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经济萧条影响，20多岁男性的年收入也开始走下坡路。周一至周五全职工作的男性平均年收入在1997年是360万日元，2009年（雷曼危机后）降至306万日元，降幅高达50万日元以上（国税厅）。
“非正社员”的情况更加不堪入目。截至2014年，上述年龄段男性的平均年收入仅为186万日元，平均月收入大约15.5万日元（2015年／厚生劳动省）。这意味着他们连约会的花销都负担不起，更不用说婚姻生活了。
本次调查中，问及“为换取爱情可以失去什么”时，回答“金钱”的单身男女占比10%。
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表示：“我深刻理解为何秉持现实主义的年轻人会认为恋爱不符合‘性价比原则’。”
我在2015年2月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也介绍了年轻人认为“恋爱不符合性价比原则”的想法（2月4日）。如今20多岁的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在不确定的事物上花费时间和金钱。想必不确定性最大的便是恋爱吧。
如今的时代，是“正社员”也无法安稳度日的时代。
支撑着经济高速增长期及泡沫期“拼命型员工”的终身雇佣制度，事实上于泡沫经济崩坏后的1990年代中期近乎崩溃。进入21世纪后，以制造业为中心，各行业进行了大规模重组。截至2014年，共计1324家企业中的231558名员工“自愿提前退休”（2014年／东京工商业调查）。
当然，年轻一代也未雨绸缪地担忧“或许明天就会轮到自己”。PRESIDENT杂志对“正社员”展开某项调查（2009年）的结果显示，20多岁年轻人中“非常（多少有些）担心自己会被解雇”的人大约占四成，比例相当高。
不仅如此，即使有女朋友，也认为“约会不如加班”的年轻人同样不在少数。
自昭和四十年代后半期起（1970年开始），每年都会对新员工进行问卷调查。日本生产性本部的调查结果（2014年）显示，八成以上的男女“放弃约会去工作”。或许是因为受到了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影响，近年来“对私人生活（约会）的重视”略有增长，但即便如此，“拒绝加班去约会”的占比仍不足二成。
出自1987年营养饮料电视广告中高田纯次的一句广告词，指到了5点下班时间（当时公司大多5点下班）就变得精神抖擞，玩时比工作时活跃的男性公司职员。该词1988年获得流行语奖。
顺带一提，该调查结果还显示出，“晚五男” 在全盛期的泡沫经济时期（1991年），约会派的占比是如今的2倍，达到四成。对于男性“正社员”来说，经济环境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恋爱生活。
“在日本，金钱略宽裕的人太忙，没时间谈恋爱，而没钱的人虽然时间充裕但缺乏自信，同样无法恋爱。”山田昌弘如是说。
简直是至理名言。为了改善这种现状，调整男性工作时长、平衡工作与生活，或许会有效减轻其工作负担，以便他们能够专注恋爱吧。
的确如此。人们常说，日本的工作时长总也不见缩减。
尽管泡沫经济崩坏后，雇佣者个人的工作时长看似有所缩减，事实上却不过是兼职工等短时间工作人数增加的结果。
从雇佣者整体的“总工作时长”来看，泡沫经济时期（1991年）约为2100小时，2000年约为2000小时，2012年几乎是在原地踏步。（内阁府）
该现状未必因为大家都热衷工作或者“希望得到上司的认可”自愿加班，而是与“加班费”密切相关。
从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月度劳动统计调查”来看，以“加班费”为核心的规定外收入额在1995年时大约为25万日元，到了2013年时已超过30万日元。这一部分规定外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率，与1995年的5%相比，2013年已增至近7%。
归根结底，原本也有人希望少加班，将精力投入约会与婚活之中，然而他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加班以保住一定的收入……
在此，经济萧条同样是使得如今年轻人试图远离恋爱的原因所在。
男性的矛盾：既想娶事业型的妻子，又喜欢家庭型的可爱女性
另一方面，女性的情况如何呢？
仅从前文所列举的内阁府调查（2010年）来看，女性的恋爱情况并没有如男性般被年收入与雇佣形式所左右。
20多岁“无交往对象、零恋爱经历”的女性中，相对于正规雇佣占比的10%，非正规雇佣大约是其2倍，占比21%。“无交往对象”的女性比例在正规与非正规雇佣人群并无二致。至于“结婚”情况，非正规雇佣女性的结婚率甚至略高一筹。
指放弃恋爱，以对自己而言懒散舒适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女性。
加之近来在热播剧中，“久违恋爱”的20至30多岁女性索性被善意刻画成“大叔系女子”“干物女 ”与“恋爱啃老族”等形象。如此女性观众也更容易产生共鸣“是啊是啊”“我也是这样的”，因而丝毫没有悲壮的感觉。
然而，女性正面临着与男性截然不同的困境。
和泉（24岁）是一名体育老师，从未交往过男朋友。她留着一头短发，像个男生，初高中时期在女校一直是篮球队主力，很受学妹欢迎，还曾在情人节时收到过12块巧克力。
但是当和泉进入体育学校后，周围清一色都是男性。和泉总是被他们戏弄：“你对男人感兴趣吗？！”在为数不多的女性中，受欢迎的无一不是可爱又有女人味，集训时还会做高颜值便当的人。如此明显的差别对待更让和泉确信“果然男人都是白痴”。
毕业后，目前和泉在一家健身房担任健身教练。由于七成会员是男性，受欢迎的显然还是“有女人味”的女教练。在会员当中的受欢迎程度与工作评分密切相关，如果将头发留长些，再化上妆，或许评分会有所提升。
“我不想为了业绩向男人献媚，但确实觉得自己吃亏。如果过了30岁，我还是这样（没谈过恋爱）的话，百分之百会成剩女。”
和泉是一个非常有上进心的人。在担任健身教练的同时，她还在努力备考会计和医疗管理资格考试。“如果没有一技之长的话，我会恐惧未来。”
尽管如此，“无论我有多少资格证、多么独立，也完全不会给我的女性魅力（恋爱力）加分”。“男人宁愿选择不独立的女人。”和泉苦笑着说。
很遗憾，调查数据上同样清晰可见。
当问及“喜欢什么类型的女性”时，最令20-26岁单身男性心动的“温柔、包容”（61%）、“家务做得好”（58%）、“长得漂亮”（54%）三种类型，无一不是近似“金麦女”的形象。当问及“想和什么样的女性交往”时，回答也是如出一辙。
相反，仅有一成左右的男性希望与“工作能力强”“收入高”“有地位、有名望”的女性交往。每3名男性中只有1人心仪独立女性（2014年/R&D）。
即使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男性仍然偏爱“漂亮”“有女人味”“家庭型”的女性。在这里，男人们自相矛盾。
某女性杂志的调查结果显示，如今25-39岁男性中九成以上希望“未来的妻子也能工作”（2011年/CREA文艺春秋）。他们的真实想法是如果妻子一点儿薪水都不赚，仅凭自己一人恐怕无法养活整个家庭。
然而，前文也提到他们所追求的“恋爱”对象主要是“有女人味”的女性。虽然这么说多少有些露骨，但比起和泉般为自己未来考取资格证、“不想献媚”的上进型女性，男性的确更喜欢穿着淡粉色连衣裙参加联谊、宣扬自己“正在上烹饪课”的女性。
因而，对恋爱心灰意冷的女性会认为“傻瓜才恋爱”“男人就像白痴”。
单身寄生族男女难以恋爱的真正理由
还有一点，“寄生”也是如今年轻人难以步入恋爱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女性。那是一种与前文提到的“超恋父母现象”相关联的，直到结婚为止一直与父母同住的生活方式。
国家第三方机构关于“单身寄生族”演变的调查结果显示，从泡沫经济时期来临前的1987年起到前一段时间为止，男女（18-34岁）“寄生族”的占比都几乎没什么变化，男性大约70%，女性大约75%。（2010年／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
但最近，人们开始关注不同“雇佣形式”下的同居率差异问题。前文提到过“女性的恋爱情况并没有那么受年收入与雇佣形式所左右”。然而，在与父母同住的未婚女性中，非正规雇佣者明显高于正规雇佣者。
截至2010年，在未婚女性中，与父母同住的女性平均占总体的77%。若将范围仅限于做派遣工作、家政服务、打零工和兼职，便会多出大约一成，寄生族占86%左右。
众所周知，近年来未婚率急速攀升。1980年时占比为51%的20多岁女性未婚率，2010年时上升至75%，实际增量近25%。
不仅如此，近来非正规雇佣女性人数同样急剧增多。1990年，15-34岁女性每4人中有1人为非正规雇佣者，2010年时，该比例已然翻倍，大约每2人中便有1人（总务省）。2014年时，三分之一的职场单身女性被视为“贫困女性”（年收入低于114万日元），该表达也逐渐为人所熟知。“单身不等同于优雅贵族”的现状初露端倪。
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指出：“如今的寄生族们与1990年左右时情况有所不同。”
正如前文所述，如今20-34岁的单身男性，近三成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从父母的角度而言，他们不可能对由于非正规雇佣、收入一成不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贫困寄生族”孩子说出“赶紧去独立”之类的话。想必这些孩子根本无法独自生活吧。
同时，对于生活稍微充裕的“小富寄生族”来说，与父母一起生活也比与恋人同居更具吸引力。除了无法满足性等生理需求以外，在父母身边比离开家与恋人同居更快乐。因为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过上更充裕的生活。
如今通情达理的父母越来越多，年轻人无论在金钱方面还是生活方面，与父母同住都大有裨益——既能够避免无端的争吵，还能够获得内心的安定。
前文中恋父母一族的大学生艾米莉曾说过：“比起在男友身旁，与妈妈一起时更让我心动。”为了未来的发展，她也在考虑与男友同居，只是一想到同居后的“生活”就心烦意乱，连恋爱都无法投入了。
“因为现在一日三餐也好，打扫房间也好，几乎都是我妈妈在做。但如果跟男朋友同居，他肯定会认为‘女朋友做这些是理所当然的’吧。那样的生活可比现在糟糕多了。”本次采访的20多岁女性也大多是单身寄生族。与艾米莉一样，多数人想到婚后的家务，便会脱口而出“大概会很烦吧”“很累吧”。这也难怪，我们以前与积水住宅进行联合调查时也发现，九成以上的二三十岁女性寄生族几乎不做家务。
另一方面，男性寄生族有着截然不同的烦恼。
例如，同样在前文中提到过的俊夫。尽管他父亲总是对母亲居高临下，对他却通情达理。尤其令俊夫开心的是，父亲支持他的爱好。
俊夫20岁时，父亲为喜欢摩托车的他改建了车库旁的空地，让他可以“自由使用”。当他晚上在房间里听音乐时，母亲唠叨他“早点睡觉吧”，可父亲却说“看似浪费的时间也很重要”，还时不时给他零花钱买CD。
“我无法忍受因同居或结婚失去追求自己爱好的自由。”他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连那种快乐都不能拥有，工作的动力也会随之消失殆尽。
通常情况下，不愿谈恋爱的男性似乎都不愿意失去他们的“爱好时间”。
在某项面向没有交往对象的男性调查中，也存在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表示“不想与女性交往”的理由是“想将时间花在兴趣爱好上”，相较于排在第二位“与同性朋友一起时更快乐”（19%）的占比高出一倍以上，稳居首位（2014年／日本法律资讯）。
即便如此仍想结婚的理由是……？
与父母同住比与恋人同居更快乐。同居或者结婚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占用自己兴趣爱好的时间，太可怕了……但如果问现在的年轻人是否想未来永远不结婚，答案是“NO”。
近九成年轻人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想结婚”。特别是近年来，以年轻男女为中心“希望尽早结婚”的愿望日益显著。
为何不向往同居与婚姻生活的年轻人会执着于“结婚”？
兵库教育大学助理教员永田夏指出：“这是因为如今的日本社会对没成家的人不利。”
当然，“男女经历结婚生子才能独当一面”的“大环境”问题仍然存在，但除此以外在社会制度（保障）方面，单身人士的待遇普遍不如已婚人士。其中，像没结婚继续工作的女性、找不到好工作的男性、缺乏恋爱经历的男性等离所谓的“成家”十万八千里的男女，在社会中尤其容易感受到压迫。永田如是说。
另外，众所周知，近年来“单身焦虑”同样备受瞩目。
2004年，我在拙著《男性不知道的“单身贵族”市场》（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一书中，表达了对职场单身女性的积极看法。托大家的福，第二年该书最终入围了该年的年度新语·流行语大奖。两年后（2007年），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出版了《一个人的老后》（法研）。大众对于单身（未婚）人士的积极看法暂且持续了一段时间。
然而，2008-2009年“婚活热潮”来袭，紧接着2010年NHK综合频道播放的《无缘社会》（1月6日—2月11日）引发了热议，舆论掉头转向“一辈子单身太可怕了”“果然还是得结婚”。
想必是2011年3月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此为契机，“家庭纽带”被大肆呼吁，“家人重于一切”“孕育生命是件伟大的事”之类的想法深入人心。
2013年，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发布的《生命设计白皮书》也显示出，“想要日后加强陪伴的人”占压倒性第一位的是家人（71%）。与2001年（63%）相比，提高了近一成。东日本地区男女对家人的呼声尤为强烈，较其他地区（69%）多出5%，高达74%。
在消费领域中亦是如此。震灾过后，家人，甚至包括祖父母在内的二代、三代消费备受瞩目，人们热衷于创造家人的共同回忆，纪念日消费现象节节升温。最近，就连婚礼上也不仅是新人，而是“全家”一起切蛋糕的现象正在成为常态。
大概其背后也隐藏着前文所提到的20多岁年轻人特有的想法，即“无论发生什么，家人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父母和亲人才是最后的堡垒”。
“败犬”是日本人对过适婚年龄而未婚的女性的贬称。出自女作家酒井顺子2003年年底的畅销书《败犬的远吠》。书中提到“美丽又能干的女人，只要过了适婚年龄还是单身，就是一只败犬；平庸又无能的女人，只要结婚生子，就是一只胜犬”。
此外，那些认为“如今并非像泡沫世代般无忧无虑谈情说爱的世道”的年轻人，唯独对结婚持乐观态度。究其原因，或许与他们对我们泡沫世代“反泡沫”“反败犬” 意识有关。
我虽说在30岁时结了婚，但婚后忙于工作，错过了生育的最佳时期，算是败犬中的一员。真正的泡沫世代女性（45-50岁）是得益于《均等法》的第一代人。在职场中不输男性工作麻利的她们被视为“女强人”。因此，不少女性过了30岁后仍专心于工作，不知不觉便错过了适婚适育期。这便是被称为“败犬世代”的原因所在。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未婚女性一旦超过35岁，结婚的可能性大约仅有一成（总务省）。这便是经济评论家胜间和代所主张的“35岁单身界限说”。加之女性过了35-37岁的年龄段之后，怀孕的概率也会急速下降。拖得越久，情况就越严峻。
“35岁仍未婚的男女会认为‘事已至此’‘不愿将就’，决心等待着逆风翻盘。然而实际现状却是，错过适婚期的时间愈长，被卷入的竞争便愈加残酷。”（永田）
前文中所提到的“榜样的缺席”不仅仅是针对父母。悲乎，年轻一代无论在职场上，还是身边，都很少能找到让他们“想成为那样”的前辈。相反，“不想成为那样”的父辈们却不计其数。
不愿成为“温和的叛逆者”
还有一点，说句不太恰当的，本次受访的年轻人多数表示“担心成为那类人”，即所谓的不良青年，以及博报堂品牌设计青年研究所的原田曜平所命名的“温和的叛逆者”。
比起大城市的中心，他们更愿意住在郊区或外地，喜爱当地的艺人、歌手组合EXILE和安室奈美惠，痴迷汽车、摩托车与小钢珠游戏。早早地结婚，与妻子孩子拥有温馨融洽的家庭（原田曜平著《宅族经济》（幻冬舍新书））。
一般来说，温和的叛逆者们即使年收入低、非正规雇佣，也对恋爱充满热情，早早地步入了婚姻。的确，虽说并非全部，但也存在部分年轻人即使年收入不高又没有正式工作，仍对恋爱及性持积极态度。
敝司过去对二三十岁的家庭主妇进行调查时同样发现，与丈夫相亲相爱并对性行为持积极态度的群体，是面向年轻妈妈的杂志I?LOVE?mama（Inforest/2014年停刊）的读者们。反过来说，只有她们回答“我爱我的丈夫，每天盼着他回家，为他做饭”“每天都想亲吻他”。
当时受访的年轻妈妈大多是15-25岁时“奉子成婚”，多数从初高中毕业后就打零工、做兼职工作或全职家庭主妇。她们唤自己的孩子“小宝贝”，将写着“最爱”等字样的与丈夫合拍的家庭大头贴贴在手机上，如此甜蜜的模样令我都有些难为情。她们有许多纯黑色、正红色仙气飘飘的蕾丝性感内衣，并引以为豪，“这些能让孩子爸爸兴奋不已”。
那么，低收入群体是否也普遍有恋爱热情呢？
很遗憾，据我所知，目前没有关于年收入与恋爱热情之间关系的调查数据。但若干调查研究表明，年收入与性生活频率以及伴侣间的感情息息相关。
百万圆桌会议（The Million Dollar Round Table，简称MDRT），全球寿险精英的最高盛会。
例如，早前由生命保险与金融服务专家所组成的MDRT 日本会，面向30-40多岁工薪阶层夫妇进行调查（2008年）。结果显示，当问及“你爱另一半吗”的时候，年收入低于300万日元的夫妇有48%回答“爱”，而同样的回答在年收入800万—1000万日元的夫妇中仅占33%。另外，每日接吻的夫妇占比与夜晚行房（性）的次数均呈现出年收入越低，数值越高的趋势。
为何会出现如此情况呢？
驹泽女子大学教授富田隆在《读卖新闻》中指出：“尽管（低收入男女）感受到了经济压力，但为了维持婚姻生活，他们愿意用‘即便如此也依然爱着对方’来试图说服自己。”（2008年1月4日）
的确，从当时采访的年轻妈妈中同样可以看出，她们每天花时间准备爱心便当、自制晚餐，归根结底是出于“经济上的窘迫”。
她们大多在业务超市购买冷冻鸡肉（以公斤为单位）和低价的冷藏乌龙面，稍做加工，想方设法地维持体面。在采访中她们也表示：“好爱孩子他爸！”但仔细观察她们的手臂与后颈，便能发现几名女性身上都留有像是被殴打后的淤青。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女性过早结婚生子，或许意味着将会面对更多艰辛吧。
事实上，在早婚群体中，“离婚”同样占据压倒性多数。
厚生劳动省的某项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时30多岁夫妇的离婚率仅占15%左右，而在25-29岁夫妇中该比率超过二成，在20-24岁夫妇中高达近五成。尽管如今20多岁年轻人的父母一代离婚率没有如此明显，但在父辈们结婚前后的1995年时，20-24岁年轻夫妇与30多岁夫妇之间的离婚率差距仍高达3倍以上。
离婚理由是“金钱相关（低年收入）”的案例也不少。
新闻周刊AERA与Macromill市场调查公司协力调查的结果也显示出，女方离婚的首要原因是“金钱问题”（49%），领先次位原因“爱情消失殆尽”一成以上（2010年11月22日号）。
生活越贫困，越容易走向离婚，结婚越早，离婚率越高……在本次采访中，近距离目睹了身边早婚夫妇走向离婚的20多岁男女一致认为：
“迷上恋爱，20岁就草草结婚的话太可怕了。”
“我跟那些不良青年可不一样。不会年纪轻轻就被爱情冲昏头脑去怀孕生孩子。”
格差社会孵化出的切实恐惧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Piketty）指出，近年来，尤其得益于科技的发展，简单重复性劳动被信息技术（IT）所取代。即使同为白领，技术工作者与内勤（在日本主要是兼职和派遣员工）之间的工资也已经出现了巨大差距。
加之日本目前年轻一代多为非正规雇佣者，他们正承受着越来越多的压迫。
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表示，在美国，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的待遇几乎无差别。即使是管理岗位的正式员工，只要公司不再需要，也会存在立即被解雇的可能。相反，即使是兼职员工，只要能力超群，便可以扶摇直上。哪怕是自由职业者，收入高于正式员工的也比比皆是。
也有些大人煽风点火地说：“日本年轻人也触底（非正规·低年收）反弹、咸鱼翻身不就行了吗？”
然而，当今的日本社会，弱者们甚至从一开始便认为自己出人头地的愿景“总归是天方夜谭”，即出现了前文所讲述的“希望格差社会”。
以下是一些有趣的研究结果。
我们先来看看经济学家梅丽莎·S.科尔尼（Melissa?S.?Kearney）和菲利普·B.莱文（Phillip?B.?Levine）的论文。他们聚焦于美国各州10多岁少女怀孕率的巨大差距，调查研究“收入差距”对10多岁少女怀孕率的影响。
若干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原生家庭贫困的年轻人往往性经历更早。其背后隐藏着年轻人“留恋肌肤的温暖”，抑或是（尤其女性）“通过作为性伴侣被需要，来确认自身存在价值”的内心想法。
他们同样关注年轻人在性行为中是否采取防止意外怀孕的“避孕措施”，发现在收入差距大的州，青少年女性（13-19岁）怀孕（不避孕）比例更高。另外，从“贫困女性20岁之前的生育比例”来看，收入差距大的州比差距小的州高出5%以上。
在此基础上，两位研究者的判断如下：
“在收入差距大的地区，‘无论怀孕与否，眼前的艰难生活都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也没有必要专门避孕’一类的绝望在年轻人之间蔓延。也就是说，年轻时怀孕的成本意识正在下滑……”
一种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高等院校类型，实行两年制。美国社区学院主要提供两类课程，一类是职业技能型课程，学生毕业之后直接就业；第二类则是转学课程，主要是带学分的通识教育课程，学生毕业之后有机会转到四年制大学。
另一位经济学家本杰明·考恩（Benjamin?Cowan）近期发表的一篇论文，研究了公立社区学院 的学费与10多岁青少年性行为之间的相关性。
考恩指出，社区学院学费每上涨1000美元，高中生们“难以拿出这笔学费”“反正学习也没有什么意义”之类的想法会相应增强，学习热情随之下降6%。相反，学费每下调1000美元，17岁高中生的性伴侣人数会相应减少26%，留下的少数性伴侣会更受重视。
不仅如此，其他危险行为也有所减少。例如，吸烟率下降14%，嗑药率下降23%。
总之，如果降低社区学院学费，让年轻人怀着“明天会一点点变好”的希望，不那么容易感受到与高收入家庭之间的“差距”，那么，他们便不会对生活敷衍了事，会积极乐观地面对一切。对恋爱和性也不会因为一时兴起、“怀孕了也无所谓”，他们会积极地去呵护爱。
但如果学费上涨，差距感受拉大，“反正也……”之类的想法肆意蔓延的话，一时兴起式的恋爱及意外怀孕的概率也会升高。于是，目睹了如此状况的周围年轻人“不想自己落到那般田地”，便开始对认真的恋爱及性本身产生了抵触情绪。
基于以上结果，《爱情市场》（东洋经济新报社）的作者、加拿大著名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气讲师玛丽娜·艾德谢德（Marina?Adshade）得出结论如下：
“‘恐惧’在10多岁青少年性行为的冷静对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也有同感。那是一种（中略）拼尽全力还被落在社会最底层的恐惧”。“年纪轻轻就有了孩子的话，一辈子会越来越穷。它会让年轻人们对待性行为更加谨慎。”（2015年4月3日登载/《东洋经济在线》）
的确，让年轻人远离恋爱的不仅仅是变本加厉的低收入与非正规雇佣。随着贫富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呈现出“意外怀孕”的年轻人有所增长，或者说是“低收入层群体中的部分人意外怀孕”倾向有所增加。于是，中等收入层群体“不想自己落到那般田地”，便也开始远离恋爱和性。
因此而批评他们多少有些不妥。归根结底是格差社会孵化出他们“只是不想被落在社会最底层”“至少想待在如今的位置上”的恐惧与切实的愿望。
行为经济学用语中也有“损失规避”的说法。
失去1万日元的痛苦感远比获得1万日元的满足感大得多。因此，人们会为了避免失去而过度保护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年轻人身处于这样一个危机四伏、失去之物不可能复返的世界中，这一态度恐怕会更变本加厉。
在巨大恋爱风险与不良债权已然暴露的现代社会，如果要告诉年轻人“不要害怕”“要勇敢地去爱”，那么大人们理应充当中坚力量，创造出一个能够重获失去之物，即使置身底层也可以逆袭翻身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