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呢？”他说，“你以为我盼着过节吗？”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伯特拿起了话筒。
“有人要找查理。”他说。
“什么？”
“查理。”伯特说。
薇拉拿过话筒。她说话时背对着他。然后她转过身来对他说：“我要去卧室接这个电话。你能不能等我在里面拿起话筒后把它挂了？我听得出来，所以我一说话你就挂了它。”
他接过话筒。她离开了厨房。他把话筒放在耳边听着。他什么也听不见。然后他听见一个男人清嗓子的声音。他听见薇拉拿起了另一个话筒。她高喊道：“好了，伯特！我接起来了，伯特！”
他放下话筒，站在那儿看着它。他打开放刀叉的抽屉，在里面翻了翻。他打开另一个抽屉。他看了看洗碗槽。他去餐厅找到那把切肉刀。他把刀放在热水下面冲着，直到把上面的油污都冲掉了。他把刀刃在衣袖上擦了擦。他来到电话跟前，把电话线对折，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割断了。他检查了一下断口，然后将电话一把推到烤盘后面的角落里。
她走进来。她说：“电话断了。你有没有动电话？”她看了看电话，把它从台上拿起来。
“婊子养的！”她尖叫道，“出去，去你该待的地方去！”她冲着他摇着手里的话筒。“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这就去弄一张限制令来，马上就去弄！”
她把话筒摔在台子上时，它发出“叮”的一声。
“如果你现在不离开这里，我就去隔壁给警察打电话！”
他拿起烟灰缸。他抓住烟灰缸的边缘。他拿着它的姿势像是一个准备掷铁饼的人。
“别这样，”她说，“那是我们的烟灰缸。”
他是从院门那里离开的。他不是很确定具体是什么，但他觉得自己已经证明了一些事情。他希望他已经把某些东西表达清楚了。那就是，他们之间必须尽快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有些事情必须谈开来，有些重要的事情必须讨论。他们会再次交谈的。也许等过完节，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比如，他会告诉她说，那个该死的烟灰缸只是个该死的盘子。
他绕过车道上的南瓜派，进到自己的车里。他发动车子，挂上倒挡。直到放下烟灰缸后，他的行动才方便了一点。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的朋友梅尔·麦克吉尼斯在不停地说话。梅尔·麦克吉尼斯是一位心脏病医生，有时候，这种身份给了他这样说话的权利。
我们四人围坐在梅尔家的餐桌旁喝杜松子酒。从洗碗槽后面的大窗户照进来的阳光映满了厨房。四人里有我、梅尔、梅尔的第二任妻子特芮萨（我们叫她特芮）和我的妻子劳拉。那时我们住在阿尔伯克基。但我们都是外地来的。
餐桌上放着冰桶。杜松子酒和奎宁水在我们手中传来传去，不知怎的，我们就谈到爱情这个话题上来了。梅尔认为真正的爱情绝不止于精神上的爱。他说他离开神学院去上医学院时，已经在神学院里待了五年，他说回顾在神学院的那些日子，他仍然觉得那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
特芮说在梅尔之前，和她一起生活的那个男人非常爱她，爱到想杀死她。特芮说：“有一天晚上他揍我，拽着我的脚踝在卧室里拖来拖去。他嘴里不停地说：‘我爱你，我爱你，你这个婊子。’他不停地把我在卧室里拖来拖去，我的头不断地磕碰着东西。”特芮看了看大家：“碰到这样的爱情你们怎么办？”
她身材瘦削，有一张漂亮的面孔，深黑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披落到背上。她喜欢戴蓝绿色宝石做的项链和长长垂下的耳坠。
“我的天哪，别犯傻了。那不是爱，你知道的。”梅尔说，“我不知道你该叫它什么，但我知道你绝对不能把它叫作爱情。”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我知道那是爱情，”特芮说，“也许对你来说很疯狂，但它同样是真实的爱。人和人不一样，梅尔。不错，有时他是有些疯狂的举动，我承认。不过他爱我。或许这是他自己的方式，但他爱我。那里面有爱，梅尔。别说没有。”
梅尔呼了口气，端起酒杯转向我和劳拉。“那个人威胁要杀死我。”梅尔说。他喝干杯中的酒，伸手去拿酒瓶。“特芮是个崇尚浪漫的人。特芮是那种踢—我—我—才—知—道—你—爱—我类型的人。特芮，亲爱的，别这副样子。”梅尔把手伸到桌子对面，用手指摸了摸特芮的脸颊。他冲她咧嘴笑了笑。
“现在他想和解了。”特芮说。
“和什么解？”梅尔说，“有什么好和解的？我清楚自己知道什么。就这些。”
“我们怎么就说到这个话题上来了呢？”特芮说。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梅尔满脑子都是爱情，”她说，“是吧？亲爱的。”她笑了笑。我想这个话题应该结束了。
“我只是不会把艾德的所作所为叫作爱情。我没别的意思，亲爱的。”梅尔说。“你们怎么看？”梅尔转向我和劳拉，“你们觉得那是爱情吗？”
“你问错人了，”我说，“我连那个人都不认识，只是听人提起过这个名字。我怎么会知道。你得知道具体情况。但我想你的意思是说爱情是一种绝对。”
梅尔说：“我说的那种爱情是。我说的那种爱情是，你不会想着去杀人。”
劳拉说：“我对艾德一无所知，也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不过谁又能够评判别人的事情呢？”
我碰了碰劳拉的手背，她冲我轻轻地笑了笑。我握住劳拉的手。它很温暖，指甲光洁，修剪得十分整齐。我用手指攥住她的手腕，把她搂在怀里。
“我离开他时，他喝了老鼠药，”特芮说，双手紧抱双臂，“他们把他送到圣达菲的医院。那时我们住在那里，大约有十英里远。他们救了他的命。但他的牙龈因此变了形。我是说，它们从牙齿上脱开了。自那以后，他的牙齿就像狗牙一样向外凸着。我的天哪。”她沉默了一会儿，松开两臂，端起酒杯。
“有些人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劳拉说。
“他现在消停了，”梅尔说，“他死了。”
梅尔把一小碟酸橙递给我。我拿了一块，把汁挤进酒里，用手指搅了搅冰块。
“后来更糟了。”特芮说。“他朝自己嘴里开了一枪。但他就连这件事也给搞砸了。可怜的艾德。”特芮说着，摇了摇头。
“什么可怜的艾德，”梅尔说，“他非常危险。”
梅尔四十五岁，身材瘦长，满头松软的鬈发，脸和胳膊都因打网球而晒成了棕色。没喝醉的时候，他的每个动作和手势都很精准，非常谨慎。
“可他确实是爱我的，梅尔。你得认同这个，”特芮说，“这是我对你的唯一请求。他爱我的方式和你的不一样。这不是我要说的。但他爱我。你能认同这一点，是吧？”
“你说他给搞砸了是什么意思？”我说。
劳拉端着杯子，身子往前倾。她把双肘搁在桌上，两手握住酒杯。她瞟了眼梅尔，又瞟了眼特芮，坦率的脸上带着迷惑的神情，她等着答案，好像很讶异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自己的朋友身上。
“他自杀时怎么给搞砸的？”我说。
“我来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梅尔说，“他用他买的点22手枪威胁我和特芮。噢，我没有开玩笑，这家伙老是威胁我们。真该让你们看看那些日子我们是怎么过的。像逃犯一样。我自己甚至买了一支枪。你能相信吗？像我这样的人？但我真的买了，用来自卫，就放在车子仪表板旁的匣子里。有时我不得不在半夜离开公寓去医院，知道吗？我和特芮那时还没结婚。房子、孩子、狗和所有的一切都归了我前妻，我和特芮住在现在这所公寓里。有时，像我说的那样，我会在半夜接到出诊电话，必须在凌晨两三点钟赶到医院。停车场里一片漆黑，我还没走到车子跟前就会吓出一身冷汗来。不知道他会不会从灌木丛里蹿出来或是从汽车后面给我一枪。我是说，这个人疯了。他完全有能力安装一颗炸弹之类的东西。他曾没日没夜地打我的服务专线，说要和医生谈谈，我一回电话他就说：‘你这个婊子养的，你没几天活头了。’诸如此类的事情。我跟你们讲，真是太恐怖了。”
“我还是为他感到难过。”特芮说。
“听起来像是一场噩梦，”劳拉说，“可是他开枪自杀后到底怎样了？”
劳拉是一名法律秘书。我们是因为工作关系认识的。不知不觉，我们就好上了。她今年三十五岁，比我小三岁。除了彼此相爱，我们也相互欣赏并愿意在一起待着。她是个容易相处的人。
“后来呢？”劳拉说。
梅尔说：“他在屋里朝自己的嘴里开了一枪。有人听到枪响，报告给管家。他们用总钥匙打开房门，看到发生的事情，叫了救护车。他被送来的时候我恰好在医院里。他还活着，但已经没救了。他活了三天，头肿得比正常人大一倍。我从没见过这种情形，我希望这辈子也不要再见到。特芮知道后想去医院陪他。我们为这事大吵了一架。我认为她不该看到他那副样子。我认为她根本就不该去见他，我现在还这么认为。”
“谁吵赢了？”劳拉问。
“他死的时候我在病房里陪着他，”特芮说，“他再也没能醒过来。但我一直陪着他。他没有别的亲人了。”
“他非常危险，”梅尔说，“如果你把那叫作爱情，那就请便吧。”
“那是爱情，”特芮说，“当然，在大多数人眼里那可能不太正常。可是他愿意为它而死。他也确实为它死了。”
“我他妈说什么也不会称它为爱情，”梅尔说，“我是说，没有人明白他为何而死。我见过许多人自杀，我敢说没人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自杀。”
梅尔把手放在脖子后面，椅背向后倾斜着。“我对那种爱不感兴趣，”他说，“如果那也是爱情的话，那你就这么觉得吧。”
特芮说：“我们那时很害怕。梅尔甚至立了一份遗嘱，并写信给他在加州做过特种兵的弟弟，告诉他一旦发生不测好去找谁。”
特芮喝着杯子里的酒。她说：“但梅尔说得没错——我们过得像逃犯一样，整天提心吊胆的。特别是梅尔，对吧，亲爱的？我甚至报过警，但警察也无能为力。他们说必须等艾德真的干了什么才能采取行动。是不是很可笑？”
她把最后一点酒倒进杯里，晃了晃瓶子。梅尔起身走到橱柜前，又拿出一瓶来。
“嗯，尼克和我知道什么是爱情。”劳拉说。“我是说，对我俩而言。”劳拉说着，用膝盖碰了碰我的膝盖。“现在你该说点什么了。”劳拉说，笑着看我。
作为回应，我拉起劳拉的手举到嘴边，很夸张地吻了一下。大家都被逗笑了。
“我们很幸运。”我说。
“你们两个家伙，”特芮说，“快别那样，真让我恶心。你们还在蜜月期，看在老天的分上。你们还热恋着呢，真是的。等着瞧吧。你俩在一起多久了？有多久？一年？一年多？”
“有一年半了。”劳拉笑着答道，脸上泛起红晕。
“哦，那么，”特芮说，“等着瞧吧。”
她端着酒杯，一动不动地看着劳拉。
“我只是开个玩笑。”特芮说。
梅尔打开杜松子酒，围着桌子给大家倒酒。
“嘿，伙计们，”他说，“咱们干一杯。我建议大家干一杯。为爱情干杯。为真正的爱情。”
我们碰了碰杯。
“为爱情。”我们说。
后院里，一只狗叫了起来。窗前那棵白杨树的叶子轻声拍打着窗玻璃。下午的太阳照射进屋里，光线充沛舒适，将室内照得敞亮，有种如临仙境的感觉。我们再次举起酒杯，冲彼此咧嘴笑着，像群商量好要去干一件大人不让干的事情的孩子。
“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梅尔说，“我是说，我会给你们举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你们可以自己下结论。”他又往杯子里倒了些杜松子酒，加了一块冰和一片酸橙。我们一边呷着酒，一边等着他。劳拉和我又碰了碰膝。我把一只手放在她温暖的大腿上，没再挪开。
“我们当中有谁真正懂得爱情吗？”梅尔说，“在我看来，我们只不过是些爱情的新手。我们说我们彼此相爱，这没错，我不怀疑这点。我爱特芮，特芮爱我，你们俩也彼此相爱。你们知道我现在说的这种爱情是什么。肉体上的爱，那种把你驱引向某个特别的人的冲动，还有对另一个人的本质的爱，对他或她的灵魂的爱。肉欲之爱和……好吧，就叫它精神之爱吧，就是每天都关心着另外那个人。但有的时候，我很难接受我爱过我前妻这个事实。可我确实爱过，我知道我爱过。所以我想就这点而言，我很像特芮。像特芮和艾德。”他想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爱我前妻胜过爱我的生命。但现在我从心里恨透了她。我真的是这样。你们对此作何解释呢？那份爱情怎么了？它到底怎么了，这是我想知道的。我希望有人能告诉我。再有就是艾德。好吧，我们又说起艾德了。他那么爱特芮，以至于想杀死她，而最后他自杀了。”梅尔止住话头，吞了一大口酒。“你们俩一起度过了十八个月，你们彼此相爱。从你们的一举一动就能看出来。你们因爱而发光。但是，你们在相遇之前也曾爱过别人。你们也都曾结过婚，就像我们一样。甚至在那之前，你们可能还爱过其他人。特芮和我在一块儿五年了，结婚也四年了。而可怕的事情，可怕的事情是，不过也是件好事，不幸中的万幸吧，你们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我们当中谁出了什么事——请原谅我这么说——但如果明天我们当中谁出了事，我想另一半，另一个人，会伤心一段时间，你们知道的，但很快，活着的一方就会结识新人，再次恋爱，用不了多久就会另有新欢。所有这些，所有这些我们正在谈论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记忆罢了。甚至可能连记忆都不是。我错了吗？我说得太离谱了吗？如果你们认为我错了，我希望你们立刻指出来。我想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什么也不清楚，我率先承认这一点。”
“梅尔，看在老天的分上。”特芮说。她伸手握住他的手腕。“你醉了吧？亲爱的？你已经醉了？”
“亲爱的，我只是说说话而已。”梅尔说。“行吗？我不必非得喝醉了才能说出我的想法。我是说，我们大家只是随便聊聊，对不对？”梅尔说，目光定在她身上。
“宝贝，我不是在批评你。”特芮说。
她端起她的杯子。
“我今天不值班。”梅尔说。“让我提醒你一下，我不值班。”他说。
“梅尔，我们都爱你。”劳拉说。
梅尔看着劳拉。他看着她，像是认不出她似的，像是她不是从前的她了。
“我也爱你，劳拉。”梅尔说。“还有你，尼克，我也爱你。你们知道吗？”梅尔说，“你们俩是我们的真朋友。”
他端起他的杯子。
梅尔说：“我本来想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我是说，我想证明一点。是这样的，这件事发生在几个月前，但现在它还没结束，它会让我们感到羞愧，我们在谈论爱情时，说起来就像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样。”
“行了，”特芮说，“没喝醉的话就别说醉话。”
“闭上你的嘴，哪怕就这一次，”梅尔十分平静地说道，“你能不能行行好把嘴闭上一分钟？我要说的事情是，有对老夫妇在州际公路上发生了车祸。一个年轻人撞了他们，他们给撞得稀烂，没人觉得他们能挺过来。”
特芮看了看我们，又回头看着梅尔。她看上去有点紧张，也许用这个词来形容太重了一点。
梅尔把酒瓶沿桌子传了一圈。
“那天晚上正赶上我值班，”梅尔说，“那是五月还是六月的一天。我和特芮刚坐下准备吃晚饭，医院就来了电话，州际公路上发生了这起车祸。喝醉了酒的小伙子，十几岁的小年轻，开着他爸爸的小货车一头扎进了这老两口开的野营车里。这对夫妇七十来岁。这个小伙子——大约十八九岁——没到医院就死了。方向盘刺穿了他的胸骨。这对老夫妇还活着，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是，也就剩一口气了。他们遍体鳞伤。多处骨折，内伤，大出血，擦伤，撕裂伤，全了，而且他们俩都得了脑震荡。他们的状况很糟糕，真的。当然，他俩的年龄对他们来说更是双重打击。要说那女的比那男的还要糟。除了以上说的外，她的脾脏也破裂了，双膝膝盖骨折。好在他们系了安全带，天晓得，这才暂时保住了他们的命。”
“伙计们，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广告。”特芮说。“这是发言人梅尔文·R.麦克吉尼斯博士在讲话。”特芮大笑。“梅尔，”她说，“有时你真是太过了。但我爱你，宝贝。”
“亲爱的，我爱你。”梅尔说。
他隔着桌子探身向前，特芮迎着他。他们接了个吻。
“特芮说得没错，”梅尔坐下后说，“系上安全带。言归正传，他们还算有点人形，这两位老人家。我赶到时，那个小伙子已经死了，我之前说过。他就在墙角的一张担架上躺着。我看了一眼那对老夫妇，告诉急救室的护士马上给我找一位神经科专家、一位整形外科医生和两位外科医生来。”
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我会尽量长话短说，”他说，“我们把这两个人抬进手术室，没命地干了几乎一整夜。这两位，他们的生命力简直不可思议。你很少会碰上这样的人。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天快亮时，我们认为他们有百分之五十的生还几率，她的也许还要少一点。就这样，他们第二天早上还活着。于是，我们把他们转到特护病房。待在那儿的两个星期里，他们一直顽强地支撑着，各方面都越变越好。于是我们就把他们转回到他们自己的病房。”
梅尔停了下来。“现在，”他说，“咱们干掉这瓶廉价的杜松子酒，然后去吃饭，好不好？我和特芮知道一个新去处，我们就去那儿，到那个新地方去。不过得先把这瓶廉价的烂酒喝完再说。”
特芮说：“实际上我们还没在那儿吃过饭。不过它看起来还不错。从外面看上去，你们懂的。”
“我喜欢食物。”梅尔说，“你们知道吗？如果我这辈子可以重来的话，我想当一名厨师。是吧，特芮？”
他笑了起来。用手指搅了搅杯子里的冰块。
“特芮知道，”他说，“她可以告诉你们。不过，让我来说。如果我可以转世投胎到一个不同的年代，你们知道吗？我想投胎成一名骑士。因为穿着那身盔甲你会感到很安全。在枪和火药发明之前，做一名骑士还是不错的。”
“梅尔想骑着马，拿着根长矛。”特芮说。
“走哪儿都带着一条女人的头巾。”劳拉说。
“或一个女人。”梅尔说。
“真不害臊。”劳拉说。
特芮说：“假如你转世成一个农奴呢。那年头农奴的日子可不好过。”
“农奴的日子从来就没好过过，”梅尔说，“但我估计就连骑士也是某个人的扑人。难道不是这样吗？实际上，每个人都是某个人的扑人。不是吗，特芮？但我之所以喜欢骑士，除了他们的女人外，还因为那一身盔甲，要知道，他们不会轻易受到伤害。那会儿没有汽车，明白吗？不会有喝醉的年轻人来撞你的车屁股。”
“仆人。”特芮说。
“什么？”梅尔说。
“仆人，”特芮说，“他们叫仆人，不是扑人。”
“仆人，扑人，”梅尔说，“有他妈的什么差别？你反正知道我的意思。行了。”“我没文化。我学会了我的那点玩意儿。我是心脏外科医生，没错，但我只是个修理工。我走进手术室里乱整一气，把东西修修好。他妈的。”梅尔说。
“没见你这么谦虚过。”特芮说。
“他只不过是个谦虚的操刀医生。”我说，“不过梅尔，他们有时会闷死在那身盔甲里。如果里面太热而他们又累又乏的话，他们甚至会心脏病发作。我读到过他们会从马背上摔下来，爬不起来了，因为那副盔甲让他们累得站都站不起来。他们有时会被自己的马踩在脚下。”
“那太可怕了，”梅尔说，“那是件很恐怖的事情，尼基。我猜他们只好躺在那儿等着，直到有人出现，把他们做成烤羊肉串。”
“其他的扑人。”特芮说。
“正是，”梅尔说，“一些仆人会过来把这个狗杂种刺死，以爱的名义，或是以那些他们那时为之而战的狗屁东西。”
“和我们现在为之而战的东西一样。”特芮说。
劳拉说：“什么都没变。”
劳拉的脸颊还是红红的。她的眼睛发亮。她把杯子送到嘴边。
梅尔又给自己倒了杯酒。他仔细地看着标签，像是在琢磨一长串数字。然后他慢慢地把酒瓶放在桌上，又慢慢地伸手去拿奎宁水。
“那对老夫妇怎样了？”劳拉说，“你开了头的故事还没讲完。”
劳拉点不着烟，她的火柴老是熄掉。
屋内的光线和刚才不一样了，变得越来越暗淡。但窗外的树叶还在闪闪发亮。我凝视着它们映射在窗玻璃和富美家牌柜台上的图案。当然，它们和先前映下的纹理不一样了。
“那对老夫妇怎样了？”我说。
“更老但也更有智慧了。”特芮说。
梅尔瞪着她。
特芮说：“继续讲你的故事，宝贝。我只是开个玩笑。后来怎样了？”
“特芮，有的时候……”梅尔说。
“梅尔，别这样，”特芮说，“别总这么严肃，亲爱的。连个笑话都受不了？”
“哪儿好笑了？”梅尔说。
他握着杯子，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妻子。
“后来呢？”劳拉说。
梅尔将目光定在劳拉身上。他说：“劳拉，假如我没有特芮，假如我不是这么爱她，假如尼克不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会爱上你的。我会把你拐走，亲爱的。”
“讲你的故事，”特芮说，“然后我们就去那个新地方，可以吗？”
“可以。”梅尔说，“我说到哪儿了？”他盯着桌子看了会儿，然后又开口了。
“我每天都顺便过去看看他俩，有时一天两次，如果我恰好在那儿有别的事情的话。石膏和绷带，从头到脚，两人都这样。你们知道的，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他们就是那副样子，跟电影里的一模一样。只在眼睛、鼻子、嘴那儿留了几个小洞。除此之外，她还必须把两条腿吊起来。她丈夫抑郁了好一阵子。即使在得知他妻子会活下来后，他的情绪仍旧很低落。但并不是因为这场事故。我是说，事故只是一方面，但不是所有。我贴近他嘴那儿的小洞，他说不，不完全是这场事故让他伤心，而是因为他无法从眼洞里看到她。他说那才是使他如此悲伤的原因。你们能想象吗？我在告诉你们，这个男人的心碎了，因为他不能转动他那该死的头来看他那该死的老婆。”
梅尔看了看大家，想要说点什么，又摇了摇头。
“我的意思是，只是因为他无法看见那个该死的女人，这简直要了那个老狗屁的命。”
我们都看着梅尔。
“你们明白我说的吗？”他说。
也许这时候我们都有点醉了。我很难把注意力集中起来。阳光正从房间里消退，从它进来的那个窗子撤离。尽管如此，没有人从桌旁起身去打开顶灯。
“听着，”梅尔说，“我们先喝完这该死的杜松子酒。剩下的刚好够每人一杯。然后我们去吃饭。我们去那个新地方。”
“他情绪不太好，”特芮说，“梅尔，你为什么不吃片药？”
梅尔摇了摇头。“我什么都吃过了。”
“谁都有需要药片的时候。”我说。
“有些人生来就需要它们。”特芮说。
她在用手指刮蹭桌子上的东西，稍后，她停了下来。
“我觉得我想给我的孩子们打个电话。”梅尔说。“你们都不介意吧？我去给我的孩子打电话。”他说。
特芮说：“要是玛乔里接电话怎么办？你俩听我们说过玛乔里的事吧？亲爱的，你知道你不愿意跟玛乔里说话的。那只会使你更加难受。”
“我不想和玛乔里说话，”梅尔说，“但我想和我的孩子们说话。”
“梅尔没有一天不唠叨这件事，他希望她再嫁人，要不就死掉。”特芮说。“不说别的，”她说，“她正在拖垮我们。梅尔说她不结婚是为了故意刁难他。她有个男朋友，跟她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所以，梅尔也在养着她的男朋友。”
“她对蜂毒过敏，”梅尔说，“如果我不祈祷她再婚，我就祈祷她被一群该死的蜜蜂蜇死。”
“真不要脸。”劳拉说。
“嗡嗡嗡嗡嗡嗡嗡——”梅尔用手指作蜜蜂状在特芮的喉咙上比画着。然后他将双手垂到身子两旁。
“她很邪恶，”梅尔说，“有时我真想装扮成一个养蜂人去找她。你知道吗？戴着那种像头盔一样的帽子，有可以放下来遮住脸的挡板，大手套和防护服。我会去敲门，把一窝蜜蜂都放到她屋子里去。当然，我得首先确保孩子们都不在家。”
他把一条腿跷到另一条腿上，看上去他费了很大的劲。然后，他把两只脚都放在地板上，身体前倾，手肘支在桌子上，用双手托住下巴。
“要不我还是不给孩子们打电话了，这恐怕不是什么好主意。不如咱们直接去吃饭吧，怎么样？”
“听起来不错，”我说，“吃或者不吃，或者接着喝。我可以现在就出发，向落日走去。”
“那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劳拉说。
“就是我说的字面意思，”我说，“就是说我可以就这样继续下去。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可要吃点东西，”劳拉说，“我想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饿过。有什么可以垫垫的？”
“我去拿点奶酪和饼干。”特芮说。
但特芮只是坐在那儿。她没有起身去拿任何东西。
梅尔把他的酒杯倒扣过来，酒洒在了桌子上。
“酒没了。”梅尔说。
特芮说：“现在干吗呢？”
我能听见我的心跳。我能听见所有人的心跳。我能听见我们坐在那儿发出的声响，直到房间全都黑了下来，也没有人动一下。
距离
她来米兰过圣诞，想知道她孩提时的事情。在他难得见到她的几次里，她总这么要求。
告诉我，她说，告诉我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她呷着利口酒，专注地看着他，等着。
她是个时髦、苗条、很有魅力的姑娘，从头到脚无可挑剔。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说。他们在他靠近卡希纳花园的法布罗尼路上的公寓里。
你想得起来，她说，接着讲嘛，告诉我。
你想听什么？他问道。我能告诉你些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你还是个婴儿时的事。它与你有关，他说，但关系不大。
告诉我，她说，但先再给咱们倒杯酒，待会儿就不用在半截停下来了。
他端着酒从厨房回来，在椅子上坐好，开始讲述。
这个十八岁的男孩和他十七岁的女朋友结婚时，他们自己还是孩子呢，但他们爱得死去活来。没隔多久他们就添了个女儿。
这个孩子在十一月末的一次寒流里降生，正赶上这一地区水鸟的高峰期。男孩喜欢打猎，明白吗，这是故事的一部分。
男孩和女孩，现在是丈夫和妻子，是父亲和母亲了，他们住在一个牙医诊所下面的一套三居室的公寓里。他们每晚打扫楼上的诊所，以此来抵房租和水电费。夏天他们还得维护草地和花木，冬天男孩要把过道的雪铲掉并在路面上撒上粗盐。这两个孩子，我跟你讲，真的是非常相爱。此外，他们都有很大的野心，是疯狂的梦想家。他们总在谈论要做的事情和要去的地方。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向窗外看了片刻，目光越过石板瓦屋顶，看着雪花在黄昏的光线下缓缓飘落。
就讲这个嘛，她说。
男孩和女孩睡在卧室里，婴儿睡在客厅里的婴儿床上。要知道，婴儿那时大约只有三周大，刚刚开始能睡一整夜。
一个周六的晚上，男孩干完楼上的活儿后，走进牙医的私人办公室，脚往办公桌上一跷，给他父亲钓鱼打猎的老朋友卡尔·萨瑟兰打了个电话。
卡尔，那人拿起话筒时他说，我做父亲了，我们生了个女儿。
祝贺你，小伙子，卡尔说，妻子怎样？
她没事，卡尔。婴儿也没事，男孩说，大家都好。
那就好，卡尔说，真替你们高兴。好吧，向你妻子转达我的问候。如果你来电话是为了打猎的事，听我跟你讲。成群成群的大雁都飞来这儿了。打了这么多年的猎，我还从没见到过这么多。我今天打了五只，早上两只，下午三只。明天一早我还去那里，你如果想去的话，可以一起走。
我要去，男孩说，所以才给你打电话。
你明天五点半准时到这，然后我们就出发，卡尔说。多带些子弹，我们打个痛快，明儿早上见。
男孩喜欢卡尔·萨瑟兰，他是他死去的父亲的朋友。父亲去世后，或许是为了弥补他俩都感受到的失落，男孩和萨瑟兰开始一同打猎。萨瑟兰是个瘦削、已开始谢顶的男人，他独自一人生活，平时不苟言笑。他们在一起时，男孩偶尔会感到局促不安，纳闷他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话或做错了什么事，他还不习惯与长时间保持沉默的人待在一起。但这老头一旦说起话来却常固执得要命，男孩经常不同意他的观点。尽管这样，男孩喜欢并钦佩他坚韧的个性和丛林经验。
男孩挂了电话，下楼对女孩说了。她在一旁看着他整理东西，猎装、子弹袋、靴子、袜子、打猎帽、羊毛内衣和猎枪。
你什么时候回来？女孩问。
大概中午吧，他说，但也有可能要到五、六点以后。那样会太晚吗？
没事，她说，我们没问题。你尽管去，玩开心了。这是你应得的。也许明晚我们把凯瑟琳打扮打扮，去萨利那儿看看。
好，好主意，他说。就这么办。
萨利是女孩的姐姐，比她大十岁。男孩有点爱她，就像他有点爱女孩的另一个姐姐贝齐一样。他曾对女孩说过，如果我俩没结婚的话，我会去追萨利。
那贝齐呢？女孩曾问过。我虽然不想承认，但我真的觉得她比萨利和我都好看。她怎么样？
贝齐也行，男孩边说边笑，但和追萨利的感觉不一样。萨利有种让你无法抗拒的东西。不，我相信我宁可去追萨利，如果非要做个选择的话。
但你真正爱的是谁？女孩问道。世界上你最爱的是谁？谁是你的妻子？
你是我的妻子，男孩说。
我们会永远相爱吗？女孩问，他看得出来她非常享受这样的对话。
永远，男孩说，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像加拿大雁一样，他说，用了这个最先进入他脑子的比喻，因为这些天来他老是想着它们。它们一生只配一次对。它们很早就选择好一个配偶，然后永远待在一起。如果其中的一个死了或怎样了，另一个会单独生活下去，或尽管生活在雁群中，但会保持独身，独自待在雁群里。
那太惨了，女孩说。这样活着更惨，我觉得，和别人待在一起却独自生活，这比自己单独待在一个地方还要惨。
是很惨，男孩说，但这是天性。
你有没有杀死过其中的一只呢？她问道，你知道我的意思。
他点点头，他说，有那么两三次，我打死一只雁，一两分钟后，就会看到另一只离开雁群飞回来，开始围着躺在地上的雁打转和呼唤。
你也向它开枪吗？她担心地问。
如果可能的话，他回答，有时会打偏。
这不会让你感到不安？她说。
从来没有。干这件事时你不能这样想。要知道，我喜欢大雁，不打猎时看着它们我都会很高兴。但生活中充满矛盾，你不能老是想着这些矛盾。
晚饭后，他把炉火调大，帮着她给婴儿洗澡。他再次为婴儿的长相感到惊讶，婴儿一半的特征（眼睛和嘴）像他，一半（下巴和鼻子）像女孩。他给这个小小的身体搽上粉，又往手指和脚趾间撒了点儿粉。他看着女孩给婴儿裹上尿片包进睡衣里。
他把洗澡水倒进淋浴池里后上了楼。外面的天气阴冷。他呼出来的气一条一条的。曾经是草坪的地方看上去像块帆布，在街灯下面显得僵硬灰白。雪堆积在过道两侧。一辆车开过，他听见轮胎轧过沙子发出的声音。他想象着明天的情形，雁群在他头顶打转，枪托撞击着他的肩膀。
然后他锁上门下了楼。
上床后他们想看点什么，但两人都睡着了，先是她，手里的杂志陷进了被窝。他的眼皮合上了，但他强迫自己醒来，检查了一下闹钟，关了台灯。
他被婴儿的哭声弄醒。客厅的灯亮着。他能看见女孩在婴儿床边上站着，摇晃着怀里的小婴儿。过了一会儿，她放下婴儿，关了灯，回到床上。
时间是凌晨两点，婴儿又睡着了。
婴儿的哭声再次把他吵醒。这次女孩没动窝。婴儿断断续续地哭了一阵，停了下来。男孩听了会儿，又打起盹来。
他睁开眼，客厅里灯火通明。他坐起来并打开台灯。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女孩说，抱着孩子来回走动。我已给她换了尿片，又喂过她了，但她还是哭个不停。她不停地哭。我好累，真担心她从我手上掉下去。
你回床上来，男孩说。我抱她一会儿。
他爬起来接过孩子，女孩回到床上躺下。
再摇她一小会儿，女孩在卧室里说。说不定她就睡着了。
男孩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他用膝盖轻轻颠着她，直到她闭上了眼睛。他自己的眼睛也差不多快合上了。他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把婴儿放进婴儿床。
现在是四点差一刻，他还可以睡上四十五分钟。他爬上床。
但几分钟后，婴儿再次哭了起来。这次俩人都爬了起来，男孩咒骂了一声。
看在老天的分上，你这是怎么了？女孩对他说。也许她生病了还是怎么了。也许我们不该给她洗澡。
男孩抱起婴儿。婴儿蹬了蹬脚，不哭了。你看，男孩说，我真的不觉得她有什么病。
你怎么知道的？女孩说。过来，把她给我。我知道我该给她吃点儿药，但我不知道该给她吃什么。
又过了几分钟，孩子没再哭泣，女孩再次把她放下来。当孩子睁开眼开始哭泣时，男孩和女孩看了看孩子，又看了对方一眼。
女孩抱着孩子，宝贝，宝贝，她说话时眼里含着眼泪。
有可能她的肚子不舒服，男孩说。
女孩没理他。她不停地摇晃着怀里的婴儿，不再注意男孩了。
男孩又等了一会儿，就去厨房烧上水，准备咖啡。他穿上他的羊毛内衣，扣上扣子，然后穿上外衣。
你在干吗？女孩对他说。
打猎去，他说。
我觉得你不该去，她说。如果孩子好了的话，你也许可以晚点儿去。但我觉得你今天早上不该去。孩子哭成这样，我不想一个人留下来。
卡尔计划我和他一起去的，男孩说，我们计划好了。
我才不管你和卡尔计划好什么，她说，我也一点都不在乎卡尔，我甚至都不认识这个人。关键是我不想让你走，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就不该有走的想法。
你过去见过卡尔，你认识他，男孩说。你说你不认识他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你知道这一点，女孩说。关键是我不想一个人带着生病的孩子。
等一下，男孩说。你不明白。
不对，是你不明白，女孩说。我是你的妻子，这是你的孩子，她病了还是怎么了。你看看她，她为什么在哭？你不可以丢下我们去打猎。
别弄得歇斯底里的，男孩说。
我想说的是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打猎，她说。现在孩子不对劲，你却要扔下我们去打猎。
她哭了起来。她把孩子放回婴儿床，但孩子又哭起来了。女孩忙用她的睡衣袖子擦了下眼睛，又把孩子抱了起来。
男孩慢慢地系着鞋带，穿上衬衫、毛衣和外套。厨房炉子上的水壶发出哨声。
你必须做个选择，女孩说。卡尔还是我们。我是认真的，你得选一个。
你这是什么意思？男孩说。
你听见我说的了，女孩回答道。如果你想要个家的话，你必须做出选择。
他们对视了一会儿，随后男孩拿上他的打猎用具上了楼。他把车发动起来，绕到车窗前，像在做一件很艰难的事似的，刮着上面的冰。
气温在夜里降了下来，天却晴了，星星都出来了。它们在他头顶上的天空闪烁着。开着车，男孩看着外面的星星，想到它们遥远的距离，他被感动了。
卡尔门廊的灯亮着，他停在车道上的旅行车的马达在空转着。男孩开到路边时卡尔正往外走。男孩已经做了决定。
你可能要把车停得离路远点，男孩走上过道时卡尔说。我准备好了，等我把灯都关了。我觉得真糟糕，真的，他继续往下说道。我以为你睡过了，刚往你那儿打了个电话，你妻子说你已经出来了。我觉得糟糕透了。
没什么，男孩说，掂量着要说的话。他把重量放在一条腿上，竖起领子。他把手插进外套口袋里。她已经起来了，卡尔。我们俩都起来有一会儿了。我估计婴儿有点问题，我不知道，婴儿不停地哭，我是想说，是这样，我想我这次去不了了，卡尔。
你给我来个电话就行了，孩子，卡尔说。这没什么。你不需要专门过来告诉我这件事。见他的鬼，打猎可去可不去。这不是件要紧的事。你来杯咖啡？
我最好还是回去，男孩说。
好吧，那我就自己去了，卡尔说。他看着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