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味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出版书）》
作者：[日]宫本百合子
译者：彭清
内容简介：
副标题：宫本百合子随笔集
日本进步女作家宫本百合子经过婚姻的洗礼，有了深刻的女性觉醒，她一方面将人生经验写成《逃走的伸子》《小径分岔的庭院》，另一方面倡导男女平权、人人平等。在《历史的落穗：浅谈鸥外、漱石、荷风的女性观》《女性的历史——基于文学》《人类的婚姻——婚姻的道德》《衣服与女性的生活——为了谁》等文章中，透过对古今东西的文艺作品、社会发展背景的分析，深度审视女性地位的改变，竭声呼吁女性要走出家庭、投身社会，创造自己的未来。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这些观点仍然一语中的。
宫本百合子拒绝颓丧的热血一生就是一部日本近代女性抗争史。她推动妇女解放，鼓励农村妇女参与文学创作和社会运动，真正用一辈子去实践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仅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卷一 女靴之迹
安乃德
鸥外、漱石、藤村等
关于漱石的《行人》
历史的落穗
女性的历史
女性的书写
卷二 行进中的女人
新的起航
知性的觉醒
幸福的感觉
关于幸福
人类的婚姻
关于离婚
卷三 昼夜断想
电影中的恋爱
论当今女流作家与时代的联结
衣服与女性的生活
母亲
我所见的高尔基
关于欣赏细腻的美
宫本百合子年表
卷一 女靴之迹
安乃德
虽然我喜欢的故事和女主人公不止一个，但当下我感兴趣的是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中的女主人公安乃德。这部小说和《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样，描写了一名叫作安乃德的女性的一生。第3卷刚刚发行，名字是《母与子》。由于我还没有读过，因此在我心中，安乃德的人格形象尚处于发展塑造之中。
基本上，国外真正伟大的作家常常描写女性，对此我感到很钦佩。托尔斯泰描写了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女性，前面提到的罗曼·罗兰也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描写了多位鲜明生动的女性人物。罗曼·罗兰对女性的理解细致入微。有天生魅惑、轻佻美丽的上流千金弥娜；有慵懒安闲、天真可爱、身姿婀娜的萨皮纳，她虽耽于恋慕，可一旦克利斯朵夫和她的房间之间的窗子关上了，她就再没有勇气打开；有白皙美丽，如野兽一般强壮的阿达；有代表了法国诚实正直的品质，具有天主教之美的安托瓦内特；有如烈火洪流般的阿娜；还有认为男人总是自以为是地爱着女人，实则不关心她们的亚诺太太，她受够了家庭生活，充满了不满情绪，却在面对“一个几乎是敌对女性的社会中，不得不独自生活的女性会感到恐怖的环境”时缩手缩脚，最终放弃抵抗，成了一个好妻子。
她们都是让人感兴趣的女性，但安乃德的有趣之处在于她是现代知识阶层女性的代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女性各自拥有丰沛的情感和丰富的性格，却缺少现代女性的理智。她们不自觉地凭着性子生活，顺从自己的境遇。
安乃德的内心对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有着充分的自觉，即便要为此反抗所处环境中的一切，她也想要自己决定生活方向、方式和内容。从时代上来看，安乃德是比亚诺太太更为年轻的一代。安乃德同父异母的妹妹西尔薇是个不折不扣的巴黎市民——无产阶级，对现实不抱幻想，机智又务实，她将恋爱和结婚明确区分开来，认为“恋人要有趣，即使有点危险也无所谓，但丈夫必须是可以一起长久生活下去的坚韧之人，即便他有些无聊也没关系”。与之相反，安乃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安乃德爱上了某个将来想进入政界的年轻人。但当他们走到要结婚的地步时，安乃德却感到痛苦，她不认同腐败的政界，也不认同那位青年善良却极其平庸的婚姻观。安乃德的内心有着不羁的自由精神，她无法用心灵的力量将此扼杀。然而，作为一名成熟的女性，安乃德渴望爱情，并怀抱着巨大的热情。虽然和那位青年永远地分手了，安乃德却生下了他的孩子，成为一位母亲。这是她与社会常识之间的斗争，安乃德将此看作是自己迈入崭新人生的机会。她与父辈所属的有产阶级彻底决裂，成了一名靠做家教和其他凭知识赚钱的职业谋生的无产者。
安乃德美丽、年轻，但对恋爱多少感到恐惧。她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本性，一旦把自己交给别人就会彻底地顺从。她也十分了解自己渴望自由的灵魂一定会进行抵抗。
到了中年，安乃德被爱情征服了。她爱上了一位外科医生。这位医生精力充沛，从社会下层跻身上流，有名、张扬且才华横溢。如果这位男士不是一个充满征服欲、具有革命精神且满是干劲的社会斗士，安乃德也不会爱上他。如果安乃德不是安乃德，想必这位男士也不会倾心于她吧。他已经让自己年轻漂亮的妻子全盘接受了女性不需要知识这一原则，但在安乃德身上，他看到了一名完全不同的、可以与他产生共鸣的女性，这引起了他非同寻常的兴趣。
只是，这次恋爱最终还是失败了。原因是在那位男士强烈的利己主义和肉体激情下，安乃德看透了，自己作为他的情妇，人格正陷入屈辱的深渊，这迫使她必须挽救自己健全的自尊。在安乃德真正委身于那位男士之后，他丝毫没有想过自己每一个肉体上的拥抱，每一个无视了安乃德真诚、热烈且纯粹的爱的拥抱，给安乃德的灵魂带来了多大的伤害。安乃德体会到了巨大的、致命的痛苦。
安乃德的儿子在她身边慢慢长大了。他的青春期马上就要到来了。到这里，第2卷结束了。欧洲战争也要开始了。安乃德作为一位母亲，一个自由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会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呢？
我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安乃德已经走到了现在的进步知识阶层女性走到的地方。她以天生的意志力冲破了阶级的壁垒，反抗了家庭制度和过去的道德。她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自我的自由。但接下来，她会如何发展，又会给未来的女性带来哪些启发呢？她会在生活中找到什么样的新根基，在下一个时代发挥作用呢？
来自有产阶级的安乃德，其思想母体会仅仅停留在布尔乔亚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吗——虽然这同时代表着作者的思想止步于此——或进一步向什么方向发展吗？我很期待看到这场好戏。
1927年10月
鸥外、漱石、藤村等
——围绕“父亲”
小堀杏奴（1909—1998），日本随笔家，森鸥外与第二任妻子的次女，丈夫是画家小堀四郎。（如未标“编者注”，均为译者注）森鸥外故居观潮楼所在地。
就在最近，某位友人将小堀杏奴 的《晚年的父亲》和另一本书送给了我，作为某种纪念。我在当天晚上就读完了《晚年的父亲》。那个早晨，晚年的鸥外骑着马，行在去往白山的路上。还是女学生的我，从他的脸上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美，我的内心交织着钦慕与羞涩的情绪，并不只是因为他骑在马背上显得身形高大，还因为我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进而稍微退步，避让了开来。从观潮楼斜下来是又窄又陡的团子坂 ，横穿过去是一条路，路上有杉林和派出所，我每天早晨都从那儿走往白山方向。
森鸥外1914年发表的传记小说，讲述江户时代末期的汉学家安井息轩与夫人佐代的故事。——编者注安井息轩（1799—1876），字仲平，江户时代儒学家，奠定了日本近代汉学的基础。——编者注马修·佩里（1794—1858），美国海军将领，江户时代率舰队驶入东京湾门户浦贺，打开日本锁国时期的国门。——编者注云井龙雄（1844—1871），日本近代政治活动家、文学家。藤田东湖（1806—1855），江户时代末期学者。森茉莉（1903—1987），日本女作家，森鸥外和第二任妻子的长女，日本耽美小说的开山鼻祖，代表作有《恋人们的森林》《枯叶的寝床》《甜蜜的房间》等。森於菟（1890—1967），日本医学家，森鸥外与第一任妻子的长子，著有有关父亲森鸥外的回忆录和随笔。
最近，当我不得不靠读书来度日的时候，偶然有机会读到了鸥外写的短篇传记《安井夫人》 。这篇传记讲述了一位叫作佐代子的美丽夫人朴素而又耀眼的一生。佐代子16岁时代替姐姐嫁给了当时还是少年的安井仲平 ，后者在佩里 来到浦贺的时代，作为大儒息轩先生而为人所知。仲平与云井龙雄 、藤田东湖 等人交好，他的脸上有大痘痕，只有一只眼睛。“常常卷入时事旋涡中，险象环生，却又每每化险为夷”，“他写下‘莫谈边务’贴在二楼”，如实观察着安井息轩生活的鸥外，也让我产生了某种兴趣。在这部短篇传记中，鸥外似乎谈到了一个他喜好的、有着某种精神魅力的女性典型形象，这一点也很有趣。在最后的结尾部分，鸥外这样描写在外面看来接连遭受艰辛的佐代：“无人相信佐代会迟钝到不懂奢华的地步，也无人相信佐代恬淡到了毫无物质和精神需求。佐代确实胸怀不同凡响的夙愿”，“佐代必定对未来憧憬着什么吧。在瞑目之前，她那美眸的视线始终注视着遥远的地方，可能都来不及感叹自己的辞世实乃不幸，甚至没能彻悟自己憧憬的目标究竟为何物”。虽然没有浪费太多笔墨，但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感受到有一道光从鸥外复杂的内部矛盾及构成其复杂性的各要素之上闪过，深受感动。然后，我想到他给自己的孩子们取的都是西洋名字，茉莉 （玛丽）、杏奴（安妮）、於菟 （奥托）和类（路易），而且这些名字都被套上很难读的汉字。明治文学的研究者们对鸥外这种微妙，但同时恐怕又贯彻其一生的重要心绪是如何把握的呢？这些感想刺激着我的内心。刚好我也在重新阅读《漱石全集》，从明治时代知识分子保有的复杂性出发，也让我有了很多思考。
小堀杏奴的《晚年的父亲》佐证了我在《安井夫人》中感受到的鸥外的形象，让我产生了各种不一样的兴趣。小堀杏奴是深受父亲鸥外喜爱的女儿，她从这一立场来描写父亲，并在一定程度上描绘了父亲在家庭中的处境。她的文章里有鸥外尤其喜欢的，带有女孩子气的情趣、洞察力和率直。
《即兴诗人》是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森鸥外花费约10年时间翻译成日语出版，译笔雅俗兼具，被评价为“超越原作”。——编者注
从杏奴颇有意趣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窥见鸥外的敬母，以及他的《即兴诗人》这部作品在他的一生中占据极大分量 。而在那美丽传闻的另一面，是他被不寻常的封建母子关系伤害。鸥外并不是那种认为与这样的母子关系正面对抗乃艺术家秉性的性格。他忍住没有把这种关系显露在外，从这一点看得出其处事睿智。他也没有将歌德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视为某种意义上的妥协和屈服。不知何时，对于在日本的鸥外来说，模仿这种态度就相当于对非人为的事情所应该抱有的抗争的放弃，这一点，恐怕他自身也没有发觉吧。
杏奴无法用自己的笔刻画出父亲的那种历史形象，也是必然的。
鸥外的孩子个个都有写作的才能。於菟也不只是医学家。我偶尔会读他写的随笔，也会将杏奴的文章攒起来阅读。对于这些年轻一代的文章风格，痛感他们不仅受到了父亲的影响，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各自的生活轮廓也没有超脱出父亲曾经描绘的范畴。
漱石在他的作品中说，自己无法为孩子们做什么，只能让他们顺其自然，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人。鸥外似乎相反。在《晚年的父亲》中，有很多对父亲鸥外充满怀念的描写，例如，他把进入女校读书的女儿带去他工作的博物馆做算术练习等。因此，孩子们不知不觉中受到了父亲的影响，这影响深重且久远，在心中扎下了根。从女孩子的心思出发，结婚的话，要与一个几乎和自己同样尊敬父亲鸥外，或者至少不会伤害自己对父亲迷恋之情的人结合。客观来看，那样做是正当的，她们自然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
鸥外长女茉莉的长子，名字也是西洋式发音，用汉字写成。可以说，这条根系是广泛且深厚的。
卓越的艺术家有着强烈的人性吸引力。一个人的热情低到不能对家庭周围环境产生影响，他就不可能发挥出巨大的艺术天分。那些艺术家的孩子带着骄傲谈论自己的父亲才是正常的。可是我注意到，即便在最应该理解人性的发展、个体性、时代性，以及其中产生的冲突、抗争之价值的艺术家的生活中，所展现出的亲子关系，往往也并不是长辈将年轻一辈当下一代继承者来看待。无论是好是坏，父权的影响都在持续着。我一直觉得这是日本文化的一种负担。
夏目漱石的长子是夏目纯一（1907—1999），日本小提琴家，1926年曾留学德国。——编者注
待在漱石那样生活并过完一生的作家身边，其高徒和密友们在他本人死后都被莫名其妙地放到了家长般的位置。在柏林国家银行大厅的人潮中，我感受到一道偶然看向我的目光，转过头看去，那里站着一个长得和漱石着实有些相似的年轻人。他会是漱石的那位传闻中擅长拉小提琴的长子 吗？不管怎么说，他那不高的身体，确实长着如40多岁的漱石在照片里展现出的那种有质感，或许也谈得上美感的稍大的脸。在看到他用尚未明晰的眼神望着我时，我的心好似被一股突如其来的风拨动了。
在谈到前些年辞世的某位作家的遗属时，了解一些内情的人会说起“早知道这样的话，就应该早早让他们结婚”之类的话。我作为一个女人，对于“让”之类的用词中包含的沉重的父权式内涵，无法不感到痛苦和恐怖。
丹羽文雄（1904—2005），日本文坛“风俗小说”的代表作家，曾任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
日本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即便是亲子互动，他们采取的仍然是过去非常陈旧的形式。丹羽文雄 曾在参加人员都是20岁上下年轻女性的座谈会上说，可以过放荡的生活，但不能在外面有孩子，因为孩子比不上这种生活之类的话，丝毫不在乎被人高声嘲笑这俗套又陈腐的态度。
岛崎蓊助（1908—1992），昭和时代画家，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先驱岛崎藤村（1872—1943）的儿子。
岛崎蓊助 在《文艺》10月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父亲》的感想文。年轻一代会如何解读那篇短文呢？
岛崎藤村最后一部杰作，发表于1929—1935年，是以藤村父亲为原型描写明治维新前后历史的小说。中村光夫（1911—1988），日本文艺评论家、剧作家、小说家。
毫无疑问，《黎明之前》 是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我不认为一个承受了7年辛苦创作的人会是淡泊的，也不认为他是毫无计划的。同样在《文艺》10月号上，中村光夫 刊登了一篇名为《藤村氏的文学》的藤村研究短文，他在文中写道：“藤村学会了将自己精神中最重要的部分隐藏起来，不让他人看见……恐怕藤村是我国自然主义者中最能意识到自己的创作是一种技术，并在这种清晰的自觉上创作文学的作家了。换句话说，他是我国自然主义作家中对‘自然’最有意识的作家。”这或许也是一个佐证。
但我有疑问：有意识地面对人生，如果我们全盘接受这一观点，那么构成这种意识内涵的，到底是什么呢？
松尾芭蕉（1644—1694），日本史上成就最高的俳谐师。——编者注
还有一件事，也发生在我强制读书生活期间。我收到并阅读了第一书房出版的《藤村文学读本》。其中好像有一篇藤村引用芭蕉 的俳句来叙述自己为芭蕉的艺术境界所倾倒的短文。引用的俳句中有“暮夏残暑余，红日高挂晴空里，凉风显秋意”“未期大雪至，寻常马儿雪中姿，映目使人喜”和其他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句子。藤村描写了自己体味这些俳句时的心情。芭蕉舍身投入天地之间来雕琢感受，其艺术家生涯如直角一般锐利；而藤村看待现实的角度和芭蕉不同，譬如说他在品味芭蕉作品的时候，自然也在品味其心境，具有二重性、并行性。这是藤村文章中独有的味道，是融入了他沉思的结果。藤村在文章中体现出的沉思和芭蕉所说的余情之美，可以说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我在对着肮脏、冰冷的板墙体味到这些的时候，心中涌现出的疑问是，那让藤村从心底生出力量，顽强到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呢？我想，虽然说这本质上是精于世故、含有十足妥协性的东西，但藤村在述说它们时，有意识地采用了独特的描述方式，使其有了风格，而他带着这份确信推进下去，在氛围引人入胜之际，就具备了大作家的趣味和生命力。因此，我被一种欲望刺激着，希望能在某个时候拆解藤村这个巨大的明治文学“摊档”，探究其中生机勃勃的机制。
1921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作家组织，会员是世界各国诗人、剧作家、散文家、编辑和小说家等。——编者注柿本人麿（约660—724），日本飞鸟时代的歌人，《万叶集》中第一歌人。始于大正时代的日本美术家团体。岛崎鸡二（1907—1944），大正时代到昭和时代初期的画家，岛崎藤村的儿子。
藤村出席了在阿根廷举办的国际笔会 大会，所以我们由衷希望他能获得更大的进步。将柿本人麿 的和歌刻在纪念碑上也是一种趣味。但是，藤村是出于什么考量，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将已经断绝关系的儿子蓊助叫到旅馆，并收回了责罚呢？考虑到藤村自己在青年时代发生的各种事情，断绝父子关系这事也令人费解。或许是有隐情才采取了这种方式吧，但为什么要在出国旅行前这个看似欢乐实则却平凡的夜晚来修复父子关系呢？在《黎明之前》完成时，对已经年迈的艺术家而言，这并不是真正应该表达深重感想的时候。——不知怎的，我感受到其中隐含着作家藤村难以言喻的人性的一面、人性的裂痕。我在《父亲》这篇文章中，读到了青年蓊助说不尽的复杂且激烈的感情。他觉得自己碰巧是藤村的儿子，于是所有事情都不得不被看作和父亲有关。此中蓊助涌动着的思绪，我想和描绘了父亲的肖像并在二科会 展出的鸡二 恐怕是不同的吧。蓊助在通过漫画训练观察人生的过程中，想必已经知道了抗拒陈腐的重压、突破自我，并不一定意味着克服了压在新一代身上的压力。关于处在最近世界局势中的这趟旅行，对藤村的“自由主义的慧眼”所寄予的希望，不仅仅是儿子蓊助一个人的，也是能以发展的眼光阅读《黎明之前》的所有年轻人的。
1936年10月
关于漱石的《行人》
自从漱石于明治三十八年（1905）完成《我是猫》后，直到大正五年（1916），他留下未完成的《明暗》去世，在这约莫12年的光阴里，他的文学活动可谓丰富多彩。我想，他那成熟的内心生活，也是在这期间展露出来的。同时，无论是漱石的哪部作品，都表现出他在对待人生和艺术的态度及表达的主题等方面，停留在了一定的成熟阶段。虽然多样化的描写方法和切入主题的方式展示了部分变化，但那些变化并没有本质上的飞跃，这也在今天引起了我们的深思。人们认为，《明暗》在各种意义上都是那12年光阴的终结。迈过40岁，漱石在其作家生涯中展现的丰富性与局限性，包含着极为复杂且微妙的矛盾。
小宫丰隆（1884—1966），德文学者、文艺评论家，夏目漱石门下“四天王”之一，被誉为“漱石研究第一人”。
《行人》这部作品不仅直面了作家的苦恼，展现了他在近代的自我问题上对人际交往的姿态所抱有的敏感、执拗和洁癖，而且在表现两性冲突带来的痛苦方面，也是一部绝佳的小说。小宫丰隆 的评论也对此予以肯定，他称这部作品是漱石在其作家生涯中尤其感到孤立无援的痛苦时期诞生的。漱石将一郎这位不幸的主人公塑造成了一个因敏感、乖僻，在自己想象的、如走钢丝般岌岌可危的境况下生活的形象。一郎不仅自己如此，如果对方不踏上这条钢丝，他也同样无法忍受。他是这样一种人——尽管是相同的盖子，但如果其形状、颜色没有和他预想的壶完全匹配的话，就无法接受。与其说这是一郎的自私任性，倒不如说是他对于社会在审美、智力和道德上都尚未达到他的境界而产生了厌恶，结果损害了他的身心，给身边人带来了不安。漱石想要在这部小说中将自我照映在严苛的三面镜上：一郎、二郎和H。我认为，在漱石的内心世界里，一郎以严格的眼光和敏锐的感觉统治着一切日常生活，同时，他现实的性格中也有二郎的影子。一郎在某个瞬间会痛骂二郎不稳重。一郎的姿态、二郎的样子，以及在旁客观观察、解明这一切的H，是作家漱石将自己作为一只猫进行观察后，对自己客观态度的又一种表现。在这样的精巧布局中，漱石探究了一郎的悲剧。一郎觉得自己的家庭是由谎言构成的，他努力掌握妻子阿直的精神未果，变得憔悴不已。
二郎在阿直还没有和哥哥结婚的时候就认识她了，这个偶然也为一郎的苦闷增添了一层色彩。“二郎，为什么世人会忘记重要的丈夫的名字，只记得什么保罗和弗兰切斯卡？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一郎说漏了嘴。
香严智闲禅师，唐代僧人，《一击忘所知》是其所作的一首五言律诗。
二郎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快的情绪，以及他对一郎说的话——如果你成为一个善良的丈夫，那么嫂子就是善良的妻子，都让一郎因弟弟的这种传统偏见而产生了强烈的抵触。阿直这女人，是那种不管受到什么样的压力都无动于衷的人，不过，当你觉得她就像暖帘一样没有什么自主想法的时候，她又会突然在莫名其妙的地方展现出强势的一面。既可以理解为沉稳，也可以解释成冷淡，书中如此描写女人的日常姿态。与妻子之间走投无路的痛苦感情，与父亲、弟弟之间亲情的疏远，H用香严 “一击忘所知”的精神转换，或是通过一郎羡慕脱胎换骨的心理，给他黯淡的未来寄托了一线光明，这一篇章就此结束。
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帕里奥洛格斯（1405—1453），夏目漱石在小说中故意把他的名字变成了骂人的话。——编者注缪塞（1810—1857），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托马斯·纳什（1567—1601），英国作家、剧作家、诗人，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大学才子派”之一。
可以说，漱石的女性观在《我是猫》中就已清晰地表现出了倾向性。漱石不只是给女性智慧的阴暗面赋予“君是淡定笨驴罗格斯” 这样的幽默表现，他还认为女性很麻烦、无可救药。无论是引用缪塞 的诗，还是在托马斯·纳什 论文朗读的场面中，他都生动地将这些看法反映了出来。《我是猫》中尚且回荡着一抹谐谑的笑声，但从《三四郎》中美祢子与三四郎的情感交错，到《道草》中健三与其妻子的内心纠葛，漱石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他不再认为女性是无可救药的，也不再站在男性智识的优越地位上揶揄女性。在《行人》中，一郎将妻子的真实内心视为己物，想要一探究竟，这种焦虑带来的痛苦，在他失去了所有伪装和外壳后产生的真实恐惧中表现了出来。“你知道女人比使用暴力的男人残酷得多”，“无论嫁给什么人，出嫁后，女人就会因为丈夫而变样”，作者通过一郎的话表达了多么悲痛的真实情感啊。
漱石一贯认为，两性相克悲剧的根源在于女性难以理喻的非条理性，以及对男性而言难以忍受的欺骗性。《行人》中的阿直并不是像《明暗》中的阿敏那样有意识地欺瞒丈夫，且对那种羞耻毫无感觉的女性。然而，对一郎而言，就像他对二郎不愿以和蔼可亲的世故来探索自己的内心而感到愤怒一样，阿直作为他的妻子，竟也并未感到他们之间有探寻自我本心的必要，这正是他绵绵痛苦的根源。漱石作为作者，支持了一郎的满腔不满；反过来，他又会在何种程度上理解隐藏在阿直泪水中的衷曲呢？面对家庭中鸡零狗碎的事情，阿直是会露出孤寂的笑靥，说“我怎么样都没关系”的那种人。阿直会说：“像我这样的空心人，你哥哥一定不喜欢吧。但我是满足的，已经得到许多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你哥哥的不好。”当别人劝说阿直要对丈夫更加主动一点时，阿直回问：“主动，是什么意思？”果然，她生来就是一个内心没有任何激情的女人。一具空壳会说出“被大水冲走也好、被雷电劈死也罢，想轰轰烈烈、干脆地死去”这样的话吗？
在和歌浦的狂风暴雨中，听见嫂子所言的二郎，这时才明白自己从未研究过女人这种生物，他觉得自己被这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但并没有对此感到不快。虽然对二郎人性的心理洞察到此为止，但身为作家的漱石，他的追求也在对阿直这个女人微妙心理的抑扬中停了下来，这让人感到有趣又有遗憾。
为了丈夫而变得不道德，女人变得充满谎言和欺骗，如果从这一点来看的话，为什么漱石没有深究阿直内心的明暗面呢？《行人》中，仅仅将阿直面对二郎时自然的情感流露看作是她对丈夫以外的男性不自觉表现出的自然性，是与欺瞒丈夫截然不同的情感，而现在来看，这也是漱石在现实主义上的一种局限性。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作家、剧作家和画家，现代戏剧创始人之一。
是丈夫让女人变得不道德，又或者是妻子因社会成规对夫妻这样的构成和生活有某种要求而变得不道德，不知不觉间，就被安上了欺瞒之名——那被视为弱者人性上堕落的象征。毫无疑问，在日本的社会现实中，这一点尤其被视为导致两性间不和谐的因素，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这与斯特林堡 笔下全然不同的社会基础上，男女对抗的场景也没有理由发生。
要说到之后的话，即便一郎在主观上达成了“一击忘所知”，但作者试图和他一起把握冲突这个人类本心问题，在客观上，也只能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
《行人》中，一郎谈到男女交往问题时说，那些以道德加压的人是暂时的胜者，立足于自然的人是永远的优胜者。在漱石的作品中，虽然他将尚未知晓人世虚伪、惹人怜爱的年轻女子与才气过剩、锋芒毕露的女人们做对比描写，但结了婚的女人放下周遭的一切和自身的虚伪，活出本心的时候，就成了《其后》中对代助步步紧逼的三千代，也是《门》中与宗助相伴，出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中的角色。这多少也让我们产生思考。此外，对于这种自然地走在一起的男女，漱石总以一种不可名状的强烈的复仇心态来看待。在男女交往中，即便想要自然而为，却很难活成忠于自我的永远的胜利者，这样的个人命运可见于《心》中“老师”的角色。从《行人》到《心》，其中不可忽略的是漱石的严肃性。如果一郎有《心》的主人公那样的机缘，他是否能够生存下来，这也是被拿来探讨的一个问题。如果《行人》中的二郎是一个更加激进的人，又会怎样？作者设想了各种局面，我想这种心情在K这个人物上也得到了体现。
1940年6月
历史的落穗
——浅谈鸥外、漱石、荷风的女性观
在森鸥外的几个孩子中，有两个女孩——茉莉和杏奴，她们从父亲那里得到了这两个各具独特女性美的名字。杏奴也就是小堀杏奴，可以说，对自己不了解这个自小生长的庭院的另一面，她没有感到任何不安，依旧保持着自然开心的状态，写着身边的事情，这段时间频频发表随笔。
我曾在某本杂志上看过杏奴的姐姐茉莉的照片，那时她还小，扎着辫子。由于是照片，看不清原本的颜色，感觉上像是红色泡泡纱的衣领仿佛颈饰一般，点缀在她整齐叠穿着友禅染和服的胸前。她用来扎辫子的白色大发带和装饰在和服领口的西洋风颈饰，同茉莉这个颇具古风的名字中流露出的新鲜感，都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多年过去，现在我回想起那张照片，觉得在那幅少女的影像中，有一朵从她父母的和洋趣味中开出的优雅的花，远超过当时日本知识阶层的一般趣向。
森先生旧宅过去的后门如今成了正门，门口立着四角门灯，仿佛进入了怀旧的四角煤油灯时代。竹篱笆中可以看见工作室，外面设有公共饮水处，供走团子坂上来的小工喘口气歇一会儿，旁边是公交车停车场。某天，我在那个红色圆形标识的地方茫然地站着，森先生家的门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位年轻女性。她小跑着穿过马路奔向斜对面的木炭店，事情好像办完了，她又穿过马路回来进了森先生家，然后门被关上了。她身上有过去那张照片里少女的影子——美丽，但同时又似乎有些寂寞。那之后的某一天，我在团子坂拦出租车。关上车门，坐在位子上，车子正要开的时候，我从左手边窗户旁瞥见了一位年轻的女性。她的眼睛里带着朦胧的笑意，安静地望向这边。我又一次想到那张照片里少女的身影，和眼前的面庞交叠在一起，我的思绪乱飞。车子已经开出去很远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盛行的一种护身符，由1000个女人在长约1米的白布上每人缝制1针，用于祈祷士兵在战场上获得幸运。长谷川时雨（1879—1941），日本剧作家、小说家、杂志编辑，妇女运动推动者。
今年夏天不像往常一样——有骤雨，让东京的炎热不那么难挨。屋顶、土地也好，树木也罢，都干了。在让人窒息的热气中，打着军歌的太鼓声日夜响彻，女人们缝制“千人针” 的汗水混着泪水淌下，这是一个难熬的苦夏。长谷川时雨 印发的小册子中有一本叫作《辉》，每月17日发行，在8月17日发行的这一期中，森茉莉写了一篇名为《后方》的极短的感想文。那是一篇仅两三页长的文章。文章里写道：“我们不知什么时候不再是单纯的女性，而成了‘后方的女性’。一旦有事，即便我无法做出称得上‘后方的女性’的行动，也仍会在避难的时候用观察、感受和书写的方式守护后方。”文章的后半段似乎在为物质并不短缺却仍感到生活痛苦而抱歉，“活着的痛苦会越来越强烈”，还写到自己厌倦了痛苦，反而忘记痛苦的那一瞬间的心情，以及即便在痛苦中，也要“尽可能接近像少女一样鲜活、快乐地生活的理想”。她描写了希望把写作当作一个机会进行下去的心情。
读完了森小姐的文章，我确信那天打开门走出来的女人就是她。而且，另一天看着坐在车里的我，向我投来一晃而过的笑意的女人也是她。那位女性的趣味和华丽沉于孤寂之中，尽管如此，读了森小姐虽简短却饱含复杂心绪的文章，我充分领会了她纯粹的文情。现代的女性在社会的各种状况中挣扎着生存，为了活下去，她们需要战斗。森小姐在现实生活中的样子和她在文章中展现的样子，都是毫无掩饰的坦诚，这也是当今女性苦恼的一种模样。
在森茉莉那可以说是带有情趣的痛苦姿态中，有着积极意义上的人性教养、镇定和自在，这不仅仅是拜生活中的余裕所赐，同时也是她的性格使然，我想可以说受到性格很大的影响。或许也可以说，这是明治末期到大正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余韵吧。
当下的矛盾惨烈地暴露了出来，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中，试图为了更好的明天而艰苦挣扎。但在日本，现在笼罩在女性头上的并不只有当下的阴霾。那阴霾异常缓慢地斜落下来，只看眼前的话，甚至能感受到那阴影的逐渐下落，就像没有人不曾感受到过去夕阳西下的光晕落在身上一样。
森鸥外这个人非常爱孩子，尤其在孩子的教养方面，他似乎无法做到毫不关心。他希望孩子们能充分理解真理与美这种人类代代相传的品德，希望他们拥有作为一个人生存下去的力量，能够为真理与美而欢喜，并受之鼓舞。
想必鸥外的女性观也绝不局限于当时日本女性在现实中呈现出的生活百态吧。他对未来女性在生活中流露出的充满张力、变化和活泼的活力有着什么样的期待呢？茉莉和杏奴，即便在日语中，这两个名字也流露出了汉字的传统美感。而当直接用罗马字给它们注音的时候，全世界的男性都会因为这两个日本名字的姓勾起内心的情感，认同这个姓氏。从这一点，我也可以看出鸥外内心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精髓的丰饶。这丰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日本文化历史中不会重现的内容。换句话说，这是明治这一日本时代的璀璨光辉。但是，在这丰饶之中，埋藏着多么深刻、多么强烈的日本式的矛盾，这是作为鸥外女儿的茉莉，在如今越发艰难的女性道路上前行时，内心深处会自然而然理解的事情。
关于森鸥外和茉莉的内心世界，我们暂且搁置不谈。最近，我稍稍读了一些永井荷风过去的作品。作为女性，我对明治四十年（1907）前后日本知识分子的感情构造实在是很感兴趣。
永井荷风是一个浪漫的浪荡儿，他大学辍学，转而游历美国、法国，回国后与希望他成为实业家的父亲意见相左，放浪形骸，毕生投入到文学中。
日俄战争前后，日本的社会和文化水准与欧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那个时代，有一定年纪和感受力的人，会将自己接触、吸收到的丰富多彩的欧洲文化，从现实生活的各方面与当下日本大兴土木的繁忙之姿进行对照。荷风归国时写的《监狱的背后》《冷笑》《二方面》《夜的三味线》等辛辣讽刺作品，鲜明地展现了那些人充满苦闷、厌恶的心情。
将时代稍微往前推移，漱石从伦敦回国时，也深刻体会到了同样的苦闷。漱石因个人际遇，不得不去厌恶的大学任教，他极力将当时自己心中的懊恼塞进了大学讲义里。在他那极不愉快的状态下，卓越的英国文学史和文学评论诞生了。
人情本，日本近代叙事文学样式，一种具有写实主义风格的风俗小说，多描写庶民的恋爱故事。
至于荷风，他也被父亲要求不要做不体面的事，不要抛头露面。因为不用为衣食操心，所以他一直沉湎于内心的痛苦之中，这就导致即便他要在日本——这里既没有欧洲真正的美的传统，也与欧洲风土相异——寻求像欧洲那样的美，也是无望的。同时，日本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理解欧洲文学的真正价值。他孤身前往罗马时那痛苦又愉悦的回忆、那脱俗的孤独感，使他直接在完全传统的日本再次带着自伤的浪漫主义投入了江户人情本 的世界。
横光利一（1898—1947），日本新感觉派作家、俳人、评论家，与志贺直哉并称为“小说之神”。——编者注
就日本文化与西欧文化接触的角度而言，日本文化往往会以某种形式做出反应，这不仅与日本文学史上的一种特殊样貌——明治和大正时期有微妙的关系，而且在现代有了更为复杂的变化。举例来看，这种反应不仅作用于作家横光利一 个人艺术发展的兴衰中，近来亦被强加至文化统制的倾向里。而且，普通文化人对世界文化抱有的感情不尽相同，这种倾向甚至也出现在这一状态中。
荷风那浪漫、艺术至上的反应来自他对欧洲文化传统的迷恋。在欧洲文化传统纯粹的风味中，他感受到日本文化传统和欧洲的截然不同。说到底，这还是因为他想沉湎于未涂油漆时的美，对此抱有执念。
也就是说，反抗世界，从自我开始打破生活常识中普遍规律的荷风，他看待女性的眼光也有特定的格调。我想可以肯定的是，他对良家妇女这样的女性分类并不满意。在荷风的年代，社会上的良家妇女虽然年纪轻，但恐怕大多是没有主动性的人偶。在人们认为她们通达世故的年纪里，狭隘的生活使很多女性的内心充满了偏见、形式主义和家长里短，让她们只关心丈夫在社会上的成功，无暇顾及其他。那么，也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荷风在略微孱弱、心情不悦时，感到自己与这些女性的生活及内在无缘，转而在花街柳巷中寻找恋爱的对象。荷风充分了解花柳界是落后于时代的，只不过，在这墨守成规的社会中，只有花柳界还保留了他最看重的日本传统之美，就连女性的一举一动也展现出经过历史打磨的痕迹，他将之喻为忘我的美的骑士。
永井荷风的旧居，位于东京港区麻布。
如果读一读荷风在外国游历时写的《唐人街记》《西游日志抄》等作品，便可以感受到他虽然频繁地引用波德莱尔的作品来表现自伤之状，但其本质上绝不是彻头彻尾的颓废者，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者。荷风的本质中大概隐含着一些东西，这部分和他家里的规矩、社会上的成规相呼应，而且于其他方面，他也在和自己内心的常识对抗，对归于常识的事物痛声谩骂，憧憬和诱发着隐居于常识之外的东西。作为浪漫主义者的荷风，其浪漫主义的实质可以说是对渴望之心本身的渴望。或许可以说，他是一个被动的浪漫主义者。荷风在浪漫主义中展现出的被动性体现在性格上。相较于欧洲的文化传统，他能够立刻全盘接受日本文化传统的常规、束缚和陈腐。此外，在他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对残败之美的描写，也作为一种极为常识性的普通观念被当作人生中落魄的姿态。荷风将这落魄之姿原本的形态、动作和色调当作残败的内涵，在自己的艺术上予以认可。就荷风而言，这与以歌颂代替轻蔑的方式不同。身居偏奇馆 或荤斋堂，他爱抚病痛，爱抚自己的“沦落”。可一心一意爱抚着那颗自怨自怜的艺术家灵魂的荷风，在某种意味上，他对待人生难道不是一个彻底利己的趣味家吗？
与《玩偶之家》同为易卜生的戏剧作品。
见识过欧洲女性社会生活的荷风是欧洲女性美的赞颂者，是颓废的歌手。因此，他不会在扩大女性社会自由和生活范围上唱反调。他甚至是“对英国女性想要获得选举权的运动感到同情的女权论者”，他认为男人做的事情女人也可以做。他看戏剧《海达·高布乐》 和《玩偶之家》，会想到“日本也不能没有这样的思想”。但是，他现实情感的要素要复杂、阴暗得多。首先，荷风沉溺的花柳界的女人们，她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呢？如果原原本本地肯定她们举手投足间的美，却不接受与这举手投足一同而来的内心品质，那么必然要打破荷风所追求的美的统一。而且，荷风对于男女恋爱也喜欢由饮泣、郁闷和不如意构成的和谐音调，因此他根本就不可能想象女人大喊着“我有爱的权利”，摆出公开战斗的样子。这些事情在荷风现实的想法看来，“女性参政权的问题倒是理所当然的”，“但总的来说，人类不论男女，无论是多么正确、当然的事情，若将其视为正当，自己不去主张、不主动出击，始终保持着客气、拘谨、稳妥的态度，这难道不也是雅致的美吗？”，“如果没有出头之日，因强者而沉沦、毁灭的话，这就像所谓的月有阴云花有风。只能证明强者毁灭弱者的卑鄙、野蛮无礼，以及被毁灭的弱者有多么高贵美丽”。荷风还断言道：“日本女性不可撼动的美不在于她们去争辩、去主张什么，而在于其痛苦、烦闷的哀伤。”在荷风看来，女性应该压抑嫉妒，他也从不谈及让女性产生嫉妒的男性。一些符合荷风看法的“妇女”，曾被他“收藏在后堂”。
我将荷风的浪漫主义归为一种常识性的本质，也是因为它是女性浪漫视角本身通常出现的特征。森鸥外比漱石更早，他在德国度过了最青春的年华。虽然从《舞姬》、和歌百首和其他作品中可以了解鸥外对女性的感情，但他对女性所抱有的浪漫主义与荷风的被动性截然不同。鸥外从女性应对社会波折，虽痛苦流泪但仍挺立在某处，用凛然的眼神看向四周的身姿中找到了浪漫的美。在鸥外笔下，女性虽然是静态的，但她们似乎要用某种来自内部的紧绷的光线贯穿人生。《安井夫人》的读者应该多少能了解，鸥外在女性身上追求的那种光是什么样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