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笑的爱（出版书）》
作者：[捷]米兰·昆德拉
译者：余中先/郭昌京
内容简介：
《好笑的爱》是米兰·昆德拉的短篇小说集，最初是1963年与1969年之间在布拉格出版的三本“小册子”的题目。作者从它们收录的十篇小说中抽出八篇组成小说集于1970年在布拉格出版，同年出版了法文的第一版，在法文版中，篇数最终减少为七篇。印行世界三十七国，在法销售逾六十万册。本书以冒渎不恭的轻佻手法，提出对生命本质最沉痛的质疑。这般嬉笑怒骂始让我悟得，我们甚至连向往悲剧的权利也被这个现代社会剥夺殆尽了。
I 谁都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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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永恒欲望的金苹果
马丁
历险开始
一次成功的标定
一点点理论
游戏与必然
家的光芒
欺骗
一次成功的挂钩
赞美友谊
白衣裙的年轻小姑娘
过分轻信的陷阱
背叛
懊悔
永恒欲望的金苹果
Ⅲ 搭车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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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座谈会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第四幕
第五幕
Ⅴ 让先死者让位于后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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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哈威尔大夫二十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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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爱德华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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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谁都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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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给我倒一杯斯利沃维什。”克拉拉冲我说，我也不反对。我们为开酒瓶找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借口，不过，理由十足：我有一篇很长的论文发在一本艺术史杂志上，那天，我刚刚收到了相当丰厚的一笔稿费。
要说呢，我的论文实在是费了一番周折才得以发表的。我早先写的东西，招来了不少争议和批评。所以，老派而又审慎的《造型艺术思维》杂志回绝了这篇文章，我只得把它转投给另一家对手杂志。尽管它的名气实在不太大，但它的编辑比较年轻，顾忌也比较少。
邮递员把汇款单送到学校，还捎带来一封信。一封无关紧要的信，上午，我由于陶醉于新赢得的声誉，只是匆匆地浏览了一遍：但是，等到回家后，夜深人静之际，酒也喝得差不多了，为了逗乐子，我从写字台上拿起那封信，冲克拉拉念道：
“亲爱的同志——假如您允许的话，我愿使用这样的称呼——亲爱的同行——敬请您原谅一个您素昧平生的人冒昧地给您写信：我找您不为别的，只求您能读一读随信奉上的拙文。我并不认识您，但我很尊敬您，因为您在我眼中并非平凡之人，您的观点，您的推理，您的结论，始终以令人惊奇的方式，证实我本人研究的结果……”接着，就是对我名誉的一番盛情赞美，临了还有一个要求：请我无论如何也要为他的文章写一份阅读报告，推荐给《造型艺术思维》杂志，半年来那家杂志始终拒绝他的文章，并把它贬了一通。他们对他说，我的意见将是决定性的，于是，我从此就成了他惟一的希望，成了他在漆黑的深夜中惟一的一道微光。
我和克拉拉，我们就这一位扎图莱茨基先生开着各种各样的玩笑，这个崇高的姓氏刺激了我们；当然，我们的玩笑都是真诚的，因为他写给我的赞美辞令我慷慨大方，尤其当我手中还握着一瓶美味的斯利沃维什酒时。在这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我慷慨到了极点，简直可说是感受到了对全世界的爱。虽不能给全世界赠送礼物，我至少给克拉拉送了。就算谈不上是礼物，至少还算是允诺。
克拉拉是一个良家少女，芳龄二十。我说良家少女还是轻了，简直是名门闺秀！她父亲早年是个银行经理，因此算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一九五〇年前后被赶出布拉格，下放到切拉科维采村定居，离首都有老远的一段路程。姑娘受了牵连，被打发到布拉格的一家制衣厂去踩缝纫机，成天在一个偌大的车间里干活。这天晚上，我坐在克拉拉面前，一边千方百计地讨她的欢喜，一边轻巧地夸口说，我可以托朋友帮忙，为她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改善她的处境。我肯定地说，绝对不能允许让一个如此漂亮的姑娘在缝纫机面前耗尽她的美，我决定让她成为一个模特儿。
克拉拉没有反驳我，我们十分和谐地度过了美妙的一夜。
2
我们被蒙住眼睛穿越现在。至多，我们只能预感和猜测我们实际上正经历着的一切。只是在事后，当蒙眼的布条解开后，当我们审视过去时，我们才会明白，我们曾经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才能明白它们的意义。
那天晚上，我为我的成功而畅饮，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末日的序幕。
由于我什么都没有预料到，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心情舒畅。克拉拉还在幸福的熟睡之中，我就拿起扎图莱茨基先生随信附来的文章，带着一种好玩的漠不关心的心境，坐在床上，读了起来。
这篇题为《米科拉什·阿莱什，捷克绘画的一位大师》的文章，根本不值得一读，我为它花费半个小时都是冤枉了。通篇堆积了陈词滥调，没有一丝儿合逻辑的展开，没有一丝儿独特的思想。
毋庸置疑，这是一大堆蠢话。确实，就在当天，《造型艺术思维》杂志的主编卡劳塞克博士（不过，他是最让人讨厌的人物之一）在给我的电话里，就这样给它定了性。他把电话打到我的学校，对我说：“你收到了扎图莱茨基先生的论文没有？这样，请你帮我一个忙，给我写一篇阅读报告吧，五位专家已经否定了他的文章，但他还是一味固执，他以为，你是独一无二的权威。请写上几行字吧，就说它怎么怎么站不住脚，你有资格说这话，你知道该怎么把话说得尖酸一点，这样，他就会让我们清静了。”
但是，我心中有什么东西在反对：为什么偏偏是我，恰恰是我，要成为扎图莱茨基先生的刽子手？再说，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造型艺术思维》曾自认为很有道理地拒绝过我的文章呢；此外，对我来说，扎图莱茨基先生的这个姓，还跟克拉拉，跟那瓶斯利沃维什酒，跟一个美妙的夜晚密切相连呢。无论如何，我不会否定它，那样做不人道，我只需伸出一只手，掰着手指头数，就能数出有谁把我当作“独一无二的权威”，甚至只要伸出一根手指头就够了。为什么要把这个惟一的崇拜者变成我的敌人呢？
电话说到最后，我使用了一些巧妙而又含糊的措辞，让我们两人谁都以为其中的意思很明白，卡劳塞克认为是一种承诺，而我认为是一种脱身之计。我挂了电话，拿定主意，坚决不写那篇关于扎图莱茨基先生论文的阅读报告。
于是，我从抽屉中拿出信纸，给扎图莱茨基先生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小心地避免对他的研究作出任何形式的评判，我对他解释说，我关于十九世纪绘画的想法，通常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尤其是在《造型艺术思维》的编辑眼中，因此，我的介入不仅不会有用，反而可能坏事；同时，我回敬了扎图莱茨基先生一大堆友好的客套话，我相信他不会看不出字里行间对他的一种感激之情。
信投进邮筒之后，我就立即忘记了扎图莱茨基先生。但是，扎图莱茨基先生并没有忘记我。
3
有一天，我刚刚讲完课（我在大学里教绘画史），系里的秘书玛丽女士就来敲教室门。玛丽是一个有了一些年纪的和蔼可亲的女人，她常常为我煮咖啡，每当电话中传来讨厌的女人声音找我时，她就替我回答说我不在。玛丽从门缝里探了一下脑袋，对我说，一位先生在等我。
先生们的来访，我是不怕的。我跟大学生们告了别，轻松地来到走廊中，一个小个子先生等在那里，他穿着黑颜色的旧西服，里面是白色的衬衫。他向我致意，然后恭恭敬敬地自报姓名，他叫扎图莱茨基。
我把来访者请进一个空教室，请他在一把扶手椅中坐下，以一种欢快的语调开始谈话：我海阔天空地神侃一通，从糟糕透顶的夏天，一直谈到布拉格的那些画展。扎图莱茨基先生彬彬有礼地赞同着我的那通无聊话，但随即拼命地把每一个话头引向他的论文，突然之间，他的文章就来到我们中间，尽管它看不见，也摸不着，却像一块磁铁那样，不可抗拒地成了实实在在的物体。
“我倒是很愿意为您的研究写一篇报告，”我终于说，“但是，我已经在信里向您解释过，谁都不会把我当成研究十九世纪捷克绘画的一个专家，再说，我跟《造型艺术思维》编辑部的关系也闹僵了，他们把我看成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现代派，这样一来，即便我这里给您一个有利的评判，结果也只会有损于您。”
“噢，您实在是太谦虚了，”扎图莱茨基先生说，“一个像您这样的专家，怎么可能如此悲观地看待自己的地位呢！编辑部的人对我说，一切都将取决于您的意见。假如您看重我的文章，它就会发表。您是我惟一的机会。这篇论文费了我整整三年的心血，整整三年的研究。现在，一切都在您的手心中攥着呢。”
我们竟然如此无忧无虑地，用如此可怜的材料，炮制着我们的借口。我不知道回答扎图莱茨基先生什么才好。我机械地抬起眼睛，正面凝视他，看到了老式的小小眼镜片，那么朴实无华，还有他额头上一道深深的皱纹，垂直而下，那么苍劲有力。在一瞬间的清醒中，我的脊椎上掠过一丝颤抖：这道凝重而又固执的皱纹，不仅反映出它的主人为米科拉什·阿莱什的绘画艺术付出的智力牺牲，还显示出一种非凡的意志力。我一下子惊慌失措了，怎么也找不到足够灵活的托词。我知道，我是不会写那份阅读报告的，但是，我也知道，我没有勇气，当着这个苦苦恳求的小个子男人的面，把这话明说出来。
我只得微笑着，含糊其辞地允诺了一声。扎图莱茨基先生赶紧致谢，说他不久后会再来找我打听结果；我满脸堆笑地离开了他。
几天后，他真的又来了，我灵敏地躲开了他。但是，第二天，有人告诉我，他又来学校找我了。我这才明白到，事情坏了。我立即找到玛丽女士，准备采取紧急应对措施。
“玛丽，请您帮我一个忙，假如那位先生再来找我，您就告诉他，我去德国作学术考察了，要一个月以后才回来。另外：我所有的课程不是都排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吗？从今天起，我改为星期四和星期五教课。您只去通知我的学生就行了，不要对任何人说这事，课程表上也不要改。我不得不转入地下。”
4
没过多久，扎图莱茨基先生果真又来学校找我，当女秘书告诉他，我有急事去了德国时，他显得有些绝望。“可是，这不可能呀！助教先生应该为我的文章写一份报告的！他怎么能这样说走就走了呢？”“这我就无可奉告了，”玛丽女士回答他说，“不过，他要一个月之后才回来。”“还要一个月啊……”扎图莱茨基先生十分沮丧。“您知不知道他在德国的地址？”“我不知道。”玛丽女士说。
我清静了一个月。
但是，这个月过得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扎图莱茨基先生又站在了女秘书的办公室里。“不，他还没有回来，”玛丽女士对他说。而当她看到我时，便带着一种恳求的口气问我：“您的那位老先生又来了，您到底想让我怎么跟他说？”“您对他说，玛丽，就说我在德国得了黄疸病，在耶拿住院。”几天后，当女秘书告诉他这一消息的时候，扎图莱茨基先生嚷了起来：“住院了？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呀，助教先生应该为我的文章写一份阅读报告的！”“扎图莱茨基先生，”女秘书带着指责的口吻说，“助教先生在国外得了重病，而您却只惦记着您的文章！”于是，扎图莱茨基先生脑袋缩回肩膀中间走了，但是半个月之后，他又来了：“我给耶拿的医院发了一封挂号信。可是信却给退了回来！”第二天，玛丽女士见到我时，冲我抱怨：“您的老先生都快把我逼疯了。请您别生我的气，您又让我怎么对他说才好呢？我告诉他说，您已经回来了，得了，您现在就自个儿琢磨着去对付他吧！”
我当然不怪玛丽女士，她已经尽心尽力了，再说，我还远远没有服输呢。我知道我是抓不住的。我的生活完全转入了地下，我偷偷地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上课，而在星期二和星期三，我却偷偷躲在学校对面，藏在一栋大楼的过道里，幸灾乐祸地看扎图莱茨基先生的好戏，看他等着我从学校中出来。我真想给我自己戴上一头假发，粘上一把假胡子。我把自己当成了夏洛克·福尔摩斯、开膛者杰克，当成了穿越城市的隐身人。我真是开心死了。
但是，有一天，扎图莱茨基先生终于厌倦了捉迷藏，咚咚咚地敲响了玛丽女士办公室的门。“我倒要问一问，助教同志到底什么时候上课呢？”“这个问题，您只要查一下课程表就知道了。”玛丽女士反唇相讥，指了指墙上贴着的一张大图表，那上面一清二楚地写着每门课程的上课时间。
“我知道，”扎图莱茨基先生可不愿意被人糊弄，“但是，助教同志从来就没有在星期二来上过课，星期三也从来不来。难道他停课了吗？”
“没有呀。”玛丽女士答道，显然有些难堪。
于是，小个子男人把矛头对准了玛丽女士。他指责她把课程表安排得一塌糊涂。她不无讥讽地问，她怎么可能不知道教师们在什么时候上课：他威胁说，他要去校长那里告她。他大吵大闹。他口口声声说，他同样也要控告助教同志，他排了课竟然不上。他问她校长在不在。
不幸的是，校长在。
于是，扎图莱茨基先生敲开校长室的门，走了进去。十分钟之后，他又回到玛丽女士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她要我的私人地址。
“利托米什尔市，斯卡尔尼科瓦街二十号。”玛丽女士说。
“怎么，他住在利托米什尔市？”
“助教先生在布拉格只有一个临时落脚点，他不希望我把地址告诉别人……”
“我要求您把助教先生在布拉格的家庭地址告诉我。”小个子男人叫嚷起来，嗓音颤声颤气的。
玛丽女士彻底地慌了神。她说出了那个地址，我的小阁楼，我可怜的藏身之地，我幸福的巢穴。这一回，我在劫难逃了。
Jack the Ripper，生活于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底层社会的一个杀手。
the Invisible Man，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的科学幻想小说《隐身人》中的主人公，隐身后引起社会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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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我的固定地址是在利托米什尔市。我在那里有我母亲，还有我父亲的遗物；我一有可能，就会离开布拉格，回到家里工作和学习，回到妈妈的小小居所。所以，我一直把我母亲的地址留作我的永久性地址。但是，在布拉格，我一直无法如我期望的那样，找到一个合适的单身公寓，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于是，我在环城马路附近的一个街区，从二房东的手里，租了一间完全独立的小小的阁楼房，我尽可能悄悄地隐居其中，以免无谓地遇上那些不受欢迎的拜访者，省得他们老是看我三天两头调换女朋友。
当然，我不敢夸口，我在公寓楼里的声誉就一定好到什么程度。而且，每当我去利托米什尔市小住时，我差不多总是把房间借给我的伙伴们，他们在阁楼中一玩起来就大吵大闹的，弄得全楼的人夜里都睡不好觉。所有这些激起一部分居民的愤怒，他们向我发起了一场无声的战争，其战斗形式具体表现为：时不时的，街道委员会便会有专门的意见传达给我，甚至还会有控告信递到房管处。
在我这故事发生的年月里，克拉拉开始觉得，每天要从切拉科维采村赶来布拉格上班，实在是一件难事，就决定夜里住在我这里，一开始她还有些腼腆，只是在例外情况下才留下过夜，后来，她留下了一条裙子，再后来，又留下好几条裙子，一段时间之后，我的两件西服就挤到了大衣柜的角落里，而我的小阁楼变成了妇女服装的专柜。
我确实很喜欢克拉拉；她很美丽；我们一起出门时，见别人频频地回头看我们，我心中就别提有多美了；她比我小十三岁，这一情况只会在学生的眼中增添我的魅力；总之，我有一千个理由看重她。然而，我又不愿意别人知道，她就住在我那里。我怀疑，可能已经有人因此而责怪我那位善良的房东，这个上了年纪的人为人谨慎，从不管我的闲事；我担心他有朝一日来找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无可奈何地请我把我的女朋友打发出门，以保全他的良好声誉。因此，我严肃地告诫克拉拉，无论谁来敲门，都不许开。
那一天，她独自在家。白天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小阁楼中闷热异常，几乎能叫人窒息。于是，她赤裸裸地躺在长沙发上，呆呆地望着屋顶。
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人咚咚地敲响房门。
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既然我的小阁楼门上没有门铃，来访者就得直接敲门。这样，克拉拉丝毫不为这一阵骚乱所动，根本就不打算中断自己面对屋顶的沉思。但是，敲门声一直响个不停；而且，它体现出一种冷静而又无法理解的固执：克拉拉终于变得神经质起来；她开始想象站在门前的一位先生，想象他慢慢地、优雅地翻开上衣的里子，随后突然就开口问她，为什么她不马上开门，她到底想掩藏什么，她是不是登记了住在这里。她屈从了一种犯罪感，不再凝视屋顶，目光巡视了房间一周，想找到她放衣服的地方。但是，门敲得那么紧，她在慌乱中竟找不到自己脱下的衣服了，只看到门口挂着的我的那件雨衣。她匆匆套上雨衣，打开了门。
在门口，她看到的，不是一张凶残的老奸巨猾的脸，而是一个小个子男人，他问了一声好：“请问助教先生在家吗？”“不在，他出去了！”“真遗憾。”小个子男人说，彬彬有礼地道歉，“助教先生应该为我的一篇文章写一份阅读报告的。他答应过我了，现在，这件事情十分紧迫。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想至少给他留一张字条。”
克拉拉给了小个子男人一张纸和一支笔。当天晚上，我就从那张字条上读到，他那篇关于米科拉什·阿莱什的论文的命运就掌握在我的手中，扎图莱茨基先生正恭候着我撰写早已允诺的报告。他还补充了一句，说他还会到学校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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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玛丽女士对我说，扎图莱茨基先生已经威胁过她，她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他如何跟她大吵大闹，如何告了她的状；可怜的玛丽眼泪汪汪的，嗓音都变得颤巍巍了；这一次，我真的动怒了。我心里清楚得很，始终玩着藏猫猫游戏的玛丽女士，实际上迄今为止一直是在开玩笑（更多地出于对我的同情，而不是纯粹的取乐），然而她现在感到了威胁，她自然会把我看成是这种冒犯的起因。这些损害还不算，还有更糟糕的事实没有算在里面呢，瞧瞧，玛丽女士被迫泄露了我的小阁楼的地址，有人连续敲了十分钟我家的门，克拉拉已经被吓坏了，想到这一切，我气不打一处来，心中的怒气立即冒了出来。
正当我在玛丽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紧咬着嘴唇，心中盘算着怎么实行报复，这时，门开了，扎图莱茨基先生出现了。
他一看到我，脸上就放射出幸福的光芒。他向我鞠了一躬，还问了一声好。
他来得太早了，我还来不及考虑复仇计划。
他问我，昨天是不是看到了转给我的字条。
我一声不吭。
他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
“是的。”我终于答道。
“这么说，那篇报告，您就要写了？”
我看着眼前的他：弱小，执拗，令人生畏；我看到了他额头上垂直的皱纹，它描画出一条表示一种惟一激情的纹路；我看到这道纹路，我明白，这是一条由两个点规定的直线：一个点是我的阅读报告，另一个点是他的那篇论文；除了这条顽固不化的直线的瑕疵，他的生命中就只有一样东西存在，一种惟有圣徒才做得到的苦行。于是，我的脑子里冒出一个邪恶的弥补计划。
“我希望您能明白，在昨天发生的事情之后，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对您说的了。”我说。
“我不明白您的话。”
“不要演戏了。她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抵赖是没有用的。”
“我不明白您的话。”小个子男人又重复了一遍，但是，这一次，语调更为强硬。
我则以一种欢快的、近乎友善的语调说：“听我说，扎图莱茨基先生，我是不打算责备您的。我也一样，很喜欢女人，我理解您。我也一样，换了我的话，我也会对一个年轻姑娘大献殷勤的，假如我独自和她待在一个房间里，而她又光着身子裹在一件雨衣中，保不齐我会做出什么来呢。”
小个子男人的脸唰地就变白了：“这是诬陷！”
“不，这是事实，扎图莱茨基先生。”
“是那位女士对您说的吗？”
“她对我无话不说，没有任何秘密。”
“助教同志，这是诬陷，我可是结了婚的人！我有老婆！我还有子女！”小个子男人向前迈了一步，迫使我后退。
“这样就罪加一等了，扎图莱茨基先生。”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结了婚这一事实，使得追女人的人罪加一等。”
“请您收回您刚才说的话！”扎图莱茨基先生说，语气中透着威胁。
“同意！”我摆出和解的姿态，“婚姻并不一定就使追女人的人罪加一等。但是，这算不上什么。我对您说过，我并不责怪您，我非常非常理解您。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始终弄不明白，您在企图诱惑一个男人的女朋友之后，怎么还可以强迫他为您的论文写阅读报告呢？”
“助教同志！这完全是卡劳塞克博士，科学院主办的刊物《造型艺术思维》杂志主编的意思嘛，是他要求您写这报告的，您就得写！”
“请您抉择吧！是要我的阅读报告，还是我的女朋友。您不能两者兼得！”
“您怎么能这样呢！”扎图莱茨基先生嚷了起来，愤怒得近乎绝望。
事情也怪了，我突然觉得，扎图莱茨基先生曾确确实实对克拉拉图谋不轨了。我也光起火来，跟他对嚷起来：“您居然也有资格厚着脸皮教训我？您应该为您的所作所为当着女秘书同志的面向我真诚地道歉！”
我转过身，背对着扎图莱茨基先生，他被我说得有些晕晕乎乎，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办公室。
“好极了！”在赢得这一番艰难的战斗之后，我总算叹了一口气，我转而对玛丽女士说：“现在，我想他再也不会拿那篇阅读报告来惹我的麻烦了。”
一阵沉默之后，玛丽女士不无腼腆地问我：
“您为什么不想为他写报告呢？”
“我亲爱的玛丽，因为他的文章是一大堆蠢话。”
“那么您为什么不写一篇报告，说他的文章是一大堆蠢话？”
玛丽女士瞧着我，满脸宽容的微笑：正在这时，办公室的门又开了；扎图莱茨基先生出现了，伸长胳膊指着我说：
“我倒要看看，到头来究竟谁向谁道歉！”
伴随着颤抖的声音，这些话一股脑儿从他嘴里倒出来，随后，他就消失了。
7
我记不太清楚了，是那一天，还是几天之后，我们在信箱中发现一个没有写地址的信封。信封里有一张纸，上面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着几行很大的字：“女士！星期天请来我家，我们谈一谈我丈夫遭受的诬陷问题！我全天都在家。假如您不来的话，我将不得不采取行动。安娜·扎图莱茨基，布拉格第三区，达利摩洛瓦街十四号。”
克拉拉害怕了，开始责怪起我。我反手一挥，就扫干净了她的担心，我宣称，人生的意义恰恰在于游戏人生，假如人生过于懒惰地对待这一切，就必须再轻轻地给它一个小小的推动力。人应该不断地骑上新的种种历险的马背，无畏地驰骋在奇遇的疆场，不然的话，它就会像一个疲惫的步兵，在滚滚的尘埃中拖着沉重的脚步。当克拉拉回答我说，她不想骑上任何历险的马背，我便向她担保，她将永远不会撞上扎图莱茨基先生，也不会遇到他的妻子，我自己选择的冒险驰骋，不用依靠任何人的帮助就可以驾驭。
早上，我们走出公寓楼时，看门人把我们叫住了。看门人不是我们的敌人。前些日子，我已经聪明地塞给了他五十克朗，从此，我就生活得很自在，我愉快地坚信，他对我的事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楼里的敌人找我麻烦时，他也不会火上浇油。
“昨天有两个人来找您。”他说。
“谁？”
“一个小矮个儿和他的太太。”
“他太太长什么样？”
“她比她丈夫高两个头，一个精力很旺盛的女人。严厉无比，杂七杂八的事她全都打听。”接着，他对克拉拉说：“尤其打听您的事。她想知道您是谁，您叫什么名字。”
“我的老天，您都对她说了些什么？”克拉拉惊叫起来。
“您想，我又能对她说什么呢？难道我还知道谁来过助教先生的家吗？我对她说，他每天回来都换一个女的。”
“好极了。”我说着，又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十克朗的钞票，“以后您就这样说！”
“什么都别担心，”我接着对克拉拉说，“星期天你哪里都别去，没有人会动你一根手指头。”
星期天到了，而在星期天之后，则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什么事都没有。“你瞧。”我对克拉拉说。
可是，星期四有事了。我像往常那样，在偷偷换了时间的那节课上，向大学生们讲解着野兽派，说那些青年的野兽派画家如何怀着满腔的热情，真诚无私地亲密协作，把色彩从印象派的描绘中解放出来。正当我讲得起劲时，玛丽女士打开教室门，进来悄悄地对我说扎图莱茨基的妻子来找您了！”“您知道，我不在学校，让她去查课程表好了。”但是，玛丽女士摇摇头，说我说了您不在，但是她朝您的办公室瞥了一眼，她看到您的雨衣挂在衣架上。于是，她一直在走廊里等着您。”
急能生智，身陷一条死胡同，反倒激起了我最漂亮的灵感。我对我最得意的学生说：“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快到我的办公室去，穿上我的雨衣，然后走出学校！一个女人会上来认定您就是我，但是，您的任务很简单，无论如何，要一口咬定您不是我。”
那个学生出去了，一刻钟之后才返回。他告诉我说，任务已经完成，道路已经疏通，那个女人已经打发掉了。
这一回合，我赢了。
可是，星期五又有事了，晚上，下班回家后，克拉拉在那里颤抖个不停。
那一天，一个彬彬有礼的先生突然推开车间的门，那位先生平时负责在缝纫厂的漂亮客厅接待一些女顾客，今天却来到了克拉拉工作的车间。当时，克拉拉正和其他十好几个女工埋头踩着缝纫机。只听得那位先生高声嚷道：“你们中可有哪一位住在城堡街五号？”
克拉拉立即意识到，这是冲着她来的，因为，城堡街五号，正是我的住址。不过，我平时特别提醒她的小心谨慎起了作用，她并没有答腔，因为她知道，她是偷偷地住在我那里的，这事不能告诉任何人。“瞧瞧，我正是这样对她解释的。”彬彬有礼的先生见女工们谁都没吱声，就嘟囔一声，出去了。后来，克拉拉得知，原来，他是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一个恶狠狠的嗓音在电话中逼着他检查所有女工的地址，并且花费了整整一刻钟，竭力地说服他相信，在这些女工中，有一人应该是住在城堡街五号。
扎图莱茨基先生的影子笼罩在了我们那伊甸园一般的小阁楼上。
“可是，她是怎么发现你的工作地点的呢？这里，在这楼里，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的情况呀！”我说着，提高了嗓门。
是啊，我确确实实坚信，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的生活情况。我活得就像那些怪人一样，他们以为，靠着几堵高墙，就躲避别人冒失的目光，他们却根本没料想到一个微小的细节：那些高墙只不过是用玻璃做的，透明若无。
我早已收买了看门人，让他不要泄露克拉拉住在我这里的消息，我也迫使克拉拉行为要谨慎再谨慎，举止要诡秘再诡秘，尽管如此，整个楼里的人还是都知道了她住在这里。某一天，她在跟三楼某个女房客的闲聊中，竟说漏了嘴，只这一次足矣，全楼的人都知道她在哪里上班。
其实，我们早就被发现了，但我们自己却没有料到。只有一件事还不为我们的迫害者所知：克拉拉的名字。全靠了这个惟一的小秘密，我们才得以躲过扎图莱茨基先生的跟踪，然而，他展开的那一番有条不紊的、孜孜不倦的斗争，就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明白，事态变得严峻起来；这一回，我的历险之马已经漂亮地备好了鞍。
8
刚才说的，是星期五的事。而到了星期六，当克拉拉下班回来后，她又是浑身颤抖个不停。事情是这样的：
扎图莱茨基夫人去了，由她丈夫陪同，到了她昨天打过电话的服装厂。她请求厂长同意她和她丈夫去车间里转一圈，辨认一下在那里工作的女工们的脸。当然，这样的一种调查让厂长同志大吃一惊，但是，面对着扎图莱茨基夫人的固执意愿，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她抛出的几句话令人心惊胆战，什么事关一个人的名誉啊，生活遭到毁灭啊，要打官司啊，等等。扎图莱茨基先生待在她的身边，一声不吭，紧锁着眉头。
于是，他们被带到了车间里。女工们纷纷抬起脑袋，脸上漠无表情，克拉拉认出了小个子男人；她的脸色变白了，又埋头干起活来，谨慎得格外显眼。
“请吧。”厂长带着一种不无嘲讽的礼貌口吻，对这一对面部僵硬的男女说。扎图莱茨基夫人明白，得由她来开始，便开口鼓励她的丈夫：“我说，你可给我看准了！”扎图莱茨基先生抬起晦暗的目光，在车间里来回扫视。“她在这里吗？”扎图莱茨基夫人低声问道。
尽管戴着眼镜，扎图莱茨基先生的目光还是不够尖锐，无法一眼就把这乱糟糟的宽阔车间看得清清楚楚，只见这地方满地堆着货，好多服装挂在长长的横杠上，好动的女工们根本无法纹丝不动地面对着车间大门的方向，她们转动着脊背，在椅子上扭着身子，一会儿抬头，一会儿扭头。扎图莱茨基先生不得不决定走进车间，上前一个一个地仔细看。
当女人们被这样细细地端详，而且是被这样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端详，她们感到心中的一种慌乱和一种羞耻，便讥笑着，起着哄，表达她们的愤怒。其中一个女工，一个强壮的年轻姑娘，还很不客气地叫道：“他在到处找婊子呢，看他把肚子搞得多大呀！”
女人们立即哄堂大笑起来，笑声像雨点一样落到两口子头上，他们腼腆地经受住了哄笑，带着一种奇特的傲慢，坚持在那里。
“他娘，”那个粗鲁的姑娘又对扎图莱茨基夫人不客气地喊道，“您也太不会照看孩子了！我要是有一个这样漂亮的娃娃，决不会让他跑出去的！”
“瞧好了。”老婆对老公悄悄耳语道。可怜的小个子男人，一脸忧郁和怯懦的神色，一步接一步地在车间里转着，就仿佛前行在拳脚和辱骂的双重打击中，但他稳步地走着，没有放过哪怕一张脸。
在这整场戏中，厂长一直面带一种中性的微笑；他了解他的女工们，知道这事情会草草地收场；他假装没有听到她们的笑闹，反而上前问扎图莱茨基先生：“可是，那位女士，她到底长得什么样啊？”
扎图莱茨基先生一面回头看着厂长，一面低声地慢慢回答道：“她长得很漂亮……她的确长得很漂亮……”
就在这时候，克拉拉蜷缩在车间的一个角落，她没有跟着那帮如脱缰之马的女工一道起哄，而是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埋头在那里干活。啊，她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和被人忽略的姑娘的角色，扮得多糟糕啊！现在，扎图莱茨基先生离她的工作台只有两步路了；她随时随地都可能被他识破！
“您还记得她长得很漂亮，但这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厂长同志彬彬有礼地提醒扎图莱茨基先生，“漂亮的女人多得是！她是高个儿还是矮个儿？”
“高个儿。”扎图莱茨基先生说。
“她是褐色头发还是金色头发？”
“金色头发。”一秒钟的犹豫之后，扎图莱茨基先生回答道。
我的故事的这一部分，很可以用作关于美之力量的寓言。那一天，扎图莱茨基先生在我家见到克拉拉时，已经迷惑到了极点，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看过她的脸。美在他的眼前搁置了某种视觉的屏障，一种光芒四射的屏障，像一道帷幕把她隐藏了起来。
事实上，克拉拉既不是高个儿，也不是金色头发。只是美的内在的高大，在扎图莱茨基先生的眼中，为她赢得了一种外表上的高大。同样，也是从美本身放射出的光芒，使她的头发赢得了一种黄金般的颜色。
当小个子男人最终走到克拉拉工作的角落，看到她身穿栗色的工作服，蜷缩着身子，埋头缝着一条短裙子，他没有认出她来。他之所以没有认出她来，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她。
9
当克拉拉断断续续地、令人莫名其妙地讲完她的故事后，我对她说：“你瞧，我们真有运气！”
但是，她带着哭腔反驳我说：“怎么，我们还算有运气吗？他们今天没找到我，明天就会找到了。”
“我倒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会来这里找我的，在你家里。”
“谁敲门我都不开。”
“要是他们叫警察呢？要是他们固执己见，迫使你承认我是谁呢？她已经说了，要告我们，她会指控我诬陷她丈夫。”
“不要这样嘛！我会嘲弄他们一番的。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玩笑。”
“时代不允许开玩笑，在眼前这年头，人们把一切都看得很严肃；他们会说，我是在故意玷污他的名声。当人们看到他那个样子时，你怎么可能让他们相信，他会诱惑一个女人呢？”
“你说得对，克拉拉，”我说，“人们兴许会把你抓起来的。”
“你在说傻话，”克拉拉说，“你知道，我必须行为谨慎。别忘了我父亲是谁。只要我被传讯到治安委员会，就没我的好果子吃，哪怕只是作一些调查，都会在我的档案中留下记录，我就一辈子也休想离开这工厂了。说到这儿，我倒很想知道，你曾经答应过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我当模特儿还有戏吗？另外，我不想在你这里过夜了，在这里，我怕他们会来找我，我要回切拉科维采村去。”
这是当天的第一次争论。
还有另一次呢，那是下午，在系里召开全体大会之后。
我们的系主任，一个花白头发的艺术史专家，一个老好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我希望您能明白一件事，您刚发表的研究论文，并没有给您带来什么好处，您明白吗？”他对我说。
“是的，我明白。”我回答道。
“在我们系里，不少教授觉得他们受到了影射，而我们的校长，他甚至认为，这是一次针对他的观点的攻击。”
“对此，还有什么办法弥补吗？”我说。
“没有了。”教授回答道，“但是，助教的聘用期是三年。对您来说，这一期限马上就要满了，而这一位置还有好多人在竞争呢。很显然，按照惯例，委员会将会把这一职位留给一个已经在系里教过课的候选人，但是，依照您目前的情况，您能确信人们还会尊重这一惯例吗？不过，我今天要对您说的，还不是这件事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听到对您的评价还始终不错：您教课很规矩，您深受学生的欢迎，他们从您这里学到不少东西。但是，您已经不能躺在这一切之上吃老本了。校长刚刚告诉我，三个月以来，您没有上过一堂课，而且您这样做没有任何的解释。这个理由已经足够让学校立即解雇您了。”
我向教授解释说，我没有逃脱一节课，所有那一切只是一个玩笑，于是，我对他讲了关于扎图莱茨基先生和克拉拉的整个故事。
“很好，我相信您，”教授说，“即便我相信您，也于事无补了。现在，系里早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说您一直没有教课。事情已经上报到校务委员会，昨天，学校的评议委员会也讨论了。”
“可是，这一切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呢？为什么没有人对我说呢？”
“您想让人们对您说什么呢？明摆着，一切都很清楚嘛。现在，人们回过头来检查您以前的行为，人们寻找着您的过去和您现在行为之间的关系。”
“在我的过去中，谁又能找到什么不好的东西？您本人很清楚，我是多么地喜爱我的工作。我从来没有推脱过一堂课。我问心无愧。”
“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含有不计其数的变因，”教授说，“依照人的表现方式不同，我们中任何一个人的过去，都可以变成一个受人爱戴的国家领导人的历史，同样也可以变成一个罪犯的历史。您就彻底地检查一下自己的情况吧。开会时经常没有您的人影，即使您来了，也很少能听到您发言。没人知道您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甚至还记得，当大家讨论严肃的问题时，您嘴里会突然蹦出一个笑话来，弄得大家好不尴尬。当然，这些尴尬，大家马上就忘记了，但是，今天，当人们重新回忆起这些往昔的尴尬，它们就突然具有了一种确切的定义。举例说吧，您总该还记得所有那些女人吧，当她们来找您时，您却让人骗她们说您不在！再举例说，您最近的那篇论文，谁都看得出来，它是从一些错误的政治立场出发写出来的。当然了，这些都只是孤立的现象；但是，我们只要把它们跟您现在的不轨行为对照起来看，就能看得很清楚，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雄辩地揭示了您的精神思想和您的行为举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