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暴力的蔓延与不会说“NO”的年轻人
此外，对于女性来说，如今比跟踪狂更容易惹祸上身的是“恋爱暴力”。一般来说，“家庭暴力”在内阁府的定义中是指来自“配偶”精神上、身体上的暴力，而“恋爱暴力”发生于“恋人之间”。
前文中内阁府的某项调查（2005年）显示，20多岁的女性中的23%遭遇过恋爱暴力。东京都某项调查（2013年）结果中显示出的比例甚至更高，有受害经历的占比高达43%。大概是因为后者不仅统计了身体上的暴力，将“仔细检查人际交往关系、电话与邮件”等极端精神束缚也囊括进了恋爱暴力的范畴。
上一代听到“暴力男”时，脑海中或许会浮现出过去的黑社会，抑或如菅原文太主演的电影《卡车野郎》中在卡车上大乱斗的一幕里品行不端的粗暴男性形象。然而，当今时代是近半数年轻女性遭遇恋爱暴力的时代。加害者中也不乏平平无奇、老实温顺的男性。恋爱暴力的风险或许无处不在。
前文中“为前男友束缚烦恼不已”的春香（22岁）也曾遭受前男友的恋爱暴力。他是一个游戏迷，皮肤白皙、长着一张鹅蛋脸，单从春香手机里的照片来看，是个温柔的人。可是他会因为一丁点儿小事，情绪暴怒骤变。
尽管春香只被前男友直接殴打过一次，但自从前男友在推特上监视她开始，不是吼着“刚才和男人在一起吧？！”朝她砸东西，就是摆出要打人的样子“喂！”一声朝她大吼恐吓，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已成了家常便饭。一想到“还会被骂”，春香吓得缩成一团，不敢接电话，也害怕回到一人生活的家。春香如是说。
另外，机械工学方向的研究生翔子（24岁），在大学二年级时也遭遇了异地恋男友的恋爱暴力。她若没及时回复LINE上的消息便会收到“你在做什么？”“怎么不理我啊？”“喂！”之类的信息，语气一路飙升。她因此而患上了神经性肠炎，被送往医院，觉得“受够了这场恋爱”。
通常情况下，大多女性在分手后仍会持续受到恋爱暴力的影响。上述东京都的某调查结果也显示出，超三成的20多岁女性表示在遭受恋爱暴力后“身心不适”，表示“变得害怕”的受访者同样高达13%以上。
前文中提到的“恋爱模拟项目”主办者立命馆大学副教授斋藤真绪也表示：“部分年轻人在遭遇恋爱暴力和跟踪狂侵害后，很难再次恋爱。”
近年来，随着LINE等社交网络服务平台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唾手可得。因为总想约束对方，便容易建立起紧密又令人疲惫的恋爱关系，而非“不近不远”的适当距离。加之信息交流过于迅速，“平静反思自我感受的机会越来越少”，斋藤如是说。
然而，若一直保持紧密的恋爱关系，不久便会产生依赖，容易变得“随时想让对方了解自己的一切动向”。如果需求一直得不到满足，最终甚至可能发展到恋爱暴力及跟踪狂的地步。尤其是他人不可见的邮箱与SNS等“密闭性”的二人世界更容易招致恋爱风险。
因此恋爱模拟研讨会不仅关注恋爱中快乐的一面，也着眼于包含压力在内“令人疲惫”的部分，参与者会一边与他人交换意见一边回顾自身的恋爱关系。
例如，交往对象随便检查自己邮件的情况。
尽管前文中提到的东京都某实况调查将该行为也归为一种“恋爱暴力”，但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也有人即使觉得“讨厌”“希望对方别这么做”，仍会安慰自己“因为他喜欢我，检查也情有可原”，或者认为“就应该那么想”因而将自己封闭起来。
可是，这真的可以称为理想的人际关系、恋爱关系吗？
在讨论这些具体的例子时，年轻人回顾起自己的恋爱经历，开始认识到恋爱中容易不知不觉产生“暴力行为”的情况。他们反复反省着“一直以来，自己都没有认真思考过恋爱”，开始冥思苦想“自己究竟想谈什么样的恋爱”。
此外，该研究项目还着重关注“NO的表达方式”。
例如，约好了与朋友一起玩，男朋友却邀你去约会的情况下，该如何处理，该拒绝哪一方？参与者们围成一圈，列举出具体的情境，一起思考如何对自己喜欢的人说“NO”。
“一般来说，如今20多岁的年轻人都会尽量避免冲突，无论是男朋友还是朋友，都会给足面子。他们大多是上午与朋友一起，下午与男友见面，不拒绝任何一方，想方设法调配时间。”斋藤真绪如是说。
不说“NO”不仅仅是因为年轻人重视社群的和睦。
在社交网络如此普及的时代，一旦成为某人的“男朋友”“女朋友”，便很难“摆脱”这种关系。
过去充其量不过是在朋友间炫耀一下“亲亲大头贴”（恋人接吻的大头贴），而如今是LINE上的交往，甚至某些情况下还留下了裸照与视频。若稍有不慎惹恼对方，或者对方不同意分手的话，这些私密照被上传至网络也并非毫无可能。
大人们造就的去个性化环境与避免“招摇”的意向
斋藤真绪指出，社会普遍认为在昭和时代里，关系亲密的男女“即使不通过言语表达，相互之间也心有灵犀”。正因如此，在日本男女间很少有控制愤怒情绪，互相向对方说“NO”，抑或是学习解决恋爱中冲突的机会。
不仅男女关系，朋友间也是同样。如今20多岁年轻人往往不说“NO”。他们会尽可能地避免纷争，不与他人发生矛盾，力求“圆滑”“温和”地处理关系。服装也好，随身物品也好，他们将比周围人显眼称为“招摇”，为了让自己不引人注目，便尽可能与同伴保持步调一致。
近年来入职的新员工便是典型例子。
我曾被多次邀请至20多岁年轻人聚集的培训现场演讲。前几日，名古屋某培训会场“竟然又是这样”，这简直令我瞠目结舌。会场中整齐排列着大约400名新入社员，无论男女几乎千篇一律地穿着“纯黑色”正装。如今东京、大阪、福冈，任何行业的任何会场中都如出一辙，如同殡仪馆一般。
至少，我找工作时的1990年代前半期，情况并非如此。的确，像我这样“说什么也不穿黑色”、偏要穿粉色的学生不多，但即使女性时尚杂志J?J（光文社）的求职专题中，也有灰色、藏青色和浅蓝色等个性丰富的服装搭配。那么，如今为何……
四五十岁的公司负责人、管理者们在我演讲前后经常袒露出如下担忧：
“如今的年轻孩子全都太老实了。”
“完全不反驳我们（上一代）的意见，也感觉不到他们的干劲。”
然而，哪位负责人都没有提到千篇一律的“纯黑色”正装。可能是因为近年来已经司空见惯了，他们也没觉得“奇怪”或者“应该做出些什么改变”。
最近，采访孩子在找工作的父母时，他们也表示“去西服卖场，店员便会推荐‘现在大家（求职及新入职时）都穿黑色正装’”。据说大学的就职课也是一样，为了避免“招摇”，着装与大家一样穿黑色、面试时的回答按照指南，贯彻“首先不过于显眼”，在此之上再加入与别人稍有不同的“小个性”。
究根诘底，“去个性化”与“不说NO的环境”反而是大人们造就的。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去批判年轻人“没个性”“没主见”呢？
无论怎样都属于“自我责任”，反正谁都不会保护你
不仅恋爱，一切事物的风险对冲都是如此。
正如前文所述，在对100名草食系男子（现在30岁左右）的采访中，74%的人表示印象中父母曾说过“今后国家和公司都不会保护（你）”。事实上，多年前（2004年），小泉内阁在伊拉克人质事件中提出“自我责任”一词时，也有不少年轻人发出“果然如此”“反正国家和其他人都不会保护自己”之类“饱受打击”的感慨。
想必政府的意图与他们的解读多少有些不同。不过，完全可以想象到泡沫经济破灭后，在持续裁员及就业困难的情况下，“自我责任”四个字会对年轻人的心灵产生多么沉重的影响。
在这种大环境下，当看到大人们至今仍在嘲笑年轻人“如今20多岁的他们不敢冒险，连海外旅行都不想去”“过度害怕风险可真难办啊”之类时，老实说我会有种“对不起年轻人”的心态。
比如，他们口中的海外旅行。综合多项数据与敝司的调查结果来看，20多岁年轻人的出国率，男性仅占大约二成，女性不过三成左右。但是，其中有1-5次（多次）出国旅行经历的人群，在2012至2013年的一年时间里，男女人数均增加了大约10万人（2014年/JTB综合研究所）。我们通过访谈得知，哪怕仅有一次海外旅行经历的年轻人也表示“非常开心”“还想再去”“要努力攒钱出国玩啦”，愿意再次出国旅行的比例并不低。
那么，从未有过海外旅行经历的年轻人想法如何呢？
绝大多数年轻人表示“不能休假”“没有闲钱”。尤其是没有奖金的非正式员工，或者没有带薪年假又不能休长假的一年一签合同的轮班制年轻人，类似的呼声更为明显。2001年9月美国9·11恐怖袭击发生以后，“国外的恐怖袭击太可怕了”“总觉得国外不太平”“父母会担心我”之类的声音更是日甚一日。
那么，处于这般乱世之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以临时工、合同工身份工作，“不能休假”“没有闲钱”，这一切真的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吗？当然不是。
风险对冲同样如此。一方面，他们从记事起便被告知“国家和公司都不会保护你”，甚至不得不直面“自我责任”这样的字眼。而另一方面，却还要日复一日地置身于跟踪狂、恋爱暴力、色情复仇之类恋爱风险报道所带来的冲击之中。
想必如此一来，他们便无法如我们泡沫经济一代般轻松地“享受恋爱”了吧。
对年轻人的性骚扰、职权骚扰，大人们注意到了吗？！
很抱歉情绪有些激动了，请大家稍微忍耐一下。
本次采访中，最令人恼火的是对年轻人的“性骚扰”“职权骚扰”行为。遭遇过这两种伤害的年轻人比预想的还多。
例如，出生于岩手县、就职于东京的一家WEB制作公司的美辛，曾在大四春季求职活动中遭遇过严重的性骚扰。
对方是WEB学校的一名男老师。他在求职活动中很热情地与美辛交谈，起初美辛也对他抱有好感，觉得他“好温柔”“很棒”。被他邀请放学后一起出去吃饭喝酒时，还有些雀跃。虽然美辛有男朋友，但两人只是单纯地吃顿饭，美辛并没有负罪感。
然而，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他逐渐开始对美辛威逼利诱起来，比如“我会（在公司）照顾你的”“你照我说的做就行”之类。然后某天夜晚，不幸发生了。
“就凭你，还敢得罪我？！”“像你这样的乡下人，人脉就是一切啊。”
他拽着美辛的胳膊，将她带到了涩谷区的一家情人旅馆。不对，准确地说，是美辛“害怕威胁，自己糊里糊涂地进去了”。当时觉得找工作太困难了，有些慌不择路了，美辛如是说。
在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中，美辛看到镜子里的自己，顿时泪流满面。真可悲，自己竟然将如此下流的男人当成“好人”……从那以后，美辛开始感觉性“肮脏”“恶心”，也与当时的男朋友分了手。
在IT公司做销售的优香（24岁）再三叮嘱：“拜托啦！请一定要写得看不出来是我啊。”
优香大一时在兼职的快餐店遭遇了性骚扰。当时她与店长两人上晚班，在空无一人的餐厅，店长把她带到了后面一个狭小空间里，紧紧抱住她强吻。她无处可逃，因为太过恐惧，她连喊叫都不敢。
优香非常喜欢那家店，店里也有熟客。事件发生后不久，她以“个人原因”为借口辞职了，同一所大学的几位前辈和后辈仍在那家店打工。即使5年后的现在，优香仍表示“被店长侵犯了”之类的事，无论如何也不能对除外校好友以外的人说。
“除了性骚扰外，我敬佩店长的工作态度。而且，后辈们至今仍然崇拜他，一旦他们得知此事，恐怕与店长关系会因为我而变得紧张。”
话音刚落，我几乎要站起来说：“他们不会那样的！”但这一瞬间我抑制住了怒火。因为紧接着她说了个令人欣慰的消息，“终于身边有可以商量的男生了”。
那人是她现在公司的前辈。优香在那件事后患上了幽闭恐惧症，甚至不敢乘坐电梯。偶然有一次两人加班结束后一起去喝酒，他问了优香：“为什么你只走楼梯？”优香借着酒劲发泄出压抑已久的情绪，他说：“那从今天起，我和神谷（同一部门的女性前辈）陪你一起乘电梯。”
目前，两人还未发展到交往关系。不过，“尽管我早已忘了爱的感觉，但这种感情应该就是爱吧。再观察一阵子，如若他也对自己有好感，打算试着向他表白”。说着说着，优香突然羞红了脸。
像她们那样遭受过性骚扰或跟踪狂侵害的女性，哪怕只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都会如释重负，我也不例外。但不幸的是，多数女性只会责备自己，认为“全部是自己的过错”。
针对该类性骚扰，厚生劳动省在1997年修改《均等法》时，加入了“对企业雇佣管理方面要求”的条款。进入2000年代以后，由于积极开展应对性骚扰的研修实施启蒙活动，设立咨询窗口的企业也越来越多。2007年以后，都道府县各级劳动局收到的咨询件数也有所下降，社会环境似乎有所改善（2014年／内阁府）。
与此相对，近年来受害日益明显的是对男性的“逆性骚扰”。尽管厚生劳动省从日本全国各地收到的性骚扰咨询男女比例仍然是1比10，但女性从10多岁到60多岁不等，而男性绝大多数是20多岁（2013年／厚生劳动省）。对于如今20多岁年轻人而言，即使是男性，性骚扰也并非“事不关己”。
那么，实际上究竟有多大比例的年轻男性正在遭受着侵害呢？
2013年，日本杂志《女性SEVEN》（小学馆/2013年7月18日号）报道了精通劳动问题的户塚美砂律师所进行的调查（2011年）。该结果显示，在2666名22-39岁的男性中，大约600名男性“曾遭遇过来自女上司或前辈的性骚扰”，相当于每4人中便有1人。
从骚扰内容来看，“对自己说下流的话，逼自己看下流的动作的”占10%，“纠缠不休地被邀请去吃饭、约会、旅行、宴席的”占7%，“被强迫发生性关系，或者受到引诱的”占4%。
本次采访中，也有一名20多岁男性表示“自己曾被工作单位中的一名男上司表白说‘喜欢你’，并被迫与其发生性关系”。他甚至表示“详情无法奉告”“实在愧对父母，要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在之前的调查中，也有75%的人表示“男性生存在一个没办法公开说自己被性骚扰的社会里”。
的确，似乎一些年轻男性有着与女性不同意义上的烦恼。
事实上，近三成的20多岁男性表示曾是“恋爱暴力”的受害者。其中，一成左右还有过被女性拳打脚踢的经历。
尽管如此，当被问及“没有与对方分手的理由”时，每4名男性中便有1人表示“觉得对方需要自己”“虽然讨厌暴力，但对方也有优点”（2013年／东京都）。我真心希望他们身边有可以商量的人。
与此同时，我们大人也应该多留意他们的感受。
2015年3月，前经济产业省官员古贺茂明在《报道STATION》（朝日电视台）的直播中发声，说“自己一直受到来自官邸的打压”。数天后，他在回应网络媒体（IWJ）的采访时说道：
“所谓压力是被要求一方的感受。”
关于性骚扰、职权骚扰与恋爱暴力所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一些大人苦笑着说：“反应过度了”“如果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就好啊”。但是，以上所讨论的恋爱风险问题在于“力胜一筹的男性（女性）对女性（男性）”“上司对部下”，或者“强者对弱者”，单方面地将“一切都得顺从自己意愿”的想法强加于人。
即使行为实施方没有这个意思，如若被动接受的弱势方感受到压力，认为“拒绝就会被炒鱿鱼”“拒绝就会挨打”，那么他们将很难说NO。对于本来就不会说NO的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
因而，掌权者或力胜一筹的一方应该有意识地一边询问弱势的一方“你有什么意见吗？”“真的可以吗？”，一边推进。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若说我对年轻员工是否能做到这些，也还离合格相差甚远呢……
搭讪需谨慎！令男性闻风丧胆的冤罪风险
对男性来说，还有额外的恋爱风险，那便是被误认为是加害者的冤罪风险。
想必诸多人对2007年1月上映的电影《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东宝公司）印象深刻吧。导演是因热门电影《来跳舞吧》而家喻户晓的周防正行。该影片以一名坚持诉诸法律洗脱色狼罪名的真实人物（影片中是一名年轻的男性自由职业者）为原型，男性岌岌自危，担心“万一自己也遭遇同样状况”的呼声不绝于耳。
不仅是被误会成色狼，他们还有可能背上性骚扰与跟踪狂的黑锅。即使自己并无此意，仍然存在说话或短信交流中稍有不慎，便被女方认为是在“性骚扰”的可能。各企业都对员工的背调吹毛求疵，以至于他们在街上与人搭话都小心翼翼。在本次采访中，也有数名20多岁男性表示“连在车站向年轻女孩问路也会踌躇不决”。
事实上，最近搭讪现象已有所减少。国家第三方机构关于已婚夫妇“邂逅契机”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出，1982年，“在街上或旅途中（搭讪）”的比例超过8%，泡沫经济时期（1987年、1992年）仍超过6%，而如今却徘徊在5%左右（2010年／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
指一切以结婚为目的的活动，比如相亲、约会、参加派对，甚至包括去健身、化妆等完善自己、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活动。该词最早出现于社会学家山田昌弘的《婚活时代》中，此书销量高达17万册，同时也创造出“婚活”这一新的流行语。
除此之外，派遣员工和吉（28岁）在婚活 中也表示：“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风险对冲）。”
去年，和吉在朋友邀请的相亲派对上，与“有些好感”的女性互相交换了LINE的联系方式。两天后，他给该女性发了一条信息“有空一起去吃个饭吧”，但等了半天也没有回信。第二天，他再次邀约，只收到一条“我正在工作”的回复。和吉感觉到情况不妙，于是立刻回信：“抱歉，打扰了。”
“如果第二次仍被‘拒绝’，就不再邀请了。不想被人误会成跟踪狂、纠缠不休。”
或许女方的想法不过单纯是“这会儿在工作，回头再联系吧”，或者“还不至于那么喜欢，再看看他的表现吧”之类的，然而大部分20多岁男性如果第二次还没有收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便会打起退堂鼓。
本次调查结果也明显印证了这一点。在对年轻人“被拒绝多少次才会放弃？”的调查中，以绝对优势占据首位（40%）的回答为“2次”，每4名男性受访者中便有1名被拒绝1次后会放弃。而“不同意决不罢休”的回答占比仅为9%（2015年／恋爱jp）。前文提及的《101次求婚》中的故事情节在现代无疑是天方夜谭。
意外怀孕……男性面临的又一“风险”！
我虽然不确定是否能够将其称为“恋爱风险”，但所谓的“奉子成婚”似乎也是20多岁的男性对恋爱持保留态度的原因之一。
“高效的天赐姻缘对30多岁女性来说大有益处！”
“できちゃった婚（带球结婚）”在泡沫经济崩坏后的1990年代中期开始被广泛使用，但由于其含义略显轻浮，人们提出了更神圣化的措辞，即“授かり婚（天赐姻缘）”。
2013年，杂志an·an（9月25日发行号）积极地将“奉子成婚”的日语表述用“授かり婚（天赐姻缘）”替代了“できちゃった婚（带球结婚）” 作成上述特集。在具体措施部分，杂志中还传授了“提高身体基础体温”“半同居状态下不用刻意避孕”等成功的秘诀。我身边那些为“男朋友一直不表白也不求婚”而忧心忡忡的女性，清一色都喜笑颜开地表示“真是好消息啊”。
然而，年轻男性在以网络为核心的平台上显露出的反应却大多是“已经是那样的时代了吗？”“是在挑衅吗？”“女人，太可怕了！”之类的消极看法。
前文中豪言壮语“不会与父母不喜欢的人恋爱”的青木也说：“如果顺序颠倒过来，奉子成婚的话，就太对不起父母了。”
按理说，让父母抱上孙子是最大的孝道吧。只是“我不想在这方面草草了事”，绝对不允许自己与一名不符合期望的伴侣在计划之外怀孕生子，青木如是说。
我不禁吐槽：“可你有两个性伴侣吧。不害怕意外怀孕吗？”
慎重派的他冷静地点了点头，“没事的，和她们都戴套了”。
另一方面，在食品加工厂工作的吉久（23岁）更令我大吃一惊，他竟然在手机“备孕app”上与女友“共享”排卵期记录。
“看，今天是女朋友排卵期的前2天，一定要小心。这种时候更容易怀孕，所以绝不能‘发生性关系’。”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他们中的大多数表示“还是想要孩子的”。尤其在如今的时代，奶爸已然成为一种身份象征。在某项调查中，也有近七成的20多岁未婚男性表示“（如果可能的话）以后还是想要孩子的”（2012年／明治安田生活福祉研究所）。
尽管如此，他们的真心话还是“颠倒了顺序先怀孕的话就麻烦了”“真害怕有一天，女朋友突然说‘怀孕了’”。在本次的采访中，越是20岁出头（25岁以前）的男性，这样回答的越多。
为何如此？原因之一便是如青木般害怕让非婚对象怀孕。
想必也存在“难以向父母说出口”的人吧。不过，本次采访中听到最多的回答是“不想由此来决定自己的人生（计划）”。
我在2008年撰写的《草食系男子》一书中，列举了受访者翔太（当时25岁）与挚友雄（同岁）的事例。
在同居对象告诉他“怀孕了”之前，雄一直在餐饮业打工，梦想着“有一天能开一家咖啡店”。但是女方因为怀孕辞去了派遣工作，两人连房租也交不上，没撑多久雄便不得不去她老家开始“入赘生活”。
没过几天，岳父对他说：“你也快要当父亲了，是时候该工作了吧。”
就这样，雄从事了一份完全不喜欢的工作，成为一名从早到晚与超市工作人员交涉试图将某商品上架去卖的推销员。
在翔太看来，雄此刻好像穿着不相称的套装，自怨自艾着“俺太丢人了”。
“我不想落到那般田地。要是不小心有了孩子，那人生就完了。”翔太如是说。
离婚
——近在眼前的恋爱不良债权
如今，20多岁男女中“奉子成婚”已高达44%（2010年／厚生劳动省）。那么，为何还有大约四成20多岁男性想要“尽量避免奉子成婚”（2013年/Match?Alarm公司）呢？
最大的理由必定是计划外的奉子成婚所带来的风险，即“离婚”“贫困”等恋爱不良债权。
泡沫经济时期以前，日本的离婚案件数保持在每年15万至16万件左右缓慢增长。然而，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2002年，该数值创下新高，突破了29万件。此后，虽然呈缓慢下降趋势，但每年仍超过20万件，时至今日仍旧是每3对夫妇中便有1对离婚（厚生劳动省）。如今20多岁的年轻人，自懂事以来，便近距离目睹自己的父母或者朋友的父母离婚。
近年来，年轻人的离婚数量明显增加。尽管20岁至24岁的已婚女性中超六成为“奉子成婚”，但事实上最终有四成（平均值以上）会走向离婚（2010年／厚生劳动省）。
当然，可以选择离婚本身是一件好事。我母亲也曾在50岁时向多次出轨的父亲提出离婚。如今她成功转型为一名心理咨询师，笑称：“离婚真好”“现在才是最幸福的”。
而在此之前，父亲一直强迫母亲“待在家里”，做一名家庭主妇。母亲刚离婚时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曾几次想跳进地铁轨道寻死。
诚然，离婚并不像局外人看到的那般轻松。
一般来说，55%的单亲家庭（大多为单亲妈妈家庭）经济困难。换言之，半数以上的单亲家庭是年收入低于122万日元的贫困家庭。17岁以下的“儿童贫困率”在2012年也已超过16%，创下历史新高，即每6名儿童中便有1名处于贫困状态（2012年／厚生劳动省）。
遗憾的是，单亲妈妈家庭的贫困早在此前便可见一斑。观察统计数据可知，自1985年以来，“半数以上的单亲家庭经济困难”现象已成为常态。即便如此，国家也没有制定出尽如人意的法律帮扶措施。
结果，现如今不良债权（离婚）的影响已然波及孩子。
社会学家水无田气流在著作《单亲妈妈的贫困》（光文社新书）中指出，当今社会，一方面标榜着全方位的自由竞争，另一方面却缺乏女性独自生育孩子的自由。这难道不是日本女性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生育自由”的佐证吗……
对于如今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或许不仅是生育，“恋爱”也是如出一辙。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自由恋爱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年轻人们也已经近距离目睹了一系列的恋爱风险与“恋爱不良债权”。摆出“害怕”“讨厌”与异性交往架势的他们，难道是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恋爱自由”吗？我不禁思绪万千。
恋爱革命?阻碍年轻人恋爱的主要原因⑤
泡沫经济崩坏与长期萧条导致的恋爱格差社会
日本常见的雇佣形式有三种，正社员、契约社员和派遣员工。正规雇佣指正社员，基本上需全职工作（配合加班），非正规雇佣是指契约社员、派遣员工、零工、小时工等，通常有合同期限，上班时间有些会比正社员短一些，各种保险、养老金等要满足一定条件企业才会提供。
——非正规雇佣 不能谈恋爱吗？
“非正规雇佣者中‘有恋人’的20多岁的男性人数甚至未及正规雇佣者的一半！”
2014年，我在内阁府规制改革会议上提起此事时，引起了在场的官员及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哄然议论。
指日本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山田昌弘于2006年首次提出这一概念。
在所谓格差社会 ，在“结婚”方面，想必年收入低、从事非正规工作的男性“结婚率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他们连“是否有交往对象”也被雇佣形式与年收入所左右，这还不太为人所知。
将该状况公诸于世的是“婚活”和“单身寄生族”的命名者、中央大学文学系教授山田昌弘。在本次采访中，他也断定：“年轻一代，尤其是男性，除非有稳定的工作及良好的前景，否则他们不仅婚姻，恋爱也会止步不前。”
因此，恋爱革命的第五个主要原因是由泡沫经济崩坏与长期萧条所导致的恋爱热情的削减及恋爱格差社会。
正如山田昌弘所言，年轻人不愿谈恋爱与经济状况和雇佣形式密切相关，这一点在数据上同样清晰可见。我们先来看一下“婚姻”情况。
年收入低、非正规雇佣男性“不愿恋爱”
对于男性来说，“年收入是否达到两三百万日元”成为未婚与已婚的分水岭。
目前，20岁到34岁的男性（单身）中，近三成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而同等收入水平20到30多岁的男性中仅有3%已婚，大多数是“婚姻难民（后备军）”（2010年／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等）。顺便一提，同年龄层中，年收入在200万到300万日元之间的已婚男性占比达15%。年收入在300万到800万日元之间的已婚男性占比大约30%，显然略高一筹（2013年／国土交通省）。
从雇佣形式上来看，差异同样一目了然。总务省某项调查（2013年）显示，若分别从正规·非正规雇佣的角度来观察男性（20岁到34岁）的结婚率，正规雇佣为35%，非正规雇佣为14%，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
那么，这与“恋爱”又有何关联呢？
首先，是女性的意识。某项民间调查结果显示，62%的女性（22岁至34岁）表示“不会与收入比自己低的男性谈恋爱”（2015年/Mynavi?Woman）。可见女性不仅在婚姻上，在恋爱上同样对男性的年收入有“严格”的要求。
尤其是平日里跳过恋爱的女性，她们只将恋爱当成是“通往婚姻目的地的便利手段”，因而自然容易在恋爱阶段便为结婚考虑。
本次调查也显示出每3名女性（单身）中便有1人认为对方“没有结婚的打算”是“交往的阻碍”。可见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女性不在少数。将“低收入”同样视为交往阻碍的女性占三成。不过，该比例在男性中也相差无几。
雇佣形式的差异也会影响恋爱关系。前述内阁府调查结果显示，在20多岁的男性中，“有恋人”的占比在正规雇佣人群中达到34%，而非正规雇佣中仅有16%，还不足前者的一半。虽然归属于正规与非正规群体的30多岁男性占比差距不如20多岁差距那么大——正规雇佣21%，非正规雇佣14%，但是“有恋人”的非正规雇佣男性占比也比正规雇佣男性占比少了近一成。
为何恋爱关系中也会有如此明显的差异？
“如今的年轻人，多数希望与异性有‘自然的邂逅’，而非正规雇佣男性与正规雇佣男性相比，在职场上邂逅异性的机会少之又少。非正规雇佣男性不仅自身条件略逊一筹，机会也寥寥无几，与正规雇佣男性自然而然地拉开了差距。”山田昌弘如是说。
两者最大的差距体现在“交往经历”方面。前述调查结果显示出，20多岁的正规雇佣男性中14%“无交往经历”，而在非正规雇佣男性中该比例达到41%，竟高出前者2倍。
没有恋人也没有交往经历的“未恋男性”往往缺乏与异性交流的自信。同项调查中，大约五成受访者表示“即便有喜欢的异性，也不知道该如何与对方搭话”“不知道如何推进恋爱关系”。不仅如此，每4人中便有1人表示“害怕与异性交往，无法下定决心开启一段恋爱”。
邂逅机会少、很难成为女性的选择，加之“自身不擅长搭话”，未恋男性多半也难以恋爱。他们与工作正规、高年收入男性之间的恋爱差距与“人气差距”自然也会拉开。
恋爱也“知难而退”的男性
不过，非正规雇佣男性不愿谈恋爱并非“未恋”的唯一理由。
“就算收到联谊的邀请，我也不去。因为我不适合抛头露面。”自由撰稿人明（27岁）如是说。
明过去也曾有过大受欢迎的时期，那时他上初中，是足球部的一名主将。初三时，他第一次和同学发生了性关系，当时心仿佛要跳出来一般，小心翼翼地解开了她胸前的扣子。
然而，在结束的一瞬间，一种出乎意料的感觉涌上心头。
“什么，性的感觉就这样吗？”……
明虽然初中以前成绩优异，但在中考时败下阵来，与她升入了不同的高中。至于那次初体验，明无论如何都爱不起来。或许也有他们之间肢体接触减少了的缘故，渐渐地她也冷淡起来。后来的某一天，明手机上收到一条短信，“分手吧”，内容仅此寥寥数语。
比短信更令明震惊的是她的行为。分手后不久，明便从一位朋友处得知前女友正在与一名大学生交往。对方是一所著名私立大学大四的学生，父母是外交官，还即将入职某家一流企业。明高二时便“明白”了：
“最终在恋爱中获胜的也是有钱有势的精英啊。”
明的哥哥比他大5岁，作为应届生考上了东京大学。母亲对于二战高考才考入第三志愿学校的明不闻不问，明显偏爱他哥哥。然而如此优秀的哥哥也在找工作时失败了，患上了恐慌性精神障碍，再无法迈出家门一步。
那时，明想要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虽说他毕业于二流大学，但如果努力考取研究生，成为一名临床心理医生的话，或许父母也会认可他……
然而人生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明不幸染上流感，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落榜了。
这样一来，加上二战共计有3年的空白期，因此没有公司录用他。已经毕业3年之久的明如今一边在某家书店兼职，一边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写稿。月收入15万日元，谈不起恋爱，“总之是不可能的”便自我放弃了。
“我明白，一旦失败就不可能再爬起来了。能力有限啊。”
“入职第一年用力过猛，被整惨了。”靠兼职家教和补习班老师谋生的光太郎（24岁）苦笑着说。
光太郎与明一样，也在热衷教育的母亲培养下长大。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生活就被各种培训班和英才教育所填满，几乎没有与朋友玩耍的记忆。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考入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又直升进入了附属高中。
光太郎的性初体验发生在高一，对方是他在Mixi上认识的外校女孩。
“这是我男朋友。”女友一有机会便会把就读于知名私立学校的光太郎介绍给她的女性朋友们。但光太郎讨厌那样，因为那个备受好评的只是在父母与女友面前扮演“好孩子”的虚伪的自己。恋爱谈得也怏怏不乐。
结果，他的成绩只够升入初高中直属的大学。起初，他总是无精打采的。然而在大二时，他结识了一群值得信赖的朋友。光太郎可以与他们通宵达旦地讨论自己专攻的法国文学。他不顾父母的反对，与他们一同去尼斯参加语言进修，3人同住一个房间，“我第一次有了突破自我的感觉”。
凭借这一势头，他在就职活动中获得了4家公司的工作内定，最终进了梦寐以求的贸易公司。
但在进入公司的第3个月，他便因压力性胃炎而病倒了。大概是因为培训期间公司发现了光太郎的“能力”，让他独自与有时差的海外公司交涉业务，影响到了身体吧。胃炎最终发展为胃溃疡，他不得不做手术、住院治疗。入职仅一年后，他便“逃命似的辞职”了。
从那以后，光太郎一直过着打零工的生活。如今他虽然有一个“似乎在交往又似乎没在交往”的比他大3岁的女朋友，但也谈不上是认真地交往。因为她急着要结婚。
“我没什么可以让她向别人炫耀的。也许恋爱和婚姻对我来说都是痴心妄想吧。”
一旦偏离轨道便无法回头的“希望格差社会”
明也好，光太郎也好，他们都是被父母寄予厚望的男性，分别在高中、大学前走过独属自己的精英之路。如果没有在关键时刻病倒，两人应该都会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
然而在当今日本，一旦偏离轨道，便很难再回头。尽管从低谷“东山再起”也并非绝无可能，但在那之前，他们会绝望地认为“反正像我这种人做不到”“简直是无稽之谈”。那正是如今年轻人的心牢所在。
2004年，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在其书中将该现状称为“希望格差社会”。
这一说法基于美国进化心理学家尼斯（Randolph?M.?Nesse）论文中的记述：“人们认为努力会得到回报时，便会燃起希望”“但如果认为即使努力也是徒劳时，便会陷入绝望”。
“正式员工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盼望着升职加薪。如果努力得到了上司和同事们的肯定，也会充满干劲。然而，非正规雇佣者，无论再怎么努力工作，都不会晋升，加薪幅度也微乎其微。反倒可能明天就被解雇，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山田昌弘如是说。
这就是为何非正规雇佣者无论对工作还是生活都变得心灰意冷。
正如前文所述，三重大学教授南学用“悠然生活的女性”与“容易受社会闭塞感影响的男性”来说明当今男女的恋爱状况。
南学的研究表明，那些不仅不想谈恋爱，而且对恋爱抱有消极态度的男性，尤其容易受到社会闭塞感的影响。
“由于受到长期经济萧条等因素的影响，知难而退、量力而行、轻松生活未尝不是一种幸福的观念已深入年轻人的内心。若他们对恋爱的态度没那么积极，便会认为‘没必要谈恋爱’‘不想通过投资来获得爱情’。”
如此说来，前文提到的明和光太郎，并非毫无恋爱经历的未恋男性。然而过去的经历使他们确信，“恋爱也是精英获胜的一场战役”“如果没有正规工作，就无法在女朋友面前挺直腰杆”。他们对于性与恋爱本身，原本便没有好印象。因此才更容易认为“反正我做不到”吧。
那么，1990年代中期的经济萧条究竟对年轻人的“恋爱荒”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呢？
若说年轻人们第一次近距离目睹社会的残酷，毫无疑问是在求职活动中。
日本最初的就业冰河期出现于泡沫经济崩坏后的1993年。这一年，有效岗位供求比大幅下跌至0.76，远远低于上一年的1.08。直面冲击的是初高中时代起便看着泡沫世代的父辈，期待着“长大成人后，会有有趣的东西等着自己”的团块次代（如今39-44岁）。他们中大多眼看就要长大成人的时候泡沫经济破灭，丝毫没有尝到甜头，又称“不走运的一代”。
此后，受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与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001年）的影响，该比率始终维持在“零点几”水平。2006年，该比率久违地突破了“一点”大关，2008年雷曼危机爆发后再次急剧下降。后来，开始稳定在“一点几”水平时，已经是安倍经济学实施后的2014年了。可见如今25-30多岁的年轻人多数曾置身于何等严峻的求职浪潮之中。
有钱没时间恋爱的正规雇佣者与有时间没自信的非正规雇佣者
随着《劳动者派遣法》的修订，低年收入、非正规雇佣者人数显著增加。该法律1986年开始在部分行业施行，此后经过多次修订（1999年、2004年、2006年），不仅所谓的白领阶层，连制造业的派遣工也在事实上得到了认可。
此后，在泡沫经济繁荣期时仅占3%的25-34岁非正规雇佣男性，2014年增长至17%，即每6人中便有1人为非正规雇佣者。在15-24岁群体中，该比例更触目惊心，46%的男性为非正规雇佣者，几乎接近半数。正是该状况导致了前文所提到的别说结婚、连恋爱也消极面对的“恋爱荒”年轻人与日俱增。
尽管如此，2015年6月，众议院通过了事实上废除企业在同一岗位连续任用派遣员工“期限（最长为3年）”的修正案。日后，如果参议院也通过此案，企业只需更换“负责人（个人）”，便可以在同一岗位永无止境地任用派遣员工。这样的法律哪里能让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抱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