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仍站在门廊那儿，一句话不说。
天晴了，卡尔说。今天早上我不指望有太多的猎好打，看来你也没什么好遗憾的。
男孩点点头。那就再见，卡尔，他说。
回见，卡尔说。嗨，别管别人怎么说，卡尔说，你是个走运的孩子，我不是随便说说的。
男孩把车发动起来等着。他看着卡尔在房子里走动着，把所有的灯都关了。然后，男孩挂上档，开走了。
客厅的灯亮着，但女孩已在床上睡着了，孩子睡在她身旁。
男孩脱掉他的靴子、裤子和衬衫。他轻手轻脚地做着这些。他只穿着袜子和羊毛内衣，坐在沙发上看晨报。
外面很快就泛白了。女孩和孩子继续睡着。过了一会儿，男孩去了厨房，开始煎培根。
几分钟后，女孩穿着睡袍走出来，用手臂搂着他，一句话不说。
嗨，别把睡袍点着了，男孩说。她依在他身上，但也挨着了炉子。
我很抱歉之前的事，她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说话。
没什么，他说，来，让我把这条培根夹起来。
我不想那么凶来着，她说，真是糟透了。
是我不对，他说，凯瑟琳怎样了？
她现在好了。我不知道她早先怎么了。你走后我又给她换了尿片，她就没事了。她什么事都没有，一下子就睡着了。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别生我们的气。
男孩笑了。没生你们的气，别犯傻了，他说，听我说，让我用这个煎锅再做点什么。
你坐着，女孩说，我来做早饭。华夫饼配煎培根如何？
听上去很棒，他说，我饿坏了。
她把培根从煎锅里取出来，和好做华夫饼的面团。他坐在桌旁，轻松下来，看着她在厨房里忙碌。
她离开厨房去把卧室的门关上，在客厅里她放了一张他俩都喜欢的唱片。
我们可不想再把那一位给弄醒了，女孩说。
那还用说，男孩边说边笑了起来。
她在他面前放了个盘子，里面有培根、一个煎鸡蛋和一块华夫饼。她又为自己在桌子上放了一个盘子。准备好了，她说。
饼看上去很暄，他说。他往上面抹好黄油，浇上糖浆。但当他把饼切开时，他把盘子打翻到了腿上。
怎么弄的，他说，一边从桌旁跳了起来
女孩看看他，又看了看他脸上的表情。她大笑起来。
如果你去照照镜子的话，她说，还在不停地大笑。
他低头看着覆盖在他内衣前襟的糖浆、和粘附在糖浆上的华夫饼块、培根和鸡蛋。他大笑起来。
我饿坏了，他说，摇摇头。
你是饿坏了，她笑着说。
他扒下羊毛内衣，把它往浴室门那儿一扔。然后他张开两臂，她钻了进来。
我们不会再吵架了，她说。一点都不值得，是不是？
太对了，他说。
我们不会再吵架了，她说。
男孩说，不会。然后他亲吻了她。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把他们的酒杯倒满。
讲完了，他说，故事结束了。我承认这算不上什么故事。
很有趣，她说，我跟你讲这是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后来呢？她说，我是说后来怎样了。
他耸耸肩，端着他的酒来到窗前。天已经黑了，但雪还在下。
事情在变，他说，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变的，但总是在不知不觉中，也不总是按照你的意愿来变。
对，确实是这样，可是——但她只开了个头，没再说下去。
她搁下了这个话题。从窗子的反光里，他看见她正在研究自己的指甲。稍后她抬起头，欢快地问他究竟打不打算带她参观一下这座城市。
他说，穿上你的靴子，咱们走。
但他仍然待在窗前，回忆着那段生活。他们曾经笑过。他们曾经相互依偎，笑到眼泪都流了出来，而其他的一切——寒冷的天气以及他将要去的地方——都不在他的思绪里，起码当时是这样的。
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
我来告诉你们是什么毁了我父亲。第三件事是哑巴，是哑巴死了这件事。第一件是珍珠港事件。第二件是搬来我祖父靠近威纳奇的农场。我父亲在这儿结束了他的余生，只不过也可能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我父亲把哑巴的死归罪到哑巴老婆身上。后来他又说是鱼的错。最后他怪罪他自己——因为是他给哑巴看了《田野和溪流》杂志背面的广告，那是一则向全美各地运送活黑鲈鱼的广告。
自从弄到了鱼，哑巴的行为就变得古怪起来。那些鱼彻底改变了哑巴的性格。我父亲是这么说的。
我从来不知道哑巴的真名。即使有谁知道，我也从没听说过。他那时就叫哑巴，我现在也只记得他叫哑巴。他是一个长着皱纹的矮个男人，秃头，四肢短而粗壮。如果他咧开嘴笑——这种事并不经常发生——他的嘴唇会向内包住棕黄色的烂牙。这让他看上去十分狡诈。在你说话时，他水汪汪的眼睛会盯着你的嘴——如果你不说了，它们就停在你身上某个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我不觉得他是真聋。至少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聋。但他确实不能说话。这是肯定的。
不管聋还是不聋，哑巴从一九二〇年代起就是锯木厂的一个普通员工。这家瀑布木材公司坐落在华盛顿州的亚基马。在我认识他的那些年头里，哑巴一直是个清洁工。那么多年里，我从来没见他穿过别的。永远是一顶毡帽，一件卡其色工作衫，一件牛仔外套罩在连体工装裤外面。他的上衣口袋里总装着好几卷卫生纸，因为他的工作之一就是打扫厕所并提供卫生用品。眼看上夜班的人下班后总往自己的饭盒里放上一两卷卫生纸，你就知道哑巴的工作有多忙了。
尽管上的是白班，哑巴总带着个电筒。他还带着扳手、钳子、起子和绝缘胶布等工厂技工常带的东西。是的，他们为此取笑哑巴，嘲笑他的做派——总是带着所有的东西。卡尔·罗易、特德·斯雷德和乔尼·韦特是取笑哑巴的人里面最为恶劣的几个。但哑巴总是不声不响地忍着。我觉得他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父亲从来不取笑哑巴。至少我没见到过。爸爸是个剃着平头的大块头，有着厚实的肩膀、双下巴和一个很大的肚子。哑巴总是盯着那个肚子看。他会到我父亲工作的锉工间，我爸用金刚大砂轮锉锯子时，他就会坐在一个凳子上，看着我爸的肚子。
哑巴有一栋和别人一样的房子。
那是一栋临河而建、外面贴满焦油纸的房子，离镇子有五六英里。房子后面半英里的地方是一个草场的尽头，那里有个大石坑，是州里在附近铺公路时挖的。当时挖了三个相当大的坑，多年下来，它们积满了水。渐渐地，三个水塘汇成了一个。
水塘很深。看上去很阴暗。
哑巴除了房子以外还有老婆。她是个比他年轻很多的女人，据说和墨西哥人在一起鬼混。父亲说那是罗易、韦特和斯雷德这些爱管闲事的人说的。
她是个矮小壮实的女人，有一双闪烁的小眼睛。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就注意到了这双眼睛。那次我和彼得·延森一起骑车子，我们停在哑巴家门口要水喝。
她打开门时，我告诉她说我是戴尔·弗雷泽的儿子。我说：“他和——”我突然反应过来了。“我是说，他和你丈夫在一起上班。我们在骑车子，想要杯水喝。”
“在这儿等着。”她说。
她回来时每只手里端着一个装着水的锡杯子。我一口喝干了我的。
但她没再给我们水。她一声不响地看着我们。当我们准备骑上车子时，她来到前廊边上。
“要是你们小伙子现在有小汽车，也许我会搭搭你们的车子。”
她咧开嘴笑了笑。相对她的嘴来说，她的牙太大了。
“我们走。”彼得说。我们就走了。
州里我们居住的那块地方没有什么鲈鱼好钓。大多数是彩虹鳟，一些高山溪流里会有少量的溪鱼和花羔红点鲑，蓝湖和里姆罗克湖里有些银鱼。除了深秋时在一些淡水河里会有洄游的虹鳟和鲑鱼外，大概就只有这些了。但如果你是个捕鱼的，这些就足够你忙活了。没有人钓鲈鱼。我认识的人里面很多只在照片上见到过鲈鱼。但我父亲在阿肯色州和佐治亚州长大时见过很多鲈鱼，因为哑巴是他的朋友，他对哑巴的鲈鱼寄予厚望。
鱼运到的那天，我去了城里的游泳池游泳。因为爸爸要去帮哑巴一把，我记得我回到家后又出门去取鱼——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巴顿鲁治的三个包裹箱。
我们上了哑巴的卡车，爸爸、哑巴和我。
原来这些箱子就是木桶，三个木桶被分别放在松木板做成的箱子里。它们立在火车站后方的阴影里，我爸和哑巴两个人一起用力才能一个个地把箱子抬上车。
哑巴小心翼翼地开车穿过镇子，同样小心翼翼地一直开到他家。经过院子时他没有停下来，一直开到了水塘跟前。这时候天几乎全黑了，他让车灯开着，从座椅下取出一把锤子和一根卸轮胎用的铁扳手，然后他俩把木板箱使劲拖到水塘边上，开始撬第一个箱子。
箱子里面的木桶包着粗麻布，盖子上面有些五分硬币大小的洞洞。他们掀开盖子，哑巴用电筒往里面照了照。
里面看上去像是有上百万条手指那么长的鲈鱼幼苗在游动。这是一幅极为奇特的景象，所有这些活的东西都在那儿动着，就像火车运来了一小片海洋。
哑巴把桶移到水塘边并把鱼倒进里面。他用手电照了照水塘。但什么也看不见了。你能听见青蛙的叫声，但只要天一黑，在哪儿都能听见。
“让我来弄剩下的箱子。”我父亲说，他伸过手来，好像是要去拿哑巴工装裤上挂着的锤子。但哑巴摇摇头，向后退了几步。
他自己打开了另外两个箱子，在干这件事时他划破了手，在木板上留下了深色的血滴。
从那天晚上起，哑巴就不一样了。
哑巴现在再也不让任何人靠近那里。他用栅栏把草场围了起来，然后用带倒刺的铁丝电网把水塘围住。听说这花去了他所有的积蓄。
当然，自从上次那件事以后，我父亲就不再和他来往了。不是因为哑巴赶走了他。不是因为不给他钓鱼，得提一句，毕竟那些鲈鱼才那么一丁点大。而是因为连看都不让他看一眼。
两年后的某个晚上，我父亲晚下班，我给他送去些食物和一罐冰茶。我看见他正站在那儿和技工斯德·格洛弗说话。我进来时听见他正说道：“看他那样，你会以为这个傻子是和那群鱼结婚了呢。”
“要我说，”斯德说，“他还不如用那些栅栏围住他自己的房子呢。”
这时我父亲看见我了，我见他给斯德使了个眼色。
但一个月以后，我父亲终于迫使哑巴去做那件事。他采用的方法是：告诉哑巴必须去掉那些弱小的鱼，这样才能保证其他鱼的成长空间。哑巴站在那儿，一边拽自己的耳朵，一边盯着地面。父亲说，就这样了，他明天会过来做这件事，因为这是件非做不可的事。事实上，哑巴从来就没有说可以。他只是从没说不可以罢了。他所做的只是又拽了拽他的耳朵。
那天爸爸到家时，我早就准备好了，一直在等着他。我翻出了他钓鲈鱼用的旧鱼饵，正在用手指试着三锚钩。
“你准备好了？”他从车里跳出来，冲我喊道，“我去上趟厕所，你把东西放进来。要想开车的话，你可以来开。”
我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后座上，当他戴着他的钓鱼帽、双手捧着块蛋糕吃着走出来时，我正试着方向盘。
我母亲站在门口看着。她是一个皮肤白皙的女人，金色的头发向后梳成一个紧髻，再用一个莱茵石发夹夹住。我想着在过去那些快乐的日子里，她有没有四处闲逛过，她又到底做过些什么。
我松掉手刹。母亲看着我换好挡，然后，仍然面无表情地回到屋里。
这是个天气晴朗的下午。我们把车窗全摇了下来，好让空气进来。我们跨过莫克西桥，向西拐上斯莱特路。两边田地里种着紫苜蓿，再远一点的地方是一片玉米地。
爸爸把手伸出车窗。他让风把他的手向后推。看得出来，他很兴奋。
没多久我们就开到了哑巴家。他戴着帽子从屋里走出来。他老婆在窗户那儿向外看。
“你炸鱼的锅准备好了吗？”爸爸冲着哑巴大声嚷嚷。但哑巴只是站在那儿盯着车子看。“嗨，哑巴！”爸爸喊道，“嗨，哑巴，你的鱼竿呢，哑巴？”
哑巴快速地前后晃动脑袋。他把重心从一条腿换到另一条腿上，看看地面又看看我们。他的舌头耷在下嘴唇上，他开始把脚往泥地里踩。
我挎上鱼篓，拿起我的鱼竿，并把爸爸的递给了他。
“我们可以走了吗？”爸爸说，“嗨，哑巴，我们可以走了吗？”
哑巴脱掉帽子，用头蹭了一下脱帽子的那只手的手腕。他突然转过身，我们跟在他的后面，穿过海绵般松软的草场。每走过二十英尺左右，就会有一只鹬从旧水沟边上的草丛里蹿出来。
在草场尽头，地面开始渐渐向下倾斜，变得干燥，有很多的石头，到处是荨麻丛和低矮的橡木丛。我们穿到右边，顺着一条旧车辙走过一块乳草齐腰高的草地，我们拨开草往前走，草梗顶端干了的荚果发出愤怒的嘎嘎声。现在，越过哑巴的肩膀我能看见水面的闪光，我听见爸爸喊道：“哦，老天，你看哪！”
但哑巴慢了下来，不停地抬起手，在头上前后转动他的帽子，后来他干脆停了下来。
爸爸说：“哎，你觉得呢，哑巴？有比这儿更好的地方吗？你觉得我们该从哪儿开始？”
哑巴润了润他的下嘴唇。
“你这是怎么了，哑巴？”爸爸说，“这是你的水塘，不是吗？”
哑巴往下看了看，捻掉工装裤上的一只蚂蚁。
“好吧，见鬼了。”爸爸说，呼出一口气。他掏出表。“如果你还没改主意的话，我们趁着天还没太黑赶快动手吧。”
哑巴把手放在口袋里，向水塘转过身去。他又开始往前走。我们在后面跟着。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水塘了，浮上来的鱼在水面激起涟漪。不时会有一条鲈鱼跃出水面又落回去，溅起一片水花。
“我的老天。”我听见我父亲说道。
我们来到水塘边一个开阔的地方，一片像是河滩的碎石地。
爸爸向我做了个手势并蹲了下来。我也蹲了下来。他注视着我们前面的水塘，我一看，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这么专注。
“我的天哪。”他低声说道。
一群鲈鱼在慢慢地游着，二三十条左右，没有一条轻于两磅。它们呼啦一下游走，又游转回来。它们之间靠得那么紧，好像在相互碰撞。它们游过时，我能看见它们厚眼皮下的大眼睛在看着我们。它们哗的一下又游走了，然后又游了回来。
这是它们自找的。不管我们是站着还是蹲着都无所谓。鱼根本就不在乎我们。我跟你讲，这景象真是值得一看。
我们在那儿坐了好一阵，看着那群鲈鱼无辜地游来游去。在这期间，哑巴一边掰着自己的手指，一边四处张望，像是在等谁出现。水塘里到处都是鲈鱼探着头用鼻子轻抚水面，跳出水面又摔回去，或者浮出水面，把脊背露在外面游动。
爸爸做了个手势，我们站起来准备抛竿。我跟你讲，我激动得发抖。我几乎无法把带着鱼饵的鱼钩从鱼竿的木手柄上解下来。正当我把鱼钩往下扯时，我感觉到哑巴粗大的手指抓住了我的肩膀。我看着他，哑巴朝我爸那个方向扬了扬下巴，作为应答。他的要求非常清楚，只能用一根竿。
爸爸脱掉帽子又戴上，随后他来到我站着的地方。
“你来吧，杰克，”他说，“没关系，儿子，你来钓。”
我在抛竿前又看了眼哑巴。他的脸变得僵硬，下巴上挂着一丝细细的口水。
“这玩意儿咬钩时使劲往回拉，”爸爸说，“这些婊子养的嘴硬得和门把手一样。”
我松开导线环，把胳膊向后伸展。我把鱼饵一下子甩出去四十好几英尺。没等我把线收紧，水里就炸开了锅。
“钓它！”爸爸大声喊道，“钓这个婊子养的！就钓它！”
我往回猛拉了两下。我钓到它了，还算顺利。鱼竿弯成了弓，来回猛烈地摇晃。爸爸不停地喊着该怎么做。
“放线，放线！让它跑！再给它点线！现在收线！收线！不，让它跑！嘿！看见了吧！”
那条鲈鱼在水塘里到处乱窜。每次从水里钻出来，它都使劲地摇头，甚至可以听见鱼饵震动的声音。然后它又游走了。但渐渐地，我把它遛累了，并把它拉到了近处。它看上去非常大，也许有六七磅重。它侧身躺着，身体在抽动，嘴张着，鳃一张一合。我膝盖发软，几乎都站不住了。但我抓住鱼竿，鱼线绷紧了。
爸爸穿着鞋蹚水过来。但当他伸手去捉鱼时，哑巴开始发出气急败坏的咕哝声，摇着头，挥舞着手臂。
“你现在又要搞什么鬼，哑巴？这孩子钓到一条我见到过的最大的鲈鱼，他不会把它放回去的，我发誓！”
哑巴继续着他的动作，朝水塘比画着手势。
“我不会让这孩子把鱼放跑的。你听见没有，哑巴？你要是觉得我会那么做的话，你最好再重新想一想。”
哑巴伸手来抓我的鱼线。同时，鲈鱼也缓过来了一点。它翻过身又游了起来。我大叫，失去了理智，一把按住卷线器上的刹车并开始收线。鲈鱼做了最后一次疯狂的挣扎。
就这样。鱼线断掉了。我几乎摔了个四脚朝天。
“走，杰克。”爸爸说，我见他一把抓起鱼竿，“走，该死的蠢货，别让我把他给揍趴下。”
那年二月，河里发起了大水。
十二月的前几个星期，雪下得很大，圣诞节前天气变得非常冷。土地都冻上了。雪都在原地待着。但快到一月底时，刮起了钦诺克风。我在一天早晨醒来，听见屋子被风吹得呼呼响，水不停地从屋顶上往下淌。
风一连刮了五天，河水从第三天开始上涨。
“涨到十五英尺了，”一天晚上，我父亲从报纸上抬起头来，“比发洪水需要的水位还高了三英尺。老哑巴就要失去他的宝贝了。”
我想去莫克西桥那儿看看河水到底涨了有多高。但我爸不许我去。他说洪水没什么好看的。
两天以后河里的水涨满了，之后就开始向四处流溢。
一周后的一个早晨，我、奥林·马歇尔和丹尼·欧文斯一起骑车去哑巴家。我们把车停下来，走路穿过和哑巴家接壤的那块草场。
那天天气潮湿，刮着很大的风，破碎的乌云快速移过天空。地面湿透了，我们不停地踩进茂密草丛里的污水坑。丹尼刚学会说脏话，每当污水漫进他的鞋子，他就把刚学会的最难听的脏话全骂一遍。我们可以看见草场尽头涨了水的河。水位还是很高，水溢出了河道，绕着树根奔涌，吞蚀土地的边缘。河中间，水流又急又大，不时会有一团灌木丛，或一棵支棱着枝丫的树漂过。
我们来到哑巴的铁丝网跟前，看见一头母牛揳在了铁丝网上。它身体肿胀，皮肤灰里透亮。无论是大是小，这是我见到过的第一具死尸。我记得奥林拿起一根棍子，戳了戳它睁开的眼睛。
我们沿着铁丝网向河那边走。我们不敢靠近铁丝网，因为觉得它可能还带着电。但在一个像是很深的沟渠边上，铁丝网不见了。它就这么和地面一起陷进了水里。
我们跨了过去，沿着新形成的水渠向前走，这条水渠径直穿过哑巴的地，通向他的水塘，河水纵向汇入了水塘，在水塘的另一端冲刷出一个出水口，再蜿蜒曲折地向前流，直到和更远处的河流汇在一起。
毫无疑问，哑巴的鱼多半被水带走了。而那些没被带走的也可以自由进出了。
这时我看见了哑巴。看见他吓了我一跳。我向另外两个家伙摆摆手，我们全都趴了下来。
哑巴远远地站在水塘的另一边，就在靠近河水冲出去的地方。他就那么站在那里，是我见到过的最悲伤的人。
“我真替老哑巴难过，虽然，”几周后我父亲在晚餐时说道，“别忘了，这个可怜的恶棍是自找的。但你没法不替他难过。”
爸爸接着说乔治·莱库克看见哑巴的老婆和一个大块头的墨西哥人坐在运动爱好者俱乐部里。
“而事情远不止如此……”
母亲严厉地瞪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我。但我继续吃着，就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
爸爸说：“真他妈见鬼，贝亚，儿子已经够大了！”
哑巴变了，变了许多。只要可以，他就不和其他人待在一起。自从上次卡尔碰掉他的帽子，哑巴拿着根粗棒钉追赶他以后，就再也没人愿意和他开玩笑了。但最糟糕的是哑巴现在每周平均旷工一到两天，有人在说他要被解雇的事。
“这人动不动就发怒，”爸爸说，“如果再不注意的话他会疯掉的。”
就在我生日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和爸爸在清理车库。那天很暖和，有点扬沙。可以看见空气中悬浮着的灰尘。母亲来到后门口，说道：“戴尔，你的电话。我想是弗恩的。”
我跟着爸爸进屋里洗手。说完话后，他放下电话转向我们。
“是哑巴，”他说，“他用一把锤子干掉了他老婆，然后把自己淹死了。弗恩刚从镇上听到的。”
当我们赶到那里时，车子停得到处都是。通向草场的门开着，我能看见通向水塘的车辙。
纱门半开，被一个箱子顶着，边上站着一个面容消瘦、满脸麻子的男人，他穿着便裤和运动衫，肩膀下方佩着手枪套。他看着我和爸爸从车子里出来。
“我是他的朋友。”我爸对那人说。
那人摇摇头。“管你是谁。别靠近，除非这事和你有关。”
“找到他了吗？”爸爸说。
“他们还在水塘里搜查。”男人说，调整着他枪套里的手枪。
“我们可以过去吗？我和他很熟。”
男人说：“你们可以试试看。他们会赶你们走的，别说我没警告过你们。”
我们沿着那天去钓鱼时走过的路线穿过草场。摩托艇在水塘里开动，排出的废气污尘漂浮在水面上。可以看见水是从哪里把地面冲开并带走树木和石块的。两艘摩托艇里坐着穿制服的人，他们来回开，一个人驾驶，另一个人操弄绳子和钩子。
一辆救护车停在碎石河滩上等着，我们曾在那里钓过哑巴的鲈鱼。两个穿着白色衣服的男人懒洋洋地靠在车子后面吸烟。
其中一辆摩托艇熄了火。我们都抬起头来看。艇后部的男人站起来，开始拉绳子。过了一会儿，一只手臂露出了水面。钩子似乎钩住了哑巴的一侧。手臂沉下去又露了出来，还挂着一捆其他东西。
那不是他，我心想。那是老早就在那里的其他东西。
艇前部的男人走到后部，两人一起把那个滴着水的东西从艇的一侧拉了上来。
我看着爸爸。他脸上的表情极其古怪。
“女人，”他说，“这就是娶错女人的下场，杰克。”
但我不觉得父亲真的相信他说的话。我觉得他只是不知道该怪谁和应该说些什么。
我觉得从那以后，父亲所有的一切都每况愈下。就像哑巴一样，他也不再是从前的他了。那只从水里抬起又落下去的手臂，像是在挥别好时光和招呼坏时光的到来。因为自从哑巴在那个深暗的水塘里自杀后，除了坏时光，便再无其他了。
这就是一个朋友死后会发生的事吗？把厄运留给他活着的朋友？
但就像我说的，珍珠港事件和不得不搬到他父亲那里这两件事，也对我父亲没有一丁点好处。
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
我丈夫胃口不错，但看上去有点疲惫不安。他胳膊搁在桌子上，两眼盯着房间那头的什么，嘴里慢慢地嚼着。他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移开。他用餐巾纸擦擦嘴，耸了耸肩，又吃了起来。虽然他不希望我这么想，但我们之间有了点隔阂。
“你老盯着我干什么？”他问道。“干吗呢？”他说，放下了叉子。
“我盯着你了吗？”我迟钝地摇了摇头，很迟钝。
电话铃响了起来。“别接。”他说。
“可能是你妈，”我说，“迪安——也许和迪安有关。”
“等着瞧吧。”他说。
我拿起话筒听了一会儿。他停了下来。我咬着嘴唇把电话挂了。
“我和你说什么来着？”他说完又吃了起来，然后把餐巾纸丢在盘子里。“他妈的，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爱管闲事？告诉我我哪儿做错了，我听着！这不公平。她死了，不是吗？除了我还有其他人在场。我们商量过，一起做的决定。我们刚到那儿。我们走了好几个小时。我们不可能掉头往回走，我们离车有五英里远。这是第一天。见鬼，我没觉得哪儿做错了。没有，没觉得。别那么看着我，听见没有？用不着你来评判我。用不着。”
“你自己知道。”我说，摇了摇头。
“我知道什么，克莱尔？告诉我。告诉我我知道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这个：你最好别掺和到这件事里去。”他给了我一个自以为意味深长的表情。“她死了，死了，死了，听见没有？”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非常遗憾，我同意。她是个年轻的女孩子，非常遗憾，我很难过，但她死了，克莱尔，死了。现在我们别再提这件事了，求求你，克莱尔，别再提它了。”
“问题就在这儿，”我说，“她是死了。但你难道就没看出来？她需要帮助。”
“我投降。”他说，举起双手。他把椅子推离桌子，拿上烟，带着一罐啤酒去了院子里。他来来回回地走了一会儿，然后在草坪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又捡起报纸。他的名字就在头版上登着，一起的还有他的朋友，就是做出这个“恐怖发现”的另外几个男人。
我闭上眼，扶着沥水架站着。我不能再在这件事上纠缠了。必须了断它，彻底忘掉它，“生活”下去。我睁开眼睛。尽管知道事情的后果，我的手臂还是忍不住扫过沥水架，盘子和杯子摔得粉碎，散落一地。
他没动。我知道他听见了，他抬起头像是在听，但没有动，也没有转过身来看。我就恨他这一点，不动。他等了一会儿，然后向后靠在椅背上，吸烟。我觉得他那样听着、无动于衷、仰着脸抽烟的样子很可怜。风把他嘴里的烟吹出来，吹成了细细的一缕。我为什么要注意这个？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是多么地可怜他，可怜他坐着、听着、让烟从嘴里冒出来……
上个星期日，也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的前一周，他做好了去山里钓鱼的计划，和戈登·约翰逊、梅尔·多恩、维恩·威廉斯一起。他们常在一起玩扑克、打保龄和钓鱼。每年的春天和初夏，也就是鱼季的前两三个月，趁着全家度假、少年棒球联赛和亲友造访之前，他们都要一起去钓鱼。他们都是些正经的人，顾家、对工作负责。他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儿子迪安一块儿上学。星期五下午，四个男人离家去纳奇斯河作为期三天的钓鱼之旅。他们在山里停了车，徒步走了好几英里才到了钓鱼的地方。他们带着铺盖、食物和做饭的家伙，还有纸牌和威士忌。到河边的第一个晚上，他们还没来得及扎好帐篷，梅尔·多恩就发现了这个女孩，她面朝下浮在河面上，赤身裸体，卡在靠近岸边的树枝中间。他招呼其他人，他们都过来看她，商量该怎么办。其中的一个——斯图尔特没说是谁——或许是维恩·威廉斯，他是个随和的大块头，常爱笑——他们中的一个觉得应该马上回到停车的地方。其他人却用脚搅着沙子，说他们想待下去。他们借口说累了，天也晚了，实际上这个女孩“哪儿也去不了”。最后他们都决定待下去。他们扎好帐篷，堆起篝火后就喝上了威士忌。他们喝了很多的威士忌，月亮升上来后他们聊起了这个女孩。有人觉得应该采取些措施以防尸体漂走。不知为什么，他们觉得如果尸体在夜里漂走了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他们拿着手电筒，跌跌撞撞地来到河边。风大了起来，冷飕飕的，波浪拍打着沙岸。他们中的一人，不知道是谁，可能是斯图尔特，他会那么做的，涉入水中，抓住仍然面朝下的女孩的手指，把她拉到岸边浅水处，然后用一截尼龙绳捆住她的手腕，再把尼龙绳固定在树根上，这期间，其他人用手电筒在女孩身上照来照去。过后，他们回到营地，又喝了很多威士忌，然后都去睡觉了。第二天早晨，星期六，他们烧了早饭，喝了很多咖啡，又喝了一通威士忌，然后分头去钓鱼，两人去了上游，两人去了下游。
晚上，他们烧好鱼和土豆，又喝了不少的咖啡和威士忌，然后去河边刷盘子，那儿离水里躺着的尸体也就几码远。他们回来后接着喝，并拿出纸牌来玩，一直喝到连牌都看不清了。维恩·威廉斯先去睡了，其他人则讲起了下流故事，说些自己粗俗和不检点的往事，其间没人提到那个女孩，直到戈登·约翰逊一时大意，说起钓到的鳟鱼身体多么硬，又说到河水多么冷，大家才又想到了她。他们停止了说话，但还是接着喝酒，直到他们中的一个绊了一跤，开始咒骂起马灯来，大家这才钻进睡袋睡觉。
第二天早晨他们很晚才起来，又喝了很多威士忌，一边喝一边又钓了一小会儿鱼。到了下午一点钟，星期日，他们决定离开，比原计划早了一天。他们收了帐篷，卷起睡袋，把钓到的鱼、鱼竿和锅碗瓢勺收拾好后就往回走。离开前他们没再去看那个女孩。上车后，他们闷声不响地坐在车上，直到来到了一个电话亭前。是斯图尔特给警察局打的电话，其他人则站在烈日下听着。他告诉了电话那边的人他们的名字——他们没什么可隐瞒的，他们不觉得有什么可内疚的——他同意在加油站等着，好给来人提供更详细的路线和个人证词。
那天晚上十一点钟他回到家。我已睡着了，听见厨房里的动静后醒了过来。我见他拿着一罐啤酒靠在冰箱上。他用粗壮的手臂抱着我，一双手在我的背上上下抚摸，我以为这还是两天前离家时的那双手呢。
上床后，他又把手放在我的身上，等着，像是在想着其他什么事，我轻轻转过身，再动了动腿。完事后，他醒着待了好半天，我睡着时他还没睡。后来，我翻了一会儿身，被一阵轻微的被单摩擦声惊醒，天快亮了，鸟儿在歌唱。他仰面躺在床上吸烟，眼睛盯着挂着窗帘的窗户。我半醒半睡地叫了声他的名字，但他没理我，我又睡着了。
早晨，我还没下床他就起来了——我猜是去看看报上有没有什么关于这件事的消息。刚过八点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见鬼去。”我听见他对着听筒喊道。过了一分钟电话又响了起来，我连忙走进厨房。“除了我已经告诉警察的，没什么好补充的了。就是这样！”他使劲摔下听筒。
“怎么回事？”我警觉地说
“坐下，”他慢慢说道，手指在胡楂上刮了又刮。“我得告诉你一件事。我们去钓鱼时出了点事。”我们隔着桌子坐着，他告诉了我。
他说话时，我喝着咖啡盯着他看，然后我读着他从桌子对面推过来的报纸。“……身份不明的十八到二十四岁的女孩……尸体在水中浸泡了三到五天……可能的动机是强奸……初步结果表明是勒杀致死……胸部和骨盆处有刀痕和瘀伤……尸体解剖……强奸，有待进一步调查。”
“你得理解，”他说，“别这样看着我。小心点，我跟你说真的。别紧张，克莱尔。”
“昨晚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问。
“我只是……没有。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说。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我说。我看着他的手，粗壮的手指，关节处长满毛，在动，在点烟，这些昨晚在我身体上到处摸并进入我体内的手指。
他耸耸肩。“昨天晚上，今天早晨，又有什么差别？已经很晚了，你睡得晕晕乎乎的，我想到了早晨再告诉你也不迟。”他向院子外面看去：一只知更鸟从草坪飞到野餐桌上，在那儿梳理羽毛。
“这不是真的，”我说，“你们没有就那样把她丢在那儿吧？”
他迅速转过身来，说：“我该做什么？给我认真听着，我再说最后一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没有什么可以感到内疚的，也没有负罪感。你听见我说的了吗？
我起身去了迪安的房间。他已经醒来，还穿着睡衣，正在拼拼图。我帮他找出要穿的衣服后回到厨房，把他的早饭摆上桌。电话铃响了两三次，每次接电话，斯图尔特的声音都很粗暴，过后总是恶狠狠地把电话挂掉。他给梅尔· 多恩和戈登·约翰逊打了电话，缓慢严肃地和他们说了一会儿，然后，他抽着烟，打开一罐啤酒，在迪安吃饭时问了他一些与学校、朋友有关的事，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迪安想知道他出去的这几天里都干了什么，斯图尔特从冰柜里拿出几条鱼给他看。
“白天我带他去你妈那儿。”我说。
“好呀。”斯图尔特说，看着正拿着条冻鳟鱼的迪安。“如果你愿意他也愿意的话，我是说，你们没必要离开，要知道，没出什么事。”
“我本来就想去。”我说。
“我可以去那儿游泳吗？”迪安问，他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我想可以，”我说，“天很热，带上你的游泳裤吧，我相信奶奶会同意的。”
斯图尔特点着一根烟，看着我们。
我和迪安开车穿过镇子去斯图尔特母亲家。她住在一个带游泳池和桑拿浴的公寓里。她叫凯瑟琳·凯恩，和我一样姓凯恩，这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多年前，斯图尔特告诉过我，她的朋友曾称呼她为坎迪。她高高的个子，长着一头白金色的头发，是个冷淡的女人。她给我的感觉是她总在不断地评判，评判他人。我用压低的嗓音简单地说了一下情况（她还没读报纸），答应傍晚来接迪安。“他带了游泳裤，”我说，“斯图尔特和我要谈点事情。”我模糊地加了句。她从眼镜上方直直地看着我，然后点点头，转身对迪安说：“你怎么样，我的小男子汉？”她弯腰搂住他。我开门离开时她又看了我一眼，她经常这样一言不发地看着我。
回到家里，斯图尔特正在桌上吃着什么，还喝着啤酒……
过了一会儿，我把摔碎的盘子和杯子扫起来后去了外面。斯图尔特仰面躺在草地上，两眼瞪着天空，报纸和啤酒罐都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放着。虽然刮着风，但天气暖和，鸟儿在叫。
“斯图尔特，我们开车出去转一圈吧？”我说，“随便去哪儿。”他翻过身来，看着我点点头。“顺便去弄几瓶啤酒，”他说，“我希望你好受点了。尽可能地体谅，我只要求这一点。”他站起来，经过我身边时用手碰了一下我的屁股。“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好。”
我俩一声不吭地开车穿过镇子。到达郊外前，他在一个路边集市停下来买啤酒。我注意到进门处有一大叠报纸。在最上一级台阶，一个穿着印花套装的胖妇人递给小女孩一根香草棒糖。过了几分钟，我们越过埃弗森小溪，转进离溪水很近的一个野餐区。溪水经过桥下，流向几百码外的一个水塘。十几个男人和男孩分散在水塘岸边的柳树下钓鱼。
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他为什么非要跑那么老远去钓鱼？
“你们为什么偏偏要去那里？”我说。
“纳奇斯河？我们总是去那里呀。每年至少去一次。”我们坐在阳光下的一张条凳上，他打开两罐啤酒并递了一罐给我。“我他妈怎么知道会发生这种事？”他摇摇头，耸耸肩，好像这事发生在好多年前，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好享受这个下午吧，克莱尔，你看天气多好。”
“他们说自己是无辜的。”
“谁？你在说什么？”
“马多克斯兄弟。他们杀了一个叫阿琳·哈伯莉的女孩，就在我长大的镇子附近，然后割下她的头，把她扔进了克利埃勒姆河。她和我上同一所中学，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你怎么就想到那种鬼事情上去了，”他说，“够了，别再折腾了。你要把我惹火了，想让我现在就发火？克莱尔？”
我看着小溪。我朝着水塘漂去，面朝下，眼睛睁着，瞪着小溪底部的石头和苔藓，直到我被带到湖里，风在推着我走。什么都不会变。我们会走下去，走下去，走下去，走下去。即使现在这样也在往下走，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隔着野餐桌看着他，在我炯炯的目光下他的脸耷拉了下来。
“我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病，”他说，“我不——”
我想都没想就抽了他一嘴巴。我抬起手，等了不到一秒钟，狠狠地抽在他的脸上。抽的时候我想，这简直是疯了。我们需要的是十指相扣，我们需要的是互相帮助。这真是疯了。
在我再次打他前，他抓住了我的手腕，并举起了他的手。我蜷缩着，等着，看见他眼里有个东西闪了一下，又消失了。他放下手。我漂在水塘里打转，越转越快。
“走，上车，”他说，“我带你回家。”
“不，不。”我使劲挣脱他。
“走，”他说，“该死的。”
“你对我不公平。”后来他在车里说道。车窗外的田野、树木和农舍向身后飞去。“你不公平。对你和我，或者对迪安，我也许要加上他。想想迪安。想想我。除了想你那个该死的自我外，也想想别人吧。”
现在我没有任何话要跟他说。他试图集中精力开车，但还是不停地看着后视镜。他用余光瞄着后排双膝抵住下巴坐着的我。太阳晒在我的手臂和脸的侧面。他一边开车一边打开一罐啤酒，喝着，然后把啤酒罐塞在两腿间，重重地叹了口气。他知道。我可以当面嘲笑他，也可以哭泣。
早晨，斯图尔特以为他在让我多睡一会儿，但我在闹钟响起前早就醒了。我躺在床的另一边，远离他多毛的腿和熟睡中的粗壮手指，想着心事。他先把迪安打发去了学校，然后刮胡子，穿衣服，离家去上班。其间他两次向卧室里看并清了清嗓子，但我一直没睁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