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组织剪的刀刃划开伤口，自上而下打开心包。只见血块滑进伤口，伴随心脏的每一次收缩，血液从扩张的右心室上的伤口喷出。而我冷静地往后退了退，任由血液喷涌而出。这一幕让温迪有些不知所措，显然也吓坏了护士们。那位警官如果没晕倒的话，八成已经把我逮捕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温迪倒抽了一口气，就差没脱口骂我“疯子”了。
“看看这颗心脏，”我说，“这脆弱的心肌有能下针的地方吗？它胀得就像颗血淋淋的气球！过度充血造成心脏压塞，进而导致低血压。现在你再看下血压和心率。”
监护仪显示患者的血压为130/70毫米汞柱，心率也下降到100次/分。此时，伤口边缘又开始渗血。确信自己已经引流出足量积血，最大程度减少压塞后，我用手指轻轻堵住出血点，让器械护士递给我尼龙缝合线。
大部分人从未见过一颗跳动着的完美心脏，更不用说在上面缝针了，光想想就觉得惊心动魄。但于我而言，这就是我的日常工作。那时的我也许还是一名见习医生，但我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这得益于我积累的一点经验和一场严重的头部创伤。玛丽·谢泼德常拿我开玩笑，说我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但变成一名杀人犯也就在一念之间。
我一共缝了三针，针与针的间隔恰到好处，每个结的力度也恰如其分。在此期间，尖锐的针头刺激心房，引发了一阵心动过速，但最终自发停止了。除颤器根本没派上用场。除了刚修补好的这处心脏伤口，患者胸骨右侧还有一处刺伤，直贯至右肺旁。于是我从中线切口进入，打开了我们所说的胸膜腔。腔内的空气和血顷刻间溢出，流入吸引器中。由于没有可供我们回收血液再回输的设备，这些血只能被丢弃。我们黑尔菲尔德医院有一位资深麻醉师，换作是他，也许会用这些血来浇灌他花园里的玫瑰。
此时，粉色海绵状的肺还在不停地渗血和漏气，但缝合这些脆弱的组织只会让情况雪上加霜，就和缝果冻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选择用电刀对渗血部位进行电凝止血，而留置在胸腔内的吸引管会将剩余的积血吸出。除此之外，我还打开了患者的左胸，将其内的积血一并吸出。在那之前我一直不想开腹，理由很充分：万一那把刀刺穿了肠，患者的整个腹腔都可能被粪便污染，我真的不希望粪便漏得到处都是。因此，我先用浸满碘酒的纱布垫覆盖住了胸部的切口。
果不其然，那个“T形”伤口造成了体内多处深度穿透伤。我很好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没错，我自然而然地将杀人狂当作一名男性，在此向性别平等主义者致歉。凶手先是捅了受害者的心脏，已经算是致命一击了，但他并没有收手，反而进一步残害她。能下此毒手的一定是个恶毒的精神病态者，而非像我这样仁慈的精神病态者。
我打开腹腔准备一探究竟。只见肝脏、脾脏和肠上有多处损伤，创口都在渗血，但电凝即可止住，没有严重出血。那个时候，我们处理脾脏损伤的方式通常就是直接切除，并没有考虑脾脏摘除对患者免疫功能的持久影响。用血管夹阻断脾动脉和静脉，切除脾脏，结扎血管，将脾取出。就这么简单。肝脏上有一个独立的深穿透伤，但在人体自然凝血机制的作用下已经被封住了。我仔细检查了伤口，没有发现任何血液或胆汁漏出。
接下来是更棘手的结肠修补。这处刺伤约两厘米长，是一个独立的伤口。由于还需要修复气管，我不想让情况变得更复杂，所以我只是做了缝合。纯粹主义者可能会认为我应该行结肠造口引流粪便，以保护修补处不受污染，但我没有这样做。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应该不会给她进食，而她体内剩余的肠内容物很快也会排出体外。
颈部伤口比想象的还要可怕，而且我已经开始变得焦躁易怒。并不是因为身体上的疲劳，而是因为身边没有熟悉的团队，每一个器械都需要我张口要。我厌倦了等护士从储藏柜里翻出我要的器械，厌倦了向我那缺乏主动性、心不在焉的助手一遍遍解释他需要做什么。此外，温迪无法根据我的需要调控血压也让我感到无力。
紧接着，重头戏来了。原来那把刀不仅切断了气管，还刺破了它的邻居——食道。胃内容物和胃酸反流到了伤口中，还溢到了呼吸道里。我将颈部的切口扩大，充分暴露出伤口。她的右侧颈静脉也被切断了，但幸运的是，急救人员在现场进行了按压止血，也许正是这一举动救了女孩的命。我想应该让那位急救人员知道这一点，但转念一想，女孩能不能活下来目前还是未知数。随着手术的进行，她的体腔被完全打开，眼前的景象看上去更像是一次尸检，而非一场精细的手术。
手术进行到这个阶段，我感到有必要对每个人友善些。毕竟，对于那些不那么痴迷于处理多发创伤的人来说，这个下午过于难熬了。那位晕倒的警察醒过来了吗？他已经被人抬出去了，此刻正坐在椅子上喝茶休息，毕竟在英国，茶可以治愈一切。我继续我的手术，将断裂的颈静脉两端结扎，因为她并不需要这根静脉，其他血管会代其发挥功能。破裂的气管也不是问题。经过简单的缝合，漏气的地方就完全修补好了。食管本质上就是一条肌肉组成的管道，但为了防止术后胃酸反流加重食管损伤，让她的胃保持排空状态非常重要。我们通常会为腹部手术患者放置鼻胃管进行胃肠减压，同时也可以通过这根管子为患者提供营养支持。我希望只要把缺损处缝合好，并让她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保持禁食，伤口就会慢慢愈合。但我最终还是决定先不缝合，让皮肤和皮下组织保持开放状态，避免缝合处形成脓肿加重感染。因为这种深度深、污染重的创口往往感染风险极高。
我又花了半小时检查伤口，放置引流管。温迪已经纠正了代谢紊乱，女孩的心脏重新有力地跳动起来。我问麻醉护士给女孩输了多少血，这才得知她竟然已经输了21个单位的血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不可避免地从伤口流出，之后被抽吸了出来。但总的来说，她目前的血红蛋白水平还可以接受。考虑到威科姆医院没有用于闭合胸骨的不锈钢针和缝线，我提前给黑尔菲尔德医院手术室打了招呼，让他们送一些过来。既然这会儿东西还没到，我决定先去上个洗手间，毕竟这次我没穿我特制的布罗克勋爵手术靴。
当我脱下浸透汗水的橡胶手套和满是鲜血的手术衣时，温迪瞥见了我衬衫后背上的一片汗渍。
“原来你也会出汗啊，”她感慨道，“我还以为你是冰做的呢。”
我脑海中立刻闪过一句尖锐的回应：“我是冰做的啊，但这个手术室太热了，我都快融化了，出去透透气，等东西到了我再回来。”
我的新朋友温迪·吴看起来有些忧心忡忡，小声嘀咕道：“不要离开我太久。”她说这话时表现出了一种出人意料的不安，但她才是让那位奄奄一息的女孩撑过三小时的幕后功臣。后知后觉的我恍然大悟。两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为了拯救一个年轻的生命走到了一起，成为并肩作战的队友。这是医疗剧中的情节，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外科医生最终会走上离婚法庭。
我漫步回到了急诊科，打算到外面的救护车停靠区呼吸春日午后的清新空气。洒满鲜血的接诊区已经被清理干净，一位手臂骨折的骑车者在那里痛苦地呻吟。似乎没有人对他感兴趣，包括我自己。雨过天晴，一群轻伤者陆续涌入急诊科，一看就是刚从球场上下来。那一个个脏兮兮、血淋淋的膝盖，一颗颗打着绷带的脑袋一下子把我带回了在剑桥大学打橄榄球的日子。这时，一位老太太蹒跚走来，问我能不能扶她到接待台，我欣然答应了。之后她到长凳上坐下，开始无尽的等待，她向我表达了感谢，还问我在这里当搬运工多久了。
“感觉有一辈子了。”
1980年还没有手机，所以我要和黑尔菲尔德医院总机确认我的缝合线到哪里了。就在我拿起话筒的时候，送缝合线的人正好从出租车上下来，将它们送到了接待台，我的思绪也随之转移了。见我回来，温迪很高兴。
“她的状态很稳定。”她喊道，话语中还带着一丝难以置信。
“她怎么会不稳定呢？”我反问，仿佛被她这番话伤到了，“我已经把血止住了，你应该也没再给她输冰冷的液体了。那个要杀她的浑蛋也不用面临谋杀指控了。希望这可怜的女孩能挺过去。最好提前通知重症监护室，她很快就会转过去了。”
说这话时，我并没有表露我的担忧。等我驾车消失在夕阳里，谁来照顾她？这次手术只是漫漫长路的第一关。除了若有所思的温迪·吴、那个沉默寡言的外科住院医师和那个晕倒的警察外，根本没有人关心这个女孩。
在扬扬自得地对有力跳动的心脏和整洁的缝线做最后一次检查后，我用不锈钢丝将打开的胸骨闭合。关胸并不是通过打结将胸骨缝起来，而是靠牵拉钢丝将两侧的胸骨对合固定，再用钢丝钳剪去多余的钢丝。那时候，我已经受够了，于是让那位没什么存在感的住院医师为女孩关腹，并将剩下的伤口缝合好。之后，他应该告诉他的老板，在他的老板忙着打高尔夫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
当我从手术台上下来时，温迪·吴摘下了口罩，对我微笑。我们一起将女孩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没有为谁该主掌大权发生争吵。这是一个温和的顾问麻醉师和一个好斗的心脏外科规培医生并肩作战换来的。数小时的鏖战后，2号手术室终于被宁静而满足的氛围所笼罩。
随着我体内的肾上腺素渐渐退去，睾酮取而代之，20世纪80年代手术室里的经典场景随之上演。一开始，我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写手术记录。我把每一处伤口的形状都绘制了出来，记录它们的深度，并用文字描述了伤口之下器官的损伤情况。如果女孩真的挺过来了，我的文字和插图将成为一份重要的法律文件。与此同时，我观察着在一旁整理设备的温迪，当她准备将女孩转移到重症监护室时，我向她走去。那时，我已被她深深吸引。这是一种只有在医院里才会发生的奇妙化学反应。如果说手术室是一支试管，我们就是酸和碱，只需轻轻摇晃混合，气泡就会喷涌而出。
“你来自香港吗？”这是我的开场白。
“是的。”温迪回答道，“你怎么猜到的？”
我本可以说她的眼神透露了这一点，但我已经学会不要对中国女性太过套近乎。所以我只是说了句：“我不久前刚在香港做了几个月的手术。我喜欢那座城市。”
我们的对话由此打开，后来我得知她的父亲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一名麻醉师。或许我在那里见过他，但那不是重点。我正要邀请她在那个夜晚出去小酌一杯的时候，一个护士打断了我。
“韦斯塔比先生，有电话找您。我想是黑尔菲尔德医院打来的。”
我在心里暗自咒骂，但只轻声回复道：“谢谢。”
再出发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狄兰·托马斯
黑尔菲尔德总机的接线女孩都直接叫我的名字。
史蒂夫为作者的昵称。——编者注
“史蒂夫 ，你的高级住院医师让我们联系你。杰克逊先生的一位术后患者半小时前心搏骤停了。人暂时抢救回来了，现在在重症监护室，但他们需要你过来看看。他们认为他的胸腔充满了血。”
我沉默了一会儿。那沉重的、该死的瞬间让我失语了。不是因为我想和温迪共度良宵，尽管这个念头曾经在我脑海中闪过。相反，我有责任确认那位谋杀未遂的受害者已顺利转入重症监护室，然后才能回去。然而，当黑尔菲尔德医院需要我时，我也确实应该回去。他们可以直接呼叫杰克逊先生吗？但那个时候医院里不是这么运作的。当温迪和一位手术室搬运工一起推着女孩通过双开门时，我能听到便携式监护仪发出的嘀嘀声。她看出了我的失望。
“温迪，恐怕我得走了，这里就交给你了。真的很抱歉。”
是我自欺欺人还是她确实也很失望？那个周末，她的话始终在我脑海中萦绕。
“冰人，你很棒。有机会再来。我想听你讲在我家乡的奇遇故事。或许下次吧。”
也许是那通电话阻止了我出洋相。又一次。
当我驶入最近的加油站加油时，已经是傍晚6点半了。加满油，我又驰骋在了回伦敦的A40公路上，Kiss?FM电台正在播放克里斯托弗·克罗斯的《如风般飞驰》，我的车速也越来越快。但这个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让我想起来，调查案件的警方说之后会对我进行询问。我一定是被温迪的事冲昏了头脑，而且现在已经太晚了，如果他们仍然想询问我，肯定知道去哪里找我。
这句谚语出自《圣经》，本指邪恶之人将受到永恒的折磨，现也多引申为“劳碌命；永远忙个不停”之意。
1品脱（英）约为568毫升。
当我回到黑尔菲尔德医院，乡村酒吧外已是人山人海，人们坐在路旁觥筹交错，欢快不已。其中不乏很多医护人员。但俗话说得好，“恶人永无宁日” 。当我从酒吧把那位叫我回来的住院医师拽回重症监护室时，他已经一品脱 啤酒下肚了。本来他们预计当晚还会有一位心脏移植病人术后要转到重症监护室，又是在人手不够的周末，因此对于接收这位紧急转入的病人，他们不是很高兴。
我对这位患者非常了解。他是位年过七旬的友善老人，吸了一辈子烟，在本周早些时候接受了食管癌手术，切除了部分食管。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突发心搏骤停，但考虑到他有心绞痛病史，我怀疑他在手术期间就曾心脏病发作，只是没有被诊断出来而已。这可能导致他下午突发心律失常。值班的急救团队为他实施了胸外按压和电击除颤。最新的胸部X光片显示他的左肺周围至少有一升积液，住院医师认为是血。但患者并不处于失血性休克，相反，他的脸色红润，四肢也不冰冷。但当我注意到心影后的气泡时，我心头一紧。
“你觉得这里是怎么回事？”我问那位住院医师。
“可能是我们做胸外按压时压断了几根肋骨，骨折处出血了。”
“我不这么认为，”我回应，“看到这里的气泡了吗。他之前的X光片上没有这些气泡。”我很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我觉得应该给这位年轻同事留点悬念，直到我放置胸腔引流管将积液排出。我试图给他一点提示。
“病人今天中午在病房里吃了什么？你平时总是在厨房找剩菜剩饭吃，对吧？”
“今天可没有。”他似乎有些生气了。
老人看起来非常不舒服，痛苦地呻吟着，手紧紧地捂住左胸口，是时候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他的痛苦了。我让护士拿来宽口径胸腔引流管和局部麻醉剂。老实说，除了要用尖锐的穿刺针在距离脊髓几毫米的地方进行腰椎穿刺外，我能想到的最可怕的操作就是在肋骨之间、距离心脏仅几厘米的地方插胸管。操作必须谨慎，否则会给病人带来巨大痛苦。首先要在准备插管的部位注射大量局部麻醉剂，再用手术刀做一胸壁切口，之后就可以将带有尖锐金属导丝的引流管轻松置入胸腔了。
我看过太多的新手尝试这一操作，犹豫不决地做好切口，下胸管时却发现管子怎么也插不进去，费了很大力气却徒劳无功——管子直直地?在了敏感的肋骨上。有一次，一位年轻同事用力过猛，引流管直接刺穿了心脏。当他拔出导丝时，鲜红的血液喷涌而出。还好，通过及时夹闭胸管和紧急开胸止血，病人的命保住了。此类失误还包括将管子插进肺里，或者是将其穿透横膈插进肝脏或肠道里。
这次没有发生这样的戏剧性场面，但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胸管一插进去，胃内容物就涌进了管子里。那天中午，患者术后进食了第一顿固体食物。要么是那顿饭让他的食管吻合口破裂，要么就是之后的胸外按压导致的。涌入胸腔的胃酸不断灼烧着敏感的胸膜，让他痛苦不堪。但现在不是对他进行二次手术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将这些胃内容物充分引流，并通过静脉滴注给他补充水分，直到他状态好转。你问我是否认为他应该转回普通病房？毕竟重症监护室晚上还要接收一位心脏移植患者，人手不够。但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为什么要为一位尚未抵达医院的患者而让现有患者承担更多风险呢？我据理力争，但知道会被否决。我应该邀请我的上司在晚上9点加入这场争论吗？完全没这个必要，而且他来了也不会改变什么。无论如何，移植手术都会雷打不动地进行下去，这就是现实。
至少有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我的“花生米男孩”已经从麻醉中苏醒，咳嗽了一阵，正好把我之前放弃的花生碎屑咳出来了。傍晚早些时候，没了花生米困扰的他和心怀感激的父母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我呢，又饿又渴，但除非再回到村子里，住院医师酒吧里的啤酒和薯片就是我唯一的选择。也许其他外科住院医师在启程去取供体心脏之前也会待在那里。不去酒吧，我就只能在医院电视室里找一把古老的皮质扶手椅将就一下了，一屁股坐下去，座椅的金属弹簧又硬又扎。我敢肯定它是比尔亚德-利克留下的古董。但我的屁股也没痛很久。当酒吧的电话响起时，我希望是通知取心团队出发的电话，但不是。尽管电话那头有些嘈杂，我还是听到他们是在找我。
我脑海中一下子浮现出了各种可怕的可能性，心情也随之一落千丈。也许是威科姆医院的患者出问题了，或者是那位食管破裂的患者回到普通病房后又发生了心搏骤停。无论如何，总机接线员在大晚上找我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夜班接线员弗兰克已经成为我的好朋友，在过去几个月里，他已经好几次同情地在夜里呼叫我出诊了。
“你好，弗兰克。今晚是坏消息还是更坏的消息？”
电话那头的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和我开玩笑。
“史蒂夫，你肯定不想在周六晚上听到这个消息，但是巴尼特综合医院打来电话，他们想和你讨论一个病人的情况。”
我叹了口气，他很快察觉到了我的烦躁情绪。
“实在抱歉，我听说你今天已经过得很不容易了，但至少你没有参与移植手术。捐献者在诺丁汉，他们打算驱车前往。”
“这倒是，”我说，“把电话接进来吧，弗兰克，看看今晚在巴尼特发生了什么。”
“您好，先生，请问您是值班胸外科医生吗？不知道能否麻烦您帮助我。”
电话那头是一位经验丰富、说话很客气的骨科医生，刚刚在他们医院的急诊科评估了一位车祸伤患者。该患者是一名男性摩托车手，在A1双车道公路上高速骑行时与一辆铰接式货车相撞，造成严重多发伤。
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检查显示患者脊柱及骨盆骨折错位，同时由于头部受伤，患者处于半昏迷状态。听诊提示左侧呼吸音减弱，胸片显示肺周围有液体积聚，可能是血液。听到这里，我在心里嘀咕：就这？在胸腔中放一根引流管，看看会流出什么不就好了。我可不会为整个地区持续提供胸腔引流服务。
那位轻声细语的骨科医生终于说到了重点。
“从X光片来看，我最担心的问题是纵隔增宽。”
纵隔是位于左右两肺之间的胸部中央部分，包含了心脏及出入心脏的大血管、气管、食管、胸腺和淋巴结等重要解剖构造。对于交通事故患者而言，纵隔增宽是一个危险信号，因为它提示了胸主动脉损伤的可能。主动脉是人体内最大的动脉血管，发生交通事故时，车辆的突然减速可能导致主动脉血液产生水击应力，使主动脉在胸后侧承受应力最大的固定点处，即主动脉峡部发生撕裂。很多患者会因大出血而瞬间死亡，或者在抵达医院前死亡。少数患者因外伤导致血压急剧下降，纵隔血肿压迫裂口处暂时止住了出血，才有机会到达医院被进一步抢救——就像前文那位刀刺伤的女士那样。
鉴于脊柱骨折并伴有出血时也会表现出类似的X光影像，我问他：“脊柱骨折在哪个位置？是胸椎吗？”不是。是腹部后方的一段腰椎骨折。当摩托车手撞上公路的中央隔离栏时，剧烈的冲击可能导致他的下段脊柱和骨盆碎裂。所以影像改变肯定是上纵隔增宽导致的。如果我们的判断都是对的，那么这个年轻人需要立即接受手术，修复破裂的主动脉，越快越好。我放下了手中的啤酒，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他现在的血压是多少？”
“输了几升葡萄糖盐水后，血压目前在100/60毫米汞柱左右。我们正在等待O型血。”
“请不要让他的血压再升高了，否则他的血肿会破裂大出血。我现在就出发。你能让手术室准备好全套开胸手术器械吗？”我真心希望他们那里有我需要的设备。对于一位疲惫的规培医生来说，这将是一次风险很高的手术。
我猜他们医院可能没有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一种专用于心脏手术的血管钳。虽然我从未独立修复过破裂的主动脉，但凡事总得有第一次。所以在出发前，我特地经过手术室拿上了所需器械。手术室里，大家正忙着为当晚的移植做准备，供体心脏预计将于凌晨抵达医院。我是否更愿意将那位主动脉破裂患者转到黑尔菲尔德医院，与我熟悉的护士和麻醉师一起为他做手术？当然了，但这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样，他的骨折也需要仔细处理。巴尼特综合医院是玛丽·谢泼德独自掌管的遥远“前哨基地”之一，我从来没去过。准备在黑夜出发时，我才突然意识到，我甚至不知道巴尼特在哪，更别提那家医院了。那个年代连手机都没有，当然也没有卫星导航。我只好不情不愿地在村子里的一盏路灯下停车，打开一张北伦敦的地图研究起来。看样子我应该先前往沃特福德，走A41公路，再跟着指示牌走。
那位患者的胸片和教科书上的如出一辙。上纵隔增宽显而易见，左侧胸腔可见少量出血。对于这类主动脉破裂患者而言，尽管已大量失血，他们的血压却往往居高不下，这是因为组织中的血块使主动脉弓血管壁的压力感受器调节反应失常，无法触发降压反射，反而使外周血管阻力升高，促使血压回升。结果就是血压飙升，撕裂的主动脉完全破裂，造成致命大出血。小伙子现在的血压是多少？150/90毫米汞柱？真是一团糟。
骨科医生伊斯梅尔已经联系了值班顾问麻醉师和手术团队做好准备，但鉴于还有两台阑尾切除手术、一台绞窄性疝手术和一台臀部脓肿手术在等待他们，他们不想浪费时间。
“让我们把他抬上手术台去，让他入睡，”我说道，“麻醉剂会降低他的血压。之后我需要他处于左侧卧位。脊柱骨折的稳定性如何？”
脊柱不稳定性骨折总是令人担忧，理想情况下应该优先处理。翻身摆体位可能会使骨折碎片错位，导致神经压迫和损伤。我有充分的理由考虑这一点。说实话，是出于自私的原因。在修复撕裂的主动脉之前，我需要先钳夹主动脉，暂时阻断包括脊髓在内的整个下半身的血流供应。因此，主动脉修复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一旦钳夹时间超过30分钟，患者就有可能因脊髓缺血发生截瘫。或者他可能已经因为脊柱骨折截瘫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想为此负责。
“你知道他是否动过腿吗？”我问伊斯梅尔。
“不知道。”他回答说，“患者自从进来就没有真正清醒或配合过。其左太阳穴上有一块淤血，又硬又肿，应该是撞到了头，但我上次检查的时候，他的双侧瞳孔是等大的，对光也有反应。”
换句话说，我们对其他部位的情况一无所知。在没有CT扫描或MRI扫描的1980年，基于临床经验的判断至关重要。彼时，年轻的我们也是靠一次次承担责任，勇敢地站上手术台，才积累起经验的。犹记得我旁观的那场创伤性主动脉破裂修复术，主刀是谢泼德女士，当时的场面触目惊心，简直是一场血淋淋的灾难。在主动脉上动手术的她显然也有些束手无策，最终没能控制住大出血，患者死在了手术台上。但现在轮到我了。
外科有句老话：“去看，去做，去教。”但如今，这种学徒制的教学法已经过时了。为什么？因为在外科医生的手术死亡率会被媒体公之于众的当下，医生不会允许自己的学生参与任何可能有损他们声誉的手术。如今，没有规培医生会独立做主动脉破裂修复术。因此，当他们成为主任医师，要独立负责自己的第一位主动脉破裂患者时，也将处于我当时那种境地。几周前目睹的患者在手术台上失血而死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现在我却要独挑大梁，在这个周六晚上，与一个无心工作的团队，在一个陌生环境中自行处理这个可怕的难题。就像在威科姆医院一样，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见过我。好消息是，热心的伊斯梅尔主动提出可以做我的第一助手，他的住院医师会负责握住吸引器，以防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令血液喷溅到手术灯上。
我害怕救不回患者，让几周前的悲剧再一次上演吗？一点也不。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但那不是我所期望的。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告诉我的同事，我成功完成了一例创伤性主动脉破裂修复术。从专业角度来说，我不知恐惧为何物。这正常吗？绝对不正常。毕竟像我这样因头部创伤而变得无所畏惧的外科医生是少数。
我们动作轻缓地将患者摆放为右侧卧位，左臂抬起置于头部上方，这样我就可以在第四肋和第五肋之间打开胸腔。我需要直接从主动脉破口的正上方进入，这比从下方进入更容易操作。同时，我们还要尽可能小心，以免患者的脊柱和骨盆骨折发生移位。当我们为这个破碎的躯体消毒、铺巾时，麻醉师一直盯着他太阳穴处的那块淤血。我再次询问患者的双侧瞳孔是否等大。由于输液管和铺巾遮挡视线的关系，我无法直接确认这一点，而他认为是等大的。
这是我那天做的第二台大手术，这次是从前侧胸骨到后侧脊柱的一道长切口。患者身材苗条且肌肉发达，当电刀划开肌肉时，手术台烟雾缭绕。
“能不能调低一点？”我喊道，“我们不是在选教皇。”
一打开胸腔，喷涌而出的血液就溅到了我的手术衣上，又顺着手术衣流到了地板上。我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小心地扩大了肋间的切口。我用从黑尔菲尔德医院带来的金属牵开器撑开胸腔，使术野充分暴露。紧接着，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一根肋骨在压力下折断了。不过这不是问题。平常做开胸手术时，我通常都会切断切口后方的一根肋骨，但巴尼特医院没有肋骨切割器。
“拉起就跑”（scoop and run）急救原则主张对一些无法判断、无法采取措施或即使采取措施也无济于事的危重伤病，应该尽快将病人送到有条件治疗的医院，避免在现场做无用的抢救。
伊斯梅尔站在患者面前，把粉红色海绵般的肺拉向自己那侧，下方一片黑色血块显露出来。这些血块在壁胸膜下蔓延开来，触目惊心。但正是它们救了这个年轻人的命，这和上午那位心脏刀刺伤患者的情况十分类似。大自然赋予了人体天然的止血机制，但往往在外科医生有机会介入之前，患者就会因为盲目的血压纠正发生致命性大出血。当“就地抢救”凌驾于“拉起就跑” 的急救原则时，严重血管损伤患者能够活着到达手术室的机会就会减少。在之后的职业生涯里，我注定要为解决这一问题不懈努力。
修复破裂主动脉的关键在于先不要扰动破口处的血凝块，而是找到破口远端和近端能够安全夹闭的正常主动脉段及其分支。找到这些分支血管，并将其与气管和食管解剖分离十分考验技术，因为这些结构周围有重要的神经和血管，一旦损伤，后果不堪设想。当我清除破口处附近的血块时，伊斯梅尔已经坐立不安了。当我摸到主动脉壁时，我用手指轻轻地从下方将其托起，再用一根亚麻带将其与周边组织分隔开，这样我就控制住了主动脉，必要时可进行夹闭。但首先我还要控制住破口的远端，即胸主动脉发出肋间和脊柱分支动脉的地方。其间如果稍有不慎或运气不好的话，很容易损伤分支血管，进一步加重出血。
保持专注让我忘记疲劳，至少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现在是巴尼特的午夜时分，酒吧都已经打烊了。当普通人正准备上床睡觉时，我在思考：要用多大尺寸的人工血管替换这根破裂的主动脉？在我夹闭它并开始与时间赛跑之前，一切都必须准备就绪。
我的计划很简单。用两把血管钳钳夹破裂主动脉的两端，暴露并切除受损部分，以涤纶人工血管替换。理论上很简单，但操作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正常成人静息状态下，主动脉每分钟要将5升血液输送到全身。所以缝合必须紧密，而且一定要严格控制好时间，否则患者将面临腰部以下瘫痪和大小便失禁的风险。我有点担心脊柱损伤可能已经使他瘫痪了。
手握器械，我脑海中浮现出“各就各位，预备，跑！”的口令。小心地夹住主动脉裂口的上端和下端——2分钟，清除破口处的血块——2分钟，检查破口及周围的动脉——2分钟。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患者的脊髓还苦苦地等待着我恢复它的血供。我切除了5厘米的破损主动脉，取了同样长度的涤纶人工血管来替换。血管吻合需要时间和专注。每一处处理至少需要5～10分钟，所以绝对不能出错。如果是在专业心脏中心做这样的手术，人工心肺机可以在停循环时冷却和保护神经系统，为医生争取更多时间。但巴尼特综合医院没有这样的条件，我只能背水一战。
当我打好最后一个结，处理好人工血管，整个过程花了27分钟。对于第一次尝试这一手术的新手来说，这个速度相当不错。我松开主动脉阻断钳，下半身的循环恢复正常，重要器官也重新得到灌注。缝合处有少量渗血，还有一些小的喷血点需要补针，但不需要再夹闭主动脉了。伊斯梅尔松了一口气。住院医师出去上了趟洗手间，我怀疑他在我们开始之前喝了几杯啤酒。
我扬扬自得地插好两根胸腔引流管，开始了乏味的缝合过程。当我闭合好胸骨并缝合好第一层肌肉后，伊斯梅尔放下资历，主动提出帮忙收尾。坦率地说，我已筋疲力尽，便没有推脱，欣然接受了。那时已经是凌晨1点50分，一位活泼的助理护士给我端来了一杯咖啡。“你值得。”她笑着说，对此，我也不打算争辩。这一天如此漫长，在黑尔菲尔德医院的手术室里寻找花生米感觉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们一起小心翼翼地将患者调整至仰卧位，我请那位负责的麻醉师再次检查他的瞳孔。他照做了，停顿了一下，又找来一盏更亮的灯再次观察。这个停顿说明了一切。他的右侧瞳孔，即头部大块淤血的对侧，散大且对光反应消失。瞳孔散大意味着受伤部位下方的脑组织受到了压迫。即使我不是脑外科医生，我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在医学院学过的一种常见的颅脑创伤继发性病变。颅内的出血正在压迫脑组织和视神经，随着出血不断增多，颅内压不断升高，压迫到脑组织下部控制呼吸、心率的脑干，患者就会死亡。
回顾这个晚上的一切，便不难发现这是典型的脑出血，或我们称之为硬膜下血肿的表现。救护车在路边接到他时，他已经失去了意识。然后他清醒了一阵子，能够描述发生了什么。但当伊斯梅尔和他的团队在急诊科看到他时，他又陷入了昏昏欲睡的状态，一身酒气，还伴有呕吐。当他们让他动一动腿时，他没有任何反应。胸片情况更是不容乐观，他们将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他的主动脉上，而忽视了头颅X光检查。所以他的那块淤血下方很可能有一处骨折。
我们有哪些选择呢？绝望地说“我们尽力了”？但这样就会前功尽弃。或者从地区神经外科中心调一位神经外科医生？他们只会说“转运吧”，但来不及了，现在是凌晨2点半，他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这让我陷入了难题——我应该自己动手吗？我告诉伊斯梅尔：“钻孔引流术已经是军医们做了几百年的常规手术了，这有什么难的？”
我问手术室的护士们能不能找到电钻和钻头。我默默祈祷患者得的是硬膜外血肿——血液积聚在损伤的颅骨与硬脑膜之间，而不是在脑内。没有现代成像技术，寻找出血点的过程就像钻探石油一样充满不确定性。我也很清楚，脑肿胀和脑内出血比硬膜外血肿更为常见。然而，硬膜外血肿是我们目前唯一能够处理的情况，如果我们不立即干预，他必死无疑，所以我对此毫不犹豫。
我们又调整了患者的体位，将他头部有淤血的那侧朝上，并让护士剃掉了他蓬乱的头发。果然，下方有一处明显的撕裂伤。我将伤口打开，暴露出颅骨，欣喜地发现伤口下方有一处骨折，看起来更像是碎裂的蛋壳，而不是粉碎的骨头，但这足以证明撞击的严重程度。这时，护士找来了一套二战时期的脑外科手术器械，整齐地摆放在了我身旁的蓝色布单上。我曾在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亨特博物馆见过类似的东西，但我还是花了些时间才弄清楚眼前的这些工具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将一个箭头形钻孔器连接到钻头上，然后开始移除骨瓣。我先在颅骨上钻了一个圆锥形的孔，深度刚好穿透颅骨。还没有出血。下一步是用一把钝头玫瑰形铣刀沿骨瓣边缘切开。这一操作会导致颅骨边缘渗血，但恭喜巴尼特综合医院，这堆手术器械里竟然有用来止血的骨蜡。到目前为止，我盼望的硬膜外血肿还不见踪影。最后一步是用尖锐的手术刀切开颅骨和脑组织之间的硬脑膜。依旧一无所获。
伊斯梅尔对此并不太失望。他每天都在和创伤打交道，完全理解有时需要在不同部位多尝试几次，才能找到致命的血块。我在第一个孔后方几厘米的位置又尝试了一次，钻孔，铣骨瓣，切开硬脑膜，还是以失败告终。我感觉自己就像个恼人的血块。然而，此刻患者的心率还在不断下降，血压在不输血的情况下依旧在不断上升，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必须继续下去。如果这都是脑肿胀导致的，他必死无疑。但如果我们能找到骨折下的出血点，他就还有一线生机。
我又拿起了骨钻，这次我选择在他耳朵上方更靠前的位置钻孔。还是同样的操作，钻孔，铣骨瓣，但我不需要手术刀了。我刚打开骨瓣，血就喷涌而出，溅到了我的鞋子上。如果这发生在主动脉修复手术中，我真的会非常生气。但此刻，看着血从颅骨内汩汩涌出，淌到我身上，我欣喜不已。一旁的伊斯梅尔和住院医师也不由得欢呼起来，凌晨的手术室洋溢着欢乐，让人仿佛置身橄榄球赛场。幸运的是，出血很快减缓，仅过了一分多钟就完全止住了。患者的血压和心率也恢复正常了。这场比赛中，韦斯塔比拿下2分，死神0分，至少在那时是如此。
我的“巴尼特老板”再次让我下来休息，让他的团队完成收尾。这一次，那位热心肠的护士不仅端来了一杯咖啡，还带了块巧克力饼干，让我一边写手术记录一边享用。和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内的大多数医院的员工休息室一样，这里只有几把旧椅子、长条灯和破烂的绿窗帘，沉闷而乏味。信息很明确：即使在深夜，我们也不希望你们坐在这里放松，下一个病人还等着你们呢。这一次，我希望我的一天结束了。在肾上腺素的刺激下，保持高度专注，与死神博弈16个小时，身体终会付出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在路上奔波的是我，而不是杰克逊先生或谢泼德女士——创伤是年轻人的运动。
猜疑的心
我们最大的弱点是轻言放弃，成功的必由之路是永远再试一次。
——托马斯·爱迪生
我曾有一个情人。或者至少我以为我有。手术是我生活的全部，手术让我忽略了生活，也忽视了她，但她并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不用说，我们是在医院里相遇的。她是剑桥阿登布鲁克医院急诊科的萨拉·麦克杜格尔护士，而我是急诊科的常客，不是在那儿大显身手抢救病人，就是在周六晚上带着橄榄球场上受的伤去那里报到。萨拉是一个自由的灵魂，她在肯尼亚纳库鲁湖畔长大，然后在伦敦西区的米德尔塞克斯医院学护理。成长背景与我截然不同。她的父亲是一位“精英”，不列颠空战时的喷火式战斗机飞行员。听萨拉说起我后，他严厉地告诫她远离放荡不羁的“医院罗密欧”。但她依然为我清洗伤口、缝合头皮，还为下颌骨骨折的我注射抗生素。
我们是并肩作战的同事，一起抢救生命、缓解病痛。我们因共同的使命走到了一起，这是医生和护士之间才会有的特殊纽带，是其他任何职业无法相比的。我之于她就像铁屑之于磁铁，但我并不是她的唯一。
众所周知，她美得令人惊叹。她身高约175厘米，身材苗条，有一头乌黑的秀发和天使般的容颜。我轻率的行为，不仅让我自己的婚姻走向终点，也破坏了她现有的关系。之后，当我选择拉着一只行李箱离开剑桥，前往伦敦的时候，萨拉选择跟随我。我搅乱了她的生活。
如今，在皇家自由医院的急诊科，她以“美女护士”而闻名，因护理技能过硬、容貌姣好、富有同情心而广受赞赏。但就像我一样，每天晚上下班后，她只能独自回到单人宿舍，或者更准确地说——“牢房”。黑尔菲尔德离汉普斯特德有数英里，离香港就更远了。她也很清楚，明年我将只身前往美国培训。
美国心理学者迈耶·弗里德曼提出的概念，A型人格者指雄心勃勃、内驱力强、热衷竞争和工作，但缺乏耐心、易于紧张的一类人。——编者注
萨拉知道她无法放弃工作和我一起走。我们有未来吗？我当然希望有，但我的野心无情吞噬了我的个人生活，让一切变得困难重重。那个周六的夜晚，带着一身疲惫，独自坐在昏暗的医生休息室里，我又想起了她。萨拉一定知道我那天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她曾照顾过脑外伤、主动脉破裂和心脏刀刺伤的患者，其中许多人都没能活下来。就像学生时代在板球比赛中打出了人生第一个六分球一样，我想与她分享我这特别的一天。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对待她这样一位公认的美人。身为教学医院护士的她，被一群A型人格 男性包围着。医生、医学生、护理人员，乃至许多患者都为她倾倒。在剑桥的时候，我就已经目睹过这一切，但说来惭愧，我还没有去皇家自由医院看过她。
那时候，我们都非常忙碌，见面次数并不多。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见到她了。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活力四射、神采奕奕，因为她回到了她熟悉的伦敦。我喜欢听她讲述在一线工作的故事，还有陪患者走完最后一程的故事。无论患者是流浪汉、政客还是瘾君子，她都一视同仁，以善良和尊重给予悉心照料。上个星期，她抢救了一名凶残谋杀案的受害者。那患者被人近距离用枪射中了头部，生还希望渺茫。但她依然鼓励抢救团队不要放弃。奇迹终究没有发生，其他人停止抢救后便离开了，留下萨拉一人给他最后的体面。
没想到第二天，这个案件成为伦敦的头条新闻，萨拉也终于有了可以反驳我一直以来的自负言论的论据。由于受害者死亡，案件转为谋杀案，警察将急诊科团团包围，都想要问她话——谁不想呢？她承认自己对负责调查的警察颇有好感，还拿这事调侃了我。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听到她的消息了。我一直没把这话当回事，直到今天，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我又想起了这番话，但觉得一点也不好笑了。
坐在这个昏暗的休息室里，我突然意识到，现在是深夜时分，路上几乎没什么车，从巴尼特到汉普斯特德只需15分钟。根据她之前分享给我的排班表，她这个周末是晚班，而且凌晨4点的急诊科应该也比较平静。我渴望见到她，想着要不要打给她，给她一个惊喜。考虑到我此刻的心情，或许我可以约她出来。但另一方面，周六晚上的急诊科总少不了酒精中毒者和瘾君子，让医生和护士忙得不可开交。如果是这样，我可能会白跑一趟，在原本应该回到黑尔菲尔德的时候迷失在伦敦街头。所以我决定先打一通电话。我在休息室拨出的电话要先转接到巴尼特医院总机，再由总机转到皇家自由医院，之后请他们帮我转到急诊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