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家财颇丰、举止优雅的绅士，近来频频造访我们的住处。他对我显示出的敬重，总是尽可能地多于维纳布尔先生对他的尊重。我的身孕此时尚不可见。鉴于之前一段时间，我为了避免开销，总是把自己关在家里，此时他来做伴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慰藉。对于那些不必要的，甚至或许是审慎的遮遮掩掩，我总是一概鄙视的。因此，我的丈夫轻而易举便发现了我叔叔分别时所赠送礼物的价值总额。一纸诉状成了他将礼物从我手中夺走的惯用托词，不久之后我便有理由相信，这封令状正是为了夺财的目的而伪造出来的。我承认自己的愚蠢，总是让自己不断陷入遭人凌驾于上的羞辱境地。我已然决定，再也不会因我丈夫的缘故而向叔叔寻求金钱上的帮助。然而，随后我收到了一笔款项，额数不但可以满足我自己的需求，也可以使我践行心中的一个夙愿：帮我弟弟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此时，我又让自己被维纳布尔先生肤浅的矫揉造作和虚伪的旦旦信言所欺骗。
“因此，他掠夺了我和我家庭的财产，让我所有的计划毁于一旦。然而，他却是我有义务去尊重与敬爱的男人：仿佛尊重与敬爱竟取决于我们自身专断任性的意志一般！但是，妻子是丈夫的财产，好比他的房子或者驴骡一样，她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己物的东西。对于那些法律认定属于他的财物，一旦他的妻子占有了它们，他便可以用任何手段把它们夺回来，甚至强行打开锁具——正如维纳布尔先生所作的那样——在我的写字桌里索寻纸钞。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却又表现出一副公平公正的假嘴脸，的确如此啊，他可是要担负她的生活花销呢！
“丈夫不是嗜赌如命的败家子就是兽性大作的酒鬼，他毫不关心子女，总是大发牢骚，柔弱的母亲无法合法地从他们手中夺回自己偶然获得的意外之财，更有甚者（不公正的暴行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她连自己的血汗钱都保不住。不！他可以抢劫她的财产却免受惩罚，他甚至可以公然地把这些钱财挥霍在烟花女子身上。而她除非控诉自己的身体遭受了威胁，否则她的祖国——假如女人确乎有祖国的话——所实行的法律将不会为她提供任何保护或是来自压迫者的补偿。然而，一个坏丈夫又有多少将女人的心智逼近疯狂的方法啊，这些方法虽说不尽刻毒，却毫无男子气概。制定这些法律时，公正的立法者们本不应效仿先知们[1]的作风，在心底承认无上之主[2]的存在，先入为主地强化这样一个国家信条：丈夫应当永远比妻子更为明智明德。这样做的目的，便是在正义的伪装下给予丈夫权利，使其可以将他的蠢人妻子——这个永久的弱者——永远束缚于镣铐之中。但是，我说得够多了，得就此打住——在这个问题上，我难抑义愤。
“我先前提过的那位绅士对于文学和高雅话题颇为熟识，他的相伴令我备感愉悦。每当他走近时，我便精神焕发。在他面前，我会真挚地流露出自己所感受到的快乐。与他对话带给了我诸多乐趣，也使我更容易听从丈夫的驱使，我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的住所在他看来宜人可亲。
“他的意图变得愈发直截了当，可我却不是那一类女人，不会因所谓的道德贞操而惊恐不已。我尽力用善意的揶揄而不是严肃的劝诫来引开他的话头。他随后又换了一种新的进攻方式，而我则暂时被他那矫饰的友谊所欺骗。
“我仅仅是以戏谑的方式，向我丈夫吹嘘我在他朋友身上捕获的爱情，并向他复述他朋友给予我的恋人般的恭维之语。然而他却恳求我，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不要忤逆他的朋友，否则我就会毁了他所有的计划，成为祸水红颜。如果那时我对他的爱意能再深一点的话，我本应对这种趋炎附势的客气作态表示出轻蔑之情：如今，我猜想自己当时只是同情他而已。然而，即便是能言会道的诡辩家，也难以精确指出这两者间的差别所在。
“这位朋友开始暗中向我揭示我丈夫业务的真实状况。‘迫于现状，’S先生说道（我为什么要揭露他的姓名呢？因为他装模作样，试图去掩饰那些罪无可辩的行径。），‘他不得不采取了这一步：通过通融汇票[3]的方式，凭借信用买入货物，再卖掉它们套现。这些措施以及类似的交易，在生意场上大大败坏了他的名声。’他又降低嗓音，接着说道：‘在交易所里，人们都说他是一个骗子。’
“此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作为母亲的苦痛。对于身为女性而不得不与之搏斗的罪恶，我了然于胸。然而出于自我慰藉，我仍然渴望成为一名女儿的母亲。我无法忍受这个念头跳入脑海：父亲所遗传的耻辱之罪，将会火上浇油，把不幸与厄运传给女儿。
“我彻彻底底被友情的糖衣所欺骗（不止于此，依据我丈夫的解读，我深信S先生是我的朋友），以至于我开始请教S先生，问他怎样做才是恢复我丈夫品性的最好方法：与男人不同，只有女人的名节才会一旦沉落西山，便永无复现之日。我全然不知，维纳布尔先生早已被拖进一口旋涡，根本无力尝试逃脱。他身上貌似确乎缺乏一股力量，无法把自己的才智投入到正当的追求之中。他的行事准则是如此松散放荡，思想是如此野蛮不化，以至于任何类似秩序之事在他看来都完全是种拘束。像处于原始状态的人类一样，他需要希望或恐惧带来的强烈刺激才能保持头脑清醒。这些希望与恐惧都源自不着边际的臆想，其中完全不考虑他人的利益。他时而彰显自己的爱国情结，却不知真诚的愤慨为何物；时而假装拥护自由，却对全人类或人类个体毫无爱恋，只关心如何满足自己的欲望。他是个什么样的父亲，就是个什么样的公民。通过侵犯国家法律和人性道德，他老辣地攫取了些许钱财。尽管这样做——伴随着他的冷血——会让妻子和孩子堕入贫困，但是只要有更为貌美的女人投怀送抱，他便会允许自己的新情人将这些钱财挥霍一空。
“在各种托词下，他的朋友仍来拜访我。看出我缺钱之后，他试图劝说我接受他金钱上的帮助。尽管这个请求婉转谨慎，没有引起我的不快，但我还是断然拒绝了他。
“一天，他来我们家共进晚餐——当时我认为他的拜访纯属偶然。我的丈夫似乎身陷业务的囹圄中，桌布撤去后不久便离开了房间。我和他如往常般交谈，直到他私下的告白再次把话头引到了爱情上。我不禁大感难堪。我对他怀有一份真挚的敬意，也希望他对我怀有一份与之相匹的友谊。于是我开始温和地规劝他。然而，他却错把我的和善当作了忸怩作态的鼓励之举，一直不肯岔开话题。看清他的误解以后，我便严肃地质问他，在对我说了这些话以后，他还怎配做我丈夫的朋友？他意味深长的嘲笑激发了我的疑心。认定自己毫无忌惮，他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道：‘你丈夫的荣誉心并非宁死不折。你怎可凭借自己的观察认为他是个刚正不屈之人？为什么他今日要离开房间，好给我一个表达自己的机会呢？因为他认为我太胆怯，太拖沓。’
“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我一把夺过了信件。在这封信中，我丈夫邀请S先生来家赴宴，并嘲笑了他对我抱有的骑士式尊敬。我丈夫向S先生保证‘每一个女人都有自己的价码’，并粗俗下流地暗示说他自己乐于袖手旁观，弃丈夫的义务于不顾。他把这些称为开明的情怀。他建议S先生不要震吓我的浪漫主义观念，而是从我那轻信的慷慨心和懦弱的怜悯心处发动进攻。在信件末尾，他请求S先生以一个月或六周为期限借给他五百英镑。我把这封信从头至尾读了两遍，信中怂恿的确凿目的，平复了我心头生发的烦乱。我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来，要求S先生在此等我片刻，随即立刻走入会计间，要求维纳布尔先生和我一起返回餐室。
“他搁下钢笔，和我一同进入餐室，没有察觉出我脸上有任何异常的神情。我闭上门，把信件递给他，径直问他这封信究竟是由他所写还是经人伪造。
“他的惶惑之情无可匹敌。他与他的朋友四目相对，嘴里咕嘟着插科打诨。但我却打断了他，告诉他，‘够了，我们永远分开吧’。
“我神情严肃，继续说道：‘我一直忍受你的暴虐与不忠，具体如何，我不齿于讲述。我曾认为你虽品行放荡，但并不完全是个奸邪之人。我在上帝的见证下立下了婚誓。即使当更符合我品好的男人让我感到——我厌恶一切巧言遁词——自己的爱情之心仍然不死时，我仍视那份婚誓神圣不可侵犯。虽遭你冷遇，我毅然抵制了那些诱人情愫，尊敬那个遭你侵犯的盟约。如今，你怎敢如此羞辱我，把我卖作娼妓！没错，你不仅原则尽失，不顾体面，现在竟敢亵渎神灵，出卖自己孩子母亲的名节！’
“随后，我转向S先生。‘先生，我恳求您在此见证，’我举起双臂，双目望天，继续说道，‘作为妻子，我曾庄重地改用他的姓氏，如今我同样庄重地在此放弃它。’我退下戒指，放在桌子上，说道：‘我还请您见证，我打算立刻离开他的住处，再也不踏进一步。我会养活自己和孩子。我下定决心重做自己，这种自由之感也会让他享有——他所欠我的债务，一概免除。
“震惊让这两个男人哑口无言。过了一会，维纳布尔先生面带强笑，轻轻地把他的朋友推出房间。随后，他的本性占据上风，一时间凶相毕露。他转向我，大发火光，然而他的怒容除了与之前的恶毒微笑相比显得更为可怕之外，并没有丝毫其他可怖之处。他让我自负离开房子的后果，告诉我他鄙视我的威胁，说我没有处理困境的能力，还说我不能控告他企图行凶，因为我并不担忧自己的性命，而他也从未对我动粗！[4]
“我一时大意，把信留在了他的手中，而他则把这封信投入火中。随后，他离开了房间，把我锁在了里面。
“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过了片刻，才回过神来。情景一幕幕飞速掠过脑海，以至于我几乎怀疑自己正在回想的是否是一件真实的事。‘这可能吗？我从此的确自由了？’我断然意识到自己应当遵循怎样的品行，从那时起，我便自称为自由之人。我之前是多么渴望自由啊——自由，我愿用一切来交换你，但绝不会牺牲我的尊严！我站起身来，晃了晃自己，推开窗子，感到空气从未有过的芬芳馥郁。天穹愈看愈发动人，流云也似遵我意愿漂流远去，给我的灵魂以舒展的空间。我仿佛灵魂出窍，感到（尽管这听起来有些疯狂）自己就要消散在拂面的煦风中，或是乘那夺目射下的光柱掠过天际。一阵天使般纯粹圣洁的满足感不但没有扰乱我的心智，反而激生出变幻无穷的壮丽美妙图景。这些图景也是在我想象力的召集下，从恐怖异常或是舒畅美丽的幻景中变换而来。自然是它们的生发之源，想象力则将其幻化成形。伴着落日，这些灿烂如画的图景渐渐褪去了光辉。然而，它们弥漫在我心中的平静之喜，令我久久无法释怀。
“或许，这世上会有三从四德的鼓吹者谴责我的行为，他们把妻子的义务与人的义务区分开。我的文字不是写给这些人看的，我的感情也不是交由他们分析的。我的孩子，你母亲在此刻思想解放之前所体会到的悲惨境遇，希望你永远没有机会通过凄惨的切身体验来印证！
“在给叔叔写完一封信后，我又开始给父亲写信，我并不打算征求什么建议，只是想要彰显自己的决心。正在这时，维纳布尔先生走进房间，打断了我。他的举止有所改变——由于觊觎我叔叔的财产，他如今反对我离开他的住所。若非如此，我确信他定会乐于摆脱与我共同生活所强加给他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种种束缚。他得对我表示出尊敬。由于确信我对他的鄙夷，爱上我对他来说是如此遥不可及，反而对我恨之入骨。
“他告诉我，鉴于我如今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和思考，他毫不怀疑我的审慎和分寸感会让我忽略先前发生的种种。
“‘思考，’我回答他道，‘只会坚定我的目标，这世上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使我背离它。’
“他明明想痛快地折磨我一番，可却偏偏尽力装出一副安抚别人的腔调和嘴脸，以此强迫我感受他的力量。他带着阴森可怖的神情，要求我服帖地被他关在自己的房间内，避免和用人接触。他说，如果到那时我许诺不再会因一时冲动而要求离家，他就给可以重新给予我自由。没等他说完，我便打断了他，宣称自己不会做出任何承诺。我无法再和他待在一起了——我决心已定，不会向花言巧语妥协。
“他嘴里咕噜着说过不了多久，我便会因自己荒唐可笑的做派而悔恨不已。在吩咐把茶水送到我的小书房之后——那儿与我的卧房相连——他再一次把我锁在屋里，留我独自陷入沉思。为了避免无谓的努力，我早已心如死灰地跟他来到了这楼上。
“坚定的目标最能平复人的心境。我感觉心头被搬去了千斤巨石，气氛似乎也轻快了起来。如果我痛恨那些社会成规——它们令男人暴虐地凌驾于女人之上——那我此时的心情几近是一种公正的感受。对于眼前的麻烦，我视而不见，我的思想已经渡过了自我挣扎的困境，理智与天性也握手言和。在那无尽的前路上，在那冗长的人生里，我的面前都不会再有任何酷虐的任务待我去完成，不用再去费力抑制自己的厌恶之情，不用再去费力熄灭希望的火种，以及飘忽不定的鲜活想象力。死亡，我曾誉其为令自己获救的唯一机会。然而，生息仍有诸多迷人之处，生命也许诺着幸福。即便死亡的呼唤比男人更热情，我仍会在死神这位未知暴君的冰冷臂弯前退缩不前。在死神面前，我料想自己别无选择，只得臣服于他。我不愿意离开‘明媚时日的温暖之境’[5]，抛弃所有尚未享受过的本色爱情。我更满足于在人生路上继续踯躅，等待着未知结局的到来。
“当下的处境令我的思考发生了新的转折。首先是专断暴行，随后是邪恶与愚蠢——我先前竟险些认为自己永生都会和它们瓜葛不清，如今看来，真是令人唏嘘不已（现在，理智的障目之物已经褪去）！难道在我出生之日，一位邪魔对我下了咒语；抑或一头恶魔自混沌之中踱步走出，用虚妄的偏见扰乱了我的理解力，囚锁了我的意志？
“我顺着如是思路前进，它令我跳出自身，娓娓道来女性所独受的痛苦与不幸。暴君们滥用权力，甚至下令把那些最为残暴的罪犯与死尸拴缚在一起。难道他们不会永远都感到耻辱吗？而与其相比，那些法律更不人道，它们竟锻造出金刚镣铐，把人们的思想无一例外地束缚起来，使之无法在社会交往中彼此相融！这种法律所带来的，实属举世无双的不幸！身处其中，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泯灭爱情或是背负臭名。”
[1] 原文为great assembly，引自men of great assembly，根据犹太经外传说，是指由120个抄书吏、圣人与预言家组成的议会成员，他们存在于圣经先知末期到希腊时代的早期。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at_Assembly。（译注）
[2] 原文为法语，指上帝。（译注）
[3] 通融汇票（accommodation bill): 指筹款方信用不佳，便通过附加担保第三方的形式向借款方获得贷款。（译注）
[4] 在当时，申请离婚获得法庭允许只能是由于一方犯有通奸行为或暴力行为。（译注）
[5] 出自十八世纪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ey) 的诗作《墓园挽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