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雅各说。“我希望你是在白天来的。”
“夜幕下的卫城更好看，”桑德拉挥了挥手，说道。
雅各茫然地张望着。
“但你应该在白天看帕特农神庙，”他说。“明天你来不了——是不是太早了？”
“你一个人在那里坐了好几个小时？”
“那儿今早来了些讨厌的女人，”雅各说。
“讨厌的女人？”桑德拉重复道。
“法国女人。”
“但还是发生了些很美好的事情，”桑德拉说。十分钟，十五分钟，半小时——那就是她的全部时间。
“是啊，”他说。
“在你这个年龄——在少年时。你会做什么？你会坠入爱河——噢，就是这样！但是别太仓促了。我年纪比你大多了。”
她被游行的人群挤出了人行道。
“我们还往前走吗？”雅各问。
“我们走吧，”她坚持道。
因为她无法停下来，除非她告诉他——或听见他说——抑或是她想要他有所行动？她在遥远的天边觉察到了这一点，便不得安宁。
“你永远也无法让英国人就这样坐在外面，”他说。
“永远不会——不。你回英国后也忘记不了这种事——要么就跟我们一起去君士坦丁堡吧！”她突然喊了起来。
“但是那样就……”
桑德拉叹了口气。
“当然，你必须去得尔斐，”她说。“但是，”她扪心自问，“我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可能是我已经失去了的东西……”
“你大概会在晚上六点抵达那里，”她说。“你能看见那些鹰。”
在街角的灯光下，雅各看上去神情呆滞，甚至有些绝望，但依然十分冷静。也许，他正忍受着煎熬。他很容易轻信别人。但他性格里有点儿刻薄的成分。他在心中种下了强烈的幻灭感的种子，这种幻灭缘起于中年女人。可能当一个人努力登上了山顶时，他就不会幡然醒悟了——这种缘起于中年女人的幻灭感。
“这家旅店真够呛，”她说。“上一批客人连脏水都没倒就走了。总是有这种事，”她笑着说。
“我们总是遇到畜生一样的人，”雅各说。
他的愤慨一目了然。
“写信告诉我，”她说。“告诉我你的感受和想法。告诉我一切。”
夜色如墨。雅典卫城就像一座嶙峋的土丘。
“我十分乐意，”他说。
“我们回到伦敦后，还会跟你见面的……”
“嗯。”
“他们应该没锁门吧？”他问。
“我们可以翻过去！”她夸张地说。
云翳自东向西飘游，遮蔽了月光，使卫城陷入黑暗之中。云浓雾密，飘忽的薄纱凝滞了，堆山积海。
雅典此时天昏地暗，只能在街道上看见几缕轻薄的红光；以及宫殿正面被电灯照得惨白一片。码头在海面上突显出来，正是那一个个隔开的白点；海浪已无法辨认，海岬和岛屿就像晦暗的圆丘，其上几点灯光明灭。
“我想带上我弟弟，如果可以的话，”雅各喃喃道。
“之后等你母亲来伦敦时——”桑德拉说。
希腊大陆漆黑一片；在埃维亚附近的某个地方，准有一块云团触上了层层海浪，使其飞珠溅玉——海豚绕着圈子，游入深海。狂风在希腊和特洛伊平原之间的马尔马拉海上呼啸而过。
在希腊，以及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的高地上，风冲刷着沙砾尘埃，挟裹着厚厚一身干燥的尘粒。随后它猛地冲向清真寺光滑的穹顶，吹得缠着头巾的穆斯林墓碑旁的柏树树叶翻飞，嘎吱作响。
桑德拉的面纱随风旋舞。
“我把我的那本给你，”雅各说。“这本。你想要吗？”
（这是一本多恩的诗集。）
时而有浩荡的风揭露出一颗疾驰的流星。时而重返茫茫黑暗。眼下，灯一盏接一盏地熄灭。大城市——巴黎——君士坦丁堡——伦敦——暗得就像散落的岩石。航道依稀可辨。英国的树都枝繁叶茂。此处，南方的某个树林里，或许有一位老人点燃干燥的蕨草，惊飞了鸟儿。羊群发出一阵动静；一朵花微微垂向另外一朵。英国的天空比东方的更加阴沉，带着更浓的乳白色。某种轻柔、潮湿的东西从青草覆盖的山岗里飘进长空。咸涩的急风吹打着贝蒂·佛兰德斯的卧室窗户，而这位寡妇用胳膊肘微微支起身子，嗟叹一声，仿佛意识到了无边岁月带来的忧郁，但仍愿意再逃避一会儿——噢，就一会儿！
但还是回到雅各和桑德拉身上来。
他们已经消失了。雅典卫城矗立在原地；但他们走到那儿了吗？石柱和神庙历久不坍；世人瞬息万变的情感年复一年地冲刷着它们；而这些情感还有几分残存？
至于走到雅典卫城，谁又会说我们曾经做到过，或者说在雅各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找到了某种坚固耐久、永世长存的东西？他还是跟他们一起去君士坦丁堡了。
桑德拉·温特沃思·威廉斯醒来时，必将在她的梳妆台上找到一本多恩的诗集。这本书会被放在英国乡间别墅的书架上，日后赛莉·达根的诗《达米安神父传》就与它放在一起。架子上已经有十多本小册诗集了。桑德拉于黄昏时分走进屋中，她会翻开那些书，双眼变得炯炯有神（但不是因为书上的字），她会慢慢坐回扶手椅里，把那一瞬间失了的神回过来；或者，有时她会坐立难安，便把书一本接一本地抽出来，荡过她生命的整个空间，就像杂技演员从一根杆子荡到另一根杆子上。与此同时，楼梯口的那口大钟滴答走时，桑德拉听见时间在累积，就会问自己，“为了什么？为了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桑德拉会边说边把书放回去，然后走到镜子前，按按头发。而用晚餐时，正张开嘴吃烤羊肉的爱德华小姐会被桑德拉突然的关切吓一跳，因为她问道，“你快乐吗，爱德华小姐？”——这是锡西·爱德华多少年来从未想过的一件事。
“为什么？为什么？”雅各从来不问自己这种问题，从他系鞋带的方式、刮胡子的方式、他在那个大风胡乱掀动百叶窗、五六只蚊子在耳边嗡鸣的夜晚也照睡不误判断得出来。他还年轻——一个男人。桑德拉对于他迄今仍易上当受骗的判断是正确的。等他到了四十岁，情况或许有所不同。他把多恩诗集里他喜欢的句子都标了出来，都是些野性十足的诗句。然而，你大可将莎士比亚的几节最纯洁的诗篇放在其旁。
而风正将黑暗滚转过雅典的街巷，滚转着，人们会以为，带着一种肆意摧残的情绪的力量，它不许对任何个人的情感做过细的分析，也不允许仔细查看其特征。一切脸庞——希腊人的、黎凡特人的，土耳其人的，英国人的——在黑暗中看起来大同小异。最后，石柱和神庙泛白、发黄，变成玫瑰红；金字塔和圣彼得大教堂显露出来，临了，迟缓的圣保罗大教堂逐渐显现。
基督徒有权以他们对一天的意义的诠释唤醒大部分城市。随后，不同教派持异见的人吵吵嚷嚷地提出了一个棘手的修正意见。轮船轰鸣着，如同几只庞大的音叉，它们陈述了那个上古的事实——冰凉的青绿色海洋在外面汹涌着。现如今能召集起最多人的，却是那烟囱顶部冒出的一缕白烟中微弱的职责的呼号，而夜晚不过是槌击之间一声漫长的叹息，一次深呼吸——即便在伦敦的中心，你也能从一扇敞开的窗户中听见它。
但是除了神经衰弱和失眠的人，或者站在芸芸众生之上的某处悬崖上、以手遮眼的思想家们，谁能像透过血肉看见骨架一般看待事物？在瑟比顿，骨骼是由血肉裹着的。
“这水壶在这种阳光明媚的早晨从没烧开得这么合适过，”格兰迪奇太太说着，瞥了眼壁炉台上的钟。那只灰色波斯猫在窗台上伸了个懒腰，用柔软的圆爪子扑打着飞蛾。早餐还没吃到一半（今天他们迟了），一个婴儿就被放到她的腿上，她还得看着糖缸，而汤姆·格兰迪奇正读着《泰晤士报》上评论高尔夫的文章，呷了口咖啡，抹了下胡子，然后就去上班了，在办公室里他是外汇业务首屈一指的权威，因步步高升而备受瞩目。骨架好好地裹在肉里。当风卷着黑暗滚过伦巴第街、脚镣巷和贝德福广场时，就连这种漆黑的夜也躁动起来（因为时值夏季，且是酷暑时分），梧桐树上闪烁着灯光，窗帘为房间遮挡住曙亮。人们仍呢喃着在楼梯上说过的最后一句话，或在闹钟铃声大作时，在梦中挣扎着不愿醒来。当风在一片树林中徜徉，无数枝桠便瑟瑟颤动；它掠过蜂巢；昆虫在草叶上摇晃；蜘蛛迅速爬上树皮中的褶缝；空气如呼吸般震颤；如细丝般富有弹性。
只有在这里——在伦巴第街、脚镣巷和贝德福广场——每只昆虫头上都顶着一个世界，森林中的网是为顺利处理事务而制成的设计图；蜂蜜则是各方各面的宝藏；空气的骚动是不可名状的生命的躁动。
然而色彩又回来了；爬上了草梗；吹进了郁金香和报春花；密实地在树干上划上纹路；填满了薄纱般的空气、草地和水塘。
英格兰银行显现出来；同样还有竖着满头金发的伦敦大火纪念塔；灰的、枣红的和铁褐的马拉着运货车跨过伦敦桥。市郊车冲进终点站时，发出一阵翅膀扇动的呼呼声。晨曦攀上一幢幢密不透亮的高楼的表面，滑过一道缝隙，涂抹着光洁鼓胀的红窗帘；绿酒杯；咖啡杯；和东倒西歪的椅子。
阳光照耀着刮脸用的小镜子；和锃亮的黄铜罐；照亮了所有平日里用来消遣时光的物什；灿烂的、好奇的、全副武装的、辉煌夺目的夏日，早已战胜了混沌；晒干了阴郁的中世纪的迷雾；排净了沼泽里的水，在其上竖起玻璃和石头；用一种武器库装备我们的头脑和肢体，使仅是忙碌着日常事务的肢体动作带来的感官享受，也胜过昔日军队在平原上排阵的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