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1]
“这真是最迷人的学习经历，”艾拉多有天向我声称，“在我们老家，幸福来得太理所当然，成长变得太自然而然，几乎没人察觉。而在这儿，要是你还没得到幸福，你就会召唤所有同情心，发挥全部精力，展示你的一切骄傲——你们拥有如此伟大的机会来寻找幸福。
“亲爱的，我更深入地研究了我的诊断，”她继续说道，“甚至还给出了些处方。请耐心等待，我正在归纳呢。你看，你们国家同时存在着如此多的社会弊病，必须要仔细鉴别的。
“这是一个全新的年轻国家，正努力从废旧的制度中挣扎出来，从严重的社会弊病中逃离出来，从对土地与金钱、身体与灵魂实行世袭掌控的君主制、贵族制、封建制中挣脱出来，最重要的是，从强迫式的信仰这种洗脑的模式中解放出来，而那正是让整个世界长久以来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的原因。
“注意——”她又插进一句，“在社会关系的不断发展中，人类将越来越需要一颗自由、坚强而又灵敏的头脑，来感同身受地体会、理解他人，并具备完全的自主选择行为能力。任何宗教里宣称自己是最终真相的那些强迫式信仰，都恰恰会在我刚才所说的那些方面削弱人们的头脑，让人逐渐形成一种愚蠢的优越感，以为自己高于其他信教或不信教的人；最终发展成迫害他人的极端事件；让人失去同情心、洞察力和理解力，每个人的行为都会沦为服从而已。
“你看，”她振奋地说，“美国只需要做一件事——确立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便可以在最高地位上为全世界服务。”
“希腊人就是这样，对吧？还有罗马人？”我提出看法。
“就算他们曾经做到过，后来也变成了‘失传的艺术’，”她回答我，“总之，你们之后做到了，还继续保持着——很好地保持着。
“然后，随着民主建立的开端，你们做出了另一个伟大的贡献。这个贡献进步得还没有那么成功，首先是因为民主还没有得到完全应用，其次也因为你们不知道民主需要认真地研究和教导——你们以为只要让人们投票就可以一劳永逸了，第三个原因是你们的民主被那些社会的寄生虫和疾病侵蚀了。在宗教方面，你们摆脱了有害的限制，而让头脑自由成长——变成一种自然过程。在政府方面，你们建立了一种知识与技能至上的社会进程。因此你们民主实施的效果会这么差。
“以下是我对你们的政府开出的处方：
“第一，恢复所有成年公民的自由，你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第二，为每个儿童提供特殊训练与实践，教导他们目前所知的关于民主政府的更简易的实行方式和准则，同时开设高等课程、完善设施来为特殊学生的教学进行试验与研究。你们已经着手进行了。
“第三，就民主的弊端进行仔细的分析，做出报告，提出可行的补救措施，同时对影响民主运行的社会寄生虫进行仔细研究——做出迅速而彻底的整治。甚至就这一项，你们也已开始行动了。”
“对寄生虫有些严厉了吧？”我问她。
“范，是时候严厉对待他们了。我可不是佛教徒——我是个护林人。我看见有害虫攻击树木时，可以的话我就会消除害虫。我的工作是养护树林，种植水果和坚果——而不是任那些害虫生长。”
“当然，除非是为蚕蛹做出牺牲的桑树。”我说道，但她只是对我微微笑了笑。
“你们必须将过去对君主的付出转移到对民主的付出，”她继续道，“杀死一个普通人是谋杀罪——而杀死君主则是弑君罪。你们得知道，一个人去抢劫另一个人已经够坏了；但一个人去抢劫大众的话就更坏了；要是通过政府去抢劫大众，那就是严重的叛国罪了，如果你们还用刑罚的话，那这人就该受最严厉的酷刑。但照现状看，你们不仅允许这种行为发生，还让它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几乎完全不被谴责——你们甚至不称其为抢劫；你们用‘贪污’‘腐败’‘挪用公款’等如此礼貌的词语形容这行为。”
我当然知道她说的这些——但我从来没感觉这是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
“你没看见吗？”她继续说着，“政治是社会的动力系统，通过这种系统，社会才能像孩子那样去学习，去检查某些行为，去采取另一些行为。若政府腐败，社会就会瘫痪、虚弱、迷惑、无法行动。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你们城市的政府从警察层面开始就经常出现腐败。因此，当永无止境的劳动激起了公众情绪，要求政府解决某些问题时，你们就会发现之前维持社会运转的系统就失效了。
你们看似完全没意识到的是，你们想要攻击的那种特定的罪恶完全没有一般的罪恶来得严重，这些一般的罪恶才把你们整个政府系统变得如此——如此——”
“摇摇欲坠。”我苦笑着说。
“对——就是那样，就像一个醉酒的人那样软弱、缓慢、步履蹒跚。”
“那怎么办？”我询问道，“有补救措施吗？”
“为何我把补救措施放在刚才所说的第三点？”她说，“因为只有在全面地研究和仔细地试验后才能做出决定。不过有一点可以立刻就执行：制作一份报告，开头应该简要调查其他国家过去与现在的最严重的政府腐败案例。不但要整体归纳，更要列举出案例的具体信息，犯罪的人要有名有姓，犯罪事实要有清楚明了的记录。这个人那个人做了什么让国家付出了什么代价，由于政府里怎样的瘫痪、混乱，导致决定性的战役是怎样打输的。一些臭名昭著的叛徒也要做个对比。报告接下来的部分就是关于我们自己国家的，不光要有概论，也要有实例。比如：细述我们的排水沟系统，政府做的哪些合法措施改进了系统，又做了哪些非法行为，阻碍并妨害了正确的政府行为。还要提供用于治理河道、港口的款项清单，精确到具体的日期，这项新近的巨大“贪腐”工程现已完工——竟从未受到谴责！一定要列出姓名——指名道姓！包括相关的众议院议员、参议院议员，以及当地的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致富的受益者。
“这些东西应该写得简单明了，让孩子们也能看懂。我们应该在他们成长早期阶段就开始连续性地教他们怎样评判那些因腐败而损害了国家命脉的人。同时，也要教他们怎样评判那些甚至懒得去投票的逃避责任者，更不用说教他们学习怎样帮助我们国家。”
“这需要——需要一种全新的民意，对吧？”我大胆提出。
“当然了，不过全新的民意需要建立。一旦盗贼或叛徒现形，用不着多少天赋就能辨识出他们来；但你们国家的盗贼和叛徒尚未现形。”
“哎，艾拉多——我肯定报纸里有很多这样的报道。”
她看着我——只是看着我——她的表情就像即将爆发的火山，却坚定地控制着自己。
“天哪！你就说出来吧，艾拉多。快点全部说出来——报纸又怎么了！”
她大笑，万幸的是她笑得出来，我也跟着她笑。
“我没法全部说出来——有十卷呢，”她承认，“不过我会说一些出来，这是个特别的部分——我必须从头说起。”
“你们这个社会啊，寄生虫啊，弊病啊，所有这些东西都太有意思了。我们在她国，一切都很正常，从未意识到我们的社会有多好，就像一个健康的孩子不会意识到她的身体有多健康。”
我注意到艾拉多和她的姐妹们总是会无意中就用“她”指代某人，就像我们无意中都会用“他”那样。当然，她们的理由显而易见，她们都是女人。而我们却没有那么说得通的理由了。
“但世界上其他国家似乎都痛苦地意识到了社会问题——但却无能为力，帮不了多少。现在你知道了你们国家有这么多社会弊病，有些还好点，它们的危险程度有区别，它们对什么有害也并不完全相同。与其有一颗不太健康的心脏或大脑，不如有一条坏得很厉害的腿。比如说，风湿病很痛苦，会把脚变残废，但若这种病转移到心脏，那就会危及生命了。有些生物缺乏人类拥有的某些东西，所以不会患上某些疾病；比如蚯蚓不可能精神错乱，蛤蜊不可能神经衰弱。
“随着社会发展出新功能，一些新的弊病也同时显现出来。每日新闻是很新的社会功能——也是最高等的功能之一——拥有无法计量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媒体的风湿病比农场、市场的风湿病要严重得多。”
“媒体的风湿病？”
“对——或许比喻得不太恰当。我是说媒体出现任何严重弊病都比其他低级或不太重要的功能出现弊病更加糟糕。范，你再看看整件事。在民主社会，人人都应被告知一切，互相理解，有迅速强劲的行动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社会应当引进一些机构组织来开发智力，提供信息，激发、传授感受，以促进敏捷的行动。学校是训练智力的地方，但只有通过媒体这台庞大的机器，才能让人们感知到民主的存在，唤醒人们的民主意识，并激励人们采取行动。媒体是社会的感觉中枢，通过媒体你们全体都能听见、看见、感觉到，通过媒体你们全体都受到激励而采取行动。它比学校和教堂出现得晚，也是更加高级的社会功能，是民主的必要手段。”
“同意，完全同意。但亲爱的，那不就是我们的普遍信念吗？虽然可能没有那么明确地表示过。”
“对，你们似乎在媒体方面想了太多——以至于看不见它的弊病，更别说整治的办法了。”
“好吧——你是医生，直接说吧。我猜，你也知道有许多严厉的批评家正与‘我们哗众取宠的媒体’‘我们贪污腐败的媒体’针锋相对吧。”
“哦，对啊，我读过一些他们的评论，但都没有切中要害。”“大姐，那你就自己说说看吧——我洗耳恭听。”
我开的玩笑并没有让她生气，她太严肃了。
“是这样的，”她慢慢地说，“当人们过去挣扎于当时看似更重要的议题时，这项新社会功能就形成了——不是看似，或许事实确实如此。在欧洲，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变为了旧政府的工具。而在这个国家，正是因为害怕变成政府的工具，国家才允许媒体成为个人的工具，而现在却又成了你们那些权贵势力的工具。你看，你们虽然改变了政府的形式，却没有改变你们的思想和感受去适应新的形式。你们允许这种情况在你们眼皮底下继续发生，似乎你们国家还是君主制，一切仍与自己无关。而你们又出于嫉妒，不肯给政府某些必需的工具，仿佛你们国家还是君主制，政府会滥用这些工具似的。你们必须要学会的是——让政府维持大众自觉而果断的行为，并发现这种行为的无穷力量。民主就是自治，就是全民自我的结合。自我控制得最少的时候，不就是自我控制得最好的时候吗？”
“你想要那种属于政府的媒体吗？”我问，“我们看到欧洲的情况了——不喜欢那样。”
“你是说一种由君主管制的媒体，对吗？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们应当拥有民主管制的媒体，当然，那就意味着要所有人，或者至少大部分人，共同管制媒体。而你们现在的情况是媒体正由一群唯利是图的人管制着，受你们那想要获得巨大‘利益’的动机所控制。”
“你打算怎么做——这是我想知道的。许多人都批评我们的媒体，但似乎没有能提出更好的办法。有些人建议用捐赠的方式维持媒体的运作；但我们必须得有自由表达的权利。”
“范，你不要对我期望太高。当然，要我想出解决办法比指出问题所在难得多。在我看来，你们可以将舆论、评论、观点的自由表达权利与最权威的事实展示结合在一起。”
“你认为我们可以相信政府运营的媒体能给出正确的事实吗？”“如果媒体不能给出正确的事实的话，会遭到严厉的控告，这可不是靠选举就能逃过的。你们还没意识到歪曲报道事实是一项社会犯罪行为。你们的报纸随随便便就会撒谎。”
“我们有诽谤法——”
“我不是说诽谤——我是说撒谎。这些报纸都满纸谎言，偏向他们支持的某一方，这种行为却不受惩罚。”
我笑了，是个美国人都会笑。“撒谎要受惩罚？谁会第一个控告媒体啊？”
“正是这样，范，那就是最可怕的部分。你们的人们太习惯于公开撒谎，你们根本不介意。对这些本应该敏感留意的罪恶行为，你们却麻木迟钝、习以为常，反而对不那么危险的事情小题大做。你看，媒体正遭受着明显的功能混淆。媒体骄傲地宣称自由与保护，认为自己‘表达公众舆论’，是‘信息媒介’，然而媒体做的主要就是迎合偏见这类低贱的事，还迎合市场——最广泛、最低级的大众品味市场，只想从文字中得到娱乐消遣。为何你们的‘自由守护神’会出现那些损害智力、腐化灵魂的低级‘漫画’？这些漫画没有任何信息，更没有观点——只不过引诱那些想从报纸中得到乐趣的读者。”
“要是报纸没有乐趣，谁会买啊？”“什么样的人不会买？你不会买吗？”
“哦，我当然会买；我想看新闻；我是说底层阶级。”
“那么这些‘底层阶级’，他们对每日新闻完全没兴趣，只会看些愚蠢的，甚至带有暴力侵向的东西——他们会是你们国家民主巨大而永久的组成部分吗？”
“你是说我们应当发行正经得体的报纸，才能教育提升人们？”
“为什么不呢？”
我正想说不妥的原因，但她继续道：
“如果你们的报纸是报纸应当有的模样，就可以用于学校，应当很受欢迎。高中的每个男生女生都应当上时事课程。要求他们每天阅读真实新闻的清晰概要，这不是什么难事，同时，他们还必须指出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内容，并给出原因。
“你们印刷出的这一列‘犯罪与伤亡人数’并不能算是新闻——这和字母表一样单调无聊。只需列个清单，从医院病室的布告栏那儿就可得知，只有专家才会对这些感兴趣。但我们应当每天都教导孩子们看见这个世界在转动；让他们对一切感兴趣，让他们产生责任感。像那样接受过教育的人是不会需要愚蠢的东西引诱才会去读报。”
无论如何，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妥。如果我们可以相信政府报道的天气预报，那为何不能相信他们报道社会事件呢？
“有了最优秀的大脑，最好的赞助，和全民的监管，”她继续说，“再加上发布新闻的报纸，和能够读懂报纸的人群。你们的评论和观点就能彻底地实现自由了。谁都可以发表她想发表的任何东西。不过，范，为什么要在公众事件里强加私人观点呢？”
“好吧，你的诊断我接受，虽然对此我有所保留，但你提出的补救措施真是简单得可疑。不过你继续说，我们国家还有什么毛病？自由的成年公民，可信赖的报纸媒体，得到充分保护、发展与改进的自然资源——要不你先说说这些吧？”
“不过当半数人口都没钱看病时，情况可就没那么好了。”
我抱怨了一声。“好吧，我们认真谈谈这事，说说你的社会主义观念吧。你想要通过进化还是革命来达到社会主义呢？或者两者皆需？”
她没被我那嘲讽的语气所骗。“范，你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偏见？为何你说起社会主义都好像这件事有点可笑？”
我想了一会儿，作沉思状。
“我猜大概是和我所受的大学教育，以及和我一起生活过的大多数人有关。”我回答。
“那你自己的真正观点呢？”这个问题也得考虑考虑。
“怎么？我想理论总是对的吧。”我一说话，她就打断了我，问道：
“在你看来，理论是什么？”
然后我被迫展示了我的知识极限，我能说出的一切都是我听人家说的或是我记得的各种文章和评论上提到的，最糟糕的是，我徒劳地将话题引至马克思教条式的复杂迷宫，还提到对我所见过的某些社会学论文和刊物的负面印象。
“我四处所见也正是如此。”她好心地说，“这是你的观点；现在，你老实跟我说，你对此有何感想——请老老实实说出来吧。”
我甚至都没仔细考虑我的感想是否和我所说的事实有联系，就说出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社会上流行的感想，大概意思是说社会主义是懒人的天堂；是失败者想要爬上顶峰，相同的报酬对于能力更优秀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这是场充满了仇恨与不公的阶级运动，没有人愿意“做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这样的世界不管怎样都不值得让人们生活其中”。
艾拉多愉快地笑了，不仅笑我说的一大堆相似的谬见，还笑我这种带有愧疚却又好斗的态度，就像别人所说：“就算丢脸这也是我的想法”。
没过一会儿她又镇静下来，看向我身后的远处——眼神穿过我。“亲爱的范，这不是你的想法。”她说，“这是美国的想法，而美国应当以此为耻。这么没有远见！这么容易上当受骗！稍稍做些研究就可以否定这一切，但美国却这么容易就轻信了！还这么害怕这个民族所依赖的原则！”
“我们民族依赖的是个人自由的原则——并不是政府所有的原则。”我抗议道。
“上班族有什么个人自由？”她反击，“出身、成长、衣食、教育等各方面条件差的孩子可以选择什么职业？你说的那种‘自由竞争’早就是过去时了——你也从来没见过这原则真正实施过。你看，尽管事实早就改变了，但人们脑中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你们国家的工业世界正处于根特[2]所说的‘封建制度’中——他说得对。就像在强盗贵族统治下的欧洲，你们苦苦挣扎的工会就像欧洲那时期想要逃走的农奴。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历史和经济就能了解事实。对我来说，最令我费解的是大众头脑竟然如此迟钝。你们美国人是个充满智慧的民族，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民族，但却似乎看不到问题所在。”
“我亲爱的女士，那我们比其他民族的人盲目吗？其他民族的人都比我们看得清这些刺目的事实吗？”
艾拉多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从她过去和现在的清晰明了的世界观中寻找答案。
“不会。”她说，“大家都一样——各方面都一样——或许除了新西兰人吧。不过许多国家在某些方面更明智，而你们国家——有这么多的优势——却还未看清。哦，我知道你要说其他人也没看清，但你们应当看清。你们是自由的——你们看清后就应该有所行为。不，范——你们没有借口。你们有至高无上的优势，你们有这么勇敢的起步，你们建立了一个辉煌的开端，然后你们却坐下来吹嘘自己的祖先和拥有的资源——还有你们的前景——却让害虫四处爬行。”
她眼神庄严，音调郑重，言语伤人。
“注意哦，艾拉多，干吗用那种词，听了让人不舒服。”
“那些人像成堆的水蛭一样吸着公库，像跳蚤一样跳跃着想逃脱法律，像蜘蛛一般织着特殊立法的网让他们得以自由地繁衍下去，在每项正在动工的公共事业上爬行，泰然自若地养肥自己的私有事业，这些人不叫害虫的话，还能叫什么呢？比如那些在影院门口卖黄牛票的票贩子，不叫害虫还能叫什么呢？就是偷张票去看戏也比卖黄牛票强多了呀。这些人还只是小人物，公开惹人讨厌，而你们除了嘟囔几句也无他法。
“来说说大人物，我想知道你们怎么称呼那些靠卧铺车票来敲诈的人？话说，害虫有大小的限制吗？我猜如果一只跳蚤是一码长的话，他就该是一头野兽了吧？”
“我亲爱的姑娘哟，你绝对反应过度了。不过你拿什么来反对卧铺车呢？我一直觉得我们的服务挺不错的。”
她慢慢地摇头，用那种充满母性的耐心表情注视着我。
“美国大众对于吞噬钱财的吸血鬼不闻不问，就像一只病猫一般。你还记得我们捡回的那只可怜的小瘦猫吧？我们还得自己帮它产仔、冲洗。范·简宁斯啊——难道你不知道自己正被卧铺公司打劫到一无所有吗？你看。”
然后她拿出了一张那种曾让我获益良多、心生敬佩的整洁小纸张，纸上写满了数据，艾拉多的数据可是最具毁灭性的东西。
“除了特等包间这种我不会算进去的铺位，一个车厢有12个双层铺，那就是24个旅客，他们已经买了票，能让他们坐火车、在上面过夜。通常价格是24小时5美元，花了这5美元，乘客就可以在白天坐在一整个而非半个座位上——除非白天人很多，那么列车员就可开心地卖出额外的座位票给其他受害者——我还见过卧铺车厢挤到人都要站着呢！而晚上乘客就有地方可以躺下——整个空间宽0.9米高0.9米长1.8米，还有个窗帘让你有私人空间。”
“好吧，但他也一直在旅途上啊。”我强调。
“但他是在客车厢里，付的钱不是为了坐车——坐车的钱已经付过了，剩下的钱是为了特殊住宿。我要说的就是这种住宿条件，这其中乘客是怎么被敲诈的。火车卧铺的条件你也是知道的，看看这价格。”“2.5美元也不是很贵啊。”我强调。但她不屈不挠：“如果在这儿，这个酒店里，2.5美元就换来这么小的空间，你会觉得不贵吗？”
我看了下四周，这个我们当时借宿的一流酒店里这家舒服的房间，再想起前几天晚上我们在火车上住的那两张卧铺。这间房长3.7米，宽4.3米，高3米，有衣柜，有洗浴间，还有各种现代化便利家具，有一张宽敞舒服的大床。我住的隔壁房间，也和这间房一样大、一样舒服。
“我们现在住的这间房24小时收费2美元。”她说，“而火车卧铺却要5美元。”“卧铺车厢建造费用比较昂贵吧。”我无力地辩解道。
“比酒店还昂贵？”她问，“酒店还得付地租、交税啊。”
“卧铺车厢不一定都满客。”我强调。“酒店也不一定都满客啊，对吧？”
“但火车得移动啊——”
“是啊，铁道公司为卧铺车的移动付钱。”她击败了我。
我想说一些关于服务的话，试了一下，结果被她取笑了。
“一个售票员就服务一大串乘客，至于行李搬运工，他们可是要收费的，你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
“我就是这样算出来的。”艾拉多说，“当然我并不知道卧铺生意的确切数据，但他们不会亏本，你看：假设每节车厢平均有20名乘客——包括特等包间——票价是每天5美元；那就是每天100美元收入，每年每节车厢有36500美元收入。他们付给搬运工大概一月30美元，我懂得，甚至可能更少，让公众付剩下的。我猜每辆车的售票员工资不会超过20美元，那就是每月50美元，每年一共要花600美元服务费。还有床单清洗和打扫车厢的工作——20条床单、枕套、毛巾等；旅途结束后还得整修车厢。我猜每年在这上面的花费不会超过800美元。还得算上保险、折旧、修理费用等。”
“喂，艾拉多，你从哪里得知这么多技术细节的？我猜和往常一样，都是和生意人谈话里得知的？”
“当然是啊。”她同意道，“我很为他们骄傲。话说回来，那些费用每年大概1600美元，这样每年的总费用是3000美元。要记得还有人付钱给他们呢——这个我不知道有多少。最后剩下33500美元，我就慷慨大度地减掉3500美元吧——或许有时乘客较少——这样每年就是3万美元，那是30万美元的十分之一。
“你不会真的以为每节卧铺车厢需要30万美元建造费吧，范？”
我不会的，我懂的，谁都懂。
“如果建造一辆卧铺车厢需要10万美元。”她平静地继续说，“那么他们可以收1.75美元的卧铺费，这样仍然可以‘赚钱’，这是你们的说法，如果赚10%是合法的‘营利’的话，那我就称额外的20%是压榨、敲诈，你们会怎么说呢？”
“直到现在我从未把它称为什么，我从未注意到这个。”
她点头：“正是如此，你们这些人不闻不问，为了生存所必需的而付出了三倍的价钱。你们日夜都被吸着血，在每个方面均是如此。那么，如果这些吸血鬼是掠食猛兽的话——跟他们斗起来，战胜他们。如果他们是害虫的话——哦，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个词——但是，范，你对愿意忍受害虫的人有什么看法呢？”
[1] 原文第九至十二章无标题，此处为译者所加。
[2] William James Ghent（1866—1942），美国社会学作家，主要研究社会主义以及美国早期的西进运动。（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