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不仅承认女性拥有离婚自由，同时也包含了对离婚女性的经济援助。但对女性来说，这真的意味着她们有了可以维护“个人尊严”的社会经济基础吗？
女性的离婚自由得到承认，这一点对隐忍至今的日本女性来说，或许有某种复仇的快感。过去，丈夫对妻子说“滚出去”，妻子如果离家，就会面临马上要流落街头的下场。但如今，这已经不再是一句威胁人的话了。“滚出去”，这句话隐含了让人滚出去的一方也有责任的意味。
然而，仅凭这样的事，日本社会中女性的结婚、离婚自由就真的能成为她们保全人性尊严的力量吗？
大体上，日本近来的离婚多由家庭经济破产导致，这点我们必须注意。而且，在这类离婚中，女性年龄都高得出乎意料，这也是值得注意的。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呢？现在希望离婚的日本女性，她们对外声称的离婚理由依然是双方性格问题、为人的生活态度等，却独独没有自觉原因在于爱情的消失，更不会将其坦荡地表现出来。为了“家庭”，“因为父母坚持”而结婚的男女要提出让媒人和周围人都接受的离婚原因，会说人人通用的理由——看不到未来。在日本，由于爱情消逝，无法忍受对方冷淡的态度，想从丈夫这个令人痛苦的对象那里解脱出来的女性，也得将真实的心意混在家庭或未来的期待中进行表达。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离婚都是家庭的分崩离析。现代的离婚率不断增长，其中必然有很深刻的社会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离婚率攀升的现象表明，即便是战胜国，受社会中发生的各种微妙矛盾的影响，在经济层面也好、心理层面也好，如果继续保持独立个体各自运行的状态，家庭也将难以维持和以前一样的平和。
日本邮政公社工会的前身全递信工会，简称“全递”。——编者注
尽管民法中说结婚自由，但在现实中，没有住房、月薪低，再加上战争的原因，许多家庭就需要新的扶养者，这些问题都使得自由地结婚变得很困难。全递 的工会要求为十几万名适婚年龄的员工提供结婚资金。政府甚至连员工维持生计的工资都发不出，又怎么会提供结婚资金呢？双职工家庭中不得不出来工作的女性，由于职场的陈腐思维、孕产妇保护措施的缺乏，结婚即离职的概率非常高。这样一来，即便是有工作意愿的女性，也被迫坐上了“家庭主妇”的位置。这些人离开工会，成了最孤立的、完全脱离组织的“妻子”。而丈夫的工会，仅仅在家庭津贴和家庭慰问会中才与妻子扯上关系。
原本来说，结婚就包含这样的现实冲突。这也向我们展现了当下的一个现实情况，即女性无法简单地通过离婚来维护“人的尊严”。当一位女性出于“作为人的尊严”而自由地离婚，她面前却没有可以让她自由开展未来生活的社会条件时，情况又会如何？
在工厂工作的女性，甚至学校的老师都有退休年龄。当女性已经熟练掌握工作，拥有作为女人的丰富经验，并且到了正需要支付即将成年的子女的教育费用时，一旦越过了女性身为妻子、主妇、母亲经济负担最重的40岁，紧接着就要退休了。在印刷工厂等单位，到达退休年龄的女性如果还想继续在那里工作，就会被降到非熟练工的级别。甚至连女教师也是如此，一旦到了41岁，就不会再被委任正职了，这是东京都政府的内部规定。
要求离婚的女性所提出的理由当中，有一点并不少见，那就是丈夫散乱的生活不仅令作为妻子的自己难以忍受，同时也会对下一代的教育造成恶劣影响。“要离婚的话，孩子留下”，这是恬不知耻的婆婆和丈夫常用来恐吓妻子的话，以强迫她们继续隐忍。法律已经规定了离婚自由，不幸的妻子可以自己决定离婚，但当妻子不得不带着想要和她们一起生活的多个孩子时，现在的日本有几个妻子有自信可以在经济上自食其力？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当娜拉想要摆脱玩偶的身份，从玩偶之家离开时，她才面临女性的社会问题。现在的年轻女性当中没有人会不理解这件事情。娜拉急切地想从“唱歌的云雀”“可爱的玩偶”重生成一个真正的女人。隐藏在她前途中的问题，在如今日本所有的劳动女性面前，呈现出了远比娜拉的时代更加具体的矛盾形态。
结婚时，托儿所不需要我们深思熟虑，洗衣、做饭也没有成为社会化家务，而这些事情都在离婚的时候变成了更切实的问题，成了女性的桎梏。战争寡妇的生活中充满了反反复复、无法消解的苦难，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大多来源于今日尚未得到解决的社会问题。女人靠副业无法生活下去。而现在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是，雇员明明靠副业生活不下去，但雇主支付的薪水又只会让雇员在没有副业的情况下生活得更加窘迫。无论副业是否能缓解薪资压力，带着孩子的母亲都难以找到正当的工作场所。
外国也有很多妓女。但我们日本的女性不能忘记一个事件。某位女性在丈夫战死之后成了俗称为“妈妈”的站街女，她把3个孩子留在某处，自己被勒死了。现在的日本，带着孩子的站街女的比例也一定很高。
如果结婚与意味着分离的离婚是为了“人的尊严”而实现的男女间的平等人权，那么我们就必须彻底实现宪法中规定的，人人皆能工作、人人皆能受教育的条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如宪法中所说的，所有人都拥有具体的方法来自由地出于自己的良心行事。
在思考结婚自由的时候，我们无法忽视现在日本劳动女性的现实条件。当谈到离婚自由的时候，我们无法接受在创造女性自力更生的社会条件上偷工减料。因为这都与改善必须靠工作活下去的全日本数千万男男女女的生活条件息息相关。
自由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结婚自由表示人们所希望的婚姻可以不受除本人外的其他意志干扰，同时也不会因外部的强迫而进入一段自己不喜欢的婚姻。当然，这不是说人们就可以放纵了，而是指人们拥有了拒绝以结婚为幌子进行肉体交易的、丧失人伦之行为的权利。
当在更加人性化的条件下重新审视结婚的本质时，作为保护婚姻纯洁性的条件，离婚的自由才被提出。主观上来说，因为厌恶所以分手，这样的态度并不是对离婚自由的正确认识，同时，客观上来说，我们需要法律对离婚的母亲及其子女的生活做出保障。如果社会上没有实现这一保障的可能性，那么离婚自由终将是一场骗局。
仅在宪法和民法中积极主张女性的立场与男性平等，几乎等同于一纸空文。现实社会生活的每一天里，在所有的职场中，当社会或法律有了具体的措施来保障以工作维生的男女的需求时，才配得上说是民主。当男男女女为了创造这样的社会，齐心协力以各种方式进行斗争的行动被视为从心而发的行为时，才是贯彻了民主。若仅仅说女性、失业者和大臣都拥有选举权，这不是民主。
不严肃认真地讨论如何改善、确保女性的劳动条件，尤其是孩子们的社会保障，就无法谈论结婚和离婚。至少也要有个人经济负担小的托儿所、幼儿园、儿童医院、疗养院。宪法规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由国家保障，但实际上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离婚自由听起来像是种欺诈。作为父亲的男性，没有不对妻子离婚后，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们的境遇感到心痛的。在一条看起来活得更像人的道路上，却出现了更多的娼妇和流浪儿，这是我们的社会良心所不赞同的。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为了让沦为空谈的结婚及离婚自由真正得到社会支持，对那些阻止、压抑我们为改善生活做出的所有努力的权力，我们绝不能妥协。
1948年4月
卷三 昼夜断想
电影中的恋爱
1925年上映的美国电影。1935年上映的德国电影。
电影像是近代企业，无论是在经营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实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电影中刻画的女性生活却仍停留在和过去一样的水准上，止步不前。美国和法国的电影在技术上已经领先一步，这是非常明了的事实，但当他们拍摄以女性为主题的电影时，却还是将女性塑造成情人、妻子或母亲的形象，以女人的牺牲为主线。在这一点上，美国也好，日本也好，都是一样的。过去，这方面常常受到关注。在著名的《斯黛拉·达拉斯》 和《玛祖卡舞曲》 等电影中，也给在社会上处于被动地位、担任承受者角色的女性的痛苦感情覆上了母性之爱的外衣。这些电影在外国也赚足了人们的眼泪，从这点上不难看出外国女性的生活即便在恋爱方面，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痛苦。
玛琳·黛德丽（1901—1992），德裔美国演员、歌手。查尔斯·博耶（1899—1978），法裔美国演员。1936年上映的美国电影。1931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克拉克·盖博（1901—1960），美国知名电影演员。琼·克劳馥（约1904—1977），美国知名女演员。1935年上映的奥地利电影。
因为要面对观众，所以电影制作者在各种恋爱场景的不同拍摄手法上追求变化，煞费苦心，但前不久上映的由玛琳·黛德丽 和查尔斯·博耶 主演的《乐园思凡》 却让人感到不够完整，白费了功夫。与之相比，《藏娇记》 中克拉克·盖博 和琼·克劳馥 的幽默演绎下展现出的男人的真心，让人感觉更加清爽，即使只是让人发笑，也算得上是成功了。夸张且愚劣的是《恋人的日记》 。
我觉得电影中的恋爱场面相当难拍。欧洲、美国的多数导演认为恋爱场面需要一些特别浪漫的氛围和道具，他们还没有从这样的思维定式中跳脱出来，尚且不能自由发挥。观众的情感一直随着剧情自然地变化，可是当恋爱场景临近，他们逐渐被带入一种不自然的状态，在所谓的高潮场景中，观众与电影中的恋人一道被带进了一片人造的纸糊森林，这挺令人恼火的。我想，这方面体现出的技术上的俗套和迟钝，与汽车的追踪场面一样，都是电影中根深蒂固的一种套路。
1932年上映的德国电影。1930年上映的法国电影。雷内·克莱尔（1898—1981），法国知名导演、编剧，20世纪20年代因拍摄默片而出名。1937年上映的英国传记电影。
《做梦的唇》 和《罪与罚》并没有用惯常的方式来表现恋爱场景，而是将其中蕴含的情感搬到了荧幕上，收获了十分不错的效果。它们都是很好的例子。在《巴黎屋檐下》 等电影中，雷内·克莱尔 认为人并非只能在特定模式下恋爱，他将这种成熟的理解灵活运用在了对都市生活的描写中。在讲述伦勃朗生涯的电影《伦勃朗》 中，一位艺术家出于两种动机和两个性格相异的女人产生了不同的感情，虽然有些俗套，但电影呈现的效果很好。
1936年上映的美国爱情喜剧电影。康斯坦斯·贝内特（1904—1965），美国舞台剧、电影、电视剧女演员。洛丽泰·扬（1913—2000），童星出身的美国女演员，曾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珍妮·盖诺（1906—1984），美国电影、舞台剧、电视剧女演员，首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得主。
总之，电影中的恋爱场景里出现的女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个性、具有自主的感情表现和行动，这是十分值得推敲的。诚然，若是看看当红的女演员们，每一位的容貌也好，发色、声音也好，表达情感的动作也好，并不是没有特点。可是当她们对上了男性，在这种场景下被拍摄时，尽管她们身为明星，会有想要让自己发挥出鲜明个性的焦虑，但在整体情感上，她们还是变得和普通女性一样了。换句话说，这是因为在剧情基础上，女性内心的情绪已经被定型了。如果从细节上来探讨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即便在国外，女演员仍然只是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外貌特点融入普通女性的性格中，而且，她们自身似乎对基于自然发生的事情进行表演这一点，没有自觉，也不曾感到苦恼。我在看最近上演的《恋爱中的女人》 时就有这种强烈的感受。这部电影集结了康斯坦斯·贝内特 、西蒙妮·西蒙、洛丽泰·扬 、珍妮·盖诺 4位女演员，这些女演员的特点让人对它颇感兴趣，但它本身却意外地没有什么深度和味道，甚至连女演员们的特点也没有好好利用。
我认为日本电影在上述几点表现得更明显。我想，日本的电影演员必须从独特的立场来研究情感的表达。单纯地模仿西洋风，结果不过是一张会动的照片，而在演技上摒弃我们日常生活习惯给情感表达带来的长久制约，才是非常重要的努力，也是未来值得期待的地方。
1957年上映的日本电影。
看《裸之町》 时我也感受到了，日本女演员在奋力表演时脸上都会出现一种东西。她们饰演妻子时，那种忍耐困苦境遇的表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到了要呈现内心复杂纠葛的段落，她们的脸却只能演出非常消极的样子。以《裸之町》为例，当丈夫不在身边，妻子被讨债的人围住，困在一个像是孤城的店里时，女演员的脸完美地呈现了她的内心情感，让观众信服。可是，等到了在丢弃猫咪的海岸、车站前的小餐馆等场景时，妻子的脸上失去了言语，硬要说的话，那张脸变成了一个普通女人的脸。而这个场面在心理上又恰恰是全篇最紧张的部分。
我想起之前读过的一本外国人写的书，里面讲到他对日本人的脸部特征所做的深刻观察。他写到，欧洲人即便平常看起来散漫、吊儿郎当，可是一旦到了要认真思考、行动的时候，容貌会瞬间发生变化，表现出和平时不同的紧张感，充满生机和机敏，其精神活动的明显变化会立刻在脸上表现出来。但是日本人的脸则有另一种特别的性质，平时看起来机敏、活泼的脸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候，反而会流露出一种淡漠、疏离，乍看像是迟钝的表情。这本书的作者认为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其社会原因由来已久。我想，若思考一下女性的生活现实，就会知道女演员要做到真正展露个性、展现自己的表情，是十分不容易的。暧昧的笑被视为日本的一种代表性表情，在全世界都评价不高，我想这在电影方面也是尤其要注意的问题。在我们这些外行看来，《裸之町》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的主题是脱离的。虽然我认为文艺电影的基础在于后半部分，但在这部电影的后半部分中，妻子的演技缺乏打动人心的力量，虽有诚意，心理上的能量却显然不足。
近来我们不太自由，苏联的电影也逐渐看不了了。在现代，那边的电影是什么样的情况，这实在让我好奇。除美国电影之外，其他国家的电影在拍摄恋爱时，会将因社会的不合理而产生的悲剧原原本本地如实拍下来吗？若非如此，那么他们会将其隐藏在荒诞、幽默里的美中不足拍下来吗？今天的苏联电影又开拓了怎样的新内容和新技术呢？小说越是通俗流行，主题越是集中在恋爱上。大家只会从这一方面去切入现实。电影亦是如此，越是拙劣的作品越关注恋爱。我想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电影反映了当下文化所蕴含的社会性。
1937年8月
论当今女流作家与时代的联结
一
为什么女性难以产出优秀的艺术作品，为什么迄今女性发表的作品中，难以见到她们与时代之间的联系？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想试着先从文艺的本质，即个人成长开始进行思考。我在看待事物的时候，必然会在个人观念的基础上进行观察。那么，作为个体的女性和男性，在对事物进行钻研、探究时，从生活的各种方面来看，会发现作为个人的女性身上有更多的欠缺。
现在，从女性立场来看个人的成长，会认为那当然是个人的私事，但是在我的幼年时代，反而有某种反抗心理促使我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虽然那是一种十分纯粹的东西，但同时也非常单调。这种反抗心虽至今犹存，但仅靠它是无法做工作的——这种仅由女性被迫承受的东西，正是在眼前不断累积而成的。女性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付出了男性无法了解的劳苦和努力。这些东西与过去的社会制度、组织，以及从出生就被赋予的性的关系——或许只有日本女性如此——阻碍了女性个体的充分发展。
如今，若从细微的角度看待阻止女性投身于艺术的原因，可以知道，女性在生理上敏感的神经活动影响了其对生活的感受，并使她们容易陷入当时的生活情绪中。这是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加细腻、真诚，她们常常试图在巨大的情感波动中寻找本心，因此即便对待同一事物，她们有时也会展现出极度糟糕的一面，有时又会变得无比可爱。就这点来说，女性比男性更需要时刻反省。这是女性普遍拥有的一种道德观念。
另一方面，女性被强加的特有的贞操观阻碍了她们投身到艺术中去。如果是男性，他们可以在作品中描写极端的性欲或爱恨纠葛，即使遭到批判，他们的作品也不会像女性作品那样引起大众不必要的好奇心。虽然对于艺术作品没有必要理会这种卑鄙的大众言论，但这份担忧实际存在于女性的心中，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二
试着想象这样一个微妙的场景。假设这里有一位女性，她描写了一段大胆的爱情故事。对这部作品，她相信自己的态度，她的丈夫对此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但是，当这样的作品进入社会，作为个体存在于社会中时，却有很多实际的困难在等待着它。例如，大众会曲解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的自由的态度，也容易发生脱离了作品本意和作者预期的事情。试着把它看作是一件发生在公司里的事情吧。一位女性职员，仅因展现了女性解放的自由态度，就被男性误解为她可以随意地与他人交往。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女性解放，这样的境遇只不过是制造了一个可以形成交往关系的机会。要真正知晓自己的处境，必须将自己的生活从那里剥离出来。
首先，就女性天生具备的母性而言，母亲会将孩子作为心灵对话的主要对象，女性为了自己的艺术，即使她可以摆脱丈夫的束缚，也依然无法真正抛弃孩子。例如，虽然一个女人认为自己写的作品是纯粹的艺术品，但她也会思考十二三岁的孩子看完后会有怎样的判断，并由此产生情感上的担忧。
其次，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在家务事上浪费了巨大的精力。即使有女佣帮忙，主妇也必须承担起主要工作，进行指挥、安排。因此，当她们忘我地专注于文艺时，这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阻碍。
再者，女性的仪表与创作也有很大的关系。女性自古以来就被认为具有观赏性。一旦外出，则需要从头到脚好好收拾一番，不然风一吹，头发就乱了。无论这是传统还是本质上的需要，总之女性外出时要注意的小细节格外地多，而且她们必须尽可能地注意到它们。拥有像水面反射一样的注意力，是会扰乱内心深处平静的。为了保持内心平静，女性就要付出男性所无法了解的努力。男性不需要意识到并经历这样的事情，女性对此则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自我反省的处理方式。只有这样，她们才能安下心来处理工作上的事情。
最后，就时代和时代精神而言，为了在其中生存下去，我们必须看清前方、后方和终点在哪里。
时代就是一条大路，我们必须看清现在在走的路，同时也要认清自己前方的道路。也就是说，在真正的意味上触摸、创造时代，在自我之中发展这个时代，时代也必然会从真正有如此牵挂的人们中间诞生。在某种程度上，这与人类从原始时代以来走过的发展路径相同。当然，世间万物、人类和文艺都走在同一条大路上，就像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每个时代的产物一样，自己在这条道路上的某一时期过正确的生活，这其中就蕴含着新的时代。或许有些人的心中并未意识到这样的过程，就已经塑造出那个时代了。我们在反思自己生活的同时创造了自己的时代，但与我们不同，我们的祖母、母亲只是把时代变化的痕迹作为一种符号进行表达，而这实际上确实创造了我们来时的道路。
例如，女性对于政治权利的要求，对于在社会生活中机会均等之类的要求，因各人成长经历的不同，她们对此表现出来的态度也各有不同。某位独身女性——她在少女时期与作风老派的母亲一起生活——被时代要求的女性规范所刺激，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生活，甚至从社会主义转而投身到妇女运动中，过上了带有轻微反抗态度的生活。而后，这位女性相信这是作为人能过上的最好的生活，并为此工作和学习。然而，我对这样的生活是不是终极的抱有怀疑。原本那位女性的欲求就是从想做一个真正的人当中延伸出来的，但真正的人的理想、人的诉求靠主义无法解决。无论她如何努力背诵并记住了主义的原则，仅据此依然无法达到她在生活中最终追求的平静。那时，那位女性将被迫寻找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说，在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方法时，女性才开始理解自己与时代之间真正的联结，或者说，也许她们才会对所处时代的标准、方法和理想感到满意。不过，这一点因人而异，有些人在走上这条道路之前就发现了方法，有些人则是走上道路之后才找到，据此就决定了人的命运。
三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人需要知道真实的自我是什么样的。这不是由教育，也不是由时代影响产生的，而是指人的本性。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因此各人必须思考什么是真实的自我。由此，一个人才真正地存在于某个时代。也就是说，这个人并不是享受各种时代性的趣味，而是吸收时代中的东西，同真实的时代彼此交融，进而成就自我。被时代裹挟着而做的事毫无意义。然而，做还是不做，取决于自己的本心，但只有拥有了和这个真实的时代相融的心，才算是开始了解这个时代，别无他法。对女性来说，即便是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也常常被阻挡在她们的自由之外。
最后，女性的自由在孩童时代是相对解放的，等到了十八九岁，就被迫过上了和男性完全不同的生活。现今这个时代，女孩们听到的不是“你要做的事情全部交给你了，要负起责任来”，而是被当作“某个地方的大小姐”来对待。她们被困在父母创造的圈子中，大多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当女孩要嫁人时，多数情况下也是父母逼着结婚，她们没有自由，没有个性，更少有人经历过男人会经历的“寻找爱情的时期”。换句话说，女性缺乏相信和怀疑的经历，因此也就缺少激情。
男子成为丈夫、父亲，他们的责任感会越来越强。另外，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他们得到的经验也会更加广泛和深刻。女子在大多数场合下则沉陷于家庭生活中，没有社会关系，整个人被家庭生活吞噬。从女孩到嫁为人妇，女性在妻子、母亲的身份中重复过着典型化的日子，由此产生的艺术，自然也只能达到她们在这一生活模式下进行自省后所能到达的程度。由于女性在生活中感受到的真谛往往是其狭隘的心灵体验，因此，女性的创作中也就缺乏真正具有独特性的东西。为了摆脱常规所做的努力，使自己真正变得恬淡、体面所付出的精进，从性别导致的各种缺陷和不自由中逃脱出来的苦闷——女性实际上拥有大量艺术的种子，然而，在种植它们并培育出花朵的过程中，女性却面临着各种困难。那里有女性永恒的苦难。
1922年5—6月
衣服与女性的生活
——为了谁
关于女性和服装，迄今为止已多有讨论。围绕服装的一些普遍问题，像是纺织、缝制、穿着等工作，与女性的人生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渊源？现在，不正是一个站在社会角度来重新审视服装与女性命运关系的好时机吗？
在完全肯定服装与女性的社会性关系的基础上，讨论的话题便成了整理、保存衣物的方法，缝制衣物的方法，如何旧物利用和选择款式等。但试着想一想，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到底是从何时开始变成由女性来缝制衣物的呢？纺纱、缝织，再加工成可以穿着的样子，这些工作从很早以前就由女性来承担了。大概从希腊神话阿拉克涅的故事就可以推断出来。阿拉克涅是一个非常美丽可爱的姑娘，擅长纺织。她织出来的织物精妙又美丽，甚至在奥林匹斯山的众神间也饱受好评。众神之王朱庇特喜欢上了这位擅于织出美丽织物的姑娘，这招来了朱庇特妻子朱诺的嫉妒。最终，可怜的阿拉克涅被朱诺变成了蜘蛛。“既然你这么喜欢纺织，那就一辈子织下去吧。”这是女神出于嫉妒而进行的报复，她将阿拉克涅变成了一只终生都在缝制美丽织物的蜘蛛。我想在这个传说中，包含了对女性不得不总是进行纺织工作而产生的悲伤情感。除此之外，我认为这项工作被描述为如神的惩罚一般，就像是无法摆脱的命运，正说明在古希腊社会，无论怎么解释，这项工作都不会是幸福的象征。众所周知，古希腊社会率先产生了人类早期文明，成为古典文化的不竭源泉，但这种繁荣和自由是在奴隶制度上发展起来的。当时，自由民和奴隶的比例约为1∶5，奴隶包揽了生活必需的所有体力活。纺纱、织布、缝补也都由奴隶完成。主要是女奴隶为主人做必要的纺织工作，这样主人们就不必直接做这些事情了。希腊的自由城邦正是建立在这种社会构成的基础上。通过阿拉克涅的故事，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希腊社会中女性没有真正的自由，而且可以知道这个故事本身对于强加给女性的纺织工作持怀疑态度。
兰斯洛特，亚瑟王传说中著名的圆桌骑士。叙事诗《夏洛特姑娘》讲述了兰斯洛特与夏洛特的爱情故事。——编者注丁尼生（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受欢迎的诗人，曾受封“桂冠诗人”称号。
将朱诺与阿拉克涅的关系放在纺织工作中来看，可以说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是给予义务和承担义务的关系。即便仅仅把这个故事当作个例，我们也知道，所有神话故事都源于其所处时代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基础。欧洲的封建时代，即中世纪出现了许多骑士文学。骑士文学成为近代小说的滥觞，其中一篇以著名的兰斯洛特为主人公的长篇故事 值得一提。里面有位美丽又孤独的夏洛特小姐。丁尼生 在故事中写到，夏洛特小姐在古堡的高塔中过着孤独的生活。她被困于一座覆盖着常春藤的塔里，在一面巨大的镜子前纺织。预言里说，如果有一个爱上了夏洛特小姐，可以将她从孤独中拯救出来的骑士出现，那么他的身影必然会浮现在这面镜子中。
多年来，夏洛特一直在古堡的塔楼里，一边盯着镜子，一边纺织。她织机的声音回荡在塔楼中，今天如此，昨天如此，明天依旧如此。然而，某一天，夏洛特和往常一样对着镜子织布，忽然瞥见一位骑士骑着白马的身影在镜面上掠过。就在夏洛特睁大眼睛想要看清那威风骑士的身姿时，镜子却碎得稀烂，她再也无法看见那位骑士了。命运悲惨的夏洛特小姐，她的故事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日本神话里的太阳女神，被奉为日本皇室的祖先，尊为神道教的主神。日本神话《古事记》中登场的男性神，又名建速须佐之男命、素戋男尊等。
我想她的故事展示了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在欧洲中世纪这一封建时代，女性的生活是多么被动，这被动的日常营生就是一边等待虚无缥缈的幸福，一边困在城堡里，不写字也不读书，只能终日纺织、刺绣。在日本，从上古时代起，人们就已经进行纺织工作了。天照大神 的故事不仅表明了日本古代社会就有女性首领的事实，同时也提到她作为氏族共同社会的女性首领，纺织亦是她的一项职责。这位名为天照的女首领对自己织出来的布满怀期待，不料她的弟弟，也就是她的丈夫素戋呜尊 却胡乱地把天斑马的马皮丢上了织机，毁坏了天照正在织的布，她一怒之下躲进了一个叫天岩户的洞窟里。据说天照大神躲进天岩户就是日食的由来。不过，我们感兴趣的难道不是原原本本的故事——太古时代女性首领在日常生活里的样子吗？
《源氏物语》中的人物，又名紫姬、若紫等，光源氏实质上的正室。《落洼物语》全4卷，日本的物语文学之一，成书于约10世纪末，作者不详。
后来日本的藤原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那个时代的日本女性是如何缝纫、编织的呢？《源氏物语》中，虽然有优雅温婉的紫之上 与光源氏一起为身边的女性挑选绸缎的场景，却没有关于贵族女性自己缝纫的描写。《落洼物语》 也是王朝时代写成的故事，但其中描写的人物并不是像《源氏物语》里的藤原那样声名显赫的大贵族。我认为，即便《落洼物语》描写的是贵族生活，那也是贫穷贵族的生活。自古以来，落洼姑娘便是日本的一位悲剧人物，她是一个继女。身为继女，她被迫睡在了房子里一个低洼破旧的房间中，那里光照差，让人分不清到底是房间还是走廊。故事的结尾，受尽欺侮的落洼遇到了一位自己想也没有想过的爱人，过上了幸福安稳的生活。虽然这是一个“灰姑娘”式的故事，但我们的关注点在于落洼非常擅于缝纫，家中所有的缝纫工作都由她来做。大贵族家庭的女性当然不用自己缝纫，但如果是过着贫穷生活的藤原时代的小贵族，即便贵为小姐，不但要自己缝纫，还需要承担整个家庭的缝纫工作。在王朝时代的文化和文学中，还有这样不停地穿针引线、缝制着美丽绸缎，纤弱的手指因此流血的落洼故事，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日本平安时代后期贵族女子穿着的正装，由袴、单衣、五衣、打衣、表着、唐衣和裳组成。
藤原时代的经济以庄园制度为基础。京都贵族们的土地即为庄园，连同其中的居民也一并属于他们，所有生活必需品都必须以实物的形式供给京都的贵族。所有贵重的织物都是由庄园中的女性辛苦织出来的。虽然提起藤原时代，我们常常只想得到贵族女性的十二单衣 ，然而，那时候的平民女性都是赤脚或穿草鞋。因为棉是一种贵重物品。到了德川时代，服装则揭示了当时更加复杂的封建社会矛盾。
日本江户时代（即德川时代）的一种社会阶层，主要是商人、手艺人、工匠，当时的身份地位处于下级。日本的一种高级丝织工艺品。
町人阶层 开始兴起，他们依靠金钱的力量，穿着奢华的服装，让妻女在服饰攀比中大放异彩，这样的例子在井原西鹤的风俗描写中可以列举出许多。想必幕府也是煞费苦心，颁布了具有政治意味的奢侈禁止令。但町人们只是听过就算，绝不可能遵守。当时，町人阶层在政治上受到身份制度的限制，但他们依靠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对此做出了一定的反抗，比如在和服和短外罩里镶金，穿着乍看像木棉，实际品质上乘的绢织结城绸 。
德川时代，纺纱、编织当然也是普通女性尤其是町人妇女的工作。虽然全部都是手工作业，但有一点让我很感兴趣，日本织物中极具特色的飞白花纹、条纹都是由女性创造出来的。某位有着绝佳想法的女性，一个拥有良好感受力的人发挥独创性，制作出了这些飞白花纹和条纹。然而，这样的独创性和能力却丝毫没有被积累下来，成为日本社会生产中提高女性地位的条件。
例如，虽然现在看来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但无论是琉球美丽的飞白花纹织物还是染色技术，如今几乎都已失传，而那也曾是那片土地上的女人们的劳作成果。爪哇印花布价值高，洋溢着异常美好的艺术馨香，可是那些印花布的制作者是谁？是爪哇的妇女。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她们采用非常原始的方法来染织。几百年来，她们运用的就是这些方法。
日本的军人以与价值不对等的价格“买来”爪哇印花布，在卡车、行李底下使用，这样的做法曾在日本流行开来。这件事我们肯定不会忘记吧。
印度印花布的美丽举世皆知。那些拥有超高织布技术，可以生产出如此美丽花布的印度女性，她们的生活又是如何？现在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穆斯林和婆罗门教徒之间的对立深刻影响着每一位女性的命运。
出自李白《子夜吴歌·秋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编者注
李白的诗句“万户捣衣声” 中所描写的昼夜不停歇的捣衣声，是由唐朝的哪个男子发出的？那都是女人们捣衣服发出的声音，数千年来，女性为了谁、为了什么事，在什么情况下纺纱、织布、染色和缝衣呢？我想正是现在，我们应该明确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即便在如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中，纺织、裁缝工作做得最为劳苦的也是女人们。英国发明用蒸汽动力驱动的纺织机器，工业革命发展之后，全球的纺织业就被完全改变了。
里，日本长度单位。1里≈3.9公里。——编者注
今天，纺织工厂发出的噪声仿佛要把人的耳朵震聋。数千个纺锤一刻不停地来回摆动。总有一两个十四五岁、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在那里工作。她们基本上每天要走5里 以上。在那里工作的年轻的少女劳动者几乎都是刚从国民学校毕业的小姑娘。纺织业成为明治初期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政府依靠少女这一廉价劳动力创造出一定的纺织生产量，再以最低廉的价格销往全球市场，与像英国那样纺织业发达，同时社会生活水平普遍较高、劳动力价格高的地方所生产出的产品一同竞争。近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建立在少女劳动者的血泪和汗水之上的。
桑田熊藏（1868—1932），日本法学家，贵族院议员。细井和喜藏（1897—1925），日本工人小说家，其著作《女工哀史》1925年由改造社出版。
明治维新并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以前当老爷的封建领主和下级武士的权力与未成熟的产业资本相结合的产物，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实际上是过去封建制度的延续。因此，日本农村极度贫困，农家出身的小女孩们向工厂预支一两年的薪水，被工厂压榨。然后，当她们在工厂工作大概2年的时候，因恶劣的劳动环境，会有很高的概率得上肺病，到那时，这些姑娘只能回到乡下的家里，在不幸中死去。工厂对此不负任何责任。工厂的卫生环境、早期检测等问题没有引起关注。纺织工厂的生活在劳动、惩罚方法、寄宿等方面有多不人道，只看明治四十年代（1907—1912）桑田熊藏 工学博士在议会上的发言也能明白，“日本纺织女工的悲惨简直无以名状”的呼吁让全场鸦雀无声。此外，细井和喜藏 的《女工哀史》也是日本的悲剧性记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的世界劳动问题专门部门定义称，日本劳动者所处的环境完全是殖民地劳动者的环境。换句话说，日本劳动者拿着相当于世界劳动薪酬平均水平一半的1/3的薪水在劳动。而且，就全世界范围来看，日本男性劳动者的薪水与殖民地劳动者的薪酬相当，而女性劳动者的薪水则仅仅是那1/3的一半。直到现在，女性劳动者的薪酬和男性的也绝不是同等的。日本纺织女工的薪酬之低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日本江户时代公开允许的妓院集中地。
过去在日本，一般是农村的老婆婆纺棉花，自己染，自己缝，供家庭内部使用。随着纺织业的发展，一匹布只消50钱、80钱就能买到，农村的人们不管怎么样都会购买这样的布匹。与其因贫困把女儿卖到吉原 ，还不如让她进工厂显得更有人情味。于是，有这样想法的父母把他们的女儿送进了纺织工厂，那些姑娘耗费年轻的生命织出的布，兜兜转转又让她们的父母从钱包里掏出为数不多的钞票来购买，这种循环开始了。我想，只需要观察这种简单又堂而皇之的循环，也能明白日本的农村生活正承受着封建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双重压力。
当下，衣服、服装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不再是个人趣味性的东西。睁大双眼仔细看看那些被称赞“打扮得漂亮”的人的时髦，似乎可以看到那些女人生活的内里是如何在通货膨胀的地狱下被操控的。
现在，为了谁、缝什么的问题更加紧迫，它变成了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以及这个社会可以让我们穿上什么样的衣服的问题。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裁缝成了一种职业。即便在美国等国家，从劳动者的比例来看，在服装工厂工作的女性劳动者的人数也是排名第一的。在美国高效率的生产流水线上，一张纸样用电剪一次性可以切成数百张布料，然后在电动机器上缝制。
缝纫工作尤其需要细致。衣料相关的作业并不限于这种大规模的成衣生产。缝金丝缎、刺绣、专门拼接碎布，这些大都是女性的工作，或者交给不方便站着工作的身体残疾的男性。安徒生在《没有画的画册》的开头部分写到，一个住在阁楼房间里的姑娘整天都在刺绣，月亮每天晚上都来看她，和她聊聊天。安徒生对于在城市阁楼里过着那样生活的女孩的人生抱有悲伤的同情，并且予以理解。
此外，这次世界大战前，由堀口大学翻译出版了玛格丽特·奥杜的《孤儿玛丽》这样一部独特的小说。这部小说的作者玛格丽特曾经是巴黎一名质朴的裁缝。她不是那种在裁缝工厂里工作的缝纫女工，而是从个人那里接受小订单，做些针线活。
玛格丽特是个孤儿，从小生活在修道院里。她曾经在农家专门负责饲养牲畜，后来终于来到巴黎，开始在裁缝工厂工作。她的眼睛在做针线活的过程中变坏了，渐渐地，她不得不摸索着缝东西。一直以来都喜欢看书、写写东西的玛格丽特终于停下了针线活，开始写字，于是有了《孤儿玛丽》和《从城市到磨坊》等在法国女性作家中少见的纯朴优美的作品。
像这种孤儿出身且做过缝纫活计的人也可以写出小说，可见法国社会各地民众的文化素养之高、之丰富。玛格丽特的文学作品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美和纯粹。她几乎丧失了视力，却依然与生活抗争，即便处于苦难的生活中仍抱有理想，想要像个人一样活着。她的优美和纯粹在她的思想中凝结，并从作品中流露出来。
在日本，认为女人只能做针线活并且想到要以此为副业的女性不在少数。切成细长条状的纸上写着“为您定做和服”“为您缝衣”，这样的广告基本上都不会大张旗鼓地贴在家门口。小小的纸上是女人笨拙的笔迹，写着“为您定做和服。某地某号”，仅留下姓氏的纸贴在木板围墙和电线杆上。那幅景象里有一种与和服裁缝这个副业纠缠不清的独特感觉。
处在当前的通货膨胀下，几乎所有家庭都没有了积蓄。为了能让小孩子吃上哪怕一块麦芽糖，或者是在丈夫生日的时候能让他吃上一道想吃的菜，换句话说，在这种为人母、为人妻的心情的驱使下，女人们在纸上写下了“为您缝衣”。但这张“为您定做和服”的贴纸，又是何等鲜明地像是囊括了所有一般，表现了日本家庭的无依无靠、妻子活动能力低下以及她们苦闷的内心。1947年，在日本通货膨胀卷起的巨大波澜中，那张写着和服裁缝副业的纸条在电线杆上飘动的场景，着实让人体会到一种悲惨的、落后于时代的感觉。我想樋口一叶的小说中亦有相同的场景。
街头会出现这样犹如时代错误般令人心痛的光景，究其根源，有因战争导致的国民经济崩溃等，但我们断不能遗漏一点，那就是其中包含着统治一切的制服万能的问题。制服这种东西的本质，难道不是抹杀每个人的人格、个性和人生，展示具有一定目的的集团性的手段吗？就像从每个人那里夺走名字，用号码来命名一样，无论是军队还是监狱，都绝不能穿着展示个性的服饰。甚至在女子学校，人们也围绕裙子的长度展开争辩，吵着是长点好还是短点好。男生一律剃寸头，女生禁止烫发。然后我们就被赶着进入了战争，造成了现在的代价。
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进步的国家，各人依照自己的能力和喜好，决定自己要打扮成什么样子，可以穿自己喜欢的服饰，展示自己的个性。但是在那个阶段，肯定还有买不起衣服的人，处于“想穿也穿不了”的状态也被认为与个人能力相关，这样的矛盾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