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一切都很顺利。有了新的血液供应，右心室在几天内就恢复了功能。她能活下来真的很幸运，但我要再次强调，能被迅速送到合适的医院才是关键。
尽管修复心脏可能看起来复杂而费力，但这是我的日常工作。也许在旁人看来，我的工作单调乏味，但我乐在其中。我也喜欢写与心脏有关的文章。我把特殊病例的图片都收进了我的教科书里，它们也是很好的演讲素材，可以让演讲更引人入胜。
然而，在临床一线，并非所有结局都是美好的。我的下一例创伤病例是一位38岁的摩托车手，因一起高速碰撞事故被送到医院。他在入院时已陷入昏迷，脉搏和血压几乎都测不到。急诊医生立即为他进行了气管插管和通气。X光片显示双肺挫伤，左胸腔内有游离空气，但更严重的是，心脏轮廓明显异常，心尖抬高。当我赶到急诊室时，他已经被输注了2升液体，但血压毫无起色，进行强有力的胸外心脏按压也无济于事。
根据惨痛的经验，我很清楚X光片的检查结果意味着什么。这是又一例心包破裂病例，心室从心包中鼓出并受到压迫。事故发生以来，患者冠状动脉血流严重不足，卡压的心脏无法充盈，也无法射血，心肺复苏可能起不到什么效果。但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言“永不，永不，永不屈服”，于是，我当即在担架车上打开了他的胸腔。
打开胸腔后的景象触目惊心：肿胀的紫色心室从心包中鼓出，由于缺氧，它们痛苦地痉挛着，奄奄一息。但我们还是决定放手一搏。我将手指探入破口，将心包整个剖开。就在这时，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用右手捂住无力的心脏，开始疯狂地挤压，并要了一支肾上腺素。这时，他的胸壁终于第一次渗出了鲜血，表明心脏按压起了作用。
我直接将肾上腺素注射到左心室心尖处，使其能立即到达冠状动脉。果不其然，心肌变得僵硬，开始懒洋洋地颤动，就像一袋蠕虫。我又用力挤压了几次，心肌张力有所改善，我便请护士拿来除颤电极板。我告诉麻醉师里斯给患者推注碳酸氢钠，以纠正酸中毒，然后再推注一些钙剂，提振心肌。接着，我用20焦耳的直流电电击心脏，试图恢复其正常节律，然而毫无反应。心脏再次停止跳动，同时他的脊椎肌肉痉挛，导致他猛地从担架车上弹起。
我决定再推注一支肾上腺素，以刺激这颗受损的心脏，但这也有不利影响。它会引起动脉系统收缩，从而增加心脏重新泵血时所需克服的阻力。这时，心室又开始颤动，我开始按摩，通过手感判断心肌张力和再次电击除颤的最佳时机，这需要经验。当你每天都在与心脏打交道时，这就会成为一种直觉。当我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我再次电击心脏。先用10焦耳的直流电，没有反应，再将其提高到20焦耳，电击！
心脏依旧没有反应，心电图呈一条直线，然后是一次自发收缩，几秒后又一次，接着短暂出现了一段心律。还没高兴几秒，紧接着——该死！心室又开始颤动，再来一击，心脏终于恢复了正常节律。这时，我让麻醉师为他静脉推注局部麻醉剂利多卡因。这样做可以稳定细胞膜，防止室性心律失常。此时，这颗脆弱的心脏开始射血，心电监护仪上的血压曲线也出现了波动。
现在，是时候退一步耐心观察了，希望这颗心脏能继续跳动。紫色已经消退，但我很清楚，最初的撞击已经损伤了心肌。右心室几乎没有收缩力，我们无法将血压提升到70毫米汞柱以上。唯一明智的做法是尽快合上胸腔，将他送到重症监护室，并插入主动脉内球囊反搏装置来辅助循环。
这个装置的作用原理和外包装上写的完全一致：一个长长的香肠状气球，通过球囊内的氦气有节奏地充气和放气，以减轻左心室的负荷。遗憾的是，它并不能输送太多血液。为此，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系统，即我在英国带头使用的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xtracorporeal?membrane?oxygenation，简称“ECMO”），但即使在心脏外科中心，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也不愿为其买单，而我的“免费使用权”也已用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许多患者需要体外膜肺氧合机，但整个英国只有5家医院能提供总计30台体外膜肺氧合机。这非常令人失望，因为体外膜肺氧合技术已被证实能够挽救生命。
死亡是廉价的，而他最终也未能幸免，几天后，他因心力衰竭离世。他再也没能从颅脑损伤中醒来。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在床边悲痛欲绝，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生命渐渐流逝，我也非常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已经尽力了，但很遗憾……”
我愿意相信，这些创伤性心脏损伤患者都得到了大型教学医院的创伤专家的全力救治。威利特提出的资深外科医生在医院全天候值班的倡议具有深远影响，使急诊服务组织得更加有序。在我自己的科室，护士和辅助人员挑起了更重的担子，承担起了更复杂的工作，这为我们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热情。但在那个阶段，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下的其他机构仍在苦苦努力，以推进这一理念：重伤患者应该由经验丰富的资深医师治疗，而不是由那些碰巧在医院值班且对创伤救治缺乏热情的住院医师来承担。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国家创伤审计和研究网络”负责监测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下首批创伤中心的发展情况，其数据显示，英国全国范围内的创伤救治水平并无显著改善。虽然1989年至1994年，创伤致死率略有下降，但此后再无变化。英国全国多达60%的重度创伤患者未能得到主任医师级别的治疗。想想看，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的医疗服务体系会自夸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呢？
天时地利
生死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谁能说清生死的界限在哪里呢？
——埃德加·爱伦·坡
急救人员送来的患者令人担忧。
这是一名胸部和腹部中枪的年轻女性。当我们接到她时，她还在大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而且她看上去确实怀孕了。我们测不到她的血压，但她的颈部还有微弱的脉搏。在过去的几分钟里，她已经没有反应了。
在那家医院，收治刀伤和枪伤患者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这份报告简洁明了，但对我来说，它就像是天书，因为对话是用葡萄牙语写的。那天是我在巴西做访问教授的最后一天。我刚刚在早餐时间发表了演讲，活泼的外科主治医师莱昂诺尔带我参观了这家大型市立医院。我猜她是被精心挑选出来招待我的。我听不懂葡萄牙语，再参加上午其余的演讲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还是老样子，每个人都希望听到我的英文演讲，然后我就会离开。
作为值班心胸外科医生，莱昂诺尔在患者到达前就被叫到了创伤抢救室，我好奇地跟着她一起去了。患者交接过程中，复苏工作已经开始，我只能看到一个被帘子遮住的小隔间里挤满了医护人员，他们正紧张地忙碌着，沾有血迹的内衣被扔在了地上。医生们大声下达着指令，护士们则尽力执行，我试图说服我的拉美朋友带我挤进去。当有人在呼叫心胸外科医生时，通常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不想错过。“跟我来吧。”她紧张地低语道。
那位女士面色苍白，医生们正将大口径套管熟练地插入她手臂和颈部塌陷得几乎看不见的静脉中。鉴于她已失去意识，他们之后没有使用镇静剂，直接完成了气管插管。这一操作的刺激让她开始咳嗽，只见紫色的血液从胸部枪伤处喷涌而出。当我们有节奏地手动向她的肺部输入氧气时，这些不协调的喷泉变为了稳定的血流，顺着她肿胀的乳房流动。
她现在浑身赤裸，子弹的入口伤口清晰可见。她的胸部有三处入口伤口，两处在胸骨右侧，一处在左侧，每处伤口都在乳头线上方。然后，在上腹部肝脏的位置和子宫顶部还有两处伤口，这尤其令人担忧。我不禁想，这些伤口是冲着孩子的头去的。
为了应对这种紧急情况，急诊室的冰箱里备有大量未交叉配型的O型血。其中两袋血被迅速输入了她的体内，这时，她的颈部可以摸到颈动脉脉搏，表明她的血压在60毫米汞柱左右，这是正常血压的一半。虽足以维持她的生命，但对她的胎盘和未出生的孩子来说不太够。随着她的意识开始恢复，她变得焦躁不安，从气管插管咯出鲜血。
基于我的经验和对三维解剖结构的清晰认识，我不需要借助X光片或CT扫描结果就知道她受的是什么伤。她能活到现在，让我有理由感到乐观。她可能已经大量失血，但血液不是从心脏或主要血管流失的，否则她会当场死亡。正如我们所说，一些贯通性心脏损伤的患者会因心脏压塞和低血压而活下来，但她的颈部静脉并没有扩张，入口伤口的位置也表明子弹没有穿透心脏。根据伤口位置和她因怀孕而改变的解剖结构判断，我怀疑出血来自肝脏、双肺或破裂的胎盘。
然而，急诊室的医生们就是否应立即将这位女士送去做CT扫描展开了激烈讨论。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莱昂诺尔一直在为我翻译他们的讨论内容。她已经告诉他们，我是从英国来的客座心脏外科医生，她还坚持说，他们应该听听我的意见，毕竟患者和她肚子里的孩子都面临着生命危险。而且，现场没有其他外科医生，作为一名年轻的住院医师，她感到力不从心。
在牛津，我一直在研究如何在心肺机的辅助下，修复孕妇的心脏并保住她们的孩子。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手术后许多孕妇会面临死亡或胎儿自然流产的情况。我曾在美国的外科文献上发表过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我非常清楚，处于孕晚期的妇女即使接受复苏救治后也很难被抢救过来。因为肿大的子宫会压迫腹部的主要静脉，使循环血液流失量高达总量的三分之一。因此，首先我们要为这位女士调整体位，让她向左侧倾斜，以缓解右肺底部受到的压迫。这是一个小细节，但就是这一简单的体位改变瞬间提升了她的血压。
我也知道，未出生的胎儿和胎盘的血液循环对复苏过程中常用的血管收缩药物即肾上腺素非常敏感。此外，必须将母亲的血氧控制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以保护胎儿的大脑。出于这个原因，我敦促莱昂诺尔立即为患者插入双侧胸腔引流管，以排出积血，使受压的肺部重新扩张。
莱昂诺尔的介绍让我鼓起勇气向其中一位急诊科医生借了听诊器。正如我所料想的，由于肺部坍塌，呼吸音几乎听不到，但这并不是我真正想听的，我想听的是胎儿的心跳声。首先，这能让我们确认胎儿是否还活着；其次，这有助于我们推断胎儿可能受的伤。如果胎儿的头部在子宫内较高的位置，子弹可能会造成大脑损伤。但如果胎儿的头部已经入盆，心跳声就会在更低的位置，而头骨则会受到母亲骨盆的保护。
母亲的心跳声非常清晰，基本可以排除心脏压塞的可能性。然后，我兴奋地听到了她耻骨上方传来的微弱而急促的心跳声。所以，那颗穿过子宫顶部的子弹肯定避开了胎儿的头部和胸部。显然，胎儿还活着。更重要的是，听诊器的压力引发了一阵强烈的子宫收缩。
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事实，而在场的其他人似乎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目前，拯救这两条生命的最好办法是尽快将胎儿娩出。我把我的想法说了出来，然后在莱昂诺尔的帮助下指挥大家采取行动。其他人似乎都不确定下一步该做什么——他们相对缺乏经验，这不能怪他们。
尽管输血使这位女士的血压有了一定回升，但还不足以保证她肚子里的胎儿的安全。她仍处于休克状态，血氧水平较低，并伴有酸中毒。这一系列问题会抑制母亲和胎儿的心脏功能，因此我敦促莱昂诺尔尽快插入胸腔引流管。她显然很紧张，当我提出亲自来操作时，在场所有人都默许了，毕竟这是一个风险极高的操作，大家都希望把这个重任推给别人。
我曾短暂地考虑过，这位几乎没有意识的受害者是否需要局部麻醉。我觉得不需要。于是，我拿起手术刀，鉴于她处于左侧卧位，我在她的右侧胸壁上做了切口，位置就在腋窝底部。疼痛的刺激让她恢复了一点意识，我想，在同一天早上被刺伤和遭受枪击属实有些难受。所以我加快了速度，迅速将带金属套管的引流管从切口插入。当我拔出套管时，蓝色的血液顺着引流管喷涌而出，流到了地板上。在我成功连接好引流管之前，血液大约往外流出了半升。这一情景用“宜疏不宜堵”形容再贴切不过了，但直译的话可能会丢失这个表达的意味。
插好右侧的引流管后，我决定继续插左侧的引流管。监护仪显示，她的血压在输血和改变体位后已经上升到了80/60毫米汞柱。不出所料，我的操作又把她弄醒了，此时，在不使用麻醉剂的情况下再捅她一刀就不太合适了。但当我们将她翻过来，让左侧胸腔朝上时，她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血压也完全消失了。由于代谢紊乱，以及苏醒时的肾上腺素激增，她的心肌发生了纤颤。现在只有无序的电活动，心肌只是在盲目地蠕动，而不是跳动。换句话说，就是猝死。我的头脑中一直咒骂着“该死”，我需要尽全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当她重新被调整为仰卧位后，一位规培医生开始拼命为她进行心脏按压。伴随他一次次用力按压，只听一声声清脆的“嘎巴”，患者肋骨上的软骨与骨头脱离，这进一步损伤了胎盘。对这位可怜的女士来说，进一步的创伤是她最该避免的。“先是枪击，又是刀割，现在还要被按压至死”，病态的想法浮现在我的脑海。其实，这颗支离破碎的心脏只需电击就能恢复正常节律，而且现在完全来得及。更糟糕的是，一旁的另一位医生正拿着一支肾上腺素，随时准备注射。这确实有助于母亲心脏的复苏，但对胎盘的血液循环和她肚子里缺氧的胎儿来说，这可能是致命的。
有没有人有把握给这位怀有足月胎儿的孕妇进行除颤？在场医生们的反应是“我们应不应该这样做？”“如果电击导致胎儿心脏停搏怎么办？”，他们无法达成一致，而激烈的辩论救不了这位患者。殊不知，当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这位母亲和她腹中胎儿的生命都在随时间流逝，随着时间的推移，断裂的肋骨刺穿母亲右心室的风险也在升高。我觉得有必要亲自上阵，进行干预。在那一刻，冲动战胜了谨慎。
我向那可怜的胎儿道了歉，然后拿起除颤器，对母亲的胸部进行了一次高压电击。电击！她的竖脊肌在电击的作用下发生了痉挛，整个人从担架车上弹起。我敢肯定她的子宫也收缩了，但这一击达到了预期效果。她的心脏开始有节奏地跳动，监护仪上又出现了血压曲线。
我请莱昂诺尔帮我向医护人员解释，如果母亲再次出现心室纤颤，必须立即将她腹中的胎儿娩出，这样才能保住两人的生命。如我所料，在她的循环被子宫阻塞的情况下，不可能先复苏再做手术修补损伤。莱昂诺尔请他们拿来一个装有手术器械的托盘，以及我们俩的手术衣和手套。一旦母亲再次心搏骤停，胎儿需要在四分钟内娩出，这是最后的机会。有人想接手吗？当我的话被翻译成葡萄牙语时，现场一片寂静。
我真正需要的是一把手术刀和一把血管钳，仅此而已，要是他们有胸骨锯就更好了。但显而易见，他们并没有，而此时，无法抑制的冲动完全占了上风，我几乎无暇顾及周围的一切。尽管一切看起来都令人生畏，但本能告诉我，只有开刀才能修复损伤。这并非慢条斯理、深思熟虑后才确定的决策，而是下意识的迅速反应。这究竟是横暴的精神病态者在陌生环境中崭露头角，还是一位关心患者的医生在履行职责？很难说。
我并不打算做常规的低位横切剖宫产手术。我想做自上而下的纵切口打开她的腹腔，取出孩子的同时修复枪伤。为何要控制在4分钟内呢？因为一旦大脑失去血液供应，脑细胞会在短时间内死亡。此外，在取出胎儿的同时进行胸外心脏按压是不可能的。这有可能是一场需要当机立断的手术，讲究速战速决。
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监护仪上的心电图和血压曲线时，我的视线却紧紧锁定在了那被胎儿和鲜血填满的腹部。我感受到了又一次强烈的子宫收缩，同时注意到她的大腿间有一摊鲜血。子宫的肌肉弹性十足，胎盘却并非如此。两者间的关键连接处极其脆弱，容易受损。一定是子弹或心脏按压的作用力诱发了胎盘早剥、阴道出血。简直是一场血淋淋的灾难。
此时，监护仪的警报响起，提示这颗年轻的心脏再次出现心室纤颤。这是十分钟内的第二次心搏骤停了。发令枪已经响起！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将胎儿从宫内缺氧的环境中解救出来，再想办法为母亲进行复苏。时间紧迫，刻不容缓。我让其他人都退后，在胎儿娩出之前，不能进行心脏按压或除颤等任何操作。我认为，只要之后立即进行得当的复苏，循环停止四五分钟对母亲来说是可以承受的。
莱昂诺尔开始为母亲做皮肤消毒，将碘溶液喷洒到乳头至耻骨，覆盖整个凸起的腹部，她的手明显在颤抖。我紧接着操作手术刀，深入切口并小心地绕过外翻的脐部，凭直觉在刀刃上施加压力，使它穿过皮肤和脂肪层，到达腹前壁拉伸的腹直肌之间的腹膜。小心地打开腹膜，就可以瞥见子宫，它就像一颗漂浮在红色水池中的橄榄球。但由于心搏骤停，没有活动性出血，只有溢出的血液在腹腔内四处流淌。我忽略了它，选择沿中线扩大切口，延伸至整个腹部。一分钟过去了。
此时，那颗肌肉编织成的生命之茧的顶部映入了我的眼帘。接着，那个见证了对这个未出世生命的谋杀企图的弹孔也显露了出来。科室里有摄像头能记录这一事实吗？很遗憾，并没有，但我能看到和感受到子宫里的动静——可能是对强烈宫缩的反应——那是吹响生命的号角。在那一刻，我真想用手中的手术刀割断那个行凶者的喉咙。也许达顿是对的。
在职业生涯中，我曾多次与死神展开搏斗，也遇到过母亲和腹中的孩子一同面临生死难关的情况。但对未出世的无辜孩子痛下杀手，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对我而言是一次全新的考验。我的肾上腺素飙升，双手不自觉地忙碌起来。它们清楚该做什么，该切多深，该用多大的力气牵拉，该如何小心地取出这个受伤的胎儿。我把左手食指伸进弹孔，子弹位于胎盘后方。这是好消息，因为致密的胎盘组织削弱了子弹的冲击力。更重要的是，我现在可以顺着手指的方向切开子宫了。两分钟过去了。
刚打开一个口，一根扭动的脐带就像蛇一样滑了出来，令我欣喜的是，我能够感受到它强烈的搏动。胎儿的血压明显比母亲要好，头确实也已经入盆了。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小家伙，于是，我像拉开健身包的拉链一样打开了子宫。紧接着，我用手托住胎儿的肩膀将之取了出来——胎儿滑溜溜的，皮肤呈深紫色，浑身是血。我没去看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其右腿上一处可怕的伤口引起了我的注意。三分钟过去了。
当莱昂诺尔用止血钳夹住脐带并从中将其剪断时，一位产科医生已经在我身后待命。生怕不小心把这个宝贝摔了，我小心翼翼地转过身，将其放在一条毛巾上。第一阶段的战斗结束。此时，距离母亲发生心搏骤停已经过去了四分钟。我迅速将重心转移到了母亲身上，开始为她进行心脏按压。“你给她输了多少血？”我问那位会说英语的麻醉师。“已经输了6个单位了。”他回答。“我认为她需要更多的血，”我强调，“再给她输一些碳酸氢盐和钙剂。我会先尝试电除颤，但如果没效果的话我会直接开胸。”
我开始了新一轮的胸外按压，试图将一些含氧的血液泵入她的冠状动脉，然后小心地将除颤电极板放在她的胸骨和左胸上，按下了按钮。电击！心电监护仪上短暂地出现了一条直线，然后又出现心室纤颤情况。在又一轮强力的心脏按压后，我再次尝试除颤，结果还是一样。我只好退后，短暂地思考，莱昂诺尔接替我继续进行按压。她做得很好，我能听到断裂的肋骨相互摩擦的声音，这有助于我集中注意力。特种部队有句格言：“如果你身处地狱，请继续前进。”
“我现在要打开她的胸腔。”我告诉护士们，声音大到足以引起麻醉师的注意。他只是盯着我看，并没有反对。我原本想直接用锯子向上锯开胸骨，就像我所有的心脏手术一样，但又是老问题，他们的科室里没有这个工具。在可用的器械中，有一套老式的开胸手术器械，所以我选择了我们所说的“蛤壳式”切口。为了更好地重启这颗心脏，我必须直接上手。胸内心脏按压效果更佳，因为我可以将强心药物直接注入左心室，然后通过触摸确定心肌张力，以判断何时电击除颤。这些都是本能反应。我刚刚亲手接生了一个孩子，但心脏手术才是我的本职工作。
当我在母亲肿胀的乳房下方做横向切口时，我第一次听到了孩子的啼哭。那是最强有力的信号，给在场的所有人打了一针强心剂。从身后传来的谈话声中，我得知胎儿是个女孩。我绝不会让她在出生当天就失去母亲。
“生日快乐，小宝贝。”我低语道。
此时，我已经大汗淋漓。我在两侧肋骨的间隙都做了切口，将一根手指伸进两侧胸腔。果然，当我在两者之间打开一条通道，然后用一把骨科医生用的凿子凿开骨头时，泡沫状的血液和空气喷涌而出。紧接着，我用金属牵开器将其牵开，形成可以进入两侧胸腔并暴露心包的“蛤壳”。如我所料，她的心脏完好无损，没有被子弹击中。从所见的情况来看，它们只是穿过了胸壁和海绵状的肺组织，避开了主要血管。这位女士真是幸运。
从上到下打开心包膜后，我握住了她的心脏，手动泵血，直到心脏再次开始跳动。当我挤压那颗心脏时，我凭直觉能知道心肌的张力是否适合电击除颤，以及心脏内是否有足够的血液。但她的心脏目前仍然是空的，她需要更多的血。既然孩子已经娩出，是时候为她注射肾上腺素了。我实在不想让这可怜的器官再受挤压了，稍有不慎，我的拇指或其他手指就可能将其刺穿。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前面所有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
肾上腺素已经准备好了。我一手将那颗扭动的心脏提起，一手将针扎入左心尖处。几次手动挤压后，肾上腺素到达了冠状动脉，效果立竿见影。就像是往火上浇油一样，心脏变得紧绷，开始狂躁地扭动，像一个装满饿老鼠的麻袋。是时候电击了。
20焦耳的直流电便成功止住了纤颤，心脏再次有规律地跳动起来，监护仪上的血压曲线也恢复了正常。我立即将手中的心脏放回胸腔，就像丢掉烫手的山芋一样。它看起来恢复得不错，像跑道上一架蓄势待发的飞机。此时，即便是伤口边缘渗出的鲜血也是令人欣慰的景象。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致命性损伤。射入体内的低速子弹损伤了肝脏和双肺，但都没有引发难以控制的大出血。我也没闻到可能导致腹腔感染的肠内容物的气味，这表明她的肠道完好无损。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子弹，而是身体的生化反应。解决了最紧迫的问题，剩下的就是将各个器官修复归位，然而急诊室并不是理想场所。这一切操作需要在配备有专业手术器械且明亮、无菌的手术室里进行。
穿着西裤与手术衣的我力挽狂澜，幸运地保住了母女二人的性命，但现在她们应该得到更专业的护理。汗水浸透了我的衬衫，离开之前，我在肺部的弹孔上缝合了几针，将出血减少到微乎其微的程度，这算是我的临别礼物。此外，我在肝脏的弹孔上盖了几块干纱布，因为肝组织很难缝合，让血自然凝固效果更佳。
可以想见，一大群人已经在急诊室外等候。其中许多人身着手术衣，还有一些人正在照顾新生的女婴，处理她身上的伤口，而其他人则是值班的手术团队的成员，他们当时都来听我的讲座了，现在被紧急叫来帮忙。我觉得现在是时候让他们接手了，将母亲推进手术室，让产科医生剥离残留的胎盘并修复子宫，莱昂诺尔可以负责胸腹部切口的缝合，而那位疲惫的麻醉师也可以找个人接替他，舒缓一下紧张的情绪。
年轻人的恢复力很强，我相信这对母女都能渡过难关。于是，我后退了一步，询问我出色的助手：“莱昂诺尔，你能接手了吗？我该走了，我要赶飞机。如果我给你留个电话，能否麻烦你之后打电话告诉我她们的情况？”她焦虑而疑惑地瞪大眼睛，仿佛在说：“你一定在开玩笑！”但我是认真的，我早就该前往机场了。我已经在南美待了两个星期，迫不及待地想回家了。然而，沉浸在激动的情绪中，我失去了时间的概念。
此时此刻，一架计划于18点50分起飞的英国航空公司波音747客机正停在停机坪上，在飞机二层的商务舱，有一个被预订的座位属于我。不过，现在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外面暴雨如注，让这座大城市的郊区陷入瘫痪。更糟糕的是，暴雨还淹没了机场公路的地下通道。如果我提前出发，只会被困在已经堵到市中心的长达数英里的车队中。现在已经到了办理登机手续的时间，而我还在医院里。
莱昂诺尔的同事、一位精明的住院医师主动提出帮忙。他家就在机场附近，他熟悉贫民区里鲜为人知的小路，会尽力将我送到机场。是时候以最快的速度出发了。我离别时说了什么？“谢谢你的帮助，莱昂诺尔。照顾好她们母女俩。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心脏外科医生。”走的时候，我瞥见了那个孩子。她的左腿膝盖以下被子弹打伤，脚因此变成了紫色。我担心其血供可能受到影响，但那已经不是我要考虑的事了。至少她还活着，而且哭声嘹亮。
在雨中奔向机场并不容易。道路被倾盆大雨淹没，能见度也很低。我们尝试了几条路线，但半路上都不得已放弃了。最终，在计划起飞时间过去半小时后，我抵达了机场。我知道我已经错过了航班，开始考虑晚上该何去何从：是在机场过夜，还是冒险返回市区的酒店？越想越觉得沮丧。
首先，我需要重新预订第二天的航班，但我惊讶地发现值机柜台仍然开放。我感到很不寻常，航班不是已经起飞了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机组人员也被暴雨困住，尚未到达机场。最新消息是他们还需要半小时才能到，之后仍要准备半小时才能登机和起飞。值机员对我说：“先生，您真是太幸运了，大多数乘客都被困在了路上，无法及时赶到，您几乎可以独享整架飞机。请在登机口旁边的休息室好好休息，开始登机时我们会通知您。”
我坐在空无一人的机场休息室里，面前摆着一瓶红酒和一大碗坚果。透过雨滴斑驳的窗户凝视外面，却什么也看不见。在南美洲，孕妇遭受凶杀的情况并不鲜见，但在牛津却是罕见的。在英国，我进行的每一例孕妇心脏手术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而那天的手术是个例外，由于事发突然，完全是在冲动和本能下完成的。我静静地在脑海中回顾了整个过程。在那种情况下，一般惯例是救母亲而牺牲胎儿。然而，在子宫压迫腹部静脉的情况下，通过心脏按压来拯救母亲几乎是不可能的。再加上胎儿受了伤，胎盘还在不断出血。所以，管他呢，两个人都要救。
我又倒了一杯红酒，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把我的号码给了莱昂诺尔，希望是她打来的电话。这并非出于别的原因，我得补充一下，尽管她很有魅力，但我早已过了花花公子的年纪。
“您好，教授，听说您到达了机场，但没赶上飞机。您想回城里和我们几位住院医师一起吃晚餐吗？我们请您。”
“莱昂诺尔，我确实来晚了，但飞机还在这里。”我答复道。谁能想到机组人员来得比我还晚。“我很想和你们一起吃晚餐，”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希望只有我们两人，“但我马上要登机了。话说那对母女的情况如何？”
“哦，她们两个都挺好的。等我们到手术室的时候，母亲肺部的出血已经止住了。肝脏仍然有渗血，所以我们在腹腔里放了一些纱布垫。产科医生已经缝合好了子宫，他们对宝宝的情况似乎也很满意。一位血管外科医生正在检查宝宝受伤的那条腿。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教授。如果没有您，母女俩可能都会没命，现在看来她们都能挺过来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心里有些感慨，特别是这最后一句话。出生于斯肯索普贫困街区的我选择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就是因为我想做出一些改变。那一天，在远离家乡的圣保罗，在那个贫民区，我做到了。因此，我请求亲切的莱昂诺尔与我保持联系，与我分享那对母女的最新情况。然后我补充道：“没有你的帮助，我无法做到这一切，和朋友们一起好好庆祝吧，之后可以考虑来英国找我，我可以带你。”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刻莫过于我在晚上搭乘波音747客机回家。我喜欢坐在飞机的第二层，那天，我是那里唯一的乘客。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私人俱乐部，享受着两名乘务员提供的悉心服务和满满一车饮品。那是在“9·11”恐袭事件之前，飞机驾驶舱的门是敞开的。看着飞行员按照飞行检查单操作，我不禁想为什么外科医生不能遵循类似的规则。几年后，世界卫生组织确实将手术检查清单引入了手术室。
和往常一样，飞机离开停机位时，我忘了关掉手机。我的手机响了，是短信提示音。短信写着：“母亲已经醒了，大脑看起来一切正常。宝宝状态稳定，但还在接受手术。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最后一行字“还有您，教授”真是把我逗笑了！
飞机起飞没有受到大雨的影响。飞至云层之上后，就进入了平飞阶段。空姐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不变：
“先生，您的旅途愉快吗？”
那晚，我是否想夸耀自己是一名心脏外科医生呢？完全不想。所以我只是回了句：“非常潮湿，恐怕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我很高兴能回家。”然后我又要了杯红酒，品质比我在休息室喝的好一些。
毫无疑问，我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那次救治是冲动而鲁莽的。事情很容易朝另一个方向发展，造成一尸两命的悲剧。但如果我没有干预，她们应该会躺在阴冷的太平间的冰柜里。当这架巨型客机隆隆作响地飞越夜空时，我回顾了自己整个职业生涯，发现一路走来，都是不寻常之路。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惹恼那么多人。我们做出了许多创新之举，打造了牛津心脏外科这一亮眼名片，为心脏外科领域带来了积极变革，但这些举措也遭到过不少批评。首先，我们提出了“无需重症监护的心脏手术”方案。这是一项旨在帮助心脏手术患者术后快速恢复的计划，因为英国重症监护室的床位总是供不应求。紧接着，我们选择了由外科执业护士采集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所需的下肢大隐静脉的手术策略，因为接受短期培训的规培医生有时难以胜任此工作。此举在英国皇家护理学会和皇家外科医师学会引起了巨大争议。之后我们启动了一个全新的小儿心脏外科项目，也招来很多人的不满。我们还研发了全新的机械辅助循环装置，并成功应用于临床。得益于此，在全球范围内，牛津的心脏中心首次成功将永久性高速旋转式血泵植入患者体内，这是心脏移植的替代方案。结果表明，血泵的效果非常好，患者术后生存率和接受传统心脏移植的患者的相当，也避免了免疫抑制剂引起的并发症。这一突破意义重大，因为当时在安全带普及的背景下，器官捐献者的数量大幅减少，供体心脏稀缺。正如我一直强调的，任何完全以他人的死亡为前提的治疗手段都无法满足患者需求，但血泵可以。
尽管这些计划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极大地造福了全球患者，但对我个人在英国的声誉而言，它们始终是风险。话虽如此，反对声只会让我越挫越勇。而且我相信，我们在心胸外科领域的创新为英国首个重大创伤中心做出了重要贡献。
后记
在取得成功之前，一切都看似不可能。
——纳尔逊·曼德拉
不论那是值得怀念的美好往昔，还是应当遗忘的灰暗岁月，无所畏惧、敢于冒险的外科医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仅如此，当代医学界还在公开庆祝这一事实。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非常关心其男子汉形象，会长尼尔·莫滕森——他也是我在牛津的朋友兼同事——为此专门展开了一项调查。
如今，几乎没有人受过充分的训练可以干预多个体腔，或同时治疗成人和儿童。现在，大多数主任医师以下的医生都不敢独立工作。当代外科医生培训体系培养了如此多的细分领域专家，以至于在我自己的领域里，都有专攻二尖瓣、主动脉瓣和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医生了。由于手术结果会公之于众，因此医生必须不惜一切地避免死亡。当然，降低死亡率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避免为病情最严重的患者做手术。那么，一个值得骄傲的职业为何会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
由于欧盟“工作时间指令”的缘故，新上任的主任医师平均只有6000小时的手术实操经验。此外，在美国废弃“点名批评”政策很久之后，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却推出了这项愚蠢的政策，导致规培医生独立操刀的机会被大大削减。如果某位心脏外科医生导致一位患者失去生命，无论主刀的是他本人还是他带的规培医生，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再给学生委派新的病例。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为何从未受到拘束感和自我怀疑的影响？这可能要归因于我受的那次头部外伤——我的“菲尼亚斯·盖奇时刻”。更有可能是因为，在创伤救治前线积累的丰富经验培养了我的信心。在被派往牛津壮大那里的心脏外科之前，我在伦敦和美国当了七年的高级主治医师，积累了长达40000多个小时的手术经验。那段经历可以让我在手术室里遇到的任何压力都烟消云散。人们常说“熟能生巧”“人无完人”，我也不例外。只不过我有丰富的经验。
一位退休同事最近在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公报上就“外科医生与压力”的话题发表了一封信，质疑当今外科医生培训体系的温和特点。信的开头就火药味十足：“现在的年轻外科医生，他们是这块料吗？他们做过的手术能否配得上主任医师的头衔？”这封信是为了回应另一期公报内容的，那一期公报探讨了如今的外科医生所需要的各种心理支持。为了强调现在与过去的差距，他在信中写道：
在我年轻的时候，主任医师就是神。医院会满足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但现在不一样了，“医疗团队”与“管理层”（行政人员）有了对抗，后者自以为有权干预医疗决策。每当外科医生想要尝试一些稍微不寻常的治疗方案时，都必须向他们解释清楚，这无疑增加了医生的压力。有时候，这种压力确实让人喘不过气来，除非医生对自己的专业了如指掌，而且脸皮厚，才敢去做自己认为最正确的事情。
不用说，这种老派的强硬作风完全不受欢迎，在下一期公报中招致了无数愤怒且不留情面的回应。一个由愤怒的作者组成的联盟表示：“这封信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完全无视了外科医生群体中已被证实的事情，即普遍存在的倦怠、焦虑和抑郁问题，还有心理、生理和经济上所付出的代价。相反，作者试图将这些心理健康问题归咎于外科医生自身，归咎于他们经验的不足，归咎于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好文笔！
他们接着写道：“编辑团队和皇家外科医师学会在刊登这封信并给予它如此重要的版面时，实际上是在纵容那些关于工作、外科医生地位和心理健康的落伍观念。”
那几位作者总结道：“外科医生不是神，也不应该追求成为神。”老实说，我们大多数人远非神，也不想成为神。事实上，我们中的许多人还带点魔鬼的调皮。但毫无疑问，患者希望为他们做心脏手术的，是一位自信且受尊崇的医生。内省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做法，对我们病重的患者而言并非良药。
在批评的洪流中，也有些文章真实地反映了当前的主流氛围，提到了“动刀前先思考”“带‘婴儿’参加创伤外科讨论会”“如果我们进不了手术室，我们就永远学不会做手术”等观点。2022年的一则新闻称，大多数外科医生在工作中都会焦虑，而且这经常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发表在《外科学年鉴》的一项研究报告称，65%的受访者觉得焦虑有时会对他们的技术水平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种情况在不同性别间存在显著差异，女性的焦虑感更强。许多人似乎也会因被其他外科医生观察而感到不安。真奇怪，我很享受在别人面前做手术，在场的人越多越好，病例越复杂越好。也许这源于我的头部外伤带来的解放，或是心理学家所说的“唤醒与表现的关系”。但我并没有夸大其词。教学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很愿意分享我的知识和经验，以造福更多的人。
过去的情况真有那么糟糕吗？我认为被诽谤的老兵说的有一定道理。在过去，我们全身心地为病人而战，将自身的事情置于一边。长时间的工作真的对我们有害吗？不，获得的经验是我们的荣誉。这是我自信的源头。病人因此而受苦了吗？没有。我们搞砸了的话，就不会在我们所选择的领域取得进步。面对创伤手术加于我的血腥和苦难，我是否感到不堪重负？一点也没有。为婴儿做心脏手术要困难得多，也会给人带来更多触动。
在这个讲究政治正确的时代，当我需要帮助时，我看重的是什么？我会在乎我的外科医生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女性、同性恋者还是跨性别者吗？完全不会。我看中的是能力、经验、判断力和韧性。我不希望遇到一个因为某些原因，在职业生涯的一半时间里都没有摸过手术刀的人。如果机器人或猿猴能确保我在险境中幸存下来，我也完全可以接受。其他人可能不这么看，我只能祝他们好运。
我手术时表现出的冲动和无所顾忌真的是达顿所说的精神病态的表现吗？也许吧。但在我从南美洲返回的途中，我意外地想到了另一个合理的解释。当时，我一边品着梅洛红酒，一边回想着那例病例，随手翻开了飞机上的一本杂志。突然，我看到了一篇讨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的积极影响的文章。我之所以强调“积极”一词，是因为据说有40%的囚犯都患有多动症。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全优生，完全不是。放到今天，我根本不可能被医学院录取。第一学期的解剖学考试，我甚至都没及格。简言之，我相信我年轻时想要取得成功的决心，源自多动症患者具备的超常专注力，这是有据可查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最终通过了考试，因为我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心脏外科医生。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我眼睁睁看着我的祖父饱受心力衰竭的折磨，最终痛苦而死。这就是我后来想要研究人工心脏的原因。
始终想要寻求刺激的行为肯定是符合这一疾病的表现的。此外，我杂乱无章的生活完全依赖两位坚强的女性。在医院，我的心里只有手术，所以手术以外的事务，我都交给休来打理。她把我的日程安排得井井有条，为了防止我走错路，还会把我送到机场。有一次她请了病假，我竟愚蠢地接受了同一天内在日本和南非两地的演讲邀请。
出了手术室，我就是个一无是处、难以相处的人。我开车经常超速，搞砸了无数段感情生活，在运动场上过于好胜，坐实了“精神病态”的标签。我的家庭生活完全依赖美丽的护士萨拉。她在经历了自己的一些风流韵事后，来到亚拉巴马州试探我们的关系，最终决定和我在一起。她本可以找到更好的归宿。话虽如此，我常常不在家这一点可能让她松了口气。直到今天，我还从未摸过电脑，没付过水电费，没用过提款机，也没掀开过汽车引擎盖，我懒得去学那些简单的东西。截稿日、交罚款和各种文书工作都让我头疼不已，除非写书或科研论文，这些我倒是十分擅长。我能帮人治病，并为此著书立说，但在其他事情上我却觉得自己什么也不会。
为什么在如此不平凡的职业生涯即将谢幕之际，我要说我其实是个多动症患者呢？我想鼓舞那些因这一问题而生活蒙尘的年轻人。多动症带给他们的似乎永远是困扰，他们可能从未感受过我拥有的那种超凡专注力。多动症患者的大脑往往难以循规蹈矩，除非接受治疗。就我自己而言，我在被诊断出多动症时并没有选择服药。那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因为特立独行的处事方式，我已经历过无数非议。或许我做手术的速度之所以那么快，是因为我很容易感到厌倦，抑或因为膀胱承载力不够。我怀疑，正是多动症导致了我急躁的性格，以及对平庸、妥协和随波逐流的抗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