是不行的。”
“带上了。”她说。
“再看看。”
她张嘴想说些什么,结果只是在面前那扇窗子上看了一眼自己,然后摇了摇头。
“至少打个电话回来,”他说,“让我知道事情的进展。”
“我会打的,亲亲我,亲亲。这儿。”她说,指着嘴角。“小心点。”她说。
他为她打开门。“你先从哪儿开始?”他说。她从他身边走过,来到了前廊。
马路对面的厄内斯特·威廉姆斯在向这边张望。他穿着百慕大短裤,肚皮耷拉着,一边给秋海棠浇水,一边看着利奥和托妮。有一次,去年冬天的一个假日里,托妮带孩子去了利奥母亲家,他把一个女人带回了家。第二天,一个寒冷、有雾的星期六,早晨九点,利奥送那个女人上车,让拿着报纸站在路边的威廉姆斯吃了一惊。雾散开了,厄内斯特·威廉姆斯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然后用报纸在自己的腿上狠狠拍了一下。
利奥想起了那一拍,耸起肩,说:“你想好先去哪一家了吗?”
“我就顺着往前走,”她说,“先去第一家,然后一路往下走。”
“从九百美元开始要价,”他说,“然后往下降。即使是现金交易,九百已经是蓝皮书上的低价了。”
“我知道该怎么开价。”她说。
厄内斯特·威廉姆斯把水管转向他们这边。他在水雾后面瞧着他们。利奥有了股忏悔的冲动。
“一定要敲定。”他说。
“好的,知道了,”她说,“我走了。”
这是她的车,他们都称它为她的车子,这使得一切更加糟糕。三年前的夏天,他们买了这辆全新的车。孩子们上学以后,她想做点事,就又回去跑销售。他在纤维玻璃厂上班,一周干六天。有一段时间,他们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后来,他们就在这轿车上先付了一千美元,然后每月都以分期付款数目的两到三倍来还款,一年内,他们就还清了贷款。刚才,在她穿衣打扮的时候,他把备用胎和千斤顶从车子的后备厢里取了出来,又把乘客座前放铅笔、火柴和邮票的箱子腾空,先把车子的外面洗了一遍,再用吸尘器把里面吸干净。汽车的红色前盖和挡泥板亮闪闪的。
“祝你好运。”他说,碰碰她的胳膊肘。
她点点头。看得出来她的思绪已经不在这儿了,已经在讨价还价了。
“一切都将会不同!”她走上自家车道时,他朝她喊道,“下星期一,我们从头来过。我说话算话。”
厄内斯特·威廉姆斯望着他们,转过头,吐了一口唾沫。她坐进汽车,点燃一根烟。
“下星期的这时候!”利奥又叫喊道,“一切都将成为历史!”
她把车倒上马路,他挥了挥手。她换了挡,向前开去。加速时,轮胎发出低声的呼啸。
利奥在厨房倒了些威士忌,然后端着酒杯来到后院。孩子们都在他母亲家。三天前来过一封信,他的名字被用铅笔写在脏兮兮的信封上。那是整个夏天唯一一封不是催债的信。信上说,我们很快乐。我们喜欢奶奶。我们有了一条新狗,它叫六先生。它很可爱。我们爱它。再见。
他又去倒了一杯酒。他加了些冰块,看见自己的一只手在颤抖。他把那只手放在洗碗槽上。他盯着它看了一会儿,放下酒杯,伸出另一只手。然后他端起酒杯,回到屋外,坐在台阶上。他想起小的时候,父亲指着一栋漂亮的房子,一栋很高的白房子,四周种满了苹果树,还围着高高的白栅栏。“那是芬奇家。”他父亲羡慕地说,“他少说也破产过两次。瞧那房子。”但破产应该是企业彻底垮台,高管割腕、跳楼,成百上千的人流落街头才对呀。
利奥和托妮还有家具。他们的家具还在,托妮和孩子们的衣服还在。这些东西不会被没收。除此以外,还剩下什么?孩子们的自行车,但为保险起见,他已经把它们送到了他母亲家。几周前来了辆卡车,把便携式空调、各种器具、新的洗衣机和烘干机都拉走了。他们还剩下什么呢?零零散散,没什么值钱的了,剩下的只是些早已破烂不堪的东西。但是从前,他们曾经有过大型派对、美妙的旅游。去里诺和塔荷,八十迈的速度,车篷敞着,收音机开着。食物是一项很大的开支。他们吃起来简直就是狼吞虎咽。他算了一下,光是为那些奢侈品就花了好几千美元。托妮进了商店,见到什么拿什么。“这些都是我小时候没有的东西,”她说,“不能让我的孩子们也没有这些。”就像是他一直都不让他们有似的。她还加入各种读书俱乐部。“小时候,我们家里根本就没有书。”她一边说,一边撕开厚厚的包装纸。他们为了能在新音响上放音乐,又加入了唱片俱乐部。他们什么都加入,甚至还买了一条名叫金泽尔的纯种小猎犬。为买这条狗,他花了两百美元,但一周后就发现它被撞死在街上。他们买了想要的一切。如果付不起,就用信用卡,就签字记账。
他的衬衣湿了,他能感觉到汗从腋下流出来。他手持空杯坐在楼梯上,看着阴影覆盖了整座院子。他伸伸腰,抹了把脸。他听着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声。想着他是否应该走进地下室,站在水槽上,用皮带把自己吊死。他知道自己真的很想去死。
回到屋里,他又调了一大杯酒。打开电视,给自己做了点吃的。他手拿伽里和脆饼干,坐在桌前,看着电视里一个盲人侦探的故事。他收拾好桌子,洗了锅和碗,把它们擦干、收好,然后才让自己看了一眼钟。
九点多了。她已经走了快五个小时了。
他倒上威士忌,加了点水,端着杯子来到客厅。他坐在长沙发里,发现自己肩膀太僵硬,不能往后靠。他盯着屏幕,喝着酒,很快就又去倒了一杯。他重新坐下来。一个新节目开始了——十点整——他说:“天哪,天晓得到底哪儿出了差错?”然后,他走进厨房,回来时,杯子里又倒上了威士忌。他坐下,闭上眼睛,听到电话铃声,立即睁开了眼睛。
“我想打电话来着的。”她说。
“你在哪儿?”他说。听到钢琴的声音,他的心跳了一下。
“我不知道,”她说,“某个地方。我们正在喝酒,然后要去另一个地方吃饭。我和销售经理在一块儿,他很粗鲁。不过还行,他已经把车买下了。我得走了。我是在去厕所的路上看见这个电话的。”
“车卖掉了吗?”利奥问。他透过厨房的窗户望着自家的车道,她过去总是把车停在那儿。
“我告诉你了,”她说,“现在我得走了。”
“等等,等一下,看在老天的分上,”他说,“车到底卖出去了没有?”
“我刚刚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把支票本拿出来了,”她说,“我现在必须走了。我得去洗手间。”
“等等!”他喊道。那头的电话已经挂掉了,他听着话筒里的嘟嘟声。“老天啊。”他手拿听筒站在那儿。
他在厨房里转了一圈,又走回客厅。他坐下,又站起来。他在卫生间里非常仔细地刷了牙,又用了牙线。他洗了脸,又回到厨房。他看了看钟,从每只上面都画着一副扑克牌的套杯中取出一只干净的。他往杯子里装满冰块,然后盯着丢在洗碗槽中的那只杯子看了一会儿。
他靠着长沙发的一头坐下,把腿跷在沙发的另一头。他看着屏幕,发现自己不明白那些人在说什么。他转着手上的空杯子,想把杯子的边咬下来。他打了一阵寒战,想上床去,可是他知道,他会梦见一个一头灰发的壮女人。他总在梦里弯腰系鞋带,当他直起身子时,她正看着他,他弯下腰来又系了一次。他看着自己的手,在他的注视下它握成了拳头。电话铃响了。
“你在哪儿,亲爱的?”他轻声细语地问。
“我们在这家餐馆。”她说,她的嗓音响亮明快。
“亲爱的,哪家餐馆?”他问道,用手掌抵住眼睛,揉了揉。
“市区的一家,”她说,“我想是‘新吉米’。对不起,”她在电话那端对什么人说道,“这是‘新吉米’吗?是‘新吉米’,利奥。”她对他说:“都办妥了,我们就快完事了,然后他会送我回家。”
“亲爱的?”他说。他把听筒靠在耳朵上,闭着眼,前后摇晃着。“亲爱的?”
“我得挂了,”她说,“我一直想打电话给你。好啦,猜猜多少钱?”
“亲爱的。”他说。
“六百二十五,”她说,“已经在我包里了。他说敞篷车不太好卖。我想我们生来就走运。”她说着笑了起来:“我把什么都告诉他了。我想我只能这样。”
“亲爱的。”利奥说。
“什么?”她说。
“求你了,亲爱的。”利奥说。
“他说他很同情,”她说,“不过他说什么我都不会觉得奇怪。”她又笑了起来。“他说如果是他,他宁愿自己被当成强盗或强奸犯,也不愿意是个破产的。不过他还算客气。”她说。
“回家吧,”利奥说,“叫辆车回家吧。”
“不行。”她说,“我告诉你了,我们正吃着饭呢。”
“我去接你。”他说。
“不行,”她说,“我说了,我们马上就结束了。我告诉过你,这也是交易的一部分。他们总想多得到点什么。不过别担心,我们就要走了。一会儿我就到家了。”她挂了电话。
几分钟以后,他打电话到“新吉米”。一个男人接的电话。“‘新吉米’已经打烊了。”那个男人说。
“我想跟我妻子说话。”利奥说。
“她在这儿上班吗?”那人问,“她是哪位?”
“她是个顾客,”利奥说,“她和一个人在一起。一个生意人。”
“我认识她吗?”那男的说,“她叫什么?”
“我想你不认识。”利奥说。
“没事了,”利奥说,“没事了,我看见她了。”
“谢谢你的来电。”那人说。
利奥快步跑到窗前。一辆他没见过的车子在房子前面减了速,然后又突然加快了速度。他等着。两三个小时后,电话铃又响了起来。等他拿起听筒,那边已经没人了,只剩下忙音。
“我就在这里!”利奥冲着听筒大叫。
天快亮时,他听见前廊上的脚步声。他从沙发上爬起来。电视还在嗡嗡叫,屏幕闪着白光。他打开门,她磕磕碰碰地走了进来。她咧嘴笑着。她的脸有点浮肿,好像在镇静剂的作用下睡了很久。她动了动嘴唇。当他举起拳头时,她费力地闪开身体,躲到一边。
“来啊。”她口齿不清地说。她摇摇晃晃地站在那儿。突然,她发出一声喊,向前一跃,抓住他的衬衣,把前襟一把扯开。“破产!”她尖叫道。她一扭身子,抓住他的汗衫领口,使劲扯。“你个婊子养的。”她说,用手挠他。
他捏紧她的手腕,然后放开,后退了一步,想找个有重量的东西。她跌跌撞撞地朝卧室走去。“破产了。”她嘟囔着。他听见她呻吟着,摔倒在床上。
他等了一会儿,朝自己脸上扬了些水,才走进卧室。他打开灯,看看她,开始动手脱她的衣服。脱她的衣服时,他把她翻过来倒过去。她在睡梦中嘀咕了些什么,手动了动。他脱下她的内裤,拿到灯下仔细检查,然后把它扔到角落里。他掀起床单,把她赤裸的身体裹起来,然后打开她的包。他正看着那张支票,就听见一辆车子开上了车道。
他透过前门的窗帘望出去,看见了车道上的敞篷车,马达平稳地运转着,车的前大灯亮着。他眨了眨眼,看见一个高个子男子从车前绕过来,来到前廊。他在那儿放了点什么后,又朝车子走回去。他穿了一身白色亚麻布西装。
利奥打开前廊上的灯,小心地打开门。最上面那级台阶上放着她的化妆包。那男子隔着车头看着利奥,然后坐进车里,松开了手刹。
“慢着!”利奥喊着,走下台阶。当他走进车灯的光线里时,那人刹住了车。车子在刹车的作用下发出嘎吱声。利奥想把他衬衣的两片前襟拢在一起,塞进裤子里。
“你想干什么?”那人问。“听着,”那人说,“我得走了。我不想冒犯你,我是个卖车的,是不是?那位女士落下了她的化妆包。她是个好女人,非常优雅。怎么了?”
利奥靠在车门上,看着那人。那人的手从方向盘上挪开,又放了回去。他挂上倒挡,汽车朝后倒了一点。
“我想告诉你。”利奥说,润了润嘴唇。
厄内斯特·威廉姆斯卧室的灯亮了,窗帘卷了起来。
利奥摇摇头,又塞了塞他的衬衣。他往后退了退。“星期一。”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