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12000颗心（出版书）》
作者：[英]斯蒂芬·韦斯塔比
译者：张庆美
内容简介：
有些对生命的深情必须以无情的面目出现。“你问我有没有把台上的这位病人看作一个鲜活的人？这种问题重要吗？这位受害者并不需要一位焦虑不安、善于共情的外科医生，她需要的是一位能干的专家。”
他像一个无情的杀手追捕者、一位侦探，对死神穷追不舍。他曾用凿子和锤子打开被刺伤的女孩的胸腔，在场的警察见状昏倒在一旁；他也曾拯救寻死未遂的牛津学子，明晃晃的尖刀就扎在年轻人的胸口，那是他作为主任医师接手的第一个病例；他还曾在巴西做访问教授期间搭救在枪击案中受伤的孕妇，于短短4分钟内接生新生命并修复枪伤。甚至，他会穿着同一件手术衣，浴血奋战整整24个小时……
献词
前言
序章
血浴
再出发
猜疑的心
情况不妙
失望
文化冲击
美国之道
不必要的死亡
“拉起就跑”与“就地抢救”
渐入佳境
修补一颗破碎的心
天时地利
后记
献词
创伤无情地摧毁年轻的生命。谨以此书献给所有日日夜夜与死神抗争、拯救生命的护理员、护士和医生。而奋斗在救死扶伤最前线的，往往是我们勇敢无畏的警察和消防队员，他们的工作无比艰辛，需要极大的毅力与韧性。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支持“社会化医疗”原则，但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并非神圣不可置疑的权威。这一体系需要不断改进，这也正是贯穿本书的主题。书中的一些观点可能具有争议性，有的言辞也许尖锐，但它们并不是针对备受尊敬的个体，而是针对我一直致力改善的整体医疗环境。
在此我要向一位备受敬仰的急诊护士致以最真挚的敬意。多年以前，萨拉·麦克杜格尔护士对一位在橄榄球赛中受伤的见习医生、一颗冉冉升起的外科之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多年之后，二人结为连理，萨拉成为他的救赎。我们就这样相遇相识，如果我起伏变幻的职业生涯是一杯啤酒，萨拉就是其上那抹最醇美的泡沫，以前如此，至今依然。最后，于我而言，没有什么比我亲爱的孩子杰玛和马克，以及可爱的孙女艾丽斯和克罗艾更重要了。我时常懊悔没有更多地陪伴他们，这一点相信大多数外科医生也都深有感触吧。
本书中涉及的部分医生和患者的名字，以及医院地理位置等信息已经过保密处理。
前言
经历过全新体验洗礼的心，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模样。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尽管在一般人看来，创伤外科可能是沮丧、绝望的代名词，我却沉浸其中。它的不可预测性和紧迫感让我着迷。当鲜活的生命一点点消逝，我在与时间赛跑，与死神较量。当手术刀划开破碎的胸腔或肿胀的腹部，那感觉就像拆圣诞礼物。只是我的靴子上浸透了鲜血。
想象一下创伤给感官带来的冲击。支离破碎的骨头、变形扭曲的肢体、血淋淋的内脏，伤者的痛苦呻吟萦绕在耳畔，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液的刺鼻气味，混杂着洒落地上的各种体液的味道。一个人要具备哪些特质才能够每天与这些重大创伤打交道？如何在找不到专科医生的时候自信满满地给伤者开颅、开胸或者开腹？如何在紧要关头放下常人本能以即兴发挥？如何在做手术时将个人恐惧、顾虑与同理心通通置之一旁？只有精神病态者才能做到。
对以外科医生、军人为代表的高压职业人群而言，他们的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们要具备在逆境中作出决策的能力。来自牛津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凯文·达顿在其所著的《异类的天赋》一书中引用了一位美国海豹突击队上校的话，“还用犹豫吗？如果不扣动扳机，下一秒穿过我脑袋的可能就是AK-47突击步枪射出的子弹了”，引人深思。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圣人、间谍和连环杀手的成功密码”，我猜我应该被归于连环杀手这类吧。尽管我倾尽了全力，在我漫长的从医生涯中，还是失去了很多患者。其实不论是救治重病的患者，还是挽救将死的伤者，我都会竭尽全力，从不放弃。我就是憎恶死亡，憎恶它带来的痛苦以及回天乏术的无力感。
2019年秋天，在切尔特纳姆文学节上，我第一次遇见了凯文·达顿。他为我主持了一场访谈，现场座无虚席。我们一同探讨了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心脏外科医生，也聊到了我前不久出版的《刀锋人生》一书。身为特种部队顾问的凯文，曾因公开指出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黑尔精神病态量表”上的得分高于阿道夫·希特勒而引发争议。在那天的文学节上，他是这么（之后他也将这段话写进了他的新作《灰度思考》中）介绍我的：
斯蒂芬·韦斯塔比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心脏外科医生之一，也是最硬汉的外科医生之一。他曾任职于牛津约翰·拉德克利夫医院，领导心胸外科长达30年。他做过的很多手术足以让其他医生吓得六神无主。他全身心奉献于医学事业，在手术台上，为了使自己长时间保持专注，甚至不惜借助导尿管尿在自己的手术靴里（那是我在我的第一本书《打开一颗心》中提到的）。
在那个不那么墨守成规的时代，他以英勇自负的形象闻名。手术室里，他身着橄榄球服，一边听着大声外放的平克·弗洛伊德的歌曲，一边挥舞手中的手术刀和锯子。作为一名被诊断为精神病态者的外科医生，他巡游在凌晨时分的漆黑医院走廊，像一个无情的杀手追捕者，对死神穷追不舍，几乎将其逼至绝境。他不会放过任何与死神争斗的机会，甚至不惜为此编造借口。如果他幸运地找到了机会，通常都会胜出。
“谢谢你，凯文。”我轻声说道。毫无疑问，凯文这番颇具画面感的介绍引得台下的观众对接下来的故事走向变得敏感起来。于是，我开始据理力争，向他们解释能够在外科领域脱颖而出的，一定是那些行事果断、在危急关头迎难而上的人。为了更好地阐述这一点，我展示了几张我救治过的一例胸部穿透伤的图片，血淋淋的伤口触目惊心，原本安安静静的观众发出一阵骚动。有位敏感的人更是直接晕倒了，从椅子上重重地摔了下来，瘫倒在地。
之后，在休息室里，我和这位刚认识的心理学朋友聊起我出版过的关于重大创伤的教科书，他建议我为普通大众写一些故事。他说：“很多人都会对这样的书感兴趣，我们身边的精神病态者比你想象的要多。比如我特种部队的朋友们，他们一定会喜欢的。”
有趣的是，我把自己这特殊的外科医生形象归功于我受过的一次头部创伤。时光倒流，回到那个性别歧视盛行的摇摆的20世纪60年代，那时我19岁。彼时还没有所谓“觉醒”的概念。对于我这个来自斯肯索普、曾经在钢铁厂打工的无名小卒来说，要想在伦敦的医学院混得开，橄榄球是必备技能。幸运的是，我在这方面非常有天赋。然而，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下午，我在康沃尔的一次橄榄球巡回赛中被对手一脚踢中头部，当场昏倒。我面部朝下躺在泥泞的水坑里，而我杰出的队友们还在球场上奋力奔跑。对他们来说，是击败这些乡下人重要，还是拯救队友重要？当然是前者。但头部受到的重创，加上缺氧，令我当时的情况十分凶险。
由于头部伤势严重，大脑肿胀，特鲁罗当地的医院将我转到位于伦敦河岸街的老查令十字医院治疗。在那里，彼时还是一名腼腆的年轻学生的我发生了明显的性格变化。我的出院记录上甚至写着“该病人对医生表现出攻击性，与夜班护士混在一起，缺乏自制，行为失检”。凯文认为，我这种变化是经典心理学教材中的菲尼亚斯·盖奇现象。菲尼亚斯·盖奇是一位铁路工人，在一次爆破作业中，意外被一根铁棍穿透了颅骨和额叶。虽然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但他性情大变，失去了自制力，变得粗暴无礼，最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至于我，几周后我当选为医学院的社交秘书和圣诞演出主持人。最终，从害羞和自我怀疑中解放出来的我，以“最有可能成功的学生”的身份顺利毕业。
对于外科医生这一职业而言，放纵不羁与大胆无畏是受欢迎的特质。但在其他方面，菲尼亚斯·盖奇现象给我带来的却是灾难。我的感情生活就深受其害。正式成为一名医生后，我娶了读文法学校时的青梅竹马。简是剑桥医学院的高才生，性格活泼大方，毕业后成为一名老师，手术室里的血雨腥风就是她的全世界。很不幸，那场意外彻底改变了我。我再也不是那个来自斯肯索普的内向医学生了，我变得狂妄自大，睾酮分泌旺盛，雄心勃勃。只想成为外科医生的我经常接连几个晚上和周末都在医院度过。放荡不羁加上持续性失眠，那时的我就像达顿描述的那样，在午夜徘徊，只不过不是在医院走廊，而是在护士宿舍里寻欢作乐。我辜负了简。
1英里约为1.60千米。——译者注（如无特殊说明，书中脚注均为译者注）
那个年代，不忠似乎是外科医生的个性特征之一，我身边好几位同事的婚姻都因此破裂。没有任何一个人引以为傲，事实恰恰相反，但至少我还可以将之归咎于脑部创伤。相比之下，规培医生们的心态明显不同。他们中打橄榄球的寥寥无几，大多是自尊心强、低调稳重的知识分子，一直以来都是如此。18世纪，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不允许粗鲁的“理发师手术匠”入会。那群在不麻醉的情况下给病人截肢的异类不得不在离伦敦市区约一英里 远的林肯律师学院广场自立门户，成立自己的组织。至少他们离那里的律师近一些，关键时刻可以获得帮助，摆脱困境。
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参加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考试失败的情景。在大厅入口的解剖学家约翰·亨特的雕像旁，成功考取的少数候选人的名字被高声宣读出来。紧接着，获此殊荣的外科医生被邀请进入神圣的大厅领取精致的证书。而我们这些落败者，只能到舰队街上走走晃晃，喝几杯闷酒来安慰自己。
十年后的1978年。我不负母校的期望，成为一名崭露头角的规培外科医生，师从剑桥大学著名移植外科医生罗伊·卡恩爵士。卡恩是一位网球高手，喜欢有运动天赋的学生加入他的团队。他鼓励我继续打橄榄球，我也确实听进去了，结果成了阿登布鲁克医院急诊科的常客。一个阴冷的冬日下午，我穿着满是污泥的球衣坐在护士站，愁容满面，等候一位正畸医生来检查我的颅骨X光片。就在圣诞节前，我的下颌骨不幸骨折，导致一颗臼齿连根脱落，引得一旁的实习护士对我同情不已。突然，萨拉·麦克杜格尔护士长冲了进来，让我赶紧跟她去急诊室。不用说急诊室了，纵使天涯海角，我也会欣然跟随这位美丽的女士前往。但到了急诊室我才发现，等待我的是迄今为止我职业生涯中最棘手的挑战之一。
伤者是一位在高速摩托车事故中受伤的年轻人，已经失去意识，并伴有左胸腔内出血。值班麻醉医生已经为他上了呼吸机，同时快速补液，但血压仍在持续下降。阿登布鲁克医院没有胸外科医生，但护士长知道我曾在皇家布朗普顿医院做过心脏外科住院医师，问我是否愿意帮忙，即便我的膝盖满是污泥。我答应了。
来不及换下身上的橄榄球衣，我套上手术衣便走上了手术台。一边开胸一边不时回头，往身后的洗手池里吐口中的血。不幸的是，这场车祸切断了这个年轻人的主动脉——人体内最大的血管，导致大出血，徒手根本止不住。最终，由于失血过多，回天乏力，他的生命在一片血泊中定格，手术台前的我也早已被溅得满身是血。但至少我已倾尽全力。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正畸医生来了，有人告诉他“韦斯塔比正在急诊室开胸”。显然他被吓到了，以为自己来晚了，导致我已将那颗牙齿吞下，此时正躺在手术台上接受抢救。
我那折断的下颌骨倒也帮了个忙。它阻止了我像上次那样靠口才蒙混过关，通过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口试考核。在积累了大量腹部手术经验后，我转到心脏外科接受培训。在剑桥大学的每一分钟都没有白白浪费，无论是在肠道、胆囊，还是生殖器上动手术。精细的仪器操作、对身体组织的轻柔处理和台上的明智决策，只会来自年复一年的经验累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像木工一样，外科手术也是一门要求精雕细琢的手艺。要在一个活动的目标上动手术需要高超的技巧。相信我，能给儿童做心脏手术的巧手和自信，绝非能靠看书、听播客或做计算机模拟练习获得——尽管当今的领导者也许会这么跟你说。唯有实践方能得真知。
纵使我对创伤外科充满热忱，心脏外科始终是我的主战场。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未曾停下救死扶伤的脚步，牛津成为英国首批重大创伤中心之一后尤为如此。此外，参观美国、南非和亚洲的创伤中心也让我学到了许多实用的外科技术。犹记得在东京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里，我目睹了一位创伤外科医生抢救一名因高空坠落致肝脏破裂大出血的建筑工人的情景。只见他打开伤者的左胸，夹闭了胸主动脉。这一看似简单的操作切断了下半身的血液供应，迅速止住了出血。然而，伤者的肝脏严重碎裂，最终还是不幸去世了。但这段经历深深地启发了我，之后，我成功地用这种方法挽救了牛津大学的创伤患者。
继《打开一颗心》与《刀锋人生》取得成功之后，我需要一些鼓励来写第三本传记。当时还处于疫情封控时期，但既然凯文这样杰出的心理学家都对这本书寄予厚望，我不禁开始思考：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新书的主题聚焦于“如何让英国的医疗环境变得更好”。20世纪70年代，我的医学生涯刚刚开始，那个时候还没有院前急救的概念，救护车会直接把重伤患者移送到最近的设有急诊科的综合医院，而接诊的通常是刚取得医师资格的新手医生，对多发伤完全无能为力。即便有腹部外科和骨外科规培医生值班，他们通常都和他们的带教老师一起在手术室或门诊忙碌。与此同时，躺在急诊室里的伤者仍在不断失血，不断接近死亡。更糟糕的是，脑外科和胸外科专科医生分别在不同医院，很难在第一时间前来支援。然而，就我个人而言，这给我提供了宝贵的锻炼机会。作为一个无所顾忌、雄心勃勃的年轻外科医生，为了挽救生命，我可以在患者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开刀。我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我真的不想失去任何一位患者，然后向他们处于失去至亲的悲痛中的家人解释。我知道，这种可怕的情况必须得到改变，我也很荣幸能够为推动这一改变尽一份绵薄之力。所以我写了这本书，记录这段难忘之旅。
挽救生命固然是美好的，但正如我之后会解释的那样，20世纪那种大胆剽悍的外科医生的刻板印象已不复存在，我讲述的故事属于逝去的年代。在当今这个倡导平等与多元化的时代，外科医生和其他任何职业一样，有明确的工作时间。与过去相比，他们的培训时间更短，而且术业有专攻。不要指望胃肠外科医生做开胸手术，或心脏外科医生做开颅手术。也不要期望泌尿外科医生能够做胃部手术。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或许也是好事。所以，看病时请一定找对医生，开车时，请千万系好安全带。
序章
生活是不公平的，适应它！
——比尔·盖茨
1980年春天，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坐在黑尔菲尔德医院手术室里，正准备大显身手，取出卡在一位婴儿的支气管中的花生米。我熟练地操纵着手中的硬质铜支气管镜，将细长、发着弱光的镜头经过咽喉置入患儿的胸腔深处，这和吞剑并无不同。就在我定位到那颗花生米时，护士长从麻醉室门外探头进来。察觉到她的存在，我尽全力保持专注，通过漆黑的通道缓缓置入异物钳。然而，护士长身上的香水味比麻醉气体更为浓烈。
见我无动于衷，她有意咳嗽了一声，敲了敲门便径直走了进来。“很抱歉打扰你，斯蒂芬，总机刚来电说威科姆医院手术室现在需要你，越快越好。显然情况紧急，那边的医生说不用回电话，直接去。你现在抓紧过去吧。”此言一出，我的注意力烟消云散。一下用力过猛，手中的异物钳将花生米夹得四分五裂。顷刻间，油腻的花生碎屑在无法触及的细支气管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大脑皮质中回荡的是“该死”，我还是克制住了，嘀咕道：“我抽吸不出来的碎屑只能由这个孩子自己咳出来了。看起来我必须走了。”
那时我32岁，是一个不知疲倦、野心勃勃的肾上腺素瘾君子，一心只想成为一名心脏外科医生。我的第一段婚姻也因为我自己的过错而破裂。就这样，我拉着装满衣服和书本的行李箱——我的全部家当，来到了黑尔菲尔德医院。我既没有房子，也没有车，把医院宿舍当作家，随时处于待命状态。事实上，我也别无选择。作为久负盛名的心脏外科专科医院，黑尔菲尔德医院承担着北伦敦及周边地区胸外科急诊病人的接诊和救治任务。从市郊的中央米德尔塞克斯医院与诺斯威克公园医院，到北部的海威科姆、赫默尔亨普斯特德与圣奥尔本斯，再从西部的斯劳和温莎到东部的沃特福德和巴尼特，黑尔菲尔德医院为周边许多设有急诊的医院提供诊疗服务。其中一些医院每月会开展一两次胸外科门诊，所以作为一名自由执业医生的我，至少知道这些医院都在哪里。即便如此，我从未在高级教学医院手术室以外的地方做过手术，所以在这些地区医院做急诊手术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文化冲击。
那个年代，要成为一名外科专科医生，首先得完成普通外科培训，而我很愉快地在剑桥完成了这段学习之旅。虽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我最终还是顺利通过了考试。接下来，有志成为心脏外科医生的医学生要接受肺外科和食管外科培训，主要是癌症手术。对我来说，这些结构远没有跳动的心脏迷人。心脏是个奇妙的器官，观察、修补它都令人着迷。相比之下，海绵似的肺只是简单地充气、收缩，有点像我的私处，只不过可能频率更高一些而已。但只要手里有把手术刀或持针器，我就是快乐的。手术室是我的避风港，沉浸在手术之中，我得以从生活的一地鸡毛中解脱出来，收获安宁。这点无须多言。然而，外科培训似乎看不到尽头，周末用支气管镜取花生米算是偶尔的调剂，但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在黑尔菲尔德医院的直属上司是两位杰出而有些古怪的胸外科医生，他们即将迈入退休生活。一位是资深胸外科医生约翰·杰克逊，一位亲切的爱尔兰人，他的父亲是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教士。当我这个任性的学生带着大包小包从公交车上下来，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当即认为我需要一辆车，便载着我去找他在北伦敦开车行的一位老病人，多年前罹患癌症的他视我的老师为救命恩人。就这样，我以出乎预料的低价买了辆二手蓝色名爵汽车，我想这大概是对我将要肩负的人道主义使命的慈善捐助吧。
我的另一位老师是玛丽·谢泼德，是那个年代极度稀缺的女性心胸外科医生。她是个与众不同，甚至有些奇特的人物：未婚，开白色捷豹汽车，烟不离手，整日吞云吐雾似烟囱。当我在肺癌门诊直言不讳地要病人戒掉吸烟的恶习时，她在旁边一边咳嗽，一边像猫一样冲我咧嘴傻笑。在沃姆伍德·斯克拉布斯监狱理事会任职期间，玛丽欣然让我全权负责医院的工作。她经常暗示我，说我其实更适合待在那里，而不是我正在轮转的著名的哈默史密斯医院。
我与他们俩相处得都很好，因此，他们很愿意把整个区域所有的创伤急救全权交给我——他们唯一的高级住院医师。这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毕竟在当时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中，重大创伤与其说是优先救治的急症，不如说是一块烫手山芋。那时还没有规范、协调的救治体系。骨科医生负责修复骨折，普外科医生负责探查腹部损伤。有时，脑部创伤患者会被送到神经外科专科医院，但大多数患者都没这么幸运。胸部创伤的救治也是如此。然而，由于当时黑尔菲尔德医院刚启动了一个心脏移植项目，重症监护室都用于收治移植术后处于免疫抑制状态的患者了，不具备接收外院胸部创伤患者的条件。所以只能由我到患者所在的医院，在那里为他们治疗。
黑尔菲尔德医院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对一个渴望成为全球最大心脏移植中心的地区心胸外科来说尤为如此。在米德尔塞克斯郡北部一条狭窄曲折的乡间小道上，藏着一个不起眼的村庄和曾经宏伟壮丽的黑尔菲尔德庄园，俯瞰科恩谷和大联合运河。20世纪初，这片土地属于富有的澳大利亚牧场主查尔斯·比尔亚德-利克，他住在一座恢宏的17世纪庄园里，周围有湖泊、马厩和马车房。几十年后，我有幸住在这个庄园三楼的豪华卧室里，可以俯瞰建设中的M25高速公路。
1英尺约为0.30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乐善好施的利克将他的大庄园捐给了澳大利亚政府，用作从法国和比利时撤离的受伤士兵的庇护所。偌大的庄园很快人满为患，四周又建起了临时木屋和帆布帐篷，澳大利亚第一辅助医院就这样诞生了。最终，它容纳了两千名背井离乡的伤员。战争结束后，米德尔塞克斯郡议会接管了这些建筑，并改建为肺结核医院。医院建在海拔290英尺 的高处，据称能够为结核病人提供新鲜的空气和和煦的阳光，帮助他们更好康复。随后，几幢三层平顶砖房拔地而起，玻璃走廊和阳台的设计让患者在休息时可以充分沐浴阳光。整片建筑的平面布局酷似一只展翅飞翔的海鸥，主入口位于嘴喙处，对面还有一座音乐厅，今天依旧如此。再后来，外科手术开始被应用于治疗棘手的肺结核并发症，建筑后方又新建了手术室。
二战期间，黑尔菲尔德医院与位于帕丁顿的圣玛丽医院一样，专用于收治空袭中受伤的人。为此，这里成为一家综合医院，并于1948年由刚成立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接管。也是在那个时候，科茨沃尔德美军野战医院的医生成功在手术中取出了伤者心脏里的子弹和弹片，心脏外科正式成为一门专业学科。而黑尔菲尔德医院在肺部手术方面取得的进展则为托马斯·霍姆斯·塞勒斯爵士开创心脏手术的新篇章奠定了基础。
我在剑桥帕普沃思医院开启了我的外科规培之路，来到黑尔菲尔德医院之后，我发现这两家医院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帕普沃思医院在二战期间也是一家乡村疗养院，用于收治患有肺结核的士兵。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这家与市中心的阿登布鲁克医院相距15英里的疗养院不断发展，先是成为胸科中心，之后是心脏病中心、心胸外科中心，最终成为心脏移植中心。离开帕普沃思医院之后，我有幸成为剑桥大学罗伊·卡恩爵士的住院医师。那时，他刚在阿登布鲁克医院开展了一个开创性的肝肾移植项目，这得益于剑桥大学在免疫抑制剂环孢素研究上取得的突破。
我还记得在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禁止唐纳德·罗斯等心脏外科医生在伦敦开展心脏移植后，剑桥内部就重启英国心脏移植展开了激烈讨论。尽管帕普沃思医院是英国的心脏外科中心，卡恩教授还是希望所有的移植手术都能够在一个成熟的医疗机构进行。他质问道，是几个小时就能完成的血管吻合重要，还是攻克夺走无数生命、让所有努力功亏一篑的移植排斥反应难题重要？但事与愿违。
英国首例心脏移植手术在伦敦市中心的英国国家心脏医院完成，中断多年之后，两家毫无关联的乡村肺结核疗养院重启了心脏移植。这并不是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战略规划，完全是医生的个人选择。外科医生们只是宣布“我们要在这里做心脏移植”，然后他们就做了。当我来到牛津开发可以替代心脏的机械心脏时，我也是这么做的。所谓机械心脏就是现成的可替代心脏泵血功能的装置，能够为苦苦等待供体心脏的患者带来生机。
你问我是否喜欢在乡下做肺癌和食管癌手术？老实说，不喜欢。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计算机体层扫描（CT）或磁共振成像（MRI），只有普通胸部X光检查。因此，如果X光片上看不到明显扩散，我们就会切除肉眼可见的肿瘤。然而，病人的实际情况往往更糟，体内还有很多肉眼不可见的转移灶，复发是迟早的事。此外，切口长、创伤大的传统开胸手术只会给病人带去痛苦。好在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曾经的绝望与沮丧一去不复返了。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很容易感到无聊。所以在做了几个月的癌症手术后，我以代理普外科主任医师的身份去了香港，检验我在剑桥学到的知识。抵达香港后，九龙的一家公立医院询问我是否可以为他们做一些胸外科慈善手术。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很高兴，在这里我可以接触到各种在西方从未遇到过的病例。
再度回到黑尔菲尔德医院的时候，除了满满的自信，我还带回了另一样东西，随即引发了争议。那是香港大学王源美教授教给我的一种看似疯狂但相对安全的食管癌术式，即用手指钝性分离出颈段食管，无须开胸，只需在颈部做一个小切口，同时在上腹部开一个小切口用于游离胃。之后，再将胃做成类似食管的管状，上提至颈部与食管残端相吻合。太神奇了。我的上司之一，杰克逊先生让我在伦敦向一群胸外科医生展示这种侵入性较小的术式，但想必没有人会采用这种令人生畏的手术方式。大多数人心存顾虑，我自然成了他们眼中鲁莽的年轻人。而我也确实是这样的人。至于原因，直到后来才会逐渐显现出来。
杰克逊先生是真心关心我前途的好上司，事后，他邀请我到他家谈心。“韦斯塔比，”他说，“你有些与众不同，而我正试图弄清你究竟不同在哪里。要在这个行业立足，你必须克服重重阻碍，而那些成功的人都必须适应环境。你是个天生的外科医生。在这方面，你的表现远远超出了你的地位，但你激怒了同行。他们不会希望你成为他们的同事，这样你就无法得到本属于你的工作了。”
于是，我把在医学院读书时头部受伤的经历告诉了他。正是橄榄球场上的那宿命的一击彻底改变了我的个性。自我意识和自我反省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放纵不羁、无所畏惧。虽说这两点似乎是成功外科医生的必备特质，但奈何他是我上司，我最终还是把这句话咽了回去，只是微笑着说：“我也不是故意要与众不同的。都怪那个踢我头的康沃尔乡巴佬！”杰克逊笑了，我想他终于要说到重点了。“当然了，我们非常欢迎你的加入。玛丽和我几年后就要退休了，那正好是你完成培训的时候。”
“谢谢您对我的认可。”我说道，但我并不打算留在胸外科。心脏外科才是我的心之所向。尽管如此，在远东的冒险后，这份热情的支持还是让我稍微安下心来。
虽然我更想在哈默史密斯医院或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工作，黑尔菲尔德医院也有它独有的魅力。我住在有酒吧的豪华庄园里，还有两位支持我的老板，他们在这一行摸爬滚打数十年，非常乐意把自己的病人交给我。这里的员工大多是本地人，友善可亲，就像在小一些的医院那样。附近还有舒适的乡村酒吧，我可以坐在温暖的壁炉边，和当地人侃侃而谈手术台上的血雨腥风。晚上被叫到医院时，我经常偶遇闲庭信步的狐狸、獾或鹿，还能听到猫头鹰的尖叫。在那个阶段，创伤外科完全由我支配，其他人都不愿做这个工作。
血浴
相信自己。你比你想象的更勇敢、更有才、更能干。
——罗伊·T.贝内特
护士长的一席话将威科姆医院的绝望氛围展现得淋漓尽致。情况紧急，我连身上的蓝色手术衣都没换，也没拿夹克，就直接开上我的蓝色名爵汽车出发了。虽然有些冒险，但油箱里的油应该刚好够我开15英里。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开车上路的感觉好极了。
那天是周六，小镇刚刚苏醒，当我驶离医院大门右转时，外出购物的人们正慢悠悠地穿过主街。不像警车或救护车，我的车上既没有闪烁的蓝灯，也没有警报器，无法传递紧迫感。但电话那头的绝望足以表明患者的时间不多了。若不是需要紧急手术，他们也不会打电话给我们。于是我开始不顾路上的其他车辆和行人，一路猛踩油门，按着尖锐的喇叭，让每个人都认为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进入城区后，我彻底放飞自我，开着我的老古董全速驶向牛津路。
急诊科大门外停着几辆警车，为前方的情况提供了一些线索。在肃静的接待区，我询问手术室怎么走。护士问我：“您是黑尔菲尔德医院的胸外科医生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告诉我：“请乘电梯到二楼，再跟着指示牌走。希望您还来得及，祝那个可怜的女人好运。”
急诊抢救区有一间空着的隔间，帘子半掩着，里面没有推车，但地上散落着用过的拭子，还有一摊摊干涸的血迹。更多的血滴标记出一条通往电梯的路，其中一部电梯标着“故障”，我猜可能是正在清洁中，也不禁怀疑我紧赶慢赶，还是来晚了。就在那时，一位抱着好几袋血的搬运工从我身旁跑过，正要由楼梯上楼，我便跟着他上了二楼。一位身着制服的警察正一言不发地站在手术室走廊的入口处。他向我挥手示意，淡淡地说：“先生，他们在2号手术室。”也许我的病人还活着。
手术室的自动门像是有心灵感应一般开启了。无影灯下，麻醉师正在拼命地挤压刚从冷库里取出来的血袋。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刚看到那位精力充沛的搬运工把血袋交给了她。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输冰冷的血并不好，但救命是当务之急。那时，我已经得出结论，这将是一场恶战。当手术室的人为我这个“来自黑尔菲尔德医院的英雄”让路时，我甚至有些措手不及。女孩血迹斑斑的内衣散落在手术室地板上，那是医生们为了充分暴露伤口从她身上剪下的。我的目光被那个深深地刻在她腹壁上的字母“T”吸引，露出的皮下脂肪在手术灯下闪闪发亮，呈现出金黄色。她的颈部和胸前还有多处刺伤，其中至少有两处位于心脏正上方——显然，这是一次典型的谋杀之举。黑尔菲尔德医院接到求救已经是一个小时前的事了，我不明白这个女孩是如何撑到现在的。
绝望与沮丧的氛围笼罩手术室。我的大脑飞速运转着。病人目前的血压在70/50毫米汞柱（mmHg）上下，心率为136次/分。我想知道她的静脉压，但他们并没有为她置入导管。尽管输了血，她依旧脸色惨白，四肢冰冷，大汗淋漓，是典型的失血性休克，同时还伴有心脏损伤。我可以确定那把刀至少刺穿了她的右心，但流出的血一定积聚并凝结在了心脏周围的包囊，即心包中，所以出血量减少了。我们称之为心脏压塞，此时至关重要的是不要过度增加循环血量，以免伤口处的血块脱落。我知道这一点，但非心外科出身的医生通常不然。他们往往只会继续尝试恢复患者的血压，但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血压是不可能恢复的。
还有一件事让我非常困扰。麻醉师没有为她插入气管插管，以保证气道通畅。更重要的是，我听到女孩颈部伤口处有漏气声，表明她的气管被刀划破了，但程度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和我并肩作战的麻醉师不想冒险进行气管插管，以免管子将损伤的气管完全离断。那样的话，通气功能将完全丧失。因此，她选择以面罩通气的方式为女孩提供氧气和麻醉剂。这些气体的一部分会被输送到她的肺部，剩余的气体却被我们呼吸着。我还注意到了另外一点：女孩的腹部肿胀。要么里面充满了血，要么她处于孕晚期，我怀疑是前者，如果是后者，威科姆医院的医生肯定已经考虑到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快速将胎儿娩出，以免母体失血性休克影响胎盘功能，威胁胎儿生命。
弄清这些问题的同时，我几乎没说什么话，也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批评别人。只是说了句：“先别再给她输冰冷的血，也别输液了，不然只会影响凝血功能，我会直接开胸控制住出血。在这之前，我需要支气管镜和一套食管探条，你们这里有吗？”我需要为她实施气管插管，这样至少能够保证气道通畅，控制呼吸。“还有，你们给她拍过胸部X光吗？”我的这两个问题让不安的护士们一下子紧张有序地忙碌起来。支气管镜放在哪里？从来没有人用过。胸部X光片呢？在楼下的急诊室里没带上来。我让值班实习医生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取回来。
普外科值班主任医师去哪里了？有任何高年资医生关心这起可能的谋杀案吗？接电话的人当时正在打高尔夫，只撂下了句“你需要的是一位心胸外科医生，而不是我，联系黑尔菲尔德医院”。这在那个年代是常态。代班麻醉师温迪·吴肩负起了抢救这位可怜女孩的重任。她明智地判断女孩需要立即接受手术，所以直接将她送到了手术室，希望能有外科医生接手救治。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正确的决定。但现在不需要再输血了，我需要先将心脏和主要血管的出血止住，否则输再多的血也无济于事。
支气管镜已准备就绪，幸好，在手术室助理终于想起来插上电源后，光源还能亮。显然，这套设备已尘封多年。见温迪对接下来该做什么有些不知所措，我礼貌地指示她先用面罩给氧，进行持续过度通气，然后让我接手。忽略颈部触目惊心的伤口，我将女孩的头向后仰，下颌抬起，然后将支气管镜沿舌背向喉咙深处推进。铜质导管与她的牙齿摩擦，在缓缓深入的过程中，导管末端充满了血和分泌物，之后，视野一片漆黑。
在充分吸引气道中的血液和黏液之后，我辨认出了“咽喉要塞”——会厌软骨。镜头靠近时，声带受到刺激发生痉挛，但很快就通过了它们。前方黑暗的“D形”管道就是充满陈旧性血凝块的气管，我一边继续推进，一边吸除血凝块。就这样行进到约三分之一的位置，我发现了一处刀口，深度差不多是气管直径的一半。从外观上判断，我认为如果先插入柔性探条，再将硬质气管导管沿探条置入，应该不会导致气管离断。这和从小孩子的支气管中取花生米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导管深入气管后，我让温迪给导管末端的气囊充气，这样可以确保输入的气体都进入女孩的肺部而不从伤口处泄漏。之后她可以固定导管，防止其在术中脱出。
当我转向温迪时，她明显在颤抖。谁又能责怪她呢。她很清楚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整个人紧张不安。我尝试转移话题让她安心一点，便询问他们是否有体内除颤电极板，但这并没有奏效。于是我单刀直入地问她：“你做过心脏手术吗？”她第一次拉下了口罩，试图用牙齿咬开一个顽固的药瓶盖。“没有。”她轻声说道。此时此刻，浑身充满肾上腺素和睾酮的我觉得她无比迷人。这会有什么影响吗？理应不会，但实际上确实有。
在这里，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严格的等级制度被颠覆了。规培医生也需要负起责任，她知道这一点。作为我目前唯一的帮手，为了不让杀人犯得逞，我们需要在接下来的数小时内保持冷静而相互支持的工作关系。如果我们成功挽救了这名受害者，我们也许会在日落时分驱车前往亨利或马洛，找个酒吧小酌一杯。即便等待我的是一场恶战，这美好的周六夜晚岂能辜负，更何况眼前还有位美丽的女子无时无刻不在吸引我的注意力。那个年代，外科领域仍盛行性别歧视，但今时已不同往日，如果我有任何非分之想，就会像一个调皮的学生那样被立刻开除。
准备就绪后，我开始进行手术区域的消毒、铺巾，先用碘酒消毒下巴至耻骨区域，着重清洁多处污染伤口。当我消毒完毕，正准备铺巾的时候，助理带着女孩的胸部X光片回来了，并将它放在了墙上的观片灯箱上。这张片子揭晓了大部分谜底。球形的心脏轮廓首先引起了我的注意。训练有素的胸外科医生一眼就能看出异样，心脏周围有大量积血，这解释了为何输了几升的液，女孩的血压却依旧上不来。她的右侧胸腔也有血和空气，正好是她胸部第二处深穿透伤的位置。此外，从X光片上看，她的左侧横膈有些模糊不清，我感觉是腹腔内的积血将它抬高了，颈部皮下组织中还可见游离气体，这是预料之中的。
温迪问我打算如何处理。我告诉她我想从颈部开始，沿腹正中线做纵行切口至脐部。我会先修复心脏，然后根据出血情况判断哪些伤口要优先处理。我们还需修补气管，但鉴于目前气管损伤已得到控制，可以留到最后来做。我可以感觉到那位紧张得汗流浃背的器械护士已经完全无所适从。
我看了眼手术器械托盘，却没看到胸骨锯的踪影。在心脏外科中心，我们通常会用电动胸骨锯纵行锯开胸骨，再用金属牵开器将其撑开。手术室护士长几乎已经把所有能找到的牵开器都摆在我面前了，却唯独没有电动胸骨锯。“抱歉，我们这里确实没有锯子，我只找到了一把老式凿子和一把锤子。因为我们这里从来不做心脏手术。”当然她其实不必告诉我这些。我别无选择，必须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与一群之前素未谋面的人合作，既开胸又开腹，处理颈部创伤，挽救这个无辜的生命，这就是现实。没问题，我在香港已经做过了，在海威科姆肯定也可以。
1英寸为2.54厘米。
虽然我从未用过凿子和锤子开胸，但没关系，至少有东西可以用。温迪提醒我，女孩的血压又开始下降了，但输血早已停了。于是，我立刻从她颤抖的手中接过手术刀，划开皮肤和皮下脂肪，切口长达18英寸 。但由于女孩已经处于重度休克状态，几乎没怎么出血——她的浅表血管均已收缩，以将血液输至重要器官。注意到这一点的我问温迪：“她现在是酸中毒吗？”血乳酸水平是判断肌肉和组织器官血流灌注充分与否的重要指标。“是的，而且很严重。”麻醉护士回答道，她是温迪的助手。上一次测得的血液pH值是6.9。
“该死，”我说道，“你觉得我们应该给她输一些碳酸氢钠吗？”
“已经输过了，”温迪说，“我正在重新测血气和血红蛋白水平。”
划开表皮后，我的刀划得更深了，直接切到了胸骨上方，切开了腹肌，但切口依然没有血渗出。我迅速进行下一步，将食指插入胸腔，抵住胸骨，准备用我的原始工具开胸。这把不锈钢凿子算古董了，刀刃锋利，下端还有护板，作用是保护下面的组织。我要做的就是将手中的凿子对准胸骨中线，用金属锤不断敲击，就这样，伴随着飞溅的骨髓，胸骨被一点点劈开。这个过程用锯子只需五秒就能完成，用凿子却要花上五十五秒。其中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保持凿子与胸骨中线对齐上。
劈开胸骨后，手术进入了最惊心动魄的阶段。无影灯下闪闪发亮的心包明显肿大并呈暗紫色，表现出典型的心脏压塞征象，从伤口处可见心包腔内积聚的血凝块膨出，形似肝脏。尽管全神贯注，我还是注意到了身后的嘈杂。温迪正牢牢地注视着眼前这个打开的胸腔，就在这时，被派来收集证据的警察昏倒在地，失去了意识。他一定是没来得及吃午饭，饿晕的吧。
一般人们会如何度过周六下午的时光呢？运动或购物？和孩子们一起在林间或河边散步？还是和爱人依偎在床上？反正这都不是我。我哪里也不会去，我在这间设备简陋的地区综合医院手术室，与一群敬业的医护人员并肩战斗。不过，他们好几位已处于恐慌发作的边缘，而我的手术才刚刚开始。我很放松，因为我喜欢动手术，而这场手术也非同一般，富有挑战性，而不是无聊的常规手术。你问我有没有把台上的这位病人看作一个鲜活的人？这种问题重要吗？这位受害者并不需要一位焦虑不安、善于共情的外科医生，她需要的是一位能干的专家。就像赛车手需要一级方程式赛车技师，而非街角汽修厂里善解人意的学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