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到底有什么不轨行为？”我嚷嚷起来，“我可以公开地解释事情的本来经过；假如人类还是人类的话，他们将只会一笑了之。”
“随您的便好了。但是，您将会发现，人类不成其为人类了，或者，您根本就不知道人类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恐怕就不会笑了。假如您如实地向他们解释事情的本来经过，人们就会认定，您不仅没有按照课程表上的安排履行您的职责，就是说，您没有做您应该做到的事，而且，更糟糕的是，您在偷偷地教课，这就是说，您在做您不应该做的事。随后，人们还将认定，您侮辱了一个求您帮忙的人。人们将认定，您过着一种放荡的生活，一个年轻姑娘未经申报，就住在您家里，这将给校务委员会主席女士带来一种极为不好的印象。事情肯定会传播开来，天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流言蜚语，所有那些憎恨您的人该乐坏了，他们本来就反对您的观点，正憋着劲找一个借口，好好治您一下呢。”
我知道，教授并不想吓唬我，也不打算引诱我犯错误，但是，我把他看成为一个独特的怪人，我不想向他的怀疑主义屈服。我是自己骑上了这匹马的；我不能允许他来牵着我的缰绳，把我带到他认为对头的地方去。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投入战斗。
而且，马儿也不拒绝战斗。回到家里后，我在信箱里发现一份通知单，传我去街道委员会开一次会。
10
街道委员会位于一个旧店铺中，成员们坐在一张大桌子周围。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指了指一把椅子，请我坐下，他戴着眼镜，下巴尖削。我道了谢，坐下来。于是，他便开始讲话。他向我宣布说，街道委员会一段时间以来就注意到我了，他们很清楚我过着一种放荡的生活，这给邻居们带来一种很不好的印象；我那个楼里的居民们早就在抱怨了，因为我的房间吵得慌，闹得他们整夜都无法睡觉；所有这一切，足以让他们对我这个人有了一个确切的概念；而最重要的是，扎图莱茨基夫人同志，一位科学研究者的妻子，前来街道委员会要求帮助：半年多以来，我就应该为她丈夫的科学研究论文撰写一份阅读报告，而我始终没写，尽管我心中十分明白，这篇论文的命运就掌握在我的手中。
“我很难把这篇论文称为科学研究论文，通篇都是东拼西凑的陈词滥调！”我打断尖下巴男人的话，说得非常明确。
“同志，这就奇怪了。”这时候，一个女人插话道，她三十来岁的样子，一头金色的头发，穿戴很是时髦，满脸堆积着灿烂的微笑（似乎生来如此），“请允许我向您提一个问题：您的专业是什么？”
“艺术史。”
“扎图莱茨基同志的专业是什么？”
“我一无所知。他也许寻求同一领域中的研究。”
“你们瞧瞧，”金发女士叫嚷起来，热情奔放地转向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说，“对这位同志来说，一个同一专业的科学工作者不是一个同志，而是一个竞争对手。”
“我接着说吧，”尖下巴男人继续道，“扎图莱茨基夫人同志对我们说，她丈夫去你家里找过你，并在那里遇到一个女人。很显然，这个女人后来对你诬陷了他，她声称，扎图莱茨基同志试图对她进行性骚扰。扎图莱茨基夫人同志可以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明，证明她丈夫根本无法实施这样一种行为。她想知道那个诬陷她丈夫的女人的姓名，并打算向负责刑事案件的全国委员会提起诉讼，因为这一诬陷损害了她丈夫的名誉，有可能剥夺他的生存手段。”
我试图再一次截除这一事情中畸形发展的部分：“请听我说，同志，这一切根本就用不着。那一篇论文实在写得太糟糕了，岂止我呢，恐怕谁都不会推荐它的。如果说，在那个女人和扎图莱茨基先生之间产生了一场误会，那也完全没有必要专门为此开一个会啊。”
“很幸运啊，同志，幸亏不是由你来决定有没有必要开我们这个会。”尖下巴男人回答我说，“如果你现在声称，扎图莱茨基同志的论文一无是处，我们就必须把这一点看成是一种报复。扎图莱茨基夫人同志给我们读过一封信，是你知道有这样一篇论文之后写给她丈夫的。”
“是的，我写过这封信。但是，在信中，我对那篇论文的质量没有说过一个字。”
“确实如此。但是，你对扎图莱茨基同志说，你很愿意帮助他；读了你的信，显然让人觉得，你对他的论文很赞赏。而你现在却说，那是一种抄袭。你为什么不立即在那封信中对他说清楚呢？你为什么不对他坦诚相言呢？”
“这位同志是个两面派。”金发女士说。
这时候，一个上了年纪的烫头发的女人插话了；她一针见血地谈到了问题的实质：“同志，我们请你对我们说实话，扎图莱茨基先生在你家里见到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我明白，要把这件事从它荒诞的严肃性之中拔出来，显然是我力所不能及的，我只剩下了一条路可走：把线索搞乱，让克拉拉远离所有这些人，把他们从她身边引开，就像鹌鹑把猎狗从它的巢边引开，宁可牺牲自己的肉体，也要保住幼雏的性命。
“真是麻烦呢，”我说，“不过，我已经不记得那个女人的名字了。”
“怎么？你不记得跟你一起生活的女人的名字？”烫发的女人问道。
“您对待女人的举止似乎可说是典范吧，同志。”金发女人说。
“我可能还能回想起来，不过，我需要好好地想一想。您知道扎图莱茨基先生是在哪一天来找我的吗？”
“是在……请你们等一下，”尖下巴男人说，看了看他的那一沓纸，“十四日，星期三的下午。”
“星期三，十四日……请等一下……”我两手捧住脑袋，在那里思索，“对了，这下我想起来了。她叫海伦娜。”我注意到，他们全都呆呆地盯着我的嘴唇。
“海伦娜……好的，还有呢？”
“还有什么？很不幸，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并没有想打听她的底细。说实话，我甚至都不能肯定她是不是就叫海伦娜。我叫她海伦娜，因为她丈夫长着一头棕红的头发，在我看来就像是墨涅拉俄斯。我是星期二晚上认识她的，在一个舞厅里，趁着她的那位墨涅拉俄斯去酒吧喝一杯时，我上前跟她搭上了话。第二天，她来找我，就在我家度过了下午。傍晚时分，我离开她大约有两个钟头，去学校开会。当我回到家里后，她很伤心，她对我说，有一个先生来过，对她非礼。她以为我跟那个先生是串通好了害她的，觉得自己受了伤害，就再也不愿听我说什么。于是，您瞧瞧，我甚至都没有时间知道她究竟姓甚名谁。”
“同志，无论您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那位金发女士说，“我始终绝对无法想象，一个像您这样的男人居然还在为青年人教课。在我们的国家里，生活对于您难道就只是吃喝玩乐，只是勾引女人吗？请您放心，我们会把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见转告有关部门。”
“看门人没有对我们说到一个叫海伦娜的女人，”烫头发的女人插话说，“不过，他倒是对我们说过，一个月以来，你未经申报，就收留了一个在服装厂工作的姑娘。别忘了，您还是三房客呢，同志！你以为你可以随便招谁来住吗？你把你的房间当作妓院了吗？如果你不想把那女人的姓名告诉我们，到时候警察会找到她。”
法译本用的是”你”，而不是“您”。以下的对话中，金发女人和烫头发女人分别以“您”和“你”称呼主人公，语气有所不同。
Menelaus，希腊神话中的斯巴达王，他抢夺了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的妻子海伦，从而引起了历时十年的特洛伊战争。这里的“海伦娜”和“海伦”是同一个词。
11
我脚下的地面正在塌陷。我开始感到了教授对我提过的不利氛围。当然，还没有任何人找我去谈话，但我已经听到一些风声。教师们通常都在玛丽女士的办公室里喝咖啡，一边喝，一边聊天，口无遮拦地乱说一通，玛丽听到后，便好心地向我透露了其中的一些说法。几天后，校务委员会将召开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评估；我已经想象出委员们正在阅读街道委员会送来的报告，对这份材料，我只知道一点：它是秘密的，但对它的内容我不可能有丝毫的了解。
在人的一生中，有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委曲求全。必须丢卒保车，放弃那些并不十分重要的阵地，以保全基本的阵地。然而，在我看来，我的爱情是我最后的阵地。是的，在这些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我突然开始明白，我爱我的那位服装女工，我真的十分爱她。
那一天，我跟她在一个教堂门前约会。不能在家里见面，不行。因为家还是家吗？一个四壁玻璃的房间还算是家吗？一个时时被人拿望远镜监视着的房间还是家吗？一个你必须把你所爱的女人藏起来，像藏一件走私品那样藏起来的房间，它还能算是一个家吗？
就这样，在我们家中，我们感觉并不在自己的家中。我们就像是擅入者，感到自己被领进一片陌生的领地，随时随地都有被人抢劫的危险，一听到走廊上有脚步声，我们就如惊弓之鸟，丧失了冷静，每时每刻，我们都担心有人会来敲门，而且敲个没完没了。克拉拉回到了切拉科维采村，在这个家中，这个对我们变得陌生的家中，我们再也不想见面，哪怕只见一会儿也不想。所以，我去求我的一个画家朋友，让他在晚上把他的画室借给我们。那一天，他第一次把钥匙给了我。
于是，我们又在一个屋顶之下相会了，在一个很大的房间中，屋里有一个很小的长沙发，一个宽阔的斜面窗户，从窗户中望出来，能看到晚霞中的布拉格；在沿墙而挂的数量不少的绘画中，在艺术家的这片无忧无虑的狼藉和混乱中，我一下子就重新找到我那古老的自由感，这是多么甜美的感觉啊！我在长沙发上打滚，把开瓶钻钻入瓶塞，打开一瓶葡萄酒。自由，欢快，我滔滔不绝地谈着，陶醉于我们将要度过的美好的晚上和美好的夜。
只是，刚刚弃我而去的忧虑，将它的全部重量压在了克拉拉身上。
我已经说过，她住在我家期间，曾经毫无顾忌，甚至流露出最最自然的本性，但是现在，我们在一个陌生的画室中相会，她却觉得很不自在。岂止是很不自在。“真丢人。”她甚至说。
“什么东西让你丢人了？”我问道。
“你竟向别人借了一套房子。”
“为什么我向别人借一套房子就让你丢人了？”
“因为这里头有某种丢人的东西。”
“我们没法不这样做。”
“我知道，”她说，“但是，在一套借来的房子里，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娼妓。”
“我的上帝啊！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娼妓，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在一套借来的房子里？娼妓通常在自己的家里卖淫，而不是在借来的房子里。”
人们常说，女人的心灵中存在非理性的因素，你就是用再理性的力量，也打动不了她心中非理性的坚固栅栏。从一开始起，我们的谈话就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预兆中。
我把教授对我说的话全都告诉了克拉拉，我还向她讲述了街道委员会会议上发生的事，我试图说服她，我们最终将排除一切障碍。
克拉拉先是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她说我应该对一切负责。“你能不能至少让我跳出这个服装厂呢？”
我回答说，现在，她应该稍稍耐心一些。
“你看，”克拉拉说，“你光会开空头支票，无论如何，你什么实事都没有做。眼下，就算是有人愿意帮我，我也无法跳出来，因为，由于你的错，我的档案里被记了一笔。”
我再三向克拉拉保证，我跟扎图莱茨基先生之间的纠纷，决不会把她给带上的。
“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克拉拉说，“你为什么拒绝写那篇阅读报告。假如你写了，一切不就全都平安无事了吗？”
“事到如今，再说这些也都太晚了，克拉拉，”我说，“假如现在我来写这篇阅读报告。他们就会说，我是出于报复才攻击他的论文的，这样，他们就将恼羞成怒。”
“为什么你就非得攻击他的论文呢？给他说一两句好话不就得了吗！”
“我不能这样做，克拉拉，这篇文章是不能写的。”
“那么此后呢？扮演真理捍卫者的角色，你就舒服了！当你写信给这家伙，说你的观点对《造型艺术思维》无足轻重时，你说的难道不是一片谎言吗？当你对他说，他企图诱惑我时，你难道不是在撒谎吗？当你谈到那位海伦娜时，你难道不是在撒谎吗？既然你已经撒那么多次谎了，你再多撒一次谎，给他的论文说句好话，又有什么要紧的呢？这是挽救局面的惟一办法。”
“你瞧，克拉拉，”我说，“在你的想象中，一个谎言跟另一个谎言是相等的，可是你错了。我可以虚构无论什么东西，尽情地讥讽别人，搬弄各种各样的玄虚，开各种各样的玩笑，我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撒谎者；那些谎言，如果你想把它们称为谎言的话，就是我，就是我本来的面目；这些谎言，我不会用来遮掩任何东西，用这些谎言，我说的实际上是真理。但是，有些东西，提到它们时我是不能撒谎的。有些东西，我认识它们的本质，我理解它们的意义，我爱它们。我不对它们开玩笑。在这些问题上撒谎，就将降低我的人格，我不愿意，不要强求我那样做，我是不会那样做的。”
我们彼此不能理解。
但是，我真的爱克拉拉，为了让她不再责怪我，我什么都能做，我豁出去了。第二天，我给扎图莱茨基夫人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告诉她，后天下午两点钟，我在我的办公室里等她。
12
扎图莱茨基夫人十分忠实于她有条有理的精神，在约定的时分，她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我打开门，请她进来。
这样，我终于见到她的面了。这是一个高个子女人，很高，一张农妇一般的狭长脸，两只浅蓝色的眼睛映衬在瘦瘦的脸上。
“请宽衣。”我对她说。于是，她动作笨拙地脱下深栗色的长大衣，大衣的腰身很紧，剪裁得更古怪，使我联想到老式的军大衣。
我不想首先发起进攻；我想让对手先摊牌：扎图莱茨基夫人落座后，我便拿话语煽动她，让她挑起话头。
她说了起来，嗓音低沉，丝毫没有进攻性：“您知道我为什么来找您。我丈夫始终对您怀有很大的敬意，不仅作为学者，而且作为人。一切取决于您的阅读报告，而您却拒绝为他写。我丈夫为他的论文花费了整整三年的心血。他的生活远比您艰难得多。他是个小学教师，他每天都要赶六十公里路去乡下教书。是我迫使他去年辞退了工作，好让他专心致志地投身于科研工作。”
“扎图莱茨基先生不上班了吗？”我问。
“不上班了……”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眼下，靠我一个人挣钱养家。科研，那是他的命。您还不知道他都在研究什么呢，您还不知道他写完了多少张纸呢。他总是说，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写三百页而只保留三十页。谁知道，后来出了那么个女人。请您相信我，我了解他，他是决然不会做那个女人所说的那种事的，看她敢不敢在我们面前重复一遍。我了解女人，她可能很爱您，而您却不爱她。她兴许想激起您的嫉妒。但是，您可以相信我，我的丈夫绝没有那种胆量！”
当我听着扎图莱茨基夫人的诉说时，我身上突然发生了一件怪事：我完全忘记了一点，正是由于这个女人，我将不得不离开学校；由于这个女人，一个幽灵滑入了我和克拉拉之间；由于这个女人，我有那么多日子是在愤怒和折磨中度过的。现在，在我眼中，她和这个故事（我俩在其中不知扮演了什么角色）之间的整个联系，都变得那么混乱，那么松弛，那么出人意料。我突然明白到，我原先还想象我们自己跨在人生历险的马背上，还以为我们自己在引导着马的驰骋。实际上，那只是我单方面的一个幻觉；那些历险兴许根本就不是我们自己的历险；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是由外界强加给我们的；它们根本就不能表现出我们的特点；我们对它们奇特的驰骋根本就没有责任；它们拖着我们，而它们自己也不知来自什么地方，被不知什么样的奇特力量所引导。
另外，当我紧紧地盯着扎图莱茨基夫人时，我似乎觉得，这双眼睛不能一直看透动作的背后，这双眼睛根本就没有在看；它们只是在脸的表面飘浮。
“您说的也许有道理，扎图莱茨基夫人，”我语调妥协地说，“也许，我的女朋友撒了谎。但是，您知道，一个嫉妒的男人会变成什么样；我相信她，我昏了头。这样的事情，谁的身上都会发生的。”
“是啊，当然会发生的。”扎图莱茨基夫人说，显然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既然您自己已经承认了，这就好。我们担心您相信那个女人的话。弄不好，她会毁了我丈夫的一生，我甚至还没有说到这一切投在他身上的道德阴影。这些，人们毕竟还能忍受。但是，我丈夫最期待的，却是您的阅读报告。在那家杂志社，编辑们向他担保，这一切只取决于您。我丈夫坚信，假如他的论文发表了的话，他就最终被学术界承认了。现在，一切都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您写这篇报告吗？您能不能尽快地写出来呢？”
我复仇的时刻，我平息怒火的时刻终于来了，但是，就在这一分钟，我再也感觉不到丝毫的愤怒，我对扎图莱茨基夫人所说的话，我都说了，因为我再也不能逃避了：“扎图莱茨基夫人，说到这篇报告，我有一个难点。我干脆对您说实话吧，我来解释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讨厌当着别人的面说一些不愉快的事。这是我的弱点。我想方设法地躲避扎图莱茨基先生，我以为，他最终会明白我为什么老躲着不见他。实际上，是他的论文很差劲。它没有任何的科学价值。您相信我的话吗？”
“我很难相信您说的这一点。不，我不相信您的话。”扎图莱茨基夫人说。
“首先，这一研究根本就没有独创性。您明白吗？一个学者应该永远带来新的东西；一个学者没有权利抄写众所周知的东西，别人已经写过的东西。”
“这篇论文我丈夫肯定不是抄袭的。”
“扎图莱茨基夫人，您一定读过……”我想继续说下去，但是，扎图莱茨基夫人打断了我的话。
“不，我没有读过。”
我很惊讶。“既然如此，那么，就请您读一读吧。”
“我的视力很糟糕，”扎图莱茨基夫人说。“五年以来，我从来没有读过一行字，但是，我根本用不着去读，就知道我的丈夫到底是诚实还是不诚实。这些事情凭感觉就能知道，并不需要特地去读。我了解我的丈夫，就像一个母亲了解自己的孩子，我了解他的一切。我知道，他所做的一切，永远都是诚实的。”
我不得不忍受最糟糕的事了，我给扎图莱茨基夫人读了几段她丈夫的论文，在这几段中，扎图莱茨基先生引用了好几位作者的观点。当然，这还不是明目张胆的剽窃，却总归是对权威的一种盲从，可以看出来，这些权威在扎图莱茨基先生的心中启迪了一种真诚而又过分的崇敬之情。然而，很显然，没有一家严肃的科学杂志会发表这篇文章。
我不知道扎图莱茨基夫人在何等程度上注意到我的解释，在何等程度听取它，理解了它。她乖乖地坐在她的扶手椅上，像一个士兵那样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知道自己绝不应该擅离岗位。我足足讲了半个多小时。随后，她从扶手椅上站起来，两只透明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用一种干巴巴的嗓音请求我原谅她。但是我知道，她并没有丧失对她丈夫的信任。她并没有责怪谁，她只责怪她自己，因为她没能够驳斥我的论点，在她看来，我的论点实在太晦涩，太难懂了。她穿上了她的军大衣，我明白，这个女人是一个士兵，一个彻头彻尾的士兵，一个忧郁而又忠诚的士兵，一个被长期的战役拖得筋疲力尽的士兵，一个无法理解命令的意义，却始终毫无怨言地执行命令的士兵，一个被打败的但又不失尊严的士兵。
13
“现在，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我对克拉拉说。我们坐在达尔马提亚小酒馆里，我已经把我跟扎图莱茨基夫人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她。
“我看不出我以前有什么好害怕的，”克拉拉回答说，她的那份自信着实令我惊讶。
“怎么，你这是什么意思？要不是为了你，我根本就用不着见什么扎图莱茨基夫人的面！”
“可你还是跟她见了面，这很好嘛，因为，你对这些人做过的事很不好。卡劳塞克博士说了，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很难理解这一点。”
“你什么时候见卡劳塞克的？”
“我见到他了。”克拉拉说。
“你把什么都告诉他了？”
“怎么了？这难道还是一个秘密吗？现在，我可知道你是什么人了。”
“是吗？”
“你想让我告诉你吗？”
“请说吧。”
“你是一个老牌的玩世不恭的人。”
“是卡劳塞克对你说的吧？”
“为什么是卡劳塞克说的呢？你认为我无法独自认识到这一点吗？你认为我无法看穿你的把戏吗？你喜欢牵着别人的鼻子走。你答应过扎图莱茨基先生，要为他写一份阅读报告……”
“我从来就没有答应过他要写阅读报告……”
“而对我，你答应过给我调工作。你利用我来对付扎图莱茨基先生，又利用扎图莱茨基先生来对付我。可是，假如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这份工作，我终究会调成功的。”
“靠卡劳塞克吗？”我试图挖苦她一下。
“反正不是靠你！你这个人，你到处开空头支票，你都无法知道自己开多少空头支票了。”
“那么你呢，你知道吗？”
“是的，你的合同将不再续签，如果有一个外地画廊愿意接受你当职员，就算你的万幸了。但是，你必须明白，这一切全是你的错。如果我能给你一个建议，那么，在未来，你最好还是真诚一些，不要撒谎，因为，一个女人无法敬重一个爱撒谎的男人。”
她站起身，向我伸出一只手（很明显是最后一次），然后转过身子，出门了。
我愣在那里，等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我的故事（尽管我的四周笼罩着一片冰冷的寂静）并不属于悲剧，倒是个喜剧。
这多少给了我一点点安慰。
Ⅱ
永恒欲望的金苹果
马丁
马丁能做我所不能做的事。在随便哪条街上，跟随便哪个女人搭讪。我必须承认，自打我认识他以来（那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从他的才能中获益匪浅，因为说到喜欢女人，我丝毫不逊色于他，但我不像他那样胆大包天。不过，马丁有时候也会犯错误，把追逐女人简化为一种卖弄技巧的练习，最后成为目的本身。这样，他常常不无痛楚地把自己比作一个慷慨大方的前锋，把必进无疑的球传给自己的队友，让他轻而易举地得分，轻轻松松地收获一种荣誉。
星期一下午下班之后，我坐在圣瓦茨拉夫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边等他，一边津津有味地读着一本厚厚的德语书，是关于伊特鲁里亚古文化的。大学的图书馆费了好几个月时间，才为我从德国借来这本书。那一天，我刚刚拿到这本书，我把它带在身上，像是带着一件圣物。马丁迟迟没露面，我内心却十分高兴，这样，我就可以在一张咖啡桌上浏览这本渴望已久的书了。
每当我想到这些古老的文化，我的心中都无法不激起某种怀旧情绪。说是怀旧，其实也许还是一种渴望，渴望体会那时候历史进程那种甜美的缓慢。古埃及文化延续了好几千年，古代希腊持续了差不多一千年时间。从这一点来看，人的生活在模仿着历史：一开始，它沉湎于一种纹丝不动的缓慢中，然后，渐渐地，它加快了速度，后来，越来越快。两个月前，马丁越过了四十岁的门槛。
公元前六世纪以前，由当地的埃特鲁斯坎人创造的灿烂的古文化，它的许多特点后来为古罗马人所吸收。
历险开始
是他猛地打断了我的沉思。他突然出现在酒吧的玻璃门前，然后朝我走来，一边走，一边还手舞足蹈朝一个姑娘做着鬼脸，那姑娘正坐在一张桌子前，独自面对一杯咖啡。他在我身边坐下，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那姑娘。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
我感到难为情。这是真的；我一直全神贯注地埋头于我的书中，对那姑娘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应该承认，她长得很漂亮。就在这时，她抬起了身子，招呼那位系着黑色蝴蝶领结的领班：她要付账。
“快点，你也付账！”马丁命令我。
我们已经认定，我们不得不在街上追她，但是我们很有运气，她在衣帽寄存处又停下了。她在那里存了一个提包，一个女职员不知道跑到哪里帮她去取了来，然后放在她面前的柜台上。然后，姑娘递给女职员几枚小硬币，就在这时候，马丁一把从我手中抢走了那本厚厚的德语书。
“把这放在里面吧。”他以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口气说道，然后，他小心地把书放进了那位小姐的提包里，小姐似乎有些惊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手里拿着这么个玩意儿，实在太不方便。”马丁还在说着，他还抱怨我真没有眼力，真不会来事，没看到姑娘正准备自己来拎提包呢。
她是个护士，在外省的一个医院工作。她只是来布拉格走一趟，现在正要赶着坐汽车回去。在陪她去有轨电车站的短短的路上，我们就对她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还说定，星期六，我们去B城找这位美丽的姑娘玩，马丁还没忘提醒她一句，她总该有一个漂亮的女同事吧，到时候一定带来一块儿见一见。
有轨电车慢悠悠地驶来了。我把提包交给姑娘，姑娘示意要把那本书掏出来，却被马丁用一个宽宏大量的动作止住；她星期六还给我们好了，这两天，她还可以浏览一番……她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有轨电车把她带走了，我们一个劲儿地向她挥手致意。
我对此无能为力。我等待了那么长时间的书，突然间就危险地飞到了远方；冷静地考虑这些事情之后，我不禁相当生气；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疯狂用它那猛然展开的翅膀把我高高地托起。马丁倒是连一分钟都没有耽搁，就开始绞尽脑汁地找借口，怎么向他妻子解释，星期六下午，还有星期六夜里到星期日早上，他不能待在家里（因为是这样的：马丁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很年轻，而且，糟糕的是，他很爱她；而且，更糟糕的是，他还很怕她；而且，更更糟糕的是，他是在为她而担忧）。
一次成功的标定
我借了一辆漂亮的菲亚特车，为我们的远征而用，星期六下午两点，我去马丁家门前接他；他已等在那里，我们立即上路。时值酷暑七月，天气热得要命。
我们想尽早赶到B城，但是，当我们经过一个小村庄，发现两个穿着运动短裤、头发湿漉漉的少年时，我停下了汽车。湖并不太远，就在一排房屋后面。我需要凉快凉快；马丁也同意了。
我们换上游泳裤，下了水。我很快游到对岸，但马丁只是在水里浸了浸，甩了甩身上的水，就出来了。当我游完一个来回，回到滩岸上时，我发现他陷入一种深深的凝望和沉思中。一群孩子在岸上打打闹闹，村里的少年在稍远的地方玩球，但是，马丁的眼睛却盯在一个年轻姑娘健美的身体上，她离我们大约有十五米，背朝着我们。在一种几近完全的纹丝不动之中，她凝视着湖里的水。
“瞧。”马丁说。
“我瞧着呢。”
“你以为怎样？”
“你想让我以为怎样？”
“你都不知道你该说些什么吗？”
“这要等她转过身来再说。”
“我用不着等她转过身来。她显示出的这一侧，对我就绰绰有余了。”
“同意！不过，我们没有时间。”
“标定了，”马丁反驳道，“标定了！”说着，他朝一个穿着游泳裤的小男孩走去。“小家伙，请问，你知不知道那姑娘叫什么？”他指着那个姑娘，她的姿势始终不变，似乎陷入一种冷冰冰的漠然中。
“那一个吗？”
“对，就是那一个。”
“她不是我们村的。”小男孩说。
马丁接着问一个在我们旁边晒太阳的十一二岁的小女孩。
“小姑娘，你知不知道那个姑娘是谁吗？就是那个站在湖边的。”
小女孩很乖地站了起来：“那边的那个吗？”
“是的。”
“她叫玛丽。”
“玛丽什么来的？”
“玛丽·帕内克，是普兹德拉尼村的……”
年轻姑娘始终待在湖畔，背朝着我们。她弯下腰去拿她的游泳帽，当她重新抬起身子，把帽子戴在头发上时，马丁已经来到我的身边：“这一位叫玛丽·帕内克，是普兹德拉尼村的。我们可以走了。”
他显得十分平静，十分坦然，很明显，他心里只想着继续旅行。
一点点理论
这就是马丁所谓的标定。他从自己丰富的经验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任何一个在这方面有较大的数量苛求的人来说，最难做到的，并不是诱惑一个姑娘，而是认识足够数量的有待他去诱惑的姑娘。
因此，他宣称，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机，我们始终都应该对女人们实行系统性的标定，或者，换句话说，在一个笔记本里，或者在我们的记忆中，记录下那些讨我们喜欢的、我们有朝一日可以挂上钩的女人的名字。
挂上钩是更高一级的活动，它指的是，跟这一个或那一个女人建立起联系，跟她相识，进一步地接近她。
那些喜爱吹牛皮，喜爱摆老谱的人，往往强调被他们征服的女人的数量；但是，那些喜欢向前看，更加注重未来的人，则首先应该考虑怎样掌握足够数量的被标定的和挂上钩的女人。
在挂钩之上，就只剩下惟一的和最后一级的活动了，为讨好马丁，我很喜欢强调，那些只期望达到这最后一级活动的人，是一些可怜的人，低档次的人，他们使人想起那些业余的乡村球员，在足球场上一味地低头冲锋，奔向对方的球门，却忘记了一条：射门的疯狂欲望并不足以保证他们进一个球（并在此后再进几个球），他们首先应该懂得，如何在绿茵场上踢一场有意识的、有体系的球。
“你认为，你还会有机会去普兹德拉尼村找她吗？”当我们重新驶上公路后，我问马丁。
“这永远也说不准。”他回答道。
“无论如何，”我接着指出，“我们今天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
游戏与必然
我们精神抖擞地来到了B城医院。时间大约在三点半。我们在门房打电话，叫我们的那位女护士出来。过了不一会儿，她从楼上下来，戴着护士帽，穿着白大褂，我发现她的脸红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好兆头。
马丁迫不及待地跟她聊起来，姑娘告诉我们，她要到七点钟下班。她请我们到时候在医院门口等她。
“您已经跟您的小姐妹说好了吗？”马丁又问。姑娘作了肯定的回答：
“是的，我们两个一起来。”
“好极了，”马丁说，“不过，我们总不能让我们的朋友到最后一刻才面对既成事实吧。”
“好吧，”姑娘说，“我们先去看她吧。她在外科工作。”
我们慢慢地穿过医院的内院，我腼腆地问道：“我的书还在您那儿吗？”
女护士点点头表示肯定：她还带着它，甚至就在这里，在医院里。我感到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请她先去把书找来给我。
当然，马丁会认为，我这样公然地表现出喜欢一本书，胜过喜欢一个将被介绍给我的姑娘，实在有些不像话，但是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我不得不承认，这几天里，我一直很痛苦，因为我读不到那本关于伊特鲁里亚文化的书。我需要有一种巨大的意志力，才能勉强忍住不发牢骚，因为我不愿意在任何情况下坏了我们的游戏，从我小时候起，我就明白到要重视这一价值，我知道，我应该压制我所有的个人利益和个人愿望来服从它。
当我激动地拿到我的书时，马丁还在继续跟女护士讨论，他甚至已经进展得那么深远，那姑娘都答应他借一个小屋给我们过夜，她的同事在霍特尔湖边有一个小木屋。我们三个都再满意不过了，我们继续朝外科所在的绿色小楼房走去。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护士和一个男医生正好从对面走来。那医生长得又高又瘦，像棵豆芽，一对扇风耳，样子非常滑稽，这让我觉得好笑。我们的女护士捅了我一胳膊肘，我就冷笑了起来。当那两人走远后，马丁转过身来对我说：“我的老弟，你的艳福不浅啊。你简直不配有一个那么靓丽的姑娘！”
我不敢回答他说，我刚才只注意了那个豆芽大夫，根本就没有看姑娘一眼，于是，我便连声附和他的看法。从我心里来说，那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虚伪。我宁可信赖马丁的趣味，也不信赖我自己的趣味，因为我知道，他的趣味有一种比我远远更广的兴趣的支撑。我喜欢一切事物中的秩序和客观性，也包括爱情之事中的秩序和客观性，所以，我对一个行家的意见，就比对一个业余爱好者的意见更加重视。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一个像我这样已经离婚，又正在讲述自己的一次艳遇（肯定不会是例外的一次）的男人，还说自己是个业余爱好者，实在有点儿太虚伪了。然而我要说：我就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人们可能还会说，马丁当作生活大事来经历的，我却当成儿戏来表演。有时候，我似乎觉得，我那有过许多女人的整个生活，只是对其他人的一种模仿；我不否定我在这一模仿中找到了某种快乐。但是，我无法不想到，在这种快乐中，包含有某种我不知道的东西，它是那么的自由，那么的随意，可以随便地取消，其特点有些类似去参观一个画廊，或者去欣赏一处异国情调的风景，但它丝毫无法跟我从马丁身上看到的——我从他的爱情生活背后感觉到的——那种无条件的说一不二相提并论。我之所以看重马丁，正是因为他那种无条件的说一不二。听他对一个女人作出判断，我似乎觉得，那就是大自然本身，就是必然性本身在通过他的嘴巴判断。
家的光芒
当我们走出医院时，马丁一个劲地提醒我注意，一切顺利得让我们无可挑剔。然后，他补充说：“今天晚上，我们必须快一点。我想在九点钟赶回家呢。”
这话让我着实惊诧不已：“九点钟？可是，这就是说，八点钟我们就得离开这里！照这样的安排，我们根本就用不着到这里来！我还以为，我们将有整整一夜美妙的时光呢！”
“你为什么要我们在这里浪费时间呢？”
“那我们辛辛苦苦开一个小时的车来这里又有什么意思？七点到八点你都想干什么呢？”
“一切。你都听到了，我找到了一个小木屋。这样一来，万事就都齐全了。一切全看你的了，你必须表现出足够的果敢。”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非得在九点钟回到家呢？”
“我都答应格奥尔婕妲了。每星期六晚上，我们都要打一会儿牌再睡觉。”
“我的老天啊！”我叹了一口气。
“在昨天的工作中，格奥尔婕妲又遇到烦恼了，你想让我在星期六晚上再剥夺她这小小的快乐吗？你知道，她是我认识的最好的女人。”
他又说：“你应该高兴才是，在布拉格，你毕竟还有整整一个夜晚呢。”
我明白，跟他再争也没用。任何东西都不能平息马丁的那份担忧，那是他期待他妻子平静心态的忧虑；任何东西都不能动摇他的信任，那是他对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中情爱的无限可能性的相信。
“来吧，”马丁对我说，“从现在到七点钟，我们还有整整三个小时。我们不要荒废了！”
欺骗
我们来到公共花园里的大道上，这条大道被当地居民当成了一条林阴路。我们仔细地打量着那里的年轻姑娘，她们有的从我们身边走过，有的坐在长椅上，但我们对她们的外貌都不满意。
马丁还是钩上了其中的两个姑娘，不但跟她们套上话，甚至还跟她们定好了约会，但我知道，那不是认真的。这就是他所说的挂钩训练，担心荒废了特长而不时进行的练习。
我们不无失望地走出公共花园，走上了街道，街道沉陷在外省小城市的空虚与厌烦之中。
“喝点儿什么吧，”马丁招呼我，“我渴了。”
我们找到一家写着“咖啡”字样招牌的店。我们走了进去，但是，那只是一家自助饮料店；厅堂的地上铺着方砖，店内冷冷清清，气氛冷淡；我们走到柜台前，从一个面目可憎的女人手中买了两杯柠檬水，然后端着放到一张污渍斑斑的桌子上，那桌面脏得令人恨不得拔腿溜走。
“不要太在意，”马丁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中，丑陋自有一种积极的功能。没有人愿意在任何地方久留，人们一旦待在一个地方，就打算马上离开，这给了我们的生活一种理想的节奏。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而自寻烦恼。这个小酒吧虽然丑陋，却还宁静，在它的保护下，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地聊一聊。”他喝了一口柠檬水，问我：“你已经跟你那位学医的女大学生挂上钩了吗？”
“当然已经挂上钩了，”我说。
“她怎么样？好好给我描述一下。”
我为他描绘了一番医科女大学生，这并没有让我觉得难堪，尽管医科女大学生并不存在。是的。这兴许会在我身上投下一道不利的光芒，但事情就是这样：我虚构了她。
我可以发誓：我这样做并非出于什么邪恶的目的，并非为了在马丁面前自我炫耀，或者牵着他的鼻子走。我虚构这个医科女大学生，只不过是因为，我再也抵挡不了马丁执意的追问。
说到对我活动的关注，马丁实在是太咄咄逼人了。他坚信我每天都有新的艳遇。他对我总是另眼相看，把我看得跟实际上截然不同，假如我对他说，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没有一次新的艳遇，甚至连个边都没有擦到，他一定会说我太虚伪了。
于是，我不得不对他讲述，几天前，我标定了一个学医的女大学生。他看来很满足，鼓励我进一步跟她挂上钩。今天，他证实了我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