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即将生活和工作的这座城市，我了解多少呢？重要的是，这里拥有世界顶级的学术型心脏外科中心——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医院。20世纪50年代，约翰·柯克林首次成功将人工心肺机应用于心脏直视手术，他是现代心脏外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几年前他离开梅奥诊所，来到这里工作。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只身拖着一只塞满旧衣的破行李箱来到了这座城市。除了这一著名的医疗中心，伯明翰也是一座工业城市，就像童年时我的家乡一样。在伦敦和剑桥待了这么多年后，我仿佛重返故里。
年少时受新闻报道的影响，我对伯明翰的了解比大多数美国城市都要多。那个年代，这个城市作为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地方而恶名远扬。它是众所周知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堡垒，也是民权人士反抗种族歧视的战场。在一次暴力示威运动中，马丁·路德·金被捕。他在狱中写下了那封著名的《伯明翰监狱来信》，作为对要求他停止游行的当地白人牧师的回应。那次游行中，警察以无情的暴力对待示威者，造成了流血事件。这封信随后被泄露，连同揭示对示威者残酷暴行的图片一起传播开来。时任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坚决捍卫种族隔离制度，并得到了最激进的三K党分支的支持。当时，黑人家庭和教堂经常遭到爆炸袭击，令这座城市获得了“亚拉巴马州爆炸城”的诨名。
我还记得年少时在文法学校学到的一起臭名昭著的事件。1963年，美国联邦法院已下令亚拉巴马州所有公立学校实行种族融合。伯明翰第十六街浸信会教堂是当时包括马丁·路德·金在内的民权人士定期聚会的场所。教堂内，孩子们正在上主日学校；教堂外，许多非裔美国教民正在阳光下虔诚地做礼拜。就在这时，一枚炸弹被引爆，碎裂的玻璃和砖块无情地袭向会众。大多数大人被疏散了，但教堂随后坍塌，弥漫着烟尘。大约有20名伤者被送往医院，然而4名黑人女孩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教堂地下室的瓦砾下。
这是短短两周内三K党实施的第三起爆炸袭击。当成千的愤怒的亲属聚集在教堂周围抗议时，华莱士派遣了州警察。极端暴力在伯明翰蔓延，又有两名示威者被枪杀，直到美国政府派遣国民警卫队介入，暴乱才平息。最终，生命的损失促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64年《民权法案》。
从机场出来后，我打车前往市中心的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医院，接着就是马路对面的希尔顿酒店，那是我初到伯明翰那几天的住所。出租车司机是个健谈的家伙，似乎很喜欢我的英式口音。我问他是否参与过那些民权示威活动。没想到，他不仅参与其中，还曾与一名丧生的孩子的父母有过接触。感动于我对这件事的关注，他掉转车头，带我去第十六街看看那座教堂，如今它已重建为一座纪念馆。
在我看来，尽管如今种族隔离已在制度上废除，但仍然不难感受到其存在。在朋友的建议下，我在远离喧嚣市中心的霍姆伍德的白人社区租了一间公寓。一位新朋友送了我一把左轮手枪，让我放在破旧的丰田卡罗拉的手套箱里，因为我经常要在夜间开车往返医院。这增加了一些浪漫色彩。我在贫民区的爵士酒吧和地下酒吧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这里的人似乎对英国南方口音很感兴趣。而且不出所料，“爆炸城”对一个有志于创伤外科的人来说是个理想之地。
在柯克林医生的科室里工作非常辛苦。每天早上5点，我就要参加重症监护病房的查房，早上7点已经准备上手术台了，晚上还要泡在实验室里忙到深夜。鉴于我有生物化学学位，我被分配了一个项目，研究心肺机表面物质与患者血液发生相互作用引起炎症反应的化学机制，这种反应有时会威胁患者生命。这项工作包括将合成材料与人血放到试管中进行培养，然后寻找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炎症反应触发因子。这项工作很重要，当我在柯克林医生的心脏手术患者中发现了同样的物质时，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事实上，手术结束时患者血液中的炎症标志物浓度与患者术后出现肺损伤或肾损伤的可能性密切相关。然而，毫不奇怪，实验室的工作常常是枯燥乏味的。我常常把血样交给技术人员处理，然后悄悄溜到急诊接待区，看看哪些护士在值班，并加入其工作。
很快我就意识到，这里的创伤护理水平远超我的国家。柯克林不仅是心胸外科主任，还是整个外科的主任，而且我感觉他的所有科室都拥有无尽的资源支持。在这座城市的重工业和种族冲突的背景下，创伤救治本身就是至关重要的专业领域。美国人通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积累了丰富经验，其外科军医在战争中获得了大量手术经验。配备军医的直升机在亚洲战区是必不可少的，而在美国大多数州，它们也已成为创伤患者长距离转运的首选。早在1973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全国紧急医疗服务系统法案》，确立了民用直升机伤员转运机制，并在全国培训了大批急救技术人员。这些举措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创伤救治中，时间就是生命。
1981年，美国的创伤中心和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下的医院急诊科有什么不同呢？换个问法，如果有一位因多发创伤血流不止的垂危患者被送到医院，他应该由一位正忙于救治哮喘患者的初级医生治疗，还是由一名在越南战场上久经沙场的外科医生治疗呢？答案显而易见。创伤是英格兰地区各个年龄层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每年因创伤死亡的患者超过16000人。这一背景下，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创伤救治方法可以接受吗？一个更好的体系能够拯救多少生命呢？
有一天，我在浏览急诊科的书架时偶然发现了一本名为《伤员最佳医院资源》的手册。这本手册是1976年出版的，涵盖了创伤救治的各个方面，详细规定了创伤患者从院前急救到送抵急诊室所需的人员和设备配置。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是有效的。这本手册出版五年后，美国各地建立了专业的创伤救治机构，将严重创伤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了25%。对一个饱受种族冲突和枪支文化困扰的工业城市来说，一所创伤中心的意义绝对不小。
一个闷热的夏夜，我正在接待处吃着冰激凌，突然，墙上的红色电话响了。简单几句话便让整个团队进入警备状态。
“直升机将在十分钟内降落。患者处于休克状态，头部和胸部有多发枪伤。”
几分钟后，心胸外科和神经外科值班住院医师提前到达，做好迎接患者的准备。回想自身的经历，当我被召唤到偏远的综合医院时，那些危重创伤患者已经苦等了数小时，真是鲜明的对比。
美国有一项既定原则，即在直升机转运穿透伤患者的过程中不予补液。这一原则基于战时经验得出，理由非常明确：若患者没有迅速大量失血，其身体会进入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血压下降和身体自身的凝血机制共同阻止了危及生命的出血，此时如果为患者输液以提升血压，只会破坏这种平衡。甚至有一项在华盛顿特区发表的学术研究表明，与能提供高级生命支持的救护车相比，由私家车送往医院的穿透伤患者最终存活的概率更高。这是个可悲的事实。
几年后，当美国外科医师学会在“高级创伤生命支持”（Advanced?Trauma?Life?Support，ATLS）方案中倡导院前救治时，这一问题在英国引起了极大争议。该方案建议，在院前救治阶段，应对低血压创伤患者进行积极的静脉液体复苏。这里的“低血压”指血压低于100毫米汞柱。然而，从心脏外科角度来看，这个血压远不足以威胁生命。
在职业生涯后期，当我开始撰写关于院前救治的教科书时，我也参与了相关讨论。在1999年出版的《心胸外科创伤》一书中，休斯敦著名创伤外科医生肯·马托克斯曾写道：
对穿透性胸部创伤患者来说，与手术前再补液的延迟液体复苏相比，在院前救治阶段进行液体复苏会产生不利影响，而这些数据似乎也适用于钝性胸部创伤患者。
在急诊室急救阶段，宝贵的时间不应该用来增加胸部创伤患者的“容量负荷”。这种积极的液体复苏会增加肺水肿和肺实变的风险。这一阶段，应有意识地控制液体输入量，避免液体超负荷，因为过于积极的液体复苏会导致多种并发症。
这一观点是多年来奋战在创伤救治前线的马托克斯，基于自己在军队与民众中的创伤救治经验得出的。这让我回想起了那个漫长的周末。等我抵达医院时，患者体内已经充满了冰冷的液体，其血液无法凝结。作为他们的主刀医生，最终责任要由我承担。胸部创伤的救治本身已困难重重，而错误的救治原则使其难上加难。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感到无比沮丧。
那天晚上，还有一点让我感触颇深。患者抵达前，负责操作全身CT扫描仪的放射技师在做迎接患者的准备。CT即计算机体层成像，是X光成像与计算机科学结合的产物，可以提供身体横断面图像。20世纪70年代，英国EMI公司的科学家发明了这种技术，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大脑和体腔内部的诊断模式。
1971年，世界上第一台CT扫描仪被安装在了伦敦北部的诺斯威克公园医院，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在推广这一设备方面进展缓慢。与此相比，梅奥诊所和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迅速将这一设备引入美国。到1979年，当CT扫描技术的发明者获得诺贝尔奖时，已经有200台CT扫描仪被安装到美国的医院里了。那时我已在伦敦和剑桥的知名教学医院工作多年，却还从未见过一台CT扫描仪。主要原因是成本高昂。然而对创伤和癌症患者而言，CT技术意义非常重大，它有助于我们更快进行诊断，确定手术时机。
那晚我激动不已，像个孩子一样爬上屋顶，只为目睹直升机的降落。对我来说，那一刻是我在美国的高光时刻，我见证了比我的国家领先了几十年的光景。在亚拉巴马州，用直升机转运枪伤患者不过是对越南战争时期抢救生命的经验的延续。信息非常明确：将危重伤者尽快送到手术室，而不是在街头就地救治。手术室才是救命的地方。过去如此，现在亦然。
这名患者被送来时浑身都是枪伤。躯干有四处枪伤，头部有一处，但他仍能自主呼吸，其血压也可以被测到。他还活着，说明子弹没有击中胸部主要动脉，也避开了维持他呼吸的脑干。他被紧紧固定在担架上，从直升机上被抬下来，转移到担架车上。路上的每一次颠簸都让他发出痛苦的呻吟。接着，他被推进了停机坪上直通急诊室的直梯，创伤团队在那里等候着他。整个过程按部就班地进行。抵达急诊室后，麻醉师在他左臂上建立了一条静脉通路，与此同时，身着医用围裙、佩戴橡胶手套的护士和急诊室技术员剪开了他身上浸血的衣服。他是位非裔美国人，因而难以通过肤色来判断失血情况。但他有出汗、发冷的症状，脉搏快而弱，从腕部几乎难以感知。
从为他脱去血衣后露出的入口伤口来看，他是被低速子弹从背后近距离射中的。另一颗子弹从右耳上方射入，穿过他的颅骨，最终在额头顶部爆裂形成出口伤口。即使是我，也能看出他当时在努力躲开一个决意杀他的攻击者。我好奇，那个人会是警察吗？但这并不重要，他是圣人也好，罪人也罢，救治流程都是一样的。
第一根静脉通路的作用是镇静，让他不再躁动，便于我们进行之后的抢救。毫无疑问，麻醉剂进一步影响了他的血压。巴比妥类麻醉药注入后，他的血压值随即被大声宣读给在场所有人。
“右臂血压70/40毫米汞柱。”
“没问题，”麻醉师回答，“再开放一条静脉通路，我完成麻醉插管后做颈内静脉插管。”
那意味着要在被打结的头发和黏糊的血块遮盖的头部伤口周围进行操作。只见麻醉师抬起患者的方下巴，手持喉镜，熟练地将弯曲的喉镜片置入口腔，沿紫色舌体抵达舌根与会厌交界处，上提喉镜，间接拉起会厌，显露声门。声门正下方的声带清晰可见，等待着坚硬的气管导管插入其间。操作正确的话，带有可充气套囊的塑料气管导管能够保持气道通畅，确保肺部有足够的氧合。希望如此。
由于右肺创伤，大量气体进入血循环，患者胸腔内充满了泡沫状血液。用听诊器听诊发现，左肺呼吸音正常，而右肺呼吸音完全消失。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放置胸腔引流管将右侧胸腔内的血液和气体排空，才能促使右肺复张。有人再次宣读了患者的生命体征。
“血压60/35毫米汞柱，心率118次/分。”
“好，用加温器为他输一些O型阴性血，”深思熟虑后，创伤团队负责人给出了回应，“现在先不要补液，先通过输血将血压调整到80毫米汞柱，暂时不要更高。”
这袋血的作用立竿见影。患者的血压升到了一个合适的水平，表明他没有心脏压塞。人们可能以为任何与心脏有关的枪伤都会迅速致命，但根据我的经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我记得曾接诊过一个年轻人，一颗手枪的子弹直接穿透了他的心脏，停在了对侧胸壁。心脏压塞救了他的命，因为他在入院前没有接受液体输注。我缝合了两侧的伤口后，他恢复得很好。
我感到那位被指派为患者放置胸腔引流管的住院医师是个新手，他正紧张不已。坦白说，他完全不知所措。在患者已经失去意识的情况下，他仍要求进行局部麻醉，而且也不确定该从哪里下手。“我来帮你吧。”我客气地提议，他欣然接受了。几秒钟内，我就用手术刀做好了切口，将带有穿刺针的引流管置入胸腔深部，远离心脏。一拔出穿刺针，胸腔内的血液和空气就顺着引流管流到了引流瓶中，患者的呼吸音变得清晰起来。整个救命操作只用了两分钟。“看来你以前做过。”麻醉师评论道，他对我一无所知。
患者很快就有了好转的迹象，但胸腔引流管里还是不断有血液和气体排出。还有一个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头部和胸部的枪伤。应该先处理哪个？他的头上除了鲜血，还有灰色的脑组织碎片。他的左侧瞳孔比右侧大，提示脑组织受压。不过，用手电筒照射双眼时，瞳孔还会收缩，这是个积极信号，表明最重要的脑干功能是正常的。
情况稳定一些后，是时候评估他的伤势了。我们不仅可以依靠我习惯的X光片，还能用时髦的CT扫描仪生成立体图像。几分钟获得的图像可以精确显示子弹的路径、造成的伤害及其停留的位置。然后，外科医生就可以清晰地规划治疗方法。这与我在英国只能凭想象开“潘多拉魔盒”般的治疗方式截然不同。CT扫描仪将揭示创伤情况，并指引我们如何应对。
随着深蓝色血液从胸腔内不断被引流出来，他的血压又开始下降了。因此，即使CT扫描结果还没出来，先做胸部手术已成必然。毕竟，不论扫描结果如何，首要问题都是控制出血。等不及CT片子出来，胸外科医生和患者已经在去往手术室的路上了。
我受邀以第一助手的身份参与手术。另一边，那名住院医师正在把一张张CT片放在观片灯箱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CT片，真是大开眼界。那根胸腔引流管已将大部分血和气体排空，使肺得以复张。那几颗低速子弹穿透组织后在胸腔内弹开的路径也清晰可见。其中，两颗子弹的位置很清晰。一颗在打碎一根肋骨后碎裂开来，散落在胸腔里，还有一颗落在了横膈上。奇怪的是，患者后背还有一处入口伤，子弹射入时击碎了肩胛骨，但在头部、颈部以及胸部的CT片上都找不到这第三颗子弹的踪影。患者身上也找不到相应的出口伤。这非常奇怪，甚至有点诡异。
打开胸腔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一只蛤蜊，也像是掀起汽车引擎盖，排查发动机故障。我们一打开胸腔，鲜血就哗哗流入吸引器中，紧接着是紫红的血块，像蛇一样悄无声息地从胸腔内滑出，落到了手术室的地板上。我们让麻醉师先封堵患者的右肺，进行单肺通气，使损伤的右肺萎陷，体积缩小，以更充分地暴露术野，探查出血点。正如我们预想的那样，他的心脏和主要动脉似乎都完好无损，但肺根部有明显出血。一颗子弹击穿了将血液从肺部输送回左心房的两根主要静脉中位置靠下的那根。由于该静脉血压较低，失血速度相对有限。此外，修复起来也很容易，只需几针就可以解决。值得庆幸的是，肺组织大部分出血已经自行停止，这就是让他自身的凝血机制发挥作用的好处。
成功取出两颗子弹后，我突然想到了第三颗子弹的下落。那颗“消失”的子弹进入血管后随血流不断移动。早年在纽约哈勒姆的一家医院工作时，我第一次遇到了这种“子弹栓塞”现象。眼下这位患者的情况是，子弹随血流由肺静脉进入左心房。接着，它通过二尖瓣（或称“僧帽瓣”），进入负责泵血的左心室。左心室心肌强大的收缩力能将异物从主动脉瓣射出，进入动脉系统。然而，因为体积过大，许多异物无法进入脑血管导致人中风。它们往往继续随血液循环前进，直到阻塞下肢动脉。果不其然，当想到这一点时，我们发现他的右腿摸上去比左腿更凉，且动脉搏动消失。那是我职业生涯中处理的唯一一例子弹栓塞。最终，我们在腹股沟处做了个小切口，将这颗子弹取了出来。
尽管找到这“消失”的最后一颗子弹很重要，但眼下更要紧的是为肿胀的大脑减压。现在，胸部创伤不太可能威胁他的生命，但头部枪伤却很有可能。根据入口和出口伤口的位置判断，那颗子弹可能穿透了他眼睛上方的多个脑叶，但没有越过大脑中线。更重要的是，子弹避开了脑干和重要血管。那位开朗的神经外科住院医师表示，这类患者中有九成在到达医院前就会死亡，而那些活着到达急诊室的，仍有一半会丧命。这再次证明了他是个幸运的人，如果救治得当，他一定能活下来。
第一次看到脑部CT图像的感觉十分奇妙。我的眼前仿佛展现了一个真实比例的大脑模型，完美复刻了所有的脑叶和褶皱，创伤也清晰可见。屏幕上呈现出一个头部的椭圆截面，周围是明亮可见的破碎颅骨，内部则是灰色的脑组织。其中，一道像飞机尾迹一样的模糊线条揭示了子弹进入头部到最终离开的路径。入口处下方，明亮的骨片穿透了灰色的脑组织。而出口处下方，则散布着较大的骨片，子弹从这里穿出，像一束穿云而出的阳光。遭受创伤的大脑竟能呈现如此美妙的艺术感。
所谓的“飞机尾迹”，实际上是神经组织内的血块。而在出口伤口下方，有一团血液积聚明显改变了脑部结构。这种硬膜下血肿导致患者出现了瞳孔不等大的问题。传统头颅X光无法清晰地展示这种病理变化，而在这张经过计算机处理后的图像上，情况一目了然。
对我而言，大脑就像是一个盛在瓷盘里的果冻块。不同于其他部位，大脑在手术中不需要切割或缝合，而是在颅骨上开骨窗，小心翼翼地将其下牛奶冻般的灰色或白色脑组织碎片吸出。对这位患者来说，他的大脑更像是破碎的草莓果冻。除了那块血肿，CT片还显示他的脑组织肿胀明显，需进行手术减压。所谓减压就是在颅骨上选取合适的位置，钻出多个小孔，用开颅锯小心地将它们之间的骨骼切开，再将骨瓣铣开，减轻颅内压力。取下的骨瓣会被妥善保管在冰箱中，待脑组织肿胀减轻后再放回原位。当然，前提是患者能够活下来。他入院时处于半清醒状态且有自主呼吸，提示预后良好。入院后的急救措施及时而审慎，避免了增加颅内压力。子弹导致的右脑损伤可能导致患者左半身运动或感觉受限，但其他大脑功能，包括认知、记忆、语言和视觉由左右半球共同控制，如果减压手术效果理想，这些功能应该不受影响。
神经外科医生与心脏外科医生的个性截然不同。我以前常将我们心脏外科医生称为特种部队，而将他们称为情报部队。我非常渴望能近距离观察脑部枪击伤，于是在手术室里待到了凌晨。手术过程有点像打开一个半熟的水煮蛋，让蛋黄流出来。只不过这个蛋黄是红色的，而破碎的脑组织则像米布丁一样。这样的操作不能用手术刀，只能用吸引器完成。医生要将损伤的灰质小心地剥离出来，同时保留剩余组织。看着眼前这团脑组织，我不禁好奇，在被子弹击中之前，里面流淌着怎样的思绪。
清创完成后，主刀医生用生理盐水将大脑表面冲洗干净，对每处出血点进行电凝止血。这与我习惯的惊心动魄的胸部手术完全不同。
我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返回霍姆伍德再回来了。于是在车后座休息了大概一小时后，我就回到了医院。我在外科医生更衣室冲了个澡，换了件手术衣，开启了新的一天。这是我职业生涯的日常。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病例等着我去学习，睡觉简直是浪费时间。
一闲下来，我就会开始胡思乱想。支离破碎的生活究竟给我留下了什么？我想到了我的女儿杰玛，想象着她此刻在遥远的剑桥享用早餐的情景。之后我又好奇萨拉此刻会在做什么。那里应该处于上午10点左右，她或许正在急诊科上早班，抑或刚结束一个漫长的夜班。至于其他可能性，我不愿去想。毕竟选择离开的是我，而我无法将她束缚在修道院里。她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抢救那位头部枪伤患者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旁人都认为已无力回天——尽管他们确实是正确的——但她依然选择放手一搏。我好奇在她忙碌的伦敦生活中，她是否想到过我，还是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或许她遇见了另一位医生，或者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这是她的人生，我不应该再纠结于此。我走向了手术室，开启了在亚拉巴马又一个忙碌的一天。
伯明翰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在伦敦的一家医院里，在患者入院后的一小时内，相继完成紧急开胸手术和开颅手术的概率有多大？以我的经验来看，概率几乎为零。这让我想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类比。一边是身强体壮、训练有素的亚拉巴马大学橄榄球队，正按战术安排组织进攻；另一边是我们医学院狼狈的橄榄球队，刚经过酒吧的彻夜狂欢。亚拉巴马大学的“红潮队”是全美最负盛名的橄榄球队之一，在美国大学橄榄球联赛中表现优异。我经常在医疗中心附近的健身房里观看他们啦啦队的训练。拯救生命从来不是业余爱好者的游戏。我想这很好地概括了我在这里学到的工作态度。我将带着这样的态度回到伦敦，完成我所谓的规培。
之后，我迎来了职业生涯最重要的转折点。那是1981年7月24日，星期五的上午5点30分。去重症监护室查房时，我发现住院医师们都围在一位病人床前，病人已经奄奄一息，空气里却蕴含着莫名的兴奋。这让我很好奇。原来，前一天晚上，在得克萨斯心脏研究所，登顿·库利博士完成了世界上第二颗全人工心脏的植入。当时，距离第一例全人工心脏植入的失败已过去整整14年了。其间，不同研究团队曾对这一手术有过巨大争论。不管怎样，我都决定亲眼见证这历史性的突破。于是，当晚我便搭乘航班通宵赶往休斯敦。
破晓前，我从机场搭乘夜间巴士，经过渐明的地平线，来到了恢宏的得克萨斯医疗中心。终于，我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得克萨斯心脏研究所。趁天还没亮，我在接待区将几把椅子拼在一起，稍作休息。星期六的早上6点，一位接待员走过来，友好地询问我是否需要帮助。她可能以为我是个流浪汉，因为我看起来确实有些邋遢。于是，我骄傲地用我最标准的英式口音告诉她，我是来自伦敦的心脏外科医生，特地来拜访库利博士并看望他的人工心脏植入患者。我还特地提到我和库利博士都曾在伦敦的皇家布朗普顿医院受过培训，我相信他会很高兴见到我。
她回答说：“真巧，库利博士刚从你身后的大门进去。”
就这样，来自斯肯索普的闯入者遇见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心脏外科医生。他高大、英俊、威严，完全符合心脏外科医生的形象。而且他彬彬有礼、善解人意。我对他说，我在与可敬的柯克林医生共事，并且我们都曾在富勒姆路二尖瓣切开术的先驱——奥斯瓦尔德·塔布斯手下担任住院医师。他表现得饶有兴趣，尽管那感觉已经是很久前的事了。
库利博士亲切接待了我。尽管是周末，他的秘书早上6点半就到了，并为我们沏了茶。随后，他带领我参观了配备100张床位的重症监护室、拥有24间手术室的手术中心，以及他的博物馆。我们还一起合了影。我被迷得神魂颠倒。到了下午，病人的情况变得不太乐观。植入他体内的巨大装置不仅破坏了红细胞，还压迫和阻塞了肺静脉，导致了我们所称的肺水肿。为了改善患者的氧合并维持血液循环，医生们还采用了一种叫作体外膜肺氧合的新技术，为患者在等到合适的供体前争取时间。不用说，库利博士很灰心，但他仍抽出时间打电话给一位体外循环灌注师，请这位迷人的女士在晚上带我逛逛休斯敦。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当晚，合适的心脏供体出现，移植手术随即开始，她被召回医院，我也得以初次目睹安装在胸腔内的全人工心脏。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了，甚至觉得可以不坐飞机直接飞回伯明翰。但遗憾的是，与第一次一样，这次治疗以失败告终。不到一周，患者就因心力衰竭去世了。尽管如此，几周后，在美国、苏联、中国、日本等国家，新的人工心脏项目陆续涌现，唯独在英国没有。正是在那个时候，犹他大学人工心脏工程师罗伯特·亚尔维克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中写道：“如果人工心脏要实现其目标，它必须不仅是一个血泵，仅能用、耐用、可靠是不够的，它必须让人忘记它的存在。”换言之，人工心脏应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这是个非常高远的目标，也是我矢志不渝的追求。而在之后的职业生涯里，我与得克萨斯心脏研究所结下了不解之缘。最终，我有幸获得了他们授予的最高荣誉——雷·克林顿·菲什科学成就奖，柯克林博士也曾获此殊荣。
亚拉巴马州的秋天魅力非凡，到了夜晚依然温暖宜人。许多麻醉护士和手术技术员都住在医院附近。我们时常在泳池边相聚，畅饮至深夜，直到凌晨5点才回到医院参加早查房。1981年10月下旬，我受邀参加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一场学术会议并发表演讲。结束后，几位住院医师驾车载我回伯明翰。他们不想让我错过当地绮丽的乡村风光。我们从卢考特山一路向南，穿越峡谷与奇特的岩石地貌。一片片亮黄的白杨树、绯红的山茱萸、橙红的枫树和金黄的山胡桃树美不胜收，让我如痴如醉。它们的叶子纷纷落下，给大地铺上了美丽而温暖的地毯。那一刻，能领略这奇妙的自然，我感觉为挽救生命，付出再多都是值得的。我问自己：“我真的要舍弃这一切，返回伦敦吗？”
而后，另一件奇事发生了。萨拉来了。这不是她第一次来美国，她有位表亲在华盛顿，她之前去拜访过。但她不是来度假的，而是有别的目的。虽然她从未跟我说过，但我能感觉到她正面临重要的人生抉择。因此，当我想在机场拥抱她时，她下意识地退了一步，避开了身体接触，哪怕是一个吻。她的肢体语言表明她对我很生气，并且我能感觉到，她可能有了新的亲密关系。她此行就是为了和过去做个了断。这位在美国的花花公子式的外科医生对她意味着什么？因为我无休止的职业追求，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家和一个安稳的未来，之后我又突然消失了。在伦敦的深冬，我抛下她，带着一只塞满衣物的箱子和我在汉普斯特德那座阴森的医院大楼里拍的照片，只身来到了美国。可惜她太了解我了。她知道我会在美国一所心脏中心的“象牙塔”里打转，整日被一群热情的护士们包围着，操着一口高贵的英式口音，做个人见人爱的浪子。其实那时我早已没了斯肯索普口音，不过在湿热的美国南部，这并不重要。
从机场到我的公寓需要一小时车程。我们先要穿过市中心和工业区，然后经过宏伟的医疗中心，最后翻过“小山”，抵达曾是南方邦联据点的霍姆伍德。
“这里和北方很不一样。”她低语道，目光从我身上移开，转向窗外。“你在这里有女朋友吗？”她问，仿佛在担心可能会发现什么。“没有。”我说。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事实。我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总要抓住任何机会。现在一些人也许会将这称为多角恋，但我也无法想象萨拉这样的女人会一直保持独身。她看起来依旧迷人，尽管我感觉她瘦了些许。第一次，我的额叶被心脏手术以外的事占据——虽然并不是蠢蠢欲动的欲望之火。夜幕降临，我们坐在星光下叙旧，品味着加利福尼亚霞多丽葡萄酒，逐渐平静下来。
第二天是万圣节，我受邀去南边的蒙哥马利观看奥本大学对阵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比赛。我热爱美式橄榄球，享受场上无处不在的激烈冲撞与粗暴的力量对抗。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一起出发了。天气很温暖，我们的对话似乎也温柔了些。也许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一起做一件事。比赛结束后，我继续驾车前行。我想与她分享亚拉巴马秋日如画的乡村风光。这多少会成为她此行的难忘记忆。于是，我们穿越橡树山州立公园，沿65号州际公路向莫比尔进发。明亮的蓝天下，无尽的林荫大道披上了琥珀色和深红色的新装。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内心深处的心理学家决心再次吸引她，我驶向了佛罗里达，之后左转，那里有瑰丽的墨西哥湾海岸线。
我打算在日落前到达沃尔顿堡海滩。洁白细软的沙滩一望无际，温暖的海水碧绿如洗，我知道这会勾起她在肯尼亚海岸的美好回忆。在马林迪的她总像个假小子，在酷热的阳光下和父亲一起捉马林鱼。我怀疑可能有个家伙正急切地盼着她回到汉普斯特德，所以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海滩是重获她芳心的绝佳地点。如果成功了，今后我一定要好好待她。
“我们要去哪儿？”萨拉问。
“我不知道，”我回答，“但只要你在我身边，其他我都不在乎。”
典型的夏洛特·勃朗特作品中的情节，但或许有人会说是伊妮德·布莱顿的风格。哪一种更浪漫？是在墨西哥湾欣赏耀眼的深红日落，还是在雨夜的伦敦贝尔塞斯公园过万圣节？更何况，我的皮肤已在南方烈日下晒成了古铜色，还同啦啦队一道健身，练就了一身肌肉。当然，这是萨拉的生活，她有权决定和谁一起过怎样的生活。我只能引导她走向我这边，仅此而已。如果我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名备受尊敬的外科医生，现在就应该和过去那个肆意践踏他人生活的自己做个了断。我已经给别人带去了太多痛苦，对此我深感懊悔。
那天晚上，我们手牵手漫步在空旷的海滩上，听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看火红的夕阳缓缓沉入大海。
“你看过《飘》吗？”我问。
“不，我应该没看过。”她低声说，好像期待我说出一番深刻的话。
“我也没有。”我可怜兮兮地开玩笑道。虽然这是个谎言，但她笑了，打破了僵局。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她更平静了，愤怒也消退了。很快，天色渐暗，海面上只剩下几艘渔船，和远处德斯廷港的点点灯光。“我们现在离霍姆伍德有250英里，”我道，“开车的话最快也要四个小时。要不要找个酒店？”萨拉点了点头。除了“一间房还是两间房？”，我还能说什么呢？
后来，我成功地找到了“灌注后综合征”的病理基础，以及人工心肺机中引发致命“全身炎症反应”的异物。当心肺机零部件制造商们去除了尼龙材料后，心脏手术一夜之间变得更加安全，无数生命得以挽救。人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呢？当时并没有，但我受邀就这个发现在多个美国顶级心脏中心发表演讲，包括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和梅奥诊所。不可避免地，人们问我是否会留在美国，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很有诱惑力。但我不能抛弃我的家庭。
华盛顿特区是我们飞回伦敦前的最后一站。萨拉将再次见到她的表亲，而我将接受一个长期以来的邀请——参观著名的麦德斯塔华盛顿医疗中心（MedStar?Trauma?Centre）。
美国之道
在你自诊为抑郁或自尊心低下之前，请确保你没有被浑蛋包围着。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982年1月，整个北美都寒冷刺骨。连伯明翰也被大雪覆盖，陷入瘫痪。柯克林医生因而让手术团队入住医疗中心对面的希尔顿酒店。从霍姆伍德的公寓搬出来的我们也加入了我的同事，打算几天后返回伦敦。这个离别远超我的预期。
即现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位于英国伦敦，是一家世界知名的儿童医院。
讽刺的是，我们计划在13日星期三出发，首段航程是从伯明翰到华盛顿国家机场，但不确定飞机能否正常起飞，因为跑道刚清理干净就又覆满了冰雪。此时距离我约定入职儿童医院 已经晚了一个星期。这次回国并不体面，因为我的姗姗来迟，其他人不得不替我完成工作。
事情还能变得更糟吗？当然。带着一丝忐忑出发后，当我们离目的地还有五英里时，飞机遭遇了颠簸，随即取消了降落。当时已经是下午4点05分，舷窗外天色已暗，暴雪肆虐，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机上的乘客极度不安。我们并未被告知更多细节，只知道地面出了点状况，可能需要改道飞往巴尔的摩。然而，实际情况远比这差得多，这个通告完全是轻描淡写。几分钟前，本应飞往劳德代尔堡的佛罗里达航空90号班机撞上了第十四街大桥，坠毁于波托马克河中。当时，飞机从华盛顿国家机场起飞仅30秒，飞行高度352英尺，却突然撞上了大桥，撞毁了桥上的七辆车与30米长的护栏。四名驾车者当场死亡，另有四人严重受伤。之后，残破的机身冲破厚厚冰层，坠入冰冷的河水之中。
下午4点07分，紧急救援行动开始了，但由于路况恶劣且晚高峰道路拥堵，救护车花了20分钟才抵达现场。那时，机上74名乘客中的70人和五名机组成员中的四人已经遇难，只有一名机组成员和其他几名幸存者还在冰面上的机尾部苦苦坚持。但由于河岸上两英尺深的积雪和漂浮在河中的冰块，救援人员无法接近他们。
下午4点20分，当我们的飞机在空中盘旋等待降落时，一架美国公园警察的直升机英勇地在冰面上低空盘旋，试图将幸存者吊到岸边。无畏的路人也不顾危险跃入河中，尝试救援。不幸的是，两名幸存者最终没能活下来。其中一人无法从飞机残骸中脱身，最终随飞机一同被水淹没，另一名幸存者勇敢地游向其他人，想要施以援手，自己却在到达岸边前溺水身亡。
这次空难被归咎于飞行员的操作失误。两名飞行员都缺乏在冬季恶劣天气条件下飞行的经验。他们在离开停机位时就遇到了困难，而且忘了打开发动机的防冰系统。费了49分钟，飞机才滑行到起飞跑道。然而当机翼结了厚厚的冰时，他们徒劳地靠前方一架DC-9客机排出的废气来融化冰块。虽然当时他们犹豫过是否该终止起飞，但由于我所乘的飞机和其他几架飞机都计划在这条跑道上降落，他们最终决定起飞。
就在90号班机空难发生后半个小时，华盛顿地铁在联邦三角站发生了致命事故。因此，距离华盛顿最近的机场、通往市区的主要桥梁和最繁忙的地铁线之一同时关闭，使得这座大都市几乎陷入瘫痪。那天晚上，麦德斯塔华盛顿医疗中心非常繁忙。尽管延误了一小时，我们最终还是降落了。欢迎来到华盛顿。
我第一次遇到和蔼可亲的霍华德·钱皮恩——麦德斯塔的负责人——是在剑桥接受普外科规培的时候，那时他是伯明翰事故医院举办的创伤课程的主讲人。霍华德生于英国，他的父亲是一名澳大利亚的外科医生，曾在二战期间随英国第八集团军在北非作战。当我告诉他，我的父亲也曾随英国皇家空军在那里作战时，他邀请我下班后一起喝几杯。简而言之，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相处得非常愉快。
霍华德在爱丁堡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随后前往伯明翰事故医院接受创伤外科培训，师从英国创伤外科泰斗彼得·伦敦。在那里，急诊外科团队高效的轮班制令他印象深刻，1972年移居美国后，他将伯明翰的这一运作方式引入了马里兰大学。后来的事情众所周知。得天时地利，他不仅是推动者，更是勇于破旧立新的颠覆者。
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创伤外科主任是魅力十足的心脏外科医生亚当斯·考利，其主要研究方向是休克。考利曾在欧洲战场为美国陆军服役。战场上的经历使他意识到，重伤者若能在一小时内接受外科医生的救治并止住出血，通常能够活下来。他将休克描述为“死亡过程的短暂停顿”，而在那个时代，休克一旦发生，通常是无法逆转的。
回到美国后，军方给了考利一大笔资金，用于在巴尔的摩建立一所专攻休克创伤的研究中心。该中心吸引了各地的患者，许多人将这个有四张病床的小中心称为“死亡实验室”。“黄金一小时”原则也在此诞生。考利强调：“如果你遭受重伤，你只有不到60分钟时间来寻求帮助。死亡不是即刻的，可能在三天或两周后才会发生，但在那一个小时内，你的身体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他说得没错。现场的紧急输血可以减缓病情的恶化，但输不含氧的液体是无法达到这一效果的。
随着创伤患者不断涌入，考利通过观察，得出了导致休克的复杂生理变化。简而言之，休克是全身组织的血流量降低和氧气供应不足所导致的。当失血引起血压下降时，血管壁上的感受器会触发外周血管的反射性收缩以作为补偿。自主神经系统的调控还会导致心率加速、出汗、皮肤苍白和身体冰冷。此外，静脉也会收缩，可能导致静脉导管难以插入。最后，由于血液循环受阻，血流变慢，氧被组织过多摄取，患者的皮肤会呈青紫色改变，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发绀。
考利发现，对于健康人来说，失血量不超过血容量的10%是完全可以耐受的。其体内的补偿机制会从组织中吸收液体来恢复血容量，一般在24小时内即可恢复。即使失血量达到循环血容量的20%，血压也不会显著下降。这种机制会减少肠道、肝脏和其他器官的血流，优先保证大脑和心肌的血流供应。然而，当失血超过血容量的30%时，皮肤和肌肉的血流将大幅度减少，导致组织缺氧，乳酸生成明显增多，临床表现为烦躁不安。最终，持续的出血性休克会引起组织的炎症反应和永久性损伤，导致肝脏释放毒素，肺部充满液体。与体外循环的并发症——缺血再灌注损伤有明显的相似性。如果患者在“黄金一小时”内未能得到治疗，死亡将是无法避免的。因此，首要任务是止血，这是外科医生的职责所在。
考利成功地说服了他的军队同行，利用直升机更快地将患者转运至创伤中心，但在试图获得马里兰州警察局的许可时遭遇了阻碍。于是，他巧妙地提议与警察局共用直升机。1969年，在巴尔的摩一所五层楼高、拥有32张床位的创伤医学研究中心，成功实施了第一次直升机医疗转运。这在当时无疑是颠覆性的创新，因为彼时欧洲和美国的传统救护车上的医疗设备相当有限，救护车司机的主要任务是把患者送到最近的医院，而接诊的往往是经验不足的初级医生。如考利所言，当地医院通常不具备救治重度创伤患者所需的专业人员和设备。
之后，考利和霍华德又提出在设备齐全的救护车上配备急救技术员，为创伤患者提供更好的道路转运服务。这种改革必然需要政治上的支持。待到马里兰州州长马尔温·曼德尔的一位密友在交通事故中遭受重伤，并被送至创伤中心后，他们才获得这份支持。那位伤者是年轻的检察官、后来成为众议员的多奇·拉伯斯伯格。他幸运地活了下来，当他问起考利自己可以如何回报他时，考利说：“你可以竞选公职，帮我们筹集拯救生命所需的资源。”后来，拉伯斯伯格成功竞选了当地、州和联邦的职位，积极推广巴尔的摩的创伤救治体系。不久后，“优先最近医院”的方针在美国被舍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