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真正能够在社会上从事劳动，并且通过这种劳动来保障衣食住行——如果这种生存的必要条件得不到合理保障的话，那么女性不得不在缝纫工厂长时间劳动，被迫过着“想穿也穿不了”的生活的矛盾就没有办法解决。
我认为我们已经对什么是得体的打扮这一点有了良好的认识。我想，我们也逐渐能够在生活中感受并捕捉到美丽的打扮。无论是谁，都不会想在下雨天明明没有雨衣的时候，却还要穿着绢制衣服之类的走在路上。比起做出那种一遇到雨就立马缩皱的绉绸衣服，人们更想要的是麻制连衣裙、棉衣，或是在雨里也可以穿着走的长靴，是所有人都能在生活中用得上的服装。我们是否知道自己对衣服抱有的希望和要求具有如此远大的本质呢？
说起政治，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但像这样，即使想要一件衣服，最终也带有社会性意味。所有人民如何吃、如何住、如何穿，以及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这不是个人的政治问题，而是直接关乎我们命运的课题。
提到服装，常常说到感觉（sense）这个词。服装中的感觉只是单纯地指配色、亮点这些方面吗？我认为不是的。如果在一副憔悴清瘦的身体上粉饰一番、添加亮点，这样算是好的感觉吗？我们所追求的美的根本是健康。我认为健康的身体也是为了要实现目标。那就必须确保食物，保证有一个可以安睡的家，确保有可以保持人性品格的经济条件。
全称为日本劳动总同盟，日本早期的工会组织。
如果认真深入地思考人生，就会发现如今的社会中绝不只有衣服这一个问题。假设未来真正从事纺织、染色的纺纱工厂中，工会的力量强大了起来，并且为了全体劳动者的衣料问题积极发挥作用，那么与衣服相关的事情和今日相比，会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现在日本的纺织业基本处在总同盟 的严格管控下，工会在其中变得毫无作用，十分无力。如果纺织业的工会将自己从那种压制中解放出来，自主策划、自主生产的话，那么通过工会间健全的物质交换，布匹的流通也会变得很不一样。
经济安定本部，简称“安本”，负责策划和调整经济紧急措施的政府机构，成立于1946年。
我们会以什么样的心情来看今天报纸上刊登的经济安定本部 的《经济白皮书》呢？如果我们把《白皮书》中的句子转换成数字表述，那么以此为原型的生活图景，真的适合人们的真实生活吗？
我想，日本的每一位女性都必须认识到，自己手中日夜握着的尺子和布带不仅可以在牛皮纸上画线，也可以在社会上、在我们的人生和对人生的建设中发挥作用。
1947年10月
母亲
今年的6月13日，母亲结束了她的一生，享年59岁。从正月末开始，我陷入了无法自由行动的境遇，在母亲临终前的最后15分钟才将将赶过去。我想，母亲是为了等我，才强撑着忍受那生命行将终结的痛苦。
母亲多年来罹患严重的糖尿病，她自律克制地养生也并未带来任何本质的改变。3年前母亲患上胰腺囊肿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她的身体里还留有康复的力量。
尽管母亲那时扛过来了，但这次当我听闻母亲得了肺坏疽的时候，想的却是这下恐怕是悬了。这话说出来也没关系，反正我也想着要不留遗憾地去看护她。我自己心中已经有了某种觉悟。
即便是母亲临终时，我也没怎么哭。之后的各种仪式中，眼见身着丧服的父亲掏出白色手帕擦鼻涕时，我坐在他身边，想要用浑身的力气去支撑他，为此也没有哭得太厉害。父亲失去了携手共度37载的妻子。为了不让他因丧妻的空虚感而突然遭受打击，也为了让他接受母亲现在结束一生是穷尽一切对策后无法避免的结果，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换句话说，我用自己丝毫不慌乱的态度，保持着一种苦闷的紧张感，我想要将这些都告诉父亲。
母亲离世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零六天。没有了母亲的家里，现在有了一两处变化。这些变化比母亲过去所做的更加贴近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也包含了父亲想要创造出适应新环境的生活的决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近来我发现自己难以用平静的心态去看二楼壁龛中母亲的那张照片了。每当我有什么事从母亲的照片前面经过时，要么就停下来直直地凝视着它，要么就不往那边看，直往前走，但我仍能意识到母亲的脸庞清晰地出现在余光里。
母亲作为女性的一生，除了我这个做女儿的，她给其他人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我迫切地想要知道。
这种心情是在为母亲守夜时出现的。我想，或许会听到以前没听过的事情，或是一些回忆。我在心口上敷着冰袋，靠在柱子上坚持不睡，直到天亮都混迹在各种各样的人中间。但我没有听到任何人说出这样的事，一个人也没有。母亲20多岁的时候，带着刚出生不久的我和父亲一起去札幌生活。那时随我们一道从东京过去，和我们一同在札幌住了很久的女子，守夜那晚也来了。可即便是如此亲密的朋友，也没有说起那个时候如何如何、这个时候如何如何。午夜的灯光明晃晃地照在硕大的梧桐树树叶上，她坐在二楼的扶手边，在胸前轻摇着团扇，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小声地向旁人推荐茶点。
那副样子让我想到了母亲的特点。恐怕无论是谁，都难以用三言两语说出他们对我母亲的印象吧。褒扬她又像是故意为之，何况在那样的场合下，也不好说她之前做的事情令人至今难以忘怀。我猜想，一般人的心态会觉得也没有什么能说的吧。
母亲到了晚年，许多矛盾变得特别尖锐，她极度坦诚地如不谙世事般将这些矛盾铺展开。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谎、有多夸张，也不在乎自己的生活方式会对旁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她成了占据家庭中心位置的女性。
对日本江户时代从属、侍奉各藩的武士的称呼。东京都墨田区的地名。1885年开设的供皇族和华族子女上学的学校，1906年更名为“学习院女学部”。位于日本山形县。明治维新后授予武士阶层出身者的称号。东京大学的旧称。
母亲的娘家西村是佐仓堀田家的藩士 ，似乎并不是什么富裕的家庭。但这位叫作葭江的长女，也就是我的母亲，在她正值青春期的时候，当官吏的父亲拥有一定的地位，因此可以让她过上把烤番薯当零食吃，从向岛 坐人力车去华族女校 上学的生活。母亲的夫家中条是米泽 的贫穷士族 ，家里有祖母、公婆、两位小姑和帮佣组成一个大家庭。母亲的公公那段时间中风了，她一个才22岁、刚刚成为新娘的女孩，仅仅是活在那种走到哪儿祖母和婆婆就跟到哪儿的生活里，就已经十分艰辛了。在我十七八岁之后，母亲也常常回忆起那时候的事情。他们结婚那年，父亲从帝大 的工学系毕业。我听说父亲当时觉得长辈们太烦人了，他曾经气愤地大声说：“我不是说过了吗？有你们这些女子在身边，我是不会结婚的。”
现东京都文京区千石、白山一带。
我出生时的家在小石川原町 ，那时我们的生活节俭到连年轻鱼贩看了都要骂一句：“这样下去要瘦得皮包骨了！”我们房子的后面是一片马铃薯地，从地里挖来的马铃薯都当零食吃了。我们曾笑着说起这件事。
当我回想起父亲第一次出国留学期间，当时还年轻的母亲的回忆，以及直到我十七八岁我母亲所过的生活时，可以看到母亲作为一个女人，那期间忍受的诸多困难，以及她在时代和境遇中不曾得到满足的希望。
父亲去外国期间比较穷，所以当时二十七八岁的母亲一边要养育以5岁的我为首的3个孩子，一边也做好了这样的觉悟，那就是等父亲回国时，只要孩子安然无恙，那时她就算熬不过去，哪怕死了都不要紧。一天又一天，她如此努力地生活着。
一战前日本的文艺杂志。日本明治时代至大正时代出版的面向女生的杂志。井川洗崖（1876—1961），明治时代的封面画画家，大正时代的版画家。
那段时间，到了夜晚，母亲就会在父亲大大的书桌上打开那盏在当时还是孩子的我们眼中漂亮、明亮的镍台灯。她将雁皮纸横着对折压好，用细笔仔细地给远在伦敦的父亲写信。那时母亲的侧脸是多么洁白温柔啊。三个年幼的孩子围在身边，母亲站起来打开风琴的盖子，一边弹一边用轻快又有朝气的声音唱着“绿叶茂盛的樱井之，故乡渡口的黄昏日”。当时母亲常常画画，与其说她是在哄孩子开心，倒不如说是因为自己喜欢。母亲每个月都会买《新小说》 《女学世界》 之类的杂志。这些杂志的封面画是洗崖 之类的画家画的，画上是捧着雏菊的女学生们在草地上散步的样子。要是遇上喜欢的画，母亲会将雁皮纸蒙在上面仔细描绘，之后再按照自己的喜好上色。
伊斯特莱克（1834—1887），美国牙医，幕末时期来到日本，为日本近代牙科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母亲和远在伦敦的父亲商量，她想去上野的美术学校学习油画，遭到了父亲的反对。这件事应该也发生在那段时间吧。尽管如此，母亲仍没有放弃学习油画的希望，她好像还去上野查询规章制度，但是发现当时美术学校不招收女学生。于是她被拒绝了。可为什么伊斯特莱克 的女儿可以入学，日本的女人就不行？西方女人和日本女人都是女性，为什么要区别对待呢？母亲直到晚年仍对这件事表现出不满。
因为这种情况，去美术学校的事只好作罢。远在伦敦的父亲之所以反对留守日本的母亲学习油画，真正原因在于母亲那么年轻，而教画画的老师都是男人。母亲理解这点，但我也察觉到了，她对于这种强行将女性置于不公平地位的想法抱有一种愤懑。
当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父亲离开日本的那段时间里，祖母想要离开母亲。她让伯父写了信，夹在父亲从伦敦寄来的信中一起交到了母亲手上。母亲被远比普通的留守生活更加复杂的关系包围着。
父亲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也就是日俄战争以日本战胜而告终之后没多久回国了。当时留洋回国是一件现在无法想象的新潮之事。尽管父亲也是那样备受瞩目地高调回国，但他和母亲之间存在着过去5年里因悬殊的生活条件而导致的情感不和。对于父亲的新潮和高调，总的来说，母亲似乎只将其与那段时间自己的辛苦联系起来尖锐地看待。那之后的很多年里，父亲与母亲也更加频繁地爆发激烈冲突。母亲出于本能，对站在父亲身边的9岁女儿声泪俱下地喊道：“你是你父亲的孩子。和你父亲一起走吧！”
尽管他们之间有过如此激烈的冲突，但是当父亲辞去政府职位，创立建筑事务所的时候，母亲还是果断地全力支持。多年的忙碌中，她又生养了几个弟弟妹妹。
母亲注意到我不知何时对文学有了兴趣，她也自然而然地重新将文学趣味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她喜欢读托尔斯泰的作品。从我第一次发表小说开始，母亲就将她未被满足的、积极意义上的好学，同负面意义上对学问抱有的世俗虚荣心混杂在了一起，热情地倾注给我。母亲认为自己在与杂志社和报社的必要交涉方面最有心得，对我这个女儿，也不管培育女儿艺术的根源所在，就把我当成了不用恋爱、不必失败，只要写出好作品的一个特殊的存在。这着实让我感到恐惧。
直到母亲在59岁生命的终点，我和她也没能真正消除隔阂。我想，导致这个结局的根本因素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
一战结束那年，我随父亲去了美国。在纽约的一年里，我和一个身无分文的语言学者结婚了。
关于我结婚这件事，当时报纸上刊登了一些报道，说百合子和美国一个游手好闲的洗衣店老板成了夫妇。这门婚事父母肯定是不赞成的，尤其是母亲，为此她还失眠了好几个晚上。母亲认为，让在社会上已经有点名气的女儿去留洋，应该能让她成为更有成就的人。尽管家里没有钱，但在母亲的英明决断下，她还是拿现在住的房子做了抵押，把钱用在了我的身上。
我对此一无所知。我能感觉到母亲的想法，但我很排斥，当时光想着我终于是一个人了。我像是再也不想和围困在周身的、执念深重的栅栏扯到一起似的，将它们踢倒了。想着这次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活着，我很振奋，带着要立即投入生活的希望和快要溢出来的好奇心飞向了大洋彼岸。
莫名其妙地结了婚，21岁的我趁母亲的期待没有完全幻灭之前，笃定地回国了。和我结婚的人与母亲性格不合，母亲终于大发雷霆，让我从家里滚出去。现在看来，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于是，我带着小时候用的书箱和棉制寝具，离开了父母家。
按母亲的脾性，无论是对丈夫还是对女儿，她都会将自己受到的打击严厉地反击回去，同时她又性情暴躁。不过，这是她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展现的一面。一旦到了对外的场合，母亲又变成了传统型性格，收缩、隐藏起个性，言谈间仿佛就是一个为了女儿和儿子可以舍弃自我的女性。而且，当她说这些话时，心中并没有假装。即便不惜负债也想要实现的宏大愿望被女儿背叛，母亲也没有直白地说出对女儿的失望，而是道貌岸然地将自己说成是为了女儿的前途不惜金钱、坚韧忍耐的母亲。这又在我的心中激起了浑身颤抖的憎恶。这种矛盾使我完全无法对母亲的真情产生共鸣。
当母亲和我开始走上不同的生活轨道后，她对文学的兴趣暂时平息了下来。取而代之，她开始练习日本画。
那时家里的经济情况稍微好转。我偶尔去母亲那儿玩的时候，她会给我看葡萄或牡丹的水墨画，也曾叫我去二楼通风不错的铺席房间。那里铺着毛毡，是她练习绘画的地方。不过，没多久她就停止了绘画练习。当时她已经得了糖尿病，低头时会牙龈充血，体力不支。此外，我后来听说，教画画的师父在绘画间隙曾说过“给我建个房子”之类的话，母亲对此十分警惕，于是干脆连绘画练习也放弃了。
这其实只是日本画家显示自己不拘小节的话，但母亲又是讲究实际的人，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方面十分敏锐。她在这方面展示出的果断很有趣，但当时她一点都没有透露过这件事。她只说那谁谁谁的笔死气沉沉，不和他学了，她的画更有活力。由文学工作延伸，我对她的绘画练习也很感兴趣，同时对她的绘画风格抱有些许不安。按文学作品来说，母亲的笔势陷入了戏剧化的夸张，我对此只能产生消极的看法。
从1924年或1925年开始，我们这些孩子就再没见过母亲自己洗衣服、缝衣服，在灶台前站着准备晚饭的样子了。以前我要是看见她这样，会上去帮她忙。
母亲与父亲共生育了9个孩子。其中有6人去世了，这让母亲身心俱疲。尤其是1928年8月，读东京高等学校三年级的弟弟有计划地自杀之后，母亲的生活在旁人看来已经变成了一种异常的状态。
俄罗斯城市圣彼得堡的旧称。——编者注
前一年的秋天，我去了国外，在列宁格勒 得知了弟弟的死讯。我至今仍不十分清楚弟弟自杀的具体缘由。他是那个时代的高等学校学生，有着21岁青年的苦恼。他在那年3月曾试图用煤气自杀过一次，但被父亲发现了。那个3月，一贯深爱着他的母亲，在强烈斥责自己最爱的儿子企图用自杀来逃避痛苦之前，自己先被他的纯情和苦闷打动，因此陷入感伤，在情感上被弟弟裹挟了。5个月之后，当弟弟最终去世时，母亲也在心里将此看作是在这浊世中过分纯真的儿子去往了灵界，以此来粉饰现实的失败。
我的妹妹，那时候刚刚13岁的少女也在想，自己也自杀的话，母亲或许会更疼爱自己一些，为此她还哭了很久。这些都是后来她偷偷告诉我的。
受明治开化时期的影响，母亲一向对宗教、招魂术之类的东西持批判态度，但在弟弟死后，她以一种狂热的沉迷开始相信儿子的灵力在守护着作为母亲的自己。在与魂灵的交往中，丈夫和其他儿子、女儿都被她排除在外。
母亲与她独有的灵相结合的感情，与其说让她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更宽宏大量，倒不如说是让她变得更自我了。
1929年的春季到秋季，除了在莫斯科的我之外，父亲计划带上一家四口去欧洲旅行。父亲完全是为了满足母亲最后的希望，才决心组织这趟与自己身份不相符的旅行的。父亲甚至带上了儿子、儿媳和最小的女儿，因为他不知道病情逐渐恶化的母亲会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倒下。如果那时候孩子们不在身边，对母亲而言是非常痛苦的，这是父亲的深思熟虑。而年轻人们从旅行到回国，并且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都不知道父亲心中的这个想法。
母亲对这趟欧洲旅行感到非常开心。因此，从出发那天开始直到回国，无论是在船上还是在旅馆里，她几乎一天不落地在写旅行日记。
这趟连医生都说危险、一生难得一次的大旅行平安结束，旅行日记也写了不少。母亲将这些都归功于她常说的灵的护佑。连第3年她得了胰腺囊肿，经历了九死一生，母亲所赞美的也是那种灵的力量。对于周围人为了让她活下去、活得开心而日夜付出的操心和努力，母亲已经丧失了感知和评价的能力。母亲深信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她在广阔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一样，她忘记了自己年轻时的勤劳和对他人的体贴，这对她而言是多么悲伤的事情，对周围人而言又是多么难受啊。
而且，母亲作为一个务实的人，一直过得不安稳。自从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母亲的收入减半，她对社会的变化反应敏锐。她在这方面的敏感，不知何时已经压过了她喜欢的那种气度。
1932年我结婚的时候，母亲见了宫本，十分开心。她对我说：“这次你应该会幸福的。”然而，自去年年末以来，母亲以她年轻时引以为傲的直觉，将她从女儿的丈夫那里感受到的硬推往别处，要将女儿和女儿的丈夫从自己身边赶走。
西村茂树（1828—1902），日本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宫本百合子的外祖父。
我想母亲可能永远也无法想象，到底是什么动机促使她做出那样的行为。晚年的母亲，不仅成了一个念旧的人，也受到了她父亲西村茂树 在现代依旧要保守这一观点的影响。
母亲虽为女性，但她的一生非常生动且多彩，反映了明治八年（1875）到现在约60年间日本中产阶级的经济条件和精神生活的变迁历史。母亲是少见的性格强烈的女性，即便作为一个人而言，这样的性格也不可小觑。如果不是母亲所处的社会中各种牵绊打压了这种性格，使其萎缩、扭曲，我想母亲应该能拥有历经磨炼后成就一番事业的才能。
母亲善于在现在的社会中规规矩矩地遵守、服从常规生活，但她还没有强到可以为了生存而贯彻社会上的某些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母亲不谙世事、多愁善感、精打细算，是根植于家庭的女性。当母亲没有找到正当的出口，一腔热情突然朝奇妙的方向喷发的时候，最容易被那危险的火焰烧到的往往是父亲或我。尤其是我，常常一边喊着“啊！可怕啊！”，一边跳来跳去。我爱看母亲那不苟言笑生气的样子，我开心地笑着，偶尔还偷偷摸摸在母亲面前点火，然后逃跑。
这一两年，我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去母亲那儿的时候，我会突然把手伸出来对她说：“快给我吧，给我吧！”同时端着手放在胸口。每当这个时候，母亲那张仍保持着不可思议的美貌的脸就会撇向一边，惊慌失措地说：“什么呀，什么嘛！”“粗草纸呀！”我这样说着。母亲则一边回答：“什么呀，你这个人！”一边露出松一口气的样子，从和服袖子里掏出4张叠好的手纸。我一边拿过手纸，一边看着母亲的脸，大笑着说：“母亲大人，搞错了吧！真是小气鬼！”我来势汹汹的样子，让母亲以为我是来讨零花钱的，起了戒备心。
我这个女儿从小时候开始就是和母亲冲突最多的那个，也是在生活的每一件重大事项上坚决地与她的期待背道而驰的那一个。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我希望自己是母亲作为女性的一生中最真实、最坚强的继承者，能够理解她混杂着善恶美丑、具有人性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真实地爱护这些细节。母亲到底知不知道我的想法呢？
1934年下半年
我所见的高尔基
我见到马克西姆·高尔基差不多是距今8年前的1928年初夏时候。
众所周知，高尔基于1923年列宁还在世时，由后者推荐去意大利疗养长年的肺病。
时隔5年，高尔基要回苏联了。对苏联同盟的民众而言，这是一件让他们极感兴趣和感动的事情。高尔基，这位大众熟悉的作家，会如何看待这5年间苏联同盟高速发展取得的社会建设成就，又会如何看待文学及文化的进步之姿呢？
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1925年组建的苏联文学团体。
在高尔基决定回国的那个春天，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主要城市特别举办了展览会，欢迎他归国。以当时的拉普为首 ，学校的文学部、人民文化委员会的艺术部等共同参与其中，实在是非常有益的活动。
圣彼得堡著名的古建筑，彼得大帝1703年创建。最初是圣彼得堡一处防御地点，18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用作关押政治犯的监狱，1924年起改为博物馆。——编者注
展览中不仅展出了高尔基的原稿，而且有1905年高尔基因撰写宣传文而被关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 监狱时的照片，甚至还有他与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一起拍摄的纪念照片，他与列宁一起下国际象棋的照片等，令人颇感兴趣。
展览会打动我的一点是，没有展出一张高尔基幼年及少年时代的照片。苏联同盟的幼儿园墙壁上，挂着列宁大约3岁时的可爱照片。然而，高尔基却没有一张童年时代的照片。高尔基在传记作品《童年》《在人间》《主人》《我的大学》中描写了自己连照片都拍不上一张的幼年及少年时代。我们仅从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这件事也能想象到，年幼的高尔基在他稚嫩的心中抗争着，他是在野蛮的、没有爱的晦暗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这次展览会统计了在俄国年轻人中哪位作家的作品最受欢迎。我想，外国作家中最受欢迎的是杰克·伦敦，俄国古典作家中最受欢迎的是托尔斯泰，现代作家则是高尔基。
高尔基从艰难的生活中对人生形成了各种复杂的印象，出于无法压抑、想要一吐为快的心情，他开始了小说的写作，那时他23岁。此后30多年间，高尔基的作品在全世界流传，源源不断地给予那些要成长为文化传承者的年轻人信心，让他们相信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也带给他们同屈辱战斗的勇气。
高尔基从意大利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他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几乎快要流泪了。这件事无人不知。
莫斯科自然不消说，高尔基甚至还去了俄国南方巡游，之后抵达了列宁格勒。刚好我也住在他下榻的欧洲大酒店。我通常不喜欢拜访名人，但高尔基我想见见。
于是，我在一张小卡片上用蹩脚的俄语写道：“一名日本女作家想拜访您，不知您是否有时间？如果您同意见面，请告诉我合适的时间。”高尔基简单地回复道：“明天9点等候来访。”
到了约定的时间，我敲了敲高尔基的房门。这是一个有2扇窗户的房间，室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是桌子上剩了一片烤面包，好像是高尔基与在我之前来访的人交谈时吃的，现在它像被人遗忘了一般放在盘子里。
高尔基从隔壁房间和他的儿子一起出来了。他是一位个高、肩宽的长者，留着我在照片中见惯了的胡须，穿着浅灰色的法兰绒衬衣，外面简单套了一件灰色的外套。握手时，我感受到他的手掌宽大、温暖，而且很干燥。我的心被这触感击中，这是向着太阳生长的壮丽杉树啊。
皮利尼亚克（1894—1938），苏联作家，苏联文学奠基人之一，曾到访德国、英国、日本和中国等。
我们简单地聊了聊苏联文学、日本文学，我简短地谈了谈自己对皮利尼亚克 去日本后写的《日本印象记》的感想。我认为，皮利尼亚克的文章装腔作势，或许很有趣，但他并没有描写日本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在作为女性的我看来，皮利尼亚克与其他欧洲作家一样，将艺伎描述成了一种充满巨大幻想的美丽事物，这让我对这位苏联作家感到不满。
不管怎么说，那时以我的俄语水平来说这些，高尔基或许很难抓住重点，但他以与生俱来的专注和那即使年迈也从未衰减集中力的目光看着我说话，不时微微点头。当我问他如何看待皮利尼亚克时，他用一种毫不掩饰且极度悲伤的表情对我说了3个字：
“唉，他呀。”
他说了这样的话。仅凭这语气，几乎就能知道这是给出了决定性的评价。这句话绝不是表达个人的轻蔑，但从中我能感受到他明彻的力量。他在长时间阶级文学的训练下，锻炼出了一种巨大的人格力量——能够洞察显现在这世上的才能有多大、有多真实。
我们又聊了聊日本的事情。高尔基问我，在日本，女性是否可以自由地出版书籍。我说可以，并反问他为什么要问这个。
高尔基解释说，墨索里尼没有赋予女性出版权。当女性作家想要在意大利出版书籍时，她需要得到丈夫、父亲或其他在法律上有监护权的人的许可。他说：“她们在美丽的意大利天空下，过着那样的生活。”
我与高尔基见面交谈的时间至多不过1小时，这对高尔基的一生而言，几乎是一个转身就忘却的瞬间，对我的一生而言，也着实是非常短暂的一刻。然而，他的风貌直接给予我深深的信赖感，他在各种历史节点上，以恒定不变的努力与正直挣扎求生至今，是一位人性上的胜者。那种感动将伴随我的一生，不会消散。
过去，要说到伟大的作家，那就是莎士比亚和歌德。可是，莎士比亚在他的时代开展了那样辉煌的戏剧活动，当一直照拂他的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他就带着处心攒下的积蓄回到了有土地和房子的家乡，那个他在年轻贫困时因卖掉了领主的鹿而无地自容的村子，在那里悠闲地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另外，歌德是一个拥有那样巨大才华的人，可晚年的他也写了嘲笑法国大革命的诗。
不过，高尔基和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晚年生活。1932年，作为其文学活动40周年庆典的纪念，终于将他和大众的党组织联系在一起。之后的4年间，他开展了丰富的文化、文学活动，其中洋溢着的信念，闪耀着的对年轻新社会的期待和爱，大家觉得如何呢？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
高尔基取得的成就，本质上就与莎士比亚、歌德等人迥然相异。1890年的俄国文坛，高尔基的出现首次让大众了解到隐藏在民众中的人性力量、文学能力具有如此强大的可能性。在那痛苦的反动时代，高尔基经历了有着诸多他难以理解的困难的“1917年” ，而他在大众发展、建设社会的同时，仍能不断扩展自我。在这方面，晚年的高尔基完全是大众最尊敬的代言人。
虽然他的才能早年间就因其个性丰富而吸引了世界的注意，但在苏联同盟的历史中、全新的人类社会基础上，晚年的高尔基展现了一个典型，即个人才能如何在社会和国际上取得丰硕成果。这也是高尔基在文学世界中首次达到的辉煌成就。
高尔基的文学成果非常丰富。1932年前后仅在日本翻译出版的全集就有24册。我想，他在之后的文学活动中一定产出了更多作品。值得向他学习的东西非常多。其中，我想在回顾他的一生时，能够给予我们巨大暗示的一点是，在他早期作品中出现了无人不知的浪漫主义要素及其发展的过程。
正如我们在其多部含有自传性要素的作品中所了解到的那样，对高尔基而言，从懂事起到1901年左右，着实是一段痛苦的时期，那是尚未明确方向的斗争时代。年轻的高尔基天生对屈辱敏感，追求人类生活的明丽与美好，但他在现实生活中无休止地看到的，是当时俄国民众的落后无知、酗酒烂醉和对巨大才能的浪费。
高尔基的本性中，他无法做到对这种现实妥协。而且，他也不能像某些人一样，为了让自己适应这种屈辱而自我驯化成一个懂事的人。虽说如此，但对当时年轻的高尔基来说，仅凭一个青年的力量要立刻改变周围的环境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他振奋的精神、追求更好生活的热情，并没有因此沉寂下去。
所以，高尔基在笔下各种人物的性格中，表达了他不为痛苦所屈服，对于为了日常生活里狭隘的舒适而庸庸碌碌这种状态的轻蔑，歌颂了对应许给人类的伟大之物的渴望。
在高尔基浪漫主义的社会性起源中，包含了以上种种性质。晚年，高尔基回忆自己在那个时代的作品及创作的态度时说道：
“那个时候，我试图用一种光荣的语气来谈论难以忍受的人生苦痛。因为我不喜欢抱怨。”
当时的高尔基抵抗着周遭施加的重压，为了守护内心的火种，不让自己被腐蚀，他需要从自己旺盛的生命力中产生的浪漫主义。如果高尔基没有将内心无法抑制的热情与让全人类过上更美好生活的希望，以及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而努力的意志相结合，那么作为作家的高尔基就只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或者是一位经历丰富多彩，但无法教给我们任何东西，空有豪言壮语的唠叨作家，不久就会被人遗忘。
使高尔基免于落入这种境地的，是那时常将他满溢的文学才能引入正道，并不断向前推动的独特正直感，那是有勇气直面现实的能力。这种能力使高尔基明白了在漫长的历史波澜中，那必须与自身相结合的意志到底在何处。
这种能力使得高尔基年轻时就看透了自身的浪漫主义，也就是保护他血液纯净的力量，也看透了历史中最为积极的现实的可能性，为此他不惜付出全部努力。在这一点上，他在没有羽翼的日常主义者中，融入了一种或许可以被称为浪漫主义的力量。
对于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的我们而言，高尔基走过的道路有着无限的深意。高尔基在对年轻劳动者中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们的寄语里说道：“我支持浪漫主义，只不过，是在对浪漫主义附加最为本质的条件的基础上。”我想，他这样的话正说明了上面的问题。
此外，对于他为什么要写小说这一问题，他这样回答：
“困难的生活给我留下很多印象。我觉得自己必须说出来。”
他向我们对比着展示并批评了两个有作家抱负的工人寄来的信。其中一名工人这样写道：
“啊，其实我的生活很是郁闷，甚至连小说也写不了，可我想成为作家。”
而另一名工人的信里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高尔基，我无法抑制自己将过去经历的种种战斗、那期间的体会写成小说的心情。”
高尔基认为，无须解释也能看出这两个有作家抱负的人中谁的动机是健康的。文学不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高尔基说。
“即便文学是神创造的，它也是为人类服务的。”因此作为作家，“最重要的是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中看见自己，然后将自己的意志与全人类的意志、与正在创造向善之物的意志相结合。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与其中包含的阻碍伟大创造的意志对抗。”
1936年8月
关于欣赏细腻的美
以“春”之名的自然馈赠囊括了所有的美丽，在我们的眼前一天天孕育、长大。
当我仰望晴朗高远的天空，看着木兰的白色花儿在蓝色、紫色中浮现，我的心中只有对这惊心之美的感谢与赞叹。
或许，反反复复地讲述、描写“美”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我终究做不到沉默不语。
就像是高兴时想小声地唱歌一样，哪怕用低沉的声音喃喃自语，我也觉得必须说点什么。
我认为一切事物的美可以分为：
宏大统一的美，
十分细腻的美，
或者是栖息在乍一看不会给人的内心带来任何波澜的事物中的美。
虽然这种划分方法十分粗略，但我认为在不同颜色中感受到的美、因联想而感觉美丽的事物，都可以包括在这些美的类别中。
大多数情况下，一切宏大、统一的美根据颜色的搭配，要么就是看起来很美，要么是看着不像样的东西，令人恼火。
我们需要关注并打理我们的外在，此外，当我们在看别人的外在时，应该也是一样的心情。
关于非常细致的美——我尤其认为此处有必要使用“非常细致”这一说法，所以加上了——我国自古就有的刺绣、描金画表现得很成功。
乍一看并不吸引人的事物中隐藏着的美，我认为是无比珍贵的，也是最令我喜悦的美。
我可以把这种美说成是无条件的细致的美，或者是细腻的美。
虽然它是一种极为精巧的、细致的美，但它以巨大的魅力和威严在我们的上方高高地照耀着。
这种美在大多数情况下生长于自然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就像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温柔以待的母亲一样，这种美具有让我们欢笑、让我们流泪的能力。对此我深信不疑，于我而言也的确如此。
位于东京都日本桥，以东京证券交易所为中心，汇集了许多家证券公司。
在那煞有介事般装腔作势的美的背后，总有种死板的感觉。以人类为例，就像是住在兜町 、年近四十的男子投机取巧的模样。
然而，唯有我所认为的美，无论在哪个层面来看，都不会令人反感。
纯朴——娴静——虽然如此，但也有不随意怠惰的严苛性。
尽管我们能自发地去迎合那种美，但拥有由美而来，却并不进入我们内心的鉴赏力，这和从装腔作势的美出发来靠近我们的方式全然不同，它是珍贵的。
这种美几乎不会出自我们的手，大多生长在自然之中，这也是应该的事。同时，我也希望它无法由人力创造。
即便是在一小撮土的黑色物质里，只要愿意观察，你就能发现其中有着无法想象的美。
没有色彩搭配，也没有什么联想，但就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从那种美中涌出来。
然而，在秋天里，当那无名杂木的树叶变成毫无雅致可言的茶色在空中摇曳的时候，我想，似乎再没有什么比得上红叶的美了。
不过，当我看见微弱的日光淌过树叶，叶片的边缘出现了极细、极薄却耀眼的金线，看到它一边闪耀着光辉，一边露出优雅微笑的样子时——
这样的景致，令我的眼角毫无来由地溢出泪水，心中盈满喜悦、谦逊和希望。我感到自己在那种美中呼吸着。
我可以对世人说我谁都不惧。
我想，即使是不怕看到人的鲜血，整日活在斗争和罪恶中，丝毫没有悔过之意、没有怜悯之心的人，一旦其内心被那种美浸润过，也一定会流下悔恨和欣慰的泪水，并对那种珍贵的美充满感激。
虽然我不认为神不存在，但也不会对此深信不疑，每日祈祷。可是，我奉于这美的祈祷，会延续至我死亡之时，持续不断。
同狂热的信徒只是拜了圣母像就看见自己的光辉未来一样，我也因这种美而感受到了一切。
在接触到这种美的时候，我存在于我之外的我之中，变得像孩子一样天真坦诚。
它使我可以爽快地回应任何人，可以敞开心扉纵情欢笑。
我打心底里赞美这种美。
而且我相信，即使地球毁灭，这种美也会像全然不知毁灭为何物一般，继续闪耀着。
无论是在黑暗中，还是在冰冷的角落里，都有美的存在。如果还是有许多人不认为存在着比普通的美更加珍贵的美的话，那么这些人只能从自然界获得一半快乐。而且他们是可怜的人。
“对自然没有反抗心的人很少。”我听说有位比我年长，资历和名声均远在我之上的人这样说过。
然而，我全心全意地赞美、崇拜大自然。而且我知道，这让我现在感受到幸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是一个亲近自然的人。
最初只是觉得伟大，感受着那极其细致的美，其间我竟意外地发现了这令人惊叹的细腻的美。
在我写作时，很多时候，这种美的力量就在我的心底发动。然后我可以写我所想，歌我所感。
开始感受到这种美，于我而言的一个变化是，自那之后，我的心似乎可以在自然中畅游了。
无论我走到哪里，这种微妙的美都会用比宝石更珍贵的、无可比拟且不可见的东西为我建造一座心的宫殿，并引诱我进入。
这个世界上，有谁会轻视自己所信仰的神吗？
有谁会憎恶生下了自己的母亲呢？
我想到了人们对待自己信仰的神的心情，想到了人们对产下自己的母亲的感情，想到了这令人尊敬的细腻的美。
摒除善恶，我只想将赞美与祝福献予我所爱之物，就此搁笔罢。
1914年3月
宫本百合子年表
·1899年，2月生于东京市一中产家庭，父亲为大正时期著名建筑师；10个月大时搬至北海道，在札幌生活到3岁。
·1905年，就读东京市驹込的驹本寻常小学（现为文京区立驹本小学），后转入名校诚之寻常小学（现为文京区立诚之小学）；父亲前往英国留学。
·1907年，6月父亲回国。
·1911年，就读东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高等女校（现为御茶水女子大学附属中学）；暑假开始尝试写小说，模仿与谢野晶子的《口语译源氏物语》，撰写长篇小说《锦木》。
·1916年，就读日本女子大学英文科；根据历年去福岛县乡村祖母家的经历，创作了《贫穷的人们》并刊于《中央公论》。
·1917年，陆续发表《阳光灿烂》《三郎爷》《大地丰饶》等作品，《贫穷的人们》出版单行本。
·1918年，9月和父亲去美国纽约留学。
·1919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旁听生，与语言学者荒木茂结婚；11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美丽的月夜》；12月回国。
·1924年，在夏目漱石女弟子野上弥生子的介绍下，与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汤浅芳子认识，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伸子》（《逃走的伸子》原名）；夏天与荒木茂离婚，后与汤浅芳子同居；《伸子》于《改造》杂志上连载。
·1926年，《伸子》连载完结。
·1927年，继续创作发表了如《高台寺》《帆》《未开拓的风景》等短篇小说；12月与汤浅芳子前往苏联旅行。
·1928年，《伸子》出版单行本；8月，二弟英男自杀。
·1929年，5月前往柏林、维也纳、巴黎、伦敦等地旅行。
·1930年，11月回国；12月加入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积极参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1931年，9月组织妇人委员会，倡导女性阅读、参与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10月加入日本共产党，成为反法西斯斗争的文艺中坚力量。
·1932年，2月与左翼文艺评论家宫本显治结婚；10月《职业妇女》《无产阶级文学》等杂志被日本当局勒令停刊，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受到压制，相关文学活动被迫中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