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老浑蛋。”小阿米蒂奇厉声说。
“他一开始就不想把遗产留给你们，”庞德温和地插话，“说下去，米勒先生。”
“谢谢。第三，我设想汉森先生既没有把钱烧掉，也没有冒险试图把钱偷运至国外，因为他得考虑到那么多钱换成现金后的体积。简而言之，我得出的结论是，他用这钱买了什么东西。”
“黄金？钻石？”老阿米蒂奇问道。
“没有。我核查了所有这些可能性，经过深入的调查之后都排除了。然后我在想另一种商品，价格很高，但体积较小。我咨询了做贵金属生意的庄信万丰公司。于是，我找到了。”
“钱？”阿米蒂奇一家三个异口同声地问道。
“揭晓答案，”米勒慢慢地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叠纸，说道，“这是汉森先生与庄信万丰公司的交易单据。他买了两百五十锭高等级的铂，即白金，每锭五十盎司，纯度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五。”
房间里的人全都惊呆了，一片寂静。
“坦率地说，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举措，”米勒先生略带遗憾地说，“买方也许会销毁他的全部购买记录，但卖方是不会销毁其销售记录的。喏，在这里。”
“为什么是白金呢？”庞德随口问道。
“这就很有意思了。根据目前工党政府的规定，购买和持有黄金必须要有许可证。钻石在行业内马上会被辨明身份，而且对钻石的处置，并不像人们从语焉不详的惊悚小说里读到的那么容易。白金不需要许可证，其价值与黄金相同，除了铑以外，是世界上最贵的金属之一。在他购买这种金属的时候，他付的是自由市场的价格，每盎司五百美元。”
“他花了多少钱？”阿米蒂奇夫人问道。
“接近他变卖所有财产后得到的三百万英镑，”米勒说，“是用美元交易的，这个市场通常是用美元计算的，合六百二十五万美元，总共是一万两千五百盎司。或者，如同我刚才说的，两百五十锭，每锭五十盎司。”
“他把这些白金都带到哪里去了？”老阿米蒂奇问道。
“带到他在肯特的那个庄园去了。”米勒说。他在卖关子，在从抖包袱中获得乐趣。
“可我去过那里的呀。”庞德表示了异议。
“你是用律师的眼光，我是用调查员的眼光，”米勒说，“而且我知道要寻找什么。所以，我没有从房子入手，而是从外围建筑入手的。你知道汉森先生在原先的马厩后边的谷仓里，有一个设备完善的木工车间吗？”
“当然知道，”庞德说，“那是他的业余爱好。”
“对极了，”米勒说，“我就是着重调查了那里。那地方已经被彻底清扫过，像用真空吸尘器彻底打扫过一样干净。”
“可能是理查兹打扫的，他是司机兼勤杂工。”庞德说。
“有可能，但很可能不是他。尽管打扫了，我还是在地板上看到了污渍，并进行了取样分析，是柴油。我认为，是某种机器，也许是一台发动机。发动机这个行业，圈子很小，一个星期后我就找到了答案。五月的时候，汉森先生买了一台大功率的柴油发电机，安装在他的木工车间里。在死去前，他把它当废品处理掉了。”
“肯定是为了驱动他的一些电动工具。”庞德说。
“不，他原有的工具用电源线就足够了。他是要驱动别的什么东西，某个需要大功率的设备。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也追踪到了，是一个小型的、现代化的、高效率的熔炉，但也早已不见了。但我可以肯定，那些料勺、石棉手套和火钳等一定是扔进河底或湖底了。可是，我认为我比汉森先生考虑得更全面一点。就在地板缝里，在厚厚的锯末覆盖下，在他的操作过程中掉落下去的东西，被我发现了。”
他此时才呈上得意之作，他从文件包里取出一片白色纸巾，慢慢地展开来，从中拿起一小颗凝冻状的银色金属。这东西在灯光下熠熠闪亮，那肯定是从料勺边滴落下来后凝固了的。所有人都凝视着这个东西，米勒等了一会儿。
“当然，我对这个进行了化验分析。它是高品质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五的纯白金。”
“其余的你也追查到了吗？”阿米蒂奇夫人问道。
“还没有，夫人。但我会追查到的，别担心。你们看，汉森先生在挑选白金时犯了一个大错，有一个相当独特的特性他肯定是低估了——它的重量。现在，至少我们知道是在寻找什么。比如某种木箱，看上去并不显眼，但关键在于，它的重量差不多有半吨……”
阿米蒂奇夫人把头往后一仰，发出一声受伤野兽般的沙哑号叫。米勒吓了一跳。阿米蒂奇先生的脑袋低垂，用双手捧着。塔奎因·阿米蒂奇站了起来，他那长满粉刺的脸因为愤怒而变得通红。他尖声叫了起来：“这个该死的老浑蛋。”
马丁·庞德难以置信地盯着这位惊呆了的私家调查员。“天哪，”他说，“好家伙，他是随身带着那东西走的。”
两天后，庞德先生把案子的全部事实报告了税务局。他们审查了这些事实，虽然这让他们很没面子，但还是决定不予追查。
巴尼·斯米心情舒畅、步履轻快地向银行走去，他深信可以在圣诞假期关门前赶到那里。使他开心的理由就是放在他胸前口袋里的东西：一张支票，数额相当大。几个月以来最后的几张支票，让他获得了一笔很高的收入，比他二十年来冒险经营珠宝加工业废弃贵金属的收入还要多得多。
这步棋他是走对了。他为自己庆贺，这无疑是冒了风险的，而且是高风险。现在谁都在逃避税款，这么大的一个财源，就因为那人希望用现金交易，他能去责怪谁呢？巴尼·斯米完全理解那位白头发的投资者，他自称是理查兹，并以驾驶执照作为证明。那人显然是几年前买进了五十锭的铂锭，那时候还很便宜。假如通过庄信万丰公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那无疑会让他卖一个好价钱，但那样的话，所得税要多少呢？这个只有他心里明白，而巴尼·斯米是不会去探究的。
不管怎么说，整个行业都流行用现金做交易。那些铂锭都是真的，上面甚至还有庄信万丰的纯度印记，说明它们来自那里。只是序列号已经被熔掉了。这会使老头子损失不少钱，因为少了序列号，斯米就不会按合理的市价购入。他只能出一个废旧货的价钱或者是出厂价格，每盎司大约四百四十美元。但如果有序列号，税务局就能辨认出原主，所以，这个老头子还是很精明的。
最后，巴尼·斯米在行业内又把这五十块铂锭全都脱手了，每盎司净赚十美元。现在他口袋里的这张支票是最后一笔销售所得，是最后两锭的售价。他并不知道，在英国的其他地方，另有四个像他那样的人，整个秋天也都通过二手交易，各自出售了五十锭五十盎司的白金，而且之前都是用现金从一位白头发的卖主那里购入的。他拐出那条小街，进入旧肯特路，这时候，他与一个从出租车上下来的人撞了个满怀。二人互相道歉并互祝圣诞快乐。巴尼·斯米继续向前赶路。
另一个人是从格恩西岛过来的律师。他打量了一下他下车地方的这座房子，正了正帽子，朝入口处走去。十分钟后，他在一间密室里与略带疑云的女院长开始了谈话。
“请问院长嬷嬷，圣本尼迪克特孤儿院是不是按照慈善法案注册登记的一家慈善机构？”
“是的，”女院长说，“是这样的。”
“好，”律师说，“这样的话，就不会违法，也不用申报资本转让税了。”
“什么？”她问道。
“通俗的叫法是‘赠与税’，”律师微笑着说，“我很高兴地告诉您，有一位捐赠人——当然，根据客户与律师之间业务保密规定的要求，他的名字我不能透露，他要向贵院捐赠一大笔钱。”
他等待着对方的反应，但白发苍苍的老修女只是迷茫地凝视着他。
“我的客户——他的名字您是永远不会知道的——专门指示我在圣诞前夜的今天，专程前来见您，把这个信封交给您。”
他从文件包里取出一只厚实的信封，递给院长嬷嬷。她接了过来，但没有打开。
“据我所知，这里面是一张银行支票，在格恩西岛上一家很有名望的商业银行购得，是由那家银行签发的，受益人是圣本尼迪克特孤儿院。我没有看过里面的内容，但这是我得到的指示。”
“不用缴纳赠与税？”她问道，手里拿着信封，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慈善捐款是很少的，通常很难争取到。
“在海峡群岛，我们的财政制度与英国本土是不同的，”律师耐心地说，“我们那里没有资本转让税，我们还实行银行保密制度。在格恩西岛内或在海峡群岛内进行捐赠，是无需纳税的。如果受捐人的户籍或居住地是在英国本土，那么，他或她就要受本土税法的约束，除非已经享有豁免权，比如说，根据慈善法案的规定。好了，如果您愿意签收这封内容不明的信函的话，那么我的使命就完成了。我的佣金已经结清，我想早点回去与家人团聚。”
过了一会儿，只剩下院长嬷嬷一个人了。她慢慢地用一把开信刀裁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东西。那是一张保付支票。看到上面的数额时，她慌乱地去摸索自己的念珠，开始快速地诵念起来。在稍微镇静一点后，她走到墙边的祷告台，跪下去祷告了半个小时。
回到书桌边时，她依然感到虚弱，她又去凝视那张数额为二百五十万英镑的支票。天底下谁会有这么多的钱呢？她努力思考该如何去花这笔巨款。一笔捐赠，她心里想，一份信托基金，为孤儿院建立一份永久性的基金足够了。实现她的终生愿望当然也足够了：把孤儿院搬出伦敦贫民区，建到空气新鲜的乡间。她可以把收容的儿童数量翻个倍。她可以……
脑海里有太多的想法，有一个在努力挤到前面来。这是什么想法呢？哦，是的，是上上个星期的星期日报纸。有一条消息曾经引起过她的注意，使她产生了一种渴望的冲动。就是它，那就是他们孤儿院要去的地方。现在，她手头上有了足够的钱，可以把它买下来，并且可以为它设立一份永久性的基金。一个梦想实现了。那是房地产专栏里的一条广告：肯特郡一栋庄园出售，周边绿化面积二十英亩……
[1] 弗兰西斯·德雷克(1540—1596)：出生在德文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后成为英国著名的航海探险家。
[2] 菲利普·马洛：探案小说作家雷蒙德·钱德勒在《长眠不醒》和《漫长的告别》等小说中塑造的一位私家侦探。
特权
刚过八点半，电话铃就响了起来。由于是星期天上午，比尔·查德威克还在睡懒觉。他不想接，但电话响个不停。铃声响了十次之后，他从被窝里钻出来，下楼去客厅。
“喂？”
“嗨，比尔吗？我是亨利。”
是这条街上的亨利·卡彭特。他认识这个人，但不熟。
“你好，亨利，”查德威克说，“星期天早上你不睡懒觉吗？”
“哦，不，”那个声音说，“我通常去公园里跑步。”
查德威克哼了一声。这人会的，他心里想道，一个闲不住的人。他打了个哈欠。
“大冬天的，一大早找我有事吗？”他问道。在电话的另一头，卡彭特似乎有点犹豫。
“今天早上的报纸，你看了吗？”卡彭特问道。查德威克朝客厅门后的蹭鞋垫扫了一眼，他的两份报纸还放在那里，没有打开。
“没有，”他说，“怎么啦？”
“你订了《星期日信使报》吗？”卡彭特问道。
“没有。”查德威克说。电话里一阵长时间的停顿。
“我想你应该看一看今天这份报纸，”卡彭特说，“上面有关于你的事情。”
“哦，”查德威克说，他来了兴致，“说什么了？”
卡彭特更加犹豫了，他的声调明显比较尴尬。显然，他认为查德威克应该看过那篇文章，可以与他展开讨论了。
“嗯，你最好自己先看看吧，朋友。”卡彭特说完就挂了电话。查德威克盯着嗡嗡作响的话筒，把它挂了回去。与所有听说报纸上有文章提及自己但还没有看到的人一样，他感到很好奇。
他拿上《快报》和《每日电讯报》回到卧室，把报纸交给妻子，然后在睡衣外面套上一件高领毛衣，又穿上一条长裤。
“你去哪里？”他妻子问道。
“到街上去买一份报纸，”他告诉她，“亨利·卡彭特说那报纸上有关于我的事情。”
“啊，你终于出名啦，”他妻子说，“我去准备早饭。”
街角的报亭只剩下两份《星期日信使报》了。这是一份厚厚的有很多副刊的报纸，在查德威克看来，是一些装腔作势的人写给装腔作势的读者看的。街上很冷，他不愿意在一大堆栏目和副页里寻找，宁肯按捺住自己的好奇心，走几分钟回到温暖舒适的家中再阅读。他回到家里时，妻子已经把橙汁和咖啡放在厨房的餐桌上了。
开始看报时，他才意识到卡彭特没有告诉他版面的页码，所以他从一般新闻版面下手。在喝第二杯咖啡时，他已经把新闻看完了。他撇下文艺版，又跳过体育栏，只剩下彩色专版和商业评论了。作为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公司老板，他选择看商业评论。
第三版上的某个名字吸引了他的眼球——不是他自己的名字，而是一家公司。这个最近倒闭的公司曾经与他有过生意上的往来，而且令他损失惨重。文章刊登在一个自称“调查版”的专栏里。
看着看着，他放下咖啡，张大了嘴巴。
“他不能这么说我，”他嗫嚅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怎么啦，亲爱的？”他妻子问道。显然，她注意到了丈夫脸上的惊讶表情。他默默地把报纸折叠起来递给妻子，以便她马上就能看到那篇报道。她仔细地读着，读到一半时，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喘气。
“太可怕了，”看完后她说，“这家伙暗示你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一场欺诈。”
比尔·查德威克已经站了起来，在厨房里踱步。
“不是暗示，”他说，已从吃惊转为愤怒，“而是在明说。结论是不言而喻的。该死，我以前上过他们的当，被蒙在鼓里。我信任他们，才销售他们的产品。他们倒闭，我与其他人一样损失惨重。”
“这对你有什么伤害吗，亲爱的？”妻子问道，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
“何止伤害，这简直要了我的命，而且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我都从来没见过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盖洛德·布伦特。”他妻子看着文章的署名说。
“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也从来没与我联系或核实过。他不能那样污蔑我。”
星期一下午，当他与自己的律师私下商谈时，用的也是同样的表述。律师表示看了那篇文章后也感到非常厌恶，并且深表同情地倾听了查德威克的解释——关于他与那个最近遭清算的销售公司的关系和事情的真相。
“从你所说的情况来看，这篇文章显然对你构成了初步的诽谤。”律师说。
“那他们就得撤回这篇文章，而且还要道歉。”查德威克愤然说道。
“原则上是的。”律师说，“我认为，作为第一步，最好由我代表你给编辑写一封信，解释说，我们认为你受到报社一位雇员的诽谤，要求撤回文章并致以道歉。当然，致歉信要刊登在显眼的位置上。”
最后，他们确实这么办了。两个星期过去了，《星期日信使报》的编辑部杳无音信。这两个星期中，查德威克不得不忍受着手下几名员工的异样眼光，尽可能避开与他有业务联系的人；两份本来有望签订的合同也泡汤了。
终于，律师收到了《星期日信使报》的回信。信件是由一位秘书代表编辑签署的，其调子是客气的回绝。
回信说，编辑已经认真考虑过代表查德威克先生的律师函，并且准备在读者来信专栏里刊登查德威克先生的信函，但报社有权对该信件进行编辑。
“换句话说，就是要把信件改得面目全非。”在再次面对律师坐下后，查德威克这么说，“这是回绝，难道不是吗？”
律师考虑了一下，决定实话实说。他认识这位当事人已经好多年了。
“是的，”他说，“是回绝。之前，这种事情我只与国家级报纸打过一次交道，但这封信件是一篇相当标准的回复。他们不愿意公开声明撤回文章，更不用说赔礼道歉了。”
“那我该怎么办？”查德威克问道。
律师出了一个主意。“当然，还有报业协会，”他说，“你可以向他们投诉。”
“他们会怎么处理？”
“他们也处理不了什么。他们接受的申诉，大多是由于报纸在出版时的疏忽或记者的不实报道引起的无关痛痒的异议。他们会避开诽谤投诉，把皮球踢给法院。不管怎么样，他们最多指责一番。”
“报业协会不会要求坚决撤回文章并道歉吗？”
“不会。”
“那还有什么办法？”
律师叹了一口气。“恐怕只能打官司，向高等法院起诉诽谤罪，要求损害赔偿。当然，如果法院真的发出传票，那么报纸也许会阻止事情升级，从而可能会刊登你所要求的赔礼道歉。”
“会吗？”
“也许会，也许不会。”
“但他们应该这么做。这是非常简单明了的案子。”
“实话告诉你吧，”律师说，“在诽谤案中，根本没有什么简单明了。一方面，实际上还没有诽谤法。或者说，它只归属于习惯法。几个世纪来，有许多判例。这些先例也许可作不同的解释；而你的案例，或任何案例，都与以往的先例在细节上有某些微妙的不同。
“另一方面，人家还会争议你当时的神志状态和思维状态，即在特定情况下，一个人的感知是明白的还是无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想会是这样，”查德威克说，“但当然，我用不着去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吧？”
“实际上，你要这么做。”律师说，“嗯，你是原告，报社、编辑和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是被告。你必须证明，在你与最近被清算的那家公司往来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不可靠。只有这样，才能表明你是被人含沙射影，受到了诽谤。”
“你是不是建议我不要起诉？”查德威克问道，“你真的要我接受那家伙未经核实就发表的谎言吗？你真的要我不管自己生意的死活也不去投诉？”
“查德威克先生，让我坦率告诉你。有时候，人们劝我们这些律师去鼓动我们的当事人告这个告那个，因为这么做我们就能挣到大笔律师费。实际上往往恰恰相反，通常是诉讼当事人的朋友、妻子、同事等怂恿他去起诉。他们当然不用承担诉讼费，对于外行人来说，一场好官司就像吃面包看马戏那么有趣。我们搞法律的，对于诉讼的费用，那是再清楚不过了。”
查德威克仔细考虑了一下诉讼费的问题，这事情他以前倒是很少考虑。
“费用会有多高？”查德威克平静地问道。
“会毁掉你。”律师说。
“我本以为在这个国家，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查德威克说。
“理论上是的。现实中，常常很不相同。”律师说，“你是富豪吗，查德威克先生？”
“不是。我只做一点小生意，这年头做生意如同走钢丝，随时可能破产。我一辈子辛辛苦苦，也只能勉强混口饭吃。我有自己的房子、汽车、衣服，一份个体户的养老金，一份人寿保险和几千英镑存款。我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人。”
“我就是这个意思。”律师说，“当今社会，只有富人才能起诉富人，在诽谤案件中更是如此。一个人也许能打赢官司，但他必须支付自己的诉讼费。单是一场漫长的官司，还不包括上诉，其费用可能已是获赔金额的十倍。
“大报纸、大出版社都投了很大的保险，以此来应付因诽谤而造成的赔偿。他们聘得起伦敦西区的精英律师，甚至是最昂贵的王室法律顾问。当他们面对一个——恕我直言——小人物时，他们会把他搞垮。稍微耍耍手腕，一桩案子就会拖上五年才开庭。在这期间，双方的法律费用会一再增加，光是案情准备就得花上成千上万英镑。到以后，律师的费用会直线上升，更别提律师还带着年轻的助手，那还得加钱。”
“费用会达到多少？”查德威克问道。
“如果是一桩冗长的官司，经过几年时间的准备，还不算可能发生的上诉，至少要几万英镑，”律师说，“这还不算完。”
“还有什么？”查德威克问道。
“如果你赢了官司，得到了赔偿费和判决由被告——也就是报社，支付的诉讼费，那么你的损失就得到了补偿。但是，如果法官没有对诉讼费作出判决——当然，他们只有在那些最恶劣的案件中才这么做——你还得承担自己的诉讼费。如果你输了，法官甚至可以判决，你不但要承担自己的诉讼费，还要支付被告的诉讼费。即使你赢了，报社还可以把案子上诉。为此你可能要花费双倍的费用。即使你赢了上诉，如果不对诉讼费作出判决，你也会破产。
“而且，还会背上黑锅。两年之后，人们早已忘记原先报纸上的那篇文章，而这事在法庭上会被反复提及，还有大量的增补材料和申辩。虽然是你在起诉，但报社的法律顾问却会为了其当事人的利益，不断诋毁你这位诚实商人的名誉，朝你泼大量脏水，有些还洗不掉。吃这种亏的人，可以说不胜枚举，虽然赢了官司，却名誉扫地。法庭上的所有申辩不必经过证实，都可以印刷出来公布于众。”
“那么法律援助呢？”查德威克问道。与大多数人一样，他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调查过。
“很可能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律师说，“要得到法律援助，你得表明你没有财产。这不适用于你。在任何情况下，诽谤案都不会得到法律援助。”
“这么说来，不管怎么样都是我死。”查德威克说。
“我很抱歉，非常抱歉。我本可以鼓励你去打一场旷日持久、费用高昂的官司，但我真心感觉到，我对你最好的帮助，就是指出这种事情真是既危险又坑人。有许多人头脑一热就打起官司，最后落得终身后悔。其中一些人，一直没能从多年诉讼导致的精神压抑和经济负担中恢复过来。”
查德威克站了起来。“你很真诚，我向你表示感谢。”他对律师说。
那天的晚些时候，他从自己办公室给《星期日信使报》打电话，要求与编辑通话。一个女秘书接了电话，询问他的名字。他报出自己的名字。
“你找巴克斯顿先生有什么事？”她问道。
“我想与他约个时间，见见他本人。”查德威克说。
线路上一阵停顿，他听到打内线电话的声音。然后女秘书回话了。
“你有什么事情要面见巴克斯顿先生呢？”她问道。
查德威克简单解释说，他想见编辑，就两周前盖洛德·布伦特的文章中提到的关于他的事情，谈谈自己的看法。
“恐怕巴克斯顿先生不能在办公室会客，”秘书说，“你可以写封信，他也许会考虑读一读。”
她搁下电话。第二天上午，查德威克乘地铁来到伦敦市中心，出现在信使报社大楼的前台。
他在一位身材高大、身穿制服的门卫的眼皮底下，填写了一张会客单，写上姓名、地址、要会见的人以及事由。会客单拿走后，他坐下开始等待。
半个小时后，电梯门开了，一位优雅、苗条的年轻人走了出来，身上散发着须后水的香味。他朝门卫扬起眉毛，门卫则朝比尔·查德威克这边点了点头。年轻人走过来，查德威克站了起来。
“我是阿德里安·圣克莱尔，”年轻人说道，他把自己的姓发音成了“辛克莱尔”，“巴克斯顿先生的私人助理。你有什么事？”
查德威克解释了署名为盖洛德·布伦特的那篇文章，说想向巴克斯顿先生亲自解释一下，说文章中对他的报道不但不真实，而且对他产生威胁，可能毁掉他的生意。圣克莱尔表示遗憾，但不为所动。
“哦，是啊，可以看出你为此在担忧，查德威克先生，但你恐怕不能与巴克斯顿先生会面。他是一个大忙人，你明白吗？我……呃……知道一位律师已经代表你跟编辑交换过意见了。”
“写了一封信，”查德威克说，“回信是一位秘书写的。信中说，或许可以考虑在读者来信栏目里刊登一封信。现在，我要求他至少先听听我这边的意见。”
圣克莱尔淡淡一笑。“我已经解释了，这是不可能的。”他说，“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代表编辑本人写封信。”
“那么，我能见见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本人吗？”查德威克问道。
“我认为那没用。”圣克莱尔说，“当然，如果你或你的律师还想写一封信的话，我敢肯定，我们的法律部会按常规给予考虑的；否则的话，我就爱莫能助了。”
门卫把查德威克带到旋转门外面。
他在弗利特街旁边的一家咖啡馆吃了一份三明治午饭。吃饭时，他一直在沉思。下午，他早早坐进伦敦中心区一座参考资料图书馆里，那里专门提供当代档案和剪报。他仔细阅读了最近诽谤案件的卷宗，发现他的律师并没有夸大其词。
有一件案子使他大为震惊：一名中年男子在一本书里遭到一位时尚作家的严重诽谤，他起诉并且获胜，获得三万英镑的损失赔偿费，并由出版商承担诉讼费。但出版商上诉了，上诉法院撤销了原判赔偿，让双方各自承担自己的诉讼费。官司打了四年，面临破产的原告把案子呈递到上议院。上议院纠正了上诉法院的判决，重新判给他损失赔偿费，但没有判决诉讼费。他赢回了三万英镑的赔偿费，但五年后的诉讼成本是四万五千英镑。出版商的法律费用与他相似，总共损失了七万五千英镑，但这笔金额的大部分是有保险的。原告虽然赢了，但一辈子也毁了。打官司的第一年，他在照片里还是一位生气勃勃的六十岁男士。五年后，由于案子缠身、精神紧张、债台高筑，他变得骨瘦如柴，形容枯槁，没有人样。他的名誉是恢复了，人却在破产中死去。
比尔·查德威克决定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去西敏寺的公共图书馆，拿上一部霍尔斯伯里的《英格兰法典》，坐进阅览室。
如同他的律师所说，对于诽谤，没有像道路交通法那样的成文法，但有一八八八年的诽谤法补充法案，其中对诽谤或毁誉下了普遍可以接受的定义：
诽谤之辞，一般说来就是贬低他人之言辞，旨在促使社会上正常思维的人们在评价该人时降低其身份，或使别人对其回避，或使其遭受仇恨、蔑视或嘲笑，或使其在公务、专业、职业、行业或生意中受到诋毁或中伤。
嗯，至少最后那部分是适合我的，查德威克心里想道。
他的律师关于法庭的那套说教在他的脑海里翻腾着。“在法庭上，所有的申辩不必经过证实，都可以印刷出来公布于众。”难道真是这样吗？
律师是对的，这部一八八八年的法案就说得很清楚。在法庭上所说的话，都可以报道和出版，记者、编辑、印刷厂和出版商都不必担心被指控诽谤，只要该报道是“公正、及时和准确的”就可以了。
这个规定，查德威克心里想道，一定是为了保护法官、治安推事[1]、证人、警官、律师，甚至被告，使他们敢于讲真话，用不着考虑案子的结果。
任何人的言辞，不管多么侮辱、中伤、诋毁或诽谤，只要是当庭申辩的，都有豁免权；任何人准确报道、印刷和出版上述言辞的，也有豁免权。这种豁免被称为“绝对特权”。
在乘地铁返回郊区的途中，比尔·查德威克的脑海里慢慢产生了一个想法。
经过四天的搜寻，查德威克终于发现，盖洛德·布伦特住在汉普斯特德一条时尚小街上。在随后的星期天上午，他来到这条街上。估计报纸的记者星期日应该不会上班，他希望布伦特一家不会到乡下去度周末。他踏上台阶，按响了门铃。
过了一会儿，一位长得和蔼可亲，三十五六岁的女人开了门。
“布伦特先生在家吗？”查德威克问道，马上又补充说，“是关于《星期日信使报》上他文章的事情。”
这不是撒谎，能让布伦特夫人相信，来访者是弗利特街报馆的人。她微笑着转身朝门厅喊“盖洛德”，然后回过头来面对查德威克。
“他马上就来。”她说，随后循着屋里小孩发出声音的方向走了过去，没有关上门。查德威克等在那里。
一分钟后，盖洛德·布伦特本人出现在门口。他身穿浅色亚麻布宽松裤和粉色衬衫，样子优雅，年纪在四十五六岁光景。
“什么事？”他询问说。
“是盖洛德·布伦特先生吗？”查德威克问道。
“是的。”
查德威克展开手中拿着的剪报，凑了上去。
“是关于你在《星期日信使报》上写的这篇文章。”
盖洛德·布伦特看了看剪报，手没去碰。他的脸上露出困惑和恼怒的表情。
“这是大约四周前的，”他说，“怎么了？”
“很抱歉星期天早上来打扰你，”查德威克说，“但看来这是我们大家都得承担的风险。你要明白，在这篇文章里你诽谤了我，相当严重地诽谤了我。这给我的生意和社交生活带来了相当严重的损害。”
布伦特脸上的表情依然很困惑，但很快就变成怒火中烧。
“你到底是什么人？”他质问道。
“哦，很抱歉。我叫比尔·查德威克。”
一听到这个名字，盖洛德·布伦特终于明白过来，顿时勃然大怒。
“你听着，”他说，“你根本就不该跑到我家来投诉。有正常渠道，你必须让你的律师写……”
“写了，”查德威克说，“一点用处也没有。我还想见你们的编辑，但他不接待。所以，我只好找你。”
“真是太可恶了。”盖洛德·布伦特抗议说，他正打算把门关上。
“你瞧，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查德威克温和地说。布伦特正要摔门的手停住了。
“什么东西？”他问道。
“这个。”查德威克说。
他抬起右手，握紧拳头，结结实实但并不特别凶狠地砸在布伦特的鼻尖上。这一拳，打断不了鼻梁骨，也伤不到鼻中隔软骨，却使盖洛德·布伦特后退一步，发出了“嗷……”的叫声。他用手捂住鼻子，眼睛淌出泪水，开始抽吸鼻子里流出来的第一溜鲜血。他瞪了一眼查德威克，似乎正面对着一个疯子，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查德威克听到门厅里的脚步声远去了。
他在希思大街的街角上找到了警察，是一个年轻人，正无所事事地享受着周末上午的清新和安宁。
“警官，”查德威克走到他面前说，“你最好跟我来。本地的一位住户遭到了袭击。”
年轻警察来了精神。“袭击，先生？”他问道，“在哪里？”
“只隔了两条街，”查德威克说，“请跟我来。”
不等警察多问什么，他用食指示意让警察跟上，随即转身沿原路轻快地走了回去。他听到身后的警察对着领口无线电说话的声音和靴子走路时的敲地声。
警官在布伦特居住的那条街的拐角处追上了查德威克。为了制止警察的疑问，查德威克依然快步行走，同时告诉警察：“就是这里，警官，三十二号。”
他们抵达时，房门依然关着。查德威克比了个手势。
“这里。”他说。
那警察停下来，疑惑地看了一眼查德威克，然后踏上台阶，按响门铃。查德威克也跨上台阶，与警察站在一起。门开了，布伦特夫人小心翼翼地从门后露出脸，看到查德威克后，她的眼睛睁大了。没等警察开口，查德威克就抢先说话了。
“布伦特夫人，这位警官可以与你丈夫说句话吗？”
布伦特夫人点点头，飞快地跑回屋里去，两位来访者可以听到从屋内传出的嘀嘀咕咕的耳语声。“警察”和“那个人”的词语依稀可辨。过了一会儿，盖洛德·布伦特出现在门口。他左手拿着一块湿漉漉的洗碗布捂住鼻子。在洗碗布的后面，他不断发出抽鼻子的声音。
“什么事？”他说道。
“这是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查德威克说。
“你是盖洛德·布伦特先生吗？”警官问道。
“是的。”盖洛德·布伦特说。
“几分钟以前，”查德威克说，“布伦特先生的鼻子被人故意打了一拳。”
“这是真的吗？”警察问布伦特。
“是的。”布伦特点点头，眼睛从洗碗布上方瞪向查德威克。
“我明白了。”警官说，实际上他并不明白，“那么，是谁干的？”
“我干的。”查德威克在他身边说。
警察转向他，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你说什么？”他问。
“我干的。我打了他的鼻子。一次普通的袭击，对吗？”
“真的吗？”警察问布伦特。
洗碗布后面的那颗脑袋点了点。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警察问查德威克。
“这个嘛，”查德威克说，“等我到警署后，才能解释。”
警察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最后他说：“好吧，先生，那么，你得跟我去警署。”
这时，一辆巡逻警车来到希思大街，正是这位警察五分钟前呼叫的。警察与车内两个穿制服的人简单交流了一下，然后和查德威克一起爬进了汽车后座。不到两分钟，警车就把他们送到了当地警署。查德威克被交到一位值班的警长手里。他静静地站在原地，听年轻的警察向警长解释发生的事情。警长是个中年人，有经验、有耐心，正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查德威克。
“你打的那个人是谁？”他终于开口问道。
“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查德威克说。
“不喜欢他，对吧？”值班警官问。
“是的。”查德威克说。
“为什么找这位警察自首呢？”警长问道。
查德威克耸耸肩。“这是法律，对不对？发生了一件触犯法律的事情，得报告警察。”
“说得对。”警长表示赞同，又转向那位警察，“布伦特先生伤得重吗？”
“看上去不重，”年轻的警察说，“只是鼻子被轻轻撞击了一下。”
警长叹了一口气。“地址。”他说。警察把地址给他。“在这里等着。”警长说。
他退回里屋去了。电话簿上没有登记盖洛德·布伦特的家庭号码，但警长还是查到了。他拨打那个号码，又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
“盖洛德·布伦特先生看来不想告你。”他说。
“问题不在这里，”查德威克说，“告不告由不得布伦特先生，这里不是美国。事实是，显然已经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触犯了国家法律，该由警方来决定是否起诉。”
警长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哦，你还懂点法律呢，先生？”他说。
“学过一点。”查德威克说。
“你觉得我们都不懂吗？”警长叹了一口气，“嗯，警方也许决定不予起诉。”
“如果那样的话，我别无选择。我得说，如果你们不起诉，我就去那里再打他一次。”查德威克说。
警长慢吞吞地把一份起诉表格朝他推了过去。
“那就起诉吧。”他说，“姓名？”
比尔·查德威克报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并被带进看守室。他拒绝陈述，只表示要在适当的时候向治安推事解释他的行为。他的话经由打字员记录下来，他在上面签了名。他被正式起诉了，并且自己缴纳了一百英镑保释金，由警长保释，第二天上午要去北伦敦的治安推事那里。然后他被允许离开。
第二天，他以还押的身份出现。听证会进行了两分钟。他拒绝进行抗辩，因为他知道这种拒绝会被法庭理解为在适当的时候请求作无罪判决。他被还押两周，又交了一百英镑的保释金。由于只是一次还押听证，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没有到庭。本次还押是基于普通的袭击起诉，因此，地方报纸上的报道只是一块豆腐干那么大的篇幅。比尔·查德威克居住的那个小区，谁也不看那份报纸，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案子审理的前一周，有几通匿名电话打给了弗利特街及其周边的主要日报、晚报和星期日报纸的新闻编辑。
在每通电话中，致电者都向新闻编辑透露，《星期日信使报》的明星调查记者盖洛德·布伦特因卷入一起袭击案，将于下周一在北伦敦法院出庭；该案由警方起诉查德威克，比起报业协会的法律报道组，若是派出自己的记者将会大有收获。
大多数编辑都去核查了该法院当天的庭审清单，查德威克的名字确实在上面，于是安排了自己的记者。尽管谁都一头雾水，但他们都抱有最大的期望。如同工会运动中缺乏真挚的团结精神一样，弗利特街的行业友谊也早就名存实亡。
比尔·查德威克的保释在上午十点整期满，他在法庭等候传唤。庭审于十一点一刻开始，步入被告席时，他快速扫了一眼记者席，确认那里已坐得满满当当。他注意到作为证人而被召来的盖洛德·布伦特坐在法庭外大厅里的一张长凳上。按照英国法律，证人在被传唤作证之前是不能进入法庭的，只有作证完毕后才可以坐到法庭后部，旁听剩余的审讯。所以查德威克对此略感惊讶。他决定采用不服罪的办法来摆脱这种困境。
治安推事建议本案被告有了职业律师后才开庭审理，但查德威克拒绝了，解释说他要自我辩护。治安推事耸耸肩，表示同意。
公诉人列举了该案的事实，或者说那些已知的事实，当他提及正是查德威克本人那天上午在汉普斯特德找警察克拉克报告袭击消息时，引起了一些人的惊讶。随后，他要求传唤警察克拉克。
年轻的警官先宣誓，然后讲述了拘捕的证据。其后，查德威克两次拒绝了反询问的机会。克拉克警官退下后，坐到后排的一个位子上。现在传唤盖洛德·布伦特。他踏上证人席，宣了誓。查德威克从被告席站了起来。
“阁下，”他以清晰的声音对治安推事说，“我已经反复考虑了，我希望改变抗辩，承认有罪。”
治安推事朝他瞪起眼睛。已经站起来准备验证的公诉人，又坐了下去。在证人席上，盖洛德·布伦特默默地站着。
“我明白了。”治安推事说，“你确定吗，查德威克先生？”
“是的，阁下。绝对确定。”
“卡吉尔先生，你有什么异议吗？”治安推事询问公诉人。
“没有异议，阁下。”卡吉尔说，“我推定，被告对我刚才列举的事实没有争议。”
“一点争议也没有，”查德威克在被告席上说，“完全符合事实。”
治安推事转向盖洛德·布伦特。“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布伦特先生。”他说，“现在看来你用不着在这里作证了。你可以离开，也可以坐到法庭后面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