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家
说到我最想让艾拉多参观什么，那必定是我们的家——当然，是我的家，还有我认识的那些人的家。
在和睦美丽的她国，你在哪儿都感受不到那种对我们而言意义重大的亲密关爱，以及相互体贴带来的舒心。爱，和舒适，自然是无处不在，但却跟我们的不一样。她国的爱与舒适就像反射而来的光线而非来自桌子中央的灯光；如同由蒸汽均匀供暖的房屋，而非每间房里都有明火的屋子。我们可真想念那样的明火，正面如此温暖，背面如此阴冷，如此优待坐得近的人们，如此无视其他的任何人。
如今，我们已遍游四海，艾拉多也承担起新的任务，去了更多更远的俱乐部和教会里演讲，在我看来，她对我们美国人的家庭已经相当熟悉了。
但她对此并不满意。她变得越来越像社会学家和研究员了。
“它们全都一样，”她说，“人与人之间自然是不同的，但家里的布置几乎都是一样的。噢，范——我去过那么多个州，拜访过那么多不同类型的家庭，我发现这些家庭都相似得叫人好笑。我在黑暗中都能摸去厕所；我知道他们早上会吃些什么；你们似乎就知道八种到十种午餐或晚餐的菜品似的。”
这话让我有些恼了——并未勃然大怒。
“可供食用的动物确实有限，如果你是指那个的话，”我反驳道，“牛肉和小牛肉，羊肉和羊羔肉，猪肉，——生吃、盐渍和烟熏——家禽肉和野味。噢，还有海鲜。”
“一共十种，当然，肯定还有更多。我并不是指食材的供给。而是指烹饪缺乏专业化。你看女人们都多么热切地跟我讨论这个话题啊。真是可悲，范，人们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只为做本应那么简单的事情。还浪费了那么多金钱！”
“我们知道那很累人，但大部分女人都会把它当作自己的职责，亲爱的。当然，我赞同你的看法，只是我们的人大多不这么看，你知道的。而且男人们恐怕也只关心他们自己舒服不舒服。”
“我倒希望他们真的关心过，”她出乎意料地评论道，“但我并不仅从国计民生方面来研究家庭；我是把它当作一个世界公共机构来研究的——你知道，它对我而言是新鲜事物。欧洲——非洲——亚洲——海岛——美洲——看这儿，亲爱的，我们还没去过南美洲呢。咱们学了西班牙语就出发吧！”
在艾拉多口中，学一门新语言就像学跳舞，是一段短暂又令人愉快的经历。我们还是去学了；至少她学了。我以前就会说一些西班牙语，如今拜她新燃起来的热情所赐，又有所提高。我是在一路上观察了她的思维过程后才意识到她国的思维潜能的。虽然我们在她国时，其广度和深度，其冷静的控制力，及其理性和丰富就明显摆在那儿了，但我们自身思维有限，鲜有的专业化技能，同时其他能力也出现衰退，头脑愚钝，加之精神崩溃，智力发展程度较低，愚顽抵抗不愿认可她国，我们对此习以为常，以至于根本没意识到这些低能问题在她国并不存在。健康的大脑并不炫耀，至少不像病态的大脑那样频繁，若你看到一个跳跃杂技演员站在吊床上，自然很难判断他的轻功到底如何。
这一两年来，我一直在观察这颗她国大脑的运作，它吸收了潮水般涌来的新观感，承受着尖锐而沉重的情感震撼，被难以抑制的思乡之情困扰，还像随手摘取路边小花般轻易地学会一门语言。
我们去了南美洲，出发之前我们认真储备了大量西班牙历史，并弄明白了我们每个无知的美国人都应知道的知识——“美洲”，是横跨南北半球的两块大陆，而不仅是一小块土地，如果我们能对兄弟国尽到应尽的义务，有朝一日便可理直气壮地写下那被极力夸大的我国国名，就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利坚合众国”。
“我现在拥有的数据一定足够让我做出公平推论了，”艾拉多在我们回程的路上说，“在你们的世界里参观游玩实在太有意思。现在咱们即将回到你的国家，因为有了更加广博的知识和更加丰富的亲身经历，我想我对它的评判可以更公正些。如果你准备好了，咱们就回到那天被我突然跳到南美洲而打断的话题上吧。”
她把笔记本翻到美国那一页，愉快地看着我。
“家，”她说，“家庭，美国的家庭——世上其他地方的家庭，过去的和现在的。”
我把肯伍德地毯往她脚边拢了拢，然后踩在上面，准备洗耳恭听。
“是的，女士。你和我，花了巨额旅费，转遍了地球上几乎全部的人类居住地，除了澳大利亚和南非——用了一整年时间来探讨美国问题——如果你都还没准备好给出你的诊断书——和处方——噢，我将对她国失去信心！”
“想听整个世界的——或只是美国的？”她平静地问。
“噢，唔，两个都听；你能做得到。不过不要立马说完——我吸收不了。请先说美国吧。”
“这并不算长，”她慢慢地说，“如果你把它谨慎地概括一下就不长。当然，一个人可以说，因为琼斯家的小孩老被一个人留在家里，所以他们乱泼墨汁，欺负小狗，虐待猫咪，放走金丝雀，吃太多果酱，弄脏衣服，拔掉郁金香花苞，乱涂墙纸，打碎瓷器，撕烂窗帘——等等等等。你们还能说出每件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虽然会费点时间。若你们还可举出史密斯家小孩和布朗家小孩等事例来佐证就更妙了。但如果你说：‘没人管的小孩更淘气。’其实就能全部概括了。”“别短成这样啊，”我恳求，“这可不算阐释。”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讨论这个无尽的主题，最终硕果累累，洞察明晰，简明扼要，而且充满希望。
“我已经不像最初那般震撼了，”她告诉我，“我看见欧洲依然还是欧洲，即便每个国家都死了一两百万人。但人口还会重新增长。我看见所有的恐怖事件对这可怜的世界而言都已不算什么新鲜事了，——这穷困、可怜而又盲目的婴儿啊！不过它坚强地面对着那一切。它还活着——还没有死去。
“笼统说来，问题似乎在于：人们还不明白自己的使命——他们的社会性质。他们还没搞明白，就这样。”
“他们很愚蠢？蠢得无可救药？”我问。
“不——决不——但这里有个问题：人们的思维总被他们曾经信仰的东西填满。说到旧瓶装新酒——你们就是新瓶装陈酒，这正是阻碍世界前进的问题所在。”
“在哪儿你都能发现它，”她继续说，“尽管有不断出现的新生命、新条件，但观念、理论和信仰却总是过去的、古老的、亘古不变的。每个国家，每个种族，都被他们过去所想、所信、所知的东西束缚和困扰着。而且所有鲜活美好、热情洋溢、奋力抗争的小孩们都被迫灌输着那些不变的旧东西。真是可怕，范。但好笑的是——我竟能容忍。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苦恼就是个笑话——因为你们根本没必要苦恼！
“随后你们来到一块新大陆上建立了一个新国家，提出了许许多多的新理念——但却保留了足以淹没任何国家的旧观念。难怪你们泼洒掉了那么多新东西——只为让自己浮出水面。”
我没怎么说话。想让她自己逐渐捋清一切。她让我陪伴观察整个过程。当然，尽管在这次记录里有许多讨论内容和观点都被我拼凑了起来，但恐怕还是遗漏了一些。她做的那些事没有一件是简单轻松的，即使对一个她国人而言。
“这种家庭观念需对这些问题负主要责任，”她说，“并非家庭中美好可爱的模式，因为我发现你们对此十分热爱，而是使家庭变成古老顽固社会团体的那种观念，它不懈地阻挠着后人的发展。你只要看看到现在为止你们本应获得的进步，便可很容易地发现问题所在了。
“以你们自身为例——你们拥有美好的新开始——国家历史清白，人民素质较高，宗教的本质良好，并很快认识到普及教育的重要性。然后你们杰出的政治拉开了帷幕——民主的浪潮席卷而来。空间共享，财富共有。这样的开始本应获得怎样的结果呢——简单吧？噢，范——过去和现在的每一个骄傲的美国佬、南方佬和西部人都没曾想过你们自己本该做些什么！
“他们确实做了许多事——但是，噢——他们本该做的那些事呢？你看，他们不懂民主。游戏已经开始了，但他们还不知道游戏的规则。就像小孩毫无目的横冲直撞。民主的达成需要全民觉醒而智能的合作。缺了它，就如同一个偏瘫了的国王。
“你们一开始便忽略掉了一半的民众——这真是个可怕的错误。而另外一半，你们也只允许他们逐渐入局。你们隐约感到了教育的必要性，却不知道教育到底是什么——‘阅读、写作和算术’依旧必不可少，跟君主制时一样。但你们还需针对新的社会进程进行些特别教育。
民主的达成需要理解，认可和社会定律的全民实践，——定律是‘自然存在’的，就像物理和化学定律一样；但你们的宗教——以及你们的教育——却是在教授‘权威’——而非真正的定律。光靠权威你是无法完成一场成功的选举的，对吧？人们必须理解民主，而非遵守民主。你们也无法仅靠权威就让公民们变成民主主义者。敬畏并服从权威在君主制国家是正确的——但在民主国家却是错的。当民众即是国王时，他们必须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听令行事。
“基督教源自希伯来文化；隐藏其后的便是——上帝的家庭。归根究底，那便是所有家庭荒谬而错误的根源。”
在这个观点上我们一拍即合，但我从未将美国的政治弱点与之联系到一起过。
“上帝身上藏有一种古老强权的父亲形象，”她镇定地继续说，“对于他那些特别的孩子，上帝作为父亲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以和蔼而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子女，狂暴，怒气难消，不肯宽恕子女的过错，并会进行永恒的报复——”她颤抖起来，“一幅丑恶的画面。”“人们想到上帝时所浮现出的画面，”她一字一句地说，“就是人们过去行为的可怕写照。他们在不断进步，但他们对上帝的观念却没怎么改变过。
“国王出现之后，他们将这一切具象化，使之一览无遗，国王的概念由来已久，你看——直到现在都还存在。国王、父亲、老板、统治者、长官、领主——都与民主背道而驰。父亲和国王和希伯来神祇都在你身后，高高在上。而民主就在你的面前，环绕着你。它才是应做之事。
“你们不得不通过不断尝试来学习民主——因为没有传统，没有权威。它需要勇敢、谨慎、持续的科学实验，记录下整个进程，并将失败和错误立马抛开再重新开始。它的大门在前方敞开，你们需要不断前进——民主是一项需持续经营的事业[1]。”（外国人多么热爱使用成语和俚语啊！就连她国的天使也无法免俗。）
“现在，你们年轻的美国在极大程度上已经抛弃了国王的概念。但你们拥有国王的祖先——圣父，这位绝对强权的老大，你们的宗教也被同样的基本概念深深所累。此外，作为新教徒和书籍崇拜者，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你们必须为自己，为那可怜的盲目的神佑的小孩，也为民主，创造出一个书面的统治者来，然后迅速将它变为如钢铁般坚硬的宪法——并严格遵照执行。”
这些话需要仔细咀嚼。确实如此。无可否认。我们确实那样做了。我们如此急于获得“稳定”——就好像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可以保持住“稳定”——那顽石般的品质一般。
“尽管如此，你们仍在成长。因为你们必须成长。宽阔广袤的土地让你们不断成长，因为必须前往偏远之地实践个人行为并持续进行民主实验。而移民小孩们也帮助了你们成长。”
“移民小孩！你到底在说什么，艾拉多？”“怎么，你没注意到？你们自家的小孩几乎都不肯为家里多做些什么或是多待些时候。只要他们能够，他们便会远走高飞——越远越好。他们或许还爱着老家——但却不会在那儿居住。”
这也，确实如此。
“你看，‘权威’这个老错误在不断减少。这是实验室型生存方式所带来的变化——通过实践来探求该怎样做。”
“我看美国家庭里的‘权威’已经所剩无几了，”我说，“移民们都对它怨声载道。”
“他们当然会抱怨。移民们对民主的理解自然不如你们。你们全都把‘自由’这个词置于最最错综复杂却又协调的政治关系之上。你看，权威的方法是如此简单。‘这是命令！’——然后你们只需遵守命令——不经思考，毫不挣扎——也不负责任。上帝说是这样——国王或首领说是这样——圣经说是这样的——以及隐藏其后的，上帝之家和圣父。真是个美好的故事：‘爸爸说是这样——如果他说是这样，那就是这样，即使事实并非如此！’”
“但是，艾拉多——真的——美国的家庭里几乎都没有像你说的那样；你确定你真的看到了这样的问题？”
“我确定。在最古老的国度里，最高权力的父系首领——在家庭敬拜中[2]——死去的父系首领甚至比活着的父辈的权力更大。范，亲爱的——我不怎么懂人们对已死之人的这种崇敬。为什么会这样？是怎样发展而来的？为什么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还不如死后更受重视？你们并不相信人类会一代代退化，对吧？”
“那正是我们过去所相信的，”我告诉她，“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确实是人们的普遍想法——进化论的出现也才不过一个世纪——在大多数人看来。”
“但美国人是自由的、进步的、愿意在很多方面做出改变的——你们为何还会对父辈的话言听计从——仿佛它是多么重要一般？”
“我想是因为我国立国还不久，”我回答，“也因为父辈们曾做出过惊人的抗争——清教徒之父，教会之父，革命之父——还有我们现在的内战之父。”
“但为何你们只在政治领域崇敬他们——或许还有在宗教领域！却没人在商业、艺术、科学、医药或机械领域引用他们的言论。你们凭什么认为他们可以一贯明智地统治这个国家，这个运转着巨大机械，拥有着通达电力，遍布着大小城市的国家？这些东西他们根本连想都不曾想到过。这太愚蠢了，范。”
确实愚蠢。我承认。但我有些暴躁地告诉她，我看不出这一切跟我们的家庭有何关系。
后来，这位聪颖的女士温柔又好心地说了些我国的卓越事例让我平复了些，我们才回到正题上来。
“请理解一下，亲爱的，我说的并不是婚姻——这种亲密联结带来的美好、愉悦而丰硕的力量对我而言就像源源不断的惊喜。你知道的——！”
我知道。她每天不断地对此发出赞叹，让我意识到了它的存在。“不，这种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无疑是正确的——在它被切实落实的时候。只是我反对将婚姻变成一场交易。”“你是指让女人待在家里做家务？”
“那是其一，约占三分之一。我指这整个事态：男人承担着生活的全部重任，来养活欲求不满的妻子，而可怜的孩子们在他们有能力逃离之前就被打上了相同的烙印，将背负一样的命运。那才是最糟糕的——”
她在此停了一会儿。到现在为止她都还没谈到女性或小孩的状况，没有透彻地谈过。但她已经做过足够多的评注了——够好几卷了。
“我想说的是，”她慢慢地说，“我在你们社会结构上发现的错误和你们由此在政治行为上自然而然出现的结果之间的联系。家庭关系最老——民主关系最新。家庭关系需求亲密、互爱、权威和服侍。而民主关系需求全民平等、良好的意愿、基于共同兴趣的广泛合作和高度的个人责任心。这些都需要你们对人民进行相关的教育——这并不容易。家庭最大程度地榨干了你们的体力和忠义，仅存很小一部分留给爱国热情和爱国义举。”
“你们并不希望每个人都成为政客，对吗？”“为什么不？每个人都必须成为政客——在民主制度之下。”
“但若为了成为更好的公民而忽视了家庭，便是不应该的，对吗？”
“若一个人留在家里——保卫自己的家庭，会成为更好的士兵吗？噢，范，亲爱的，你还没看到吗？这些愚蠢可怜的奋斗着的男人们至少团结了起来，相互协调，为共同的事业而共同努力着。他们在——或是认为他们在——共同保卫着自己家庭。”
“我觉得你又在说社会主义了，”我闷闷不乐地指出，对此她只是温柔地笑了笑。
“她国与世隔绝，从没听过什么社会主义，”她答，“我们没有德裔犹太经济学家跟我们解释那冗长的，对大多数人而言，难以理解的长篇大论——为公共利益协同合作的优势何在。或许女性头脑并不需要对如此明显的事实进行的如此冗长的解释吧。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我们由亲缘关系组成了一个小的群体（没有任何父系强权），只看到公共利益便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我们完全无法忽视它。
“请停一下，妹妹，”我说，“你是在暗示我父便是整个问题的根源所在吗？你准备像亚当那么刻薄地将所有的错都怪在他的身上？”
她大笑起来。“不全是。我不会诅咒他。我不会把世代以来所有人所遭受的可憎不公都归到一个被断言有罪的人身上。不，我责备的并不是你们的父，也不是父性——因为那明显是生理遗传的顶峰。”（她国女人们谈到她们所谓的神圣而神秘的父性时总会低头鞠躬，而我们男人反而——唔——总会不太高兴。）
“但显然，”她迅速继续说道，“太多伤害是因过度的父性而起。他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所以他认为自己便是全部，而母性——母性！——只不过是附属品罢了。”
对于这个观点，我的潜意识中总是隐约有些不安的。她们对父性温柔的敬畏全然没有抵消她们潜意识中对母性的绝对骄傲。或许她们是对的——
“他的统治！”她继续道，“他的自我主义！‘我的名字！’——完全不给她留一点余地。‘我的房子——我的电话——我的家’——只有‘在家族的母方’[3]才会情非得已地提到她，而在对她感到厌烦时——他就会像《辛白林》[4]里的那个男人，那个遗腹子一样，希望世上能有不需要女人也能生育小孩的方法！这真是可笑，对吗，范？”
“确实是。无论是否身为男人，当我看到真相时我能正视它们。显然，我父把自己的身份看得过高了。”
“你不觉得美国的丈夫和父亲们比过去的有所进步吗？”我小心地探询。她轻快地拥抱我，开心地表示赞同。“那就是你的国美丽而神奇的地方，范！你们在不知不觉中正迅速而卓越地成长着。你们勇敢地开始了这场伟大的变革，它席卷你们一同前行，教育和发展也随之不断进步。相较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的人民，你们的男性更棒，你们的女性更自由，你们的孩子也拥有更多成长的选择。”
“真高兴听你那么说，我亲爱的，”我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了一口气，“那你为何对我国感到如此沮丧？”
“假如每个人本应有权拥有五千美元的年收入。假如大多数的人平均所得只有五美分。假如一个特别能干、充满活力、办事到位的团体可以将它提高到五十美元。噢，范——相较你们原来应该达到的程度，你们比那些不幸的民族多出来的优势简直不值一提。”
“现在我们就要谈到重点了，”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全部说出来吧，亲爱的——告诉我们——只要你确定，然后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改进。”
她严肃地点了点头。“我会尽我所能两面兼顾的。我们从物理条件讲起吧：凭你们所拥有的人力、智力、机械制造力和无限资源，如今的美国本该拥有全球最棒的公路。这将是一个先进的、能够即时起效的经济优势，还能顺带解决掉其他‘问题’，那些你们声称被忽视的问题，比如‘失业’‘犯罪’‘黑人问题’‘社会不满’。我不会因中非没有好公路而吃惊或烦恼。但在美国这就太丢人了！”
“同意！”我急促地说，“完全同意——不要停继续说。”
“这只是一件事，”她沉着地继续，“接下来，听清了，你们是个民主的国家——自由的——力量掌握在人民手中。但你们却让保守党派为你们建立了一个阻碍自由行为的机构，以至于你们都忘了你们是拥有自由的。在这样荒谬的无助感之中——如同可怜的老格列佛[5]——被利里浦特人捆了起来——你们睁大眼睛坐那儿看着，手指也不动一下，任由人们——自私自利的人们——在这最大、最富、最好的国度里肆意妄为。你知道，管家让不诚实的仆人整理房内的垃圾会发生什么，国王若被过多的寄生虫折磨又会发生什么——那么，民主，庞大、强壮而年轻的民主制度若是置身于这样的虫群中会是怎样的结果？说到吸血水蛭！你们这儿有吸油水蛭，吸矿水蛭，吸水水蛭，吸木水蛭，铁路水蛭和农场水蛭——这杰出的年轻国度浑身爬满了寄生虫——而且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将它们驱除。”
“但我们多数人并不相信社会主义，你知道。”我反驳道。
“你们信得已经太过了，”她断然答道，“你们仿佛认为前往良性经济发展的每一步都叫作社会主义，所以你们不能做任何能使经济自由进步的事情，除非你变成社会主义者！”
此话之中确有深意。
“我承认社会主义者对此负有部分责任，”她继续说，“因为他们孜孜不倦地如此声明，但你认为伟大的国民们能以此为借口吗：‘因为他们的声明，我们相信了如此荒谬的事？’”
“是我们的——愚蠢——让你在最初那么震惊吗？”我忐忑地问。
她惊喜地看了我一眼。“你真厉害，范！正是如此，但我不愿意对你说这样的话。比方说，你们怎么能让那一小群人‘占有’你们所有的无烟煤，并让你们付钱购买？你们，不会为下午茶给英国缴一分钱税的！刚开始时这让我困惑得难以言喻。如此聪明！如此强大！如此骄傲！如此自由！如此美好的意愿！竟做出如此白痴的行为！那就是让我不断谈到家庭的原因。”
“我们已经离题很远了，不是吗？”
“不——这才是重点。你们应该做的，你们没有做。你发现了吗？所有这些明显看上去必要而简单的改变，都需要这种能力——以团体利益为先，而你们却总是只考虑到自己的家庭。有的人在一些纯粹的社会企业中工作，比如铁道事业，在庞大的团体中工作，错综复杂而互相协调。从红利水蛭到铁路工人，每个人都只想到自己的回报，——从中能得到什么。‘铁路是什么？’你可以问问他们。‘一项投资。’红利水蛭说。‘一种投机方式。’其他各类水蛭说。‘有利可图的事业，’企业主说。‘赚取薪水的玩意儿。’办事员说。‘提供工作的东西。’铁路工人说。”
“但这一切跟家庭又有什么关系呢？”
“确实有关，”她缓慢而悲哀地答道，“孩子们在家庭主妇母亲的管教下成长，这些母亲没有兴趣爱好，没有追求，也没有家庭之外的任何职责——只懂得上天堂，如果她们可以的话。这些家庭主妇就是男人的水蛭；他们必须把一切所得都交给她们，而她们还需索无度。所以他说：‘这世界是我的牡蛎[6]。’然后一口咬上它。然而，这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残酷的经济压力。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就隐藏其下，那就是思维的狭隘！你们为家思考，为家探讨，为家工作，你们在幼时便应在家里学会用团体的视角来看待生活。但你无法在小船队的独木舟中学到多少舰队知识——每个人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滑动自己的桨，对吗？”
“你觉得该怎么做？”过了好一会儿，我问。
“从婴儿阶段开始，对人们进行明确的民主思想、民主情感和民主行为的训练。对公共资源进行经济行政管理，让家不再是一种负担而变成幸福和舒适的隐性源泉。以及，当然了，让家庭产业社会化。”
[1] 持续经营的事业（going concern）：美国俚语（译注）
[2] 家庭敬拜（family worship）：基督教的《家庭敬拜指南》规定：父亲作为一家之长，以上帝的话语作为至高标准，管理家庭，教育子女，带领全家敬拜主。（译注）
[3] 家族中的母方（the spindle side）：古语。（译注）
[4] 《辛白林》（Cymbeline）是英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的一部戏剧作品，大约创作于1609年。（译注）
[5] 格列佛（Gulliver）：《格列佛游记》的主人公，《格列佛游记》是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一部杰出的游记体讽刺小说，以较为完美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作者的思想观念，作者用丰富的讽刺手法和虚构幻想的离奇情节，深刻地剖析了当时的英国社会现实。（译注）
[6] 这世界是我的牡蛎（The world is mine oyster）：if the world is my oyster经常作为“如果我的梦想得以实现的话”的意思使用。该句来源于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们》。（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