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
“早上好，请问我能和值班护士通话吗？”我说。
“好的，但她现在很忙。我看看能不能找到她。”说罢，她便放下了话筒，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持续的喧嚣，他们似乎非常忙碌，我为动身前打了这通电话感到庆幸。我迫不及待地想再次听到她的声音，激动得都冒汗了。我想象她穿着那套硬挺的蓝色制服，配着银色腰带扣，一头卷曲黑发上戴着白色护士帽，湛蓝的眼睛炯炯有神，修长的双腿裹着丝袜。身着泳装的世界小姐都不能与她相比。
之后，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出现了。
“我是詹金斯护士，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她是萨拉的朋友，我们见过几次面。考虑到夜班通常只有一名护士，我感觉情况不妙。停顿片刻后，我回答道：“你好珍妮，我是斯蒂芬·韦斯塔比，没想到会是你，萨拉告诉我,她这个周末要值夜班。”忙得不可开交的珍妮想都没想就回答了我。
“不，她上周和我换班了。她说今晚要出去，我以为她和你在一起。抱歉，我得回去给我的患者缝合伤口了，他头上满是玻璃碴。”
“好吧，”我沮丧地回答道，“帮个忙，不要和萨拉说我在半夜打过电话，好吗？再见。”
漫长的一天变得更糟了，我整个人仿佛泄了气的皮球。这时，伊斯梅尔慢悠悠地走了进来，笑容满面。
“缝合结束了，扩大的瞳孔也恢复了，双侧瞳孔几乎等大了。”
此刻，赞扬似乎变得无关紧要。内心的沮丧让我疲惫不堪，与手术成功的喜悦相比，对任性情人的不信任突然占了上风。
或许你认为挽救一条生命是件了不起的事，但我却不断搞砸自己的生活。我仿佛能看见我的情人此时正与他人酣睡在梦乡。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太可能是在护士宿舍，毕竟床太小了，我确信萨拉会有更好的选择。所以现在去她的宿舍毫无意义。况且这对萨拉也不公平。她应该过上比和我在一起时更好的生活。
“看来这漫长的一天把你累坏了。”我的新朋友低声说。
“是的，”我回答道，“引流管里有没有血？”
“没有，一切都好。他现在稳定下来了。”
我们讨论了是否该为他修复骨折。我认为不应该继续手术。患者已经接受了四个小时的头部和胸部手术，其间他的体温下降了。目前让他在重症监护室里接受密切监护，用加温毯为他恢复体温，让生命体征进一步稳定，比修复骨折更重要。伊斯梅尔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将停止麻醉，把他转移到病床上。大脑的情况永远无法确定。尽管我们已经完成了手术减压，但脑部功能的恢复仍是未知数。除非他能醒来并表现出生存迹象，否则进一步的骨科手术毫无意义。
皇家自由医院去不成了，我需要跟黑尔菲尔德医院那边通个电话，汇报一下这周末的情况。不然他们可能以为我正在伦敦西区的某个夜店里呢。然而，我很快就后悔打电话了。我的接线员朋友一直在等着给我传达一条消息。中央米德尔塞克斯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有位生命体征不稳定的患者，他们希望尽快将该患者转移到我们医院。这是目前我们掌握的所有信息。尽管已经是凌晨4点30分，我还是要求将电话转接给我的下级医师——值班的初级医生。在那个年代，当值医生必须留在医院，或至少在医师酒吧里。他没有应答，最终是一位护士在手术室给我回了电话。移植手术并不顺利，他被叫去帮忙了，这会儿还在手术台上。于是，我请求转接到重症监护室，并礼貌地向接电话的护士作了说明。
“嗨，我是史蒂夫。外院来电问我们是否可以接收一位患者，那位患者可能要在今早做手术。”其实，现在已经是早上了。我没机会说更多，她也没问我患者情况。如果她问起来，我只能承认我一无所知。“不可能，”她的回复很干脆，“你的初级医生想让我们重新接收杰克逊先生的病人。显然，他在病房里情况恶化了，但我们没床位了。抱歉。”至少她表现出了同情，我不应该对她发火。
现在我不知所措。我要作出权衡，我真的觉得我无法再为黑尔菲尔德医院那位胃酸渗漏入胸腔的患者做什么了。无论是我还是杰克逊先生，都无法再把他推进手术室做二次手术，即使那是正确的做法。即便做了手术，重症监护室也没有他的床位。胸腔引流管是他最好的机会，但需要检查一下它们是否被他胃里的食物残渣堵塞了。我给我的初级医生留了言，让他下手术台后去看一眼。如果他没看到消息，我会请一位重症监护室护士在休息时抽空去趟病房。现在我必须了解一下中央米德尔塞克斯医院那位病人的情况了。
通常在这种时候，分泌旺盛的肾上腺素和睾酮会使我保持兴奋，但没能联系上萨拉的失落感冲淡了我的热情。我开始感到疲惫。更糟糕的是，活跃的想象力让我感到心烦意乱。萨拉的魅力有目共睹，而我那外科医生的自负总让我把她的陪伴视为理所当然。在香港时我就有过这样的担忧。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对方，我还傻傻地期待她在结束高压下的繁重工作后就蛰伏在宿舍，直到我再次出现。
几次尝试失败后，我终于接通了中央米德尔塞克斯医院的总机。但此时我有些急躁了。“我是黑尔菲尔德的胸外科医生，听说你们一直在找我。”电话那头的回应礼貌而言简意赅：“您好，现在为您转接到重症监护室。”友好的态度让我至少放松了几秒。紧接着，我得到的答复是：“重症监护室，抱歉我们现在很忙，您能稍等一分钟吗？”我所有的沮丧、疲惫和不满瞬间爆发出来了：“不，我他妈不能等。我是黑尔菲尔德医院的胸外科住院医师，你们到底需不需要我？”
我立刻后悔说了粗话。毋庸置疑，他们都为我那位素未谋面的患者忙得焦头烂额。那边的护士显然被我吓到了，不停地道歉，嘟囔道：“对不起，我这就去找医生。”接电话的是一位叫菲尔的年轻外科规培医生，我在哈默史密斯医院做住院医师时就认识这位盖伊医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我相信他的判断，所以至少这是个好开始。在电话里听到熟悉声音的他似乎也感到些宽慰。
“史蒂夫，我一直在找你。黑尔菲尔德医院告诉我今天是你值班，我需要你的帮助。”我的第一反应是问他的主任医师去哪里了，但我克制住了。答案不言自明。那个年代，一位专科医生通常要负责两家医院，他显然在另一家医院忙得脱不开身。创伤鲜少是救治优先项。
菲尔的患者凌晨在伦敦北环路上遭遇车祸。被发现时，他正躺在自己汽车的引擎盖上呻吟。碰撞造成的冲击力将他从前挡风玻璃甩出了车外。1980年还没有强制要求驾驶员系安全带的法规。我们非常熟悉交通事故中未系安全带的驾驶员的损伤模式。他们的胸腹部往往会撞上方向盘，脸或额头撞在仪表盘上。头部损伤合并胸腹部损伤的情况十分常见，但大多数医院只有普外科医生，只能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开腹探查。我别无选择，只能驱车沿A1公路穿越北伦敦去看一看。再见，巴尼特，我要奔赴下一个战场了。
经历了数小时消毒水与电刀烟雾的洗礼后，黎明前的新鲜空气让我如释重负。即使打开车窗，我鼻子里那股骨头烧焦的气味还是挥之不去。当我沿着北环路向西驶向温布利时，太阳从我身后的地平线升起，将长长的影子投在路灯上。星期天早晨的缘故，路上的车寥寥无几，只有几辆载着醉醺醺的聚会者回家的出租车。麦克杜格尔护士会在其中吗？完全有可能。紧接着，著名的温布利球场映入了眼帘，我看到远处有蓝色闪光灯，还有消防员正在清理路上的残骸。这就是发生事故的地方，车辆残骸仍在原地。汽车损毁严重，我不禁怀疑有人死亡。
出于好奇，我减速驶了过去，果然看到了那辆挡风玻璃碎裂、引擎盖上有血迹的车。几小时前，这里曾是一派忙碌景象，救护车前来救援，警察封锁了现场。从第二辆车的损毁情况来看，消防队一定也参与了救援，将乘客从车中解救出来。那个时代，抢救车祸伤员的明确目标是尽快将伤者救出并转移到最近的急诊科，而不考虑收治医院是否具备相应的救治能力。尽管快速转运有很多好处，但拯救重伤患者需要技巧和专业知识。患者能否生存和俄罗斯轮盘赌别无二致。有的患者能够幸存，但更多患者并没有这样的好运。然而不管怎样，这都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一部分，廉价但并不尽如人意。
医院就在附近了，紧邻阿克顿皇家公园啤酒厂，我已经能闻到啤酒的味道了。它几乎就在我轮转的两家医院——著名的哈默史密斯医院和皇家医学研究生院的旁边。不过，它们主要做心脏手术，根本不屑于为周边医院提供胸部创伤流动诊疗服务。
在前往重症监护室与菲尔会面的路上，我经过了急诊科。出于好奇，我问年轻的急诊科医生：“北环路的车祸中有人死亡吗？”
“你怎么知道？”他回答道，“有两名死者，都是重型颅脑损伤。一对不幸的老夫妇在结婚纪念日当天被酒驾司机撞倒，那司机现在应该在楼上的重症监护室里。你就是他们找的那位黑尔菲尔德医院的外科医生吗？”我相信他已经有答案了，因为我身上还穿着周六早上那件手术衣。以防被盗，上面还绣着“黑尔菲尔德医院所有”的字样，但现在应该没人会想要我身上这件衣服了。
漫步穿过死气沉沉的走廊时，我开始反思，我来这里帮助的人，刚刚残害了两个无辜的生命，还是在对他们而言如此特别的日子里。作为医生，反思是必要的，但我需要迅速将自己的情感放在一边。我不应该去评判，我就是来做我该做的——治病救人，会有人追究他的责任的。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甚至不知道我当天救治的那两个患者叫什么。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为他们手术，再救治下一个患者。该例病例也将是如此。
我需要按一下门铃才能进入重症监护室。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年代的伦敦，外人溜进来窃取药物是常有的事。一位身穿整洁制服、性格爽朗的西印度群岛女人打开了门，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好像我刚从石头底下爬出来一样。我猜我现在看起来顶多就像个不修边幅的护工，而且他们也确实准备要将那位患者推回手术室。所以她脱口而出：“你得等一会儿，他现在状态太不稳定了，不适合转运。”
我以冷静的口吻回答：“这就是你们大半夜把我从黑尔菲尔德医院拉到这里的原因。我不是来玩的。”
这让那位可怜的女人感到尴尬，但事实证明，已经没有时间留给我去客套了。
在这个时间，一大群人还围在患者的床旁忙得不可开交，说明情况不妙。菲尔看到我站在门口，松了一口气，示意我进来。监护仪上的数据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血压60/40毫米汞柱，心率130次/分，都是重度休克的表现。然而奇怪的是，这样一位持续失血的患者，主要静脉的压力却很高。鉴于他没有胸部穿透伤，这不太可能是心脏压塞导致的。
菲尔说：“很抱歉让你在这个时候过来，但你也看到了，我们正在失去他，而我不确定原因是什么。”
我是个胸外科医生，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能给我看看他的胸部X光片吗？”
我们把它放在了病房尽头的灯箱上。这张黑白图片总是能告诉我一切——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一边有条不紊地分析图像，一边问我焦虑的朋友为什么决定开腹，以及有何具体发现。
菲尔解释说，患者当时显然已处于休克状态，并表明上腹部疼痛。由于患者下胸部撞击方向盘的地方有瘀伤和擦伤，他担心肝脏或脾脏破裂，于是做了开腹探查。这确实是一种直接且合理的方法。他们已经为患者输了几升液和四个单位的全血，但似乎无济于事，血压依旧没有回升。虽然插了导尿管，他的肾脏并没有产生尿液。
尽管打开腹部时有鲜血流出，但这样的出血量不足以解释他持续的休克状态。从中线切口来看，他的脾脏和肝脏似乎完好无损，所以菲尔关了腹，希望情况可以好转。
在过去，这是创伤患者救治的一大问题，而且至今仍然是。全科医生只会做专业范围内的事情，对没有受过训练的领域一无所知。对菲尔而言，横膈膜以上的部分都是陌生的领域。但心胸外科医生则不同，在开始心胸外科专科培训之前，我们必须完成多年的普外科培训。这段经验对患者来说是无价的。在剑桥跟随卡恩教授学习期间，我积累了肝移植和处理肝损伤的经验。直觉告诉我，这位患者的情况没那么简单。
那张胸部X光片提示了三个重要问题。第一，患者右侧胸腔内有积血，而且至少有1升。第二，该侧膈肌位置比正常情况要高，我想我已经知道原因了。最让我担忧的是第三点，患者左侧胸腔的心影轮廓异常，尖端明显向上倾斜。我在黑尔菲尔德医院处理过许多胸部创伤，所以我很清楚发生了什么。这解释了为什么患者的动脉血压明明很低，主要静脉的压力却升高了。这不仅仅是过度补液造成的，尽管通常情况下是这样。
当我们还在远处讨论X光片时，麻醉师火急火燎地把我们叫了回去。
“他快不行了！”
她说得没错。患者的血压下降到了50毫米汞柱，她正在挤压血袋，希望能尽快增加循环血容量。但这并没有奏效，我便要求她暂停一会儿。
我问病房的主管护士：“你们有紧急开胸套件吗？”
“有的，我们有一些器械。但你不会是要在这里动手术吧？”
我的回答有点刻薄，但此刻的我疲倦而易怒。“这是你的选择。是停止抢救，让他离开？那我就走人了。如果想让我再尽力试一试，就赶紧拿来那该死的器械和手术衣。”
那可怜的护士吓得脸都白了，开始按我的要求做。如果对方是女性，我也会这样冲动吗？难说。但我的话起了作用。现在没有时间把一个完全不熟悉胸部手术的团队叫回医院准备手术。事实上，甚至没有时间将患者推到走廊那头的手术室。
“他心搏骤停了！”麻醉师慌乱地尖叫着。
在每一家医院，心搏骤停的抢救都是按既定程序进行的。一位初级医生双手交叉置于患者胸骨上，有节奏地垂直向下按压，以代替心脏的自然收缩。与此同时，麻醉师通过气管插管为患者通气。这一屡试不爽的抢救方法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患者的心脏能在按压期间被动恢复灌注，但这位患者的情况并非如此。更重要的是，其心脏节律甚至没有改变。低血压导致心肌缺氧，但尚未发生房颤，还没有达到需要电除颤的程度，即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除颤器放电，然后患者因后背的竖脊肌痉挛从床上弹起。我让他们停止了按压，因为这毫无意义。他们应该静脉推注一支肾上腺素。
效果立竿见影，患者的心率和血压上来了，为我们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我没有费时间消毒，而是直接套上了无菌手术衣，戴上了手套，并告诉菲尔也这么做。
“我们要做什么？”他困惑地问。
我简单回应：“你马上就知道了。帮我一下，好吗？”
我需要让犹豫的麻醉师了解我的意图。她也是一名规培医生。越来越明显的是，她对这种情况完全无能为力，几乎要吓得尿裤子了。
“你的上级医师呢？”我问道。
“病人到了后，我立即给他打了电话。他只是说‘加油，尽力而为’，在周末总是这样。但你只要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会照做的。”
正在尽力帮忙的主管护士问我是否要将患者变成侧卧位，他期待着我打开胸腔。但侧向哪边呢？我心里大概有数了，只是还没跟他们解释具体的策略。在那个没有扫描仪的年代，创伤手术的关键是根据患者的病史和X光片预测伤情。完全是侦探般的工作。专业说法是“临床判断”，但经验比什么都重要。医学院毕业后，我在纽约哈勒姆一家医院的急诊室度过了无数日夜，这成为我从医路的好起点。
在来中央米德尔塞克斯医院的路上，我亲眼看见了事故现场，因此大概清楚这个人经历了什么。这是一次高速碰撞，两辆车均损毁严重，而他没有系安全带。他的胸部和上腹部应该重重地撞在了方向盘上，皮肤上的瘀伤表明了这一点。此外，还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损伤。撞击使腹腔压力急剧增加，腹部器官向上移位，导致肝破裂与膈肌破裂。部分或全部肝脏疝入右侧胸腔并伴有出血，在肺周围积聚。菲尔认为，胸部X光片提示的膈肌上移是腹腔出血将其抬高导致的。但我还注意到了多处肋骨骨折。肋骨骨折会导致严重疼痛，而且由于其下神经支配腹壁，患者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腹部“牵涉痛”，可能被误诊为腹内脏器损伤。然而，情况比这更复杂。我怀疑他的肝脏上表面撕裂了，而菲尔从下方可能注意不到这一点。因此，血液充满了胸腔，而非腹腔。诊断是推理的过程，不是高深的科学。
患者已经接受了大量静脉补血、补液，为什么他的血压依旧没有上升？我怀疑答案在于一种罕见的损伤，这种损伤随时都会要了患者的命，我也只在解剖室里看见过一例。如果我们要干预，就必须速战速决。叫人头疼的是，我不得不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旁为患者开胸，既没有手术无影灯，也没有护理团队。我们是个由又累又饿的规培医生组成的草台班子，竭力在这个甚至不适合做兽医手术的条件下挽救“杀人狂”的性命。
我让主管护士做好上台准备，并将器械递给我们。接着叫一旁颤抖的麻醉师放下恐惧，手动为患者通气。我还请人联系总机，将手术室团队召集过来。如果患者挺过这关后需要关胸的话，仅凭现有的急救器械是远远不够的。
心理疲劳和身体疲劳是两回事，连续工作24小时的我当然疲惫不堪。但在那个年代，疲劳从来不是借口。心脏外科规培医生不能感到疲劳，我们是医学界的特种兵，与死神博弈时飙升的肾上腺素足以弥补缺乏的睡眠。时间不多了，我们甚至来不及备皮和铺巾。当菲尔还在为患者铺巾的时候，有人喊道：“他又心搏骤停了！”我需要先打开左侧胸腔，暴露心脏，同时保持切口平齐，以便将其延伸穿过中线进入右侧胸腔。我们称之为“桶柄状切口”，一种在没有胸骨锯的心脏手术早期阶段广泛采用的切口方式。
当我划开脂肪和肌肉时，我觉得有必要给旁观者打个预防针，这个过程会很血腥。目前来看这倒是个积极信号，毕竟死人不会流血。
“我马上需要牵开器，然后你就会看到问题所在。”我自信地说，暗示我已经知道背后的原因了。然后我低声对菲尔说：“你猜出来了吗？”
在第四肋和第五肋间做了更多切割后，我打开了胸腔，一些血液喷溅到了白色床单上。之后，我们打开了胸膜，显露出左肺。当我把肺牵开时，我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我们看到的不是包裹心脏的灰色心包，而是直接显露的颤动腔室，即左右心房和左右心室，它们此时已几乎无法发挥功能。这是一种由胸骨与方向盘剧烈撞击导致的心包撕裂伴心包内膈疝。撞击产生的作用力令心脏移位，受胸骨和脊柱的夹挤，泵血腔室和集血腔室运作受阻。这解释了为什么患者的静脉回流受阻，静脉压很高，而血压却很低。此外，他的右心室心肌明显有撞击导致的瘀伤。这就是大量补液无法使他情况好转的原因，只有手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本能地想用手握住心脏进行开放式心脏按压。然而，在解除心脏的受压状态前，这无济于事。我的助手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我告诉他：“菲尔，在我扩大切口的时候，请把肺拉到一边。”
他显然被这个过程深深吸引了，这是好事，但同时也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干扰他主动提供必要的辅助。我知道受压迫的心肌处于扩张状态，且脆弱不堪，所以决定在破裂部位以外的位置切开心包，之后可以小心地切开撕裂口。我在与时间赛跑，因为尽管患者的心脏目前还保持着正常的节律，他的大脑并没有血液供应。此外，如果他的心脏出现电活动紊乱，医院是否有体内除颤电极板呢？我这个问题把周围的人都问倒了，大家一脸茫然，意味着“我们不知道”。
我看不到心包内的情况，手中的剪刀精准地刺穿了紧绷的右心房，血喷涌而出。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心也在颤抖。一连串粗口和一阵手忙脚乱后，我完成了原本计划的操作。幸运的是，这招奏效了。就像解开了勒在心脏颈部的绞索一样，原本缺血的心室又充满了血液，心房的压力也急剧下降。破口处汹涌的出血终于渐渐减缓。我当时很想立即进行胸内心脏按压，但又担心这会导致心房颤动。所以我请麻醉师再推一支肾上腺素。目前他心脏内的血流刚好够将这些激素输送到冠状动脉中，它们一抵达乏力的心肌，心脏就像火车一样发动起来。
自事故发生以来，这个醉酒司机第一次有了畅通无阻的血液循环和正常的血压，但我们要确保他能维持这个状态。他脱位的心脏就像坏掉的玩偶盒里的玩偶，我需要将它归位并稀疏缝合固定，避免其再次脱出。比起缝合本身，找到合适的缝线花了更长时间，让本就漫长的“业余者之夜”更难熬了。
在患者的情况重新稳定之际，我需要做出选择。这个时候，怒气冲冲的手术室团队已经到了重症监护室，想看看是谁敢叫他们回来。是继续倚在这个光线不佳、条件简陋的病床边探查右侧胸腔，还是先关闭左侧胸腔，把他推到条件更好的手术室继续手术？答案显而易见。幸运的是，作为本院医生的菲尔也同意我的意见。
出于礼貌，我还是向赶来的手术室护士表达了感谢。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地看着病人胸腔上的大口子。当我告诉他们我还要打开另一侧胸腔时，他们给了一个极愚蠢的回应：“我们这里不做胸部手术。”我说：“现在你们要做了，赶紧动起来吧，他还在流血呢。”
这绝不是随口说说而已，而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他的循环有了明显改善，但血压又开始下降了。菲尔问，他到底哪里在出血。
“他的肝脏破裂了，而且通过膈肌裂口疝入了胸腔。”我自信地回答道。当然，我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我已经解决了最致命的问题。“破裂的是肝脏顶部，所以你从下面看不到。”
他有些不知所措，只应了声：“哦。”
我们的麻醉师，虽然我仍然不知道她叫什么，看起来更加放松，也更愿意积极配合了。团队转战下一个战场。墙上的时钟显示7点45分，我这才意识到我已经穿着同一件手术衣，浴血奋战了整整24个小时。更要紧的是，稍事休息后，我开始感到疲倦。但我并不是孤军奋战，菲尔与麻醉师整个周末也在夜以继日地工作。这就是我们的日常。
当菲尔帮助护士们将患者调整至右侧开胸手术的体位时，我走进更衣室，打开淋浴花洒，脱掉湿漉漉的手术衣，让冷水淋在头上。
通常在这种时候，冷水淋浴能帮我快速恢复状态。冷水会刺激皮肤上分布密集的冷感受器，向大脑发送信号，迅速提高警觉性、思维清晰度和能量水平。这是通过大脑为维持身体核心温度而释放内啡肽实现的。冷水还能提高血液中的抗氧化剂水平，有效缓解压力。因此当我重新走进手术室时，我比团队其他人的状态更好。那是星期天，崭新的一天，又一个连续值班的24小时。
情况不妙
我将大脑看作一台计算机，当其组件失效时，它将停止工作。对损坏的计算机来说，不存在天堂或来世。那只是讲给害怕黑暗之人听的童话故事。
——斯蒂芬·霍金
破裂的肝脏穿透撕裂的膈肌是一幅震撼的景象。至少在你清除了胸腔中的血块后看到它时是这样的。幸运的是，病人自身的凝血机制和低血压已止住了大部分出血，这也是他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原因。如你所想的那样，与其他组织不同，肝脏组织不易缝合。我用手指清除了坏死的肝组织，对渗血的断面进行了电凝止血，缝合结扎了一根主要胆管。但最安全的做法是：用纱布包裹住剩余肝组织，关腹，一两天后待其自然修复，再将纱布取出。这是我在剑桥学到的方法。城市中有梦幻的尖塔，医院里则上演着生死搏斗。
我享受把肿胀的肝脏重新放回腹腔的过程。复位成功后，我准备好纱布，开始缝合破裂的边缘。术后通过呼吸机给予正压通气有助于使器官保持原位。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菲尔知道我们总共填塞了多少纱布，之后将它们取出时，他可以通过腹部切口完成。我可不想为此再来一趟中央米德尔塞克斯医院。
手术过程中，患者的生命体征保持稳定，我们迷人的麻醉师全程几乎没说话，我还以为她睡着了。但当我问她患者情况如何时，听到的消息并不乐观。她正在加大输血量，因为患者的血压又下降了，而我最担心的还是心脏本身的损伤。它看起来受到了严重的撞击和挫伤，这是它在胸骨和脊柱间受到夹挤所致，除此之外，可能还存在我们不知道的内部结构损伤。
类似情况下，我曾见过冠状动脉栓塞致心肌梗死、心脏瓣膜撕裂、心室穿孔的病例。因此，我问是否有人用听诊器听诊过他的胸部，他的心脏是否有杂音？众人面面相觑，不过我怪不得他们，毕竟我自己也没有这样做。如果他的心脏真的有其他问题，我能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这家地区综合医院没有人工心肺机，但我也无法将他转到黑尔菲尔德医院，因为重症监护室已经没有床位了。我们已经尽力了。不管他的心脏有没有问题、他能否活下来，他都哪儿也去不了。那两个因他而遭遇横祸的无辜生命正躺在太平间的冰柜里。我在乎他能否活下来吗？当然在乎。他可能有爱他的妻子和孩子在等他回家，他们的感受如何呢？
菲尔邀请我与他在医院食堂共进早餐。星期日的阿克顿已渐渐苏醒，街上开始熙熙攘攘。当然了，医院的早餐并不健康，但此刻的我急需炸面包、鸡蛋、培根和黑布丁补充能量。坐在那里，我突然意识到我上一次吃饭已经是前一天早上了。我们就着糟糕的咖啡，聊起了离开哈默史密斯医院后的职业发展。他好奇地问起了可爱的萨拉，他曾经看到我和她在一起。
“她叫萨拉，对吗？你们还在一起吗？”
我记得菲尔曾在医生休息室和萨拉聊过天，那时她在等我从手术台上下来。我知道他一直对萨拉有意思，所以我故作顽皮地答道：
“已经分手了，她无法接受我仍有婚姻的束缚。”菲尔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虽然他并不遗憾！“那你还有她的联系方式吗？”我又一次撒了谎。
“恐怕没有。她之前在皇家自由医院工作，但我想她已经回非洲了。她的家人还在那里。”
尽管读书时我的成绩单上写着“必须更努力”，我仍犹豫过要不要给萨拉的宿舍打电话，最终还是作罢了。我真想知道她是否在那里吗？此刻，我真正该做的是给黑尔菲尔德医院打电话汇报情况。
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个安静的星期日早晨。杰克逊先生的食管破裂病人发生了感染，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他要么情况好转，有机会接受二次手术，要么很可能不会。另一家医院正试图让我们接收一位胸部充满脓液、呼吸困难的患者，但他们得先等等。我已经在中央米德尔塞克斯医院待得够久了，但菲尔想让我再去重症监护室看一眼。我已经告诉他：“我回去之后，他就完全归你了。我星期一一整天都有手术。”
病床周围仍有一群人在忙碌，整理着各种输液管和引流管。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平时护理胸腔引流管的机会并不多，所以当我说“别忘了接上吸引器”时，他们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们有没有可以与水封瓶搭配的吸引装置？“不知道。”我已经很恼火了，让菲尔亲自去确认，并确保他们没有直接把吸力强大的壁式吸引器连接到引流管上。那样会把肺吸出胸腔。
那位我没记住名字的友善麻醉师去哪里了？她已经去休息了。为患者接好呼吸机，并下达让他保持镇静状态的指令后，她就火速签退了。新的一天开始了。他现在不归我管了，尽管也没人知道他到底该由谁负责。看来引流管没有出血的迹象，但他的血压又下降了，低于100毫米汞柱。导尿管里也没有尿液流出。我们称尿液为“液体黄金”，休克患者如果无尿，意味着肾脏已经停止工作。虽然棘手，但也在意料之中。如果他之后需要透析的话，他们应该可以搞定。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问了他的名字，看清了他的脸。他的脸已被仪表盘撞得面目全非，挡风玻璃的碎片将其撕得支离破碎。如果幸存下来，他将需要一名颌面外科医生，但我有一种直觉，他可能走不到那一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的同事，现在照料“杀人犯”的重任落到他肩上了。
“为什么？”菲尔直截了当地问道。
“因为他的心脏受到了严重损伤，”我回答，“就算你用板球拍狠狠击打，它也不会更糟了，这就是心脏钝性损伤。你能看到他右心室心肌的瘀伤，就像嫩化处理过的牛排，室间隔肯定也是如此。”
我伸手探入被单，他的腿冰凉无比。我们已经尽力了，可他仍处于低心输出状态，所以我签退了。
“增加肾上腺素剂量，看看他是否有反应。很高兴见到你，菲尔。我们随时联系。”我记得当时我在想，在火葬场上，那张脸看起来如何都无所谓，我只希望他没有孩子。
外面阳光明媚，我踏上了归途。这一次我系上了安全带。路上很安静，我希望那天整个地区都没有胸部创伤病例，更别提我自己了。话虽如此，我的内心还是蠢蠢欲动，渴望体验一下飙车的快感。所以我没有下A40公路返回黑尔菲尔德，而是继续向北前往海威科姆，看望昨天的那位病人。我想我应该是希望在重症监护室见到温迪吧。
当我经过比肯斯菲尔德的高架桥时，车速表显示达到95英里/小时。我心不在焉，没有注意到交警正守株待兔，等待超速的傻瓜上门。当我听到警笛声响起，在后视镜中看到闪烁的蓝灯时，我已经快到通往海威科姆的路口了。更糟糕的是，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因为这不是第一次了。当我靠边停车时，我几乎能背出他们的开场白。
一名警官面带傲慢的笑容，慢悠悠地从车上下来，走向我的车。他透过我敞开的车窗窥视，里里外外打量个遍，然后问：“先生，你怎么这个时间还穿着睡衣？是参加了一个过夜派对吗？”
我很想跟他说“滚蛋”，但惨痛的经历让我学会了避免与执法机构发生不必要的冲突。我礼貌地回答：“警官，请再看一眼。我可能整晚都穿着这身衣服，但这是手术衣，不是睡衣。我超速是有正当理由的。我想你该听说了昨天那起谋杀未遂案。我是来自黑尔菲尔德的外科医生，是那个可怜的受害者的主刀医生。她的情况不容乐观，我正在努力让这个案子不要变成谋杀案。我很享受你的陪伴，但我在这里多待一分钟，这种可能性就高一分。”
警察那副若有所思的神情让人忍俊不禁，他在认真措辞。还好，他给了我善意的回应。他先是要求我出示驾照，我诚实地说它在我夹克口袋的钱包里，而那件夹克挂在黑尔菲尔德医院的更衣室。需要的话，他们可以掉头去找。然后他说：“好的先生，我们出发吧。我们会开警灯护送你到医院，以免你遇到更多麻烦。请紧跟在我们后面。”就这样，我在警车的护送下穿过镇子，抵达了急诊科门口。他们并不傻，他们是想确定我刚才说的都是真话。
相较于看我的病人，这趟旅程本身更令我欣喜。她的面色依然苍白，仿佛刚经历了尸检，胸腹部的刀口现在被敷料和白色被单遮盖。尽管她面无血色，体温却升高了，并伴有心率加快和血压下降。她的护士主动告诉我，她的状况在夜里一直很稳定，医生们也感到欣慰。血压下降是最近一小时内发生的，导尿管里也没有尿液排出。
“他们对此做了什么？”我问，“温迪在吗？”
我不确定我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病人而问这个问题的。她曾经令我朝思暮想，那时她也很开心。但现在不同了，我对与她一起在酒吧享用周日午餐的期待正在消退。
我从监护仪上可以看出患者心率加快、血压下降的原因。
我问道：“房颤多久了？”护士一脸茫然。“有人采取什么措施吗？”这女孩显然被问住了，并且尴尬不已，重症监护室竟然没有注意到患者心律的改变，特别是在血流灌注不足已经导致肾功能损害的情况下。
“我去叫医生。”这是她能想到的唯一的话。显然，我看起来恼怒不已、咄咄逼人。这并非我的本意，但考虑到我漫长的一天，这也不足为奇。10分钟后，初级医生来了，我更直接地质问道：
“你觉得她现在的情况怎样？你对此满意吗？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这个英语不太好的年轻人，被周日早上突如其来的质问吓了一大跳。但先让我把话说清楚，这位谋杀未遂的受害者由于术后护理不当而病情恶化，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手术是我做的，我需要对此负责。我也无法将这位可怜的女士转到黑尔菲尔德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我来得正是时候。房颤是心脏手术后常见的并发症，需要及时处理。我告诉那位医生，我们必须立即进行心脏复律。她目前仍没有意识，所以不需要麻醉师，只需把除颤器推到床边。
进行电复律之前，我要看一下早上的血常规检查结果。果然，她的血液生化指标异常，需要先予以纠正。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于是我为她滴注了氯化钾，将体外除颤电极板与监护仪主机相连接。我让值班医生将输出能量设置为50焦耳，但他看上去还是手足无措。显然，他不具备紧急情况下一名医生应有的专业水准。一旁的护士帮他完成了除颤器设置，我为患者涂抹导电凝胶，以防电流过载导致灼伤。我将一个电极板紧压于穿过胸骨的中线切口上，另一个放在左腋下，然后按下按钮，进行电击。
一阵肌肉痉挛使她虚弱的身体从床上弹起，我全神贯注地盯着监护仪。她的心电图波形看起来像多洛米蒂山。不规则的心室颤动伴随扭曲而无意义的肌肉活动，仅此而已。但没关系，我多少预料到了。我告诉我那不靠谱的助手，给设备充电至100焦耳，然后再次电击。这次屏幕上是一条直线，没有任何电活动，她的心脏停搏了。但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我猛击了一下心脏，它收缩了一下。再来一击，引发了一连串电活动，然后停顿。
我轻声让护士递给我一支注射器和一支肾上腺素，因为我不想做体外心脏按压，那样会破坏我亲手关好的胸骨。我将肾上腺素推注到患者颈部的输液管中，然后再次猛击胸部。由此产生的电活动足以将肾上腺素输送到心脏，心脏终于有反应了。我们成功了，她的心脏恢复了正常节律，大脑也恢复了正常的血液灌注。肾上腺素确实能让萎靡的心脏重新振作起来，但它也有副作用。它会刺激小血管收缩，使血压升高，心脏泵血阻力增加。这一切看似充满戏剧性，但让心脏停止跳动和重启是我的日常工作，在今后40年里也将如此。
解决了眼下最紧急的问题，我试图与我能够召集到的医护人员制订一个护理计划。他们中有照顾患者的护士、当天负责该病房的护士长，以及一位几乎没帮上什么忙的倒霉的初级医生。首要问题是：“病人到底归谁管？”作为一名访问外科规培医生，我无法担负这个责任。护士长也没想法。可能要等到周一才有决定。想到我付出的努力，我有点愤愤不平地说了句：“前提是她能活过这个周末。”
她已经出现了发热，而且由于被受污染的菜刀刺伤，脓毒症始终是个威胁。和现在一样，那个年代也不提倡滥用抗生素。鉴于发热是心脏和肠道创伤后出现的，我要求将她的血液样本送到微生物学实验室培养。另外，他们打算将胸腔引流管保留多久？管子里是否仍有液体流出？答案是否定的。此时应及时将其拔除，避免造成胸腔感染。对他们业务能力感到幻灭的我决定亲自动手，这也是表明我的任务已经完成的最好方式。
沮丧地签退后，我建议他们把镇静药物停掉，希望她能醒来并自主呼吸。之后他们可以为她撤掉呼吸机，把管子从损伤的气管里拔出来。咳嗽排痰、清理气道很重要，但切记不能让患者经口饮水或进食，损伤的食道需要数星期才能充分愈合。为此，他们需要一位外科医生进行评估管理。幸好，护士长在记笔记，但这个周末是不会有任何进展的。是时候离开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可怜的女人。家里是否有焦急地等待她的家人？我不敢问，光是想想都觉得心痛。
我抵达黑尔菲尔德医院的主入口时还是大白天，有只狐狸正在垃圾桶旁翻翻找找。我静静地坐着，看它看了好几分钟。在斯坦福医疗中心、格罗特·舒尔医院或梅奥诊所等著名移植中心是看不到此种景象的，这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独有的。
由于移植手术进展不顺，那天早上的黑尔菲尔德医院并不是个愉快的地方。杰克逊先生的病人在夜间死于脓毒症，总机已经找我找了一个多小时。我有不祥的预感，但事实证明我多虑了。值班医生只是想和我谈谈可能要接收的转诊病人，但我们已经没有床位了。无非就是些脓胸或恶性肿瘤阻塞气管的病例，都是胸外科常见急症。我能说的还是那句老话：“抱歉，目前床位已满，等有变化时我们会通知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一向如此。
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或许我该和某人讨论一下昨晚的病例，但我太累了，需要小睡几个小时。晚上若能到乡村酒吧放松一下，喝几杯啤酒，那就再好不过了——标准的外科医生消遣方式。
明亮的阳光透过豪宅四楼的大窗户照进来，窗外的湖泊和山谷一览无余。虽然对昨晚的工作感到满意，可我还是想起了2岁的女儿，想象她在剑桥大学附近的花园里玩耍。无尽的悲伤涌上心头。我希望能和她一起享受阳光，陪她玩，推她荡秋千。然而，她几乎不认识我。在她看来，我不过是个偶尔出现的大人，总因买礼物或糖果而受到责备，仅此而已。幸运的是，我很快昏睡过去，暂时摆脱了更多的痛苦，也及时中断了我对年底前往美国的忧虑。一个野心勃勃的父亲、一无是处的爸爸、可悲的角色，这就是我。
睡了没多久，下午晚些时候，一通电话打破了宁静。起初，我故意没有理会它，但紧接着我的医院寻呼机响了，上面显示要我给总机回电。接线员伊莱恩听起来松了一口气，因为我终于回应了。
“史蒂夫，赫默尔亨普斯特德医院的医生想和你通话。她听起来非常焦虑。我能把她接进来吗？”我默许地咕哝了一声。即使我现在筋疲力尽，我还能怎么办呢？
“您好，请问您是胸外科医生吗？”
“是的，我是。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我们急诊室接诊了一例棘手的病例，非常可怕的贯通伤。有个男孩在办公楼工地的脚手架上玩耍时从三层摔了下来。一根杆子穿透了他的左胸，头颈部也处于肿胀状态。消防队已经把他救出来了，但他目前处于休克状态，穿透部位离他心脏非常近。您能来一趟吗？”
“他多大了？”我问。
“刚满12岁，”她回答，“他非常痛苦。”
我想：谁不会呢。我看了眼床头柜上的闹钟，现在是5点20分。
“我会在6点前到达，”我说，“你们能把他推到手术室，进行交叉配血，准备6个单位的全血吗？”
“我们需要从圣奥尔本斯预订。”
“那就让警察把它们带过来，”我说，“在我打开他前，我们需要手术室里有充足的血。”话音刚落，我意识到最后一句话听起来有点像是把他当作一罐豆子。这个周末，我第二次像飞离地狱的蝙蝠一样匆匆离开了黑尔菲尔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