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性、婚姻的历史及世界百态
——恋爱、表白、婚姻水火不容？！
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排得上名的“性冷淡”大国。
英国某知名安全套品牌公司的调查显示，日本人的性生活次数为年均45次（平均每月3.75次），位列41个被调查对象国的末位。而且，即使与排名倒数第二位的新加坡相比，数量也只有其六成，还不及41国整体平均水平的一半，持续跌破新低（2006年／杜蕾斯公司）。
近来，包括年轻一代在内的夫妻性冷淡化现象显著。某项调查结果显示，超过1个月没有性生活的夫妻，男性占36%、女性占50%。“工作已经够累了”和“太麻烦了”，分别位列男性和女性的理由榜首。（2015年／日本家族计划协会）。
那么，日本人是否原本就对性和恋爱不太感兴趣呢？
对恋爱与性豁达大方的平安时代日本人
历史学家兼作家加来耕三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日本人从《古事记》时代起，便对恋爱与性尤为浪漫豁达。平安时代，人们在步入性关系以前甚至还有‘集体相亲’活动”。
2015年6月24日，我在直播节目《素颜！》（NHK广播第一频道）中与加来先后出场，近距离地听他讲述了日式恋爱、婚姻的有趣“内幕”。让我来介绍其中的一部分吧。
加来讲述的集体相亲，是指在漆黑的夜晚，男女聚集于相亲场所，通过对歌来吸引对方的注意。由于光线昏暗，无论长得多漂亮、多帅气，也不会因此而加分。最终，相互欣赏吟唱内容的两人会另寻一处空地，在那里确认彼此的心意。
人们常说，当时的人气值可谓与“和歌能力”息息相关。男性也好，女性也罢，如何在受到良好的教育后创作出深入人心的和歌，想必比如今写邮件能力更重要。
据加来透露，似乎当时甚至存在指导人们“这么写可以让女性沦陷”“这般举止会博得男性好感”等专门的秘籍。
虽说如此，但确认彼此爱意的性行为终归是恋爱的敲门砖。
又称“访妻”。是日本母系族组织和观念尚未瓦解状态下的产物。
像如今的日本年轻人一般，平安时代男女基本也是“居家约会”。除了集体相亲之外，都是男性去女性家“夜访（走婚） ”，女性掌握着决定权。直至平安时代为止，日本一直是男性入赘到女方家的“娶婿婚”形式。因此即便丈夫有些许收入，他的衣食住也全部得由妻子家负担。
在决定两人命运的第一夜，为了让女方满意，男性必须在清晨鸡鸣前的漫漫长夜里使出浑身解数。想必压力巨大。“他们肯定看了秘籍吧。”加来耕三猜测。
如若顺利得到女方欢心，“第三夜”仍被允许夜访的话，一段良缘便修成正果。不等男性准备正式的表白与求婚，女方家便会设宴，将男性介绍给女方家人“多多关照”。赘婿生活从此开启。
听到入赘，大家或许会觉得“丈夫也太没面子了”，但当时是“一夫多妻制”，真是令人气愤，丈夫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出轨。平安时代的人气男藤原道长除了正妻之外，还有几个妻子，似乎也经常出入那些女性家。
不过，当时女性同样可以在结婚前接受多名男性的夜访，贞操观念暧昧不清。据说怀了孩子却不知亲生父亲是何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此说来，平安时代的男女在某种意义上可谓豁达大度、“半斤八两”。
两人结婚后一般要“共同劳动”。对于老百姓来说，男人耕田、干力气活，女人织布等，各司其职、相互扶持着生活。加来如是说。
这种平衡在镰仓时代被打破，武家社会拉开了序幕。
恋爱婚姻分离、女性地位低下的镰仓时代武家社会
镰仓时代，武士身份的基本单位是“家”，“家”是以“父系继承”为基础的。男性嫡长子要继承家族的地位及财产、户主的身份，因此即便结婚也不能离家。于是，“嫁娶婚”取代了“娶婿婚”，逐渐成为主流。后来，直至明治时代，“嫁娶婚”一直占据着压倒性多数。
加来耕三指出，不仅如此，在有权有势的武士家族中，婚姻转变为比起恋爱感情更注重“父母政治算盘”的政治联姻。已然失去了通过和歌及夜访来吸引对方，试图将恋爱与婚姻相连的浪漫想法，所谓“先结婚后恋爱即可”的婚姻与恋爱分离，与金钱相连的“无情”态度开始生根发芽。
多数研究者认为，“嫁娶婚”“最终导致了女性地位的下降”。究其原因，女性不仅沦为政治联姻的道具，男性的附属品，连财产也掌握在丈夫和娘家手中。
顺带一提，据说镰仓时代甚至出现了以显赫的贵族与士族为中心的一对一相亲。还出现了类似于现代媒人的“仲媒”，主要帮助没落的贵族与身陷政治纠纷的女性寻觅良人。
江户时代，武士的婚姻形式同样以“嫁娶婚”为主。
随着父权制进一步加强，以家为中心缔结婚姻约定俗成，媒人随之在各处遍地开花。到了江户时代后期，近似现代的相亲结婚形式已经遍布日本全国。
豁达大方的“平安型恋爱”在江户时代百姓中再现？！
而另一方面，在占大多数的农渔村中，存在着相对自由且豁达的恋爱及性关系，寻常百姓间夜访再次出现。
民俗学家赤松启介在其著作中分析了夜访再现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此前的战国时期出现了大量人员伤亡，村落共同体难以存续。”尤其是在以农业为主的封闭乡村社会中，“劳动力（人手）”重于泰山。村民们认为只有团结一致鼓励年轻人结婚生子，村落才能安稳存续（《夜访民俗学·夜访性爱论》，筑摩学艺文库）。
书中还记载着：
父母、兄姐有时会要求自己的儿女、弟妹们以夜访的方式经历初次性体验……
换言之，在当时的乡村社会，大人们会齐心协力地帮助年轻人“经历初次性体验（失去童贞或处女之身）”，作为所谓的恋爱支援和性教育。
武士由父母或媒人介绍结婚对象，而百姓则靠百姓，村长与村里乡亲会在性教育和初次性体验的对象方面助他们一臂之力……“真不错啊！”或许也有部分单身男性会心生羡慕吧。的确，据说当时的农村地区几乎都是“全民皆婚”的状态。
然而，城市地区却迎来了“大单身时代”。享保六年（172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当时江户（现东京）人口的男女比例为100比55，男性占压倒性的多数。人们普遍认为是由于担心生活水平下降，“堕掉”许多女婴所导致的。另外，也有不少单身男性从乡下来大城市打工赚钱。在男性如此过剩的社会中，江户男性（16-60岁）的未婚率实际高达50%（2006年参议院第三特别调查室）。
此外，由于江户的年轻人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不属于士农工商中的任何阶层，所以绝大多数是无家业可继承的自由职业者。加之其中半数人未婚的话，想来或许空气中都弥漫着凄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些男性单身贵族会聚一堂、在大杂院似的长屋里谈笑风生的模样，从历史作家堀江宏树的文章中可见一斑（2014年11月28日登载Mynavi?woman）。
堀江宏树的文章中展现的更令人震惊的现象是，当时不仅男性，甚至在平民女性中，一种公认的将恋爱当作“游戏”的文化色彩也极其浓郁。
当然，在武士家族的世界里，相亲结婚乃是主流，对待所谓的“出轨”也变得异常严厉。想必是因为如果继承人是出轨对象的儿子就不好办了吧。因主角阿岩而为人熟知的《四谷怪谈》中，也上演了她因被诬与人通奸，尸体被钉在门板上的一幕。
但寻常百姓，即便是出身相对富裕的女性，结婚之前似乎也抱着尽情玩乐的态度，认为“恋爱与结婚是两码事”的想法尤为引人注目。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女性包下钟意的英俊男子，与其共度一夜良宵的“包名角”情况。想必是因为动乱时代过后，天下终于太平，人们也有富余享受恋爱了吧。
的确，描写该时期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中有不少“江户的未婚商家姑娘在镇上庙会或戏院里与男子一见钟情”的情节上演。严格来讲，当时似乎并不允许年轻姑娘在街上悠哉游哉地闲逛，但在庙会等活动中，翩翩少年“搭讪”心仪女子之事也时有发生。
顺带一提，多数说法认为，当时的搭讪方式是男性在混杂人群中掐女性臀部。女性虽然嘴上说着“真是够了”，但若是遇到心仪的男性，也会愉快地跟过去。由此，一场新的爱恋便开始了……似乎饶有一番情趣。
大正浪漫是性、恋爱与婚姻三位一体化的开端
日本人的恋爱观发生巨大变化是在明治、大正时代。
这一时期，男女在源自西方的大正浪漫与旧式“父母和世俗眼光”之间摇摆不定。
我在第一章中写到，欧洲的“浪漫爱情意识形态”（性、恋爱与婚姻的三位一体）于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扎根日本。但其概念与理想似乎在明治时期早已传入。想必其契机是明治维新与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
尤其是印刷术自明治二年（1869年）传入长崎后迅速普及，到了明治十年（1877年），几乎已覆盖日本全国。明治十五年（1882年）以后，铅版材料价格稳定降下来，百姓也可以通过报纸和书籍了解到一部分西方文化（凸版印刷，《印刷博物馆》）。
说到明治时代在书中直抒浪漫爱情的人，非北村透谷莫属，他既是诗人，也是一名评论家。受新英格兰思想影响，他在诗论《厌世诗人与女性》中描绘了将“恋爱”作为人类最高价值的恋爱至上主义理想状态。其中“恋爱乃是解锁人世间的秘钥（秘方）”一语因对后世作家影响深远而举世闻名。
大正时代，日本的英国文学研究者厨川白村受到了北村透谷与瑞典女性思想家爱伦·凯（Ellen?Key）的强烈影响。
他在以“Love?is?best（爱情至高无上）”为开篇的《近代的恋爱观》一书中，将恋爱描绘成“蕴含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之物，并提出恋爱必然与婚姻、性和繁衍结为一体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将恋爱以外的择偶行为视为罪恶，指责没有爱情的相亲结婚是“卖淫婚”，不过是行“畜生之道”，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无独有偶，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大卫·诺特（David?Notter）也将浪漫爱情定义为“明治时代传入日本、以婚姻为前提的纯爱”（《纯洁的近代》，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社）。
我深深理解当时的男女，尤其是女性对于浪漫爱情的憧憬。
截至江户时代，人们一直认为“结婚是为了家庭”“服从丈夫是理所当然的”，而浪漫爱情意味着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与自己“喜欢”的人恋爱并结婚（即恋爱结婚）。这大概同样也意味着女性的社会解放吧。
在相亲结婚现实与浪漫爱情憧憬的夹缝之间
日本著名能舞《高砂》讲述了一个“相生松”的故事——相传高砂的一株古松和住吉的一株古松是夫妇相生松，但高砂、住吉两地相隔遥远，很多人对此不解。有一次肥后国阿苏神社的神主友成在高砂游览时，遇见一对老夫妇边赏景边打扫树荫下的杂物，于是上前询问。老人回答是夫妇爱情跨越了地域的界限，这两位老人正是高砂和住吉的松树精。至今日本的婚礼还有演唱谣曲《高砂》的习俗，意在祝福夫妻二人白头偕老。
不过，在现实中，“相亲结婚”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当时，由于报纸的普及，“征婚广告”应运而生。人们在广告中刊登上自己的个人条件以及对伴侣的期望要求，试图寻找相亲和结婚的对象。除此之外，明治十七年（1884年），“渡边婚介所”在东京日本桥成立，媒人成为一种专职工作，被称为“高砂业” （中山太郎著《日本婚姻史》）。村落共同体已然崩坏，因此人们很难仅凭地缘和血缘关系找到婚姻伴侣。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效仿近代西方制定的《明治民法》开始实施，将在此之前一直托付给村落和“家”的婚姻纳入法律管辖范围，并采用了武士阶级的继承思想与“一夫一妻制”作为国家制度。仅凭此点会让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民法在提高女性地位与实现她们所憧憬的浪漫爱情方面发挥了作用。
然而，无论恋爱结婚多么理想化，在现实中也无法与相亲结婚相提并论。在那个时代里，男女仍未受到平等对待，男性依旧可以公然出入花街柳巷、迎娶妾室。
尽管民法也在形式上规定结婚年龄为“男性17岁、女性15岁以上”，但另一方面又要求男性30岁、女性25岁之前结婚需征得父母的同意。在那个平均寿命低于如今的时代里，想必25-30岁也已远远超过适婚年龄了吧。然而即便如此，结婚仍要征求“家（户主）”的同意，“违抗父母，恋爱结婚”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大环境下，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诗人与谢野晶子将与后来丈夫铁干的不伦之恋坚持到底，横刀夺爱，并写下一首诗歌颂那段恋情，名为《乱发》。
“柔肌热血无所动，君讲道德寂寞否？”
这部以热情奔放的诗歌而闻名的作品，主要受到了女性的欢迎，但同时也受到社会对其“不道德”的抨击，是明治时代理想与现实背离的一例。
进入大正时代以后，受上述白村等人的影响，恋爱至上主义的原型得以确立。
从那时起，恋爱结婚开始在部分阶层中成为现实，现代家庭的基础逐步奠定。在家里举办的婚礼仪式有所减少，但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在婚礼中增设娱乐环节，神前式婚礼仪式结束之后的宴会逐渐转战至餐馆或酒店举行。
大正十二年（1923年），因关东大地震的爆发，许多神社被烧毁。东京帝国饭店以此为契机开始在酒店内部供奉多贺神社，并相继开设了美容院与照相馆，还为失去婚礼场地的新人举办了从仪式至婚宴的整个过程都在酒店内的婚礼，成为“酒店婚礼”的原型（2015年3月10日登载瑞可利“Jalan”帝国饭店设施博客）。
大正浪漫向世人展示了恋爱的美丽、曼妙。其代表性文化人物有小说家有岛武郎、剧作家岛村抱月、女演员松井须磨子、诗人北原白秋、画家竹久梦二，以及因名言“女性原本是太阳”而为人所知的思想家平冢雷鸟等。
不过他们因为对爱的过度追求而酿成的悲剧也太过出名了。
例如，有岛与女性杂志《妇人公论》的记者殉情、须磨子追随抱月自杀、白秋被指控与他人之妻通奸。除此之外，雷鸟与夏目漱石的弟子（已婚）殉情未遂、以恋爱经历丰富著称的梦二深陷与同居女性叶的恋爱迷途而自杀未遂……
将“恋爱”作为人类最高价值的浪漫爱情盛行，导致许多文化人失踪、殉情、自杀、吸毒和自残等情况时有发生。
不仅如此，如若推崇包含性在内的自由恋爱，意外怀孕也会愈演愈烈。
明治元年，虽然政府出于富国强兵等考虑，颁布了禁止堕胎的法令，但此后仍然有不少堕胎手术在暗中进行。大正末期，有报道揭发了大阪当地医院、制药公司与旅馆串通勾结，进行大规模堕胎手术（1926年/《朝日年鉴》）。
总而言之，大正时代“自由恋爱与‘风险’并存”这一无法回避的事实，已然尽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幸福家庭”优先于个人恋爱感情的“友情婚”
事实上，对前文提到的厨川白村赞美恋爱的著作《近代的恋爱观》，世人的评论也无外乎“女性在结婚前要守住贞操”这一自古以来的性规范。无独有偶，在明治、大正时代小说家菊池宽的著作《珍珠夫人》中，“贞操”一词出现4次、“处女”一词登场30次（小谷野敦著《恋爱的昭和史》，文春文库）。
不仅如此，据说当时人们公认前卫的《妇人公论》也一方面站在“恋爱结婚是值得推崇的东西，因此男女交往极为必要”的立场上，而另一方面又记述着“热恋及男女交往危险重重”之类令人左右为难的困境。
诺特在著作《纯洁的近代》中将两难困境的原因归结为“对当时女性‘贞洁’的价值赋予”，以及“报纸、杂志上报道的无数篇名人恋情及丑闻”。
人们感情的理想型是源自西方的浪漫爱情。但现实中，周遭的目光、风险隐患同样不可小觑。人们还肩负守护家庭乃至家族的责任。两个年轻人不可能在未经家长允许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喜欢”而结婚。
正因如此，明治、大正时代恋爱结婚的重点在于“有教养的男女始终保持‘贞洁’，相互之间以提升自我为目的而交往”，诺特如是说。他认为当时日本的恋爱结婚“与所谓欧美式恋爱结婚有所不同”，其目标是“幸福家庭”的形成，而不是包含性需求在内的个人恋爱感情，从该意义上来说可称其为“友情婚”。
战争与对女性贞洁的极力主张
从明治、大正时代至昭和时代，与自由恋爱在某种程度上相悖的“女性贞洁”被极力推崇的原因是连绵不断的战争。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随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抗日战争、1941年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
以下表述如有不当，还请见谅。战争期间，对于奔赴战场的男兵来说，如果留守家中或故里的妻子、恋人“可能以自由恋爱为借口出轨”，他们便不能集中精力为国而战。这一时期，想必日本社会为了提升国家威信，也不得不在严格的性道德教育基础上劝退自由恋爱。恋爱、婚姻并非与国家政策毫无关系。
尽管我在前文中写到江户时代大约有五成的都市男性未婚，但在进入大正时代以后，日本摇身一变，成了“国民皆婚”。男女均在20-25岁时与门当户对的伴侣结婚成为常态，1925年，50岁仍未婚的男女占比均低于2%，即98%的人结过婚（总务省《日本长期统计系列》）。
顺便一提，如今终身未婚者的比例，男性大约二成、女性一成左右。
据说，当时人人都认为结婚是理所当然的，是因为每个家族都殷切盼望着有个“孙子辈”的继承人、接班人及劳动力。
同时，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昭和初期日本开始出现人口危机。1930年代中期以前，男女人口都还一直稳步增长，而1937年以后，受抗日战争等影响，年轻男性人口锐减。无法结婚的女性明显增多，人口增长（出生）速度也随之减慢。
因此，1939年，当时的厚生劳动省发布了“结婚十训”的口号。内容包括：选择健康的伴侣、避免晚婚、选择无不良遗传病的伴侣，以及“生儿育女、多子多福”等。这些若放在现代社会定会招致批判，但在昭和初期却是人之常情（加藤秀一《〈恋爱结婚〉带来了什么》，筑摩新书）。
1945年，日本迎来战争终结，时代随之骤变。
战争刚结束时，适龄男性人口急速减少，女性再次陷入结婚难的状况。1945年以后，吉特巴舞与曼波舞风靡一时，舞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日本各地，它们已然成为女性“寻找伴侣”的特定场所（2015年1月12日号PRESIDENT）。
1947年，旧民法被大幅修订，第二年即1948年新民法开始实施。至此，依照日本宪法家庭生活中的个人尊严和两性平等（第24条）宗旨，以封建家族制度为核心的明治旧民法被戛然刷新。新民法要求继承由各子女平均分配，改变了男女不平等的规定，废除了所谓的封建家族制度（2014年5月9日号《读卖新闻》等）。
由此，女性便不必“嫁入”男性家。日本终于进入了男女可以作为个体结成夫妻，而不再是以家族为基础来选择配偶的时代。
相亲结婚转为恋爱结婚的原因之一为“经济高速增长”
战后，年轻人终于与憧憬的“浪漫爱情”贴近了。
不过，直至1960年代末，男女双方基于父母意愿选择伴侣的“相亲结婚”与基于恋爱感情步入婚姻的“恋爱结婚”比例才发生逆转。
其中的因果，想必阅读过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与少子化评论家白河桃子合著的《“婚活”时代》（Discover?21出版社）的各位已经知晓，但保险起见，我简单介绍一下。
195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前半期，日本迎来了空前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尽管“朝鲜战争特需”也大大推动了经济发展，但最大的原因还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与1970年大阪世博会的成功举办。
大约同一时期，东海道新干线与东名高速公路等大城市间高速交通网建成，日本经济增长飞速。1968年，我出生的那一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超过了联邦德国（当时），光荣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证明“日本已摆脱战后阴影”名副其实。
团块世代（如今64-69岁）是日本人口最庞大的一代，被认为是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主力军。从他们上一代开始，东京、大阪等中心城市便体现出对劳动力的需求，人口集中加速。于是，所谓工薪阶层的数量爆涨。
1920年人口普查显示，当时的工薪阶层（每月领取工资的职员）人口只有150万左右。从日本全国就业人数（2580万人）来看，占比极低。然而，时至经济高速增长前半期的1955年，工薪阶层增加至44%。到了后半期的1970年，增加至65%，如今该比率已逼近90%（总务省）。
十几、二十几岁的男性成为大学生或工薪阶层。他们离开父母，搬往城市居住，传统的邻里关系也变得淡薄起来。
这也在情理之中。我出生于1942年的父亲，1960年进入大学时搬到东京，毕业时正值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巅峰期。虽然父亲是入职到电视台这样稍微特殊的工作单位，但在东京、大阪等地，支援着经济高速增长的一般公司也需要大量的应届生。
适龄男性们逐渐告别故乡，离开父母，去往大城市就职。这使得往日里照顾他们的“爱管闲事的阿姨”也难以施展才华。
故乡的阿姨们与搬去东京的单身男性接触变少，而这些独居（或租房）在市中心的男性又与附近的阿姨们不太熟悉。
如此一来，1960年代后半期，相亲结婚被恋爱结婚所取代，比率逐渐下降。
1960年代后半期，相亲结婚与恋爱结婚的比率发生了逆转。与其说是因为年轻人“期望恋爱结婚”，不如说更多是由于邻里关系的弱化及适龄男子的外流，导致“相亲结婚”比率下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职场每天都有联谊？！
195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恋爱结婚。事实上，1959年发生了一件令当时年轻人恋爱观发生巨大改变的事，即皇太子明仁亲王（平成天皇）与正田美智子（皇后）结婚。这便是所谓的“网球场自由恋爱”热潮。
自1960年代以来，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助力未婚女性逐渐步入职场，成为电梯服务员、董事秘书和电脑操作员等。由此一来，“职场”邂逅激增。原厚生省某项调查报告显示，1965-1975年的10年间，超五成恋爱结婚的夫妻表示他们“邂逅在职场”（1987年/《第9次生育力调查》）。
那么，当时在公司内邂逅的男女都陷入热恋并“计划步入婚姻”了吗？
那倒也不尽然。从1960年前后上映的小津安二郎导演的电影《彼岸花》与《秋日和》中可以得知，事实并非如此。当时大多是同一公司的亲戚或上级暗中谋划，“那个孩子有没有对象啊”“下次你们俩一起约个会怎么样”之类的推波助澜，充当媒人的角色。正如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在《“婚活”时代》中提到的那样。
这一事态背后也存在不少“公司内部派系”的原因。
从扮演媒人角色的亲属和上级的角度来看，如若下级或子女与飞黄腾达的人或董事的亲属结婚，他们便可以成为该派系中的一员，从此在职场中扶摇直上。从那些被介绍的男性的角度来看亦是如此，尽管他们内心认为“要是再等一段时间，或许自己会遇到一个好女人”，但如果与公司里“爱管闲事大叔”介绍的女人结婚，便会获得一张未来职业发展的“期票”。是一种“双赢”的关系。
说到底，这与镰仓和江户时代的政治联姻如出一辙。假借恋爱结婚的名义，而事实上近似于“半相亲式结婚”。
恕我直言，当时绝大多数职场女性将工作视为“一时栖身之处”。几乎没有女性可以一直留在职场，半数以上的女性工作两三年后，会结婚离开公司。因此自她们入职开始，职场也成为寻找对象，不，是争取永久就业的战场。
或许多少有些用词不当，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公司，简直每天都是“大型婚活派对”的舞台现场。甚至有爱管闲事的职场大叔主动担任起媒人的角色。想必正因如此，大量男女才能在职场中邂逅，进而步入婚姻。
1970年代，30-34岁女性的未婚率仅不足一成，同年龄段未婚男性也未满二成。在终身不婚率方面，男女均为2%—4%，属于超低水平（总务省）。此时，人人皆婚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他们而言“婚姻是必需品”。
源自明治至战争时期的“处女传说”，即“女性在结婚之前应保守贞洁”观念，直到此时依旧根深蒂固。
山田昌弘指出：“如果男女发生了性关系，就必须考虑结婚。因此，在那个时代里，婚姻是性与恋爱的延伸，它们是三位一体的。”
然而，那种结构受始于1980年代的泡沫经济产物恋爱至上主义与“婚姻可有可无”即“婚姻嗜好品化”的影响，也逐步走向瓦解之路。
异乎寻常又转瞬即逝的恋爱结婚至上主义
从平安时代读到这里，各位作何感想？若说多数日本年轻人打心底热衷于“想谈恋爱”的时期，想必除了泡沫经济时期以外，便是浪漫爱情自西方传入后的明治、大正时期了。
当时的浪漫爱情意识形态，对多数男女来说，是一场几乎不可能实现的“黄粱美梦”。他们也深知，若像部分艺术家那样，为强行实现而违抗父母和社会，将承担巨大的风险。
但想必正因如此，他们才会眺望遥远的夜空，仰视着那颗闪闪发光的恋爱之星，殷切盼望“有一天梦能照进现实”。
江户时代似乎也有男女在各处享受婚前性行为的情况。不过，那与人们祈求心心相印或“命运般邂逅”的现代热恋或纯爱印象截然不同，反而是与性需求和肉体紧密关联。
如果还要再列举出一个时期的话，便是平安时代。那是一个先交换情书，再发生性关系以测试性适配性和沟通能力的时代，或许也是年轻人可以切身感受到恋爱热情高涨的时代。
那么，通向婚姻的道路又如何呢？
如前文所述，在完成三晚夜访之后，女方家父母会立即款待女婿（男性），结婚一事便大功告成。此时，性是恋爱的“第一步”，恋爱（性）与结婚直接挂钩。
日本结婚与结婚仪式的历史
根据MSK多媒体推进协议会制作HP“太田市信息馆”的“冠婚百科”作成
然而，在那之后的镰仓时代至江户时代，从武士家族及上流贵族“保护血统”的角度出发，父母亲戚带头安排子女相亲结婚，政治联姻的形成也变得理所应当。在地方村落共同体，村长带头实行夜访等措施，以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维持人力和劳动力）。
此时，“恋爱与结婚是两码事”“结婚之后再相爱即可”的想法充斥着日本的婚姻市场。换句话说，恋爱、性与婚姻之间的联系一度被镰仓至江户时代“大人的作为”完全分割开来。
于是，明治、大正时代至昭和时代初期的年轻人憧憬来自西方的浪漫爱情，梦想着所谓的恋爱结婚。然而，现实中，绝大多数年轻人仍是按照父母的意愿“相亲”。在前文提到的诺特看来，当时存在的极少数恋爱结婚是以“幸福家庭生活”为目标的“友情婚”。
后来，尽管进入战后时期，公司上级和亲戚假借恋爱结婚名义的“半相亲式结婚”仍持续了一段时间。当时，虽说算不上“恋爱与结婚是两码事”，但因为婚前性行为基本上“行不通”，所以“结婚之后再真心爱对方即可”的观念颇为盛行。
如此说来，多数年轻人“想谈恋爱”，并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步入婚姻的情况，充其量仅在昭和时代后期昙花一现。
其实也正是因为现实中父母和周围的大人参与其中，恋爱或结婚才得以成功。事实上，纯粹靠年轻人自己的力量赢得真正的恋爱结婚的时代，实在是转瞬即逝。
在那种情况下，加之199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了如此多的恋爱革命，即使现在强行鼓励年轻人“多谈恋爱吧”“朝着结婚发展吧”，也毫无意义。
与其这样，不如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重新设定昭和时代“恋爱结婚”的观念，重新探索他们所期望的婚姻模式，才更加现实吧。其中方法之一便是下一节中即将讨论的，将“恋爱”与“婚姻”暂且分离的观念。
究其原因，日本在平安时代以后的1200年中，“恋爱与结婚是两码事”“结婚之后再相爱即可”的观念长期实践下来，已然深入人心。
泡沫经济时期后，婚姻从“必需品”转变为“嗜好品”
本次受访的年轻人几乎每人都问我：“恋爱究竟是什么？”
这的确是个令人疑惑的问题。以下是文人墨客们留下的回答。
——恋爱使人坚强，同时又使人软弱。（法国波纳尔）
——爱情无药可医，唯有爱得更深。（美国梭罗）
——爱情总是有些疯狂。（德国尼采）
——恋爱是什么？要我说，它是件令人颇为害羞的事。（日本太宰治）
这些文字令我“恍然大悟”，感同身受。自古以来，各国恋爱文学作品一直能超越国界被广泛接受，想必是因为古今东西对恋爱的根本感受并无二致。
不过，恋爱、性与婚姻之间的关系因时代背景、地区特点、文化、民族、宗教和经济状况等不同而或多或少存在差异也同样是现实。
即使仅以日本为例，正如前文所述，从平安时代至今，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不少大人们的作为），恋爱的概念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屡次被刷新。
事实上，基于浪漫爱情意识形态的“恋爱、性与婚姻三位一体化”只存在于经济高速增长期至1970年代后半期左右的极短时间内。此后，进入1980年代，“性未必等于婚姻”“恋爱和性更加开放也无妨”的观念推进了恋爱的自由化以及“性与婚姻的分离”。时至恋爱至上主义的泡沫经济时代，人人皆可为自由恋爱而欢欣雀跃。
那么，为何性与婚姻的分离会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前半期进一步发展呢？
人们通常归因于泡沫经济的繁荣与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影响。
1970年代后半期至1980年代前半期，在日本横滨流行的传统风格时尚，指聚集在横滨元町附近女大学生独特的服装搭配。
“New traditional fashion”，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日本流行的时尚风格，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品牌热潮的起源。
DC为“Designer's & Character's”的简称，1980年代成为日本社会流行的高级时尚品牌总称，代表人物有山本耀司、川久保玲等。
1981年，田中康夫的小说《总觉得，水晶样》（河出书房新社）出版，书中的主人公是一名在大城市做时装模特的女大学生。自该时期起，年轻人间似乎受欧美影响的流行思潮此起彼伏，比如经常刊登在女性杂志J?J上的横滨时尚 、新传统时尚 、DC品牌 、冲浪潮，约会宝典Hot-Dog?PRESS（讲谈社）也青睐的迪斯科热等。
出国留学和海外旅行热潮同样引人注目。泡沫经济前，每年出国留学人数保持在1.5万人左右，泡沫经济时期的1988年增加至大约1.8万人，至1989年飞涨至大约2.3万人，1993年时甚至突破5万人大关（2013年／文部科学省）。
不仅如此，海外旅行游客人数也在泡沫经济时期的1990年首次突破了1000万人。海外对于年轻人而言不再是憧憬，而是“稀松平常”，西方世界也愈发近在咫尺（总务省）。
想必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也不容小觑。1980年代至1990年代前半期，在日本盛极一时的好莱坞电影中有不少恋爱题材。例如，《军官与绅士》（1982年）、《壮志凌云》（1986年）、《当哈利遇到莎莉》（1989年）与《人鬼情未了》（1990年）等。当时多数年轻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憧憬着“那般时尚自由的爱情生活”。后来，人们普遍认为“拜金主义”的日本恋爱偶像剧也没少受到西方性自由与恋爱自由的影响。
不过，当时虽说“性与婚姻”不及1970年代“发生性关系后，男性要对女性的未来负责”那般紧密相连，但“性与恋爱”之间仍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
然而，如今20多岁年轻人的情况截然不同。代表性特征是他们有无需恋爱感情而仅发生性关系的性伴侣。
前述an·an的调查结果（2011年）也显示出，女性每7人中便有1人（14%）表示有仅发生性关系的伙伴，即性伴侣。在本次的调查中，也有41%的单身男女（实际超过四成）表示，“曾与没有恋爱感情的异性发生过性关系”，其中不包括所谓的色情服务与性交易。
当然，或许其中也有酒后一夜情的男女。不过，正如前面采访中所提到的，一些年轻人表示“只要性趣合拍就行”“不投入感情，所以更轻松快乐”，心血来潮时便会与同一名异性随意发生性关系。
不断提高恋爱门槛的“表白”文化
性伴侣不同于正经恋爱（主菜），而是加餐。该观点是偏西式的。
那么，日本年轻人如何区分“异性朋友、性伴侣（加餐）”与“固定恋人（主菜）”呢？
直截了当地说，是通过“表白”。
Zexy东京首都圈版主编神本指出：“对于如今处于男女平等大环境下的20多岁年轻人而言，‘表白’才是恋爱大步向前迈进的第一步。”
说起来，过去如果“男女约定单独外出”，便表明两人在某种程度上互相认为对方“不错”。但如今20多岁的年轻人不同。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恋爱前期阶段的涵盖范围更宽泛、时间跨度更长。
首先，因为男女平等下的异性相处更像是朋友间的感觉，所以他们平时也会与异性朋友一起吃饭、看电影。甚至还有“床友”（前文提到的陪睡朋友），旅行时，即使两人同睡一屋也不会发生什么。即使其中一方途中萌生出“恋人间才有的心思”，也会遵守费用均摊的基本原则。一般而言，男性不会为了女友而努力打工挣钱，也不会给女友送昂贵的礼物，因此女方也极难确定他们“是否算在交往”。
如此一来，表白便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是为了获得稳定“恋爱”，而非单纯友谊，必须要明确的一步。
当然，表白常与风险相伴。
如果在社群内表白，下场或许是被吐槽“那家伙，真不会看气氛”“考虑一下周围人的感受吧”，让友谊陷入僵局。如果在通勤地铁上向总是远远注视着的女性表白，恐怕对方也会害怕，心想“这人不会是跟踪狂吧”。
毫无疑问，最大的风险便是“被拒绝”。Recruit?MP的“恋爱观调查”（2014年）同样显示出，男性每3人中便有1人（32%）表示：“一想到有被拒绝的风险，就不想表白了（还是保持朋友关系好）”。该比例在女性中更高一筹，达到49%，即每2人中便有1人。
顺便一提，关于逃避表白的比例，在如今40多岁（未婚）人群中，男性为26%，女性为38%，两者均低于20多岁年轻人。
在某项针对高中生、大学生以及20多岁职场男女的调查中，也有八成男性表示“即使有感兴趣的人（喜欢的人），也不能立即表白”。就理由而言，29%（排第3位）表示“不想被拒绝”，而排在第1位的“对自己没有自信”（70%）和第2位的“不知道对方想法”（63%）与“不想被拒绝（所以不表白）”之意显然也相差无几（2011年／联合利华·日本）。
即使下定决心“表白吧”，他们的措辞也是出乎意料地含糊不清。
前文中艾米莉与男友的恋爱从一句“那我们就算在一起了”开始，这便是恋爱冷处理的典型。在本次采访中，也听到了类似的措辞：
“LINE上有人问我：‘我很闲，要和我暂时交往一下吗？’”
“我们像是在交往，对吧？”
“‘虽然俺和别人交往也不是不行（拐弯抹角地），但还是你来决定吧’，把选择权全部抛给我。”
“如果（约会）对方买单，我会觉得有想和我交往的意思吧。”
诸如此类，令人瞠目结舌忍不住吐槽的表白词层出不穷。无一不是通过暧昧不清的表达及把决定权抛给女方的行为，来规避表白被拒绝的风险。
但话说回来，如若我是出生在当下时代的男性，一定也会对表白倍感压力。
像泡沫经济时期那样还好，“即使求婚被拒绝100次，在第101次时也总会收到‘我愿意’的回答”。甚至更早一些，在几乎不存在女性终身工作职场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男性有些小钱便可以“飞扬跋扈”地对女性说：“跟着俺吧！”
然而，今非昔比。
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里，女性也可以光明正大地行使她们的否决权，“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如果向她们笨拙地表白，或许会被误认为是性骚扰或跟踪狂。又或许会在SNS上遭遇围攻，“今天被一个自不量力的家伙表白了”“不是吧，真恶心”……
如此一来，他们的想法也会转变——还是不表白了，“继续保持朋友关系”好了。
而另一方面，在本次采访中，“有性伴侣”的女性受访者不止一人流露出“如果他（男性朋友）向我表白，可能会和他交往”之意。女性有性伴侣的现象日益显著的背后，似乎也与“不表白男”的存在息息相关。
唯独日本从“表白”开始？世界各地恋爱与表白百态
不过，不会表白的男性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对跨国恋爱、跨国婚姻方面也颇有研究的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指出，实际上西方几乎不存在“表白之后再交往”的文化和观念。
“在多数西方国家，如果你对一个人有好感，首先会邀请对方约会或吃饭，通过眼神交流和肢体语言传递爱意，发展恋爱关系。前提是存在着人们并非专情于某个人表白感情，而是同时与若干名异性交往的文化传统。”
真是大开眼界。
迄今为止，至少在过去几十年里，“表白乃理所当然”的观念在日本仍是主流。如果跳过表白，直接与异性交往，会被视为“不靠谱”“花花公子”，交往关系本身也可能被打上“不真诚”的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