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有人会想，我明明是个作家，却在谈论政治，这太奇怪了。但即便只是一名作家，我也不能袖手旁观，说政治就是政治家的事。各位也有自己的专业，但要是定量供应的鱼、蔬菜和大米减少了，应该不会有人说因为这不是自己的专业领域，就对此毫不关心吧。
因为我是一个作家，所以面对像是纸的问题时，感受非常深切。我们做书，是带着尽可能将有所助益的书做得价格便宜、好看这一理念在做的，但现在，说到纸张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那就是全都实行了定量供应。然而，有人却在大量囤积纸张。最近，街头巷尾出现了大量书籍，要说卖这些书的书店到底是什么样的书店，那都是和军队有关系的，在战后的混乱世道中侵吞了大量纸张的人经营的书店。
所以，从公平角度而言，出书这种事情也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正如即使推行延期偿付，未临困境的人依旧活得潇洒一样。
说到政治，人们普遍认为政治就是各个政党装作在讨论什么似的开会演说，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就是政治。
我想为了社会做出便宜的书，而不是为了自己赚得盆满钵满才做。必须善待印刷的员工，因为各种缘由，纸很紧缺。再加上以法定薪资也很难做出书来。若是无论如何都要做，就变成只能做出高价书了。这种文化上的事情看似与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其实它已经明明白白地和现在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紧密关联在了一起。
今天各位来到这里，恐怕也不是为了听这种政治话题的，而是想来看电影，也想再稍微听听与文化有关的事情。我想大家都是抱着这种心情而来的。我们对文化寄予的希望，在今天这个破败的社会中无法得到满足。因此，说到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得这么做：屋顶漏雨了，着急忙慌地拿水桶来接水，然后，到了天气好的时候，靠自己的双手将铁皮盖在屋顶上。像这样，必须靠自身的力量来开拓道路。
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家必须齐心协力、开拓进取，让工作、生活，让人类的价值变得更加美好，在世间绽放。
虽然我们生为女性，但并不想活在男性的威胁中。我们要舒展自在地生活，必须不惧怕任何人，依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因此，在座的各位，刚才杂七杂八给大家讲了那么多，如果各位希望幸福地生活，如果幸福的希望这朵花蕾还未绽放，那么就应该让它在暖阳的照耀下美丽、自豪地盛开，用非常聪明、切实的，怎么说呢，就是女性拥有的踏实的步调，将日常生活和政治明确地结合起来去解决问题。这样的生活态度才是真正的文化生活，我希望大家能充分理解这一点。
1946年5月
人类的婚姻
——婚姻的道德
现今我们对婚姻和家庭所抱有的极其复杂的感情及问题，其本质到底是什么？简而言之，我认为所有问题的本质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女性都逐渐开始站在与男性相同的角度，来理解婚姻和家庭的问题。过去，从来没有男性认为男人一生的天职就是结婚、组建家庭、成为孩子们的父亲。也没有男性接受这样的教育。就连最粗鄙的父母，也会教育儿子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并期待他作为男人，可以以某种形式超越父辈的发展，取得更高的成就。这种情况下，拥有好妻子、好孩子，是人们希望在男人一生中自然发生的事情。除了那些十分卑鄙的、为了滋养自己而利用妻子、父母的财富和地位的人之外，婚姻和家庭一直被看作活跃在社会上的男人生活的一环。
当下，在略有思想的年轻女性心中，不知从何时起，婚姻和家庭已经不是她们人生的出路。正如那些要成为她们丈夫的男青年所感觉到的，对她们而言，婚姻和家庭也已经成为她们作为女性的社会生活里的其中一面。即便婚姻和家庭只在她们的人生中占据了八成分量，她们也会毫不迟疑地结婚、组建家庭、成为母亲，然后在这些人生经验中成熟起来，以成熟女性的人格想要对社会做出贡献。这是女性社会意识当然且自然的发展。为了这当然且自然的发展，现在所有未婚和已婚的、脚踏实地认真生活的女性，在日常中却感受到说不尽的复杂又广泛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当人类过着最原始的群居生活时，恋爱和婚姻有着什么样的伦理，家庭习俗的观念又是什么样的？在男人和女人都披着兽皮或树叶，用极其简短的零散语句传递信息，过着穴居生活的时代，原始人类以视力绝佳的眼睛看到的地平线就是他们所认识的全部世界。在人类尚未理解、征服的自然中，存在各种各样可怕的、美丽的且难以战胜的力量，暴风雨、冰雹、彩虹都被视为神灵现身，就连人类用来取暖、烤兽肉的火，也因熊熊燃烧时可以把人烧死而被当作神明。甚至连水中也同样有神明和魔力。那样安静地流淌着，用手掬起就能饮用的清甜可口的水，如果从天上源源不竭地降下，偶尔也会使他们的地窖坍塌，让他们无法出去打猎，不得不因此而挨饿。自然的创造力流淌在未开化的黑暗角落，对于惊叹并崇拜着这种丰富创造力的原始人而言，他们已经有了性别之分，会因为难以压抑的结合的欲望而发狂。当这种狂躁期过去，在之后的某个时间，女人的身体将变得像果实一样浑圆，接着会出现一个和大人一模一样的小人儿，而这种神秘的现象，让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惊奇。他们像崇拜太阳和月亮一样，崇拜着支配人类的性的力量。生殖器崇拜，作为原始社会的一种普遍信仰，是我们的祖先惊叹于创造人类的自然力量而产生的率真的情感表现。
在那个时代，男女仅仅在生物本能上遵循着自然之道。就像山中野兽因自然而发的魅力找到异性并被其吸引，人类社会亦有代表雌性的女人和代表雄性的男人。由于那时的人类没有确立近代意义上的家族关系，所以也忽视了相互之间亲属的纵横关系。换言之，母亲、姐姐、妹妹的关系并不明了，她们只是年龄不同的女性。对这些女性而言，父亲、哥哥、弟弟也只是年龄不同的男性。人类的这种原始性关系，其存在的时间似乎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在这样的关系中，根本不存在性格、气质的问题。因为人类本身还没有分化发展到拥有自己性格的程度。
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学者、诗人、人文主义者，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与但丁、薄伽丘并称“文艺复兴三颗巨星”。但丁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神曲》和《新生》中皆有描绘。
众所周知，随后出现的是母系时代。接下来，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逐渐发展，奴隶出现了，随着财产概念的出现，由男性提供和守护财产的父系制度建立起来了。像近来的日本一样，在残留着强烈封建影响的国家，父权以悲剧性的威力统治着一个家庭。伴随父权的发展，人们开始重视家系，仅仅为了维护家系的利益和体面，使同族的女性不知做出了多少牺牲。这样的事情在日本武家政权统治时代的悲惨故事中随处可见。在欧洲，西班牙和罗马的贵族往往将家族名誉与财产问题捆绑在一起，并且极其重视，至于这造成了什么样的悲剧，即便只看《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部作品也能充分了解。司汤达写下的可怕故事《卡斯特罗修道院女院长》，结局就是罗马贵族家庭的悲剧。司汤达的另一部作品《帕利亚诺公爵夫人》是一个凄美的浪漫故事，他描写了发生在16世纪意大利教皇统治域内的一场悲剧。这些发生在中世纪的充满激情的悲剧故事，正是在当时的绝对父权，即天主、父亲、丈夫的权力下，不得不像遵从神一样听从他们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女性的心中，“人性”开始觉醒的证明。对于她们的丈夫，即教会和父权赋予她们的现世的主人，尽管她们如被严格教导的那样立下贞洁的誓言，但她们已不仅仅是单纯的雌性动物，而是人类女性，她们也会吟唱彼特拉克 的诗句。她们不再压抑自己对除丈夫以外的其他男性的好感，就连这人生中的不幸，也把它当作幸福的瞬间。近松门左卫门在他洋溢着充沛情感的净琉璃作品中，讴歌了日本德川时代背负着社会枷锁的男女殉情的爱情悲剧。对于那些仅通过《卡门》了解西班牙的人，以及自认为从但丁和比阿特丽斯 的故事中就触及了意大利神髓的人来说，必然会从心底感到惊讶吧。他们不会想到在这些国家中，不幸的爱人们因对自身幸福的渴望，竟流了那么多鲜血。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家庭，甚至女人成为母亲，人们都认为是天主安排的“命运”。如果一名年轻女性自发的选择、爱的欢喜、成为母亲的喜悦等，恰好和“家族”需求相匹配，她一定会对这种“意外”感到不寒而栗吧。
新教主要教派之一，以马丁·路德的宗教思想为依据，在教义上强调因信称义，认为人是凭信心蒙恩得以称义，不在于遵守教会的规条和人的功德、善行。
封建社会逐渐向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面对新的社会能量，过去在经济活动和政治生活中拥有绝对权力的僧侣、贵族、一家一门的领袖，他们的权威和采取的做法都成了这个新生时代的沉重负担，并逐渐变成了发展的绊脚石。资产阶级以近代历史推手的身份出现，他们否认王权，确立了市民（资产阶级）的权利，同时以路德派 为首，否定了在教皇统率下形成的作为经济、政治专制势力支柱的天主教结构。随后，他们组建了新教，主张每位市民心中皆有上帝，认为不应为权力牺牲每个市民家庭的尊严。同时，他们支持两性出于纯洁爱情而做出的相互选择，并提出婚姻是上帝恩赐的结合形式。
尽管说着“神圣的婚姻”“纯洁的家庭”，可在现实中，资本主义社会里残酷的利害关系、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会形成什么样的矛盾？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夏目漱石以其深厚的知识和研究所叙述的英国18世纪文学史中充分了解。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确立市民权利的国家，成为新教的发源地。因此，这种神圣的婚姻、纯洁的家庭的生活观念在英国尤为流行，甚至已经上升到了偏见。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神圣的婚姻”都是基于男女双方的算计而做出的选择，有时候教会还用“神圣的婚礼”来祝福“买来的新娘”。英国著名讽刺画家贺加斯在他的画作中犀利地展示出了这些内容。看看简·奥斯汀的作品就能明白，英国的中产阶级家庭为了实现这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门当户对的婚姻”，暗中不知闹出了多少荒唐事。在她写的《傲慢与偏见》中，就连像她一样的、所谓的正儿八经的“淑女”，在面对因“门当户对的婚姻”而产生的纠葛时，也会感到讽刺和怜悯。此外，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萨克雷在他的杰作《名利场》中，描写了一个手腕高明的美丽女人。她为了过上奢华的生活、攀上高枝，不惜背弃友谊和信义，自私利己，不择手段。哪怕家庭是纯洁的，社会也根本不具备任何保全家庭纯洁的条件。奥若什科娃的《玛尔塔》中的女主角，其悲惨的一生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不仅如此，几乎所有的近代文学都从近代神圣的婚姻和纯洁的家庭生活的对立面切入，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婚姻、家庭和女性，近代出现了两种思潮，其中之一是承认所谓的“神圣的婚姻”“纯洁的家庭”，同时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带来的丑恶和伪善，倾向于以浪漫主义视角来思考两性问题。可能有人听过这个说法：人类诞生之初，男女并未分开，后来某个时候，男人和女人不得不分别诞生到世界上。这就是为什么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想要追求完美的爱情，为此陷入漫无目的的彷徨和悲惨的宿命，因为他们想要找到自己真正的另一半。
相较于这样的浪漫主义，现代精神的特点——追求现实的能力及探索精神，凭借着惊人的热情和执着，揭下了恋爱、婚姻、家庭的“神圣”假面。《一生》几乎可以说是莫泊桑的唯一杰作。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想必都会感到震惊，因为即便在过去宣扬骑士精神、赞颂优雅情感的法国，“女人的一生”也和日本无数女性的一生没有什么两样。托尔斯泰在《家庭的幸福》和其他作品中，将猛烈的自我批判融入了对婚姻生活的无目的性和生物性本质的描写。《战争与和平》中有个性、敏感可爱的娜塔莎在当时（19世纪）俄国上流阶层的纷争中经历了几段恋爱，最后成为皮埃尔的妻子。她逐渐变得迟钝，身材发福，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她不再唱歌，也停止了思考，成了囿于客厅和儿童房的人。托尔斯泰将娜塔莎的变化过程描写得多么生动鲜活啊。安娜·卡列尼娜在伪善的上流社会婚姻束缚和上流女性无所事事的生活中，试图将生存的意义寄托在对佛伦斯基的热情上，然而后者缺乏足够的人性力量来接受安娜丰富的生命力和可能性，最终使得安娜幻想破灭，走向死亡。托尔斯泰绝非单纯地将这一过程写成一个妻子爱上了丈夫以外的男人的悲剧。他更加深刻、强烈地描写了婚姻的内在，即没有爱的、冷酷的伪善社会，以及不知道该投向何处的、渴望激烈爱情的悲剧。当托尔斯泰在自身贵族地主的生活环境中，认真审视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现实本质时，站在人道主义立场的他当然会对此抱有怀疑。一对男女不为人类社会发展做任何努力，整日纠缠在一起，懒散安逸地做些琐碎家务，在有一搭没一搭的性生活中浑浑噩噩度日。对于这样的状态，托尔斯泰深恶痛绝，视其为一种堕落。此外，他认为如果有真正认真的婚姻生活，绝不是如现在常识中大家所习惯的那样，夫妻间的性生活也应有所不同，应该是明确想要孩子，并且做好了对孩子负责的心理准备而发生的行为。
田山花袋（1872—1930），日本私小说创始人，自然主义代表作家。德田秋声（1872—1943），日本近代文学代表人物，自然主义代表作家，尾崎红叶门生，他的长篇小说《缩影》被誉为现代日本文学的一个高峰。——编者注
拥有托尔斯泰这种宗教式想法和奉行自然主义的人们，或20世纪初期的某种唯物论者，如英国作家萧伯纳等，他们彻底揭开了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的附着之物的面纱，仅从生物学角度进行阐释。这些观点的核心在于，无论是恋爱还是婚姻，这些披着浪漫主义外衣的人类活动，说到底不过是遵从了保存人类物种这一自然目的而已。古往今来，女性一直是“生之力量”的盲目执行者，被男性以自然的目的直接捕获。他们认为真正自由的人类所拥有的大部分创造力，都浪费在了灵巧、天真，同时又充满诡计本能的女性身上，还有她们经营的家庭和儿童房中。1903年萧伯纳写的《人与超人》就是建立在这种思想上的。在日本，早期的田山花袋 、德田秋声 等自然主义作家也发现，两性复杂关系的根本不过是赤裸裸的生物本能。
唯物论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给予两性关系的所有伪善，以及对于恋爱和婚姻“神圣”论的打击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恋爱和婚姻问题在形成论战的时代，终于从小说、诗歌和传说的框架中跳脱出来，开始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女性群体也自我觉醒，她们意识到对女性的社会立场进行省察及客观研究的必要性。这形成了一种导向，也就是女性自己掌控方向，改变“女性的一生”，使其成为一种更具人性、更有价值的人生。资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就是这样在18世纪末的欧洲兴起的。
福泽谕吉（1830—1901），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明治时代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父母监管、教育子女的权利。
在日本，两性问题一直遭受着不幸的对待。浓重的封建性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今天大多数人在惊诧中所了解到的那样，就连民法也对女性有着令人震惊的差别对待。可见，社会现实的发展方式和民法的这些内容之间有着多大的落差。尽管现在已经修改了民法，删除了对女性差别对待的内容，但它仍然落后于社会的实际形势和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现在修改的这部民法如果在明治三十年代（1897—1906）初期，日本还处于向资本主义全盛期迈进的时代，福泽谕吉 强力主张资本主义民法时就进行修改的话，那么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女性多少会得到一些实际的帮助。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财产权、平等的亲权 等现在才修正的项目已为时过晚，就过去的民法来看，这些等同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时机。如今，漫长而可怕的战争结束之后，有那么多寡妇、流浪儿，国家甚至无法保证让他们过上常人的生活，放任他们在充斥着可怕的通货膨胀的街头流浪，这时谈论平等的亲权还有什么意义呢？男女平等的财产权的基础是拥有财产，可人民的财产在哪里？如果民法中新规定的女性的社会性平等、对等的人权之类的权利要落到实处，那么在现在的社会中，仅仅修改民法条例毫无意义。男女必须依靠勤劳的工作生活，在所有与劳动有关的法律中必须实现男女平等，而且要从女性立场出发保护孕产妇。因此，工会在提出的劳动条件要求中反复倡导的男女平等和孕产妇保护，正是反映了这一深刻现实情况的真实声音。这个要求不仅直接关乎职场中的女性，也是与劳动者的妻子、母亲、女儿等所有人有关的问题，同婚姻和家庭息息相关。这是因为，现在修改的这部新民法作为一部资本主义民法，如果要切实帮助普通女性，必须以实际改善劳动条件来证明，否则它最终将沦为一种欺骗。
我们现在的生活不仅处于破坏与建设中，有着无法言说的混乱，同时还处于非常复杂的推进民主的道路上。看看宪法，也能发现在新的“民主宪法”里存在着不可思议的矛盾。在这部所谓主权在民的宪法中，天皇本身就是一种全然特殊的规定，这是日本封建的残余，在传统中如同巨龙之尾留存了下来。而隐藏在巨龙尾鳞下蠢蠢欲动的，是现在仍能毁掉这个国家的军阀残余和反动势力。
坂口安吾（1906—1900），日本小说家、评论家、随笔家，日本战后无赖派代表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风博士》《堕落论》《白痴》等。
最近，作家坂口安吾 的作品受到追捧，他在其颇具人气的无赖派文学中提及了反抗封建的理论。对于伪善、形式主义、只关注他人看法的日本封建社会习俗，这位作家高呼：“勇敢地堕落吧！”意思是要打破各种失去了热情的道义观念，撕开那些漂亮话的面子，展现出人类濒临极限的一面。此外，他认为肉体经验，尤其性经验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性，并以此作为真实存在感的基点。
的确，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日本的两性生活都处于不自然的状态。没有被不必要的顾虑、无用的门面、贫瘠的常识所毒害，没有诡计、猜忌和企图的恋爱、婚姻几乎很少见。要不然就是由住房问题引起的通胀，使得所有年轻的爱情都没有结果。这样的社会光景，使所有想要好好生活的男女在精神上感到痛苦，亦使他们因无法实现的爱情而苦闷。这个时候，爆炸性的一声“堕落吧！”勾起了许多人的好奇心。
但是，对我们人性的真实感仅存于性经验中的观点，我想提出一个十分单纯的问题。如果像坂口安吾所说的，只有在性关系中才能触碰到真实的人性，那么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笔墨，将这一观点以小说的方式呈现出来呢？这个问题虽然简单，却很有深意。因为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我们的祖先，那些男女已觉察到生命的巅峰就在完全生物性的男女交合中。但是，这些仅具备生物性的人不会写小说。吃饱喝足之后满足的叫声是一种歌唱，在雌性周围徘徊、上蹿下跳是一种舞蹈，最后是他们生活的核心，即性的庆典。他们在实际的性行为中真实地存在。虽然坂口安吾认为，只有那样唯热衷于性生活的人才能体会到人性的真实存在，但倾注不输于这种经验的热情，或是几倍于性行为的精力，一定要通过姑且称为文学作品的形式表达出来，其必然性又在何处呢？
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1849—1936），苏联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医师，条件反射理论的提出者，1904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对于这明显的矛盾，作家本人从未做过说明。不过，即使作家无法回答，我们这些第三者也可以回答。这是因为我们人类已经不是穴居人了。无论是好是坏，事实上，人类社会历史经过数千年发展，人类这种生物已经发展出了其他生物所不具备的复杂且综合的生活机能。著名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 用狗进行了人类生理反射机能的实验，“条件反射”这一重大发现增加了对人类生物性的理解。巴甫洛夫通过狗的实验，发现人和狗一样会对一定的条件做出特定的生理反应。这是生理学的一次革命。巴甫洛夫已逝世多年。现在，巴甫洛夫伟大发现的继承者们已经证明，在人类这种生物发展的独特机能中，在巴甫洛夫发现的与狗同等的一阶系统（first-order?system）之外，还存在着更为深刻、微妙地影响人类生活的二阶系统（second-order?system）。实验中，狗已经养成了习惯，无论拿着狗粮来的人是谁，它在固定时间看到狗粮就会产生反应，分泌胃液。人类也有食欲，想吃的时候看到食物也会产生反应，口腔里会变得潮湿。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是，狗绝对没有“这是畜牲的食物”的情感。狗不会因为投食方法而产生绝对不吃的屈辱感和愤怒感。人是叫作人类的生物，我们不会对扔在地上的任何食物都吃得狼吞虎咽。只有人因为在社会生活的发展中产生生物性要求，才会对食物产生悲伤、愤怒、愧疚等情绪。日复一日，资本主义社会使个人心中的人性觉醒了。它让人们有了和狗不一样的、对食物的诸多情感和判断。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条件下，食物实际上成了极为复杂的二阶系统的对象。粮食问题如今是国际问题、政治问题。可以说，坂口安吾主张的在性经验中体会到自己的存在，也是同样的道理。坂口安吾作为人类，不仅是一个单纯的雄性。仅作为雄性是远远不够的。正因如此，他才写了小说。小说是以书面文字形式呈现的精神活动的高级表达。近代小说终于在18世纪向前迈出了一步。
日本的女性受到各种形式的非人性的道德束缚。她们不仅在恋爱和婚姻的问题上处于被动，就连对性生活的理解也几乎处于黑暗的闭锁状态。即使现在人们暂时打开门窗，开始公开谈论性的问题，但只要看看当下发生在青春期的那些事情，就会看到各种不同的因青春觉醒而产生的悲剧。在完全没有知识储备和判断力的状态下，从战争期间乐趣全失的生活中脱离出来，青春张牙舞爪地倾泻而出。朝什么而去？是什么样的喜悦？想建设什么？要做成什么样？只是，在这里，被摧毁的稳定生活和想要享受快乐的强烈欲望产生了冲突。日本的女孩一直被禁止喧闹，现在她们渴望在大街上、在公园里、在生活的各处肆意大笑、随意吵闹（享受闲散），她们渴望的身姿在明暗交错间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对现在的一些情感生活来说，“享受闲散”和“不畏堕落”自然地结合了起来。要说过去对恋爱和婚姻辛辣的谩骂为何能让她们感到痛快，是因为她们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没有那样美好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由此感到悲伤，心里堵着气，态度也强硬了起来。与其被推入那种和唯父母、兄长是从，不容分说的“神圣”性生活的本质相同的堕落中，女性不如用和男性一样的感情，自寻一条堕落的道路更痛快一些。
只是，对于这种感情上的自主，仍然有一个疑问。在坂口的颓废主义世界观中，对男人而言，女性只是一个性器官，不存在作为人或社会生活者所持有的其他各种条件和问题。我想，如果一位女性从心里想要体会自愿堕落的刺激，那么在这一点上，她可能会与堕落论者令人感到非常疑惑的独断发生冲撞。原因在于这位女性最起码以个人自主的选择、自主的喜好走向了堕落的道路，也想要进行性的结合，但在堕落之中，她受到关注的仅仅是其作为性器官的功能。如果从人的情感，尤其是被压抑至今的日本女性寻求解放的情感中，将堕落的应用问题排除在外，这会是一条值得肯定并且可以走下去的道路吗？更不用说，性欲的机能和食欲一样，甚至比食欲受到更强烈的人类社会性反应，即二阶系统的影响。剔除好恶情感，至少无法发挥自主的性机能。否定了好恶情感的性交，只能是肉体交易。坂口说着只有在性经验中才能体会到真实存在，但又忍不住详细地将其写成小说，这种矛盾、碰撞如实地反映在他将女性置于性器官之上的思考方式中。当那些想要勇敢堕落的女孩了解了这一点时，便会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被置于一种极为腐朽、一成不变的看法中，一直被当成动物来对待。
现在，想要从社会角度出发，思考、判断并活用人类的自然感情和被视为其结果的恋爱、婚姻等问题的男男女女，他们平静的内心已经对其中涌现出的现代的矛盾、昏暗、混沌有了全面的了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至少在日本，想拥有更好的恋爱、具有人性的婚姻的人，往往只是站在积极的一面抱有希望和期望。也就是说，即便是抱有理想和憧憬，最近数年间荒诞的现实，也从青春的手中夺走了这种从主观角度描绘恋爱和婚姻的天真。如今抱着严肃认真心态的人虽然还年轻，却丧失了大部分幻想。不管是品行多么端正的姑娘，都不会期待男性在爱上自己之前从未爱过任何人。无论多么正经的姑娘，也不会因为在和某人相爱结婚之前另有爱人而感到羞耻。问题往往在于各人如何体会那段爱情经历，如何对待对方。我不相信生活中常常有像浪漫小说描写的那样，一生只有一次的如电击般的恋爱。我也不相信爱情中没有挫折。爱情中当然也有误解，也可能有非常严重的危机。我想，正因为了解了这一切，抛弃了幼稚的幻想，想要寻求一种爱，一种期待与真诚之人结合的爱，才是现在人们痛切的心情。总人口中高达95%的人是靠工作来维持生活的。从以工作为生的人口比例来看，女性人口过剩，大约多出300万人。她们的性生活在各方面面临的困难之大，现在已无须赘述。对想要过上体面、正经生活的我们而言，脚下的道路是何等崎岖啊。偶尔想到映照出美丽天空景色的地方，那浅浅的水下也藏着足以致命的洞穴。在这样的生活中，想要过上像个人一样的一天，很明显，这就意味着要和现实中非人性的事物战斗一天。一些热爱人生，在自己的一生中体会到责任，正是出于人性的尊严想要找到最爱事物的男女，他们心灵的结合点又在何处？他们清楚地知道要携手行进的道路充满泥泞，如果想要好好地走过去，双方都需要帮助，他们关心的焦点就在于是否有可能相互给予帮助。
女性解放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仅依靠修改宪法和民法是无法达成的。家务和育儿耗费了女性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这也是她们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中所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如果无法通过别的途径解决，那么首先在基本的时间和体力上，她们度过人生的方式和百年前没有什么差别。况且，百年前女性的那种无知的悠闲、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狭隘心灵，今天已经被超越她们希望的更大的力量所击破。女性被推入了空无一物的荒野，那里看上去很文明，但没有任何现实的社会设施。1903年，萧伯纳写成《人与超人》的那一年，少数拥有自觉的男性因恐惧自己会成为生物本能的俘虏，对此加以反抗。到了1947年，许许多多年轻女性也感受到了男性的这种反抗。现在，日本社会中终于出现了具有发展可能性的条件，那些一心想要自我成长，希望在人类历史中添上一笔的令人怜惜的年轻人，当他们眼带胆怯和苦恼向外望去，看到的是什么？在通货膨胀的世道下，连人类的社会良心也成为引柴，投入炉灶突然裂开的大口，或者变成一排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尿布。可是，年轻女性从自然的人性出发渴求爱情，想要和爱人住在一起。没有女性会在心中生硬地否定孩子的可爱。也没有女性心里想着如果有了自己的孩子会怎么样，却不去观察周围的母子关系。但是怎么办？这裂口着实太大了。看起来自己不是靠这灶台吃饭，而是要被这灶台吞噬掉自己的命运。我想，无论如何都要将这可怖的灶台扭曲、合理化，直到它变成与人类生活相适的大小。我也想成为一个温柔善良的母亲，而不是在自己心中否定孩子可爱的母亲，也不想变成一个愤怒到大喊大叫的母亲。现在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些问题不能只在自己心中解决。所有人也都明白，无论是一间托儿所，还是一间卫生的家庭食堂，只有它们具备了社会属性，在社会中建设起来，女性才能从家务的重担中获得解脱。而且人们也知道，如果这一点不得到解决，女性就无法站在与男性同等的地位上，作为一个人来积累各种经验，在各自成熟的阶段为社会做出贡献。
现如今，爱的道德与具体的一点密切相关，那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生活所面临的如此左右为难的境况，男性能在何种程度上将其与自身的人性状态结合起来进行理解。因为爱总是抱有善意的，总是希望少一些不便和不幸，多一些喜悦和希望。热爱自己的人生，试图守护自己身为女性的喜悦，想要对男性夸耀的希望与奋斗有所同感——对这样的女性来说，爱不外乎是这种生活方式所需要的相互协作、理解和信赖。今日的现实生活中，爱若是一句轻飘飘的低声耳语——我不会让你做一点厨房里的事情，想必听到的女性也会对这句谎言打个寒战吧。真心诚意的爱会这样商量——现在家务很繁重吧，我们要怎么做呢？只有这样慎重考虑，用正常的声音来商量的时候，才是在现实中有帮助的、生动的爱。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两个人是将这些事情作为共同的事坚持下去，因此才有可能为了解决问题而研究所有的积极方法。而且，懂得这样沟通的人一定知道，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问题解决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这些人肯定也知道，自己在勤劳工作的悲喜中为发展做出的每一次努力，虽然看不见，但实际上都成了切实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因身为人类而感到喜悦，甚至在这个意义上愿意承受辛劳的人们肯定会这么想，他们不会仅因自己是被历史创造的夫妇而感到满足，而是要成为一对创造历史的男女。
井上园子（1910—1986），日本钢琴家。草间加寿子（1922—1996），即安川加寿子，日本钢琴家，草间为其结婚前的旧姓。
当今的世界上，存在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更进一步说，还有中国和日本及其他东欧各国出现的新的民主主义社会形态。日本的民众对于个中差异不甚了解。他们也不太清楚，半封建的日本现在突然要走的民主主义社会道路拥有什么样的特点。因此，他们容易错将现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出现的种种现象照搬进日本的民主社会中。这就和突然梦想在当下本质上还处于半封建的日本社会中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生活一样，是不恰当的。例如，民主社会的特点是彻底的男女平权，有人曾预言，如果实现这一点，那么从劳动报酬、工作机会上来说，女性就能拥有和男性完全相同的权利，这会导致女性结婚意愿下降，离婚率增加，家庭分崩离析。这实在是有悖于日本陈旧婚姻观的一种草草论断。诚然，过去的日本女性将结婚视为一种安身之计，进入了奴隶般的婚姻中。如果将这种状态视为毫无发展性的选择，那么可以说，在消除了不利条件的社会中，女性肯定再也不希望继续过那种奴隶式婚姻生活。但是，我们不能陷入这种在机械的反向思考中产生的、与现实相悖的误见。如果一个社会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真正地在具体层面上实现了男女同权，那么在理解人类性别方面，必然也达到了现在无法想象的高度。男女同权并不意味着像今天这样，男性和女性的生存安定都受到威胁，呈现出无法享受自然的性和其结果的状态。所有有人欲的女性，都不可能像这样在家庭和职业中左右拉扯，在双重负担下疲于奔命。承认妻子才能的潜力，让她在妻子和母亲的双重身份下发挥出作为人的其他能力，这样的丈夫之爱，不可能容许他们将妻子赶到灶台边的悲剧发生。想一想为什么钢琴家井上园子 、草间加寿子 非要和有钱人家的儿子结婚，估计没有人会想不到现在大量有才能的人，无论男女，都面临着经济上的巨大困境。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民主社会中，与女性能力相匹配的社会职业及女性生育问题被当作社会问题来加以解决。只有在将女性真正视为女性的男女同权的社会中，怀孕、生产、育儿的工作才会被当成社会性工作，才会得到帮助。当生育困难得到社会和经济的保障时，对女性来说，职业和家庭才第一次形成统一，才值得依靠。妻子、孩子才不会只能依靠唯一的男性，围在他的身边苦苦哀求一块面包。那个时候，我们人类，男人和女人，都将以更加闲适、轻松的心情，欣赏对方的优点，也会一同为对方的精彩有趣而感到喜悦。尽管人类社会历史进展缓慢，但我们仍然可以祝福彼此终于发展到了这一步。到那时候，我们还有必要拒绝从心里感受到的肉体结合的愉悦吗？人是自然体。当人类觉察到自己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追求幸福了。具体而言，我们活着的权利，就是努力为他人和自己谋求符合人性的高尚幸福的权利。
1947年11月
关于离婚
将“家庭”的权威逐渐从结婚与离婚的问题中剥离出来，这对日本社会的历史来说，实在是意义重大。我想，即便是在对“家庭”有着诸多讨论的中国，在看待女性与“家庭”之间的纠葛上，也和日本有很大不同。在中国，女性自古以来也被视为“家庭”的从属，女儿、妻子、母亲，但在与“家庭”相关的事务上，她们受到的差别对待似乎远没有日本女性在男女问题中的那般残酷。在显示“家庭”权威性的冠姓问题上，日本是非常干脆地要冠夫姓。但在中国，看看宋美龄就知道了。她姓宋，名美龄，是蒋氏夫人。读一读作家巴金的长篇小说《家》，就能清楚地了解在中国的上流封建家庭中，大家族有着怎样的矛盾，家族中的人又是如何在这些冲突和矛盾中生活的。通过那本书可以非常直观地了解，身为家中的长子，需要为“家庭”做出什么样的牺牲，同时，书中还描写了男女用人们如奴隶一般的悲惨生活。不过，即便在这么苦闷的大家族中，作为妻子的女性，依然保留着娘家的姓氏，战乱时，也有迅速带着孩子回到安全的娘家避难的自由。要是妯娌带着孩子没有可去之处，也可以跟着一起逃。
这样的事，被日本的“家庭”义理束缚的女性做不出来。至少，当嫂子留在家里时，弟弟的妻子却还能自由行动，这绝不寻常。
将婚姻当作“家庭”的问题，而非与个人的人生有关的事情，由此产生的悲剧在中日文学作品里比比皆是。郭沫若的自传中就有这样悲苦的故事。就连鲁迅，在他诚实正直的一生中，也经历过这样的悲剧。夏目漱石的《行人》正是以日本大正时代的知识分子受“家庭”困扰为主题。
虽然修改后的宪法离民主的本质还相差甚远，但在平等对待男性和女性的问题上明显有着积极的价值。在我看来，有一点着实令人感到震惊。那就是直到20世纪中叶，而且还是在经历了如此严重的败局之后，同样在社会中劳动、生活的男女在基本人权方面是平等的——这一人尽皆知的事实才终于成文，被写进了法律。
修宪带动了民法的修订。民法中，过去那些完全对女性而言不公正、不现实的条款，将被修订为贴近生活实际的内容，也就是男女平等。
首先，婚姻将不再是“家庭”的问题，而是男女当事人的问题。“家庭”将以家为单位，基本而言，丈夫、妻子和孩子应被视为一个整体。“家庭”中的媳妇将被明确定位为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
离婚方面，在过去，通常而言，由妻子一方提出的离婚要求几乎不可能成功。就协议离婚来说，离婚必须得到当事人，即丈夫的批准，有2名证人认证。如果妻子年纪轻，还必须拿到娘家家长的签名，否则是离不成婚的。即便妻子因为忍受不了丈夫的放浪行径，或因难以忍受丈夫的冷淡对待想要离婚，但如果没有得到丈夫的同意，她一辈子就只能是丈夫名义上的妻子，每天过得像保姆和女用人一样。作为丈夫的男性和作为妻子的女性，基于对彼此的爱和社会责任共同经营家庭，如果这是结婚的原则，那么当爱消失，双方无法履行责任时，离婚也就不可避免了。无论何时，离婚都只能是为了保持婚姻纯洁与完成双方责任的分离。
在生活围绕着“家庭”展开的时代，妻子是媳妇，即使她成了母亲，也兼具母亲与媳妇双重身份。即便离婚，媳妇或是有孩子的媳妇从家里离开，留下的孩子也得由婆婆或小姑来养育。失去了妻子的男性，其生活起居仍由“家庭”中的女性来照料。
新的民法以丈夫、妻子和孩子为一个家庭单位，在男女双方出于个人意志结婚的情况下，婚姻双方必须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将要承担比以往更重大的责任。因为，除了彼此，没有其他可以抱怨、推卸责任的对象了。同样，我们必须深切地认识到，拥有离婚自由这件事，意味着比传统“家庭”中的离婚更深刻的人性别离。
妻子离开家庭，丈夫失去妻子，即使是暂时的，也是家庭的根本性破裂。如果有孩子，孩子不得不失去母亲或父亲，这样沉重的打击对他们而言无疑是猛烈的。我想，当人们拥有结婚自由、离婚自由的时候，所有的人，女人也好、男人也好，都会听到自己内心的发问：“我们大家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大家的责任是什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离婚率都在上升。战争的破坏力使各国对于婚姻的传统看法和思维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战争导致女性人口增加，以往拥有稳定生活的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被摧毁，以及劳动人口逐渐增多。如简·奥斯汀的小说和艾米莉·勃朗特在《呼啸山庄》中写的那样，英国中产阶级“门当户对”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
即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战胜国，其社会也饱受严重的战争创伤。英国削减了今年的圣诞经费，这是其进入近代历史以来的首度削减。美国也面临许多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动摇了家庭生活的稳定性，使离婚率迅速攀升。1917年，美国平均每1000人中有1.2人离婚，这一数字从1934年开始大幅增长，1940年达到每1000人中有2人离婚，到了1945年，结婚和离婚的比例是3∶1。从前年来看，美国的离婚率达到了25%，几乎是战前水平的2倍。这一现象在美国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不仅被当作审慎研究的对象，以父母离婚和夹在中间的孩子的痛苦为主题的戏剧也被搬上舞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如今，日本的离婚率也正急剧上升。战争在破坏家庭方面发挥的威力远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深远得多。战争中长年待在前线的丈夫和留在祖国的妻子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当丈夫回来后才真正暴露出来，由此酿成了各种各样的悲剧。公报中宣告战死的丈夫回来后发现妻子已经和自己的弟弟结婚了，这样的事情还算是可以说给外人听的那种悲剧。
疏散、迁入限制，这些也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日本的家庭。经济极度不稳定是当下导致离婚的最主要原因。这些理由成为离婚的动因这一点显示出，过去在日本，结婚并不是由强烈的爱情发生的结合，而是为了“家庭”“家人”，是关于立身之计的问题。
我想，我们日本人在对待结婚和离婚自由时，必须保持冷静、谨慎和现实的态度。因为宪法和民法中的男女平等、结婚自由、离婚自由，同当下现实中全然破败不堪的社会经济之间还存在着惊人的分歧。
无论民法中如何规定结婚的自由，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拥有这种随心所欲的自由吗？他们首先面临的就是结婚之后住哪儿的问题。仅仅为了过一个月的蜜月，就准备一幢乡村田园的宅邸，那是像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才负担得起的吧。“结婚吧！”年轻人做出决定，但很快就碰上一个问题——房子怎么办？碰到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和父母同住的时候，就算民法中以夫妻为一个家庭单位，但当年轻的妻子无法适应做媳妇的习惯时，又该怎么办？在夫妇两人不得不同时工作来维持生计的情况下，妻子的家务负担对丈夫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当今的日本社会，黑市的香槟掺混着甲醇在小酒馆的地板上横流，却没有能够给俭省的年轻双职工夫妇的人生带来纯粹快乐的咖啡馆和自动售货机。当下争议纷纷的生育限制，对那些没有住房、无法从家务事中脱身的年轻夫妇来说，似乎也成了他们忍受无法糊口的薪水的一个条件，毕竟他们连初为人父母的喜悦都省掉了。现在的生育限制，与其说是从优生学角度制定的政策，倒不如说是一种民族耻辱，可以说，它是将对于现在的权力没有任何自主之策的母性当作泄愤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