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早上的冒险，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猛踩油门。我知道怎么去那里吗？大致知道。先向西行驶前往沃特福德，然后上M1高速公路，向北行驶。到了赫默尔亨普斯特德，我再问医院怎么走。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我也从未遇见过真正意义上的贯通伤。想到这里，我又充满了活力。但我真不想在那个可怜的男孩还清醒的时候见到他。我想等我到的时候，他应该已经被麻醉并上了呼吸机。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支气管损伤漏气，他的头部和胸腔肿胀无比，像个米其林人，他们不敢为他插管。
到达医院后，眼前的情景让恐怖电影都相形见绌。男孩侧躺着，身上的衣服还没换，脚手架钢管刺穿了他的身体，胸前和背后至少有12英寸长的钢管突出来，他的上衣和担架都浸满了鲜血。尽管已经处于深度镇静状态，但他仍在痛苦地呜咽。可怜的父母守候在他身旁，泣不成声的母亲抱着他的头，父亲则紧紧地握着他冰冷而汗湿的手臂，即使肩胛骨与男孩后背的钢管摩擦也不愿放手。
男孩苍白、肿胀的脸和浮肿的眼睛表明他有严重的肺部损伤。更重要的是，血液已进入气管并从鼻孔喷出。但有经验的医生都知道，他现在仍然活着表明他的心脏和主要血管没有损伤，也没有伤到脊柱。尽管看着触目惊心，我还是对拯救这个小男孩充满信心。我认为开胸手术本身并没有难度，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体位为他进行麻醉和气管插管。
这一次，我真的希望身旁有一位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能用一根特殊的气管插管在关闭左肺的同时对右肺进行通气。我知道这里的团队无法提供这样的专业帮助，所以提了一个建议。如果他们同意的话，我会请黑尔菲尔德医院的一位儿科麻醉师来帮忙。希望他能带来适合12岁孩子的插管工具。在此期间，我们会将孩子各项指标调整至最适宜手术的水平。
我能对这对绝望的父母说些什么来减轻他们的痛苦呢？他们被处于恐慌状态的医生和护士包围着，因为这里平时根本不做胸外科手术。而我此行就是来帮助他们的，所以我告诉了那对父母他们想听到的话。他们的孩子很快就能渡过难关，损伤也会被修复。等到晚上，他们活蹦乱跳的儿子就会回来了。我对此有把握吗？当然没有。但讨论他的死亡风险会对我们有帮助吗？完全没有。如果我在手术室艰苦奋战的时候，手术室外的他们能感到哪怕一丝宽慰，冒点风险也是值得的。
这种善意的谎言是我一直秉持的，但不消多说，这种态度在当今并不被认为是政治正确的。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能够减轻患者的恐惧和焦虑，但这却成为伴随我职业生涯的弱点。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中，为保护医院不卷入医疗纠纷，我们被要求在签署手术同意书之前充分说明所有可能的风险。面对这样的要求，我不知道该对这些可怜人说什么。我应该跟他们坦白，我其实只是个规培医生，并不是一名有资质的外科医生吗？我应该建议他们叫来我的上司，并警告说孩子可能在我的上司赶到前就会失血而死吗？还是说我应该表明，我可能不得不切除孩子的整片肺叶，告诉他们孩子的胸腔可能因那根肮脏的钢管而感染，孩子的膈肌或声带的神经可能已被切断？也许我们输给孩子的血已经被肝炎或艾滋病病毒所污染，他们的孩子也会像数以千计的不幸患者那样患上肝炎或艾滋病。也许重症监护室会突然停电，导致呼吸机停止工作……我不会为了保护自己而一一说明这些最坏的可能，我永远无法这么做。
我的黑尔菲尔德医院的同事克里斯很快赶来，我们一起开始为男孩做术前准备。麻醉剂的注入很快让他进入了梦乡，我们也终于能把他的父母带离麻醉室。为他实施气管插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挑战。操作过程中，我们要确保那根钢管保持原位。因为如果钢管已损伤血管，一旦钢管发生移位，便可能导致大出血。手术室里没有X光机，但我们用听诊器听诊男孩胸部时没有听到呼吸音，里面一定充满了血。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将他的身体右侧置于手术台上，再托起他的身体左侧，让钢管悬空，以仰卧位进行气管插管。克里斯顺利为他插入气管插管后，我们将他调整回右侧卧位，让钢管穿透的左侧胸腔朝上，方便我做手术。历经万难，准备终于完成了。
能与一个熟悉的朋友并肩作战给了我信心，虽然钢管穿透身体的情形触目惊心，但我认为手术并不困难。在我身旁，还有一位来自南非的初级医生作为第一助手。我们一起剪掉了男孩浸血的衣服，并为他的皮肤消毒。他当时应该是向后摔倒的，钢管从肩胛骨下方进入胸腔，贯穿至前胸乳头上方。想象着它的路径，我有些担心男孩的肺根部已经受到损伤，导致气体从破裂的支气管漏出。
我拿起手术刀，从男孩胸前钢管突出的地方下刀，一直划到后背钢管刺入的位置。然后用电刀切开胸壁肌肉层，暴露出肋骨。入口处可见三根肋骨骨折，下方动脉破裂出血。出口处，钢管只导致了胸骨与软骨的连接处脱位，问题不大。这些根本难不倒我。
我一打开胸腔，紫红色的血块就滑落到了手术单上，紧接着，大量深蓝色血液喷涌而出。胸腔深处有气体溢出，证实了支气管确有损伤。我立即用金属牵开器将肋骨撑开，嘱咐助手马上将胸腔内的积血吸引干净。之后，我抓住那根钢管，将其从撕裂的组织中拔出，郑重其事地扔到地上。钢管哐当一声撞到了地砖，之后就是一阵嘈杂的滚动声，直到它停在手术技术员的脚下。这点我完全是靠声音推断的，那时我正疯狂地清理血和血块，为之后修复损伤做准备。
大部分海绵状的粉红色肺组织已经塌陷。当我将它向上拉时，损伤的血管和支气管逐渐显露，问题的严重程度也显现出来。肺根部已经撕裂，肺下叶与支气管已完全分离。与之相伴的是动、静脉出血，但上叶似乎还有挽救的希望。当我用手捏住肺门试图止住出血时，我对一旁的器械护士说：“请给我一把肠钳。”她看起来跃跃欲试，想要帮忙，但她此前从未见过开胸手术。她对我的要求困惑不已，不理解开胸手术为什么会用到肠钳。而事实是，她的器械车上并没有我平常用的开胸器械，肠钳是不得已的选择。
于是，我右手握着肠钳，将肺向上提拉，使其尽量靠近中线。这一简单的操作止住了肺部的出血和气体泄漏，让我们有了片刻喘息。稍感宽慰，我转身离开手术台，坐到凳子上休息了一会儿，心中祈祷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战斗。短暂的休息也有助于缓解手术室内的紧张气氛。此时，我似乎听到现实世界某处传来了教堂晚礼拜的钟声。上帝与我同在。死神，收起你的镰刀吧。
男孩的血压恢复了正常，且保持稳定，他完好无损的右肺可以确保他有充足的氧气供应。
“干得漂亮，”克里斯轻声说道，“听说你整个周末都在奔波。”
“感觉时间更长，”我略带疲惫地应道，“也不知我这一路能帮到多少忙，但至少我们应该能保住这孩子的命了。”
放松片刻后，我又回到手术台，完成最后的收尾。鉴于伤口已经受到污染，将受损部分重新连接在一起没有意义。对于一个处于休克状态的创伤患者来说，这么做不仅费时，还会增加感染风险。因此我决定将撕脱的下叶切除，让剩余肺组织随着他的成长而逐渐填补缺损的空间。
全神贯注地解决了最棘手的问题后，我的注意力开始游移。这种情况很常见。根据手术的要求，我可以在高度专注和自动模式之间自如切换。同样地，我既可以用右手做手术，也可以用左手做手术，但通常我会双手并用，让手术更加简单。我大脑的左右半球都很发达，左右开弓对我来说不在话下。良好的空间感也是我的一大天赋，尽管我的家族中没人利用过与此相关的技能。但最重要的是，就像那些不向死神屈服的医学先驱那样，我从未怀疑过自己。
在那个周末的苦斗中，这最后一次手术给了我最大的满足感。对孩子和他的父母来说，这是终生难忘的痛苦经历，但我感觉他已经跨越难关了。虽然还需要取出肋骨碎片，清洗胸腔并插入引流管，但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他们最糟的已经过去了。赫默尔亨普斯特德医院的麻醉师从男孩入院以来一直陪在他身边，他主动提出想告诉孩子父母这个好消息。我曾考虑要不要让他拿着那根染血的钢管给他们看一眼，仔细想想还是作罢了。没想到，克里斯似乎也很开心。
“幸好我见证了这一切，”他有感而发，“我再也看不到这样的奇迹了。他是个非常幸运的孩子。稍微偏一点，他就不在人世了。”
我剪除了入口和出口部位瘀伤和破损的皮肤，愉快地将伤口缝合好。墙上的钟停了，外面的太阳渐渐落山，我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尽管时间本身并不重要）。现在有件事让我担忧，这家医院没有儿童重症监护室，谁来照顾这个孩子呢？克里斯和我必须留下来陪着他，直到他能够自主呼吸，并安全脱离呼吸机。
好在他年轻而健康，不是个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切除了一整个肺的癌症患者。如果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一切稳定，我们计划拔除胸腔引流管，唤醒他，然后拔除气管插管。但我们不能把这些关键步骤交给经验不足的本地团队。这对他们和孩子一家都是不公平的。我们也不能将他转到黑尔菲尔德医院。这样的协商在星期天晚上几乎没有意义。即使我能说服他们给我腾出一张床位，这也意味着有一位本应在星期一接受手术的胸部畸形的孩子将被取消手术，而这会给其父母带去巨大痛苦。
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提高孩子当晚脱离呼吸机的可能性呢？镇痛至关重要。最好的办法是将局部麻醉剂注射到断裂肋骨和手术切口的神经周围，阻断痛觉的传导。剂量一定要够，这个孩子已经经受了太多。
我又一次拨通了黑尔菲尔德医院的电话，告诉他们我的所在。出乎意料，总机告诉我：“哦对了，有位叫萨拉的女士找过你。我们告诉她你去外院救治急诊病人了。希望这样没问题。”
“那是几点？”我问。
“就在一小时前。”
“抱歉，现在几点了？我完全没有概念。”
“快8点半了。”
我沉思了片刻。她一定是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然后得知我在找她。有点意思。疑虑和不安涌上心头，我开始胡思乱想，我压抑住了这些思绪。
排星期一的手术时，我把我想亲自做的手术排得满满当当的，所以我想抓住周末的尾巴好好休息一下。同时，我也不打算让克里斯一个人留在赫默尔亨普斯特德医院，便一起找个地方喝上几杯。比起陪悲伤的父母守夜，这似乎更有吸引力。但是还有一些问题。首先，我还穿着手术衣，其次，我的钱包在黑尔菲尔德医院的夹克里，所以我没有钱。但没关系，有克里斯在。
我的朋友察觉到我有些疲惫了。对外科规培医生来说，睡眠不足是必经之路，趁上司休息时在夜间独立进行手术，谁会放弃这样的机会？然而，这种逞强也是有后果的。我变得越发焦躁、易怒，迫切想回家。幸好，克里斯决定把一切交给时间，等待孩子自然康复。
“我们应该回去和孩子的父母谈谈。”他说。但我真没那个心情，以我目前的状态，我无法承受孩子父母的感激。治病救人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并不需要被过度夸赞。汽修工修汽车，而我有幸能修人体，并从中收获巨大的满足感。这对我来说已经够了。
在心脏手术的开创阶段，由于死亡率很高，患者对主刀医生的首要期望从来不是富有同情心。大多数人只希望找到一个能让他们平安下手术台的人，仅此而已。我在皇家布朗普顿医院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这一点。当时我是医院里最卑微的存在，负责告知手术室外的父母即将发生的不幸。通常，这意味着修复后的心脏心功能不佳，无法脱离体外循环，死亡已成定局。我的上司们都刻意回避这个艰巨的任务，谁又能怪他们呢？那时也没有心理学家为我们提供心理疏导。作为规培医生的我们只能找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护士倾诉，或者与她共舞。那是当时最好的减压方式，也比在值班时喝酒更安全。
无论彼时的我多么暴躁，克里斯坚持认为那对心碎的父母应该有机会与孩子的主刀医生交谈。当然，他是对的。就这样，他们再次聚集在孩子床前，哭泣的母亲握着被单下孩子冰冷的小手，一旁的父亲则紧紧搂着她的肩膀。作为医生，这样的场景注定要伴随我的职业生涯，但我从未后悔。我厌恶死亡，我会尽我所能阻止它发生。
我身上的蓝色手术衣已浸满汗水，整个人一身汗臭，疲惫不堪，但这对夫妇仍然恭敬地站了起来。我请他们坐下。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医生，他会活下来吗？”我给了他们渴望听到的答案。
“他会的。他是个幸运的孩子。”短短两句话让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他们的肩膀明显放松下来，孩子母亲又开始啜泣。虽然我的话带去了安慰，但我很清楚情况没那么乐观。孩子还有很多难关要闯，最关键的是要挺过感染。但对焦虑不安的父母来说，我的这番话比安定剂更有效。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他们，那根钢管让孩子失去了一半的左肺，但没关系，剩余的肺组织完全够用，他还能像以往那样踢足球。
这段对话恰巧成了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评估孩子的状况。尽管手术过程中他的体温下降了，但现在他盖着毯子，体温慢慢回升，脸颊泛着红晕。心率和血压也几乎恢复到正常水平了，两根胸腔引流管里也没有血液流出。术后回到重症康复病房后拍摄的胸部X光片显示，手术非常成功，忽略那几根破碎的肋骨，他和正常孩子没什么区别。我告诉克里斯和主管护士，我准备拔除引流管，因为孩子醒来后，这些管子会让他不舒服。的确，这比我们通常拔除引流管的时间要早得多，但我认为与其第二天让没有经验的新手拔管，现在由我亲自上阵会更安全。如果拔管操作不当，导致空气进入胸膜腔，剩余肺组织就会塌陷，男孩将需要二次手术。
当我拔除第一根引流管时，他突然惊醒了。他开始反抗呼吸机，护士问我是否要再实施镇静。如果是在配备有儿童重症监护团队的黑尔菲尔德医院，我会说“是”。但这里不同，他越早脱离呼吸机和其他任何可能出问题的支持手段，对他来说就越好。克里斯有些犹豫，但他明白我想离开这里，于是说道：“好的，管子可以拔掉了，但我会在这里多待一会儿，确保他呼吸正常。我们都不希望他再出任何问题，对吧？”他真是位绅士。他整夜都守在男孩床边，缓解他疼痛的同时确保其自主呼吸不受影响。
晚上11点半，我离开了赫默尔亨普斯特德医院，并在午夜降临前驶入了黑尔菲尔德医院的大门。总机就在正门旁边，我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回来了。此外，除非医院有紧急情况，我不希望在晚上接到电话。无论这个地区发生什么事，都与我无关。“还有一件事，”电话那头的人说，“那位叫萨拉的女士在晚上10点半来过电话。她说如果你在午夜之前回来，可以给她回个电话。”我考虑了一下，最终还是没有拨通那个号码。这个周末太漫长了，庄园和床铺在召唤我。但在此之前，我要去酒吧喝一杯，犒劳一下自己。说实话，我觉得这次经历让我成长了许多。至于我到底收获了什么，我是否失去了爱人，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失望
悲观主义者在每个机会中看到困难，乐观主义者在每个困难中看到机会。
——温斯顿·丘吉尔
我起了个大早来到医院，准备进行当天的第一例手术。这时，杰克逊先生走进手术室。
“早上好，史蒂夫。你的周末过得如何？”
我告诉他，我整个周末都在处理周边地区的创伤病例，忙得不可开交。他对此表示理解，但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失望。他说，他刚接到威科姆医院一位普外科医生打来的投诉电话。这是怎么回事？我的能力可是有目共睹的。原来，那位医生没找到手术记录，所以不知道我具体做了什么。那么手术记录去哪里了呢？尽管睡眠不足，但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坐在手术室角落，仔细记下每个细节。我绘制了一张示意图，在图上注明了每处刀伤以及我采取的措施。那是一份非常详细的手写文件，具有重要的医学及法律意义。这东西怎么会找不到了呢？
无论如何，我觉得周末陀螺般忙个不停之后，这样开启新的一周实在不合理。我感受到心中的怒火正在燃烧，而我并不擅长控制它。
我将手术刀放回器械推车上。
“对不起，杰克逊先生，我确实写了手术记录，他们显然弄丢了。这例病例交给您，我要去威科姆医院找手术记录了。”
当我脱下手术衣，大步走出手术室时，周围一片沉默，每个人都一脸惊讶。然而，我并没有去威科姆医院，而是冲向秘书办公室。我再次重复了手术记录的内容，附上了同样的图示，并要求将其传真给早上来电话的那位外科医生。她清楚那是谁，但我没有问。发脾气归发脾气，至少我这次有先见之明地保留了原件。毕竟，我迟早要在刑事法庭上解释我的行为。
我昨晚几乎没怎么睡，后果显而易见。尽管我向总机抗议过，但凌晨3点我还是接到了中央米德尔塞克斯医院的电话，说患者的胸腔引流管出血了。我完全不记得他们说了什么，我又是如何回应的。之后，我变得焦躁不安，无法再次入睡，整个人忧心忡忡的。无论承认与否，睡眠就像食物和水一样，是基本的生理需求。
在深度睡眠中，大脑会重播新获得的信息以巩固记忆，此外，大脑的废物清除系统在睡眠时最为活跃，而睡眠不足会导致大脑认知功能下降。执行功能，即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取决于大脑复杂的情绪调节中心与行为控制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睡眠不足时，我们会对奖励过分敏感，情绪反应增强，逐渐失去理性。
虽然那个时代对这一科学过程的认识尚有不足，但我刚刚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作为外科规培医生，我们的个性一直受到评断，而具体情况却未被考虑进来。所以我回去向杰克逊先生道了歉，然后做了一台肺癌手术，这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满足感。这可能显得我过于任性，但那天早上，我明显感到自己大脑的奖励中心空虚无比。
几周后，事实证明，那位当时昏倒在地无法回忆调查经过的警官想到了将那位医生丢弃的手术记录作为证据。那位医生想当然地认为会有一份打印版的记录。考虑到我当时匆匆离开，未和他讨论这例病例，没有强调将我的手写记录录入医疗记录中的重要性，也难怪他会这么认为。
下午，我接到一通电话，说威科姆医院的病人出现了脓毒症，问我是否对使用哪种抗生素有明确看法。被肮脏的刀刺了那么多下，感染始终是她面临的一大威胁，她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感染的细菌，有的细菌对抗生素更敏感。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吴医生今天看过她吗？如果看过，她怎么看？”对方答复：“我不认识吴医生，我想她应该只是在周末代班。”
“cut and run”是源于航海时代的俚语，指船只遇到危险时，为了躲避灾祸，船长下令砍断锚链，尽快逃走。后常用来形容面对困难时的逃避行为。此处指作者本人经常到各家医院做手术，手术结束后便离开。
在那一刻，凭良心说，我别无选择，我必须回去，尽我所能为她争取一线生机。否则，她能活下来的希望非常渺茫。我对她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在我的手术记录上，我通常把患者姓名一栏留到以后填写。有时候，也许永远都填不上。我觉得“逃之夭夭”（cut?and?run） 这个词是为我创造的。但不论怎样，她是某个人的女儿、姐妹，或者是某个孩子的母亲。她对某个人来说是宝贵的，尽管我不是她的主治医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弃之不顾。
那是我第一次注视她的脸，一阵悲伤涌上心头。如今，她的名字和家庭情况已被查明，但我不想知道。她只有24岁。我问警察知不知道是谁试图杀害她，答案在我预料之中。
“她的伴侣，听说他已经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那可怜的父母有没有来看过她？
“来过了，他们的心都碎了。”
女孩的眼睛被贴上了胶带。在重症监护室，我们经常会为昏迷患者这么做。但当我抚摸她的额头时，感觉又热又湿。他们有没有更换过她颈部开放性伤口的敷料？没有。
当我撕下那胶带，揭开浸满血的纱布时，还没看到下面的脓液就已经闻到味道了。令人作呕的绿色黏稠分泌物从伤口深处渗出——是由克雷伯菌引起的感染。这是一种令外科医生生畏的细菌，一旦感染，极易导致其他部位感染。
我现在有重要的任务。脓液需要直接送往实验室做分析。其他伤口也需要检查、拭子采样和清洁，还要采集血样送检，进行血培养。所有这些必须立即进行，不能等到明天，因为选对抗生素是关键。
聪明的年轻护士从我的话中感到了紧迫性。
“需要我给您推辆换药车吗？”她提议。“好的，”我说，“如果可以的话请再给我拿一套手术衣和一副手套。我要好好处理这个伤口。”我的帮手拉上帘子，掀开被子。除了大面积的伤口敷料，女孩身上只有一次性纸内裤，没有其他衣物。周六见到她时，她的脸色苍白而冰冷，但今天她的脸发热、潮红。她的身体明显在颤抖，我确信她患上了脓毒症。此刻，细菌正在她的血液中疯狂繁殖，每分每秒都在威胁她的生命。
她的腹部伤痕累累，当我揭开上面的敷料时，她的身体微微动了一下。为了不惊醒她，我停顿片刻。再次尝试时，她扭动了一下，发出了一声呻吟，然后设法撕开了一只眼睑上的胶带。她有一双湛蓝的眼睛，一头柔软的金发，上面还残留着血迹。那只锐利的眼眸在眼眶中转了转，然后紧紧盯住我，仿佛在说：“你这个浑蛋。”
我无法用戴着灭菌橡胶手套的手抚摸她的头，所以我把脸靠近她的脸庞，轻声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不会伤害你。我们都在这里守候你。”她似乎有所反应，闭上眼睛，逐渐平静下来。我没留意到护士在输液管中注射了更多镇静剂，天真地以为是我的声音起到了安抚作用。无论如何，药物总比言语更能安抚人。她的眼睛再次被贴上胶带，这次互动是我与那女孩的唯一一次沟通。我希望她能感受到我的善意。
在我成功将她从冰冷的利刃下拯救出来后，接力棒就交到了与细菌抗争的人手中。那些在她的血液中繁殖的细菌是她现在面临的最大威胁，必须在当晚采取行动。因此，为她换好药后，我准备寻找一位高级细菌学家。一如既往，这个过程从与值班实验室技术员的争吵开始。他不愿被来自其他医院的医生指责。随后，我被转接到了一位病理学规培医生那里，我坚持要求她务必与她的主任医师讨论这例病例。那个时代的高级医生都极力自我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这位险些惨遭杀害、经历了数小时手术的女孩抓住一线生机，我做了些什么呢？我对他们三个人说：“她明显出现了脓毒症，她的血压正在下降，尿袋里也没有尿液。我希望立即进行脓液培养，观察显微镜下的细菌，并请一位经验丰富的细菌学家告诉我她感染的是哪种细菌。”
几经周折，当我终于联系上主任医师时，我加了句刻薄的话：“如果我不能尽快得到帮助，我会让警察介入！”我知道这样说很粗鲁，我又无理取闹了，但又何妨呢？严重的身体伤害和谋杀是两回事，这个女孩还有机会。是挥刀杀人的恶魔得逞，还是她能幸存下来，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努力。
在返回黑尔菲尔德医院进行晚间病房巡视之前，我回到了她的床边。
“有什么进展吗？”负责照料她的那位机敏的澳大利亚人问，直率中透着一丝无奈，仿佛在暗示：你离开后，这个女孩怎么办？在这里，没有人将照顾这个可怜的孩子视为己任，但谁又能责怪他们呢？问题的根源在于，她本应在胸外科专科医院接受治疗，而胸外科专科医院没有急诊科。
当晚，我接到了威科姆医院的细菌学家打来的电话，说伤口感染不是由克雷伯菌引起的，而是由一种名为假单胞菌的细菌引起的。这个名字很有趣，因为它一点都不假。一旦进入血液，它就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尤其对于一个新陈代谢紊乱的瘦小女孩而言，它非常致命。他建议立即为她静脉输注大剂量的抗生素。
“你还告诉了其他人吗？”我问道，“我不在你们医院工作，麻烦你联系一下负责开药的重症监护室医生。谢谢你告诉我……”我克制住了自己，把嘴边的“这该死的好消息”又咽了回去。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个好斗的街头打手。
我越发担忧那个可怜女孩的状况，于是打电话给威科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与负责她的护士交谈。可悲的是，我原本期望她能比那些初级医生给出更多信息，但她的话让我感到沮丧。我离开后，她的血压急剧下降，所以他们正在使用大剂量的肾上腺素。她是否有排尿呢？这可是维持身体循环代谢的液体黄金。但自下午晚些时候以来，一滴也没有，一整天也只有很少一点。如果那个星期六下午，我寸步不离地守在她床边，情况会有所不同吗？让我心痛的是，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心脏外科医生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与循环系统打交道。在她体温第一次升高时，我就会取血样，做血培养。触摸到她冰冷的脚时，我就会警觉到她的病情恶化，不会放任到她的生命岌岌可危。这种情况下，不断增加肾上腺素剂量并不是解决办法，只会雪上加霜。肾衰竭只是开始，一旦一个器官功能衰竭，其他器官也很可能步其后尘。在那一刻，我知道她到早上就会去世。我关切的表情和鼓励的话语可能是那个可怜的女孩脑中记录的最后思绪。
被无力感裹挟，我瘫坐在酒吧破旧的真皮座椅上，茫然地凝视着玻璃吊灯。我不禁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有多少年轻医生也曾陷入同样的困境？他们是否像我一样为生命的脆弱而沮丧？我未收到任何我周末救治的其他患者的消息，我的思绪飘向了赫默尔亨普斯特德医院的那个孩子和他的父母。我想克里斯应该会密切关注孩子的康复情况，所以我拨通了他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她告诉我克里斯几乎整晚没合眼，一直守着那个孩子，但如果我真想和他说话，她会去叫醒他。我思考片刻，然后自私地说：“请帮忙叫醒他。”刚好，疲惫的克里斯非常乐意与我分享那个晚上发生的事。
男孩在我离开后很快恢复了意识，引流管也拔掉了。尽管神经阻滞减轻了他的疼痛，但他仍然感到不舒服，很是烦躁。他的母亲一直守在他床边，尽力安抚他。然而，身体的疼痛和可怕的事故记忆让孩子的情绪非常激动，他拽落了输液管，血溅得四处都是。
克里斯虽不是儿科麻醉师，但他是个父亲，知道怎么照顾好这个烦躁的孩子。此外，哭闹和挣扎在短期内对孩子的康复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反应提升了血压，促使他深呼吸和咳嗽，就像物理治疗一样，而这正是他在这个阶段需要的。因为胸壁疼痛和镇静会影响他深呼吸，导致二氧化碳在血液中积聚，整个人昏昏欲睡。
不安的情绪平息下来后，筋疲力竭的孩子终于一觉睡到了天亮。克里斯趁机为他插上了新的静脉输液管，并安排了一次床旁胸部X光检查。结果显示，孩子剩余的肺组织已完全张开。克里斯尽职尽责，一直等到早上儿科医生上班后，正式将孩子交给他才离开。正如人们常说的——“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来自赫默尔亨普斯特德医院的消息肯定是好消息。
现在打电话给巴尼特医院的伊斯梅尔或者中央米德尔塞克斯医院的菲尔已经太晚了，我只希望“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同样适用于他们的病人。也许明天我可以前往巴尼特医院进行术后回访，以借口逃避谢泼德女士那无聊的门诊。接着，我可以继续驱车南下，前往皇家自由医院。巴尼特是谢泼德负责的地区，所以她对这例病例非常感兴趣。我甚至收到一句赞扬：“干得漂亮，修复破裂的主动脉从来都不简单。”也许她又想起我之前协助她做的那台失败的主动脉修复手术了。至于错过门诊？起初，我感受到她锐利的目光和紧锁的眉头，然而意外地听到她说：“你应该露个面，这样才负责任。”太好了，我心想，我下午可以休息一下了。
中央米德尔塞克斯医院和巴尼特医院位于相反的方向。明智的做法是先给伦敦的菲尔打一通电话，看看他是否需要我到访。我请总机呼叫他，然后就是无尽的等待。也许他正在手术。大约在上午11点半，我再次给他打电话，这次他在几分钟内接了电话。
“嗨，史蒂夫，你之前叫我了吗？我刚刚在做一台胆囊手术。”
我直奔主题：“我打算下午去看看我们的病人，菲尔，你有时间吗？”电话那头陷入了沉默，一种不祥的寂静，以至于我在十英里外都感到了尴尬。
“哦，抱歉，史蒂夫。我应该给你打电话的。他昨天去世了。”
“死因是什么？”我愤怒地问道，尽管我早已知道答案。一定是那导致他心包破裂的致命撞击引发的心力衰竭。
“你离开后，他的血压就一直在下降。我们不断增加药物剂量，但他还是在昨天早上休克了。我们尽力了。”
“你本可以做些什么的，”我指责道，“插入主动脉内球囊反搏装置可能能救他一命。你本可以将他转到哈默史密斯医院，那儿离你们医院不过一英里，我可以帮你安排的。”电话那头没有回应，只有震耳欲聋的沉默。最后，我说道：“请务必为他进行尸检，即使验尸官没有要求。我有一种感觉，他的右冠状动脉可能有血栓，我不希望他的死被归咎于我的手术。”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二中午，我驱车穿过北伦敦，前往巴尼特，迫不及待地想在下午赶到皇家自由医院，给我的爱人一个惊喜。希望她今天是白班，能在下午4点半前下班。我们可以一起在汉普斯特德荒野散步，或进行一些更有活力的运动。我在巴尼特综合医院的接待处询问是否可以帮我找到伊斯梅尔。如果我独自出现在重症监护室，没人会知道我是谁。碰巧，他正在办公室吃午饭，虽然按照指示找到他并不费太多工夫，但当我见到那所谓的“办公室”时，这个词实在有点言过其实了。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扇窗。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供我们二人交谈，所以我们来到手术室的护士休息室。在那里，他热忱地把我介绍给了三位漠不关心的观众，说我是那位在周末英勇拯救了多发伤患者的心脏兼脑外科医生。尽管他们对此无动于衷，但这些话至少证明那个人还活着。
“他的情况怎么样？”我小心翼翼地问。
“还不错，”伊斯梅尔说，“从心血管来看，他状况良好。胸部X光片看起来很好，他也能自主呼吸。在修复脊柱和骨盆之前，我们正在等待他苏醒。目前已有一些积极的迹象，但他的腿还没有动过。”
“什么积极的迹象？”我的话里带着明显的失望。
“昨晚他的血压上升了，他们以为他要苏醒了。然而，重症监护室又给他注射了镇静剂，此后他就没有任何反应了。但我仍然保持乐观的态度。”
“那我们去看看吧。”我嘀咕着，喝完了手中难喝至极的咖啡。
我们到达病房时，那个全身裹着绷带的破碎身体静静躺在角落，一旁的呼吸机在呼呼作响。这种异常的声音本身就暗示着通气存在问题。于是我立刻要来听诊器。他的左侧肺部没有空气进入的声音，即修复主动脉的那一侧。更重要的是，当呼吸机向他的右侧胸腔注入空气时，发出了尖锐的声音。思考着这些发现，我低头看到了胸腔引流管，它们依然原封不动地留在患者的胸腔内。两根胸管都被夹子夹住了，立刻揭示了问题所在。我取下其中一只夹子，空气迅速进入水封瓶，发出嘶嘶声，就像是浴缸中的一声响屁。
我转向照顾他的护士，愤怒地质问道：“该死，你为什么夹住了引流管？”她慌得脸一下子红了，茫然地看着我。我意识到自己太冲动了，我不该对护士发火。护士只负责执行，不作决策。伊斯梅尔出面解围。
“对不起。我们通常会在拔除胸腔引流管之前钳夹一小时。出血很早就停止了，我以为你会希望我们把它们拔出来。”
尽管情况不妙，我还是尽量直接而礼貌地回应。
“他肺部一定有漏气的地方。那是一种张力性气胸。再晚上几分钟，他就会心搏骤停。”我说得够明白了。引流管仍在冒气泡，所以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它最终会停止冒泡，但在此之前，引流管必须保持在原位。医学不容半点闪失，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就能决定生死。最坏的情况一旦发生，就没有回头路了。
我又用听诊器听了听，能听到正常的呼吸音了，呼吸机的声音也正常了，通气不再受阻。我问：
“他上一次做胸部X光是什么时候？”
伊斯梅尔回答：“昨天下午。”
“现在请再做一次。”这意味着我必须在巴尼特综合医院至少等待一个小时才能看到结果。但我还能做什么呢？我有些气恼。
这时，重症监护室的一位医生走过来打招呼。她看起来有点面熟。接着是绕不开的对话，她说幸好我周末来到这里，帮了他们大忙，以及我竟然能够通过一次手术修复好主动脉，并解决创伤性脑出血。
“你真的很了不起。”她说道。伊斯梅尔点头表示同意，我也兴奋起来。“不知道你是否记得我，你在皇家布朗普顿医院工作的时候，我也在那儿。”她接着说道，“我是一名胸内科主治医师。有一次我们请你去看一个病人，你来的时候穿着布罗克勋爵手术靴。当时有传闻说你在一次长时间手术中用一根橡胶管子在靴子里排尿。”她向伊斯梅尔解释道：“我们都觉得这太好笑了。”她能用“排尿”这个词，一定是上流人士，我暗想。在斯肯索普，没有人会说“排尿”。
她说得没错。那天是圣诞节，住院医师们聚在一起喝了点啤酒。晚上突然送来一位从冰岛来的主动脉破裂患者，我思考了很久，怎样才能够在手术台上坚持数小时，辅助我那脾气暴躁的德国老板完成这台手术。机智帮我克服了困境，而那个喝醉了的高级住院医师出尽了洋相。
“看来你还在胸外科，”她继续说道，“你似乎非常适合这个领域。”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侮辱还是一种赞美。年轻时打橄榄球的日子在记忆中已经有些模糊了。我甚至怀疑，在某次派对之后，我是不是与她发生了关系，只是不记得了。所以我尽量保持低调。
“哦，我当然记得了。”但实际上我并不记得。“我现在在黑尔菲尔德医院工作，但很快我就要去美国专攻心脏外科了。我也很喜欢创伤外科，它总是带来新的挑战，尤其在不同医院做手术，就像在不同战场上作战一样。”
我事后意识到这样说好像不太妥当。将那些地区综合医院比作战场有些冒犯，但在过去几天里，那确实是我的真实感受。而且显然我的手术死亡率会相当高。
“我叫西莉亚。一起喝杯茶怎么样？”伊斯梅尔还要坐诊，而我只能在这里干等，等待有人给患者做X光检查。所以我欣然接受了她的提议。借此机会，我回忆起了我在富勒姆路上那家著名医院学习的日子，那是我外科事业的起点。然而，我很快就明白了她与我搭讪的真正动机。她说：“既然你在这里，你能否帮我看看另一位病人？”于是，我的美好下午化为了泡影。
患者住在重症康复病房，没有上呼吸机。尽管如此，这位嘴唇发绀的老太太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张着嘴，气喘吁吁。在询问之前，我脑中迅速浮现出两个可能的诊断。首先是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气肿，这是常年吸烟的常见后果。其次可能是肺癌，肿瘤扩散压迫气管，导致呼吸困难。在职业生涯早期，我发明了一种能缓解此类阻塞的装置，备受欢迎。它叫“韦斯塔比管”，制造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顺便提一句，它并非我发明的最知名的管子之一！
西莉亚将患者的胸部X光片放在灯箱上，我们一同仔细观察。右侧肺几乎完全不透明，这是胸腔积液的表现，他们尝试过穿刺抽取积液和放置胸腔引流管以引流，但均失败了。这可怜的老太太确实患有肺气肿，左肺的影像学改变非常明显。她还患有严重的肺炎。右肺周围积聚的液体已经被感染，形成了我们所称的脓胸。脓液会凝固并包裹肺组织，导致其无法膨胀。这些问题使她出现了呼吸衰竭，生命岌岌可危。经过一段时间的抗生素治疗后，她脱离了呼吸机，但现在她的状况非常危急。
西莉亚开门见山。
“当我听说你要回来时，我就希望你能为这位老太太动手术。重新为她上呼吸机毫无意义，她将永远无法脱离呼吸机。如果你能帮她渡过难关，她的家人会尽心照顾好她，而且他们都戒烟了。”
这时，那位创伤患者的护士把刚拍好的胸部X光片递给了我。片子一切正常，但我已经有种不祥的预感。看来在汉普斯特德荒野散步的计划泡汤了，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说：“当然，我很乐意帮忙，但我不认为我们能在短时间内联系到手术室和麻醉师，而且……”我撒了个谎：“我今晚还要回黑尔菲尔德医院值班。”
“其实这些我都考虑到了，”西莉亚说，“在你到达医院之前，我打听过你的排班了，并让她空腹等候，为可能的手术做准备。”她羞怯地冲我笑了笑。命运已经注定，我最好欣然接受。我回到那位奄奄一息的女士床边，握住她冰冷而汗湿的手，用典型的北方口音说：“您好，亲爱的，我是来自黑尔菲尔德医院的医生。为了让您更舒服些，我们恐怕要做个开胸手术，您可以接受吗？”她憋气憋得没法说话，用力点了点头。几次艰难的喘息后，她问：“你认为我能下手术台吗？”老实说，我不知道，但我应道：“当然能，之后您可得请我喝一杯。”她松了口气，虽然还在喘息，但没那么紧张了。我们最好尽快让她入睡。
当我关好她脆弱的胸腔，回到休息室时，已经是晚上8点半了。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如果萨拉在值夜班，这时应该还在医院。于是我拨通了护士站的电话，等了好一会儿，才有人接电话，我迫切希望听到她的声音。然而，我听到的是：“您好，急诊科。我是艾丽斯，有什么可以帮您？”
“请问麦克杜格尔护士在值班吗？”我得到的答复简单粗暴：“不，她今天上早班。按照排班表，她明天才上晚班。”电话随即被挂断。
忐忑不安的我又拨通了她在护士宿舍的电话。我之所以不安，是因为我不知道当得知我要去找她，她会作何反应。
巴尼特离皇家自由医院不过15分钟路程，此刻的我就像被萨拉这块磁铁吸引的铁屑。我本该在5个小时前就去找她。接电话的是她的一个室友，我认识她。我能明显感到她不太喜欢我。她告诉我萨拉已经出门了，我可以想象她脸上幸灾乐祸的表情。
她知道萨拉去了哪儿吗？我敢问是和谁在一起吗？
“和一个男人。”她直言。
于是，我带着疲惫和失落，启程返回黑尔菲尔德医院。当我与总机确认时，又有一个“好消息”等着我。
“你在威科姆医院的病人去世了。”
文化冲击
挑战使生活充满乐趣，而战胜挑战让生活富有意义。
——乔舒亚·J.马林
1980年新年前夕，上午10点50分，我从希思罗机场起飞，离开了我在乎的每一个人。那时我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余地，那是我憧憬已久的机会，我希望它能成为我外科职业生涯的里程碑。下午晚些时候，我踏上了伯明翰机场的停机坪。这里并不是深冬时寒风凛冽的英格兰伯明翰，而是湿热的美国南方城市，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