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谦虚
她们终于觉得，我们柔顺驯服得可以使用剪刀了。于是我们尽己所能地修剪自己。简短整齐的胡子显然比络腮长髯要舒服得多。自然，她们可没剃须刀给我们。
“这儿有这么多老女人，还以为肯定会有剃须刀呢。”特里揶揄道。杰夫随即便指出，他从未见过脸上这样光滑无毛的女人。
“总之，在我看来，男人的消失让她们在这方面更女人了。”他说。
“好吧，但也就这一方面而已。”特里不情愿地承认，“我从没见过这么不像女人的一群女人。单是孩子，不足以催生我认为的母性。
特里对母性的定义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种，不外乎躺在怀里的婴儿，或是“承欢膝下的一伙娃”，受到母亲的全情关注。而那种支配社会、影响艺术与产业、保护所有孩子并为其提供最完美关爱和教育的母性并不符合特里的定义。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里的服装。这些衣服就像我们自己的一样舒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舒服，也确实更漂亮。而口袋则更是完美无缺，第二层衣服上几乎满是口袋，经过巧妙地安排，在方便手进出的同时也不至于妨碍身体自由。如此巧妙的排列，在增强衣服性能的同时也增加了有装饰作用的缝线。
如此一来，正如我们难以忽视的其他许多细节一样，体现出了讲究实用的智慧与敏锐艺术感的结合，而且显然相得益彰。
我们相对自由的第一步，是一次国内自助游。没有健壮的保镖，只有我们的特殊导师，且同我们相处融洽。杰夫说他像爱姑妈一样爱扎瓦——“只是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姑妈都要让人愉快”；我和索梅尔非常亲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但特里和毛玳则是一对滑稽的组合。毛玳对他耐心且礼貌，但仿若伟人之举，如同一个娴熟老道的外交官在对待一个女学生。她无比包容特里的无理取闹。她和悦的笑声虽彬彬有礼，但时常让我觉得，她不仅是随声附和着他，一道“与人乐乐”，更是对其予以嘲笑。她无心的问题，几乎总让特里说出许多原本不打算说的话——我和杰夫发现，看他们对话，总会十分有趣。
特里似乎从未察觉毛玳淡淡的优越感。当她放弃争论时，他觉得自己使她哑口无言了。当她发笑时，他认为那是对他智慧的称颂。
尽管我不愿承认，但我心里对特里的尊重的确远不如从前。我敢肯定杰夫也是这样，但我们都没有向对方承认过。在家时，我们借其他男人作为标准来衡量他，虽然我们清楚他的缺点，但他绝对非比寻常。我们也清楚他的优点，而且，它们看起来似乎总比缺点突出。若由女人来评判——我是说我们那儿的女人——他声望总是很高。他显然很受欢迎。即便众人都知道他的脾性，也没人歧视他。某些情况下，他那被巧妙称作“风流倜傥”的名声，还似乎是一种独特的魅力。
但在这里，面对这些冷静睿智、克制幽默的女人，只有幸运的杰夫和不起眼的我作为参照，特里却并未显得更加突出。
作为“男人中的男人”，他并不突出；作为——我不得不说，“女性”中的男人，他也不显眼；他强烈的男性气质似乎是与她们强烈的女性气质唯一合适的搭配。但在这里，他毫无吸引力。
毛玳是个大女人，身上有不常见的平衡的力量。她的眼睛像剑客一样沉静、敏锐。她与自己照管的人维持着良好关系。我怀疑，即使是在她国，能否有很多人可做到像她这样。
当只有我们三个时，他叫毛玳“老毛”，并说她是“一个不错的老太婆，就是反应有点慢”，在这一点上他大错特错了。当然，他叫杰夫的导师“爪哇”[1]，有时也叫“摩卡”，或直接叫“咖啡”。他格外捣蛋时，也会叫“菊苣”[2]，甚至“波斯敦”[3]。索梅尔则侥幸逃离了这种幽默，除了一个非常勉强的绰号——“什么”。
“你们都只有一个名字吗？”有一天在我们被介绍给一群女人后，特里这样问。这些女人全都有简短悦耳的奇怪名字，就像我们已经认识的那几个一样。
“是的。”毛玳告诉他，“一旦立身处世，许多人会有另一个描述性的名字。那是我们自己争得的名字。当一个人的生活极其丰富时，这个名字甚至会改变或是增加一些涵义。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国母——我想也就相当于你们的总统或是国王了。当她还是个孩子时，她叫梅拉，意思是思想者。后来加上了‘杜’——杜梅拉，意思是智慧的思想者。而如今我们称呼她为欧杜梅拉——伟大而智慧的思想者。你们可以见见她。”
“全都没有姓氏吗？”特里继续纠缠，带着几分高高在上的感觉。“没有家族名？”
“没有啊。”她说，“为什么要有？我们都来自同一个祖先，事实上全是一个‘家族’的。你看，我们相对简短有限的历史至少给了我们这点好处。”
“但，难道母亲不想用自己的姓给孩子命名吗？”我问。
“不想——为什么要这样？孩子有自己的名字。”
“呃，为了——为了辨识。这样别人就知道这是谁的孩子了。”
“我们有最严谨的记录，”索梅尔说。“我们每个人有明确的血统线，能追溯到我们的第一位母亲。这样做的理由有很多，但至于说，为了让人知晓子出谁母——有何必要呢？”
此时此处，与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我们感受到了纯母性思维与父性思维的差异。个人荣誉感似乎奇异缺位。
“那你们其他的作品呢？”杰夫问，“难道你们不在上面签名吗？比如书籍、雕塑什么的。”
“当然会，我们全都以此为豪。不仅是书籍和雕塑，所有的作品都会。你会在房子、家具、有时甚至餐具上，发现小小的署名。因为若不如此，人们便会遗忘，但我们想知道受恩于谁。”
“你这么说，好像署名是为了方便用户，而不是为了让制作者自豪。”我说。
“两方面因素都有。”索梅尔说，“我们为自己的工作骄傲。”
“那为何不因孩子而骄傲呢？”杰夫催问。
“我们当然骄傲了！我们为她们感到无比骄傲，”她坚持道。
“那么，为什么不在她们身上署名呢？”特里洋洋得意地问。
毛玳带着略带嘲弄的微笑转向他。“因为完成品并不是属于个人的。当她们还是婴儿时，我们偶尔提到她们，确实会用‘埃萨的拉托’或是‘诺玟的阿莫’这种称呼。但那只是用来描述和交谈的。当然，在记录中，孩子属于她母亲那一血系，但是在言及她个人的时候，她就是拉托或阿莫，与她的祖先无关。”
“但你们的名字够用么，够给每个孩子取不同的新名字？”
“对于在世的各代人，确实够了。”
然后她们询问了我们的方式，并先弄清“我们国家”是怎么做的，然后又发现其他国家的做法不一样。当她们想知道哪种方法被证明是最好的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尝试去比较。每个民族都认定自己的习俗是优越的，忠心追随。它们要么轻视其他民族，要么就直接忽略。
在这些女人们的制度中，最显著的特质便是合理性。当我深入她们的记载，想要探究任何发展轨迹时，发现了最令人惊讶的事——她们有意识地努力让一切变得更好。
她们很早便发现了改进的价值，并不难推断出还有许多的发展空间，并呕心沥血地培养了两种精神——批判与创新。那些很早就表现出倾向观察、辨别和建议的孩子，在这些方面受到特殊培训。有的高官会花时间仔细学习一两门其他技能，希望使其进一步发展。
每个时代，都必然有新的智慧来发现不足、提出变更。所有发明家根据批评随时运用自己的特殊才能、提出建议。
此时我们已经学会，除非很好地准备了在相关问题上我们自己的解决方法，否则不要讨论她们的特质。所以，对不断追求改进这件事，我相当沉默。我们还不能表现我们的方式是更好的。
我们越来越由衷地欣赏这个国家的优点和管理，至少我和杰夫是这样的。特里依旧很挑剔，我们把这大部分归咎于神经紧张，而他确实急躁易怒。
这个国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它完美的食品供应。我们第一次走入森林，第一次从飞机上鸟瞰时，便注意到了这一点。如今我们来参观这座宏大的花园，观看这里的耕作方式。
这个国家大概有荷兰那么大，约10,000到12,000平方英里。在这些雄伟山脉两侧，密不透风的森林中，人们会错过许多个荷兰。她们大约有300万人——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300万已足以产生巨大的差异了，而这些人之间的差别更是超出了我们最初的预料。
特里坚持说，如果她们是单性生殖者，那么她们就该和蚂蚁和蚜虫一样彼此相似。他力陈她们间明显的差异就是某处肯定存在男人的证据。
但在之后更私密的交谈中，我们问，如果不是异体受精的话，她们怎么解释如此多的差别呢。而她们则认为，一部分是因为在小心谨慎的教育中，顺应哪怕是最微小差异的趋势；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基因突变。这是她们在摆弄花草时发现的，并充分运用到了她们自己身上。
由于缺少所有病态或是极端的种类，生理上她们比我们更彼此相似。作为一个种族，她们都很高大强壮、美丽健康。但个体在容貌、肤色和表情上都有很大差异。
“但毫无疑问的是，最重要的是心智的成长——也在我们所做的事里。”索梅尔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在你们之间，外表的差异常伴随着与之相当的观念、感受，和成果的差异吗？或者说，你们有没有发现，长得更相像的人内心生活和外在表现也会更相似？”
我们很怀疑这个观点，并倾向于认为外表差异越大，改良的机会也就越多。
“当然应该是这样。”扎瓦赞成，“我们一直认为失去自己的半个小世界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或许这就是为我们一直努力改进的原因之一吧。”
“但后天习得的特质是不可遗传的。”特里宣称，“魏斯曼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她们从不同我们争论这些绝对的说法，只是记下它们。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进步必然是由于突变，或只是因为教育。”她严肃地说，“但我们确实进步了。也许是这些较高的品质本就存在于最早的母亲身上，细致的教育不过是将它们发掘了出来，而我们个体间的差异则源自胎儿时期的细微差别。”
“我想更多的是因为你们积累起来的文化。”杰夫说，“和你们在精神上的骄人成就。我们对真正精神文化的方案知之甚少，但你们看上去似乎知道很多。”
不管怎样，在智慧和行为上，她们确实展现出了很高的水平，远超我们目前掌握的那些。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认识几个同样礼貌得体、同样很好相处的人——至少在他们保持着“社交礼貌”时。所以我们猜测，我们的同伴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极少数。后来，我们越来越相信，这些文雅的教养确实是教养。她们生于斯，养于斯，这对她们来说自然得普遍得就像鸽子的温柔，或是所谓的蛇的智慧一样。
至于学识方面，我承认这是她国每个个体身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并且，对我来说，也是最让我羞愧的。我们很快便不再指指点点那些她们认为再普通不过的事。这样的行为总会招来询问我们自身状况的尴尬问题。
食品供应最好地展现了这点。现在我将试着描述它。
农业已经发展到了顶峰，土地能确保多少人舒适生活，也已经有了仔细的评估，然后把人口限制在那个数字内。人们或许认为该做的都做了。但她们不这么想。对她们来说，这个国家是一个整体，是属于她们的。她们自身也是一个整体、一个意识清醒的团队，她们作为一个整体在思考。同样，她们的时间感也并非限制在个人的希望和抱负中。因此，她们习惯于思考并提出可能会持续百年的改进计划。
我从未见过，也从未想过，人类会像她们那样从容地将整个森林改栽成各种不同的树种。但这对她们来说，好像是最简单的常识一样。就像耕开一块次等的草地，然后重新进行播种。如今每棵树都能结果——可食用的果。至于那棵令她们特别骄傲的树，它本来是不结果的——也就是说，不结人类能吃的果。但这棵树非常美丽，她们很想留下它。年来她们一直在实验，如今，我们看见这棵异常优美迷人的树上，挂满了营养丰富的果实。
她们早就决定树是最好的粮食作物。在同样大小的土地上，它们需要更少的劳力来耕种，却结出了多得多的果实，还能保护土地，肥沃土壤。
季节性作物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水果、坚果、谷物和浆果，几乎全年都有。
在她国的较高处，靠近山脉背壁的地方，冬天会下雪。在东南方向，有一个巨大的山谷，谷里有一个从地下排水的湖泊。那里的气候与加利福尼亚相似，生长着许多柑橘、无花果和橄榄。
让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她们的施肥方案。在这样一小块被孤立起来的土地上，人们觉得一个正常的民族要么早就被饿死了，要么被迫每年挣扎着生存。这些仔细的养殖者制定出一套完美的、利用原有产物滋养土地的方案。餐桌上的食物残余、木材或纺织业的植物废料，和排水系统中的固体物，都被适当地处理与组合——从土里来，到土里去。
实际的效果，是她们的农田变得像每座健康的森林一样。土壤日益富饶，而非在地球其他地方常见的日渐贫瘠。
当这个方案第一次突然展现给我们时，我们大力称赞，但她们对此非常惊讶，不明白这样显而易见的常识有什么好赞扬的。她们询问我们的相关办法，而我们则在——呃，在分散她们注意力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我们先提我国的疆域面积，然后故意不小心撇开了问题的精华。
至少我们觉得自己分散了她们的注意力吧。后来我发现，她们除了详细精准地记录我们所说的一切，还制作了一种框架图表，我们说过的和明显回避的事都被记下并研究。对这些渊博的教育家来说，用几句话对我们的情况进行精准评估，简直就是小儿科。当一条观察结论似乎会引出一些极可怕的推论时，她们总对我们进行无罪推论，将疑问留给更深的认识。许多我们习以为常或认为是人类的局限的东西，她们完全不相信。并且，正如我所说过的，我们仨全都心照不宣地隐瞒了许多家乡的社会情况。
“像祖母那样唠唠叨叨！该死的！”特里说，“她们当然没法懂男人的世界！她们不是人——她们只是一群女——女——女人！”这是在他被迫承认她们是单性生殖后说的。
“真希望我们祖父的思想也能这么好。”杰夫说，“你真认为，忍受着贫穷、疾病诸如此类得过且过混日子的我们，值得赞扬吗？她们和平丰足、美丽富裕、善良聪慧，我觉得她们相当不错！”
“你会发现她们也有缺点的，”特里坚持着。部分由于自我防卫的原因，我们三个都开始寻找她们的缺点。来到此地前，我们都非常擅长此道——不过是在我们无凭无据的推测中。
“假设有一个只有女人的国家。”杰夫一次又一次地说，“她们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曾非常笃定，女人多了就必然会有局限、错误和罪恶。我们以为她们会沉湎于所谓的“女性虚荣”和“华而不实的东西”中，但发现她们发展出了一种比传统中式服装还要完美的装束。这种装束在需要时可以非常华美，且永远兼具实用性能与高贵品位。
我们以为她们会是千篇一律，呆板顺从的，却发现她们的大胆创新远非我们能及，机械及科技水平也与我们不相上下。
我们以为她们琐碎小气，却发现同她们的社会意识相比，我们国家在此方面，就像吵闹且低能的小孩。
我们以为她们嫉妒成性，却发现她们深厚的姐妹情谊、正直的品性智慧，是我们无法与之比拟的。
我们以为她们歇斯底里，却发现一个健康活力的标准、一种冷静平和的脾气。因此像辱骂这样的劣习，尽管我们尝试过解释，却无法解释清楚。所有这些就连特里也不得不承认。但他坚持说，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她们的另一面。
“这合情合理，对吧？”他说。“整件事极其反常——若非身处其中，我会认为这根本不可能。而一个反常的环境势必产生反常的结果。走着瞧吧，你们肯定会发现一些可怕的特征！比如说，我们还不知道她们是怎样对待罪犯、残障人士、或是老人的。你们注意到没有，我们从没见到过这些人！这其中必有蹊跷！”
我也相信其中必定有什么古怪的地方，所以我英勇得像个去抓公牛犄角的斗牛士——噢，不，应该是母牛！——我去问了索梅尔。
“我想在鸡蛋里挑点骨头。”我直截了当地对她说，“300万人没有一点缺点，这简直不可能。我们在努力了解并学习，你介意告诉我们在你眼中，什么是这个独特文明里最糟糕的品质吗？”
我们坐在一个花园餐厅的树荫凉亭里。美食已享用完毕，面前摆着一碟水果。亭子的一侧，是物产富饶、宁静秀丽的旷野。另一侧，则是散布着桌子的花园。桌子间的空地宽得足够保护隐私。我想在这里提一下，由于她们细致谨慎的“人口平衡”，她国内并不拥挤。这里有充足的房间和空间，遍地都是风和日丽的自由。
索梅尔把手肘支在身旁的矮墙上，托着腮，眺望这片美丽的土地。
“我们当然有缺点——每个人都有。”她说，“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我们的缺点比过去多了——就是说，我们的完美标准似乎越走越远。但我们并不气馁，因为记录显示我们有收获，并且是可观的收获。”
“我们以一位尤其尊贵的母亲为开端，继承了她之后漫长种族记载里的各项特征，这些特征会时不时地显露出来，给人警醒。但那也是——是的，大概六百年后，我们才有了你们所谓的‘罪犯’。”
“毫无疑问，我们将其作为首要任务——在训练中、繁育中，尽可能地消除这些最低等类型。”
“在繁育中消除？”我问。“作为单性繁殖，你们怎么做到呢？”
“如果那些表现出劣等品质的女孩，仍有权力去担任社会职责，我们便劝说她放弃母职。幸运的是，有些更差的女孩不能生育。但如果问题出自极其自负——那么这个女孩笃信自己有生育孩子的权力，不愿放弃，甚至认为她的孩子会比其他人的更优秀。”
“我明白。”我说，“之后她很可能用同样的心态抚养孩子。”
“这是不允许的。”索梅尔平静地说。
“不允许？”我询问，“不允许一个母亲抚养她自己的孩子？”
“是的。”索梅尔说。“除非她适合这项最高使命。”
这是对我以往信念的沉重打击。
“但我以为母职是属于你们每个人的——”
“母职——是的，那是说怀孕生子。但教育是我们最高深的艺术，只允许最杰出的艺术家进行。”
“教育？”我再一次迷茫了，“我不是指教育。我的意思是，母职不只包含怀孕生子，还包括照料婴儿。”
“照料婴儿包含了教育，只能托付给最合适的人。”索梅尔重复道。
“你们分开了母亲和孩子！”我吓得叫了起来，特里的某些感受慢慢地在我身上蔓延。这么多的美好，背后必有什么蹊跷。
“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她耐心地解释，“你知道，几乎每个母亲都将自己的母职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每个女孩都很珍惜。这是极致的快乐、无上的荣光，是最亲密、最私人，也是最珍贵的事。换言之，抚养孩子对我们来说，已经变成一种透彻研究、小心实践的文化。我们越爱自己的孩子，就越不愿意相信那些拙劣的看护——即便是我们自己的。
“但是母亲的爱——”我大胆地问道。
她看着我的脸，试图找出一种清晰的表达方式。
“你曾告诉我们关于你们牙科医生的事。”她终于开口，“那些灵巧的专业人士，一辈子都在替人修补牙齿上的小洞，有时也补小孩子的牙。”
“所以呢？”我不明就里地问。
“母爱会敦促或是希望你们那里的母亲，亲自给自己的孩子补牙吗？”
“什么？不，当然不会，”我反对道：“那是一种相当专业的手艺。但照料婴儿显然每个女人都行啊——每个母亲！”
“我们不这么认为。”她温和地答道，“我们中最能干的人得到那个任务。而大多数的女孩都热切地申请这一任务。我向你保证，我们拥有最好的人选。”
“但那些可怜的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噢！不是的！”她诚恳地向我保证，“绝对没有失去。那仍是她的孩子，仍会在母亲身边，她不会失去孩子。但她不是唯一一个照料孩子的人，还有其他她知道更聪明的人来帮忙。她知道她们更聪明，因为她曾和她们一样学习、实践，衷心尊敬她们的卓越。为了孩子好，她很高兴孩子受到最好的照料。
我并不信服。况且这些只能算道听途说，我还没亲眼见识过她国的母职。
[1] ：爪哇为印度尼西亚一个小岛，也是一个咖啡产地。
[2] ：菊苣的根可充作咖啡。
[3] ：波斯敦为一种咖啡替代品的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