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检查处在邮局抓到那个瓦尔米了吗？”勒贝尔问道。
“没有，我们晚了几分钟，错过了。这得感谢那个愚蠢的接线员。”边境检查处的人回答道。
“徒劳的行动。”圣克莱尔突然冲口而出。众多不友好的目光向他直射过来。
“面对一个未知的敌人，我们几乎是在茫茫黑夜中摸索前进，”吉布将军回答，“如果上校愿意自告奋勇承担此次行动及一切责任的话……”
爱丽舍宫的上校专心致志地钻研着他的文件，仿佛它们比安全局局长的威胁性暗示更重要。他意识到，他刚才的话很不明智。
“从某种意义上说，”部长开口了，“他们知道自己雇佣的枪手已经走漏风声也许更好些。他们现在自然会叫停这一行动了吧？”
“非常正确，”圣克莱尔说道，试图补救刚才的失言，“部长是对的。他们再继续的话肯定是疯了。他们肯定会叫那个人住手的。”
“事实上，他并没有暴露。”勒贝尔平静地说，其他人几乎都忘记他的存在了，“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预警很可能只会让他采取额外的应急措施，假证件、化装等等。”
探长的话让围坐在桌子周围的人所产生的乐观情绪顿时消失了。罗杰·弗赖敬佩地看着这个小个子探长。
“先生们，我想我们最好听听勒贝尔队长的报告。毕竟，是他在领导这次调查，我们到这里是要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对他予以协助。”
在部长的督促下，勒贝尔概述了昨晚以来所采取的措施。他开始相信，如果有这样一个刺客，那这个外国人一定只能在某个国外警方的档案资料里，这一点也得到了检索法国警方档案资料结果的支持。因此他请求进行海外查询并获得批准。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的通讯系统，他与七个主要国家的警察首脑进行了个人之间的直线电话。
“回复已在今天陆续到达。”他最后说，“分别是：荷兰，什么也没有；意大利，确有几个已知的雇佣杀手，但都受雇于黑手党，经过秘密调查，意大利宪兵队和罗马的黑手党之间有约定——黑手党的杀手除非有特别授意，否则绝不进行政治暗杀；另外黑手党绝不刺杀外国元首。”勒贝尔抬起头，“我个人倾向于相信那很可能是事实。
“至于英国，目前什么也没有，但例行调查已经被转给另外的部门——政治部，以便进行进一步核查。”
“他们总是慢吞吞的。”圣克莱尔屏着气嘟囔着。听到这话，勒贝尔又抬起头看了看他。
“但我们的英国朋友会做得很周全。不要低估苏格兰场。”然后他继续念报告。
“美国，有两个人可能：一个是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军火大鳄的左右手。这个人以前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后来被派驻加勒比地区，隶属中情局。猪湾事件[6]前，因在一场打斗中杀死了一名古巴反卡斯特罗分子而被开除。那个古巴人本来要在猪湾行动中指挥一支部队的。之后，这个美国人被那个军火商招募。该军火商是中情局非官方利用来向猪湾入侵部队提供武器的人之一。后来，他的两个竞争对手在离奇事故中死亡，应该就是他干的，军火交易看来是桩玩命的买卖。这个人叫查尔斯·阿诺德，外号‘查克’。联邦调查局现在正在查找他的下落。
“联邦调查局建议的第二个嫌疑人可能叫马克·韦特列诺，从前是纽约黑帮头目艾伯特·安纳斯塔西亚的保镖。该头目于一九五七年十月被人在一家理发店击毙，韦特列诺怕自己也遭到暗算而逃离美国。他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住了下来，试图凭一己之力混入当地黑社会组织，但没有成功，被当地黑社会组织‘冷冻’起来。联邦调查局相信，如果他穷困潦倒，那只要价钱合适，就可能会受雇于某个外国组织而杀人。”
屋里一片寂静，另外十四个人都默不作声地听着。
“比利时方面也有一个人可能：一名精神病杀手，之前是加丹加冲伯的人。一九六二年被捕后被联合国驱逐，由于身负两起谋杀案而无法返回比利时。他受雇杀人，很机敏，名叫朱尔斯·博瑞吉，据报已逃往中美洲。比利时警方目前正在核查他现在可能的下落。
“德西，有一个人可能：汉斯-迪特尔·卡塞尔，前纳粹党卫军少校，因战争罪被两个国家通缉。战后化名居住在德西，是ODESSA[7]的雇佣杀手，也是前党卫军地下组织成员。他被怀疑与战后两名督促政府加强调查战争罪行的左翼社会党人的谋杀案有牵连。身份暴露后，人们知道他就是卡塞尔。在得到一名高级警官的密报后，他逃往西班牙，后者后来丢了差事。相信此人现在正居住在马德里，已经洗手不干了。”
勒贝尔又抬头看了下：“顺便提一句，这个人的年龄看来不太适合做这种事，他已经五十七岁了。”
“最后是南非，有一个人可能：职业雇佣兵。姓名：皮埃特·史库博。也参与过加丹加事件。他在南非没有犯案，但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是一个神枪手，喜欢杀人。相信此人目前仍在西非某处，南非政治部正在进一步调查。”
他停下来抬起头看着，围坐在桌子周围的十四个人都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当然，”勒贝尔自己也颇不满意地说，“这些消息都很不明确，我只是在七个最有可能的国家尝试了一下。豺狼也许是瑞士人，或者奥地利人，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人。七个国家中有三个回答说他们没有任何建议，他们也许弄错了。豺狼也许是意大利人，或者荷兰人，或者是英国人。或者他可能是南非人、比利时人、德国人或者美国人，但不在刚才列举的人之中。没人知道，我们正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希望能有一个突破。”
“仅仅有希望是不会让我们走得太远的。”圣克莱尔猛然说道。
“也许上校有什么新建议？”勒贝尔礼貌地问。
“我个人感觉这个人肯定已经得到警告终止行动了，”圣克莱尔冷冷地说，“既然他已经暴露了，他就无法再接近总统。不管罗丹和他的同伙答应付给这个豺狼多少钱，他们都会要回来，并取消行动。”
“你‘感觉’这个人已经因接到警告而终止行动了？”勒贝尔温和地表示异议，“但‘感觉’和‘希望’也差不多啊，我认为现在应该继续调查。”
“你所说的调查目前进展如何，队长？”部长问道。
“部长，上述国家的相关部门已经开始用电传发送完整的档案材料过来，我预计明天中午能最后收齐，图片资料也通过电传发送。有些国家的警方正继续调查以确定那些嫌疑人的下落，然后再由我们接手。”
“你认为他们会保密吗？”桑吉内蒂问道。
“他们没有理由不这么做，”勒贝尔回答，“国际刑警组织各国的高级警官们每年进行的高度机密的调查有数百起，其中有一些就是在这样个人对个人的非官方基础上进行的。幸运的是，所有国家，无论它的政治观点如何，都一致反对犯罪。所以我们并不像政治部门那样在国际关系中陷入纷争。各国警方的合作关系是非常好的。”
“即使是针对政治犯罪吗？”弗赖问道。
“对警察来说，部长，都一样是犯罪。这也是为什么我宁愿联系我的外国同事，而不是通过外交部。毫无疑问，这些同事的上司一定会对他们所做的调查有所耳闻，但他们没有理由惹是生非。政治刺客是全世界的罪犯。”
“但只要他们知道了所做的调查，他们就能猜出其中的暗示，并私下嘲笑我们的总统。”圣克莱尔忽然说。
“我看不出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说不定哪天就会轮到他们之中的一个了。”勒贝尔说道。
“如果你不明白有的人知道有刺客要杀法国总统将会多么兴高采烈，那你就是不懂政治。”圣克莱尔回答，“总统明确表示过非常希望避免让公众知晓此事。”
“这件事并没有公之于众，”勒贝尔纠正道，“这是仅限于极少的几个人之间的极其私密的通报。这些人手里掌握的秘密如果公开的话，很可能会毁了他们本国半数以上的政客。这些人中间，有的人基本上掌握了西方世界保安措施的全部详情。为了保卫西方世界的治安，他们必须知道这一切。为了保护那些人，他们必须保密。假如他们不谨慎的话，他们就不配待在这样的岗位上。”
“让几个人知道我们在找一个杀手总比让他们接到参加总统葬礼的邀请函强，”布维埃瓮声瓮气地说，“我们和‘秘密军组织’战斗两年了。总统的指示也是绝不能让这成为媒体的轰动新闻和公众的谈资——”
“先生们，先生们，够了。”部长打断道，“是我授权勒贝尔队长在外国警方首脑之间做秘密调查的，这是在，”他扫了一眼圣克莱尔，“向总统请示之后。”
这群人立刻不加掩饰地露出因上校的窘迫而产生的快感。
“还有别的事吗？”弗赖部长问。
罗兰举了一下手。
“我们在马德里有个常驻机构，”他说道，“在西班牙有一批‘秘密军组织’的流亡者，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那里设置该机构的原因。我们可以调查那个卡塞尔纳粹分子，而不必惊动德西政府。据我所知，我们和波恩外交部之间的关系仍然不是太好。”
他说的是二月里阿尔古的绑架事件以及随后导致的波恩政府的盛怒。有几个人会心地一笑。弗赖冲勒贝尔扬了扬眉毛。
“谢谢您，”警长说道，“如果您能确定这个人的下落，那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希望所有部门都能继续像过去二十四小时里所做的那样支持我，再没有别的要求了。”
“那么明天再说吧，先生们。”部长说完，起身收拾着他的文件。会议结束了。
勒贝尔走出会议室，站在外面的台阶上，高兴地深吸了一口巴黎夜晚的温馨空气。时钟敲了十二下，将这个城市带入了八月十三日，星期二。
十二点刚过，巴里·劳埃德给托马斯警司位于伦敦戚斯域的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托马斯正准备关掉床头的灯，心里还想着情报处的那位老兄也许一早就会给他打电话的。
“关于晚上我们聊过的那件事，我找到了那份报告，”劳埃德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想的没错。这就是一份关于当时在那个岛国到处流传的传闻的例行报告。差不多一归档就被标注为‘无须采取任何行动’。正如我所说的，那时候我们被别的事拖住了。”
“里面提到什么名字了吗？”托马斯轻声问，不想打扰正在睡梦中的妻子。
“有。当时岛上有一个英国商人，事件发生后就忽然消失了。也许他与此事无关，不过他的名字和那些小道消息一起流传开了。他的名字是查尔斯·凯斯洛普。”
“谢谢，巴里。我一早就去查。”他挂断电话就去睡觉了。
劳埃德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年轻人，他就这次请求和他对此所做的答复写了份报告，发往待处理室。凌晨时分，待处理室值班人员疑惑地看了一会儿这份报告，由于该报告涉及巴黎方面，便把报告放在了外交部法国科的信函袋里。按惯例，整个信函袋将会在当天早上直接送到法国科负责人手中。
14
和往常一样，豺狼七点半起床，床边放着茶。他喝完茶，洗漱，淋浴，刮脸，穿戴整齐，然后从箱子的里衬取出那卷一千镑的钞票放进前胸的口袋里，下楼吃早餐去了。九点钟，他来到酒店外孟佐尼大街的人行道上，顺着街道大步走着，他要找银行。他从一家银行换到另一家银行，逐渐把自己手头的英镑换成其他货币：将二百镑换成意大利里拉，剩下的八百镑换成了法国法郎。
晌午的时候，他换完钱，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了一杯意大利特浓咖啡，稍事休息。喝完咖啡，他又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搜索。几经打听，他来到毗邻加里波第门后面的街区，那里靠近加里波第火车站，是一个工人住宅区。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一排上了锁的汽车修理间。他找到其中一间靠近街角的汽车修理间店主，把店面租了下来。因为租期很短，所以租金比一般价钱高出很多，两天一共是一万里拉。
在当地的一家五金店，他买了一套工作服，一把剪金属用的剪子，几码细钢丝，一把烙铁和一根一英尺长的焊条。他还在这家店里买了一个帆布包，把所有这些都装进包里，放在租来的汽车修理间里。他把汽修间的钥匙装进衣兜，到市中心繁华地段的餐馆去吃午餐。
他在餐馆打电话到租车行预约租车，下午早些时候，他搭出租车来到那家不是太忙的汽车租赁公司。他租了一辆二手车——一辆一九六二年生产的阿尔法罗密欧双座跑车。他说他要在意大利休假两周，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把意大利好好转转，两个礼拜以后再还车。他的护照、英国的及国际的驾照都没什么问题，保险问题几个小时就办好了——租赁公司旁边就有一家公司，他们经常办理汽车租赁公司的这种事。押金不便宜，差不多相当于一百多镑。不过下午四点的时候，那辆车已经归他了，钥匙插在点火孔里，租车行的老板祝他假期愉快。
之前他向伦敦机动车协会打听过，所以他知道，法国和意大利都是欧共体的成员国，驾驶在意大利登记的车去法国没有什么复杂的手续，只要驾驶证、汽车租赁的登记材料以及相关保险没问题就行了。
他在威尼斯大街的意大利汽车俱乐部前台咨询，得知附近一家声名卓著的保险公司的名字。那是家专门为在国外旅游提供机动车保险服务的公司，他们告诉他，这家公司和一家大型法国保险公司有双边业务往来，他们提供的保险服务肯定没问题。于是他在这家公司用现金又办了一份在法国驾车的旅游保险。
他离开保险公司，开着他的阿尔法回到大陆酒店，把车停在酒店的停车场，上楼回到房间，拿出装着狙击步枪部件的箱子。下午茶时间刚过，他已回到租汽修间的那条破败的小街。
他把汽车开进已租好的汽车间，反锁好房门，把电烙铁的电线插进了头顶上那盏电灯的灯口，还将一支强光电筒放在他身旁的地面上以照亮汽车的底部，接着他就开始干活了。他花了两个小时，把那些装步枪部件的细钢管焊在阿尔法汽车底盘的凸缘内侧。他在伦敦的时候查过汽车杂志，知道在意大利生产的汽车里，阿尔法车突出的底盘内侧有一道很深的凸缘。这正是他选择阿尔法车的原因。
钢管本身都包了一层薄麻布，然后用钢丝紧紧捆起来塞进了凸缘里，钢丝和底盘接触的地方都用烙铁焊住了。
弄完这些，他的工作服上满是汽修间地上的油污，两手由于用力把钢丝绞在底盘上而弄得生疼。不过活儿干完了，那里很快会蒙上厚厚的尘土和泥巴，不对汽车底盘进行极其仔细的检查是不会发现那些钢管的。
他把工作服、烙铁和剩下的钢丝装进帆布包，扔到远处角落里的一堆破布底下。剪钢丝的剪子则放到汽车仪表板上的小储物柜里。
他把箱子锁在了阿尔法的后备箱里，关上门锁好，钥匙放进口袋，发动了汽车，驾车回到了酒店。夜色又渐渐笼罩了这个城市。
到达米兰二十四小时后，他终于再次回到他的房间。他冲了个澡，洗去一天的劳顿，把自己漂亮的双手在一盆冷水里泡了一会儿，然后穿戴整齐，去吃晚饭喝鸡尾酒了。
在进酒吧享受自己常喝的康帕利和苏打水之前，他在前台停了下来，告诉服务员晚餐后帮他把账结清。他订了次日早上五点半的叫早服务，还要了杯茶。
他又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用剩下的里拉结了账，七点刚过就上床睡觉了。
杰斯佩尔·奎格利爵士背着手，俯视着外交部窗子下面一尘不染的近卫兵阅兵场。一队近卫骑兵秩序井然地踏着步点，穿过砾石路，向着白金汉宫的方向走去。
这是一副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让人印象深刻。很多个早上，杰斯佩尔爵士都是这样站在自己英国外交部的办公室窗前，注视着这一极富英国特色的场景。每当站在窗边，沐浴着阳光，看着身着蓝色军服的骑兵经过，游客们翘首欣赏，听着穿过广场传来的马具和马刺碰击的叮当声，精神抖擞的马匹打的响鼻儿声以及老百姓的惊讶赞叹声，常常让杰斯佩尔爵士感到，所有在此之前在其他小地方做大使的那些虚度的岁月都得到了补偿。每当看到这个情景，他总会肩膀微微后张，扎在条纹裤子里的小腹轻轻收紧，一股由衷的自豪感让他下颌抬起，连脖子上的皱纹都“熨”平了。有时候，听到马蹄踏在砾石路面的嗒嗒声，他会从办公桌旁起身，站到新哥特式风格的窗前，看着马队经过，然后才回去处理文件或是国家大事。不过有时，回想起巴黎人半长的皮靴和柏林人的长筒马靴曾经试图跨越海峡改变眼前这一切，用皮靴的践踏声取代马刺磕碰的叮咚声，他就觉得鼻子一酸，眼睛一热，急忙回到他的案牍里去了。
不过今天早上却不然。这会儿，他正怒气冲冲地瞪着窗外，用力抿紧双唇，以致本来就血色不多的薄唇，几乎看不出血色了。种种迹象表明，杰斯佩尔·奎格利爵士正处于盛怒中。当然，他这会儿是独自待在办公室里。
他是法国科的负责人，但关于海峡两岸国家间的友谊问题从不需要他去裁决。所谓友谊，他这一辈子都没体会出分毫。他只是外交部一个科室的负责人，职责是研究那个该死的地方的各种事件、野心、行动，以及不时出现的阴谋，然后向常务次官报告，并最终送达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手中。
他具备一切必需的条件，不然他也就不会获得这一任命了。他在法国以外的地方从事外交工作多年，成绩卓著；具备一贯恰当的政治判断——虽然总是犯错，但也都是为了与他当时的上司保持一致而不得不那样做的；他个人的记录非常好，值得引以为豪。他既没有犯过大错，也从没有“对”得令人难堪；他从不支持非主流观点，或是提出与整个体系中最高层中占绝对优势的观点相左的意见。
他与当时英国驻柏林大使的女儿的婚姻自然也不会有任何害处。事实上，那个女人真不是个结婚的好对象，但他的岳丈后来成了国务副大臣助理。同时，这也使得一份一九三七年他从柏林发出的倒霉的备忘录被人们遗忘了——那份备忘录上说，德国重新武装从政治意义上讲对西欧的未来没有实质影响。
战争期间他回到伦敦，有一阵子在巴尔干科。他力主英国支持南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游击队[8]。当时的首相毫无理由地偏听另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上尉的意见，年轻的奎格利因此被调到了法国科。那个上尉名叫菲兹洛伊·麦克里恩，他曾伞降在南斯拉夫，他建议支持一个叫铁托的可怜的共产党人。
到法国科之后，他成为鼓吹英国支持阿尔及利亚吉罗将军的主要人物，并因此声名鹊起。如果吉罗不是被另一个驻在伦敦的资历更浅的法国将军取代的话，这原本也应该是个不错的政治方略。那个法国将军一直致力于组建一支叫作“自由法国”的部队。至于温斯顿·丘吉尔为什么对这位法国将军一直念念不忘，哪个行家都猜不透。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法国人都有用，所以也没人能说杰斯佩尔爵士(一九六一年，杰斯佩尔因在外交界的“卓越”服务，被授予爵士爵位)缺乏成为一名优秀法国科领导的基本资质。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四日，戴高乐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发布会结束之后，杰斯佩尔爵士与法国外交大臣进行了二十分钟颇不愉快的会晤，这使得他对于法国总统本人更加没有好感了。
有人敲门。杰斯佩尔爵士从窗边转过身来，从面前的记事本上拿起一张薄薄的蓝色纸页，仿佛刚刚开始阅览一般。
“进来。”
年轻人走进办公室，关上门走到办公桌前。
杰斯佩尔爵士从半月形的眼镜片上面打量了一下他。
“啊，劳埃德。我正在看你晚上递交的这份报告。有趣，很有趣。一个法国高级探长向一位英国高级警官做出的非官方请求。之后该请求被转给一位英国政治部资深警司。该警司认为应该向一位年轻的情报处成员咨询，当然也是非官方的。是这样吧，嗯？”
“是的，杰斯佩尔爵士。”
劳埃德望着站在窗边的这位外交家的瘦小身形。他正在看着自己的报告，好像之前从没读过一样。他知道，杰斯佩尔爵士至少已经好好读过内容了。现在这样浑不在意的研究很可能只是一种姿态。
“而且，这位年轻军官认为，他可以帮助政治部的官员，因此并没有向上级请示便向其提供了某些意见。该意见毫无根据地认为，一名表面上是商人的英国公民实际很可能是一个冷血杀手，对吗？”
劳埃德心想：这个老浑蛋究竟要说什么？
很快他就明白了。
“让我感兴趣的是，我亲爱的劳埃德，尽管这个请求——当然，是非官方的——是昨天早上做出的，而外交部和法国事务关系最密切的部门负责人却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后才被告知。这件事有点古怪，你说是吗？”
劳埃德明白他的意思了。这是部门之间的勾心斗角。不过他也清楚，杰斯佩尔是一个相当有权势的人，他在官场混迹数十年，精通权力斗争。和国家大事比起来，这些特权机构的人通常会花更多的心思在权力纠纷上。
“尊敬的杰斯佩尔爵士，托马斯警司于昨夜九点对我提出请求。正如您所说，是一个非官方的请求。而我的报告递交时间是当天夜里十二点。”
“对对。但我也注意到，他的请求同样是在当天夜里十二点前被执行的。现在你能告诉我那是为什么吗？”
“我以为这种请求，是在正常的部门合作范畴内的。”劳埃德回答。
“你现在还这样认为吗？现在还这样认为？”杰斯佩尔爵士已经放弃温和询问的姿态，有些恼羞成怒了，“但显然不是你们情报处和法国科之间的内部合作是吧，嗯？”
“杰斯佩尔爵士，我的报告现在正在您手里。”
“有点儿晚啊，先生，有点儿晚。”
劳埃德决定反击。他知道，如果他在是否该请示上级的问题上犯了错的话，那也该向他自己的主管领导汇报，而不是杰斯佩尔爵士。情报处的头儿深受下属的爱戴，因为他不允许除了他本人之外的任何人训斥他的下属，所以法国科负责人这样的官僚不喜欢他。
“什么太晚了，杰斯佩尔爵士？”
杰斯佩尔爵士抬起头恶狠狠地看着他。他并不打算掉到陷阱里——承认自己不愿意向托马斯提供线索。
“你肯定认识到，这里涉及一位英国公民的姓名。他被怀疑却没有任何根据，更不用说什么证据了。你难道不认为，以请求的标准来说，用这样恶意的方式讨论一位绅士的姓名和名誉，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程序吗？”
“我认为，向政治部警司透露一名男子的姓名只是为调查提供一种可能性，这并不能被称为恶意的讨论，杰斯佩尔爵士。”
外交官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愤怒，嘴唇抿得更紧了。傲慢无礼的小子，不过很狡猾，必须小心提防。他压住火儿。
“我明白，劳埃德，我明白。显然你想向政治部提供帮助，是一个非常值得赞赏的行为，当然如此。但是，要求你在行事之前先和上级商量一下是对你要求太高了吗？”
“您是在问，杰斯佩尔爵士，为什么没有通知您吗？”
杰斯佩尔爵士脸涨红了。
“是的，先生，我是这个意思，先生。这正是我对你的要求。”
“杰斯佩尔爵士，我对您很敬重。但我想我必须请您注意我隶属情报处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您不认可我昨天晚上的做法，您应该和我的上司谈，比直接找我本人更合适些。”
合适？合适？这个年轻人傲慢又自负，他是在告诉法国科负责人做什么合适，做什么不合适吗？
“我会的，先生，”杰斯佩尔爵士怒气冲冲地说，“我会的。而且措辞将十分严厉。”
劳埃德没有请求允许，便转身离开了办公室。那老家伙不会让他好过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他能够解释的也只有布莱恩·托马斯的请求看来很紧急，时间可能很紧迫之类。如果他的上司也认为他应该走正常的程序，那他就得自认倒霉了。不过至少他那是被自己的上司责骂，而不是这个奎格利。哦，这个该死的托马斯。
不过，杰斯佩尔爵士这会儿正在为是否该去告状犹豫不决。从理论上讲，他是对的。有关凯斯洛普的信息，尽管已湮没在长期弃置的档案里，也还是应该经由上级主管批准才能对外透露，但不需要他的批准。作为法国科的负责人，他只是情报处材料的使用者，而不是他们的领导。他可以去向那个主管情报处的爱唱反调的天才告状，也许能让他好好收拾劳埃德一顿，毁了那个小浑蛋的前程。但他可能也会被对方反唇相讥——未经他的允许，私自召唤一名情报处军官，那他可就是自讨没趣了。而且，情报处的负责人似乎与某些最高当局的人关系极为密切。他们经常一起打牌，去约克郡打猎。还有一个月就要到主显节[9]了，他还希望届时能收到请柬呢。最好还是别管这事了。
“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做错了。”他一边望着近卫骑兵的行进队伍，一边想着。
“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做错了。”刚过一点，他在俱乐部对和自己一起午餐的客人说，“我估计他们会继续这样的，而且还会与法国人合作。希望他们不要干得太卖力，对吧？”
这个玩笑开得很不错，他自己也很得意。不幸的是，他并不很了解和他一起午餐的这位客人——此人也和最高当局的某些人关系密切。
下午四点前，首相在下院答复质询后返回唐宁街十号，杰斯佩尔爵士的这个不错的小玩笑便传到了首相的耳朵里；几乎与此同时，一份都市警务处长的个人报告也被送达首相眼前。
四点十分，托马斯警司办公室的电话就响起来。
整个早上和下午的大多数时间，托马斯一直在努力追踪一个除了名字他一无所知的人。和平常一样，调查一个已知肯定在国外的人，总是从护照处开始。
早上九点护照处一开门，托马斯就去了一趟，拿回了六个查尔斯·凯斯洛普申领护照的表格影印件。不幸的是，他们都有中间的名字，而且全都不一样。他还拿到了每个人的照片，不过他保证过，复印完毕就归还护照处资料室。
有一本护照是一九六一年一月提出的申请，在此之前，这个查尔斯·凯斯洛普从没有申请过护照的记录，尽管这个情况很重要，不过并不能说明什么。如果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用的是别的名字，那后来的传闻又怎么可能把被称作凯斯洛普的他和刺杀特鲁希略联系到一起呢？托马斯决定把这份护照申请书先放下。
另外五个人中，其中一个看来太老了，一九六三年八月的时候他都六十五岁了，剩下的四个有可能。他们是否符合勒贝尔描述的“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特征并不重要，托马斯就是想把所有可能都排除掉。如果所有六个人都可以排除嫌疑，不是豺狼，那更好。那他就可以据此无愧于心地答复勒贝尔了。
每份申请都有一个地址，两个在伦敦，两个在外省。仅仅打个电话，找查尔斯·凯斯洛普先生并问他一九六一年是否到过多米尼加共和国是不够的。即使他到过那儿，他现在也可以否认。
四个列在最上面的嫌疑人在职业一栏里，没有一个写的是“商人”，这也无法得出结论。劳埃德的报告说，那时候酒吧里传闻说他可能是商人，但那也有可能是错的。
早上的时候，接到托马斯电话要求的几个郡和自治市镇的相关人员都开始追踪那两个在外省的凯斯洛普。一个仍然在上班，计划周末带家人去度假。中午吃饭时间他被警察护送回家，护照被仔细检查了一下。上面没有一九六○年或者一九六一年进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签证章。护照只用过两次，都是去的西班牙，一次是去马略卡，另一次是去科斯达布拉瓦。而且，在他工作的地方调查发现，这个查尔斯·凯斯洛普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从未离开过他供职的汤品工厂会计部。他在那个工厂工作已经十年了。
另一个凯斯洛普被查到正在伦敦郊外布莱克普尔的一家酒店。他身上没带护照。他被劝说同意授权他居住城镇的当地警察从他隔壁邻居处借得他住所的钥匙，并到他写字台最上边的抽屉里查看他的护照。这本护照上也没有多米尼加警察的签证章。调查这个人的工作地发现，他是个打字机维修技师，一九六一年里，除了夏季休假，他一直都没离开过他工作的地方。他的保险卡和考勤卡都证实了这一点。
伦敦的两个查尔斯·凯斯洛普，一个是蔬菜店老板。两个轻声细气的便衣警察跟他谈话时，他正在店里卖菜。他就住在店铺的上面，所以没用几分钟，他便把护照找了出来。和其他人一样，没有迹象表明这本护照的持有者去过多米尼加共和国。被问到这个问题时，这个蔬菜店老板告诉两个警长，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岛国在哪里。
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核实起来颇为费力。警员按表格上四年前申请护照的地址前去查看，那是海格特的一个公寓区，该处产业的经营代理商查了他们的记录发现，此人于一九六○年十二月就搬走了，没有留下新地址。
不过至少托马斯知道了他的中间的名字。虽然查询电话号码簿一无所获，不过运用政治部的特权，托马斯从邮政总局办公室获悉，有一个C. H.凯斯洛普未在电话号码簿上登记过的伦敦西区号码。这个凯斯洛普名字的头一个字母和没找到的那个查尔斯·哈罗德一致。托马斯查询了该市选民登记处，找到了他的电话。
是的，市政厅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确实有一个查尔斯·哈罗德·凯斯洛普先生租住过之前那个地址的公寓，他的确是该市的居民，名字也登记在该市的选民登记簿上。
然后，警察造访了那套公寓。门锁着，按了很多遍门铃都没人应答。附近的邻居也不知道凯斯洛普在哪儿。警车回到苏格兰场后，托马斯警司开始尝试一个新方法。他让国税务局去查一个叫查尔斯·哈罗德·凯斯洛普退税记录上的个人地址。尤其要注意的是：谁雇了他？过去三年是谁雇了他？
正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托马斯拿起电话，表明了身份，他听了几秒钟，眉毛一下扬了起来。
“我？”他问道，“什么，个人召见？是的，当然。我立刻就来。只给我五分钟？好的，再见。”
他离开大楼，穿过议会广场，一路擤着鼻子让鼻子通畅一些。虽然夏日炎炎，但他的伤风似乎更严重了。
他从议会广场一直走到白厅，然后在唐宁街第一次左拐。和往常一样，这里很阴暗，太阳从来都照不到这个住着英国首相的不显眼的小巷。唐宁街十号门前有一小群人被两名神情冷漠的警察挡在马路的一边，他们也许正在看川流不息的信使带着要传递的淡黄色信封到达大门，也许是希望从哪个窗户里看一眼那个大人物的身影。
托马斯离开马路，向右穿过一小片铺着草坪的天井，来到了唐宁街十号的后门。他按下门旁的门铃。门立刻开了，一名身材魁梧，身着制服的警官出现了，并且立刻认出了他，向他敬礼。
“下午好，长官。哈罗比先生让我领您直接去他的房间。”
詹姆斯·哈罗比，就是几分钟前打电话给托马斯的那个人，他是首相人身安全的负责人，现年四十一岁，不过看起来很年轻。虽然他只受过中等教育，但在调到唐宁街之前有着辉煌的纪录。他和托马斯一样，都是警司。托马斯进屋时，他站起身。
“进来，布莱恩。见到你真是太好了。”他冲那个警官点点头，“谢谢你，查尔默斯。”警官退了出去，关上房门。
“什么事？”托马斯问道。哈罗比惊讶地看着他。
“我还指望你告诉我呢。他十五分钟前给我打电话，说了你的名字，要立刻见你本人。你想起什么事了吗？”
托马斯只能想到他正在处理的那件事，而使他惊奇的，却是在那么短时间里首相就知道了。况且只有当首相不能信任自己的安保人员时，他才会直接找其他人。“我不知道。”他说道。
哈罗比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要了首相的个人办公室。线路接通了，一个声音问道：“什么事？”
“我是哈罗比，首相。托马斯警司来了……是的，先生。现在就去。”他挂上电话。
“直接进去，快点儿，肯定是出什么事了，有两个部长都还在等着呢。跟我来。”
哈罗比领着他出了办公室，顺着走廊走向远处一扇包着绿色厚呢的门。一名男秘书走了出来，看到他们便向后退了一步，把门拉开。哈罗比把托马斯让进去，通报道：“托马斯警司，首相先生。”然后他退了出去，轻轻地关上门。
托马斯觉得这间办公室很安静，高高的天花板，装饰考究，到处是书和报纸，有股烟草和木头板壁的味道。这更像是一个大学导师的房间而不是首相的办公室。
窗边的那个人转过身来。
“下午好，警司。请坐。”
“下午好，先生。”他找了一把对着办公桌的直背椅，坐在边缘上。以前他从没有机会这样近距离地看首相，而且也没有单独见过。他觉得那双眼睛很忧郁，几乎筋疲力尽，眼睑也垂着，就像跑了很远很远的猎犬，目光中没有一丝快乐。
首相走向办公桌，坐在桌子后面，房间里很安静。托马斯听到一些白厅的人传出的风言风语，不过可能不全是因为首相的健康，还因为首相刚刚竭尽全力处理完一桩政府高层官员的桃色丑闻。即使如此，他眼前的这个人看起来那么劳累，脸色那么暗淡，仍让他感到很震惊。
“托马斯警司，我得知你目前正在进行一项调查，该调查是应昨天早上巴黎方面司法警察署的一名高级警探电话提出的请求而展开的。”
“是的，首相先生。”
“该请求源自法国安全部门担心有人可能要行刺。很可能是一名被‘秘密军组织’雇佣的职业刺客，要在将来某个时刻在法国执行一项任务？”
“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样对我们说，首相。他们的请求只是要我们就任何我们可能知道的职业刺客的身份向他们提供意见。至于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意见，他们没有给予解释。”
“尽管如此，你能从这样的一个请求里推论出什么吗，警司？”
托马斯轻轻地耸了耸肩膀。
“和您一样，首相。”
“确实如此。法国当局要找这样一个人……一类人的原因，用不着什么天才，谁都能推论出来。如果确实有这样一个人已经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你推测，他的最终目标会是什么？”
“喔，首相，我猜他们担心有刺客要刺杀他们的总统。”
“很对。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
“是的，不是第一次，先生。已经有过六次了。”
首相盯着面前的文件，仿佛在他任期将尽的最后几个月里，这些文件可以为他就这个世界正要发生的事情提供一些线索一样。
“警司，你知道吗，如果你的调查稍稍马虎一点，这个国家里的一些人，一些拥有绝对权力的人，会很高兴？”
“不，我不清楚。先生。”首相究竟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呢？
“你是否可以就目前所做的调查，简单介绍一下情况？”
托马斯从头说起，简单明了地告诉首相从政治部刑事档案开始的追踪，和劳埃德的谈话，提到的一个叫凯斯洛普的人，以及目前为止对这个人的调查情况。
当他讲完，首相站起来走到窗边。从那里可以看到洒满阳光，铺着草坪的庭院。他望着庭院，看了很长时间，肩膀垂了下来。托马斯心想：他在想些什么呢？
也许他现在想着的，是阿尔及尔城外的那片海滩。他曾在那里和那个高傲的法国人一起漫步聊天。现在这个人正在三百英里之外的另外一间办公室里管理着他自己的国家。那时候他们都比现在年轻二十岁，很多事都还没有发生。
也许他现在正想着的，还是那个法国人。他正坐在爱丽舍宫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八个月前，他用铿锵有力的言辞，摧毁了英国首相使其政治事业达到巅峰的希望。首相本想在自己退休之前能够实现一个伟大的梦想——让英国加入欧共体。
或许他可能只是在想过去的那几个月痛苦的日子——那桩政客的桃色丑闻几乎让英国政府倒台。他已是一个老人了，在他的世界里，他始终奉行着自己的标准；他相信那些标准，遵从那些标准。但现在的世界不同了，到处是新的人，新的概念，而他，则属于过去。他知道现在有新标准吗？也许他隐约意识到了，但不喜欢。
可能他是知道的，他向下看着，洒满阳光的草地在面前铺展开来。手术拖不了多久了，他也即将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了，用不了多久，这个世界就要交给年轻的一代。大部分的世界都已经交给他们了，但会交给皮条客和妓女，或是间谍和刺客吗？
托马斯从后面望着，面前这位老人的肩膀又逐渐坚挺起来。他转过身。
“托马斯警司，我希望你知道，戴高乐将军是我的朋友。如果确实有来自远方的危险威胁到他，而且这种危险源自这个岛国的某位公民，那么这个人必须被制止。从现在起，你要全力以赴进行调查。从这一刻起，我会亲自授权你的上级，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向你提供一切帮助。经费和权限都没有限制。你有权征调任何你希望来帮助你的人，有权获得这个国家任何部门的官方档案以帮助你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我亲自下令，在这件事上，你将与法国当局毫无保留地合作。不管法国方面要寻找并予以逮捕的人是谁，不管他是不是英国公民，也无论他是否在我们的领土内行动，你必须找到他之后才能终止调查。那时你再回来，亲自向我报告。
“如果这个凯斯洛普，或者任何其他持有英国护照的人，有理由被认为可能是法国方面要找的人，你就拘捕他。不管他是谁，必须制止他。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再清楚不过了。托马斯确信，一定有什么消息传到首相耳朵里了，所以他才会发出刚才下达的那些指示。托马斯怀疑这与希望自己的调查没有进展的悄悄话有关。但他不能肯定。
“是，先生。”他说道。
首相低下头，示意谈话结束了。托马斯站起来走向房门。
“呃……首相。”
“嗯？”
“还有一点，先生。我不是很确定，对于两年前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这个凯斯洛普的传闻，您是否希望我把相关的调查情况告诉法国方面？”
“你现在是否有理由相信，这个人过去的行为经判断与法国方面希望甄别的人的特征相吻合？”
“没有，首相。除了两年前的传闻，我们没有任何根据怀疑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查尔斯·凯斯洛普。我们目前都不知道，我们花了一下午的工夫，试图追踪的这个凯斯洛普是不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加勒比的那个。如果不是，那么我们还得从头开始。”
首相想了一会儿。
“我不希望你用两年半前一则未经证实的传闻向你的法国同行建议，浪费他们的时间。注意‘未经证实’这个词，警司。请你继续全力调查此事。一旦你觉得对这个或别的查尔斯·凯斯洛普掌握了足够的信息，使得关于他与特鲁希略将军被杀事件有染的传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你就要立刻通知法国方面，同时追踪这个人，无论他在哪里。”
